法律价值与律师实务论文

摘要：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如何针对外部环境以及共同体内部成员的特性形成法律职业共同思维和进行体系变革与建设成了法律职业共同体发展的关键点。本文分析了共同体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并为其建设发展中的问题解决提出措施和建议。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法律价值与律师实务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法律价值与律师实务论文 篇1：

律师量刑建议权问题探讨

[摘　要]刑事司法中量刑轻重的问题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我国刑事诉讼中罪刑法定原则的落实适用。在我国，法官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下，在刑事诉讼中除了赋予人民检察院以量刑建议权的同时也赋予直接参与案件调查取证整个过程中的律师以量刑建议权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律师作为专业的法律人士，其在司法诉讼中不仅要起到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也需要雏护法律在每个公民心中神圣的地住。

[关键词]量刑建议权；律师；自身价值；平等

近年来理论界一直探讨的只是有关于赋予检察院量刑建议权的优缺点，而很少涉及有关律师量刑建议权的探讨。在刑事司法实务中，尤其是在我国刑法法定刑幅度范围大，法官拥有较大自由裁量权的司法现状下，在赋予检察院量刑建议权的同时，赋予律师量刑建议权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我国现今的司法状况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赋予律师量刑建议权有利于律师自身价值的实现

现今的法律界常常将律师的价值局限于当事人利益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诉讼中维护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往往忽略了律师作为法律专业人士其内在的价值——促使法律价值的实现。

(一)赋予律师量刑建议权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律师作为案件的直接参与的当事人，其直接参与了案件调查取证、诉讼、庭审整个阶段，因此律师可视为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最了解案件的人员之一。赋予了律师以量刑建议权，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少司法实务中重罪轻判，轻罪重判现象的出现，敦促法院在审判阶段正确适用法律，切实做到罪刑法定，罪行相一致的原则，进而履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职责。

(二)赋予律师量刑建议权有利于律师职业素质的提高

现今在没有赋予律师量刑建议权的情况下，律师只能对是否适用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提出自己的意见，而对具体适用何种刑罚，量刑多少没有建议权。这就从另一个方面导致了我国现今律师群体职业素质普遍较低的现况。律师不具有量刑建议权，使得律师没有意愿去追寻法条，寻找法条背后的真实含义，甚至有些律师对案件中应该适用哪些基本法条都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能让我们的律师来谋求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呢。相反，当律师有了量刑建议权之后就会迫使律师认真研究案情，专研相关法条，法规，以及现实中相关的案例。这一切在无形之中都对律师职业素质的提高有着莫大的帮助。

二、赋予律师量刑建议权有利于实现控辩双方地位的平等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明确规定，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但是在司法实务中，辩方显然处于法律中的弱势地位，正三角形不再是正三角形，而是偏向于公诉方的三角形。显然在控方有国家作为其力量后盾的情况下，以私人名义参加诉讼的辩方处于弱势地位是理所当然，在诉讼中，审方偏向于控方也是意料之中的事。而在我们赋予了控方以量刑建议权后，这种不平等的偏向显得更加明显。因此，赋予律师量刑建议权在我国现今的司法实务中具有重要意义，只有赋予了律师量刑建议权才能让真正实现在诉讼中控辩双方处于平等地位的目标更进一步。

三、赋予律师量刑建议权有利于规范我国的司法秩序

不可否认，在我国现行刑法法定刑幅度大，法官具有较大自由裁量权的司法现况下，法官利用自己手中的自由裁量权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

法官作为人群中的一员，他不可能活在真空中，他有着自己的交际范围，有自己的亲戚朋友，有自己的物质精神需要，这就给了那些不法分子以契机，他们或托人，或送钱送礼，希望那些法官在法定刑的范围内把刑期定的最低。

