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独立审计委托模式研究论文

2022-04-30

摘要:本文分析了国外两种主要股权结构及其公司治理模式。并根据国外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发展的现状,总结出世界各国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与股权结构的关系,以期为构建股权分置改革后我国公司治理模式提供借鉴。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公司独立审计委托模式研究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公司独立审计委托模式研究论文 篇1:

上市公司控股模式与公司业绩分析

摘要: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控股模式角度分析了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不同的持股模式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各种公司治理机制效率的影响上,本文以代理理论为基础,分别对基于监督机制、激励机制、代理权争夺机制和收购机制四种公司治理机制的控股模式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不存在某种控股模式对四种公司治理机制效率的影响具有绝对优势,但把四个方面综合起来,再结合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市场环境以及历史因素,可以得出结论:相对控股模式更有利于公司业绩的提升。

关键词:股权结构;控股模式;股权性质;公司业绩

从控股模式方面进行分类,基本的股权结构有三种: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以及分散持股。(1)绝对控股是指第一大股东持有公司全部股份的50%以上,处于绝对控股地位。这种绝对控股模式虽然可以增强管理监督力度,但同时对公司业绩的提升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2)相对控股是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20%~50%之间,这种股权结构也称为股权相对集中模式。这类公司股权比较集中,往往有几个可以相互制衡的大股东。(3)分散控股是指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在20%以下,相当数量的股东持股比例比较接近。在分散的股权结构中,由于不存在明显的大股东,公司所有的股东持有公司股权份额都比较低,都不能有效地在公司经营决策中产生影响,公司控制权实际掌握在公司管理者手中,从而产生贝利和米恩斯所描述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

公司的业绩好坏往往决定于公司管理层与所有者的目标是否能够取得一致,这就要求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一方面调动股东积极参与、协调一心,提高监督和重大决策的效率,另一方面约束经理人的行为,尽量避免其利用职权,做出营谋私利的行为,激励其采取有利于股东利益的行为。而各种治理机制的治理效率又根据不同的控股模式各有不同。下面分别从监督机制、激励机制、代理权争夺机制和收购机制四方面进行详细阐述。

一、监督机制下控股模式与公司业绩分析

1、在绝对控股模式下,由于公司股权高度集中,存在绝对控股股东时,此时大股东的监督成本具有规模效应(胡晓阳2005),该股东就会责无旁贷地担当起监督者的重任。虽然绝对控股模式使得控股股东更换公司管理层轻而易举,但由于让股东认识到自己所作的任命是错误的,或确认自己的代理人确有经营失误的成本比较高,从这个意义上说,股权的高度集中也不利于经理的更换。另外,单一大股东对其直接代理人还会产生“过度监督”现象(Pagano and Roel,1998)。对经理的过度监督,导致的负面结果是可能抑制经理人员的创造性。

在绝对控股模式下,其他中小股东实际上丧失了投票权,无力监督也无心监督。这种情况下,大股东往往会诱生出机会主义行为,如绝对控股的母公司把上市公司当作提款机,利用关联交易掏空上市公司等。大股东对私人收益的追逐将会直接降低公司价值,从而损害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大股东可能以牺牲企业利益为代价为自身攫取更多利益。

2、在相对控股模式下,对代理人的监督比较有效,因为此时不但第一大股东有动力监督经营者和管理公司,其他大股东由于占有较高的比例,也承担着巨大的资金风险,因此不会像小股东一样产生搭便车的动机,会积极参与公司事务。另外,在相对控股模式下,控股股东的控制权比较明确,当公司面临市场变化、经理人员不称职行为或决策失误时,控股股东能够迅速做出反应,改变公司的经营策略以及撤换管理层,选聘优秀人员。

同时,由于有多个大股东存在,可以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大股东实施最优的监督力度,一方面降低了单一大股东的监督激励,缓解了一股独大、超强投票权条件下的过度监督,另一方面可以有效防止出现内部人控制现象。

当然,相对控股模式也有缺点:由于各股东均处于参股地位,前几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相对比较接近,董事会成员代表着不同股东的利益,各董事均没有绝对的表决权,重大决策和经营决策管理可能存在较大分歧,难以在短时间内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有可能延误了最佳的解决时机(范从来、王宁伟2006)。

3、在分散持股模式下,最突出的问题是公司所有者与管理者代理成本问题,由于在公司内部缺乏有效的降低所有者与管理者代理成本的机制,外部机制包括接管机制、法制环境及市场监督,将会发挥替代作用。也就是说,分散的股权结构是和更为有效的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法制环境紧密联系的。分散持股模式以美国和英国最为典型,而在大多数其他没有很好保护中小投资者法律的国家包括我国,由于没有大股东的存在,公司的中小股东又缺乏动力和能力对公司经理人员进行监督,中小股东之间存在严重的搭便车现象,致使经理人员有条件做出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代理人与委托人的利益偏离也就日趋严重。

二、激励机制下控股模式与企业业绩分析

1、在绝对控股模式下,由于大股东占有绝对持股比例,公司业绩提高以后,大股东将是最大受益者,因此有动力从各个方面支持上市公司的发展。此时,控股股东往往会直接参与董事会进行经营管理,这种现象在我国的民营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从这一角度看,大股东的利益和上市公司的利益有一致性,就产生了经营激励。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公司的价值取决于内部股东所占有股份的比例。内部人员持股比例越大,他们努力经营公司的激励程度越高,经营者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就越容易保持一致。另外,从投资行为看,由于公司利益与所有者利益高度一致,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公司避免了将资金流量投向净现值为负的项目。

2、在相对持股模式下,如果相对持股股东本人兼任公司经营者,并且该股东持有较多数量的股份时,由于经营者的目标与所有者利益目标具有一致性,此时经营者有动力去经营公司以提升公司价值。但如果担任经理人员的股东持有股份数较少,就可能存在该经理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如在经营中追求高档的办公设施,盲目投资高风险的项目,或为了以短期目标为衡量标准的奖励机制而牺牲公司长远的利益。

