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群体管理研究论文

摘要：流动人口群体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一直是城市人口管理的难点。城市化的发展以及和谐社区构建的社会背景凸现探讨流动人口管理有效途径的重要意义。要解决这一社会难题，应从流动人口城市社区融入的视角出发，积极探索通过流动人口主体介入、社区管理决策和过程介入以及互助合作参与等形式构建社区流动人口的参与式管理模式。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人口群体管理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人口群体管理研究论文 篇1：

组织管理研究领域“科学化”偏误批判

摘要：组织管理研究科学化的关键，不在方法而在方法论上，不在定量关系而在定性逻辑上；在“元问题”上要防患的主要是研究范式、方法和技术上的主流垄断，而不是研究者多元多重多样支流派别上相互博弈竞争，任何以“科学化”或“规范化”要求否定组织管理研究现实针对性或多元实践性诉求，最终都将会从根本上动摇其科学性根基，束缚其开放拓展的生命活力。鉴于此，本文依照马克思“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追溯西方组织管理研究“科学化”主流发展趋势“后沿”历史路径的基础上，反思中国本土组织管理主流研究的偏误及其非科学化偏误，以资镜鉴。

关键词：管理学；管理学科合法化；组织管理研究“科学化”；中西学“体—用”悖论

一、问题的提出

转型期的中国，面临内外交困的多重挑战——在人类文明已经进入后现代“外三化”即数字化、全球化和绿色化的大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内三化”即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还在中途徘徊。在这样内外多重交错转型的历史大背景下，中国管理学发展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乃至政治学等学科一起，必然遭受滞后跟进国际科学化运动踪迹和前沿走势同时直面本土化实践需求压力和紧迫挑战的多重矛盾、冲突和困境。

众所周知，自从中西文明在全球化大历史中合流碰触以来，面对西方文明浪潮席卷着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物质文明以及科学化、民主化和自由化精神文明滚滚而来，我们无论在民族心理上还是在国民行为上都遭遇了前所未有之变局，以及由此而来的巨大压力、挑战和冲击。在这种形势下，关于文化先进性理念、社会和谐目标诉求和政治意识形态，百余年来举国上下都自始至终处于左右两难、先后矛盾、来回纠结的状态：无论在文化和理论上还是在制度和道路上，往往表现出一种“自信中有自卑、自强中含自弱、自主中受束缚、自立中没独立”的矛盾状态；在国家政策导向和国民实际行动上，要么闭关锁国、夜郎自大，要么改革开放、崇洋媚外；在学术思想和科学研究上，长期存在着“中西学体用之争”，特别是沿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对西方价值文化及科学精神不求甚解，只在器物工具及方法技术层面上盲目追前沿、赶时髦的倾向，在组织管理研究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近年来，在争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洋跃进竞赛中，组织管理研究领域普遍存在形式化定量实证、虚假化科学研究的严重偏误。例如，论文选题往往不从本土需要出发，不追踪西方长期累积循序渐进、扎扎实实传承创新的优良学术传统，而是急功近利地盲目追求洋名词、洋术语，以为这就是前沿，好像模仿人家洋人的新说法就是所谓“创新”。实际上，无论哪门学科、哪个学术领域，西方学界所有的新论题、新概念、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都是经过数十年、数百年乃至上千年长期文明史的“旧积累”逐渐形成的，不知道西方长期历史“后方”的来龙去脉，你根本不知道人家新在何处、前沿的方向在哪儿，结果只能是跟着瞎起哄，实质上洋（前沿）不到哪里去，也创不了什么新，其行为做派到头来只能用鹦鹉学舌、东施效颦或邯郸学步三个中国土语来形容而已。如果弄不好，将定量方法走火入魔地误用滥用，还有将科学化异化为虚假化、学术变成骗术的危险。

鉴于此，本文依照马克思“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追溯西方组织管理研究“科学化”主流发展趋势“后沿”历史路径的基础上，反思中国本土组织管理主流研究的偏误及其非科学化（科学求真缺失以及由此造成的虚假化）偏误，以资镜鉴。