而当我们赋予律师量刑建议权后，法官需要根据律师以及检察院两份意见来进行最后审判，这就有利于判决的公正，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一方的个人观点的准确性远不如双方意见的综合。并且法官须对不采用哪方的量刑意见做出自己的解释，倘若如此我国司法秩序将会得到进一步完善，维护法律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当然前提就是律师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本着在维护法律公正威严的基础上，寻求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一味追求金钱，昧着良心替那些万恶之徒辩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律师的一切辩护都必须在尊重事实法律的基础上。

四、赋予律师量刑建议权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

律师作为案件的直接参与者，其对案件事实的了解程度显然高于位于审判席上的法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律师比法官更具有资格来给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但限于律师作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利益代表人的身份，作为辩护律师只能以证据，以及在庭审中与控方的攻守中向作为案件最终裁判者的法官来重塑案件事实。

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控方在收集证据时，不仅需要收集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不利的证据材料，还需要收集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材料，但在司法实务中，限于控方为被害人利益的代表，在收集证据时，显然会更加注重收集对被害人有利的证据，而容易忽略了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但作为辩护律师则会责无旁贷地收集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因此在证据的收集过程，显然律师能够收集到相较于控方更多的利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证据。因此赋予了律师量刑建议权，律师作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利益的最直接代表提出自己的量刑建议，控方作为被害人或者国家的利益代表提出他们的量刑建议。综合这两份来自利益冲突方的量刑建议书，法官再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就能更快更好地作出最科学的判决，大大节省了法官的工作量，提高了司法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也能遏制我国目前司法实务中的重刑主义倾向。

五、赋予律师量刑建议权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

在现行刑事诉讼体制下，由于辩方包括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对量刑都没有发言权，导致审判机关、控方处于比较强势的地位，辩方处于弱势。如果赋予辩护律师量刑建议权，而且规定审判机关的量刑判决不能超过公诉机关、辩护律师双方的建议，这样就可对审判机关在庭审中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适当的约束，从而使整个刑事诉讼的格局更趋平衡。一旦这种平衡的刑事诉讼格局得以建立，法官的判决无论是对于被害人而言，还是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来说都是公正合理的判决，由此在司法实务中将大大减少检察院的抗诉，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上诉等再审程序的出现。

在我国法制建设起步较晚，司法专业人士紧缺的情况下。赋予律师这个庞大的法律专业人士群体以量刑建议权对于节省我国本已匮乏的司法资源的重要意义显而易见。

在英美法系中有一种众所周知的控辩交易，即检方在审判前与被告及其律师进行谈判、以撤诉，降低指控或建议法官从轻量刑为条件换取被告的有罪供诉，从而避免开庭审判的制度。从现今国情来看，要在我国实行控辩交易制度显然还为时过早，但律师量刑建议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中国的“控辩交易制度”。

目前律师的量刑建议权问题在理论界的探讨谓之甚少。在实务界虽然有不少从事于司法实务第一线的资深律师意识到了这项权利，但是在我国现今天情况下，律师的量刑建议权作为一种处于萌芽阶段的新生事物，毕竟难逃新生事物的成长规律，她的成长必将经过—个痛苦的阶段，权利的取得不能依赖于恩赐，唯有长期奋斗在司法实务第一线的律师群体不断地争取，以及理论界对律师量刑建议权问题的大范围论证，如此“培土”，才能让律师量刑建议权这个新生事物茁壮成长。

作者：孙 勇

法律价值与律师实务论文 篇2：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设

摘 要：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如何针对外部环境以及共同体内部成员的特性形成法律职业共同思维和进行体系变革与建设成了法律职业共同体发展的关键点。本文分析了共同体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并为其建设发展中的问题解决提出措施和建议。

关键词：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律职业共同思维；建设建议

作者简介：丁泽仁，（1994-），男，浙江舟山人，华东政法大学律师学院本科在读。

一、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概要

（一）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含义

1.内涵

法律职业共同体是以法官、检察人员、律师及法学研究者为核心的法律职业人员，以及在法律工作中进行相关工作的法律从业人员所组成的具有特殊职能和任务的社会群体。法律职业共同体主要是功能意义上的共同体，它依靠其内在价值的认同一致而得以维系。

