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现状探析论文

摘要：2008年金融危机的渐行渐远并没有给全球经济带来恢复的迹象，随之而来的美国与欧洲债务危机又加重了国际经济形势的严峻性。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出现的外资非正常撤离潮亦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外资非正常撤离对我国的经济虽不是致命之伤，但却是持续之痛，必须加以重视。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现状探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现状探析论文 篇1：

探析中国法律文化对在华韩商的影响

摘要：中国与韩国法律文化的差异，造成了在华投资的韩商在面对中韩两国冲突的法律文化时，韩商在中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投资方式、技术创新、市场拓展等方面都深深受到了中国法律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法律文化；法律环境；韩商；外资企业

法律文化作为一个独特的概念，是从整体的文化中划分出来的，它包括了法律理念、法律意识、法律心理、法律思想、民众的法律素质水准和法律的社会效应等，还包括了与法律有关的社会风尚、习惯、伦理道德以及传统观念等。当代中国既承继着传统社会法律伦理化的“人治”思想，又吸吮着传入中国的前苏联“阶级斗争或阶级专政的工具主义”法律思想，以及西方的法律权威至上和良法主治的“法治”思想。其中，前苏联的法律思想由于具有理论上的悲剧性，对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影响正在退缩；而中国传统的人治思想也正逐渐向法治思想转变。尽管如此，我们所期望的现代社会真正意义上的“法治”仍未完全建立。因此，西方法律文化、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法律文化三种历时性的法律文化以共时性的形态存在于当代中国的法律文化之中，它们之间的碰撞和冲击构成了转型时期中国特色的法律文化。

韩国的法律最初主要受到中国法律的巨大影响，它从高丽时代就開始继承模仿中国的法律，直到日本占领韩国。1910年，日本吞并韩国之后，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韩国法律的现代化也正始于这时。1945年，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以后的韩国又被美军进驻并实行军事统治，直到1948年韩国独立，因此韩国法律又受到上述两国的影响。独立后的韩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致力于消除其他国家影响，制定适合本国发展的法律制度，韩国的宪法和刑法主要受到西方有关法律思想的影响，民法则保留了东方礼制和伦理色彩，诉讼法既有大陆法系的特征，又有英美法系的影响，从而形成了自已特有的法律文化，逐渐步入了现代法治之轨道。

由此可见，韩国的法律文化既存在与中国的法律文化交融的地方，但它由于更多的受到了日本和西方有关法律思想的影响，民主法治建设相对更为完善；而中国所提倡的法律权威至上、自由、正义、民主的新型社会主义法律文化观念还没有完全确立，还需要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在华投资的韩商在面对中韩两国处突的法律文化时，韩商在中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投资方式、技术创新、市场拓展等方面都深深受到了中国法律文化的影响。

一、 韩商在中国投资的概况

韩商在华投资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中国自1978年末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便开始引进外资。很多国家和地区也是自那时以后，开始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韩国属于对华直接投资起步较晚的国家。从1992年中韩两国建交以后开始，双方政府签订了贸易协定及民间投资保护协议，以及成立经济、贸易与技术合作联委会的协议，中韩在贸易、投资、技术等领域的合作迅速展开。目前中国已经成为韩国第一大海外投资对象国，从商务部有关统计资料看，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占韩国海外总投资的比重由1992年的9.8%到2001年的82.77%。相应地韩国也发展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来源国之一。虽然港澳资金仍是最大宗的外资来源，但其金额与所占的比重却节节下降，由1989年的64.60%下降到2002年的41.39%。而韩国赴中国投资却急速攀高，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4年1月~2004年10月，韩国对华实际投资额更高达56.67亿美元，其投资金额首次超过日本，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成为在华投资第一大国。

韩商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环渤海湾地区的东北和山东等地，对中国南方省市和内陆地区投资较少。中国加入WTO和开发中西部战略实施以后韩商对中国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出现扩大的趋势，天津江苏辽宁上海浙江等地也是韩商的投资热点地区。在华投资的韩商投资方式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在华投资的韩商长期以来遵循的新建投资模式加大了在华购并投资的力度；其次韩商在华投资的独资化倾向越来越强，在华投资的大型韩国企业都出现了明显的增资扩股或独资取代合资的现象，购并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据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对100 家在华投资的韩国企业的调查显示，目前在华投资的韩国企业的独资化率已由1993年的23.67%提高到了2002年的57.34%；第三韩商在华投资从单个项目的投资转向产业链投资。

二、 中国法律文化对在华韩商的影响

1． 对韩商选择投资区位的影响。目前，韩商主要集中在山东、天津、北京、河北、东北三省以及东南沿海等地区，这一方面跟区位优势、交通资源因素有关，如山东省；另一方面也跟当地的优惠政策、以及法律文化紧密相关的。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韩国资本对山东半岛各城市的渗透力悄然增强，仅青岛市累计利用韩资就占了韩国在华投资的1/4。

由于不同地区的法律文化环境不同，而中国环境立法、环境执法上存在缺陷，从而导致部分企业及地方、部门机关只注重经济效益，而不重视环境效益，相当部分中小企业外商将污染型、资源消耗型企业设立在那些法律意识较为淡薄的地区。据中国国家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表明外商在中国的投资项目中，高污染产业仍占很大比重，且呈上升趋势；1995年外商在中国设立生产企业312万个，其中属于高污染的竟占39%这些高污染企业不仅大多密集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而且已经北上，并向内地乃至“老少边穷”地区推进。韩国作为在华直接投资的企业数量最多的之一，他们的投资区位选择也受到了此因素的影响。