3、在分散持股模式下,经理人员一般不会由某个股东直接派出,而是从经理市场聘任职业经理人。在这种情况下,经理层很容易掌握企业控制权,产生内部人控制,利用手中掌握的不对称信息大肆掠夺公司股东的剩余索取价值。这时,如何制定出一套合适的经理人员激励机制,把管理者的利益目标拉回到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的轨道,使全体股东的利益免受侵害,成为在分散持股模式下的所有者们的首要考虑问题。

三、代理权争夺机制下控股模式与业绩分析

1、当公司股权高度集中时,拥有公司绝对控制权

的大股东在董事会一言九鼎,只要由该股东直接委派的经理人还继续受到该股东的信任,其他股东就会因为缺乏足够的投票权而无法行使代理权争夺机制。而就算该经理人因业绩差强人意而被大股东撤掉,他的继任者人选仍旧由同一个大股东决定。由此可见,绝对控股模式不利于代理权竞争机制的发挥。

2、当公司股权相对集中时,相互制衡的几个大股东的存在最有利于代理权争夺机制发挥作用。此种情况下,经营不善的经理最有可能被及时更换。原因在于:首先,持股较多的股东面临公司困境时,为维护自己的股权价值和利益,有动力也有能力去搜集信息以发现经理人在经营中的失误,进而提出更换经理人的目的。其次,拥有一定股权的股东,对公司的经营决策有一定影响力,加之其对公司经营的长期关注,比较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与症结所在,能提出针对性强的改善公司的对策。在争取其他小股东的委托投票权时容易获得支持而使自己推选的经理人容易当选。最后,由于公司股权集中度有限,相对持股比例接近,第一大股东的地位并不稳固,故在决定任命和更换经理人时,会更多地吸收其他大股东的意见,相较第一种情况,第一大股东独断专行的情况得到改善,也就更有利于代理权竞争机制的发挥。

3、当公司股权高度分散时,公司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会比较彻底,总经理控制公司的情况更为严重。小股东由于缺乏监督的积极性且不能及时获取有效的公司信息,普遍会选择“搭便车”或抛售股票“用脚投票”而不采用代理权争夺机制来维护自身利益。故在股权分散模式下,通过代理权竞争机制更换经理人员的可能性不大。

四、收购机制下控股模式与业绩分析

1、当公司股权高度集中,存在绝对控股股东时,其成为收购目标的可能性很小。控股股东的高比例持股屏障,使得收购者要收集到一定比例股份的难度变大。即使能够成功收购,收购者所需支付的溢价也会令收购成本过高而使收购者望而却步。

2、当公司股权较为集中,存在相对控股股东时,如遇外部收购者,大股东会采取积极行动反对收购行为。控股股东可以迅速实施一些反收购手段,如降落伞计划、回购股票等,使收购方的收购行为最终失败。但当收购者是公司内部大股东时,由于其手中已经拥有一定数量的股份,为其收购所需股份提供了基础。与外部收购者相比,可以大大节约收购时间,降低收购成本。此外,由于收购者身为大股东之一,毫无疑问对公司情况十分了解,有利于收购者针对公司具体情况制定周密详尽的收购计划,尤其是对如何防范和削弱目标公司有可能采取的反收购策略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对目标公司的信息越了解,就越能判断和分析其可能采取的反收购策略,收购者从而可以提前制定针对性的应对措施。故相对控股模式有利于收购机制的发挥。

3、当公司股权十分分散,理论上讲,收购机制可以更有效地发挥作用。这是因为股权分散,收购者容易通过标价收购获得成功,且因为不存在大股东,收购过程中遇到的有效抵抗也较小。

根据以上分析,三种股权模式在四种治理机制的发挥效率上各有千秋,但结合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市场环境以及历史因素来看,相对持股的控股模式更有利于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业绩。这是因为:首先,我国法律对中小股东的保护方面还远远不及英、美等国周全。在这种情况下,若选择分散持股模式,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势必会因为无力监督、无从激励、无法替换代理人而备受侵害。大股东可能会为了获取自身利益而损害企业利益,而实证研究也表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中采用此种控股模式的数目也是寥寥无几。其次,我国的股票市场相比发达国家还处于起步阶段,各种管理机制还不健全,股票价格还不能充分反映已发布的历史信息,即还没达到弱势有效(weak efficiency)阶段,这就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收购机制作用的发挥,不成熟的经理人市场也不利于代理权争夺机制的实行。采用相对控股模式,更能有效发挥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的作用,更有利于我国上市公司业绩的提升。

五、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改革建议

(一)调整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我国许多上市公司国有股处于绝对控股地位,国家作为大股东存在“所有者缺位”的现象。这种“所有者缺位”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监督弱化,治理主体虚拟化,这不利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经营业绩。而且,正是由于国有股存在严重的代理问题,国有股处于绝对控股的地位,会使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不能有效地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公司经理层的任命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逐步减持国有股,使国有股离开绝对控股的地位,并引入合格的法人投资者共同参与治理,通过增加完全意义上的法人股(含企业法人股和机构法人股)的持股比例,使上市公司从“所有者缺位”导致的治理主体虚拟化中摆脱,出现一个实实在在的法人治理主体,使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得到实质意义上的完善,形成多个大股东制衡的格局,公司的业绩才有望改善。

(二)加强监督规范

法人股的存在和发展以其规范的内部治理机制,能有效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整体业绩,因此有计划有步骤地转让国有股权,引入法人股参与公司治理是当务之急。但我们也注意到,在目前的证券市场监管条件下,如不通过配套的法律监督对法人股东的行为加以规范,单靠引进股权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在我国,由于公司治理的法律环境很不完善,因此,加快构建与完善适应现代公司治理要求的法律环境显得尤为重要。