二、西方组织管理研究“科学化”历史演化路径及其“后现代”转向

20世纪中叶以来的数十年间，欧美“管理科学共同体”的独立主流学术活动的大致情景可以这样来描述：在大学商学院或管理学院的象牙塔中，一群毫无管理实践经验、远离管理实践前沿而且根本不把管理实践问题当回事儿但经受过专业量化管理方法技术训练的“管理科学家”们，按照类似于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模式（Scientific Model）致力于组织管理领域中变量类型归并、变量关系辨识及其理论构念模型的假设检验工作。

他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仅仅是：从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s，即原因变量或前置变量，也叫预测变量）到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s/Critenion，即结果变量或效标）之间，在不关心但需要排除其影响的前置变量即控制变量（Control Variables）给定不变的情况下，哪些变量属于影响因果相关关系方向、强度的调节变量（Moderating Variables），而哪些则属于自变量借助其中介作用而影响因变量的中介变量（Mediating Variables）；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中，前者在统计学上可以通过检验其与自变量的“交互项”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性来识别，后者则通过检验自变量对其变化影响显著性、其对因变量变化影响显著性以及二者受控制的情况自变量与因变量相关显著性明显下降来判断[1]。

如此这般的组织行为科学研究，要能够如愿以偿地得到想要的“科学结论”，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显然会遇到一系列难以克服的技术性障碍。

首先，在研究设计上，不仅要排除、隔离或控制住N个影响效标的外生变量（Extraneous Variables），而且要保障最大化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系统变异（Systematic Variance），并最小化由于随机波动而导致的误差变异（Error Variance）。

其次，在变量测度上，要能够保证可操作性的测量指标与理论模型中所定义构念的一致性和对应性，以及影响效标的变量关系真实性和将结论推广应用到具体情境之外的普适性。

如果认为“管理科学实际上据说用抽象的构念把管理现象理论化”，而这里所说的“构念”（Constructs），就是研究者为了研究管理实践中恒定存在（Constant Conjunction）的因果关系而发展（主观构造）出来的抽象概念，也就是在理论模型中假设存在的抽象而非具体、潜在而非可直接观察但有清晰而明确定义的变量。但这里的问题是，面对千变万化的非线性、非同质且无法试验控制的复杂组织系统，不同研究者模型假设中的理论“构念”或“变量”设置往往具有主观多样性，以及调查对象和样本选择代表性，心理测量问卷设计和数据采集方式方法等任何一个环节的扰动性变化，都会在技术上直接影响到假设检验实证研究结论的效度和信度。在这样的情形下，组织行为学能否像物理学那样使用大家公认的一组构念如重力、温度、电磁场、速率和压强等通过实验控制去发展出一整套恒定不变的力学原理，依样画葫芦地通过组织承诺（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组织认同（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组织支持感（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工作满意度（Job Satisfaction）和领导—成员交换（Leader-Member Exchange，LMX）等几个公认的理论构念，最终发展出描述所有现实组织行为中有限几条因果关系链的普适性原理来[2]。

由于组织系统及其现实动态运行的非线性、随机性和复杂性，使一切试图通过构建几个有限变量线性相关耦合而成的所谓“理论模型”，以及基于方便调查（其实是随便而非随机的抽样调查）得来的主观心理测量数据在统计学上进行所谓“假设检验”，去获得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科学结论”之努力，都成为类似于小儿科游戏或开玩笑的事情。

事实也确是如此，从半个多世纪以来汗牛充栋的西方学院派组织行为及管理学术文献，特别是欧美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所谓高端实证科学的管理学论文来看，除了在“学术共同体”内造就了一批又一批自说自话、自得其乐且自以为是的“组织科学专家”而外，这种“科学（研究）”态度和努力犹如在茫茫大海中捞针一般，不仅看不到逼近科学真理的一丝希望，而且与鲜活生动真实的现实组织管理实践也渐行渐远甚至格格不入[3]。