2． 对韩商选择投资领域的影响。现有法律中存在对外商投资的不合理限制，国内市场开放程度不够，无法满足大型跨国公司占领中国市场，并希望将投资企业形成以之为中心的内部市场的愿望。1997年12月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禁止外商投资的项目有13个，包括邮政、电信业务经营管理，空中交通管制，商品期货、金融期货等衍生业务，广播影视业等。这些限制在近几年虽已逐步放宽，但程度仍有限。邮电通信须由邮电部门统一规划、建设和经营；航空运输业尚不允许外商独资；零售商业虽早已允许投资，但试点仅限在北京、上海、广州、大连、青岛及五个经济特区，且同样不允许独资；至于投资金融领域、外贸企业或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限制更严格。对于外商投资的经营活动，也存在诸多限制，如当地成分要求过高、内销比例限制、不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在A、B股上市、一个项目一个申请等。在产业投向方面，外资项目绝大多数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以及房地产业，而对中国基础薄弱的农业、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却投资甚少。

严格的市场限制扼制了韩商的大型投资，却导致中小型企业的大量涌入，大部分韩商在华投资集中在制造业，尤其在服装、玩具、鞋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多，而其他贸易业、运输、保管业、建筑业等非制造业处于低调；对韩商法律中介服务的不合理限制，导致中国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腐败滋生，影响了韩商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发挥更为有效的积极作用。

3． 对韩商开展技术创新的影响。中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发展的历史不长，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问题，比较突出的就是在规范领域方面，对一些特定的知识产权缺乏法律规制。例如在高新技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存在着许多漏洞，现有的法律条文要么只有一些模糊抽象的规定，要么就缺少这方面的规定，从而使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在其自身权利遭到侵害时难以寻求合适的帮助，比较典型的如数字化网络技术对版权保护的要件乃至版权自身的存在方式提出了挑战，而中国目前版权法的规定仍然处于传统保护模式之下，因而对于如数字化行为是对作品的复制还是演绎这类问题存在很大的争议，这对韩国以数字电视、通信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企业直接在中国设立研发部门，存在很大的挑战，对科技文化领域的韩资引进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国民的法律意识是良好的法律环境的基础，也是投资环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中国目前国民的知识产权法律意识亟待：（1）由于知识产权法律宣传力度较弱，也由于知识产权法律在中国兴起时间不长，普通公民的知识产权观念比较模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不强；（2）中国的企业既不注重保护自身的知识产权，也不注重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任意盗用其他公司的商标和专利，这种纠纷在目前十分普遍；（3）中国的科研人员和科研单位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漠，保密工作做的不好，这对外商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顾虑；（4）政府工作人员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也十分淡漠，这是国民法律素质不高的直接后果，对韩商开展技术创新来说同样是一个直接的冲击。

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与高科技产业配套的基础设施薄弱，使得以投资高尖技术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大型跨国公司缺乏安全感。投资者的技术不理想。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目标就是试图引进先进的技术。然而从引进的投资情况看，韩商将研发中心基本上都设立在本国，在华只是装配和加工等程序，所带来的一般都是二、三流技术。

4． 对韩商在华拓展市场的影响。首先，中国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非透明化。这是多年来一直令韩商十分头痛的突出问题。在中国，除了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外，还有国务院制定的法规和各部委规章、地方性法规、条例等。数量众多，内容庞杂。作为企业和公司来说，当然不可能一一都知道得十分详尽。但当你向有关部门咨询时，他们往往会冷冰冰地告诉你，我们的工作内容里没有这项内容；或者告诉你，这是内部文件，这是机密，不能外传；态度好一点的称要请示领导，而请示的结果往往还是不能告之。对于公司和企业来说，要保证自己的经营活动符合法律的规定，前提当然是要知道法律是如何规定的，知道哪些经营活动受法律保護，哪些经营行为为法律所许可，哪些经营行为为法律所禁止，等等。就像一场足球比赛，如果你根本不知道比赛的规则，又何谈遵守比赛规则，进而赢得比赛呢?当一个企业做了很多前期的准备工作，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与合作方谈判，终于和对方达成了协议时，主管部门这时告诉你：这种做法不行。或者，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门对同一件事的规定和解释各不相同甚至彼此矛盾；更有甚者，尽管法律已经规定得十分清楚，但执行中却全然不同。

这种根深蒂固的法律意识观念所产生的两个直接的结果便是：一方面，当韩商需要在中国开拓市场时，往往会面临着地方政府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约束、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涉以及非公平竞争的待遇；另一方面韩商可能利用不法途径，比如通过贿赂一些行政主管官员在中国进行不法经营，有的韩商在征用土地方面，为了顺利拿到有关手续，不受当地政府或者村委负责人的刁难，不惜重金贿买这些当权者，这有违中国吸引韩商直接投资的（下转第55页）宗旨。凡此种种，都使得前来中国投资的韩商在市场拓展的时候无所适从，想来中国开拓市场的韩商望而却步。

5． 对保障韩商合法权益的影响。中国关于外商投资的规定中，除了对外公布的法律、法规、规章外，尚有一部分是“内部文件”，即各级政府在具体操作时遵守的各种名目的规定，如在审批项目时将“当地成分”作为项目批准或享受优惠的前提。这些内部文件不利于集中、明确地体现国家的外资政策，使韩商感到中国的法律、政策模糊多变，同时使韩商对自身投资行为失去预测能力，其投资信心自然大受影响。

韩商在中国的合法权益能否受到保护，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韩商到中国投资的决定。实践中因司法腐败、行政干预或地方保护等原因致使外商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情况时有发生。有的外商为一个官司所累，奔波数年，耗时、耗力、耗钱，问题仍得不到解决。这种状况如不尽快改变，将会动摇外商在中国投资的信心。这种现状的改变不仅有待于法官素质（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克服，更有待中国司法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和整体环境的改善。与此同时，由于涉外案件专业性强，但办案人员专业水平参差不齐，办案质量没有保证；某些审判人员收受贿赂，以罚代刑，以言代法，枉法裁判，如在韩资企业密集地青岛市，当地政府更应该重视法院法官办案质量，针对曾经出现个别法官徇私舞弊，收受当地有亲情关系当事人的贿赂，肆意损害韩商合法权益，侵犯韩商与海外华人合法财产之行为，应给予更加严厉的打击与处罚；有些司法机关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借口，对某些特殊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案件优先受理，实则借机进行榨取韩商或在韩华人的钱财，严重扰乱了法律秩序；不少行政执法机关滥用权力，以各种名目向企业收费；行政管理低效，人为障碍诸多，审批程序繁琐；有些行政机关的引导、监督不力，对现有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松散，而有些企业本身又未能严格守法。这些阻碍韩商投资的法律文化，严重的损害了韩商在华投资的利益，也影响到了他们在华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薛靖．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探析．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4，（10）．