政府应加快制定、实施外部监督机制的相关法规、制度,并使之能在实践中行之有效。外部监督机制主要包括兼并与接管机制、独立审计制度、信息披露制度、股东权益保护机制等。从长远来看,公司接管市场必然是以市场原则对经营不善的经理人员进行外部牵制控制强有力的工具,是对事前监督的有利补充。目前,大比例的非流通股的存在和股票委托代理制度的不完善以及相关法规的约束,加大了敌意收购的难度。众多上市公司的经理只要控制了董事会和监事会,就可以大张旗鼓地脱离正常经营轨道而追求自我收益最大化,因此应该逐步建立和完善公司接管市场,形成对绩效差的公司经营者有力的外部监督和约束。此外,政府应加强上市公司行为的公开评价,加强社会公众对其行为的公开监督,使品牌和声誉成为与上市公司的长期利益和价值高度相关的重要因素,这对于规范他们的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需要增强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战略、经营绩效和公司治理质量的评价功能和控制权收购功能,包括投资分析人士的投资分析、新闻媒体对大股东违规行为的详细和深入报道,使公司经理层在日益激烈的产品市场、完善外部监管机制的日益有效的资本市场的双重压力下,努力工作进而提高公司的业绩。

(三)改善流通股的股东构成、

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业绩与流通股比例不相关,这与我国的流通股股东的投机心理有很大的关系,而引入机构投资者可以缓解这种情况。因为流通股股东,往往只注重在选股、投资组合方面进行分析,注重从短期交易中获得回报。如果某个公司经营不善,他们就会一走了之,采取用脚投票。

引入有治理能力的机构投资者,有利于上市公司有效地进行优化组合,改善不合理的股权结构,进一步改善我国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因为机构投资者在参与公司治理时有很多优势,他们多由专业人:上组成,有经营知识和专业技能,有时间、精力、财力对所投资的公司实行有效的监督。另外,机构投资者在参与公司治理中积累了一些可以移植的专业知识,这种知识分享减少了他们参与公司治理的成本。因此参与公司治理成为机构投资者一项非常有利可图的事业,这就是国际上出现那么多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的机构投资者的内在原因。所以机构投资者的出现可以降低公司的治理成本,增加治理效率,进而提高公司的业绩。

(责任编辑:昝剑飞)

作者:周 琳

公司独立审计委托模式研究论文 篇2:

不同类型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模式的国际比较

摘要:本文分析了国外两种主要股权结构及其公司治理模式。并根据国外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发展的现状,总结出世界各国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与股权结构的关系,以期为构建股权分置改革后我国公司治理模式提供借鉴。

关键词:股权结构 公司治理模式 股权分置改革 比较

综观世界各国的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模式,虽然在产权多样化、流动性、资本运作与企业制度安排方面基本相同,但在股权结构和控制运行方式上却各具特色。目前西方国家主要有两种类型的公司股权结构模式:一种是以美、英为代表的公司股权结构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公司股权高度分散;另一种是以日、德为代表的公司股权结构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股权相对集中,且以银行和公司法人持股为主。公司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基础。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公司股权结构,就会有与之相对应的公司治理模式。各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差异,主要是由各国股权结构的差异所导致。由于美、英与日、德的公司股权结构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所以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一种是与美、英为代表的公司股权结构模式相适应的“公司控制市场主导型”模式;另一种是与日、德为代表的公司股权结构模式相适应的“银行控制主导型”模式。

一、英美公司股权结构及其治理模式

(一)英美股权结构特征(1)英美上市公司的股权相当分散,多数上市公司缺乏控股股东。英国上市公司最大股东的股权比例平均低于15%,美国则不足5%。英美公司股票的个人持有者占很大比例,这些小投资者所持股份在某一家公司的全部股份中一般只占很小比例,很难对公司的决策过程发挥实际影响。由于股权的分散程度高,股东在公司决策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用手投票”的能力受到限制,股东的监控更多的体现在“用脚投票”上,通过股票买卖的形式来获取资本的短期收益。(2)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美国机构投资者主要包括各种养老基金、互助基金、保险、信托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中以养老基金的规模最大。20家最大的养老基金拥有全美上市公司lO%左右的普通股。尽管机构投资者持股的总量很大,但目前机构投资者在每一股份公司中的持股份额却很低,因此公司股权仍十分分散。如1990年,机构投资已拥有美国全部大公司股权的60%,但在单个企业中拥有的股份是很有限的。英国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为60%左右,但具体到单一公司的持股比例平均不足5%。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一是机构投资者为分散投资风险,采取的是多元化和资产组合的投资方式,二是有关法律和规定也限制机构投资者对某一家公司大比例持股。如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美国的保险公司在任何一家公司中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该公司股票总值的5%,养老基金和互助基金不得超过10%,否则在纳税上就有不利影响。(3)股权流动性强,股东地位较高。美国上市公司股权流动性极强,换手频繁,为发达国家之最。在美国股票市场,股票交易活跃,公司接管或兼并事件发生频繁,资本市场对企业经营者的控制和约束直接而有力,公司股票价格的涨跌也对公司管理者形成间接约束。美国法律比较注重保护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奉行股东第一主义:公司的经营上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二)英美公司治理模式股权高度分散导致经理层在上市公司中居于核心地位,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者,由此造成经理层对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权益的侵害,出现经营权滥用问题。然而,英美上市公司极度分散的股权结构导致股东对公司控制力不强,使股东很难在上市公司内部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股东对经理进行监管的收益往往少于成本,“搭便车”的心理普遍存在。而且由于股权流动性强,股权结构变得不稳定,股东联合起来对公司治理实施有效影响的可能性变小了。其次,持股比重较大的机构投资者并不是最终所有者,因此更加注重股票的短期收益,并不太关注公司的经营业绩。所以,机构投资者一般不直接参与公司经营决策,而是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来间接影响经理们的经营行为,难以在公司治理中直接发挥积极作用。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英美公司形成了与股权高度分散相对应的公司治理模式。

