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以WebofScience数据库中1995年-2017年所有媒体融合研究论文及共被引文献为数据来源，运用CiteSpaceV的可视化技术，绘制出国际媒体融合研究的知识图谱，对国际媒体融合领域发展脉络、重要研究作者、研究文献、贡献国家和研究热点及其演化进行了挖掘分析。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新媒体定义研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新媒体定义研究论文 篇1：
打破本质主义思维下我国新闻研究的僵局
用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界定新闻，新闻研究难以避免“毛毛虫效应”。文章尝试运用话语分析方法来把握流动语境中不同的新闻定义。从表征的发展而非事实的角度来理解新闻，是研究新闻的另一必然选择，表征的多样化在使新闻富有生命力的同时，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权力的侵入。
话语分析方法新闻定义表征文本身份
张诗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传播学博士研究生。
“什么是新闻？”这是每一个研习新闻理论的人面临的首要问题。学者们在下定义时往往采用“新闻是……”这样的判断句，这是本质主义思维的显著特征，研究者在将现象与本质两分的前提下，试图透过新闻现象解释出新闻的本质。那么，这种思维模式是否有助于新闻学学科领域的发展呢？卡尔·波普尔曾在《猜想与反驳》一书中给予尖锐的批评：“无论本质存在与否，对它们的信仰丝毫无助于我们，而且确实倒很可能妨碍了我们，因此，科学家毫无理由地假定它们存在。”[1]波普尔本人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以来的给事物下定义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持比较温和的批判态度，揭露这种方式给社会科学研究带来负面效应并致使社会科学的发展出现滞后现象。姑且不论波普尔的观点是否正确，但是这对一位追求给新闻下定义的研究者来说，应当说是一个当头棒喝的警示，或者说是一副有效的清醒剂。
一、用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界定新闻的弊端
准确把握研究对象，是研究某一事物的关键，也是一切研究的出发点。由于新闻实践和新闻学学科研究的复杂性，当前新闻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分歧产生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认知视角、利益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不同，但最为根本的一点是，学者们对“新闻”的定义方式存在着差异。不少学者之所以采取某种本质的界定方式，无非是为了使用的方便，认为这是简化研究对象的权宜之计；再就是，他们认为自己采取的定义比其他定义更精准，更符合“标准”，然而在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当中，自说自话的“标准”难以获得学界普遍一致的认可。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教授李德顺先生认为，本质主义思维存在的缺陷主要有三：“一是抽象性，经常舍弃了具体去追求一般，然后用一般代替了具体和个别。二是隔离性，在事物本身那里浑然一体的各个方面、各种性质，在逻辑上、思维上不得不把它分隔开来。把一个浑然一体的事物的各个方面通过概念分成许多独立的内容，彼此可以不相关，这就叫‘隔离性’。三是凝固性。因为抽象与隔离，有一些概念就要凝固，概念要界定清楚，内涵就要稳定。一旦确定了以后，它就容易凝固起来。”[2]在新闻研究方面，面对丰富多彩、日新月异的新闻现象，为了准确认识研究对象的性质，适当的抽象是必需的，但是过度的抽象，用一个或几个干巴巴的概念来回答“新闻是什么”的思维方式，势必掩盖研究对象整体性的、历时性的建构过程，反而妨碍对研究对象的认识。
以往的研究虽然试图进入新闻的现实，但是由于没有突破本质主义思维方式这一传统框架，因此，本质主义思维所理解的新闻仍然是一种与其他物体没有区别的现成性存在。虽然人们尝试着用还原式的分析方法分解出了种类繁多的新闻的形象，然而无论是政治性形象还是经济性形象，它们所描绘的新闻无非是本质先定、一切既成的现成性存在。没有反思认识新闻的方法是否正确，这样，在原来的路线上行走，人们自然看不到新奇的风景，最终所获得的仍然是关于新闻的抽象形象，这会形成研究上的“毛毛虫效应”。从表面上看，各种“新”的话语纷纷涌现，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封闭的概念代替另一个封闭的概念而已。并且，在僵化的本质主义思维模式的影响下，我们往往对新闻现象采取非此即彼的判断标准，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新闻流派、新闻样式的单一化。
为了避免这样的研究困境，我们需要转变思维方式，改变对于新闻的探索路向。在对“新闻是什么”这个关于新闻本质的追问中，学者们忘记了“新闻的现实处境是怎样的”这样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遗忘新闻的现实处境，离开新闻的具体处境来谈论新闻，新闻就容易失落在关于新闻的本质探求中，认识论形态由于把认识问题与生存问题割裂开来，把认识与新闻的生存境况割裂开来，因而不容易达到对新闻真实性的认识，也使其对新闻理想主义的承诺成为空想，失去意义。既然人们在这个最基本问题上得出的不同结论是从当时、当地的形势和条件，从不同维度加以考察的，我们就应该承认它们，允许它们的存在，这样才能畅通新闻发展的多种可能之路，新闻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可能空间，而非一种僵死的存在。
二、用话语研究方法审视新闻定义的原因
鉴于运用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下定义的缺陷，本文打算采用话语研究方法来审视新闻定义。话语研究不再关注事物的本质，而是把关注点放在了对事物本质所做出的种种话语的可能性上。话语研究不再追问事物“是什么”，而是探询事物“怎么样”，也就是研究为什么人们用某种方式对该事物进行表述，是什么社会条件形成了这样的表述，这种表述是否能够自我证明，它又产生了什么影响。从对“是什么”的追问到对“怎么样”的关注，这不仅仅是一个形式的变化，而且意味着看待事物的视角和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追问“是什么”，即假定事物是同质的、已经完成了的存在，而追问“怎么样”，则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和未完成性。由于事物是多元的、差异的和矛盾的，它们并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因而追问它“是什么”便没有实质性的意义。本文之所以要采用这种话语研究方法来审视新闻定义，主要出于两个原因：