2.外延

（1）以法条分析和法理研究为研究对象或讲授内容的职业工作者。如法学家，法学研究者以及法学讲师和教授。

（2）法律具体实务操作人员和组织。如律师和非国家机关法务工作者。

（3）国家机关中有国家公务员身份的法律专职人员和组织。

（4）法律行业协会等与法律职业相关的法律从业人员的社会组织，如法官协会、检察人员协会及律师协会等。

（二）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的原因

法律职业的特定内涵和要求使这些人员因其共同的法律教育和职业训练，形成统一的法律知识背景和思维模式，长期在法律领域产生交集，而逐步形成基于职业目标与要求的工作群体，因其在依法治国全面推进的背景下，形成逐渐相近的价值观和愈发多的法律共同语言，群体之间的依赖程度与协调要求越发提高，基于共同的法治观念和共同的职业范围，该群体随着法治的发展，逐渐发展为共同体，并维护共同体的利益。

（三）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和发展的任务

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和发展的任务，在整个司法实践变革中和法治推进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设和发展起到引领和指导的作用，该任务也是其建设和发展的措施落脚点。就具体的任务而言，有以下几点：

1.逐渐形成共同体建设所需要的法律职业共同思维。

2.通过司法改革，逐渐改进共同体的外部环境。

3.提升共同体内各成员的法学素质。

4.通过加强法律的保障和外部政策的支持，为共同体内各成员职能高效地、最大限度地发挥松绑。

5.优化共同体内部体系，变革共同体各成员间的关系。

二、法律职业共同思维的建设

（一）法律职业共同思维的含义

法律职业共同思维是指法律职业共同体所需要的基于一国的法律法规以及法律体系形成的对法律现象的共同思维模式。即对于某一法律现象或某一法律事实的法律法规适用和解读，有着统一的思考角度和法律判断。

这种共同思维并不是指就某一法律问题的看法基于法学理论而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同，而是就一国法律所采用的理论在法律适用上及事实认定上，经过正确完整的推理分析后得出统一的意见。

（二）我国建设法律职业共同思维的背景

巴特勒认为“法律家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正是在法学院时最初形成，之后在法律事务所和企业以及法律机构的进一步训练或学徒通常予以遵循”。然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因历史社会原因有其特殊情况。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的法学知识背景和法律素养不同。一部分法官和检察人员由军人干部或其他工作人员转业而来的，律师和法学研究者的法律素养又参差不齐，共同体内的成员的来源渠道和知识背景等差异甚大，这些都导致了进入共同体的成员间职业门槛不同，以至于难以基于共同的法学素养和教育背景产生对共同体的认同感。故我国至今尚未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稳定的法律职业共同思维。我国独特的历史政治原因决定了法律职业共同思维的构建对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设存在着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三）建设法律职业共同思维对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性

法律职业共同体间在司法实务和理论探讨中出现了大量争议和分歧，以至于针对明确的法律适用问题甚至明确的事实也会产生较大的偏差，且有些观点从法律条文或法学理论上都难寻依据。这种差别不是因依据不同的法学理论造成的，而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内的成员法学基础的薄弱及认知的偏差所导致的。共同体内的不同成员对我国法律理论的理解程度不同，造成了各成员思维体系出现了偏差。而这些分歧与矛盾会导致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的分化甚至分裂并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及发展产生很大影响。因此法律职业共同思维的形成有其重要性。

（四）法律职业共同思维建设的建议

1.进一步明晰我国在各个领域所构建的法律体系、所采用的法律理论以及相关法律条文及解释。

2.提高法律职业共同体中法律职业人员的执业准入门槛，以一定的法学功底严格要求法律从业人员。

3.改革与完善法学教学体系和职业资格考试制度。提升法律职业人员的以我国的法学知识体系和理论为基础的法学功底和法律素养。使真正符合从事法律职业工作，真正适合加入共同体，真正把握我国法律价值体系的人被选拔入共同体。换言之，要形成一整套与法律职业特点和职业要求相适应的，由不同阶段的教育、考试和培训制度相衔接的，一体化的共同体培养模式。形成一个统一的门槛标准。

