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高等教育投资博弈探析论文

[摘要]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不同利益群体对教育权利、教育机会和有限教育资源分配争夺加剧，各方利益的相互博弈，使得教育不公平问题表现日益突出，其中教育制度、教育政策的短缺与不适应成为一个主要原因。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区域高等教育投资博弈探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区域高等教育投资博弈探析论文 篇1：

高校学生贷款的理论基础

摘 要：学生贷款政策，迎合了高校扩招与收费后贫困生数量急剧增长的需要，是一项在全球范围内广为实施、极受欢迎的重要政策。在理论层面，学生贷款因何而产生，学生贷款的收益外溢、价值拓展、主体间关系以及政策归宿有何表现，这些都是需要回应的重要问题。对此，通过论述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与高校学生贷款的源起、人力资本理论与学生贷款的收益外溢、社会资本理论与学生贷款育人的价值拓展、利益相关者理论与高校学生贷款的主体间博弈、教育公平理论与高校学生贷款的政策归宿，可以较为有效地阐释高校学生贷款的理论基础，引领学生贷款的政策实践。

关键词：学生贷款；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利益相关者；教育公平

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收费政策的普及以及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推动学生贷款成为各国政府在高等教育财政领域的重要政策选项。迄今为止，全球已有超过70个国家实施了学生贷款项目，且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考虑推行该项政策。学生贷款究竟何以成为全球范围内关注的热点政策，需要我们回归到理论层面，重新思考学生贷款的成因、收益外溢、价值拓展、主体间关系以及政策归宿等重要问题以找到答案。

一、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与高校学生贷款的发轫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高校生均培养成本的持续上涨、全球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张以及政府公共经费的激烈竞争，世界各国普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等教育财政危机。在此背景下，寻求稳定、充足的经费来源成为各国高等教育财政面临的关键问题。1986年，美国著名教育经济学家布鲁斯·约翰斯通（Bruce Johnstone）在其《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英国、德国、法国、瑞典和美国的学生财政资助》一书中，正式提出了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他认为高等教育成本应根据“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由政府或纳税人负担全部或绝大部分转向至少部分由家长和学生负担，以支付学费的方式补偿部分教育成本。然而，随着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广泛实施，学费标准随之不断上涨，以至超出了低收入家庭的经济支付能力而致贫困学生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面临严峻的挑战。为因应这一挑战，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继推出了以资助高校贫困生入学为目标导向的助学贷款政策并不断在实践中予以完善。从学生的角度来看，能够用助学贷款支付学费给了年轻人投资于高等教育的机会。尽管大部分学生希望由父母或最好是纳税人提供所有费用，但是高等教育带给学生的个人收益显而易见，包括经济方面（例如更高的收入）和非经济方面（例如较高的社会地位，满意的工作，在职业、配偶、住所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从这点来看，这种投资是非常值得的。事实上，政府、高校和企业所能提供的兼职机会均有限，因而对于那些父母根本無法提供费用或只能提供部分费用的学生来说，是否贷款意味着能否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在其他情况下，贷款并不意味着能否上大学的问题，而是为学生提供了更多选择，例如可以少兼职工作几个小时（或者根本就不用工作），或者在校期间过较高水平的生活而非“贫困学生”的一般生活[1]。

二、人力资本理论与高校学生贷款的收益外溢

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石。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W·Schultz）最早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在舒尔茨看来，人力资本是指依附于人身上的具有经济价值的体力、知识、技能和劳动熟练程度的总和。与物质资本相比，人力资本投资不存在边际收益递减的问题，在总体上表现出超越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从而成为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劲动力。人力资本的生成主要靠教育投资，亦即接受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学生贷款政策有效保障了学生的受教育权利，使得来自低收入阶层的学生能够顺利入学并得以完成学业，客观上使得国家的人力资本总量不断提升，进而有力推动了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战略的顺利实施。然而，在省域范围内，由于人才流动存在富集效应，优秀人才会倾向于向东部发达省份汇聚，从而导致中西部地区失去人力资本存量。这也意味着，在学生贷款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尽管对学生贷款进行了财政贴息并支付了风险补偿金，但获取资助的学生毕业后却可能外流到东部发达地区就业，由此中西部省份尽管对学生贷款进行了较大额度的投入，但却并未带来区域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如此下去，欠发达地区省份对于学生贷款的投入或将失去热情，唯有中央政府采取专项转移支付的方式，帮助中西部省份承担学生贷款的贴息和风险补偿金，以补偿欠发达地区人才外流带来的损失，才能有效保证学生贷款促进区域人力资本提升的功能。