从内部治理看,英美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分为股东大会、董事会和首席执行官(CEO)三个层次。第一层次,股东大会。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利和决策机构,代表股东行使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股东通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董事会通过制约经理层来实现股东的利益,经理层通过经营决策权来实现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当经理人员不能成功的实现股东的预期收益时,股东可以通过改选董事会并由董事会罢免经理。第二层次,董事会。董事会是股东大会的常设机构,由股东选出的董事组成。董事会是公司的法定代表,它有权依据公司的业绩对经营者进行激励和处罚,董事会直接影响着公司的经营业绩。英美国家实行单层董事会制,作为公司执行机构的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董事有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之分,内部董事在公司担任重要职务,对公司的经营和管理负责。外部董事是由公司之外的一些拥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员组成,不参与公司内部的经营管理,其目的主要加强董事会对公司经营者的监督和制约。即所谓的独立董事,他们在某方面拥有独特专长,是某个领域的资深专家或拥有广泛的关系网络。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能够较客观地提供经营决策并行使监督职能,有利于公司内部管理的改善,对公司管理层的制约和监督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层次,首席执行官。董事会一般会雇佣专业的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公司的日常业务,以此来提高公司的决策能力。其最高级别就是首席执行官,也就是常说的CEO。首席执行官是公司决策执行机构的最高负责人,许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由董事长兼任,因而是公司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此外,为了应付日益复杂的经营管理,有一些公司CEO下设首席经营官,来协助首席执行官来负责日常管理。首席执行官是公司的委托人,其权利的实施是由董事会授予的,并受董事会监督。

从外部治理来看,外部治理是英美国家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形式。美国大多数州的公司法虽然将管理公司的权力交给了公司的董事会,从而大大削弱了股东管理公司的权利。但与此同时,美国联邦和各州的成文法及普通法中,都有许多条款和原则专门规范董事在管理公司过程中的行为,以加强董事的责任,防止董事滥用职权和懈怠职守。第一,经理市场的竞争。竞争性的经理市场可以使经理^员根据其自身的条件在企业之间或企业内部的不同岗位之间流动,并由市场决定其薪酬。这样,职业经理管理能力就成为其能否被聘用或者职位提升的重要指标。能力强并对股东负责的经理人,就有较大可能取得较为良好的业绩,也就会被企业高薪聘用;相反,那些能力低而又不愿意对股东负责的经理人,就很难取得较好的业绩,其薪水也就会较低,甚至会被辞退。因此,在位的经理人为了珍惜自己,都会竭尽所能,把公司的经营业绩提高上去。第二,敌意收购的威胁。由于美国和英国公司的股权较为分散,且流动性大,这为敌意收购提供了可能。当管理层对企业的管理不善,从而导致其市场价值低于实际价值时,公司的外部的收购者就会通过资本市场大量收购分散的股份,对企业采取敌意

收购行为。然后通过更换管理层,提高企业经营业绩。此外,严格和完善的外部信息披露以及严格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加强对经理人员约束的另一个重要保证。英美国家在实践中形成了最为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严格的会计制度和独立审计制度,保证了企业运作的高度透明性。法律要求上市公司按季度披露财务报表,严格限制内部人利用未公开的信息从事公司的证券交易。证券法还要求内部^必须定期向证券管理部门汇报其拥有和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况。总体上讲,英美公司治理模式中,外部市场治理发挥的功效比内部治理更为显著。这种依托市场作用的外部控制型治理模式,必须有几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即产权清晰和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以及完善发达的资本市场。

二、日德公司股权结构及其治理模式

(一)日德公司股权结构特点(1)股权高度集中。虽然德国和日本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但它们的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却有着共同之处。德国和日本公司的一个特点是股权集中,企业资产主要来源于银行和其他非金融机构。二战前日本大公司股权高度集中于财阀之手,二战后的初期,由于实行了“解散财阀”及“证券民主化运动”等政策,使得一般民众的持股比例迅速上升,1949年曾高达69.1%。但此后,日本公司的股权就不断地由个人向法人集中。现在日本公司的股权主要由法人(包括金融机构和实业公司)控制,法人持股比率由20世纪60年代的40%左右上升到90年代的75%左右。德国公司股权结构中,最大的股东是金融公司、创业家族、保险公司和银行,而且它们的持股比较集中,这与英美公司股权的高度分散形成了鲜明的反差。(2)法人相互持股。由于德国和日本在法律上对法人持股缺少具体管制,导致法人相互持股现象比较普遍。法人相互持股有两种形态:一是垂直持股,如丰田住友公司,它们通过建立母子公司的关系,达到在生产、技术、流通和服务等方面合作的目的;二是环状持股,如三菱公司,第一劝银集团等,其目的是相互之间建立起稳定的资产和经营关系。据日本著名学者奥村宏先生推测,法人相互持股在法人持股中占70%左右,在全部上市股票中占40%左右。另据统计,1970年、1975年和1989年日本的法人持股比例分别为54%、60.8%和73%,法人持股比例为上升的趋势。(3)股权稳定,稳定性高。在日本法人持股形式大多采用集团内企业交叉持股或循环持股。在德国,股权主要由银行、工商业公司控制。大公司之间交叉持股的现象普遍。由于法人相互持股的目的不是为了分红和买卖股票获取差价,而是为了加强联系、稳定关系,因此很少发生公司的股权大规模流动或转移的情况。(4)商业银行是公司的主要股东。在德国和日本,是由银行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因此,在参与公司的各方面的经营事务中,形成了独特的银行体系。日本实行主银行制度。所谓主银行是指企业把银行作为企业融资的主要手段,日本的主银行制包括三个层面:一是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指企业与主银行之间在融资、持股、信息交流和管理方面结成的关系;二是政府和银行之间的关系,指政府作为规则的制定者与银行之间的关系;三是银行之间的关系,指银行和银行之间在同企业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关系。这三层关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以银行为核心,通过对企业的相互持股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德国实现全能银行制。所谓全能银行制是指银行为企业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其中既有传统的银行业务,还包括投资和证券业务、不动产业务、对陷入财务危机的企业进行救助、企业的并购等。银行最初的业务主要是向企业提供贷款的业务,但企业拖欠银行的贷款时,可通过债转股把银行变为企业的股东。