4.加强共同体内相同、不同职能成员间的交流，包括法学理论的交流和法学思想、思维的交流，加深彼此间的理解，促进法律职业共同思维的形成。

5.树立统一的法律职业价值观，并进行宣传，增加法律人员以及社会其他人员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认同，并增加对统一的法律职业价值观的认同。

三、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具体建设建议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设取决于其所处的外部法律运行环境，包括法律运行环境所提供的条件和带来的影响，也取决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各主体职能的建设与发挥以及相互之间的协调与作用。

（一）建设的外部动力

1.外部环境独特影响力的原因

从外部环境的角度看，因为我国长期以来有着集权、一统、顶层指令以中央为核心向全国范围辐射的传统，以及强调公权力宏观政策和国家整体环境对社会各方面的主动影响力的特殊国情。因此对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设来说，领导层对法律的重视度和推行的方针政策以及国家法律整体的运行环境是发挥着基础影响力的，故全面推进法治的背景以及外部政策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支撑。

2.“法制”和“法治”的区别

“法制”是“以法治国”，是指在国家社会各方面的活动进行管控与治理有来源于法律的依据，法律成为法律执行者的工具；而“法治”是“依法治国”是指国家机关在社会管理方面进行活动的权力由法律授权，依照法律的规定严格执行，并且受法律监督和制约。该法律所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其强调法律执行者是法律的工具与意志传导者，法律是法律执行者权力的唯一来源，是法律执行者权限的规范。

3.法制背景下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的阻力

法律在法制的背景下成为治理国家的一种工具。在此环境中，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职能也就只能依赖于法律管理工具职能进行发挥和践行，法官以及检察人员在司法实务中所能作为的也只能为适用法律所局限，仅仅是根据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再加以司法实践的习惯进行应用；律师也只是通过法律本身进行工具性的运用，依据相关法条的相关规定以及使用相应程序，帮助当事人进行民商事业务代理和刑事辩护。法学研究者因法律工具化也只是带着不大的主动性对一定时期既定的法律进行研究，其研究随立法的变动和司法实践的变动而变动。在此法制环境下，行政机关受法律的制约程度被缩小，其职权滥用可能性会加大，司法机关的权力一定程度上被扩大，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内部就出现了力量的不平等和不平衡，甚至在法律实践中的相互倾轧。这使共同体内部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从而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设构成了极大的阻碍。

4.法治环境对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的作用与法治推进的现状

推进法治建设和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是一个双向的机制和循环的模式。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治环境，要推进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设，则先需为其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因此将原先不利于各个部门和主体构建良性关系以及发挥作用的法制机制改革为法治的运作模式，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才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的基本保证。

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主题，由顶层设计的司法改革模式，对创造更好的法治环境起了很大促进作用，为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领导层应进一步为司法改革而实行更为具体和全面的举措，并通过出台经过认真研究，利于法治环境提升的法案、方针以及政策，以调整法律职业共同体各主体间的关系，从而为各职能主体作用的发挥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同时对各主体职能的发挥的权限也做出明确的规定，防止其权力/权利的滥用。并对各职能主体进行监督，使之在有完善的法律依据下和制约规范的基础上，寻求相互的协作并形成共同体内部协作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以促进整体的发展。

（二）建设的内部要求

在统一的法律职业共同思维和有利的外部条件的基础上，如何基于共同思维进行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各主体职能的建设以及各主体间相互协调配合机制的建设成了主要问题，而这些主要问题的建设方向可以从之前的矛盾取得借鉴，并通过对之前矛盾与问题的解决。