三、社会资本理论与高校学生贷款育人的价值拓展

1980年，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与群体成员相联系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总和，他们可以为群体的每一个成员提供集体共有资本支持。简而言之，社会资本是指透过人际（朋友、同事、一般的接触）间网络关系的运用，达致个人社会资本与财富之创造。就高校学生资助而言，受助学生通过获取资助，实质是获得一定数量的经济资本。获取资助之后，大学生短期内所能支配的经济资本大为增加，无需在求学期间为经济压力而分心，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将用于知识、技能的学习和培训上，必然使得自身的人力资本总量不断提升。社会资本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资助过程中，譬如借助贫困生的社会关系网，发挥其强大的信息收集和传递功能，有助于实现行为主体间的信息共享，弥补资助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在国家助学贷款中，为获贷贫困学生提供可靠的信用担保，贫困生获取资助后，将有更多的时间和物质基础投入人际交往中，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和层次的提高将不断增加贫困生社会资本积累的数量和质量，同时为贫困生带来心灵的慰藉和情感上的支持。[2]社会资本所具有的强大的社会保障功能，能够有效改善贫困生群体的资助和生活状况。通过扩展贫困生外部关系网络，建立多方参与、紧密协作的社会支持网络；创新学生资助工作理念和方法，为贫困生提供心理健康疏导、能力培训、培育社区组织等各种有助于提升贫困生社会资本的服务，从而提升贫困生社会资本的存量以及促进贫困生现有社会资本功能的发挥。最终，通过社会资本的积累，使得贫困生在经济受助的同时，能够感受到心理受助，进而提升自己包括知识、技能和思想道德素质在内的人力资本存量。

四、利益相关者理论与高校学生贷款的主体间博弈

对于利益相关者，弗里曼（Freeman）1984年在其经典著作《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分析方法》中有明确阐述，认为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能够影响组织目标实现或者被组织目标实现的过程所影响的任何个人和群体。[3]就高校学生贷款事业而言，政府、银行、高校與学生是主要的参与主体，也是贷款业务的利益相关者，各方在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存在某种程度的博弈。譬如，高校、政府、银行和学生这四大利益主体，在学生贷款中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不对称。高校自身缺乏对于学生家庭经济情况的了解，因而难以准确地认定资助对象；政府无从得知高校中贫困生的数量和所需的资助金额，因而难以准确地向高校提供具体的资助；银行不了解借贷学生的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因而放贷动力不足；政府向银行提供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然而并不清楚银行是否积极回收贷款。[4]这就需要对四大行为主体的行为进行界定，明确各方的职责。在国家助学政策中，政府是起主导作用的责任主体，应承担两方面的责任。其一，财政责任，为借贷学生提供在读期间的贷款贴息，并向银行提供风险补偿金；其二，行政责任，政府应为贫困生的贷款提供隐性担保。当然，助学贷款的提供方、接受方和参与方的协调还需要政府的行政权威来保证。银行应担负起金融助学责任，根据协议规定，银行有责任提供充足的贷款本金与工作人员，按规定办理展期，有条件办理延迟还款；科学地计算违约率和拖欠率，贷款到期之后，银行应积极负责追收贷款，认真负责地处理学生贷款的违约及拖欠问题。高校应担负起经费提供责任，依据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相关规定，提供一定比例的贷款风险补偿金；教育帮助责任，将诚信课程纳入伦理道德教育必修课程体系中，贷前做好申请和管理工作，贷后做好还款确认、条款提醒、违约警告工作，并协助银行的贷款发放和回收。学生应承担迅速成长责任，获取资助后更应珍惜宝贵的求学机会，通过学业上的努力弥补之前教育环境不平等所带来的知识和能力缺陷，以期在将来的求职市场中得以成功；主动还款责任，借贷学生应加强与银行的联系，及时将自己的信息变动情况告知银行，积极主动地归还到期贷款。

五、教育公平理论与高校学生贷款的政策归宿

教育公平是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其原因在于教育具有促进社会平等的社会功能，没有教育的公平，社会公平将失去基本保障。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包括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两方面。教育权利平等指的是教育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人人皆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机会均等，包括三个不同的层面，即起点平等、过程平等和结果平等。由于个体所处的社会阶层、经济地位、成长环境等的差异，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核心价值指向在于改变处于社会弱势群体的教育状况，使之在经济、文化、环境等社会现实方面的不平等，都尽可能从高等教育中得到补偿。因而，高等教育机会均等应是高等教育发展和政策改革的基本出发点。[5]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应对政府投入的不足，收取学费成为各国政府弥补高等教育经费短缺的共同选择，从而导致贫困家庭学生的入学成为难题。从全球视野看，已经实施高等教育收费的国家大都采取了相应的学生资助举措，其中学生贷款成为大多数国家实施学生资助的主体方式。学生贷款就其本质而言，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学生贷款的实施目的，一方面在于帮助高校中经济困难的学生支付在读期间的学费和基本生活费，使其顺利完成学业；另一方面从国家层面上是为了支撑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深入推进，保障人才供给，实现人力资源强国的目标。[6]因此，学生贷款的实施不仅有利于经济困难家庭的学生能够顺利入学，实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而且有利于学生安心于学业，顺利将经济资本转化为人力资本，增强自身在人力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通过就业实现社会阶层的跃迁。

综合以上，以“谁受益，谁付费”为基础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明确了高等教育的受益主体和付费主体，为以学生贷款为主体方式的学生资助的实施提供了理论准备；贫困地区的省级政府为学生贷款提供了利息补贴和风险补偿金，却因为人才外流而失去了人力资本存量，因而需要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方式以弥补其损失；贫困生社会资本的积累，使得贫困生在经济受助的同时，能够感受到心理受助，进而提升学生包括知识、技能和思想道德素质在内的人力资本存量，从而促进学生贷款育人的价值拓展；国家助学贷款的运行受到学生、银行、政府和高校等利益主体的直接影响，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学生贷款中的主体间博弈提供了合理的理论解释；追求高等教育公平尤其是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是学生贷款实施的最终目标，也意味着教育公平是学生贷款实施的政策归宿。因此，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及教育公平理论的结合共同构成了高校学生贷款的理论之维，进而对于学生贷款政策的具体实践产生重要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美]布鲁斯·约翰斯通，帕玛拉·马库齐.高等教育财政：国际视野中的成本分担[M]. 沈红，李红桃，孙涛，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116-117.