沿袭工业革命（工业化）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科学（主义）革命意识形态，直到20世纪中叶才滞后跟进的管理学科合法化（管理科学化）运动，在进入新世纪之交的后工业化特别是数字互联网时代，越来越显现出其固有的历史局限性、视界偏狭性和脱离现实自娱自乐性。

首先，由于所研究的问题不是直面现实管理情境而多是闭门造车臆想构建出来的，如此这般的“科学研究”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一种“为方法而方法”、“就技术论技术”甚至拿着锤子看着什么都像钉子的狭隘思维模式中不能自拔。

其次，脱离现实组织情境、远离管理实践前沿而独立形成的“专业化学术共同体”衍生出一大群自说自话、自我供给、自我满足的“职业化管理研究队伍”，他们高高在上地生存于自我缔造的“高端职业生态圈”且自娱自乐津津乐道，擅长用晦涩专业术语在自己小圈子里认可的“顶尖”学术期刊发表类似于“俚语黑话”的专业学术论文，使自己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不明巨人”或专说人类听不懂之鬼话的“大仙神人”。

如此，一来二去，这些“管理科学家”似乎忘却了自己在组织管理实践“凡间”的本来使命，不是利用简便易行的科学方法解析并解决复杂而困扰管理者的现实管理难题，而是自淫于用谁也听不懂的晦涩术语、复杂数理模型和高精尖技术（最好如西洋景魔术场作秀般玩一些高难度技术动作）去解释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常识性关系，诸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脸蛋漂亮度与寻求工作机率是正相关或负相关的”这样傻瓜都会有个八九不离十判断的“科学结论”。

对于这种有些走火入魔的“科学主义”组织管理研究范式，以及相信并坚守“科学原教旨主义”研究范式的“管理科学家”们所陷之两难尴尬困境，早在五十年前就有学者（Grambsch，1960）明确指出：“尽管所谓的管理科学家大量涌现，发表于学术期刊的研究论文层出不穷，但一个统一的、具有内在一致性和密切相关性的‘管理科学’的产生似乎仍然遥不可及”[4]。五十年后的今天，这种遥不可及的状态不仅依然如故，而且越来越有些走火入魔，对此，也早已被圈内圈外人士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地提出质疑和批判。

三、近年来中国本土组织管理研究领域科学求真精神的缺失

近年来，在国内组织管理研究的所谓“科学化”运动，早已异化为鹦鹉学舌、邯郸学步式地炮制所谓“定量实证研究”论文，并且按照“土鳖—海归—洋人”学术生态链层层竞相攀比，其最终学术目标和最高研究诉求就是将自己的所谓成果在欧美一流学术期刊发表。

由于中国文化中天然缺乏西方传统文化基因特别是自文艺复兴启蒙而生发演化出来的科学（主义）精神，在中国管理学界很多学者不熟悉数理模型、科学研究程式和技术，一些有理工科背景的学者虽然熟悉管理工程和技术但仍然缺失真正求真的科学研究专业训练，不少年轻学人更是将数学模型、结构方程和定量方法作为快速进入“管理科学殿堂”的捷径，而在研究心态、理论素养和方法论上并没有真正进入到求真务实的科学研究状态，加上欧美管理学研究先行者本身就存在的历史惯性及主流垄断性误导，以及现行举国体制下大学研究机构急功近利的国际化攀比驱动等因素，结果就导致了千奇百怪的组织行为学研究生态乱象。

首先，在基本逻辑层次不清楚、缺乏逻辑自洽的定性分析情况下，直接进入变量构念及其模型假设，并根据不知其样本选择是否具有代表性的所谓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定量性统计假设检验，就这样一批又一批大规模如法炮制出不计其数的“无厘头创新性成果”。

其次，相当多针对特殊群体（如男性或女性、制造业或服务业、核心员工或管理人员）的定量实证性研究成果，所构建的变量假设模型往往大同小异或根本没有什么差别，仅仅是因为在这个群体里以方便抽样（其实就是“随便”而非“随机”抽样，甚至连群体同构性要求都不顾及，随便在街头、宿舍或培训班上找些人填写问卷）得到了些可以用相关软件自动生成的统计变量数据，就胆大包天地得出这就是某某群体的某变量通过某中介或调解变量在某控制变量下导致某因变量的所谓“研究结论”。