1.法官和检察人员

法官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其审判机关代表的身份与地位决定了其在司法实践和法治推进中的重要作用，其在司法裁决阶段所起到的职能对具体法律案件有着决定作用，因此其在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中扮演主要角色，且成为其它主体在发挥职能时和从事法律工作中必会考虑到的角色。

检察人员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的职业人员。其与法官有很大的关联性：法官和检察人员都是在法律体制内以国家意志对待法律事务的公权力代表。在具体司法实践中，法官与检察人员往往互相协同，这种协同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司法效率的提高，但检察院的设置是为了监督法律的适用和实施以及发挥制约法官的作用，因此其间的关系处理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设和发展来说至关重要，而这种关系需要辩证地处理：首先应当分清两者的职能。法官依法独立审判，客观独立地对待公诉员的起诉意见和举证材料；检察人员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能，对审判程序的运行进行全面而客观的监督。此外也需对之进行专门监督，例如可以采取如下制度：建立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以及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等。

其两者的关系应该维持在必要的工作需要上，在司法工作衔接和配合之外减少和杜绝不必要的接触，同时在把握双方司法工作的独立性上，建立和完善法检双方的工作协作机制，提高各方在工作时的客观性，加深双方对对方的理解，促成良性制约的局面，制约使双方不至于背离法治的最高理念，协作有助于提升双方在工作中的效率。

2.律师

律师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和法学研究者都是体制外的成员。不同的是，法学研究者致力于从理论的角度对法学理论及司法实务中的问题进行研究。但在司法实务中律师的作用是研究者无法比拟的。律师是活跃在体制外执业指向的是实务而非理论的主体。

律师应从自身建设做起，即通过行使自己的法定权利，在执业行为规范内，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应有的功能，即“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与法检不同，律师处在体制外部，长期以来，因执业要求而或多或少地受法检的排挤，与法检的关系也处于非良性状态，其得到的外部政策支持也较少。故提升律师的法律地位并给予其外部条件的支持在现阶段的形势下是特别需要的。共同体内部以及其他社会成员应加深对律师这个行业的认识，进一步健全律师事业发展的机制，优化其执业环境。

就律师与法律职业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而言，其尤应处理好其和法检的关系。在过去甚至现阶段，我国法官和律师并没有产生彼此间的深刻认同。法官认为，体制之外的律师是打着维护当事人权利旗号，追逐利益的法律商人，律师在共同体甚至社会环境中处于法律职业的弱势，这便有了“打官司就是打关系，请律师不如请法官”的笑话。故重新调整律师和法检的关系，使之正常化，并加深共同体中成员本身以及社会对此关系的理解是关键。一方面，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其合法权利的行使须得到保护与法检的配合。首先，律师和法检双方应在自己法定权限内行使权利/权力，不得越权进行司法活动，以减少不必要的摩擦。其次在双方行使合法权利/权力时，应当互相尊重对方权利/权力的行使，在自身权限内予以配合，如检察人员应配合律师行使其阅卷权，法官应尊重律师的辩护权，而律师应尽到不得影响司法人员办案的义务。在司法工作中多是律师和法检在打交道，故律师在工作之外，与法检的关系需保持正常，即不违规会见司法人员，以及在私下里不得和司法人员维持不正当的关系。

3.法学研究者

法学研究者正如之前论述的，应就其职业特点，通过对法理和法条以及司法实践案例的研究，从实践中总结出理论经验并进行理论创新，再通过理论影响和指导实践。以其理论知识进行立法上的建议和司法上的监督，以及研究和监督法检律三方及三方间的关系，提出和创新共同体建设与发展和深化外部法治环境的理论建议，进而推动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

四、结语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需要统一法律职业共同思维的不断形成和巩固，需要外部法治环境进一步深化，也需要职业共同体内部各主体发挥其执业职能。加强各自的法治意识和法律功能并互相间调整好彼此的关系，以共有的法律知识，以一个共同体的力量，推动法治进一步向前，实现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共同的法治目标。

[ 参 考 文 献 ]

[1]张一鸣.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反思与建构[J].理论观察，2010（1）.