(二)德日公司的治理模式 由于股权集中,且相对缺乏流动性,德、日公司治理不能像英美公司那样通过在股票市场上“用脚投票”来实现,而是通过内部大股东,通常是一家银行,来控制和监督经营者行为,达到参与公司治理的目的。是一种主动或积极的模式。如果股东对公司经营者感到不满意,可以直接通过“用手投票”来表达其意见。从内部治理来看,德、日两国虽然同属于内部控制主导型模式,但它们在具体做法上还是有一些明显差异。如德国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实行的是双层董事会制度。依照法律规定,德国公司的业务执行职能和监督职能相分离,必须成立相对应的两种管理机构,执行董事会(即管理董事会)和监督董事会(即监事会)。管理董事会负责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是一个执行监督董事会决议的执行机构,它相当于美、英等国的经理层。监督董事会是公司股东、职工利益的代表机构和监督机构。德国公司法规定,监督董事会具有以下重要权限:第一,任命和解聘执行董事,监督管理董事会是否按公司章程经营;第二,对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审核;第三,对关系公司发展的重大问题具有决策权力。在监事会组成人员中,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个是银行的代表占有较大比例,发挥重要影响。德国在1996至1997年度的一份报告表明,在德国最大的85个公司监事会中,有75个监事会银行占有席位,并在35个监事会中担任主席。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公司监事会有职工代表参加。按照德国1976年通过的《参与决定法》规定,凡雇员人数在2000名以上的公司都必须吸收职工参加监事会,且比例要达到50%。日本的公司治理结构形式上与美国类似,采用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的结构,不设监事会,但设有独立监察人(也称监事)。由于日本公司普遍存在着法人持股,总经理是法人股东代表,也是监事会的重要成员。日本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股东代表特别少。从总体上看,具有股东身份的仅9,4%,而在上市公司中,具有股东身份的代表更少,只有3.9%。董事会大部分成员由内部中、高层经营管理人员组成。日本公司的董事会并没有真正成为行使监督权力的机构,而由经理人员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实际上控制了董事会的运行。在日德公司治理模式中,公司员工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德国公司治理的一个特征是职工参与决策制,企业职工通过选举职工代表参与监事会和职工委员会,监事会的副主席由职工代表担任,以此来实现参与企业管理的“共同决策权”。职工参与决策制是通过有关法律得到保障的。如德国法律规定,在工人数500人以上的公司中,监事会的1/3必须是工人代表;如果公司正常雇佣的工人超过2000人,则监事会成员的一半必须是工人代表,且其中一些必须是工会代表。在日本公司中,经营者的选拔、连任以及工作业绩都需要得到员工的支持和认可。日本企业的员工把进入公司董事会看作是毕生的追求,与美国相比,董事由员工晋升而来的比例较高。日本企业内部员工的终身雇佣制、企业工会组织的存在为员工发挥治理功能提供了良好基础。从外部治理来看,第一,相对衰落的控制权市场。在日德主银行制的影响下,国内股票市场的重要性也小得多,股票市场作为一种外部力量对日德公司的控制作用远不如美英国家的公司重要。在日本和德国,股权分散的上市公司较为少见,故而投资者在未经最大股东同意的情况下,很难取得大比例股份以实现接管,此外德国法律对个人股东投票数量的限制也不利于接管。因此,美英等国常见的敌意接管在日德等国极为少见,日德公司相对集中、稳定的法人股东持股为主且法人相互持股较普遍的股权结

构,成了有效防止敌意接管的天然屏障。美英公司与日德公司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企业经营不善时发生接管的频率。据统计,1985年至1989年间美国和英国年均接管金额占总市值的比重分为41.1%和18.7%。而在日本和德国,通过股票市场以改变公司控制权为目的接管事件则少得多,分别为3.1%和2.3%。除此之外,在德国,由于大量职工代表出任监事,故通过接管来更换管理人,员的可行性不大。由于管理人员有长期合同,即使一个入侵者能取得一家德国公司的所有权控制,这些合同也能阻止接管者迅速对管理部门改组,所以接管对管理者的威胁相对美英公司的管理者来说要小得多。第二,经理人市场相对不发达。除了控制权市场远不如美国活跃,由于大量有交易关系且企业相互交叉持股,使企业之间形成较为稳定的各种联系,主银行制又使企业有了较为稳定的银企关系,因而日德公司在产品市场、借贷市场等其它外部市场上的竞争也不如美国激烈,因而外部市场对日德公司的制约作用没有美国那样重要和明屁。除此之外,日德等国基本上不存在一个外部的经理市场。以日本为例,日本公司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的人事制度客观上起到了将劳动力市场内部化的效果,因而外部经理市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必要。虽然没有一个外部的经理市场,但公司内激烈的晋职竞争和对管理腐败行为的严厉处罚,使得日本式内部经理市场在激励和约束经理人员的作用上并不逊色于美国式的外部经理市场。

三、启示

前文所述的两种西方国家的公司治理模式,都有着各自产生的背景和历史渊源。都是立足于本国的传统,经济发展环境,证券业发展水平等因素而建立起来的,从各自实施的结果来看都取得了很好的效益。从美德日等国家的治理绩效来看,均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20世纪70、80年代,德国和日本公司的绩效相对而言要好于美国公司,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科技革命给美国公司带来了重大机会,美国企业发展迅速,在这个时期的表现相对来说要好过日本和德国企业。然而就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来说,并不存在一个确定的关系。因此,从以上分析中可能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启示,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模式存在密切的联系。采取集中还是分散的股权结构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标准。各国采取何种公司治理模式必须同本国的国情相适应,盲目套用外国经验是不可取的。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之后,我国证券市场将形成真正的全流通市场,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司治理模式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编辑 聂慧丽