第一，新闻是时代的记录者，人们在社会实践发展的不同阶段，会赋予新闻不同的职能。在某个时代，人们会对新闻作出新的理解，这并不是因为新闻本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是因为生活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实践发生了一定改变。因此，本文的目标不是去探究新闻到底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而是去辨析人们是如何对新闻加以界定的，是如何规定它的职能的，它产生的社会语境和知识风尚是什么，为什么人们会接受这种关于新闻的看法，其认识论基础是什么。围绕某种关于新闻的看法，人们形成了什么样的社会实践，这些社会实践反过来又是如何影响人们对新闻的认识的。只有面向新闻本身，追问新闻“怎么样”了，才能走进新闻。
第二，新闻文本的复杂性决定了在某个时期，任何一种对新闻的界定都无法囊括所有的新闻实践。虽然我们永远无法摆脱自身的偏见或者理解的前结构，但是我们不应当全然否定其他的理解，而应该采取一种更为宽广的视角，保持一种宽容的心态，尽可能地超越自己的视阈，理性地分析各种不同看法在具体语境中的优势与不足，以一种建设性的态度对社会现实做出较为全面的解释。从现实出发，关注事物的现实境况，这样的研究态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那里也有明显的体现。
三、用话语研究方法辨析流动语境中的新闻定义
每个人由于对新闻概念的认识深度不同、观察侧重点不同，因此对新闻本质的判断，对问题核心的选择也会各有差异。人们围绕着新闻形成了不同的观念，正像传播、符号、文化等概念一样，尽管人人会用，但要对它作出清晰的说明反而是件困难的事。根据新闻研究的历史，有关“新闻是什么”的话语可以分成3类，分别是新闻是宣传工具、新闻是商品、新闻是易碎品。
1. 新闻是宣传工具
在革命战争年代，新闻事业面临的核心任务是宣传鼓动，新闻一度成为国家政党在战争时实现统一目标，降低不确定性的最佳途径。这时新闻是政治的附庸，甚至成为政客们的武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社会一直处于独特的两极结构状态，即一极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和政府，另一极则大量存在相对分散和相对封闭的单位组织，在这种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里，信息成为稀缺资源，被赋予了超负荷的意识形态含义。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在我国展开研究，人们对在新概念基础上产生的思维方法有了一定的理性认识，对各种具体方法之间的关系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值得注意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中期，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信息方法的兴趣显示了出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自然科学工作者。”[3]当时运用控制论来解释新闻传播中各种控制现象以实现新闻的最佳效果，成为摆在新闻战线每个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新闻传播控制论系统探析》是为参加1987年召开的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而准备的一篇论文，笔者在文中明确指出“在整个新闻传播控制论系统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新闻事业控制者”，[4]新闻控制论的学科范式过于强调以传者为中心的控制。由此可见，最新科学技术成果的被承认和被应用，在新闻学界引发了新一轮话题，助推了“新闻是宣传工具”这一话语的发展。
在这一话语的影响下，新闻和宣传混为一谈。一方面，新闻这一体裁在公众印象中的权威性和客观中立性，肯定并强化着传播者的意图意义，使得近代以来，我国新闻发挥着强有力的社会控制职能，它单向度地制造认同，大众的思想成了新闻的奴隶，新闻是预先计划好的。另一方面，宣传的意识形态导向让新闻的表征方式被置于主流化的框架之中，为概念塑形，“坏事变好事”“反面事实正面美化”，成为经常被讲述的传播技巧。“对于宣传者而言，概念化最大的好处在于让公众放弃讨论、争辩和理智选择的可能性——概念本身似乎已经提供了解决复杂问题的最佳方案。宣传总是创造这样一种情境：除了概念指明的亮处外，你别无去处。在宣传者的设计下，概念的漏洞和其他选择已经被诸如‘恐惧’‘邪恶’‘魔鬼’等标签所遮蔽。”[5]可见，“新闻是宣传工具”的话语，所要表达的新闻理想，就是让公众趋向于传播者的预设。这一理想其实含有唯概念论的意味。这种趋向性是传者希望受者能与自己达成共识。在新闻文本中，概念成为中心，概念是否被真正地理解，是新闻优劣的标志。如果新闻都以概念为中心，势必造成信息滞留于宏观层面，使新闻丧失对微现实的观察和对世界本真的追求。狭隘的功利主义极大地限制了传播者对事实的选择范围，导致新闻的庸俗化，这种工具理性必然会给每个社会成员和整个文化带来不良影响。
2. 新闻是商品
这是一个有关新闻与产品的隐喻。在这一话语中，意味着我们不再把新闻的制作看做一个神秘的过程，而是把它视为一个普通的商品生产过程，在整个流水线中执行着对现实、对权力调和的加工职能，受众的需求受到充分重视。既然人们发现了新闻文本所必经的加工环节，即采→写→编→评的整个流程，那么人们很自然地把熟悉的流水线图示直接应用于对新闻生产过程的整体性思考，流水线图示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头脑中加工新闻最直观的模型。
其实早在1957年，复旦大学新闻学教授王中就提出新闻的商品性问题。他认为，构成商品的要素有以下3点：一是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二是用于别人消费，三是经过货币交换到达使用者受众。新闻是一种精神消费品，正是从信息、知识等方面满足了人们的需要。买报纸并非买纸张，而是买阅读权、信息分享权。改革开放以来，文化自身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分化，一个由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为分界线的3种文化鼎立的局面已经形成。新闻在文化方面的依附性表现在对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追随上，建构在营销功能之上的新闻文化也是一种依附于商品的价值观念，深刻地受制于商品逻辑。受众成员主要被认为是当前或潜在的消费者，他们的注意力反过来被广告商购买，新闻作为商品可以被买卖的地位得到了强调，这种思考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非常流行，在1992年的首届中国新闻学术年会上，“新闻是否具有商品属性”一题引起学者们争鸣。这个定义确有合理之处，但是也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其一，“新闻是商品”这一话语所要表达的新闻传播愿景是产销和谐，即所传播的新闻希望能够被受众消费并消化。新闻的受关注程度成为传播者追逐的终极目标。一则新闻能否有效捕捉受众的注意力，成了衡量新闻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然而，新闻的受关注程度并不绝对地与文本所含有的新闻价值直接相关，是文化市场牵制着受众群体。处于这样一种传播氛围，传播者就必须在一个高度符合其受众接受心理和价值观的叙述框架内讲述他的新闻故事，而且记者所设的新闻叙述框架必须与公众当前关注的一个时事话题或热门话题相关。因此，更加强调从“人情趣味”角度出发的文本表征应运而生。进入21世纪，文化中娱乐性成分越来越突出，人们对娱乐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人们越来越需要能带来非主流感受的东西，因为只有这些新闻才能更好地再现当时的生活情景，触及大众的亲身经历。因此，我们也就看到，近年来，新闻中的娱乐性成分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这说明新闻表征不纯粹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而是渗透了日常的消费语境。