[2]王宏林.法休职业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杜，2000.

作者：丁泽仁

法律价值与律师实务论文 篇3：

论诊所式法律教育在中国的本土化构建

【摘要】西南政法大学法律诊所自2007年9月成立以来逐步探索出集社会公益法律援助机构、大学法学教育平台和大学生社会实践社团三位于一体的“西南模式”。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剖析了诊所式法律教育在中国的本土化构建，并尝试解答了诊所式法律教育面临的问题与困惑，希望可以帮助这一舶来品在中国更好地生根发芽。

【关键词】诊所式法律教育；本土化构建；西南政法大学法律诊所

一、概述（一）诊所式法律教育的起源和发展

诊所式法律教育起源于美国，19世纪20、30年代，教育家们开始对传统学院式法学教育模式进行反思与改革，以诊所课程为核心内容的诊所式法律教育应运而生。它实际上是美国18世纪末以前实行的学徒制的律所法律教育的回归与革新，其特点是“仿效医学院利用诊所实习，培养医生的形式，通过诊所教师指导学生参与法律实际应用，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对法律的深入理解，缩小学院知识教育与职业技能的距离，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观念”。［1］1933年，著名法官杰罗姆·弗兰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律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不建立一所诊所式的法律学校》的文章，这篇文章强调并重塑了原有的法学实践教学理念，极大地推动了诊所式法律教育在英美法系法系的推广与发展。（二）诊所式法律教育在中国本土化构建的现状

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侧重强调理论研究和知识灌输，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实践能力的培养，导致学生的综合素质不能满足律师、法官和检察官等法律实务职业的要求。诊所式法律教育的优势恰好可以弥补传统法学教育的缺陷，二者可以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2000年9月，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九所院校先后开设了法律诊所课程，诊所式法律教育正式被移植到中国，开启了在我国本土化构建的历程。随后，法律诊所在中国高校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截至2009年7月，全国已有109所院校开设了诊所课程。诊所式法律教育在中国开展的十年时间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它正在困惑中前进。（三）西南政法大学法律诊所现行发展模式介绍

西南政法大学法律诊所是在学校党委领导、团委直接指导下的集社会公益法律援助机构、大学法学教育平台和大学生社会实践社团三位于一体的组织。它以“所有人的正义”为宗旨，自2007年9月成立以来逐步探索出独具特色的“西南模式”，在全国法律诊所中独树一帜。法律诊所聘请多位法学名师、法官和律师作为指导老师，以多种形式开展法律援助项目，逐步建立并完善了管理与援助制度，初步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运行机制和独具特色的诊所文化。

西南政法大学法律诊所是以学生主导为内部助推力，其日常运作机制分为业务、组织、培训、宣传四大方面，婚姻立法、合同公益、劳动行政和民刑综合四个专业组是学生自主学习和自主管理的基础与支柱。法律诊所主要通过与居民社区合作设立固定法律咨询点来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学生们深入基层，独立接待当事人、撰写法律文书，并有机会参加唇枪舌剑的法庭辩论，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识扶助社会弱势群体，既深化了对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的理解与领悟，又提高了自身的法律职业技能。经过近五年的探索与改进，法律诊所已经建立了一套包括接案、办案和结案三大阶段的科学业务制度。对于办结的案件，通过系统的归档制度予以整理和保存，为进行案例教学和总结实践经验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在培训制度上，法律诊所也逐步完善了适合自身特点的培训方案，包括整个团队的业务能力和合作精神的培训以及各个专业组的组内培训，通过举办情景演练、模拟法庭和心得交流等活动，成员的综合素质得到大幅度提高。二、必要性和重要性（一）诊所式法律教育本土化构建的必要性

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根本理念和精神价值符合我国法学教育和法治现状的需求，这种新的法学教育模式能够充分挖掘与利用我国丰富的法治本土化资源，在肥沃的法治土壤上茁壮成长。