最后，很多初学者误以为，所谓“构念”就是不管逻辑层次地主观随意捏造出一些诸如XX满意度、XX效能或XX行为等变量，再画几个简单框图和箭头指示一下它们的关系，按照常识大概假设它们之间是正相关或负相关，根据所谓的问卷数据作为其统计变量，然后装进相应的统计软件自动生成一系列可以在统计上检验的相关系数，最后结论说他们事先随意主观假设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哪些通过了检验，哪些没有通过检验，至于连“为什么”都不要解释就算完事，甚至有些结果解释不通的问题都不属于自己研究范围内的事情。如此这般丢失了求真精神的所谓“管理学研究”，不仅连一点科学性意味都没有，而且简直就是赤裸裸的伪科学、反科学的自欺欺人造假行为。不幸的是，如此这般急功近利的普遍浮躁、虚假或造假行为，却实实在在地成为近些年来国内大学科研机构管理学界令人焦虑不安的“新常态”。

除了上述基于工科院校专业背景将管理学“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化”的倾向而外，就社会科学视域来看，对其影响最大的还是基于财经院校及综合性院校经济学背景将管理学“国民经济管理化和经济学帝国主义化”，在以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为主题主线的社会经济转型浪潮中，一些经济学家将研究触角自然而然地延伸到企业运营管理层面，受计量经济学定量实证化偏误影响[5]，不少具有经济学背景且崇尚实证科学化的管理学者走上了“竞相展示智力”或“玩数字游戏”的邪路——想出一个研究题目—设定几个假设—建立构念模型—编制问卷量表—以所谓方便方法采集样本数据—将数据装入相关SEM软件做假设检验—验证变量相关系数并得出结论——不少年轻学者从事管理学研究的根本目标已经背离科学求真精神，其直接功利目的就是为了在欧美一流期刊发表论文或拿到学位，他们根本不需要为样本有无代表性、数据真假以及结论是否具有可信性、现实针对性和有用性而冥思苦想或焦虑烦恼[6-7]。

近十多年来，各个学科都从四面八方聚焦于组织行为，并将有关研究成果汇集于组织理论与组织管理学领域，使组织行为学发展获得前所未有的跨学科大整合机遇。管理学研究逐渐从宏观到微观、从工商企业组织延伸到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从经济学范式走出逐渐延伸到心理学、生态学、社会学、政治学多重跨学科整合研究，关于组织公民行为、企业伦理及社会责任、社会资本及社会企业家、组织学习与变革型领导等诸多跨学科综合性问题，成为近年来中国管理学者们聚焦关注并倾力研究的新课题[8]。当然，在研究方法科学化、专业化和精细化的过程中，同样受到心理学等学科在研究范式及方法等方面的侵蚀性和误导性影响。

四、转型期中国本土化组织管理研究所遭遇的“体—用”悖论

管理学，作为一个引入中国本土直面回应处于特殊转型期各类组织管理实践需要的西洋舶来品，其遭遇到理论普适科学化与本土实践针对性的矛盾、冲突及困惑，与百余年来西学东渐过程中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争，乃至内忧外患、落后挨打、自强不息和学习赶超的“旧常态”中民族自尊和大国复兴历史大背景，以及当今“新常态”下所提出的“中国梦”大的时代历史背景下社会各界围绕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与国际惯例及普适价值所展开的一系列纷纷扰扰争论争鸣争吵，都有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梦牵魂绕般勾连。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五千年神州大中华，作为“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大帝国，曾傲然耸立于世界文明民族之林，这种故国悠久文明历史沉淀在民族内心深处的无比自尊荣耀感与近百年来遭遇外强而渐次没落形成的自卑屈辱感，一直相互缠绕在国人心头形成挥之不去、斩不断理还乱的心魔诡魇，国人心态上一直莫名其妙固执地认为“西洋科技好，中国道德高”、“西方物质文明发达但精神堕落，故国精神文明高尚而物质欠缺”，因此，在西学东渐浪潮滚滚而来时只想要按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套路，在“伟光正”的神州故国文化传统及集权人治计划体制上学习借鉴或移植照搬一点或一些西方器物层面的“先进”、“时髦”或“时尚”的洋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可怕的陷阱，其实只不过是由于意识形态遮蔽心智造成的缺乏基本历史哲学思想底蕴、科学逻辑思维能力而自欺欺人的一套非科学虚假虚妄诡辩学说，这也是百余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难以从传统文化及惯性思维模式走出且在思想方法上根深蒂固的主要缘由。