其二，在“新闻是商品”这一话语的影响下，新闻传播者也容易被一些利益集团利用，将某些公关活动和新闻发布会等具有策划性质的活动按照新闻的要素包装成一个有重大新闻价值的事件，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此一来，坚持中立、客观的新闻专业主义却被搁置一旁，全然不顾新闻学理规范中所提倡的价值判断。
3. 新闻是易碎品
在“新闻是宣传工具”“新闻是商品”的话语中，功利性被摆在了首位，新闻被看做裹挟着特定意向，用于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这些话语强调外在的目标，而现实在新闻文本中所体现的价值被忽略了。仅用外在的、理性的方式来看待新闻，我们很难理解充斥在生活当中的诸多新闻现象。比如，为什么层出不穷的新闻似是而非，为什么如今的新闻就像持续更新的系列剧等等，这一切都是因为新闻的文本表征受制于传播惯习。
“苏联曾突出地认为新闻是‘易碎品’，这种观点也传到中国来。”[6]人们往往将这一话语与新闻的信息本质联系在一起，凸显了第一时间发布新闻的重要性，这是从时间的尺度来理解的。然而，随着这一信念在当代的进一步展开，它还意味着，在求新求快的心理机制的促动下，传播者往往会遵循传播惯习，也就是通过教条表征迅速地将未知事件归类，用统一的格式将其重构，日复一日，长此以往，也就建构了某一概念同一性延展的秩序。
今天，我们重提这一话语，并不是出于学究式的兴趣，而是中国当前的媒介环境使然。进入新媒体时代，媒介环境中的信息在量上呈爆炸式增长，对此现象人们各持一端。简单地否定其中的积极因素是不可取的，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使得我们重新反思过去对于新闻本体的理解是否存在偏见。那么，我们从“新闻是易碎品”这一话语中能获得什么启示呢？
首先，这一话语与其说是对新闻理论的否定，不如说是对它的发展与补充。它的目的在于提醒我们，新闻不仅仅是工具性的，不能仅从实用的、效果的角度来思考新闻，还要关注新闻文本本身，关注现实在新闻文本当中的符号性建构。在塔奇曼的分析中，她认为，新闻是一种社会资源，它通过自身的结构对可能产生的各种知识加以限制和约束，这些知识又被称为现实。
没有文本身份，任何文本无法表意。随着新闻文本一道被生产出来的，除了再现的现实，还有被媒介赋予的类属标签，诸如“社会新闻”“经济新闻”等等。尤其在求新求快的心理机制的导引下，新闻传播者往往是带着某一特殊目的或任务而去采写新闻的，正因为如此，这时新闻文本当中所再现的事实属性，就并非事实本身的品质，而是文本体裁所要求和规制的一种表征方式。在新闻文本中，现实往往习惯性地被抽象化为一些外在的指标或者概念，而现实本身的类属系统、圈层体系被忽略了。因此，在新闻采写编评中一味强调从事实出发，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符号表征的地位必须得到尊重，我们需要把现实和符号表征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加以考虑。
其次，不同的文本身份，要求受众对文本作出完全不同的解释。这一话语也同样提示受众，虽然我们可以对新闻文本再现的现实作出自由的诠释，但是这种诠释的可能不是无限的，也要受到一定规则的制约，否则就会成为过度的诠释，即将不合理的诠释与现实牵强附会地结合在一起。
四、对不同的新闻定义辨析之后的反思
针对关于新闻的3种不同话语，虽然只是作了走马观花式的阐述，但是却呈现了新闻研究的多样性和新闻现象与我们生活的密切关系，其实，没有任何一种关于新闻的话语能够解释所有的新闻现象，这就需要我们多角度地去观察研究对象。
1. 充分重视新闻表征
运用话语分析来把握由新闻定义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关于表征的问题。过去一说到新闻，我们往往将它和事实的新鲜性、时间的新近性相联系，从而忽视了表征之“新”的价值。新闻活动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建构活动。将现实贴上某种新闻的标签与证明它确实是新闻，这两者并不是一回事。随着社会的发展，前者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那么，现实要再进入新闻，从而被受众接收，进而成为社会议题，首先就要涉及现实的被表征问题。同样的事实，运用不同的表征方式，那么现实世界在人们头脑中再现的意义可以完全不同。而且我们之所以围绕新闻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其中也多涉及价值判断，这其实就在于文本表征这一新闻传播者的行为具有主观性。因此，从表征而非事实的角度来诠释新闻，是研究新闻的另一必然选择。
在辨析了有关新闻定义的几种话语之后，笔者认为，“新闻是宣传工具”这一话语反映了新闻表征的主流化，“新闻是商品”的话语反映了新闻表征的通俗化，而“新闻是易碎品”则反映了新闻表征的教条化。传播理论证实了传播的发展是一种叠加式发展，而新闻文本的发展属于人类传播发展的一部分，因此，新闻文本的发展不是用一种趋向取代另一种趋向、一种趋向覆盖另一种趋向，而是呈现出一种叠加式的发展状态。
随着现代媒体技术的发展，随着文本表征方式的不断涌现、不断融合，新闻文本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表征的多样化虽然使新闻处于流变之中，富有生命力，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因为新闻传播者对现实世界的选择与表征，是对现实进行压缩后的结果，而这种压缩往往受制于多重因素的影响，新闻表征本来应该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而不是歪曲，可是如今不少新闻表征受到了来自各种权力的入侵而被异化。因此，我们研究新闻的表征问题，不仅需要关注它表征什么，以及如何表征，还要关注为什么存在这样的表征。而激发这些表征行为背后的动机和条件，不仅决定了表征的方式，也决定了我们所能表征的是什么。这实际上就是关注新闻表征的存在论问题，也就是，文本表征实践行为与这一行为所处的社会结构之间的权力关系。“一百多年前，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就已经特别注意到了语言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在民主政治下，多数人为语言确定规则，就像他们为任何其他事情确定规则一样。”[7]