1.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根本理念

诊所式法律教育坚持的根本理念是“以人为本，以社会利益为重”，同时吸收了精英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理念，不仅培养具有高度经验理性的法治精英，而且塑造掌握娴熟技巧的实践人才。它通过让学生脱离象牙塔、置身于错综复杂的司法实践中以及与弱势群体零距离接触，来激发学生的参与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增强法律职业者的社会责任感。诊所式法律教育更侧重于经验和历练，老师与学生平等地发表对案件的看法，在思想交流和碰撞的过程中加深对个案正义与抽象正义的理解，在实践中总结得失、积累经验。

2.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精神价值

诊所式法律教育贯穿着内在的精神价值，那就是信仰和敬畏法律。伯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司法实践是客观现实的，并不是完美无瑕的，司法现实存在种种问题的内在原因是法律没有得到应有的信仰与敬畏，在一定程度上被异化为维护统治和谋取私利的庸俗工具。诊所式法律教育既让学生了解到法律运行的实际情况，感受到重塑法治内在精神的迫切性，又使得到帮助的弱势群体相信社会正义的存在，相信法律是维护权利的坚强后盾，从而在全社会树立起对法律的信仰与尊重。（二）诊所式法律教育本土化构建的现实意义

1.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和实践能力，提高其综合素质

杰罗姆·弗兰克认为，“法律实践与判案不是科学，而是艺术，是律师与法官的艺术。任何一门艺术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可以从书本上得到的，无论是绘画、写作还是法律实践。”［2］既然法律是一门实践生命力很强的艺术，学生就需要具备法律职业者的思维方式和实践能力。诊所式法律教育通过开设实务课程，将法律价值与社会现实有机地融合起来，引导学生从实务角度思考理论问题，掌握从起诉状、答辩状的写作到证据的收集运用再到法庭质证辩论等诉讼案件各个阶段的操作技巧，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2.有助于改革与创新法学教育模式，实现多元化发展

受传统儒家私塾式或书院式教育模式的影响，目前中国的法学教育仍然以老师“传道、授业与解惑”的填鸭式教学方式为主要特色，实践教育环节比较薄弱。而诊所式法律教育是法律实践性教育的经典模式，它遵循了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回归到理论的学习规律，促使学生在努力实现个案正义的同时加深对书本知识的理解与领悟。它完全可以作为传统法学教育的有力补充，也可以推动现有的案例教学、毕业实习等教育方式纵向延伸、取得实效，避免其流于形式。

3.有助于推动法律援助工作的深入开展，救助社会弱势群体

法律援助是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活力源泉，当事人现身说法可以为课堂教学提供丰富的现实案例，学生也可以借此增强对司法实践的驾驭能力。我国的法律服务资源仍然很有限，且地区分布很不均衡，很多贫困的弱者得不到应有的法律援助。接受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学生以法律援助志愿者的身份，凭借对法律的信仰和对正义的敬畏，以其所学帮助正在维权道路上艰难前行的弱势群体，这有利于推动民间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完善我国以官方为主导的法律援助体系。三、问题与障碍（一）宏观层面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同样的道理，诊所式法律教育作为舶来品，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必然会产生“水土不服”的症状，这在宏观上主要表现为两点：

1.诊所式法律教育在中国法学教育中的定位需要明确

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定位是指其与传统法学教育的关系，究竟是整体取代传统模式还是作为传统模式的有益补充，笔者更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传统法学教育是有其存在的社会根基的，它主要强调法律通识教育，而不是职业教育，在我国法治发展水平不高的状况下，传统教育模式更符合国情。因此，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如何使移植的诊所式法律教育与现有的法学教育相衔接，取前者之长以补后者之短，而不是一味地否定传统。