作者:唐海鸥 陈易灵

公司独立审计委托模式研究论文 篇3:

家族企业引入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的障碍

[内容摘要]目前我国外部市场环境、融资环境、职业经理人市场的不完善,家族企业内部存在的业主权威、信息分享风险,以及社会诚信缺失和文化环境等因素构成了我国家族企业本身难以破解的逻辑障碍,不能全面引入西方现代公司治理模式,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只能作为家族企业治理模式演进的一个目标方向而非现实选择。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共同型治理模式;家族企业;逻辑障碍

客观来讲,中国的家族企业在解放前就大量存在,其中许多还成为民族工业的代表。解放后,由于历史的原因,家族企业发展被中断。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家族企业才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从研究上看,真正有关家族企业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形成第一次研究高潮。究其原因,部分是因为在人们内心存在的“意识形态歧视”,[1]部分是因为绝大多数家族企业以一种变相的或潜伏的形态存在。[2]1998年以后,特别是2000年以天通股份为代表的家族企业的直接上市,使国内对家族企业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研究的内容来看也从对家族企业的定义争论、对待家族企业的态度等意识形态问题上转移到对家族企业自身持续发展的研究上。

就家族企业治理制度而言,它是具有效率边界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合一的模式会受到其“自然人”特性的制约,虽然财产可以由家族世袭,但是家族世袭并不能解决企业的持续存在和长期发展的问题。另外,市场的扩大和生产、经营技术的复杂化,越来越需要专业化的职业经营者。因此,家族企业的资本化、社会化成为家族企业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公司制企业的产生与发展,对自由竞争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市场效率的提高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目前,现代公司治理理念也由“股权至上”的单边治理逻辑转向“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多边逻辑。利益相关者共同型治理模式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理想模式。同样,对中国家族企业来说,这种治理模式是其发展演进的方向。

一、家族企业治理演进的目标模式——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

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现代企业是由所有参与企业价值创造的成员组成的契约组织。公司治理主体从股东扩大到以股东为主的各利害相关者。经理不仅要为股东的利益服务,而且应为更广泛的利害相关者的利益服务。

布莱尔、凯(J.Kay)西伯尔斯通(A.Siberston)以及国内的杨瑞龙、周业安等学者分别从风险分担、资产专用性、企业契约性质与企业财富创造等方面论证了利益相关者是企业的所有者,利益相关者拥有企业的所有权。[3][4]这一观点主张公司治理主体是所有利益相关者。

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是对传统的股东主权治理和经理主导型治理的重大修正,既突破了股东至上、资本雇佣劳动的单边契约治理逻辑,又修正了工人自治、劳动雇佣资本的自治逻辑。它反映了企业是一个作为各个参与者共同创造价值的契约连结体。共同治理体现了激励与约束的多元导向,试图通过将企业所有权在企业的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多元配置,激励各个契约主体对高层经理人员的监督积极性,从而提高公司治理绩效。在美国安然、世通丑闻暴露以后,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更加凸显出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理事会的《公司治理准则》中对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提出了规范性、指针性的明确要求,特别强调公司治理的框架应当确认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利,并鼓励公司和利益相关者在创造财富和工作岗位,为保持企业财务状况良好和有发展后劲等方面展开积极的合作。近年来,管理层收购(MBO)、管理者股票期权(ESO)、员工收购(EBO)、员工持股计划(ESOP)等股权激励方式在西方发达国家萌生并方兴未艾,就是利益相关者理念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体现。中国家族企业将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作为其未来企业治理模式演进的方向也有其必然性。

(一)“家族关系”转向“契约关系”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企业演变为现代公司不仅具有经济合理性,而且具有社会契约性。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1959)说过:“到今天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在以前,‘人’的一切关系都是概括在‘家族’关系中,把这种社会状态作为历史上的一个起点,从这一点开始,我们似乎是在不断地向着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状态移动。在这种新的社会秩序中,所有关系都是因‘个人’自由合意而产生的”。[5]因此,以“契约”关系代替“家族”关系,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二)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顺应了国际趋势

二十世纪后半叶,退休基金、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共同基金、信托机构、商业银行等机构投资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以法人身份活跃于资本市场,成为资本市场的主要交易者和法人公司的主要持股者。随着机构投资者手中持股数额的不断增长和持股比例的不断上升,法人公司的股权结构、内部和外部治理都发生了重大的、实质的变革。现在,利益相关者共同型治理模式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公司治理的主流模式。

(三)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具有比较优势

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下的公司相对于家族企业治理的其他模式,其产权结构具有多元、开放的特征,可以针对本企业建立和整合核心竞争力,通过产权这一最牢固的纽带适时地吸纳各类股东、引入职业经理人、优化企业文化,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确保动态的、灵活的资源配置,以保持其进取精神,强化其适应能力和改善其经营绩效。

(四)将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作为目标模式符合中国国情

当前,理论界对企业治理模式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存在着以英美模式和以德日模式为代表的两大阵营(也有少数学者将东南亚以及韩国的家族主导型纳入,形成三大经典模式)。就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德日模式不是中国家族企业的变革方向。因为,德日模式下政府对经济结构甚至企业的经营运作干预较深,多运用特殊的产业和技术政策来影响经济结构的发展,而中国企业目前的问题不是政府干预过少,而是过多。而东南亚及韩国的家族主导型模式也逐步开放产权,加快企业社会化步伐,向英美模式转化。因此,以英美股权主导型治理模式为代表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是未来持续成长的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变革的方向。

二、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的特征及评价

(一)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的特征

现代公司治理理念经历了从股东至上到关注利益相关者的转变。利益相关者除了股东、经营者以外,还包括债权人、供应商、雇员、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后者的治理权力不是基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权力安排,但依据法律对公司拥有权力,其治理权力来源于人力资本产权、债权或其他与企业的利益关系,他们同样拥有参与和影响企业治理的权力。当企业被不恰当地决策与经营,而内部治理结构又无能为力,治理缺乏效率时,其他利益相关者就会采取行动。