2. 正确应用新闻表征
我们看到，不少假新闻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进行传播，正是基于受众对新闻体裁本身的信任。新闻体裁的可信性是社会文化赋予的，是长期积淀形成的社会资本，它之所以能获得可信的地位，正是因为新闻体裁本身对表征提出的要求。
首先，新闻表征要有据。新闻，无论是报纸上的图文，广播中的声音，还是电视上的镜头，都是为了让受众在头脑中建构起对现实的再现图景，因此，求真是新闻表征的第一原则。美联社编辑杰克·卡彭认为，语言是记者的工具，“他们可不敢把它变成软弱无力的东西”。[8]虽然我们不能避免对事实作定性描述，但是为了让受众感到传播者是据实而言的，新闻表征就必须客观、有据。所谓有据，仅靠新闻文本本身难以保证，尤其在网络世界中，形形色色的信息大行其道，因此，需要传播者在链文本上多下工夫。所谓“链文本”，就是指“接收者解释某文本时，主动或被动地与某些文本‘链接’起来一同接收的其他文本，例如延伸文本、参考文本、注解说明、网络链接等在网络上体现最为具体”。[9]
其次，新闻表征要求异。不管打开网页还是翻开报纸，读者的眼睛实际上会在页面所呈现的标题上进行快速检索，他们对有的标题视而不见，但是有的标题又能被他们一下逮住，或是被磁性地吸引。人们容易被新奇的事物吸引，新闻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吸引受众的注意力。追求差异化，便成为新闻表征的动力。因此，新闻传播者需要从受众的视角，探询事实真相，判断新闻价值，做差异化的表征，进而在不干涉受众理解的前提下，营造出让受众愿意理解并努力理解的心理场。
参考文献：
[1] [英] 波普尔. 猜想与反驳[M]. 傅季重，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143.
[2] 李德顺. 21世纪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趋势[J]. 社会科学辑刊，2003（1）：4-5.
[3] 罗时进. 信息学概论[M].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24.
[4] 郑保卫. 新闻长思录2：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75.
[5] 胡百精. 公共关系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55.
[6] 胡颖，中国新闻摄影学会. 中国新闻摄影通鉴（1978—2003）[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422.
[7] 陈力丹. 2011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91.
[8] [美] 杰克·卡彭. 美联社新闻写作指南[M]. 刘其中，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2.
[9] 赵毅衡. 符号学[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149.
作者：张诗婷
新媒体定义研究论文 篇2：
国际媒体融合研究的知识图谱
【内容提要】本文以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1995年-2017年所有媒体融合研究论文及共被引文献为数据来源，运用CiteSpaceV的可视化技术，绘制出国际媒体融合研究的知识图谱，对国际媒体融合领域发展脉络、重要研究作者、研究文献、贡献国家和研究热点及其演化进行了挖掘分析。研究发现，国际媒体融合研究有较早发展历史，近年来再次兴起研究热潮；国际媒体融合研究与健康传播和技术发展联系紧密；媒体融合对媒介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使用与满足理论与解释性社群理论常作为相关研究框架；高影响力的作者与文献数量少，且多聚集媒体融合研究初期，该领域知识基础有一定稳定性；中国在国际媒体融合研究中有较大的潜力。
【关键词】国际媒体融合 知识图谱 Web of science 可视化分析 CiteSpaceV
“媒体融合”（Media Convergence）概念最早是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I.浦尔教授提出，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①自2005年蔡雯教授正式将“媒体融合”（或称“媒介融合”）这一译法作为学理性概念传入我国学术领域后，便一直为学界所高度关注。②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通过梳理若干或个别年份的研究论文，对中国的媒介融合进行了主题归纳与内容分析。③彭兰、方兴东、潘斐斐、李树波采用个案研究法，从传播学和新闻学视角对媒体融合进行了定性研究；喻国明、刘旸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市场营销学视角；钟丹、罗茜、沈阳则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通过知识图谱的可视化方式勾勒出了国内目前媒体融合的框架与图景。
事实上，媒体融合是一个外来引入概念，对国外研究中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理论的把握对我们理解媒体融合而言尤为重要。郭毅、于翠玲阐释了国外媒体融合的历时性概念和存在的研究视角，但更多学者的研究仅局限于分析特定国际媒体融合实践案例的特点，从而总结其对我国发展的借鉴意义。④这些研究既缺少对国外媒体融合研究发展历程和未来热点趋势的探究，又缺少可视化方式的成果展示。因而本文着重于用知识图谱的可视化方式，通过对国际媒体融合相关文献的梳理归纳，分析出国际媒体融合领域近些年的发展脉络、研究热点、研究主体，挖掘这一领域的国外图景，来为我国媒体融合后续研究提供有力参考。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为数据来源，采用主题词搜索，时间跨度为（数据库最早年份）1950-2017年，检索时间为2018年4月16日，检索式为：TS=（“media convergence”OR“convergence of media” OR“convergent media” OR“convergence media”），共得到250条记录，包含作者、标题、出版物、摘要、引用文献、关键词等28项信息。
（二）分析工具及方法
本文使用陈超美教授团队所研发的可视化分析工具CitespaceV，对国际媒体融合相关文献的核心作者、发展脉络、研究热点等方面进行探究，并在此过程中使用到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共现分析等方法。通过CitespaceV这种知识图谱的方式，可以在学科的核心结构、发展历史、前沿领域以及整体知识架构可视化分析中，更加直观地发现隐藏在文献数据中的媒体融合规律。
二、研究脉络与热点分析
（一）研究脉络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最早于主题中提及媒体融合的研究可追溯到1995年《欧洲信息公路和媒体政策》一文。该文在概述欧洲共同体在电信和广播方面的政策举措时提出，“信息社会需要一个涵盖所有媒体的政策框架来避免不同媒体部门政策之间的不一致。由于媒体的融合最終将影响到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框架不应仅限于经济方面，而应考虑到整个社会和文化价值观。”⑤