2.诊所式法律教育与法律援助的关系亟待理顺

现阶段，各高校设立的法律诊所一般都承担着法律援助项目的实施任务，这可以为学生接触法律实务搭建一个广阔的平台，也可以缓解法律援助人才短缺的现状，使免费法律服务能够惠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但是法律诊所并不是专职法律援助的官方机构，而主要是学生学习和实践的场所，学生应当以怎样的身份实施援助？法律诊所的责任承担机制如何构建？民间援助组织在我国的法律援助体系中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些都是亟待理清的问题。（二）微观层面

西南政法大学法律诊所在成长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和困扰，其中，最根本的是如何使诊所式法律教育获得持续的内在驱动力。法律诊所的学员和成员都是大二、大三的学生，在传统高等教育模式下，他们身上承受着巨大的课业负担和就业压力，不可能一心都扑在法律援助工作上；而且要完成好这项工作需要面对当事人不信任的眼光，更需要承受社会现实的丑陋面对心灵的冲击，长此以往，学生会对法律实务教育产生“排异反应”，法律诊所就无法获得维系自身前进的内在动力。当然，我们也面临着案件数量较少、质量偏低以及办案经费不足、缺少高素质的专业指导老师等现实问题。四、解决途径

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本土化构建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困境，但是相信在以教育部门为主导、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它一定能够摆脱桎梏，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实践性教育道路，成为中国法学教育的一大亮点。在此，笔者提出四点建议，希望能对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发展有所裨益。

（一）切实转变法学教育理念，努力协调法律文化冲突

受大陆法系注重理性的法律文化影响，当代中国的法学教育是以培养钻研、解决学术问题和重大实际问题的法学理论人才为理念，而发源于英美法系的诊所式法律教育则坚持职业教育的理念，更侧重于培养经验丰富的实务人才。“法律职业与法律教育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两者间应该是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的关系，如法律职业者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应该成为法律教育的目标和要求。”［3］因此，传统法学教育必须融合新的理念，逐步与职业教育接轨，努力培养出一批既精通理论又擅长实务的法律精英。

（二）完善培养模式和管理体制，形成独具特色的诊所文化

诊所式法律教育应当以中国的司法实践为基础建立全方位的人才培养模式，并尝试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使法律职业道德潜移默化地植入学生的言行之中。除此之外，法律诊所还要建立并完善司法行政部门与高校合作的“二级管理体制”，定期进行合理考核，逐步形成严守纪律、团队协作的诊所文化。良好的文化是强大的精神支柱、不竭的动力源泉和坚定的思想保证，“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法律诊所的学生在不断地成长、毕业，而诊所文化和管理体制却是长期延续、弥久不衰的。

（三）加强与社会单位的合作，多途径解决案源和经费问题

针对案源和经费不足这一长期困扰诊所式法律教育向纵深推进的问题，高校法律诊所应该先练好“内功”，进而深入社会矛盾和法律纠纷多发的基层社区，既能够拓宽案件来源渠道，又可以将矛盾纠纷化解于萌芽状态，有益于社会和谐。通过与社区、妇联、工会等单位“结对子”，可以推动法律援助工作在基层的开展，也可以获得一部分资金支持。对于办案经费问题，一方面，可以争取更多的国家财政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可以与律师事务所、基金会等单位合作以筹集社会资金。（四）确立学生法律援助的合法身份，建立责任分担机制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学生从事法律援助工作、帮助当事人出庭应诉，只能以公民的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与律师相比学生的合法身份受到质疑，且缺少法律明确赋予的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权利，这给案件的成功代理设置了极大的障碍。因此，必须完善相关立法，可以仿效美国赋予学生“准律师”地位以及相应的权利，并在司法实践中建立配套的保障机制。诉讼是存在风险的，为了保护学生的切身利益、“填平”因学生的过错而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法律诊所应与当事人签订案件代理风险协议，明确责任划分；还应当建立特殊的风险责任基金，由其对损失给与适当补偿。

参考文献：

［1］甄贞.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0.

［2］张红.学徒制vs学院制——诊所法律教育的产生及其背后［J］.中外法学，2007（4）.

［3］王立民，牟逍媛.诊所法律教育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15.

作者：宋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