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探析论文

2022-04-16

【文章摘要】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本文研究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特点: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快但规模依然较小;投资分布行业相对集中;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东部地区;国有企业投资所占比例依旧很高;并购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需要进一步发展。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探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探析论文 篇1:

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探析

摘 要: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加快了国际化进程。本文首先介绍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现状,接着分析了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投资“一带一路”国家的动因,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并提出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纺织服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纺织服装企业不断加快“走出去”的步伐,积极参与国际投资合作,提高企业国际化水平。2013年至2018年我国纺织服装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对外直接投资(Outflow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金额达64.96亿美元,约占同期行业对全球OFDI总额的80%以上,纺织服装业已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先导和示范性的产业。由于纺织服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素禀赋及发展程度等也存在差异,故企业在对沿线国家进行OFDI时,往往面临区位选择的问题。现有文献主要从国家层面分析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因素,在纺织服装企业层面的区位选择研究较少。本文拟研究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区位选择问题,为纺织服装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提供帮助,进一步提高企业投资成功率和国际竞争力。

一、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区位选择现状

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在全球供应链中居于中心地位,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逐步发展。“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其成员来自东盟、亚洲、欧洲、非洲,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投资国别地区覆盖范围较广。如表1所示,2000年至2020年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我国纺织服装企业OFDI主要分布在缅甸、越南、柬埔寨等生产要素丰裕的东南亚国家。与此同时,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过程中,面临着投资环境不稳定、激烈的文化冲突、产业链不完善、高端技术人才紧缺等问题,如何进行区位选择以保证投资活动的顺利进行值得探讨。

二、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动因

(一)政策支持

纺织产业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推进工业化发展、创造国民财富以及提供大量就业的民生产业。沿线国家出台的政策也为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营造了有利的投资环境。在“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下,我国与沿线国家签订多条互惠合作协议,为中国纺织服装企业“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实现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机遇和动力。2012年缅甸制定《外国投资法》,出台了纺织服装行业的投资细则,鼓励外资投资缅甸纺织服装业。越来越多的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在缅甸投资设厂,以期抓住缅甸的投资红利窗口期。孟加拉是世界第二大服装出口国,约有400家纺纱厂、800家纺织企业和3600家成衣企业,超过440万工人,主要成衣出口产品为裤子和T恤,成衣出口额约占全国出口总额的80%,美国和欧盟是孟加拉成衣最主要出口市场。孟加拉对所有纺织品服装企业所得税税率削减至12%,针对纺织服装出口额外给予4%的现金补贴返还,并且在出口加工区(Export Processing Zone,EPZ)的企业进一步享受税费优惠及减免。

(二)市场寻求

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东道国的市场潜力是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据统计,“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2019年总人口超过44亿,占全球总人口的63%,GDP总量约21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30%,是极具潜力的重要新兴市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东南亚、南亚、东欧等地拥有较大规模的纺织服装产业,是欧美地区纺织服装的主要贸易伙伴,纺织品出口量位居世界前列,拥有广阔的国内外市场。比如,罗马尼亚是东欧传统纺织服装业强国,生产方式以来料加工为主,产品能免关税进入欧盟市场和与欧盟达成自贸协定的国家。如果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在罗马尼亚投资建厂,既可以获得罗马尼亚的优惠政策支持,又可以免关税出口到欧盟国家。总而言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广阔的国内外市场为纺织服装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三)成本导向

纺织服装业属于制造业范畴,对劳动力、原材料依赖程度高。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提高,发展不断加快,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势不可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部分国家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劳动力充足且成本低,要素成本较为低廉。据统计,我国用工成本比东南亚国家高出l~3倍,用棉成本高30%以上,用工难、原料价格高的问题普遍存在。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利益,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成为必然选择。恒田(仰光)制衣有限公司2014年在缅甸落地,利用当地低廉的用工成本与政策支持,把握住缅甸投资的黄金时期,促使当地服装生产规模逐年增长。我国纺织服装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建厂,充分利用相关国家的要素禀赋,进行垂直产业链整合,引导国内的纺织制造产业向高端转移,有利于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