2．张宝成．论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构建．优秀硕博论文库，2004年3月．

3．章莉．韩国的法律文化初探．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9（2）增．

4．李仑哉．韩国企业在华直接投资的现状、主要问题以及发展战略．优秀硕博论文库，2004年1月．

作者简介：张守鑫，经济学博士，韩国外国语大学校教授。

收稿日期：2007-04-20。

作者：张守鑫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现状探析论文 篇2：

外资非正常撤离的成因、影响及法律对策

摘要：2008年金融危机的渐行渐远并没有给全球经济带来恢复的迹象，随之而来的美国与欧洲债务危机又加重了国际经济形势的严峻性。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出现的外资非正常撤离潮亦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外资非正常撤离对我国的经济虽不是致命之伤，但却是持续之痛，必须加以重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外资非正常撤离应采取法律对策，从而保证外资非正常撤离的有法可依，追诉可行，降低外资非正常撤离的机率。

关键词：金融危机；外资；非正常撤离

统计数据显示，近几年来，来华直接投资撤资情况波动较大。2007年，FDI（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约为110亿美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增长比率较为平稳，FDI流出约为135亿美元；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强势影响，FDI流出比率急剧上升，约达到320亿美元；2010年FDI流出有回落趋势，为212亿美元。而在FDI流出情况上看，外资的非正常撤离在资本流出中占不小比重。可以说，外资“非法出逃”的现象在我国愈演愈烈。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1年浙江省停产和宣布破产的外资企业已超过1 200家，其中有近1/3的企业主选择了当“逃跑老板”，这个数字大概是过去10年的总和。此外，数据显示，山东省青岛市2003年至2010年非正常撤离的韩资企业就达到了460家，因外资非正常撤离所造成的后果是工人失业人数达4.6万余人，拖欠工人工资达2.8亿余元，有7亿多元的银行贷款不能按期偿还。外资的非正常撤离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外资非正常撤离的概念及主要特征

关于外资非正常撤离的问题，国内有着不同说法和称谓，如“外商非正常撤资”、“外企非正常清算撤资”等。2008年11月9日，针对金融危机影响下外资大量非正常撤离的情况，我国商务部、外交部、公安部以及司法部四部委联合出台了《外资非正常撤离中国相关利益方跨国追究和诉讼工作指引》，其中采用了外资非正常撤离这一概念。

1. 外资非正常撤离的概念界定。根据我国的学术界主流理论，外资非正常撤离是指以外资企业为主要形式的境外资本投资，未按照投资东道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履行包括清算程序在内的法律程序以及承担相应法律义务，擅自全部或者部分撤出其在外资企业的资金或者终止项目合作，结束其在东道国包括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在内的投资行为。[1]笔者认为，这一概念包含三点含义：第一，对“外资”的界定。从撤资的资本来源上分析，非正常撤离的外资即包括外商投资（包括港澳台商的投资），又包括我国企业在境外投资注册公司后的返程投资，如离岸公司在我国境内的投资。从资金形式上看，非正常撤离的外资既包括有形资产，又包括无形资产。其中，“有形资产”笔者认为包括外商非正常撤离的外资企业的现金以及转移出东道国的生产资料，“无形资产”包括通过间接方式撤离即通过金融市场或利用导管公司、踏脚石公司等转移出境的流动资金，还包括专利、技术、商标使用的无形资产。第二，对“非正常”的界定。“非正常”指未按照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在没有清算财产、了结债权债务和申报企业破产的情况下，不按合法程序擅自退出我国市场。第三，对“撤离”界定，外资非正常撤离包括外资的全部非正常撤离、外资的部分非正常撤离，包括外资企业对其技术的非正常撤离、对其实施项目的非正常撤离，其表现形式为撤出、终止（即不再提供、不再继续）。

2. 外资非正常撤离的主要表现。外资非正常撤离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外商投资急剧减少、本应投入的资金逾期不到位。表现为我国外资管理部门新批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出现负增长、减资额明显增大、外商出资无法按期到位，或在项目立项阶段终止申报。

（2）未经清算等法定程序提前关闭、撤离我国的外资企业显著增加。在未履行外资退出合法程序及清偿债权债务的情况下，外商“夜半出逃”，使外资企业的运行在其应当存续期间内终结或难以以其原来形式经营，以至于外资企业被迫提前解散、关闭。

（3）投资人通过各种非法途径将企业的财产转移出境。例如，外商投资企业利用监管的漏洞，秘密非法转移和变卖企业的机器设备、原材料、成品和半成品，通过地下钱庄的渠道转移出境，以实现财产变现，达到撤离我国市场的目的。

（4）投资人利用合法形式的途径实施非法财产转移。外资非正常撤离一种途径是利用股权转让的合法形式来非法逃避债务。例如，部分企业投资人利用关联人设立空壳公司的形式，在企业负债累累、经营出现问题的情况下，原股东将股权转让给关联人设立的空壳公司，并在转让合同中约定新股东承接原股东在公司中的一切权利和义务。当该企业牵涉到对外债务纠纷并应依照有关的法律规定追究出资股东的民事责任时，原股东达到了顺利逃避债务的目的。另一种形式是利用关联公司的诉讼来逃避债务，以合法方式达到资本的非正常撤离目的。[2]