[2][4]孙涛，梁长锁.社会资本视角下的高校贫困生资助探究[J].当代教育科学，2008（7）：19-20.

[3][美]爱德华·弗里曼.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M].王彦华，梁豪，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37-58.

[5]杨东平.影响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不均的制度性因素探析[J].中国高等教育，2001（6）：28-29.

[6]廖茂忠.国家助学贷款的政府责任[J]. 教育评论，2008（2）：10-13.

（责任编辑 钟嘉仪）

作者：孙涛

区域高等教育投资博弈探析论文 篇2：

新时期我国教育公平的制度选择

[摘 要] 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不同利益群体对教育权利、教育机会和有限教育资源分配争夺加剧，各方利益的相互博弈，使得教育不公平问题表现日益突出，其中教育制度、教育政策的短缺与不适应成为一个主要原因。教育公平在我国现阶段的主要问题是教育的均衡发展和满足弱势群体的教育需求，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对公平的制度保障体系，对影响教育公平的制度因素进行探析，寻求改进的路径，以促进教育公平更充分地实现。

[关键词] 教育公平 教育制度 资源配置 制度安排

[中图分类] G522 [文献标识码]A[

一、教育公平概念的透视

教育公平是指每一个社会成员在享受公共教育资源时受到公正和平等的对待，它的基本特征，首先在于它的社会性，以及随着社会的发展所表现出来的历史性和阶段性。教育公平指向的对象是社会因素，只有在公共关系领域发生作用时，才能成为制约教育公平的因素。特别是在教育资源分配方面，公共性更是评价教育公平的主要标准。公共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可认定为教育不公平，但非公共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只要它不与特定社会或国家的根本法律相抵触，便会为社会所接受。

教育公平总是具体的和有所指向的，因而在任何时空、区域，以及任何层级、种类上都能表现出它的相对性。教育公平的相对性，本质上要求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绝对公平是不存在的。教育公平作为公平在教育领域里的表现和延伸，必然具有从属性，它从属于社会公平，是社会公平的一部分。因此，仅仅通过改革学校教育制度本身来实现教育平等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把民主制度延伸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才能达到教育公平的最终目的。

教育公平作为现代社会必要的教育理念，其内涵包括教育机会、教育权利和教育资源。其中教育权利是一种对社会个体或群体受教育可能性大小的主观设定，教育资源则是一种客观条件，反映的是社会个体受教育可能性的现实程度。而教育机会表述的是一种概率，表现为一定量的教育权利和教育资源，同时又被其自身条件和所处的自然环境所限制，因此，教育权利、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并非完全对等。教育公平展现的是教育机会平等以及教育权利和教育资源分配的合理，特别是在教育权利和教育资源相对稀缺的情况下，合理分配教育权利和教育资源，保障教育机会平等，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主要体现在教育制度的公正，因为在教育的基本结构中，对人们的职务、地位以及权利、义务等的规定都是通过教育制度来实现的，而且还通过它对个体的行为加以规约。这种规定和规约必须建立在合理性的基础之上，与教育制度的道德基础密切相关。其价值取向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制度的公正，强调制度本身应当是公正的。二是公正的制度化，强调公正的理念与要求应当具体化为制度，旨在揭示制度化了的公正才是具有真实客观性的公正。就其性质而言，教育制度是教育活动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是用以调整个体行动者之间以及特定教育组织内部行动者之间关系的强制性、权威性的行动规则体系，教育活动的正常进行，教育事业的有序发展，教育公平的逐步实现，离不开教育制度的构建和支持。教育制度为教育公平的形成提供权威性、规范性及资源性的制度保障。以制度公正建设为内容的制度有效供给成为建立教育制度公正的核心，是教育变革时期克服教育不公平的实现路径。

二、影响教育公平的制度因素分析

由于我国实行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各种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教育领域在福利教育走向多元教育体系的过程中，教育制度和政策的缺陷、法律制度的欠缺、管理体制的不适应，以及相关配套机制的不完善，使得教育领域中存在着明显的不公平性，主要集中在教育资源投入分配失衡、教育资源配置体制不合理及弱势群体的教育等问题上，这种不公平性正在妨碍着中国教育事业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造成教育投资的失败与低效，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 我国教育资源投入保障严重不足。长期以来，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尽管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规定，要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在20世纪末达到4％，但在1999年我国教育支出仅占GDP的2.79%，2003年略有升幅至3.28%，到2006年又降为2.27%。教育实际投入和制度规定严重不符，教育经费在地方财政中始终充当着无奈的“剩余财政”角色。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工具主义的价值观，以GDP作为地方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等等，都是制约教育投入的制度性障碍，这暴露了政府职能的缺位与越位。