但由图一可知，直至2005年“媒体融合”才作为重要关键词出现于文章中。1995-2004年只能视为媒体融合相关研究的预热阶段，媒体融合在此阶段尚未作为主研究对象，只作为一种视角对问题加以辅助解释。2007-2011年间出现媒体融合第一波研究热潮，论文发表数量与质量均直线上升，融合、媒体、互联网在内的18个高频关键词都是在这一阶段提出。2015-2016年则出现第二波研究热潮，论文数量的上升伴随着社交媒体、新闻编辑室等高频关键词的出现。
（二）研究热点
高频关键词既体现了国际媒体融合的研究热点，其变化又能一定程度反映国外关注点的发展趋势。利用Citespace V对关键词词频进行统计，共得到频次≥2 的高频关键词47个。其中频次最高的5个关键词分别为：“媒体融合”、“融合”、“互联网”、“电视”与“新媒体”。虽然“媒体融合”定义是媒体中各种功能的融合，但一般的研究还是针对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互联网背景下，内容、技术和终端等各项环节的加速融合。
在时间线视图下进行标题类聚合，可以将词频≥3的关键词分为十一类。按照其出现的年份时长排列分别是：癌症经验表征、新闻消费、数字报纸、网络新闻、融合文化、利用在线参与、体育、解释性社群、融合媒体、中学和农场安全。
通过表二与图一的比较，可以对国际媒体融合研究得到四个方向的发现：
1.健康传播研究
健康传播研究常与媒体融合双向结合。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医学家或医学社会学家通过互联网上健康表征的研究，评估其医学界定的准确性和质量。关注如何建立网络信息，来改变与深化同专业客户之间的潜力。另一方面，大型医疗或医药机构也在整合网络，以便用户在不同媒体平台上看到越来越准确的信息，从旧媒体来源的搜索引擎和网络链接中将人们引导到资源匮乏但主流的健康网站。⑥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的尼娜·韦克福德等学者提出，性别表现也与这种癌症表征在新、旧媒体研究中的表现相似。⑦因而也有部分性别研究，越来越从媒体融合的角度切入。
2.技术发展
技术发展与媒体融合联系紧密。很大程度上来说，正是“信息通信”“互动电视”“手机媒体”等新型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新闻消费方式。信息获取与互动参与愈加方便的情况下，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要想从Facebook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中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必然要进行这种业务整合与自身技术创新。
3.媒介素养
媒体融合发展对媒介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多媒体素养”“数字素养”“教育”等话题在近五年内涌现为研究热点，一方面说明了媒体融合改变了业界对新闻人才的需求，新闻教育和人才培养都面临更大的挑战；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随着数字化时代改变了受众接受讯息的数量与质量，普通民众的媒介素养也被提出了更高要求。
4.常用理论框架
大众传播学角度的“使用与满足”理论（usesandgratification）、社会语言学角度的“解释性社群”理论（interpretativecommunities）常被运用于媒体融合研究中。使用与满足理论中，受众接受媒体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动机是研究焦点。解释性社群理论则指出，每个人都是解释性社群的一部分，除了关于字符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解释这些字符的一系列文化假设外，文本没有意义。在媒体融合背景下，受众主体地位更加上升。这两种以受众为中心，重在受众对于媒体内容理解与感受的研究框架，因而更凸显了重要性。
三、研究主体分析
（一）高被引作者
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是在网络分析中刻画节点中心性（Centrality）的最直接度量指標。一个节点的节点度越大就意味着这个节点的度中心性越高，该节点在网络中就越重要。⑧因此，度中心性越高的学者则有着在学界越高的地位。虽然分析结果会因为数据库的选择、关键词的选择等存在一定争议，但这些学者的影响着实不容忽视。本文将被引篇数>=3的学者筛选出并以其中心度进行降序排列，共得到26位学者与一项“无名者”（anonymous）纪录。“无名者”的出现，一般是由年代久远或数据库录入不当而导致。但这一项具有极大的中心度以及高被引次数，对整个研究网络有较大影响，因而本文并未排除其进行研究，而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列入其中。
从表三中可以看出，整体而言，国际媒体融合研究中高被引作者与高度中心性作者较为一致。其中有三位较为突出的学术“领军”研究者。
首先是被引量与中心度都遥遥领先的美国媒体融合研究学者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其2003年所提出的“跨媒体叙事”（transmedia storytelling）概念，不仅在学术界，更在新闻、广告、营销等业界拥有巨大影响力。在他看来，不同的故事或故事片段可以分布在许多不同的媒体平台，围绕一个统一的世界观，就可以在各自媒体平台上相互独立展开。同时，他鼓励从用户参与的故事中探索经验，为更广泛的媒体生态来拼凑出一个全面而深入的叙述理解。⑨其2004年就曾提出过对于媒体融合的三点重要思考：“媒体融合是一个过程而非终点；媒体融合既是一个由上至下的企业驱动过程，又是一个由下而上的消费者驱动过程；媒体融合的程度在任何方面都是不均衡的，其不仅仅是一种企业的商业行为，还反映了媒介权力的构成和媒介哲学与经济的重塑。”⑩
其次是美国西北大学巴勃罗·博奇科夫斯基教授（Pablo J. Boczkowski）与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马克·德兹教授（Mark Deuze）。前者主要研究媒体从印刷到数字文化的转变，后者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工作期间曾与亨利·詹金斯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自己的著述中也一直使用着融合文化的概念。在2008年与亨利·詹金斯共同为《融合：新媒介技术研究》撰写的编者按中，其首次共同提出了“融合文化范式”，指出“融合文化范式要抓住矛盾中的媒介图景，运用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研究的视角，努力应对媒介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变化关系。”11