二、外资非正常撤离的原因的多视角探析

近年来，外资企业经营状况波动明显，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局势动荡，世界资本流通膨胀，外资非正常撤离情况增加。可以说，外资非正常撤离有其传统的原因，同时，也受全球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影响因素：

1. 基于投资方的因素。（1）投资公司战略因素。跨国公司基于母公司的长久经营、持续营利为目的，不断拓宽国内外市场，根据国际市场优势、自然资源优势及内部化优势，将子公司或分支机构设立在条件优越的国家，母公司对其经营发展状况予以适当或密切的关注。当母公司的全球战略目标发生转移，将资产或精力投放在新目标公司，无暇顾及原东道国子公司或分公司的发展，或减少、转移对原东道国子公司或分支机构的投资时，外资企业很可能基于此种情况或在资金融通出现问题时，非法撤离在东道国的资产。另外，投资者个人决策也是影响投资公司的战略因素。如母公司归核方案，回笼海外零散资产开发新产品，将刺激母公司回笼资金、进行公司的新一轮投资。

（2）规避贸易摩擦。贸易摩擦是国际贸易间难以避免的问题。大多数人普遍认同，造成各国之间贸易摩擦的原因在于各国之间的风俗习惯、制度以及对贸易的理解不同。这种现状，使得人们无法探寻出贸易摩擦的内在规律性，从而找到解决贸易摩擦而非规避贸易摩擦的突破点。在外资企业达到外商所希望的目的或是因面临难以控制的局面或难以解决的问题，为躲避贸易摩擦带来的种种阻碍，外资企业易以极端的方式撤离中国市场，使其单方面的利益损失达到最低或获取利益的相对最大化。

（3）国内经济因素的影响。国内经济形势决定了企业进行投资的动机，当投资国的经济状况处于稳定持续发展时，企业在保持平稳向前的情况下，促进经济的发展；当投资国经济处于低迷状态，人们购买力下降，大量货物囤积滞留，企业领导者往往会通过其他途径改善本企业的经营状况。一般情况下，企业会采取如下方式：其一，发展对外贸易，将滞销产品发往国外，缓解本国经济衰退现状；其二，转变企业经营模式，这个问题针对企业主体经营模式不同，可分为在东道国设立三资企业、进行子公司或分公司的归核政策。其三，在本国经济发展过热时，人们购买力增强，从供求关系上看，有供不应求的趋势，此时，根据供求关系影响价格的规律，价格上涨，企业的利润空间较大，企业可以进行创新，与此同时，会出现依赖国外市场或资源的情况。从上述三个层次上看，国内经济形势对外资的撤离都会造成一定影响。而在国内经济处于非常时期，外商依市场形势的变化，不排除采用非正常撤离东道国，谋求损失最小化、利益最大化。

2. 基于东道国的因素。东道国的市场环境与资源环境是影响外商投资的主要原因。具体表现如下：

（1）市场环境的变化引起外商非正常撤离。一般来说，市场环境的优劣对于外资进入我国市场的选择取决于人口因素、经济因素、竞争因素、科技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以及相关法律因素。分之而论：第一，人口因素方面，目前，劳动力资源已经不是我国吸引外资的优势因素，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而劳动力素质不够高，外商可以在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寻找更能满足其需要的廉价劳动力。第二，经济因素是影响外商投资的关键性因素之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国经济呈现出一定的泡沫化。人民币升值，经济发展过热，很多外资企业未能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加之我国三资企业管理结构尚不合理，使企业产生脱离我国市场的企图。第三，竞争因素方面，竞争是企业优胜劣汰的调节器，随着国内企业竞争力的加强，许多技术含量不高、意识观念相对落后的外资企业被无情的淘汰出我国市场。第四，科技因素方面，当今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国企业现已逐步跨入技术革新、科技创新、自主研发新产品的阶段。第五，政治因素方面，我国的引资政策、监管政策以及外资撤离的相关制度，始终存在着不尽完善之处。近年来，这方面的缺陷主要存在于行政部门办事效率低下，外资办理撤离手续繁杂，由此导致外商撤离持续时间长、撤离的花销大的问题。政府未能给外资企业充分的撤离保障，为外资的非法撤离提供了“借口”。第六，文化因素方面，中西方国家的思想文化存在本源上的差异，一旦出现利益上的冲突，思想文化的差异对外资的非正常撤离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七，法律因素方面，我国在规制外资引入、监管和退出方面的相关法律机制不完善，致使外商的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

（2）资源环境的变化引起的外资非正常撤离。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资源开发大幅度增加，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浪费使我国再不能以资源能源大国自居。根据2011年的原油报告显示，现我国原油55.2%来源于进口。[3]资源能源的储备量，已经不是外资考虑进入我国市场的优势条件，加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我国企业经营方式向集约式、低碳式、环保式转变，我国对吸引资源消耗式企业的态度、政策也随之发生极大的变化。我国对外商投资已不再给予充裕的优惠政策，而追逐资源的企业又往往是高消耗的企业。上述原因，对于高消耗的企业无疑是扼腕之伤。

3. 基于国际因素。（1）国际经济环境对外资非正常撤离的影响。2008年美国华尔街金融风暴引起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2011年7月份，美国的债务危机，又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巨大轰动。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于北京时间2011年8月6日上午下调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AAA至AA+，评级下调将会导致债券收益率上升，价格下降。独立于标普研究团队的S&P Valuation and Risk Strategies的分析显示，如果美国的评级被下调至AA或A，那10年期国债的价格将会分别下降2%与3.2%，30年期国债价格在两种情形下将分别下降3.9%与6.3%。这表明，在未来经济发展中，持有美债的国家，其外汇储备将缩水，同时，在金融市场上的间接投资将会受到美债危机的巨大冲击。而对于企业的直接投资而言，外资企业的融资方式与融资能力将受到束缚。