三、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为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国际化战略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政策倾斜、市场庞大和成本优势等吸引我国纺织服装企业逐渐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当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融入全球经济时,战略定位、投資回报等要求企业必须重视区位选择的问题。

(一)政治环境稳定性

东道国的政治环境稳定性直接反映了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法制水平。稳定的政治环境会降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融资风险、交易成本、投资活动的不确定性,有利于扩大企业对外投资规模、促进投资方式多元化以及提高对外投资的成功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叙利亚、伊朗等政治环境较差,甚至存在暴力冲突、战乱、工人罢工等不稳定的因素,会给在建或拟建的项目带来严重负面影响,波及企业经济效益,从而影响企业在当地的投资决策。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时应优化考虑政治环境稳定的国家。

(二)经济发达程度

东道国经济发达程度与投资活动的发展息息相关。东道国经济发达程度越高,意味着其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更高的标准化程度、更成熟的资本市场,这为在该国从事OFDI的企业提供了保障。2016年启动的中国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目前拓展区已完成2平方公里的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了8家行业领军企业,协议投资额2亿美元,餐厅、酒店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备。“一带一路”沿线本身就是个巨大市场,2018年沿线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额占到了全球贸易总额的13.5%,逐渐成为全球贸易体系中的重要一极。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影响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最大障碍是沿线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及制度环境落后。在同等条件下,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在投资时,应该优先考虑经济发达程度高的国家。

(三)资源丰裕程度

东道国资源的丰裕度直接影响了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发展程度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也不同。对于发展程度较低的企业,没有足够的資金实现生产机械化,其需要低廉的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以谋取更多的利润。因此,发展程度较低的企业会更多考虑劳动力成本因素,其更适合在柬埔寨、印度等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投资;而对于发展程度较高的企业,其基本实现生产现代化,劳动力成本对其发展影响不大,其战略目标是创新、打造国际品牌,因而需要人才、技术为其发展作支撑,其更适合在新加坡等国投资。总之,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应依据战略目标,选择不同资源禀赋的国家作为投资对象。

(四)制度距离远近

制度距离分为正式制度距离和非正式制度距离,前者代表两国在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后者代表两国在文化、道德等方面的差异。制度距离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影响纺织服装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OFDI的区位选择。第一种是制度接近论,双边国家制度距离越接近,越有利于资源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减少外来者劣势成本,因而纺织服装企业会选择与母国制度距离较小的东道国进行投资。第二种是制度逃逸论,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制度质量不高,因而东道国完备的制度建设、健全的产权保护体系等能够降低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及不确定性,因此双边国家制度距离越大,越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制度距离对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在“一带一路”的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表现出如下“二元路径”特点:即一方面倾向到制度距离接近的发达国家投资,另一方面倾向到制度距离差距大的发展中国家投资。

四、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区位选择的策略建议

纺织服装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OFDI区位决策时,既要充分考虑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制度环境,也要充分利用东道国在市场、技术、要素禀赋等方面的特征,推动产业升级,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

(一)调查投资环境,提高风险抵御能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着政治风险、法律风险、能源安全、自然灾害等安全问题。不管战争暴乱还是政局更迭,不管是全球性疾病如新冠疫情还是项目延期等引发的违约风险,都加大了我国纺织服装企业的投资成本与经营风险。据《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21)》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属于中等风险级别,其对华关系得分显著高于平均水平。因此,我国在进行投资布局之前应对相应的国家进行实地考察,搜集政策限制、市场调研、民意分析、营商环境、合作伙伴资信情况等内容,进行数据分析与对比,充分估计投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争议,吸收借鉴投资的失败教训,避免盲目投资。为此,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之前,有必要建立综合性风险评估体系,做好抵御、防范风险的最后一道屏障。