值得注意的是，排名第十位的澳大利亚学者阿克塞尔·布伦斯（Axel Bruns）虽然中心度较低，却有很高的被引量。其研究主要针对于用户主导的内容生产，在媒体研究方面，布伦斯提出“守门员”（gatewatching）这一概念，将其与“看门人”（gatekeeping）区别开来，提出网络环境已经造就越来越多的公民记者，颠覆原先“看门人”为新闻采访和大众媒体新闻出版提供的主导范式。12
（二）高被引文献
表四列出了WOS平台媒体融合研究领域高被引文献中心度排列前七名（含并列），其中专著四本、论文三篇，这七篇文献即构成了目前媒体融合研究的重要知识基础。从第八名开始中心度为零，因而这七篇也可以看作是国外研究媒体融合的核心文献。
七篇文献中，只有亨利·詹金斯的《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一书在国内有翻译与发行版本。这本书在2012年译介后也迅速跃升为国内学者研究媒体融合时的高被引文。2006 年出版的《融合文化》一书中詹金斯提到，媒体融合文化主要涉及媒体技术、媒体经济和媒体权力三个面向，而这三个面向又分别可以从媒体融合、参与性文化和集体智慧的概念角度进行阐发。13
在《博客，维基百科，第二人生与其超越：从生产到产品》一书中，阿克塞尔·布伦斯创造了“生产使用”（produsage）这一合成词概念。这一概念模糊了被动消费和主动生产之间的界限，指出在当前的数字化时代，内容生产者和消费者/用户之间的区别已经消失。人们通过开放式的参与、共享财富在内的四种特性来创造内容。14从各领域中都可以对这一概念进行解释，置于媒体融合的角度，“生产使用”可以大致概括为逻辑布局和媒体内容合作，这与詹金斯的观点也是不谋而合。
排名4、5、7的三篇文献，都是较早时期从健康传播的角度，通过研究健康信息与人们的媒体实践，将健康问题扩展到公共领域，从而探究媒体活动的互联网潜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引文献年份均在2008年之前，说明该领域有极高的稳定性与延续性，但新兴的突出研究学者尚有所欠缺。
四、研究国家分析
从检索结果的引文和自身所属国家（地区）来看，美国与中国地区占据明显优势，被引与论文总篇数分别占比高达37.65%、25.31%和26.19%、17.86%。美国的排名优势一方面与其教育、科研水平在全球占据领先地位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也与该数据库和自身语言的本土性有一定关联。我国的高被引量与文章数量也展现了自身在国际媒体融合研究方面一定的影响力。
但值得注意的是，互引网络中我国文献的中心度依然与美国有较大的差距。我国的媒体融合研究起步较晚，最早被引文献尚始于2010年，与美国相差了12年。前文提及的作为该领域知识基础的高被引文献均在2008年之前，且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因而中国的相关研究只有更加创新与前沿，才能在互引网络中占据一席之地。但从这一点也可以反映出，在媒体融合概念引入的十余年中，我国在此方面的研究已有很大突破。虽然研究相关历史有限，但已经表现出较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发展潜力，在全球学术影响上也有一定提升。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媒体融合相关文献的提取，以可视化知识图谱的方式，对国际媒体融合的研究脉络与热点、重要研究作者、重要文献、贡献国家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一）国际媒体融合最早可追溯到1995年，但近十年才逐渐演变为研究热点。
2007-2011年与2015-2016年分别为国外两次媒体融合的研究热潮。
（二）国际媒体融合研究与健康传播和技术发展联系紧密。
健康传播这一点在目前所有国内媒体融合相关的文献中都未有提及，这也为国内医疗与传媒两个领域提供了参考与借鉴意义。而传媒作为最为敏锐感知技术与生活联系的行业之一，也更要时刻关注最新技术传播的影响与利弊，从而合理地在媒体融合中加以利用。
（三）媒体融合对媒介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新闻学院改革开始，业界在提升自身素质的基础上，也要帮助普通公众提高识别与评判新闻的媒介能力。
（四）使用與满足理论与解释性社群理论常被运用于国际媒体融合研究中。
媒体融合背景下，受众对于媒体信息的接受与反馈更为重要，而国内尚缺少从这两项理论框架进行阐释的媒体融合研究。
（五）高被引作者与普通作者度中心性差距极大，高被引文献与普通文献数量也差距极大。
高影响学者与作品均数量过少，且多来源于媒体融合发展前期。虽然相关知识基础体现较高的稳定性，但后续学者与文献影响力的缺失应为当前研究发展敲响警钟。
（六）我国在国际媒体融合研究上已有较大突破与成就，在全球学术影响也占有一席之地。
虽然我国起步较晚，中心度与第一位美国尚存在较大的差距，但研究发展体现出积极的态势和极大的潜力。
注释：
①陶喜红.论媒介融合在中国的发展趋势[ J].中国广告，2007（6）：160-162.
②蔡雯.新闻传播的变化融合了什么——从美国新闻传播的变化谈起[J].中国记者，2005（09）：74-76.
③史红岩、刘艳婧.2015年中国媒体融合研究综述[J].新媒体研究，2016，2（14）：16-19.
④黄浩.从美国媒体融合的战略选择看传统报业融媒转型四大瓶颈[J].中国记者，2015（09）：127-129.
⑤Schoof， J. and Brown， K. （1995） ‘Information Highways and Media Policies in the EuropeanUnion’.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Vol.19， No.4， pp. 325-38.
⑥Seale，C. （2005）New directions for critical internet health studies： Representing cancer experience on the web，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27 （4）（2005），pp. 515-540.
⑦Wakeford，N. （2000）New media，new methodologies. In Gauntlett，D. （ed.） Web. Studies： Rewiring Media Studies for the Digital 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⑧汪小帆、李翔、陈关荣编著.网络科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158-159.
⑨Henry Jenkins. （2004）The Cultural Logic of Media Convergenc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Vol.7 （1）：33-43.
⑩纪莉.在两极权力中冲撞与协商——论媒介融合中的融合文化[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9（01）：45-48.
11Henry Jenkins.& Mark Deuze.（2008）Editorial： Convergence Culture. Converge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Vol14（1）：5-12.