（2）国际政治环境对外资非正常撤离的影响。国家间的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家间的交往，包括经济交往。如，中日钓鱼岛问题对日资产生的影响。另外，近期美债危机问题，也涉及了相当一部分国际政治问题。据标普方面表示，政治风险与不断上升的债务负担导致美国的信用评级下降。或者在某一方面讲，在持有美国国债的问题上，国际政治制约了国际经济的走向。

（3）国际军事环境对外资非正常撤离的影响。国家间爆发的军事冲突对外资企业无疑是致命的打击。东道国与投资者母国、东道国与第三国产生武装冲突，将使外商投资的企业暴露在军事火力之下，尤其是东道国与投资者母国的冲突与战争，会激起东道国国民的爱国情绪而抵制该国外资，外资无疑会选择撤离东道国，而难顾履行法律程序。事实上看，我国的军事环境的格局是有绝对保障的，但应考虑到发生局部军事摩擦给外资撤离造成的影响，并以法律加以规制。

（4）国际科技文化环境对外资非正常撤离的影响。在全球经济大气候下，科学技术已为大多数企业争相追逐。跨国公司为了研发新产品，进行技术革新，可能会实行子公司回笼政策，将子公司的经济力量、技术力量归核化。

三、外资非正常撤离的影响

外资非正常撤离将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外资非正常撤离后的债务问题。（1）对劳动者、雇佣工人未尝工资、补贴等造成的影响。外资非正常撤离后，其企业的劳动者或雇佣工人将面临失业危险。大量的劳动力被闲置，地区失业率突然增加，必然对地区社会稳定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外商投资者将可流动资本秘密转移至国外，留下一座空厂与中方投资者或劳动者，携卷走劳动者工资，致使劳动者无处追偿个人工资及相关补贴，这必然导致社会不稳定，最后可能会由政府来“埋单”。

（2）对应缴税款未缴造成的影响。很多非正常撤离的外资企业是突然人间蒸发，而未清缴其应缴税款。这样一来，东道国给予该外资企业的优惠以及应收税款均得不到回报，这不仅违反了公平原则，更是给东道国政府造成巨大财政损失。

（3）对债权人未清偿的债务造成的影响。外资非正常撤离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在毫无预兆的前提下，外商携款潜逃。在这种情况下，与外资企业签订合同的债权人或第三人将面对外商撤离后所带来的巨大损失。

2. 外资非正常撤离对业已形成的产业链的破坏造成的影响

外资来华投资，可以说刺激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其他国家的相关产业步入我国市场，从而形成了一个新兴产业链。在这个产业链中，最先来华投资的外资企业为该产业链的主导，其他产业为附属的支撑企业，应主导产业的需求，为主导产业提供其所需产品或资料，或在此基础上将自己的附属地位不断做大做强，形成自己的相对独立的企业。若外资主导企业非正常撤离，这会对产业链造成巨大的冲击，没有形成自己地位的小附属企业将会面临产品暂时无所适销的局面，波及其他与其相关联的跨国企业，严重的将会使企业面临倒闭的危险。

3. 外资非正常撤离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及产业布局造成的影响。外资企业步入我国市场，将为我国的产业结构、市场模式注入新的活力。譬如，随着IT产业的不断发展，外国IT企业通过在我国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或者与我国相关企业合作成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又或直接在我国设立外资独资企业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IT产业在我国的地位，促使我国工业由重工业或轻工业向电子工业发展，并形成自己的一套产业开发、经营、销售模式。就现在而言，外资的部分拥有高尖端技术的企业仍对我国的企业起着引领的作用。一旦这样的外资非法撤离我国市场，将冲击我国相关的产业结构，影响我国国民经济的相关布局。[4]

4. 外资非正常撤离对东道国的外汇造成影响。外商在东道国进行投资，设立子公司、与东道国企业合作或合资成立合营企业、外商独资公司，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53条规定，“外资企业的外汇收入，应当存入其开户的外汇账户。外汇支出，应当从其外汇账户中支付”。一旦发生外资的非正常撤离，外商将企业资本通过导管公司、离岸公司或其他非法途径大量汇出，会对东道国的外汇管理将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5. 影响东道国外贸进出口平衡。外资企业在东道国进行生产、经营的同时，也会利用其外商身份的优势进行出口贸易、拓展贸易范围。可以说，外商在东道国投资企业，利用其在东道国所追求的有利条件，根据市场需求，将产品或服务销售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在我国，三资企业及外国企业子公司在法律地位上都属于我国的企业法人，这些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对我国的对外经贸有着相当的影响。如若发生外资非正常撤离的现象，很可能造成我国出口贸易或进口贸易的偏位与不平衡。

四、外资非正常撤离的法律对策构想

根据外资非正常撤离我国市场的一般流程的特点，笔者认为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的法律应对措施，即外资退出前的法律规制措施、外资退出我国市场的事中法律监管措施以及外资非正常撤离后的法律追诉措施。具体阐释如下：

1. 外资退出我国市场的事前法律规制措施。首先，要做到加强对外企经营性质、经营模式的审查，严格我国的外资准入立法。中国对外资的政策方面，要想做到积极引进外资，又保证外资在我国市场的健康发展、为我国经济做出贡献，需要给予外资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同时又不得违背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政策。在过去引进外资的过程中，由于政府对外资的渴求度相对较高，出现了一些不合理引资，但新形势下，我国已经摆脱了依靠外资进行经济建设的狭隘局面。在引进外资方面，应提高对外资企业开放的门槛，，严格我国的外资准入立法，积极引进高技术、低消耗、高环保、低排放的企业。这就要求，在我国行政部门引进外资时，加强对外企经营性质的审查，优中选优的引进外资，彻底摆脱引进某些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小企业，进而从根源上防止外资非正常撤离情况的出现。