2.教育资源配置体制不合理。在教育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上，过多注重高等教育、学历教育、重点学校和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使教育资源投入在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之间、重点与非重点学校之间、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之间，以及城乡之间始终存在着巨大差异，公共教育资源在各教育层次的配置中严重失衡，其结果是发展昂贵的高等教育、学历教育及重点学校挤，却占了基础教育、职业技能教育和非重点学校的资源，导致区域内学校之间发展严重失衡。在城乡之间，以义务教育经费拨款为例，乡村学校九年制在校生占全国九年制在校生的75%以上，而分割的教育经费却只有全国初中与普通小学占有的财政性教育经费的50%，城市中教育资源相对集中，致使广大农村孩子陷入结构性、制度性的机会不公状态。特别是我国教育财政投入分配受“分级管理，地方负责”管理体制的制约，义务教育财政由地方承担，中央财政承担义务教育比重降低，而相对贫困地区的财政支付能力弱，造成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在教育资源分配上差异巨大，形成区域间教育发展严重不均衡。

3.教育政策导向不平衡，入学、招生制度弊端严重。我国执行的是国家统一高考制度，按成绩分数录取，表面形式上表现公平，但由于各省市区学生录取定额不是按照考生数目平均分布，而是采取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方法，实行优先照顾城市和学校所在地考生的政策，导致了地区间录取分数线严重倾斜，不同地区和城乡之间入学机会极不公平。学校录取不公还表现在由于居住地和收入阶层差异而导致的实际上的录取标准的差异。例如在义务教育入学制度方面，我国采取学生按户口所在地实行就近入学的体制，这种体制对于我国目前流动人口子女入学构成一种制度性障碍，引发了新的教育公平问题，成为当前教育制度供给的不公正的典型表现。另外，遭到社会普遍非议的择校风，不但未减，反而进一步演变为择班、择座位之风。许多家长不惜重金，或辗转托关系，让子女进入“好班级”、坐上“好座位”，资源配置失衡加重了权学交易或钱学交易下对教育资源的侵占与恶性争夺。

4.教育收费制度不合理。由于政府教育经费投入的不足，导致各个学校获得经费的数量实际上由学校自筹经费的多少来决定，因此，各个校方竞相收取“赞助费”、“建校费”等名目繁多的费用。同时，各级教育受教育产业化、市场化趋向的影响，义务教育阶段相当多的公立中小学通过内部改制、转制等方式收取高额学费；我国高等教育收费标准也在不断提高，收费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居民个人经济收入的增长速度，甚至严重超过了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据人民银行2004年第四季度的有关城乡居民储蓄目的的调查，子女教育费用被排在第一位，位居养老和住房之前。而在国家发改委公布的2004年上半年价格举报六大热点中，教育乱收费高居榜首。许多贫困家庭子女因承担不起高额学杂费而弃学、失学。

5.弱势群体子女教育公平失衡。在我国转型时期，弱势群体主要由贫困农民、下岗失业者以及进城民工组成，他们的子女是教育体制不公平现象中利益受损最大的群体。据统计，在我国两亿多在校学生中，约有20%左右属于家庭经济贫困的学生。2005年，我国公办普通高校贫困学生约294万人，占在校学生总数的21%；其中特困生占9%，在这些学生家庭中，因学致贫的大有人在。由于这个群体抗风险能力低，缺少社会援助，致使他们处于学龄中的子女随时都有辍学的危险。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问题更凸现当前教育不公平的现实。据调查，学龄儿童按流动人口的2%～3%计算，估计全国约有200万人左右，其中很大一部分儿童不能就地入学。即使通过缴纳数量不等的“ 建校费” 进入到当地中小学校，但由于缺乏文化上的认同与精神上的不平等待遇，仍会导致一部分入学儿童学业成绩不良，辍学率居高不下。

6.教育权力寻租腐败，造成新的教育不公平。由于教育结构的内在构成所造成的教育制度体制的缺陷，以及在教育权利、义务及教育利益分配过程中，教育系统整合方式与运作机制的缺陷，导致了教育权力的腐败现象。表现为利用权力和金钱与教育机会、学术资格等进行交换，以牟取私利，包括考试舞弊、权学交易和钱学交易、学校乱收费、办学过程中的不规范、不公正行为等等。教育腐败赤裸裸地挑衅社会公平的价值，粗暴地侵犯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如保送生、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加分等一些通行的制度，正逐渐成为一些人谋取利益的筹码；又如“择校热”、“名校办民校”、“招生腐败”、“注水文凭”等，都是当前教育领域里民愤最大、民怨最深的恶性现象。

教育不平等是最大的不平等，它侵蚀正义体系，推动社会不公平的增长与蔓延，由此还影响到男女之间、民族之间、群体阶层之间教育的不平等，对社会造成几代人也难以愈合的鸿沟。当然，教育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永远无法彻底消除差异和差距。教育公平也是历史的、发展的概念。我们的制度安排和选择路径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差距的边界在哪里，社会对差距的容忍度有多大，如何为缩小差距做出贡献。只有把教育差距控制在社会公众所能容忍的范围内，并尽最大努力不断缩小差距，才是惟一正确的取向。

三、促进教育公平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安排

解决教育发展严重失衡的现实问题，就必须把教育公平作为教育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的基本出发点，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改变弱势群体享受教育资源的边缘位置，实现每一个社会层面的教育公平，其改进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加大政府教育投资，建立教育资源投入保障机制。教育在国家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的地位。教育投资是教育活动的资源性保障，要强化政府在教育资源投入中的责任和义务，逐渐增加政府公共教育资源投入的力度。各级政府应立足地方资源的实际，充分利用各级财政政策和宏观调控手段，积极采取政策导向机制，包括采用适当的市场机制，广泛吸纳各种社会资源来发展教育。当然，增加教育投入只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前提条件，要真正实现教育公平，还需要适当的调整教育投入的结构，有针对性、有重点地配给教育资源。因此，在投入导向上，应采取重点向农村地区倾斜，向薄弱学校倾斜，加强中西部贫困地区的教育财政投入的政策措施，同时，完善法规，形成机制，从法律层次上保证教育资源的投入和使用。政府应尽快实现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4％的既定目标，为我国实现教育公平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