12Axel Bruns. （2003）. Gatewatching，not Gatekeeping： Collaborative Online News.
13杨玲.媒介、受众与权力：詹金斯的“融合文化”理论[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4（04）：64-70.
14David Karpf. （2008）. Blogs，Wikipedia，Second life，and Beyond： From Production to Produsage，by Axel Bruns.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39（6），1132-1133.
参考文献：
[1]彭兰.如何从全媒体化走向媒介融合——对全媒体化业务四个关键问题的思考[J].新闻与写作，2009（07）：18-21.
[2]方兴东、潘斐斐、李树波.新媒体之道与媒体融合战略选择——纽约时报与人民日报媒体融合20年历程与经验比较研究[J].新闻记者，2016（01）：74-81.
[3]喻国明、刘旸.“互联网+”模式下媒介的融合迭代与效能转换[J].新闻大学，2015（04）：1-6.
[4]钟丹.我国媒体融合研究的知识图谱——基于CNKI的数据分析（2005-2015年）[J].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报，2016，18（02）：12-16.
[5]罗茜、沈阳.我国媒介融合研究的知识图谱——基于CSSCI数据库的文献计量学研究[J].东南传播，2018（02）：1-5.
[6]郭毅、于翠玲.国外“媒介融合”概念及相关问题综述[J].现代出版，2013（01）：16-21.
作者简介：陈帅彤，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2015级本科生；殷琦，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编辑：王洪越
作者：陈帅彤 殷琦
新媒体定义研究论文 篇3：
主流与趋向:21世纪国外新媒介研究图景
【摘要】本文选取在新媒介研究领域颇具代表性的《新媒介与社会》以及国际传播学会（ICA）主办的《计算机传播期刊》等7份国际SSCI期刊，通过对以上期刊关于新媒介研究的论文进行内容分析，考察了21世纪国外新媒介研究的特点及动向。研究发现，研究方法上仍以定量、定性研究为主，但混合研究方法明显增多；研究主题上虽效果研究和内容研究占主导，但不同内容的研究主题分布日趋平均；效果研究多采用历史批判方法。
【关键词】新媒介研究；内容分析；互联网
研究缘由及背景
从20世纪末开始，新媒介（New Media，又译新媒体）日益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新闻与传播学者们的一个热门研究课题。美国学者斯科特在《新媒介研究》中就提出这样的疑问：“新媒介能新多久？从现在算起20年后，全球网络还能算作是新媒介吗？”［1］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对西方21世纪新媒介的研究进行分析；同时，虽然国内的新媒介研究基本上与国际同步，［2］但是检索主要期刊，国内关于西方新媒介研究的文章较少。因此本文选取“2000～2011西方新媒介研究”作为考察对象，试图勾勒出21世纪西方新媒介研究的主流现状及发展趋向，为中国新媒介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资料。
信息传播技术是新媒介迅猛发展的基础。与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最初诞生的情况类似，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西方的新媒介研究者的主要兴趣仍集中在新技术上。
相对于西方研究者，国内学者最初的关注点在新媒介内涵的界定上，如吴信训教授指出：“从传播史的角度来看，‘新媒介’与‘旧媒介’也可以说是世事沧桑必然的推陈出新的相对概念。”［3］熊澄宇教授认为：“新媒体是个相对的概念，新相对于旧而言，相对于报纸，广播是新媒体；相对于广播，电视是新媒体；相对于电视，今天的网络又是新媒体。”
近年来，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具体体现在：新媒介与传统媒介的关系、新媒介引发的社会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监管难题、新媒介技术的趋势及新媒介相关产业的发展前景。
以上研究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些参考，但缺乏对西方新媒介研究主流趋势及发展动向的认识。为更好地把握西方新媒介研究的路径，本文一部分文章取自研究新媒介的专业期刊，如《新媒介与社会》（《New Media & Society》）、《电视与新媒介》（《Television & New Media》）、《融合：国际新媒介技术研究期刊》（《Convergence：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另一部分取自在国际传播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期刊，如《传播学期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人类传播研究》（《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计算机传播期刊》（《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以上7种期刊能广泛地关注各种新媒介形态、技术、文化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在研究主题、方法、视角上也呈现出丰富多元的取向，很适合全面展示西方新媒介研究的面貌。
研究方法及主题设计
本研究选择上述7种期刊2000年至2011年的文章作为分析单位，通过在SAGE数据库、国际SSCI数据库中以关键词搜索的方法获取文章141篇。其中，以关键词“new media”在SAGE数据库（Jan-2000到Sep-2010）中《New Media & Society》、《Television & New Media》、《Converge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期刊中搜索到相关文章74篇；以关键词“new media”在SSCI数据库中搜索到文章67篇，其中《Journal of Communication》30篇、《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4篇、《Communication Theory》10篇、《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3篇。通过阅读筛选，发现符合本次研究主题的论文共110篇，其中学术论文105篇，书评5篇。这些论文构成了本次研究的样本。
长期以来，美国的传播学研究盛行定量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内容分析、实地调查及控制实验等，形成了功能主义的特点；而欧洲则以思辨、定性的研究为专长，包括焦点小组、深度访谈等，形成了批判传统。从上世纪70年代起，符号学、叙事学、后结构主义等研究手法进入传播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也促使西方新媒介研究的深入开展。
本文采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方法相结合，内容分析和文献分析并举的方法，对相关文章进行如下几个方面的编码：发表年份、研究方法以及研究主题。在研究方法上，遵循西方媒介研究的做法，将其分为四大类：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历史批判研究及混合研究。
研究主题是本研究内容分析的重点。依照拉斯韦尔5W模式并结合新媒介自身分为如下主题：新媒介产业经营管理（新媒介产业、市场战略等控制分析）；新媒介内容研究（手机、网络社区、博客、网络新闻及视频游戏等内容分析）；新媒介受众研究（受众的特点、受众的心理及行为等受众分析）；新媒介与传统媒介研究（研究新媒介与其他媒介关系以及新媒介技术等媒介分析）；新媒介的效果研究（对个人、社会以及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等效果分析）。