近年来，在管理学研究领域，不少中国学人特别是青年学人，甚至留学回来的海归学者，不注意、不看重或有意无意地忽视西方精神文明的潜心继承、西方社会“软文化”土壤环境的深入考察和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传承学习，而仅仅在管理工程与技术层面将注意力集中在模仿人家先进的管理技术、方法、模型和工具上；尤其是如黄国光先生所说的那样，在不了解人家基督教文化基因和科学哲学思想模式，搞不清楚人家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预设，更不了解人家当年提倡的“科学实证主义”（Positivism）哲学传统早已转向，依然沿袭早期朴素经验定量“实证方法”从事所谓科学研究，以致于走上了一条只追求形似神不似形式主义、鹦鹉学舌做统计假设检验游戏、随便抽样编问卷造假数据的伪科学反科学科研歧路。

由于这种思维惯性的强大影响，看似基于中西文化“体—用”合一观点，将中（东）西文化差异性看做是互补性或不可分割的阴阳两面，试图相对于“西学”提出来的所谓“东（中）学”，而一味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相对于西方基于科学主义传统的组织管理哲学之“特色”，试图纯粹以“阴/阳”这种前现代的思维方式为基础抽象演绎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整套“和谐”且“和合”、“全面”还“系统”、“完整”而又“完美”的组织管理理论体系，一不小心都会掉入传统“中学为体，西方为用”的思维模式陷阱，很可能由此依然误入歧途，到头来适得其反，将中国组织行为及管理学研究引入一种反科学主义、反法治精神的反民主且非科学人治道统管理之不归路。

至于说到与此相反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观点，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或学术思想方法，时至今日在中国本土（大陆或台湾）的学术圈里，持有这类观点的学者自始至终没有什么市场、不占主流甚至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严格地说，几乎是没有。实际上，中西文化本身各自都有一个“体—用合一，上下贯通，互为体用”的动态衍生机制，因而倘若当今中国学者如果对于近代西方科学哲学转型发展有相应的了解和深刻的理解，能够以之为基础构建本土组织理论的微观基础，则中国式“阴/阳”思维将会变成一种后现代智慧。

鉴于此，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管理学，只有首先老老实实地学习领会并真正导入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理念、公民社会自主契约治理结构、自由竞争市场秩序及科学求真精神，再回过头来在策略、方法及技巧层面扬弃借鉴一些中国式“博弈功利算计小聪明”（如麻将围棋游戏、田忌赛马博弈或孙子兵法策略）、孔子式儒家生存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老子式“大智若愚智慧”（无为而治），这样才能在人类真善美普适性价值观大方向指引下抑制假恶丑，发展出具有普适性应用价值、贯通契合并回应东西方所有组织情景需要的组织管理理论框架体系。

遗憾的是，纵观近年来国内既有研究文献及研究生学位论文，这种真正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研究范式可以说几乎没有，而其更典型、更普遍、更肤浅的具体表现形式大致有三：

首先，用基于西方语境形成的管理学理论框架，生搬硬套地装进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语境特别是习用名词术语，用“国学论语”、“明清故事”、“水煮三国”、“大话西游”、“戏说水浒”等，迎合神州民族文化心理心态及思维模式给国人大搞“心理鸡汤式”管理学普及运动。