其次，要建立信用评级、风险预测系统。依据历年来外资非正常撤离的情况，我国统计等部门应就该问题做出具体的独立的数据统计，从而对来华投资的外商或跨国公司子公司或分公司的信用等级做出客观的评价标准，对外资非正常撤离给予全面分析，为相关部门引进外资、为相关中方企业的经营战略提供尽可能详尽的参考标准，防止盲目引资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最后，要设立外商投资经营保证制度。依靠相关保险机构，对外资非正常撤离行为形成制衡机制。在对外资的准入审查中，附加一项建议其投保隶属于其本国的保证保险机构，或者国际性的保证保险机构，这样一来，外资在我国经营与保险机构的担保、监督共同运作，对外资的非正常撤离可以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外资企业向投资机构投保保证保险，是对投资者道德信用上的保障，一旦外资发生非正常撤离，保险机构可以起到分散风险、消化损失的作用，保证不会因外资非正常撤离给东道国带来的损失无法追偿。

2. 外资退出我国市场的事中法律监管措施。外资非正常撤离中“没有按照东道国的的法律规定依法履行”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外资欲撤离东道国并且开始进行包括清算在内的法律程序但履行未完成就撤离东道国，二是外资未履行退出东道国市场的法律程序就携款潜逃。

而解决上述问题的基本办法，一是建立简洁高效的外资撤离程序，取消外资企业解散和清算过程中的前置审批程序。二是对于有非正常撤离我国市场动向的外资企业，应采取联动监管机制，密切掌握外资动向，防止非正常撤离情况的出现。我国市场监管机构应通过审核外资企业提交的关于本企业的经营状况资料，了解分析企业大致的经营状况走势，着重关注经营亏损的企业动向。市场监管机构应注重网点监管，即做到银行——地方政府——海关——司法机关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保证外资企业的最新动向为此四个单位所知，依托信息网络，建立全国统一、资源共享的“市场主体退出监管网络”，一旦发生非正常撤离行为，即可联合进行控制，防止外资非正常撤离给我国带来的损失。

3. 外资非正常撤离后法律追诉措施。对外资非正常撤离的事后救济的影响因素过多，比如引渡问题、高额跨国追诉费问题、国家间的政治问题和法律冲突问题等都将制约着事后救济的有效实行。笔者认为，对于事后救济，除了推进协商签订国家间的司法协助条约或加入有关公约外，还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保证最大程度的执行原则。这条原则的基本内容是在发现外资非正常撤离时，立即开启联动机制，限制外商出境，冻结外商欲非法转移的资产。政府相关部门开始审核程序，掌握外资撤离的基本问题之所在。法院开始进行相应的清算程序，确定外资所承担的相关债权债务问题，然后，进行审判程序（很大程度上是外商的缺席判决），决定执行问题。对于在中国境内仍然存在的可供执行判决的财产，法院应立即执行。最大程度的执行原则是针对外资非正常撤离的被动行为，但是，实施该原则是有关机关执行力加强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削弱外资非正常撤离带来的消极影响，增强对外资非正常撤离行为的震慑力。

二是实施跨国追诉权对等原则、互惠原则。对于来华投资的外资所属的国家，实行贸易制度、跨国追诉权的对等原则、互惠原则。对等原则即贸易往来中，对于其涉及的相关问题和法律措施，给予该国与该国给予我国的同等待遇。如对于美国来讲，该国迄今为止没与任何国家订立相互承认和执行判决的双边条约，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具有此种性质的国际公约。实行对等原则，就是在同等条件下，不给予美国承认和执行判决的对等待遇。互惠原则，即在国家间签订有关条约或共同加入某项国际性公约的前提下，一国给予另一国同等的互惠互利的待遇。实行上述两原则，有利于从客观上影响外商的母国相关政策的改变，从而保证外资非正常撤离的有法可依、追诉可行，降低外资非正常撤离的机率。

外资非正常撤离是国际经济发展的产物，不可能完全规避但却不可不规制。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应对外资非正常撤离的根本途径即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依据本国国情与全球形势，形成一套适合自己的独特的发展模式。同时，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弥补法律漏洞，集思广益，对未来国际经济往来形势加以分析预测，及时调整法律规制方式，与国际社会一道，保证国家间经济活动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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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军.外商直接投资拿走了什么？[EB/OL].2004-05-18 [2012-05-09]http：//www.investzj.com.cn/sanji.asp？id_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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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余永定.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国际经济评论，2011，（2）：23.

[4]方燕，高静.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分析——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5（1）.

责任编辑、校对：关 华

作者：白钢 杨文升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现状探析论文 篇3：

我国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摘要】我国从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就致力于改革经济体制和调整经济结构，同时，积极利用全球化给国内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大力引进外资和开展对外经贸活动。中国实行的是进口替代与鼓励出口并举的外贸政策，用新的思路新的方法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利用外资步伐加快，并已成为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由于我国引用外资的时间不长，经验不够丰富，出现了外资分布地区不平衡，导致东西部经济差异日益扩大，对外资的优惠待遇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的运行机制等一系列问题。

【关键词】外资 问题 内资 产业结构

一、我国利用外资的现状

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是中国对外开放和加快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主动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举措。3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的投资环境和市场运行环境日益改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商来华投资，使中国成为目前世界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

根据一项调查，来自192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在华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3万多家，遍及第一、二、三产业的几乎所有行业，实际投入外资金额达6000亿美元。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近450家已在华投资，其中30多家设立了地区总部，外商投资设立的研发机构600多个。在累计批准的53万家外商投资企业中，目前仍在注册运营有28万多家，大部分经营状况良好，效益不菲。