研究方法及主题的内容分析
首先对论文的期刊来源研究发现，西方关于新媒介研究的内容多集中于新媒介领域中的专业期刊，其中4种以新媒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期刊中有94篇相关论文；而其他3种重要的传播学期刊相关文章仅16篇。
通过对不同时期发表的论文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不同时期的新媒介研究呈现如下特点：
研究方法多为定量、定性研究，混合研究增幅明显。在研究方法中，2000年至今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始终是新媒介研究的主要方法，二者共占70%左右，其中又以定量研究方法居多。仔细分析不同时期的研究方法，21世纪初混合研究的方法仅占5%左右，而此后，这种研究方法逐渐增加，增长了近15个百分点，超越了历史批判研究方法（15%）；而历史批判研究方法则逐渐减少。以上分析表明，研究者仍习惯采用传播学研究中传统的定量、定性研究去分析新媒介，混合研究方法是最近几年（2005年至今）学者们尝试研究的新方法，如Macias W等人在《Blog Functions as Risk and Crisis Communication During Hurricane Katrina》卡特里娜飓风侵袭期间博客传播的风险和危机功能一文中就运用了定量和历史批判的混合研究方法。
研究主题中效果研究占主导，控制研究明显增多。通过对不同时期研究的主题进行分析，不难看出效果研究一直是新媒介研究的重点，其次是内容研究和受众研究。关于新媒介自身的研究，重点仍是新媒介与传统媒介的关系及新媒介技术等方面。关于控制研究，最近几年明显增多，基本上与受众研究持平（均为15%左右），究其原因，一是随着新媒介层出不穷，如何对不同形式的新媒介进行管理也成了西方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二是随着新媒介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凸显，西方国家和我国一样都十分重视新媒介的管制。
历史批判方法多用于效果研究，鲜见于控制研究。通过进一步对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进行交叉分析，从中发现，学者们大多用历史批判的方法对新媒介效果进行研究，高达68.40%，而在样本中没有发现用历史批判来对新媒介进行控制研究。效果研究中也多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比如个案研究与历史批判混合。在内容研究和受众研究中多采用定量研究方法，主要因为研究内容和受众多用定量研究中的内容分析法和控制实验法，此种方法对研究手机、网络社区、博客等内容以及受众对象的心理、行为变化来说是行之有效的。内容研究方面也多用混合研究方法，例如个案研究与定性研究混合。而对于媒介以及控制的研究多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显示出西方学者重视用思辨的方式来解决新媒介自身及其管控问题。
关于新媒介研究主流与动向的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不同主题的研究比重日趋平均。比如2005年至今，关于效果研究、内容研究及媒介研究基本持平。当然效果研究与内容研究是西方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领域，无论是21世纪初期还是近几年，二者都是研究主流。
关于效果的研究，比较重视新媒介对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例如Radhamany等学者分析了移动电话、互联网的使用和社会关系的定位；［4］而Keith N等学者则指出了无线上网在公共和半公共空间的使用增强了社会互动；［5］Danah Boyd则通过对脸谱网曝光个人信息的分析，指出新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社会的融合；［6］Glen则认为新媒介摧毁了传统媒介如BBC的唯一声音，提供给社会一种普世文化。［7］
关于内容的研究，通过分析发现：学者们一直以来关注的焦点是手机和博客，关于二者的研究近10年来不断地深化；近5年也加强了对网络社区的研究，而之前5年侧重点在网络新闻。例如关于手机的研究，近几年多数结合着受众，着重在于不同年龄阶段（如青年人、中学男生等）或特定群体（大学生、戒酒成员、美日学生对比等）使用手机的情况；同时也有学者讨论了手机使用的社会性以及手机与社会互动的关系、手机游戏等。而在早些年仅涉及手机技术以及与手机相关的政策（如手机召回措施）等问题。关于博客的研究，近几年考察了博客的功能和作用，例如博客的风险和危机沟通功能、博客成为人们获取新闻的重要方式以及博客与技术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而早几年多见于博客的定义、特点等浅层问题。
定量、定性研究占主流，混合研究是趋势。尤其是在效果研究和内容研究上，目前西方多采用定性与定量中具体方法（如个案研究、观察法、抽样调查等）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西方学者关于新媒介的效果研究多采取定性的研究方法；而定量研究多涉及微观层面的研究，比如新媒介受众的个体行为，多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研究不同群体的新媒介具体行为。同时，随着西方关于新媒介研究和认识的深入，关于新媒介的问题更需结合定性的以及历史批判的方法加以思考。
历史批判方法对效果研究较重要。前文提到，学者们大多用历史批判的方法对新媒介效果进行研究，对于这种现象，究其原因，一方面承袭以往西方重视大众媒介的宏观社会效果的传统，多采用定性的角度对大众媒介引起的社会现象进行剖析，在新媒介时代，这种思想将延续下去，西方学者多采用历史批判的方法对新媒介的效果问题进行思考；另一方面，伴随新媒介问题凸显，显示出西方学者也开始重视用思辨的方式来解决新媒介自身及其管控问题。
参考文献：
［1］Scott Rettberg.Introduction：New Media Studies，American Review，2003，March-April，35-42.
［2］闵大洪.网络传播研究亟待加强［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1）：13-15。
［3］吴信训.世界传媒产业评论（第一辑）［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8：207.
［4］Radhamany Sooryamoorthy and B.Paige Miller and Wesley Shrum：Untangling the technology cluster：mobile telephony，internet use and the location of social ties，New Media & Society；2008，Vol.10，No.5，729-749.
［5］Keith N.Hampton and Neeti Gupta：Community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the wireless city：wi-fi use in public and semi-public spaces，New Media & Society；2008，Vol. 10，No.6，831-850.
［6］Danah Boyd：Facebook’s Privacy Trainwreck Exposure，Invasion，and Social Convergence，Convergence：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2008，Vol.14，No.1，13-20.
［7］Glen Creeber：“Hideously White”British Television，Glocalization，and National Identity，Television & New Media；2004，Vol.5，No.1，27-39.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2009级博士生，湖北师范学院文学院广告学专业教师）
编校：施 宇
作者：崔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