其次，西方管理主流研究中既有构念、变量模型、问卷量表及数理检验方法，不加改造或稍加改造装模作样地灌进没有中国真实情境和可信实践经验支撑的样本数据，不少学生以为搞学术、做论文就是简单地用框图臆造出几个变量关系，然后凭借自己想象弄出所谓假设1、假设2、假设3等几种假设关系，再或在路边或在宿舍随便发几张李克特五级或七级量表问卷让别人填写一下，甚至自己按照模型检验要求虚拟胡乱填写（还将此标榜为所谓“方便调查”），而后装进现成的统计软件进行自动化“假设检验”，于是乎所谓“实证研究结果”就如此这般地搞出来了。

最后，在不了解西方管理研究历史及其学术脉络的情况下，一味盲目追逐所谓“国际一流”或“学术前沿”，亦步亦趋鹦鹉学舌般地照搬西方大多基于自由契约法治文化传统和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情境及实践需要的管理学术语，诸如“心理契约”、“公民组织行为”、“员工帮助计划（EAP）”、“企业社会责任”、“学习型组织”和“变革型领导”等，将之作为前沿前卫、时髦时尚的名词术语，在正处于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转型期的中国工商企业及各类组织管理实践中，不加分析地到处作秀套用。

五、结论

目前，中国组织行为及管理学研究领域，存在着以“科学化”名义行假科学或伪科学之实的严重偏误，究其原因大致有三重“历史—逻辑”悖谬及其导致的困境和挑战。

首先，作为数百年来西方“社会科学化运动”的自然历史延伸，与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及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乃至人文学科一起，遭遇到的“科学化求真”精神操守问题。

其次，作为半个世纪前西方管理学学科合法化运动的自然历史逻辑延伸，遭遇到与心理学、社会学及经济学周边“兄弟学科”边界不明、对象不清和研究视角视界错乱问题。

最后，作为一个近百年来就蹒跚扭捏进入但只是在近几十年改革开放中才真正引入的“西洋舶来品”，长期伴随着内忧外患、落后挨打、自强不息和学习赶超的“旧常态”中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争，遭遇到理论普适科学化与本土实践针对性的矛盾、冲突及困惑。对此，要按照马克思所倡导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论条分缕析，才能真正找到中国管理学研究的方向迷失、自我迷失、对象迷失、价值迷失和客户迷失等重重迷失之根本症结及出路。

简言之，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开放心智、交互学习，融入主流、中西合流，多元范式、制衡竞争，以开放的心态从理念到行动、从体到用全方位全身心接纳吸收包括西方管理学在内的全人类文明成果，直面并直接回应中国本土组织情境和实践管理需要，寻找具有重大理论普适性意义与重大现实针对性意义的研究课题，以多视界、多范式、多元竞争方法、多样化变通技术和工具展开合作研究，这才是转型期中国本土组织行为及管理学研究应该遵循的基本法则，也是管理学科合法化运动和大发展的基本指向。

参考文献：

[1]徐淑英，欧怡 科学过程与研究设计[A]陈晓萍，徐淑英，樊景立 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第二版）[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1-26

[2]罗胜强，姜嬿 单维构念与多维构念的测量[A] 陈晓萍，徐淑英，樊景立 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第二版）[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57-358

[3]Starbuck， WH， Webster， J Theory Building in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1988，3（1）： 93-138

[4]高良谋，高静美 管理学的价值困境：回顾、争鸣与评论[J] 管理世界，2011， （1）：145-167

[5]李子奈，齐良书 关于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哲学思考[J] 中国社会科学，2010， （2）：69-83

[6]吕力 后实证主义视角下的管理理论、实践与观念[J] 管理学报，2015， （4）： 469-476

[7]韩巍 论“实证研究神塔”的倒掉[J] 管理学报，2011， （7）： 980-989

[8]龙树洋，贾良定，薛亚华 中国管理与组织研究30年：论文作者、风格与主题的分布及其演变[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4）： 86-93