从下图我们可以看出,影响董事会决策的除了股东还有雇员、债权人、供应商等等。随着企业治理主体从股东扩大到其他利益相关者,企业治理的外延边界也将扩大,这一过程也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得到强化的过程。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今天企业财富的增加,并不仅仅是股东及经营者的贡献,或者说,并不是财富生产过程的投入都必须在企业内得到组织和管理,不仅仅是企业专用性资产投资者,社区、政府乃至竞争者都与企业形成了长期的关系。[6]正是这种长期的关系使得这些权益主体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公司财富创造的参与者。由于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治理,该模式表现出如下特征:

1.股东结构中机构股东占主体,股权分散化。企业的股权结构,经历了由少数人持股到社会公众持股再到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历史演进过程。在公司制企业发展初期,企业只有少数的个人股东,股权结构相对集中。伴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资本市场的发展,公司的股权结构逐渐分散化,大量的公司股票分散到社会公众手中。而最近二十年来,机构持股得到快速发展。

2.股权结构多元化。

企业股权的分散化是指股东数量的增加,而企业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则是指企业持股主体类型的增加,企业的经营者、雇员也成为企业的出资者或持股者。企业的出资者包括向企业提供各种服务的所有成员: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股东,又包括向企业提供服务的企业经营者、雇员。

3.外部治理机制发达。

由于占主要地位的机构股东一般追求一种低风险的投资战略,所以他们更多地使用“用脚投票”的方法,即当公司业绩不佳时,便迅速抛售股票,以调整投资结构,降低风险。并且这些机构股东一般持有多家公司的股票,因此对直接参与公司治理兴趣不大。机构股东在股市上频繁地调整其持股结构,在客观上给公司造成了外部压力。因为当机构投资者在股市上大量抛售股票时,会造成公司股票价格暴跌,其结果是,一方面股价暴跌会减少经理人员的收入,另一方面也使职业兼并者有机可乘,这些职业兼并人趁机收购公司股票,一旦达到控股地位,便会改组公司,砸掉现有经理人的饭碗。于是,经理人为保住自己的收入,不得不努力工作。

4.董事会中外部董事占多数。

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大多实行董事会和经理层分开运作的制度。经理层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决策工作,而董事会负责重大事项的决策及监督经理层。为了防止董事会与经理人员勾结,董事会中要有半数以上的外部独立董事,就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董事大多来自社会上的专家学者。通过独立董事的公正监督,以确保股东权益。

5.监事会职能由独立审计员和独立董事完成。

独立董事监督经理人员的行为。公司还聘有独立审计员,通过财务审计和经营管理审计来约束经理人员,从而构成双重约束机制。

(二)对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的评价

尽管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最优性被认为不仅在理论上更趋完美,在经济上由于促进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其效率也优于股东主权治理。但是,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与我国企业尤其是我国家族企业的现实情况还相距甚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因之一是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本身的问题,该理论是建立在所有权集中分散对称配置给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假定基础上的,而实际上要实现这个条件,成本非常高昂。此外将企业所有权分散对称配置给所有利益相关者将导致“公共地悲剧”;原因之二则是中国缺乏让其发挥作用的完善的外部环境;原因之三是许多利益相关者缺乏企业治理的动力和能力。

三、我国家族企业全面引入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的逻辑障碍

抽象地和一般地来说,任何企业治理模式和组织形式都是“效率中性”的,也就是说只有根据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才能判断一种治理模式效率的高低。就我国而言,在目前的状况下,企业主的素质跟不上企业的发展,包括市场等外部制度环境不规范以及低文本文化和特殊主义文化的影响,我国家族企业全面引入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这种现代公司模式存在着一系列难以破解的逻辑障碍。

(一)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使家族企业缺乏改善企业治理的动力

我国在实行市场经济初期客观上存在着市场不成熟,许多配套不到位的情况。许多家族企业靠机制和政策上的漏洞相对容易地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而导致管理者在如何发展企业的问题上不是考虑改善产品、研究企业发展战略和改进企业治理水平,而是寻找捷径,投机取巧甚至不惜损害企业信誉进行经营和销售。

(二)我国现行的体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现代公司治理模式的引入

对于我国体制环境对家族企业发展的影响,董辅礻乃曾经归纳出民营企业的“十大恐惧”:一是财富的忧虑;二是“劫富济贫”;三是遭遇权势;四是不平等的罪名;五是地方政府失信;六是产权旁落;七是误入陷阱;八是商业没有秘密;九是知识产权的威胁;十是媒体伏击。[7]香港大学的Gorden Redding在其所著的《华人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解释了为什么华人企业要坚持在家族化的道路上走下去的原因,它用“不安全感”进行概括。

储小平和王宣瑜(2004)从家族企业获得外部融资困难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出发,得出了必须降低家族企业的信息披露风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结论。在他们看来“对私营家族企业而言,在转轨时期拥有和垄断企业信息是必要的,或者说泄露信息将有可能使企业面临巨大的经营风险,这些风险可能与政府的不完善税收制度和各种不规范的行政管理有关,也可能与企业的产权和控制权有关”。[8]尽管目前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的环境已大大改善,但还有很多方面与市场经济相悖。这成为家族企业阻碍家族企业社会化的主要障碍。

(三)资本市场发育的滞后减缓资本社会化进程

一个国家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对于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变迁具有直接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直接决定企业产权结构以及治理结构。我国家族企业融资相当困难,具体来说家族企业融资有五难:金融机构的信贷对不同所有制区别对待;民间借贷风险大、成本高;股票、公司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门槛过高,手续繁杂,耗时过长,致使大多数中小企业难以利用资本市场筹集发展资金;信用担保体系尚未形成构架,担保机构少,品种单一,制度不完善,造成企业“寻保难”;部分民营企业缺乏诚信,加之企业信用信息征集与评价体系缺失,造成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惜贷”的现象。