二、中国与外国利用外资的比较

综观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历史，以中国、巴西、印度三国成就最为显著。中国、巴西为新兴市场中最主要的投资目的地，印度也是国际投资热点之一，并迅速升温。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巴西和印度先后认识到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是发展本国经济的必要条件。虽然三国改革背景、目标以及具体做法和侧重点都有所不同，但是若干重要方面却有着显著的共同点：一是三国独立建国以来的既有经济发展模式都遇到困境，迫切需要寻求新出路；二是三国都看到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并且积极把握。巴西和印度为了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相配套，都强调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并且相继开放资本市场。而中国实行的是进口替代与鼓励出口并举的外贸政策。

巴西利用外资的规模较大，资金来源以国际私人投资为主，外国投资的部门分布结构有所变化。除了制造业以外，金融服务业和信息通讯业已越来越受到外国投资者青睐。

中国吸引的外资总量遥遥领先，但在利用外资上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首先，中国未能像印度那样，“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其次，通过利用外资引进的先进技术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总体都偏低，利用外资优化经济结构的效果并不理想。第三，随着外资政策宽松化，外商“独资化”倾向明显，个别领域出现外资垄断或垄断迅速扩大的苗头，大量投资利润汇出对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的潜在压力不容忽视。第四，对外投资与利用外资不协调，“走出去”相对滞后，削弱了中国对外资的平衡能力。第五，外资替代内资效应挤占了本来就薄弱的民间资本市场的发展空间，增强了对外的依赖性。内外资管理体制上的两套系统以及由此而来的内外差别政策，是造成这些问题的首要原因。所以，中国今后调整投资政策的重点应主要包括鼓励外商设立研究开发中心和设立投资性公司；鼓励外资进入中西部地区；鼓励投资农业；允许外资采用购并方式进入、参与国有企业的资产重组；实行国民待遇；增强外资法规尤其是保护知识产权法规的透明度、规范性和完备性；加快金融市场规范化建设。

三、我国吸收外资存在的问题

1、我国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

（1）利用了外资闲置了内资。利用外资只能是对内资的补充，不能是取代，更不能冲突闲置内资。我国目前国内投资和消费有效需求不足，居民银行储蓄存款大量增加，加上手持现金，目前已达7万亿元。近年来，虽然经过数次降息，又开征了利息税，但大量闲置的居民储蓄转化为现实投资的数量仍然不大。从这个角度看，我国引进外资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缺钱，而是因为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滞后，资本市场不发达，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渠道不畅通等原因。其次，我国外汇储备急剧增加，目前已达到1500多亿美元，超出国际公认合理标准的两倍多。这些闲置的外汇只好用来购买外国债券储存起来。目前，我国购买美国政府债券最多，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余下的也只好存入香港的外国银行。其结果是有的外商在香港借我们的外汇又到大陆来投资，被记者戏称之“拿中国人的钱去赚中国人的钱”。所以，利用外资首先要利用好内资。

（2）外资投向不合理，加剧了我国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的失衡。从2006年看，第一产业实际使用外资所占的比例仅为1.84%，而第二产业比例为77.99%，第三产业为20.17%。而且服务业利用外资在内部结构上也不合理。从2005年1到7月份的数据看，外商投资主要集中于关联性较弱、利润较高的房地产业，比重接近5成；而投入到分销领域、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运输服务领域的外资仅占到了10%；投入到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就更是微乎其微。这些现代服务业的支柱行业得不到外资有效充分的注入，我国服务水平短期内难以实现飞跃。而外资企业又是我国外贸出口的主体，这样就加重了我国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的不协调。在世界经济结构向以服务业为主转变的时候，服务业发展水平将更能体现一国的综合竞争力。全球服务外包的兴盛，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的份额将不断上升，成为国际贸易的新增长点。因此，如果我国服务贸易依旧处于比较落后的水平，则不利于我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也会影响整个外贸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利用外资投向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12省区，中部和西部所占比重小，加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外资投向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不合理，表明我国通过利用外资来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实现，相反却加大了差距和发展的不平衡。

（3）对外资的优惠待遇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的运行机制。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对外资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这对引进外资，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改革不断深化，市场经济体系逐渐确定的今天，外资优惠政策在整个改革和市场经济体系中就显得不适应了。它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的运行机制，使国内企业，尤其国有大中型企业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给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如税收优惠、价格优惠和生产经营管理方面的优惠等。外资企业依靠其本身强大的财力，并借助中国政府给予的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在我国迅速发展壮大，利用不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占有了市场，冲击我国名牌产品，挖走国内技术骨干，使国内企业极为被动，甚至破产，工人大批下岗，社会保险业又不健全，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

（4）引进外资技术含量低，消化不足，重复引进现象严重。当代经济竞争，已从资本实力转向技术实力，技术进步和创新是产业升级的有效途径，这也是我国引进外资的核心。但优惠政策对中小资本直接投资有极大的吸引力，造成来华投资大多数是中小外商，其技术实力不强，资本又有限，往往着眼短期的加工项目，技术含量高的国际先进技术的大项目并不多。

（5）生态环境成本加大。利用外资与资源环境虽然没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但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将消耗大量不能进口或不可再生的资源。跨国公司的投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势必将劳动密集、自然资源密集、污染密集的产业移入我国，最终加重我国的生态环境恶化。尤其一些地方政府及领导盲目追求招商引资的“政绩”，重引资数量而忽视引资质量和环境污染，相应的代价是，对不能进口或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

2、我国管理外资存在的问题

（1）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我国国有企业在与外商合资时不按规定进行资产评估，低估甚至不估，往往只按账面净值折算入股，或只评估有形资产，造成我国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中方无形资产，名牌商标的损失更为惨重。我国现有20多万家 “三资”企业，有90%使用外方商标，合资企业又不惜花大量广告费，使洋品牌名扬四海，而中国名牌早已被挤入角落。