（责任编辑：刘艳）

作者：李宝元 董青

人口群体管理研究论文 篇2：

城市流动人口的参与式社区管理

摘要：流动人口群体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一直是城市人口管理的难点。城市化的发展以及和谐社区构建的社会背景凸现探讨流动人口管理有效途径的重要意义。要解决这一社会难题，应从流动人口城市社区融入的视角出发，积极探索通过流动人口主体介入、社区管理决策和过程介入以及互助合作参与等形式构建社区流动人口的参与式管理模式。

关键词：城市社区；流动人口；参与式社区管理；社区融入

在加速城市化发展以及城乡一体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他们作为城市建设和生活不可或缺的群体最终转变为市民是一个必然趋势。但由于种种原因，30年过去了，中国的流动人口仍然是城市的一类特殊群体：尽管他们居住、生活在城市，但身份、文化以及心理层面上并不属于城市，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仍然面临重重困难。有学者提出：“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这种再社会化过程可以超越户籍的外在屏障而融入于生活方式之中……农民工融入了城市社区就是融入了城市。”[1]即流动人口作为行动主体通过日常生活中融入社区的行为构建相比于制度建设同样重要。为了解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区的状况，我们对北京地区50个居委会进行了关于流动人口管理问题的访谈。调研社区情况，城乡结合部的社区有9个，其中当地居民与流动人口最高比例为1：6.3，最低为18.7：1。流动人口职业集中在工业、建筑、保安、理发店、餐馆、批发市场、家政服务等；城区内混合居住的社区有41个，其中当地居民与流动人口最高比例为2.7：1，最低为9：1，流动人口职业集中在批发和零售等销售业，饭店和理发店等服务业，公司员工、保洁、保安等。本研究试图通过调研社区层面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方式，探讨流动人口城市社区融入的路径。

一、城市社区流动人口管理存在的问题

1.传统人口管理的惯性使流动人口失依。调查结果表明，大约90%的社区在流动人口管理方面遵从街道的指令，并没有根据社区流动人口特点进行活动安排；只有10%的社区根据流动人口特点安排一些活动，但由于社区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等资源有限，往往力不从心。事实上，主要依靠以政府为中心自上而下的传统人口管理方式已经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人口情况。城市街道办事处作为一级“准政府”在城市社区建设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居民委员会作为社区的直接管理机构仍然是另一种形式的政府权力延伸机构。居委会的工作一直以来是以贯彻上级的指令为主，这种工作状态成为一种习惯性的路径依赖，在流动人口管理上也完全依靠街道。首先表现在流动人口管理中按照政府或者街道的安排完成任务，如进行“居住登记”、“三证的办理”、“计划生育”、社区安全以及卫生检查等，属典型的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传统。社区工作中过分强调政府在流动人口管理中的作用，客观上带来了两个消极后果：一是强化了社区居委会的政府职能，表现为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出台各项流动人口管理政策，缺少依托社区为基础的创新性管理；二是出现流动人口社区管理制度的缺位，流动人口脱离了户籍所在地的制度管理，政府又没有制定出关于流动人口流入地有效的管理制度，出现组织缺位或“无组织”状态。同时，流入地社区又面临着流动人口居住的复杂性、隐蔽性、流动性以及分散性等困境，管理难度加大，从而造成管理制度上的真空。

2.隔离性管理使流动人口成为永远的外来者。流动人口的隔离性管理是目前流动人口管理的另一个问题表现。行政化色彩浓厚的“单位化社区”，致使社区外的人口很难融入其中，城市社区服务管理对象当然是本社区居民。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加，城市社区正在从传统的单位制住房模式转变为社区型住房模式，从传统的、较少流动的封闭性社区发展成为开放的、流动性的社区。但传统的社区管理服务思路很难将流动到城市社区的流动人口视为当地居民。在对“是否思考过将流动人口作为社区的服务对象”进行访谈时，94%的社区回答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都是按照上级的要求办事。只有6%的社区谈到“在过年时对未回老家的流动人口进行慰问”以及“举办活动时允许他们参加”。但并没有把流动人口正式纳入到社区管理中。相关社区的研究也发现，农民工在社区管理工作中常被定位为“外来者”而被加以区别对待和防范管理。[2]