2.调整教育结构，合理分配教育资源。要解决教育发展严重失衡的现实问题，就需要把教育公平作为教育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的基本出发点，本着“平等、对等和补差”的分配原则，重新构建现代公共教育财政制度。实行由国家宏观统一调控的教育财政体制，一方面，改变以往教育资源过于集中于少数重点中小学和大学的局面，在大、中、小学校及各类教育中寻求一个公平合理的比例，确保国家基础教育的投入高于高等教育的投入。另一方面，完善支付转移制度和相应机制，加大对经济落后地区特别是农村基础的教育支持。支持重点首先是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义务教育的普及，缩小东西部地区教育差距； 改变“ 城市取向” 的教育政策，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使资源配置合理化。为解决目前教育供求紧张的矛盾，政府应积极鼓励和支持民办教育的发展，鼓励企业、私人投资教育，同时引入竞争机制，让教育质量成为争取基础教育资源的唯一标准。

3.改变教育发展不平衡状态，加快高考招生的制度改革。本着机会平等原则，必须改变地区间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在招生方面，应废除发达地区的高考特权，实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要逐步减少面向全国招生的院校中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招生的人数，根据考生数量和考生成绩将所减比例分配给其他省份。或者实行将大学分为国立、省立、市立，其中国立大学向全国招生，地方高校向当地生源倾斜的政策，这样即能满足人们对不同层次的教育需求，也能达到地方教育资源为地方服务的目的。此外，要坚决取消招生录取上的城乡差异，进一步扩大高校在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的招生规模，尽快优化全国高校的布局，改变我国高校分布不平衡的状态，处理好考试公平和区域公平的关系，努力推进高考制度的改革进程。

4.改革收费制度，完善对弱势群体的国家、社会资助体系。严格规制义务教育阶段转制类学校、民办学校的收费标准。高等教育阶段，收费应体现公平和社会公众的经济承受能力，学费定价应进行科学合理的测算，应保证社会公众对学费定价的知情权、参与权。教育部门要建立起国家助学体系，完善风险承担和补偿制度及学生个人信用体系，同时增大助学贷款的覆盖面和力度，对不同地区、不同贫困家庭的学生制定合理的返款期限。地方各级政府资助弱势群体要有强效机制，制定面向弱势群体及其子女的优惠政策及配套的管理制度。在农村贫困地区，通过专项资金的形式优先投资教育，发展教育。针对当前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问题，要通过多种途径，破解城市扩容与教育资源不足的矛盾，取消借读费，实行按居住地原则接受义务教育的制度。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完善各级各类学校的贷、奖、助学金等制度。另外，可以通过吸收政府、企业、民间机构和个人的捐赠，设立救助基金，成立社会援助机构，向贫困地区、弱势群体提供教育援助。通过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采取有效的资助措施，不断提高教育公平的水平，确保受教育者从形式公平向实质公平迈进。

5.落实国家对农村义务教育的各项政策。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教育问题时，宣布从2005年起，免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住宿学生生活费；到2007年，全国农村全部实行这一政策。此举不仅体现了政府对农村贫困家庭的关怀，更突出了义务教育的“义务性”。各级政府要制定出相应的措施，保证中央的政策落到实处，使义务教育真正回归其“义务”的本性。针对无法保证义务教育目标实现的中西部地区县级政府的实际财政能力，国家应对教育经费做出更符合国情实际的统筹安排。据测算，农村义务教育支出中最重要的教师工资大约需要450亿元人民币，仅占2006年全国财政教育支出的9.4%，所以，用中央财政来支付农村义务教育中的教师费用是完全可行的。将农村义务教育的负担由县级统筹逐步转向以省和中央为主，不断提高基础教育的投入比例，正如世界银行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所言：普及基础教育，将会打开通向教育系统中所有教育层次的公平之路。

6.从制度和法制建设的高度治理教育腐败。当前不公正的教育制度是由权力和金钱为主要配置性资源构建起来的，而我们需要的教育制度应当是建立在学生学业能力基础上的教育制度，通过学生的公平竞争获取具有不同层级的教育制度内的教育机会。完善教育制度，包括积极推进民主管理、校务公开、干部监督、决策的公开化和民主化之类的校园民主建设，探索合理的、客观公正的考试制度和招生制度。进一步落实和扩大办学自主权，培育学校承担与责任相符的自律精神和自律能力， 以及相应的伦理和文化。国家要制定比较完备的教育法律，做到有法可依；有关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和执行教育法律，司法部门进行必要督察，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基本制度保障。

在我们国家，宪法及有关法律对公民受教育权利的规定，体现了公平的原则。但随着教育资源短缺状况的逐步改善，教育理念的不断演进，以及全社会对教育需求的日益增长，传统的公平原则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形势下，要重塑符合现代教育的公平规则，只有充分发挥制度优势，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改革和完善不公平的教育制度，修正和调整那些与教育公平相悖的现行政策，建立保障教育公平的运行机制，促进教育公平在较大范围、较高层次上得以实现，才能使中国教育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城乡区域之间，以及政府、社会群体和学校之间寻求一个较高水平的均衡、协调的发展态势，使教育制度能最大限度地照顾大多数人的权利和利益。

[参考文献]

［1］周宏芬.教育制度：概念的厘定［J］.湖南：当代教育论坛，2006（3）.