（2）偷漏税现象严重。一些不法外商利用我国法制尚不健全，采取高价进原料、设备，低价出口成品逃避税收，使企业应上缴国税和中方应分享的利润转移到外商手里，造成企业虚亏实盈。据统计，全国外商企业亏损面在40-50%之间，其中约70%属于账面上假亏。有的外商利用我国一些经济特区三年免税的优惠政策搞短期小项目投资，三年后就转移，到处流转，偷税漏税。还有一些外商利用我国优惠政策搞“假投资”，他们利用外资企业的名称，骗取国内银行贷款和用企业资金充抵外汇投资，转嫁投资风险，给中方造成严重损失。

四、未来如何进一步利用外资促进我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变

1、针对利用外资当前应采取的主要对策

（1）要利用外资首先要利用好内资。从当前我国投资、储蓄和外汇储备来分析，均没有大量利用外资的必要。重要的是，要加速金融体制改革与创新，加速银行商业化进程，完善金融市场，增加金融产品种类，拓宽储蓄转化投资渠道；允许私人以基金会的组织形式参与金融活动，增强市场活力，充分利用好内资。金融改革开放，首先要对内开放，要拓宽直接投资渠道，丰富股票、债券等的发行品种。只有通过多样化的投资渠道，方能使储蓄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变高储蓄率为高投资率。同时要充分利用我国的外汇储备，确保资本不闲置浪费，而是得到合理配置和利用。在内资得到合理、充分、有效利用的基础上，经济建设所需资金缺口再由外资弥补。

（2）政府可以通过金融、财政、税收等手段引导外商企业相对降低对工业的投资比重，加大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力度，特别是第三产业。我国应制定相关发展战略，加大服务业所需的人力资源培育和有形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相关法律建设，促进竞争机制的建立，从而把握住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新机遇，将入世承诺开放服务贸易作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加速器，把承接服务业转移作为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内容，消除服务业如教育（包括技术职业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市政基础设施和城市管理当中仍大量存在的政策障碍和体制障碍，通过深化改革，引导外资投向附加值高和关联度大的现代服务业，促进服务业发展，带动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平衡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结构失调，促进外贸的持续发展。

（3）加大引导外商企业向中西部投资，促进外贸区域协调发展。为利用外资加快中西部外贸发展，国家今后应在税收优惠方面采取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政策，虽然政府这些年已经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各类企业到中西部投资的优惠政策，但这些政策尚不能弥补中西部地区因投资硬环境较差所带来的损失。因此，一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要运用财政政策等手段加快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产业的完善。另一方面，国家要在税收减免特别是所得税方面，出台一些对中西部地区特别优惠的政策。国家可以统一制定政策，对内资外资等各类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单独对中西部省份注册的企业加大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的优惠，这样既不违反WTO的规则，也不会对中央财力和国内市场经济秩序造成太大冲击。达到增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活力，利用外资拉动中西部对外贸易的发展，缩小地区间外贸发展的差距的目的。

（4）实行市场一体化原则。市场经济的实质是竞争经济，各参与主体应机会均等地参与公平竞争。优惠待遇、超国民待遇，违背了市场公平竞争原则，使各参与主体不能均等地按统一市场价格取得生产要素和出售商品，并公平地承担各种税负。因此，我国必须逐步取消外资的各种优惠待遇，实行市场一体化原则，融入国际市场。现在外资企业在经济特区头三年免税，以后只要缴纳15%的所得税，而在其他地区均为33%，从1998年4月1日起，合资企业进口生产设备不再享受免税待遇。这样，可以将外资企业投资行为引向更加成熟和合理。因为，一个法制健全、稳定、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对外资的吸引力远远超过短期内对外资的优惠政策。

（5）改善投资软环境。近二十几年来，我国投资硬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筹集了大量资金加强了基础、交通运输和通讯设施的建设。当前投资环境存在的主要矛盾已从硬环境转向软环境，一些政府或执法部门或多或少存在着对外资企业乱收费、乱摊派、乱干预和乱执法等现象。外资企业，特别是一些跨国公司或大财团，他们大多来自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熟悉和习惯于法制化经济，对于上述人为形成的不良投资环境大多望而怯步，影响我国合理利用外资，应注重加以改善。

2、针对管理外资目前应采取的应对措施

加强对国有资产的评估与监管，目前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明确国有资产部门是合资合作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管理的专职机构，理顺产权关系，克服多头管理，无人负责的现象，加强对国有资产收益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同时要进一步完善价格评估体系，对外商投资的实物要进行客观的估价或折价，对于估价比较困难的无形资产，应制定其在注册资本比例上有一定的限额。

（2）加强立法，完善法律法规和外资管理体系，加强对外资全面及全过程的管理，杜绝偷税漏税的现象。多年来，我们只注重外资引进的前期管理，如立项审批等，却忽视了立项后的跟踪监督和后期管理，由此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外商在立项审批阶段所承诺的技术设备和资本远达不到，中方在配套资金和配套设备方面做出的承诺不能按期履行等。因此，应加强对外资的全面和全过程管理。不仅要在审批过程中严格把关，使其投向符合我国产业政策导向，同时应加强对外资经营阶段的检查监督，督促其兑现所承诺的技术水平、外销比例、资金和设备的到位，同时也督促中方企业在技术消化与技术改造方面的配套资金到位情况。

五、外商在中国投资的前景

从2006年开始我国实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未来几年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时期，也是外国投资者在这片投资热土上大展宏图的机遇期。中国市场巨大，未来发展空间广阔，低成本的劳动力仍将是中国在较长时期内的竞争优势，同时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法律体系，也为投资者创造了稳定良好的投资环境。

“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作为“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的重要内容，已经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这是中国政府发出的一个重要信息，表明中国将继续保持吸收外资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欢迎外商来华投资，同时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加强对外资的产业和区域投向引导，促进国内产业优化升级。

根据我国“入世”承诺和国家已出台并将继续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服务业和高新技术领域将是外资着力推进的重点，我国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也将成为新一轮投资的热土。在“十一五”期间，中国将加快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革，深化垄断性行业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实现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进入金融服务、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等领域。这将为外商提供难得的投资机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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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 波）

作者：王　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