(二)结合投资动机,优化资源配置

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应该结合企业经营战略和OFDI动因,因地制宜考虑东道国的资源丰裕程度、市场大小等因素。对于原料寻求型OFDI,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应加大对资源丰裕国家的投资,可扩大原料生产基地,降低原料成本,确保棉种、纺纱、染料等的源头供应稳定。对于成本导向型OFDI,企业可重点关注如柬埔寨、缅甸等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当地劳动力资源廉价且充裕,借此促进我国纺织服装企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经济发达程度较高、政局稳定的国家给研发与营销环节带来了完备的基础设施、广阔的经济腹地、优惠的政策支持等,加大对于沿线发达国家的投资,利用当地高端技术人才与技术条件,有助于降低研发成本;利用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规避贸易壁垒,将产品销售到欧美地区,拓展全球销售网络,进一步形成产业链价值链协调互动的格局,占据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实现全球纺织工业布局与转型升级。

(三)考虑制度距离,选择合适东道国

“一带一路”沿线幅员辽阔,其中制度质量较差的国家居多,纺织服装企业在对其投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制度障碍,需充分考虑制度距离对其区位选择的影响。纺织服装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应该遵循“正向制度距离越小,负向制度距离越大”原则。当选择在“一带一路”制度质量强国进行OFDI 时,纺织服装企业应选择在与中国制度距离接近的国家进行OFDI,以期降低制度壁垒对OFDI的影响。当选择在“一带一路”制度质量弱国进行OFDI 时,纺织服装企业应选择在与中国制度距离较大的国家进行OFDI,充分发挥我国纺织服装企业的竞争优势,统筹利用东道国的自然资源与市场规模优势。通过评估与权衡投资动机、投资回报率、双边的制度距离等,纺织服装企业应妥善选择东道国,提高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址的有效性。▲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数据http://ccpithz.huzhou.gov.cn/czzz/zhdt/20191217/i25704 84.html.

参考文献:

[1]盛宝魁.加快我国纺织服装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研究[J].天津工业大学学报,2008(1):84-88.

[2]任媛媛.当前我国纺织服装对外贸易发展的新趋势与提升路径[J].对外经贸实务,2018(7):49-52.

[3]许欣.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及对策分析[J].改革与开放,2020(13):19-23.

[4]许唯聪.制度差异对中国OFDI空间布局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空间滞后模型的分析[J].经济经纬,2021 (3):44-54.

[5]杨瑞瑞,刘永旺,古丽娜尔·玉素甫.“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制造业OFDI的区位选择[J].统计与决策,2020(7):99-102.

[6]周杰琦,夏南新.“一带一路”国家投资便利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J].亚太经济,2021(5):82-94.

作者:胡渊 蔡思琳 汤淑芬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探析论文 篇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分析

【文章摘要】

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本文研究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特点: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快但规模依然较小;投资分布行业相对集中;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东部地区;国有企业投资所占比例依旧很高;并购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需要进一步发展。同时本文分析了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引导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均衡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现状特点;机遇挑战;发展对策;中国

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特点

1.1 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快,但投资规模依然较小

201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创下了902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同比增长了16.8%,实现了连续十年的快速增长,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中国对外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相比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的0.21亿美元,增长了4295倍,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并被认为是最具发展前景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家。但是相比利用外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仍然较小,投资比率效率较低,不但低于发达国家的投资比率效率,而且低于世界投资比率效率的平均水平。

1.2 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相对集中并向多元化发展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流向各年度变动性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多变性。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行业分布相对集中,主要集中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零售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制造业、仓库和邮政业,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结果与其基本一致。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产业分布来看,流向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占78%,商务服务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等进出口贸易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占到43%;仅有20%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第二产业,而且第二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分布于采矿业,而制造业所占比重较小,2013年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所占比重为7%,低于发达国家,世界平均水平,甚至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比重,而且制造业的境外投资企业基本以纺织服装、食品加工、通用机电设备、计算机及电子设备、金属加工等在国内正在失去或已失去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產业、低附加值和低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为主。

1.3 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分布广泛,但主要集中于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