［2］张小利.实现教育公平，构建和谐社会［J］.黑龙江：教育探索，2006（2）.

［3］叶宗波，唐荣双.教育公平与和谐社会互动关系初探［J］.广西：学术论坛，2005（8）.

［4］梁明伟.论教育关怀的制度安排［J］.大连：教育科学，2006（2）.

［5］周晓红，李宁.免费义务教育：实现义务教育公平的制度变迁［J］.吉林：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责任编辑/刘惠音）

作者：徐海燕

区域高等教育投资博弈探析论文 篇3：

积极采取措施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

摘 要：近日我国股市“孩子气”的千股跌停、千股涨停、多家上市公司集体停牌，同时盘中涨停、收盘跌停的大幅度震荡的奇观国内外都难得一见。我国股票市场发展二十余年，占据了我国资本市场的核心和主体地位，为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但是与外国成熟股市相比，我国股市的波动大、频率高等特点使股市自成立以来运行一直喜怒无常、至今仍处于股价指数和个股价格暴涨暴跌、新股发行日新月异的恶性循环，对我国资本市场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因此，本文就股市存在的问题加以概述，对应采取的措施进行进一步探析。

关键词：股票市场；稳定资本市场；公司质量；监管机制

1 浅析我国股票市场存在的问题

1.1 股市波动与实体增长不符

中国股票市场波动起伏，并不能像国外成熟股票市场那样成为宏观实体经济的“晴雨表”，近年来我国整体经济发展呈上升趋势，但作为宏观实体经济“晴雨表”的股票市场却呈波动态势，GDP增长没有出现彼增我长的关系，引领宏观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尚未反映。宏观实体经济上升，股市涨或不涨；宏观实体经济下降，股市一定下跌。

1.2 股票市场制度不健全，使得资本市场机制仍存在以下缺陷

1.2.1 股票市场没有建立有效的做空机制

股指期货门槛很高，参与者寥寥，使得股價一般呈现持续单边上升或单边下跌，缺乏做空机制。而庄家可以任意操纵、打压股市，肆意与政府、投资者进行博弈。恶意做空者大幅度推波助澜，致使股市波动剧烈，甚至下跌。同时也没有具备国外成熟资本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资金入市及其安全运作。

1.2.2 股票的发行和退市交易制度的欠缺

在我国股票市场现行发行和退市交易制度下，信息披露、机构认购新股、退市机制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制度性欠缺，导致进的很多、很快，出的却极少。

1.2.3 中国股市在一定时间里股权分置

上市公司由少数大股东无偿地占有了中小散户、公众股的大量利益，没有形成真正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使得股东会、董事长和监事会形同虚设，没有真正意义的起到激励、控制、监督的作用。现在大约还有25%的国有股、法人股仍处于非流通阶段，仍在源源不断套现之中。

1.3 市公司的违规行为影响到股市的健康运行

其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规范化，所提供的报表存在虚假成分，部分推迟了信息公开披露的时间，或掩盖有关重大财务信息，甚至个别数据伪造。

其二，上市公司违规违法进行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不良行为层出不穷，部分大股东存在着掌控上市公司和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问题，一些公司高管存在着违规买卖本公司股票以及操纵市场、利益输送等问题。例如，2015年股市的巨大幅度波动，不仅股民无一幸免地遭受巨额损失，而且也使国家经济陷入低迷。这种异常状况经证监会调查，从事内幕交易、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股市内幕信息、操纵股票交易价格的私募经理徐翔等人落网，公安机关已经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4 投资者情绪对股市收益存在负相关关系

当前我国资本市场的各项制度处于不断完善的阶段，仍存在颇多不足，机构投资者并没有像国外成熟资本市场上机构投资者起到稳固资本市场的作用。机构投资者情绪化因素仍然存在，这使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策略加剧了资本市场的波动性。机构投资者投资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有利于资本市场机制的改进。因此培养教育投资者树立风险意识，减少盲目跟风，提倡理性投资，会是提高资本市场运行效率、改善资本市场机制的有效路径。

2 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应采取的措施

2.1 政府出台举措助推股市健康稳定发展

近日，为扭转股市跌势局面，央行、财政部、国资委、证监会、保监会等部委密集表态宣布加入“护盘联盟”，积极采取措施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分别“发声”，表明其维稳态度并未改变，为了救市相关部门几乎全部出动。