(四)职业经理人市场的不完善导致企业极高的任用风险和代理成本

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形成合格的职业经理阶层,家族企业就可能更愿意使用家族成员管理企业,放弃那些虽有能力,但可能给自己带来道德风险的职业经理。西方企业制度变迁史上之所以大范围地发生了钱德勒称之为“经理革命”的企业控制权转移运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上存在一支合格的职业经理人队伍以及开放的、多层次的、充分竞争的“经理劳务市场”。正如张维迎教授指出的那样:中国目前缺的不是企业家,而是合格的职业经理人。[9]由于职业经理人的素质难以符合要求,特别是职业经理人的诚信水平,使家族企业社会化步履维艰。

(五)“业主权威”阻碍了委托代理机制的设立和运行

委托代理关系是现代公司治理模式中最基本的关系,它是在存在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签订的一组契约。契约关系的基本前提是,签订契约双方在地位上是相互平等的,这和“家长权威”所赋予业主的绝对权力严重抵触。[10]目前,中国大多数家族企业还是由第一代创业者控制,业主是企业的创立者、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业主在创业和企业成长中形成了个人权威,支配了所有的重大决策,控制了企业各种资源的配置。但是,契约不仅束缚了业主行使权力的自由,并且使代理人有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保障。当业主的随意决策与契约相冲突时,业主的权威就受到影响,并且还要付出谈判成本,然而,“业主权威”的不容侵犯性,又要求代理人绝对地服从而不是平等地谈判。因此,业主权威无法忍受代理人平等地讨价还价。在这种情况下,业主很可能废止契约,收回权力,委托代理机制就此终止。

(六)企业内部“信息分享风险”限制了委托代理机制的实施范围

为了防止代理人获取专利技术、营销网络等信息后自立门户,转而成为竞争对手,业主对这些信息严加保密,甚至很少有系统的文字记载,几乎都集中在个人记忆中。因此,代理人无法获取足够信息,难以展开有效的工作,往往选择另谋高就。另一方面,由于业主对信息,尤其是财务信息的垄断,导致财会活动不规范,无法发挥应有的监督约束作用。家族企业或者为了逃税,或者主观上为了防范代理人的道德风险,业主普遍直接控制和干预财务活动。这样的财务活动无法提供真实的信息,当企业经营活动日益复杂,单凭业主原始的个人记忆根本无法有效把握财务活动,这又恰恰为代理人的败德行为提供了温床。

(七)诚信的缺失加大了治理模式变迁的成本

家族企业中存在道德问题的不仅是职业经理人,雇主也普遍存在相当程度的道德问题,并且正是后者滋养和助长了前者的败德行为。因为事实上,家族企业存在着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双向的信息不对称。一方面,经理人掌握更多的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信息,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约束和监控的成本很大;另一方面,业主掌握着更多的财务信息。为了逃脱账款,企业普遍设立“两本帐”,同时,经理人对业主的长期激励抱有怀疑,普遍排斥长期激励,追求“看得见”的短期收入。更进一步,雇主职业诚信的缺失,又间接引致了职业经理人诚信的恶化。一部分业主在日常经营中指使经理人侵害员工和社会的利益,这种“示范效应”将极大地降低经理人败德行为的心理成本。

(八)低文本和特殊主义的文化环境无形中阻碍了现代公司治理模式的引入

根据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的划分,中国的文化无疑是一种低文本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人们与外人的交流就会非常困难,人们常常会觉得,和自己人交流往往只要三言两语甚至一个眼神全都明白了,而与外人的交流不管如何努力总存在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隔阂。所以,人们为了节约信息成本,总是倾向于建立在家庭和家族关系的基础上来扩展其经济关系或交易范围。同时,在低文本化的社会,信息主要集中于家族首领,“家族首领建立一种人际关系基础上的等级结构,这样的等级结构往往是个人魄力型的模式”,以这样的家族首领作为中心签约人建立起来的企业就成了典型意义上的家族企业。

一般认为,中国的人际关系模式是比较典型的特殊主义人际关系模式。在这种人际关系模式下,“圈子”内的人相互之间信任度很高,交易成本很低,但与“圈外人”之间信任度很低,交易成本很高。一般说来,市场交易显然是与“圈外人”的交易,所以在中国市场交易成本相对较高。在低文本和特殊主义的文化环境中,企业主倾向于亲自或让自己人掌握控制权,而不是放权,这无形中阻碍了现代公司治理模式的引入。

四、结 论

中国家族企业的治理障碍已经成为限制其持续成长的关键。如何从原有的相对于国有企业的机制灵活优势,跃迁为适应现代市场竞争中先进的企业制度优势,是新时期中国家族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然而,目前西方大公司流行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型治理模式全面进入中国家族企业又存在一系列其难以破解的逻辑障碍,进而导致缺乏模式变迁的动力。因此,在现阶段,这种现代公司治理模式只能是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变迁的目标方向而非现实选择。☆

主要参考文献:

[1]陈 凌.信息特征、交易成本和家族式组织[J].经济研究,1998(7).

[2]储小平.家族企业研究: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话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0(5).

[3]布莱尔.所有权与控制——面向21世纪的公司治理探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4]杨瑞龙,周业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5][英]亨利·梅因.古代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6] 李维安,武立东.公司治理教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7]傅 华.民营企业的十大恐惧[J].时代财富,2002(6).

[8]储小平,王宣瑜.私营家族企业融资渠道结构及其演变[J].中国软科学.2004(1).

[9]张维迎.如何建立企业家和经理人之间的信任[J].企业文化.2003(6).

[10]郭 强.企业中个人绝对权力和企业的衰败[J].管理世界,2001(3).

Stakeholder Governance Pattern and the Importing Obstacles of Chinese Family Business (CFB)Liu Juqin1 Song Lili2

[ 收稿日期: 2006.11.17 责任编辑:张友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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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巨钦 宋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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