近年来中国对世界各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较大波动性,对北美洲、欧洲、大洋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所占比重很小,但依然在波动中保持上升趋势。同时,中国向欠发达国家为主的非洲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比重也相对较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一直集中于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以及与中国发展水平相近的拉丁美洲国家和地区,所占比重始终保持在50%以上。中国在亚洲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分布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韩国、蒙古等地,2013年,这些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70%。2013年,中国在拉丁美洲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13%,并且主要流向拉丁美洲的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截止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三位的是中国香港、拉丁美洲的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三个避税区,对上述三个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累计比重为78%,并且近年来中国对这三个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加。综上所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分布广泛,但呈现发展不平衡的趋势,主要集中于亚洲和拉丁美洲的避税区。

1.4 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东部地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发展落后的地区较少。近年来,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比重均为70%以上。2013年,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比重为71%,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占16%和13%。

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发展机遇

2.1 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经济和消费需求高速增长时期,已经逐渐成为全球需求增长的主要力量。全球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发展为中国企业发展“走出去”战略,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有关机构指出,预计未来20年,全球产出增长大部分将来自新兴以及发展中的经济体,而发达经济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我国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不但可以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而且可以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2.2 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对外来资本需求增加

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对外来资本的需求显著增加。受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双重影响,一些欧盟国家的经济将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低速增长,特别是欧洲许多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资金枯竭,企业投资能力下降,对外来投资的需求急剧增加,为此这些国家放宽了一些领域的投资限制,我国企业通过绿地投资或者并购活动吸收国外优质资产和先进技术的机会增多。中国企业应该把握这次机遇,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获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管理方式、品牌和商誉等,从而拓展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以及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2.3 产业结构调整推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中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非洲,有利于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我国产业从全球产业链中的低端环节向中高端环节迈进,同时也能促进非洲欠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随着我国土地、资源、劳动力等成本的攀升,越来越多技术含量低的低端制造业会向其他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而国内企业将更倾向于发展服务业和其他高端制造业,这是中国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作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中国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传统的出口贸易已经很难适应我国对外开拓市场和发展企业的需要,也不利于平衡国际收支。境外直接投资活动有利于减少贸易盈余大幅增加带来的通货膨胀以及双边贸易摩擦,从而营造出和谐稳定的外部贸易环境。

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挑战

3.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面临投资商业风险和社會风险

就商业风险而言,无论是由国际市场的价格、汇率变化引起,还是由被投资国的政策法规调整引起,亦或是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内部纠纷引起,其具体情况和解决方式都比国内复杂得多。以2007-2009全球金融危机为例,金融危机对国际市场造成严重冲击,并且其未来变化存在严重的不确定性,已经导致世界各国企业利润下降、亏损甚至破产。金融危机带来的商业风险不仅对中国现存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产生不利影响,而且会对未来将要进行的对外投资项目带来较高的风险,与此同时,对外投资风险会因中国企业自身存在的技术、品牌、国际化经营方面的劣势而加大。这就要求中国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时,增强商业风险意识,提高应对商业风险的能力。

就社会风险而言,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综合国力增强,许多国家认为中国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企业的未来发展可能造成威胁,特别是中国大型国有控股的能源企业对外投资使东道国对其本国未来能源安全产生担忧,因此东道国在审批中国对外投资项目时,政治方向的考虑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非均衡发展,造成不同国家、地区、阶级、行业之间的财富及收入分配不均,导致一些利益受损的集团,以各种民族主义甚至极端主义的方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正常运营以及对其员工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和伤害,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造成不利影响。

3.2 中国企业的国际投资决策能力以及国际经营管理能力仍需进一步提高

在投资环境相同的情况下,企业的国际投资决策能力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能否顺利实现,对外投资企业的国际经营管理能力则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在建立之后能否取得满意的经营效果。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式日益复杂化和国际竞争激烈状况的不断加剧,中国更应该提高国际投资决策能力和国际经营管理能力。大多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跟国际上成功的跨国公司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主要表现为:第一,企业内部缺少科学合理的投资决策机制,第二,企业的对外投资风险意识薄弱,而且没有建立完备的风险预警、识别和控制对策。第三,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缺乏跨国经营管理人才,尤其是了解东道国政治经济政策制定及调整规则并熟悉当地风俗文化习惯的人才,缺乏擅长与东道国非政府组织协商的本土化人才。