2.1.1 加强改革力度，抑制非法操纵

证监会在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将继续维护蓝筹股稳定的同时，加大对中小市值股票的购买力度，21家证券公司联合托市，缓解市场流动性紧张状况。中金将为证券公司提供充足的流动性支持，切实保障证券市场的稳定运行。并发布了两融新规积极暂停IPO；央行新闻发言人指出，央行积极协助中金通过拆借、发行金融债券、抵押融资、借用再贷款等方式获得充足的流动性。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保监会发布《关于提高保险资金投资蓝筹股票监管比例有关事项的通知》，放宽了保险资金投资蓝筹股票监管比例；财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支持国有金融企业发展，股市异常波动期间，承诺不减持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国资委表示将进一步推进国企深化改革，加快企业重组整合进程，提高市场化资源配置功效；公安部告称针对近期境内证券市场出现的异常波动，公安部高度重视，会同证监会进行分析研判、排查近期恶意卖空股票与股指的线索，对涉嫌恶意做空大盘蓝筹的十余家机构和个人开展核查取证工作，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证券期货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在股市持续暴跌的关键时刻，公安部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密切配合有关主管部门，进一步严密防范、依法打击证券期货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对涉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等犯罪案件要坚决依法查处，对恶意卖空股票与股指期货涉嫌犯罪的线索，要会同有关主管部门迅速展开调查、依法处理、全力维护资本市场的正常秩序，切实保障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2.1.2 强制救市，促进良性发展

无可厚非，政府救市是必要的，政府推出的一系列救市的措施与政策的核心就是要人为地改变当前中国股市的供求关系。也就是说，在人为导致的股市供求关系下，投资者无法根据自身的情况对所要买入或卖出的股票进行收益及风险评估以及根据自身的评估给出所要买入或卖出股票的对价，因此只能自己根据相关政策盲目猜测当前股市时局。股票市场是资本市场最典型的代表，但随着股市的非正常巨幅波动，其信息的真实程度让人怀疑，亦无法选择优质的股票。

2.2 内部采取积极措施

2.2.1 提升上市公司质量

上市公司是股市稳固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其质量的高低决定股市的质量，优秀的上市公司有助于形成健康持续稳定的资本市场。上市公司质量主要包括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前景、市场竞争能力、资产结构质量、运作治理水平、经营业绩高低、红利分配水平、信息披露质量等方面内容。评议上市公司质量的尺度主要有两个：其一，从短期上看是财务绩效；其二，从长期上看是公司治理。

尽管有个别优秀上市公司的质量较高，能够给股东以比较安稳的投资回报，但从整体上看，我国上市公司质量不高且呈下降趋势。对此，必须加强监管力度提高上市公司诚信意识，杜绝出现随意操纵利润、业绩造假的现象。同时丰富资产结构，使投资多元化，稳定业绩有能力回报股东。我国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不高而且还不断下跌，还主要与许多上市公司是直接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的有关，许多民营企业改制成上市公司后仍具有家族企业特征，“家族式管理”色彩仍然非常浓厚。

因此，一是建立中国股票市场两极交易体系，上市公司的上市分两步走，实行双向流动的上市制度。建立以场外交易为根本，场内交易为核心的两极交易资本市场体系。二是合理实行停、摘牌制度。能够以公平的原则对上市公司不同程度的亏损情况进行考量，有效实施惩罚制度。三是严格上市标准，上市审批权应从地方政府集中到证券交易所。实现上市的优胜劣汰机制。四是建立健全的公司并购制度。完善的市场并购制度可以促进市场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并且使资本市场的经济发展集中高效。以此实现和资本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并对所有上市公司产生良好的监督和激励作用。五是建立法律连带责任。

2.2.2 加强投资者结构、素质

如今，投资者发展程度成为资本市场稳定性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而投资者结构不合理也导致了资本市场不能稳定发展。因此，我们一要提高券商的地位和综合实力，逐步批准增资扩股计划，逐步开通券商的融资渠道，促进融资格局多元化。二要大力发展投资基金，增加投资基金的种类，积极组建新的证券投资基金组合，促使投资多元化，使投资领域广泛。

对券商而言，要设立风险管理监督机构，做好风险预警，集中统一管理和控制证券公司的总体风险水平及其结构。大力拓展业务领域，进行业务创新，实现多元化经营。例如，积极参与国有企业的资产重组，充当收购合并的中介等。另外，要建立和健全证券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而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就一定要求投资者水平的提高。投资者应树立风险投资意识，根据自己合理的判断理性投资，这是提高资本市场运行效率、完善资本市场机制的有效途径。

对于众多的中小投资者，不但应具有相应的投资理论知识，而且也要有一定投资的判断能力、分析能力；以持有长期股为主，在适当时机理性考虑是否抛售、买入某种股票；不作盲目的投资者；不要相信虚假消息、内幕谣言，要杜绝“听风就是雨”的这种顽劣思想。要不断加强法律法规教育，提高守法意识和诚信意识。不断学习培养提升自己的判断能力和思考能力，充分利用银行、证券公司、新闻媒体、财经网站等媒体平台，提前向投资者明示证券市场风险，使投资者做好防范风险的心理准备。

2.3 外部积极采取措施

2.3.1 监管部门必须肩负起自己的监管职责

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股票市场上的违规现象越发严重，恶意操纵，利益熏心。对于这种违背资本市场运行机制的行为必须严加监管，对违规者严惩不贷，切实保障投资者利益。只有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资本市场才能形成健康良好的运行风气。因此，监管部门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要提高监管诚信化：资本市场的持续稳定发展离不开全社会的诚信体系的建设，通过提高资本市场的诚信建设可以为股市的健康运行提供许多有利的平台和更和谐的发展空间。要使监管机制诚信化不但要把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各中小投资者、证券期货从业人员、中介服务机构负责人员明确纳入“加强个别职业信用建设”的范围，而且为了预防监管部门的失信，也要对监管部门的工作进行不定期的随机抽查，不断加强监管人员党性修养和道德修养，不断提升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认识高度，坚守纪律底线和道德防线。建设多项具有建设性的守信鼓励奖励和失信严惩不贷的机制。如对于诚信记录年限不同的信用人实行等级奖励制度，承诺申请信用人一些优惠政策即实行“绿色通道”，积极实施由业内一致认可的协会进行的市场主体诚信状况客观分类评价制度；建立业内黑名单制度，对那些违背信用的人进行一些政策上的限制等。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团结一致，信心满满，坚持不懈地推进资本市场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各项工作，更好地为经济社會发展服务。强化权力约束，努力加强监管制度建设。