4 引导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均衡发展的对策

4.1 继续推进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调整

尽管从数量上统计,国有企业作为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地位削弱,但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上看,国有企业投资还是占很大比例。许多国家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并购产生由意识形态偏见引起的对抗情绪,阻碍国有企业的跨国并购活动。民营企业能更好地解决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出现的问题,以其较规范的公司结构更好地适应国际市场环境,把握市场变化,减少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同时规避东道国对中国国有企业并购的法律法规限制。因此中国应该加快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促进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4.2 加强对外直接投资行业的战略性选择

首先,积极推进以获取紧缺资源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我国企业在投资能源资源等行业时应该选择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并且与东道国政府相协调,采取与当地企业共同开发的方式达到互利共赢。其次,加强对通信、计算机服务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控股或者收购的方式融入发达经济体的高新技术产业,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国内市场产业结构升级。最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在我国国内已逐渐失去比较优势,应该将其转移到其他更具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及时淘汰和转移落后产能,以迎接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参考文献】

[1]徐菲.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J].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2]陶薇.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问题及对策分析[J].工业结束经济,2009

[3]黄玉霞.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及原因探析[N].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学报,2011

[4]周升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趋势与政策[J].东亚论文,2009

【作者简介】

(1990年08月生),女,山东枣庄人, 毕业于英国班戈大学,银行与金融专业,一等学士学位。现研究生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商业经济学专业。

作者:王笑笑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探析论文 篇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研究

[摘    要]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日益加快,我国大力推进“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使得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发展迅猛的势头,且中国正处于优化产业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的攻关期,因此探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探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状况,选取2003年-2016年的数据为样本,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据此提出如何更好地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有效政策建议。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一带一路;产业结构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9. 11. 049

1      引    言

“一带一路”是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深化对外开放的新构想,“一带一路”沿线涉及的国家有60个左右,涵盖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其经济带是全球非常重要的经济支柱,它使中国迎来了开放性经济体系建设的新时期,与此同时,“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自贸区的建设,也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带来了新契机。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递增式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并且投资领域趋于多元化,外汇储备也有显著的增长,占全球总额的三分之一。從国情来看,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方式、调结构、变革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而对外直接投资是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引擎,因此,在当今这个大背景下,要充分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发展所带来的正面作用,以此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不断增强经济竞争力和创新力。

2      文献综述

近年来,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杨建清、陈思(2012)从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和机理出发,分别从顺向和逆向溢出两个角度进行阐述,最后得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结论。郑磊(2012)采取2005-2009年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投资数据为样本,探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方面上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对东盟国家主要以技术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为主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王澄淇、阐大学(2013)指出,在不同地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优化效应是存在区别的,即在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方面呈正相关,但是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则不明显。霍忻(2014)运用灰色关联法,以2008-201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上的数据为样本,对两者进行了相关的实证分析,得出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且成正比,并且还发现这种现象在以劳动力为主的行业上更为明显。房裕(2015)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升级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可以通过适度扩大资源导向型以及深化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并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3      我国对外投资发展现状

3.1   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从我国近几年对外直接投资趋势中可以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10年内呈现不断增长的走势,从2006年的211.6亿美元快速发展到2016年的1 961.5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最高值,与2015年相比,同比增长 34.7%,位居世界第二位。从存量来看,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906.3亿美元,到2016年该指标高达13 573.9亿美元,并且同比增速达到58.4%,实现了重大突破。同时,随着十九大的召开,要求“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明确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创新对外投资方式等利好政策的出台,给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有利的发展机会,预计在未来几年还会继续快速上升。

3.2   对外直接投资领域集中

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发展,我国所涉及的投资行业领域由单一化逐渐走向多元化。从其存量的行业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和制造业、金融业、租赁以及商务服务业领域,到2016年,这五个行业累计存量达到10 809.8亿美元,总共占据其存量的79.7%,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对各地区直接投资的行业呈现高度集中的分布趋势。同时,从投资区域来看,由发达国家和地区逐渐扩大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如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是发展中经济体。