二要增强监管法律体系：在这个法制时代，法律的制约对社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而我国在资本市场中法律制度的领域还需进一步完善。以制定专门的股市管理法规为基础建立一套合理完整的监管法律体系，并设立全国性管理监督机构，以此监管法规落实的真实度；要建立健全机构自身内部运行制度、机制，完善各种规范要求、监督约束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对违反资本市场证券期货的监管人员、投资者和上市公司的有关负责人员，根据有关民事、刑事司法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将相关民事赔偿和刑事追究制度落到实处。加大查处力度，有效发挥法律在资本市场上的实质性作用。例如：最近证监会继前主席助理张育军之后，系最高级别官员姚刚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或被严惩，证监会再次出现高官落马，“监守自盗”的现象。

三要实施监管内部人员的牵制制度：每项监管工作至少要经过具有上下级相关人员之手，使下级能够接受上级监督，上级同时接受下级制约，彼此相互制约，促使两者均能履行职责，公平、公正、公开。对于经过彼此不关联的两个部门处理的监管工作，使一个部门的工作受另一部门的牵制，不同部门均有完整的记录，自动检查，互相制约，同时，通过交叉核对也能及时发现错误和弊病，即所谓的上下牵制，左右制约。

2.3.2 制定合理有效的股市政策

以治理完善股市为首要任务，加强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制定合理计划、拟定法律规并对相关行业、交易所、证券公司的运作进行有效监督。只有落实合理的股市政策充分实现市场功能，我国股市才能稳定运行，投资者做出理性的选择，促进资本市场的优胜劣汰。完善股市政策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加强入市审查：新股发行大多以募集资金高、发行价格高、发行市盈率高发行，从而导致新股上市股价波动起伏甚至长期持续下跌。可以通过大幅度提高初次流通股比例，以此来改变“三高发行”的局面。另外必须严格对上市公司再融资把关，提高再融资要求。要把好“上市”关，防止“坏企业”浑水摸鱼，欺骗上市，防止企业在股市恶意圈钱，从源头上控制好上市公司的质量。

二是完善退市制度：退市制度标准的过于单一化，主要以上市公司连续几年的亏损为核查标准，该标准极易被上市公司操纵。上市公司基本上没有退市压力，退市制度形同虚设，几乎没有发挥其应有的警示和淘汰作用。因此，监管部门必须严格执行新的股票退市制度，对达到退市条件的上市公司绝不手软。

三是加强处罚力度：有效地处罚有利于对上市公司的权力制约，实行分级处罚，对不同级别的不同程度的违规违法行为，以其应受的处罚加以严惩，绝不姑息。

四是建立合理分红制度：合理详细的利益分配制度要做到人人平等，以贯彻落实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2.3.3 强化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制度

为保障资本市场有效运行，必须要规范信息披露制度。强化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关键在于健全信息披露的动态监管机制，加强资本市场会计审计制度落实，规范上市公司组织结构，以此来消除利润操纵行为的发生，加强对企业所筹集资金使用和投资方向的监督。同时利用法律手段规范各资本市场主体的行为，防止证券内幕违法操纵和犯罪，使证券市场规范化。另外还应加强市场制度建设，严格市场监管控制，在进一步完善各项市场运作制度的同时，更要加大执法力度；建立投资者、证券公司、上市公司等其他相关方的行为自律机制。通过有效监管资本市场和资本市场主体对自身自律机制的运行，确保了资本市场的稳固发展和长久规范运行。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现仍存编造虚假财务信息、信息披露不规范等违规行为，严重影响力资本市场的稳定运行，因此规范信息披露制度顯得极为重要。

参考文献：

[1]刘青，侯静茹.企业筹资风险影响因素及预测方法改进[J].财会通讯，2015，08.

[2]曹晓波.我国股票市场稳定性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4.

[3]胡双发.中国股市运行波动剧烈的成因研究[J].金融教学与研究，2014，6.

[4]杨超.基于多学科维度的CEO狂妄自大行为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15，12.

[5]林好常.确保上市公司质量建立股市淘汰机制[M].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9：46-50.

[6]刘青，王玉蔚，孙陶.基于RAROC模型在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中的应用[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01.

[7]张恒嘉，张洪波.我国股市典型政策性行情对比分析及建议[J].时代金融，2013.

作者简介：

马畅，女，1995年5月生，辽宁盘锦人，汉族，辽宁师范大学会计系2014级学生，研究方向：金融理论与实务；刘青，女，1960年9月生，辽宁大连人，汉族，辽宁师范大学会计系，硕士生导师，副教授，研究方向：金融理论与实务。

通讯作者：

刘青，女，1960年9月生，山东蓬莱人，汉族，辽宁师范大学会计系，硕士生导师，副教授，研究方向：财经理论与实务。

作者：马畅 刘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