3.3   对外直接投资以第三产业为主

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是国内的产业结构水平,并且它能够说明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到2016年末,在第三产业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比达到76.3%,主要分布在金融、批发和零售、租赁和服务业、房地产和信息技术业等领域,第二产业为3 083亿美元,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占22.7%,其中主要以制造业、采矿业和建筑业为主,第一产业仅占1%。由此可以看出,第三产业发展较快,具有巨大增长潜力,因此,我国大力推进对外直接投资对第三产业的发展,不断优化产业结构。

4      实证分析

本文为了探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把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M),产业结构作为解释变量(N)。对于产业结构的测度,本文采用徐德云所提出的产业结构层次系数来度量,它可以用来衡量一国或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由于产业结构优化的特征是第三产业占比增加,第一产业占比减少,因此赋予第三产业最大值,第一产业最小值,即N=M1+2M2+3M3(1≤N≤3),其中M1、M2、M3分别代表第一、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N越接近3则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越高。

本文选取2006年-2016年数据作为样本,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选取,另外,对数据采取取对数的形式以消除异方差所带来的影响,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即lnM=α+βlnN+Ut,并用Eviews 7.2进行回归分析得:

lnM=  0.722 782  + 0.016 457lnN

se  (0.015 299)  (0.001 841)

t   (47.24 525)  (8.937 311)

R2=0.898 735  F=79.875 52

从结果中可知,方程的R2约为0.89,这表明样本数据具有比较良好的拟合优度,并且F值和t估计值都能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解释变量(N)可以对被解释变量(M)产生显著影响,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每上升1%,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就提高约1.65%,所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大与产业结构的优化之间两者是促进关系。

5      政策建议

5.1   加大對资源导向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投资

我国正处于“转方式、调结构、变革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产业升级是跨越关口的重要力量。目前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使得对能源资源的需求量会不断上升,但是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的人均自然资源持有量却较低,很多产业都面临着重要能源资源不足的状况,使得我国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加大对资源导向型行业的投资显得越发重要,我国应加强与中东、非洲、俄罗斯等自然资源密集型地区的产能合作,发挥自身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比较优势,促进主体多元化并扩大对外投资规模,确保能源资源的供应。与此同时,面对中国制造业中的技术含量不高、产能附加值较低等问题,要想推动制造业强国的建设,必须提高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投资强度,尤其是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投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建设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制造业集群,不断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使得我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增强我国产业竞争力和创新优势。

5.2   引导我国企业选择恰当的对外直投投资区域

把握“一带一路”所带来的机遇,推动实施“顺梯度”型对外直接投资,部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实力与科技水平尚且处于较弱阶段,产业结构不够完善,经济发展缓慢,而我国一些中小企业较为灵活且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支持中小企业在这些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可以使得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其次,发达国家或地区拥有先进的高新科技,研发资本存量雄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产业结构布局趋于成熟,因此,也要加大对发达国家或地区的“逆梯度”型对外直接投资,充分发挥逆向技术外溢效应,从而促进我国企业的技术革新和创新性发展,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发展。

5.3   完善相关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

增强我国政府对企业在投资方面上的支持力度,发挥好政府在企业“走出去”战略实施中鼓励、引导的角色。一方面,在财政税收上出台优惠政策,如贷款优惠政策、放宽对外投资企业的外汇管制等,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从而减少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政府部门的服务体制机制,针对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出现的与东道国之间信息不匹配等问题,相关部门要建立健全信息咨询服务,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构建交流平台,实现信息共享,扩大企业之间的合作领域,同时也要做好投资的风险评估和效益评估,减少企业在投资中所发生的不必要风险,降低损失。此外,应制定和实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法律法规,为企业迈向国际提供法律保障,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主要参考文献

[1]杨建清,陈思.对外投资促进产业升级的机理与对策[J].经济纵横,2012(6):41-44.

[2]霍忻.我国OFDI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研究——基于灰色关联理论的实证分析[J].国际经贸探索,2014,30(9):24-32.

[3]房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升级的影响及对策建议[J].甘肃社会科学,2015(3):156-160.

[4]崔日明,俞佳根.基于空间视角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2):26-33.

作者:张慧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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