3.防范式管理模式阻碍流动人口融入城市。在访谈中问及“社区管理者与社区流动人口的接触内容有哪些”，86%的社区回答对外来人口只进行居住登记、计划生育管理以及暂住证办理。14%的社区表明除上述内容外，还进行入户走访，提供技能培训信息以及帮助流动人口子女找学校。也有社区认为“对流动人口除了相应的管理外不需要为他们提供其他帮助”。另外，在问及“对流动人口的看法”时，62%的社区认为应该加大流动人口的治安管理力度，因为流动人口增多给当地居民带来不安全感。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严格户籍管理阶段、暂住证管理阶段、系统证件管理阶段以及现阶段的调整转型阶段。[3]传统流动人口社区管理的逻辑一直以维护城市社会治安与控制人口规模为主要内容，“防范式”成为主要的管理模式。但防范控制型管理是在“问题情境”的倒逼下所被迫采取的一种被动应对式的管理模式。[4]以防范式为主的单一性管理视角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有二：一是流动人口群体难以改变的过客心理。防范式管理将流动人口贴上了“农民”、“入侵者”、“越轨者”以及流动者自我构建的“外来者”标签。这些标签的标定使生活在同一地域的两大群体难以进行社会整合，表现在社区管理中出现不配合、消极抵抗甚至出现违法犯罪现象。二是流动人口缺乏社区支持从而缺少社区认同感。流动人口离开家乡致使原有的社会支持解体，但在城市社区又由于自身的消极评价以及社区居民的排斥等原因难以构建新的社会支持系统，只能继续以血缘、地缘和同为不属于城市居民身份认同的内卷化和封闭性的交往方式。同时，以户籍为管理依据的制度又使流动人口制度性支持缺失，从而致使流动人口缺少社区认同感。

上述有关流动人口管理的传统措施在流动人口强烈的流动意愿和就业需求之下所取得的效果都是有限的，城市流动人口管理问题至今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城市化发展的要求、和谐社区构建的提出、流动人口城市生活融入的目标以及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思潮，要求不再将流动人口视为城市生活中被防范的对象，而应作为城市社区服务、参与社区管理以及社区建设的主体。由此可见，传统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必然被新的社会管理方式所取代。在新的社会背景和目标要求下，流动人口参与式社区管理成为流动人口城市管理实践的新课题。

二、基于流动人口的参与式社区管理

流动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区的障碍因素既有自身因素（如流动人口普遍素质较低以及在交往互动中所形成的自卑心理），也有社会因素（户籍制度的身份标签、城市居民的隔阂与偏见、城市社区的防范式管理等），而参与式社区管理正是克服这些因素的一条有效路径，其管理逻辑为：通过引导流动人口参与城市社区管理，可以帮助流动人口熟悉所生活的社区，在参与实践中学习城市社区生活的各种规范，培养流动人口的各种城市生活的能力，树立自信心，改变过客心理，变被动管理为主动参与，增加社区认同感，实现社区在城市生活中的各项功能；同时，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所有社区居民均作为和谐社区构建的社会基础，通过多元化社区管理的参与，可以创设互动合作平台，消除偏见和歧视，改变流动人口的内卷化交往现状，将外在的强制管理变为内在的自我约束机制。

1.流动人口作为社区管理多元主体之一的参与式介入。“参与”式管理，强调的是尊重差异，平等协商。流动人口参与社区管理是指流动人口本着公共精神参与社区事务，从而推动社区发展和流动人口自身的全面发展。作为社区主体的流动人口参与社区管理是新形势下流动人口管理方式的重要变革，包括两个含义：一是社区管理者和社区当地居民转变传统的流动人口社区管理观念，允许流动人口作为社区建设主体在社区管理活动和管理项目中的介入，通过充分听取社区中流动人口的意见和放大流动人口在社区建设中的声音，赋予他们社区管理和建设中参与的权利。让流动人口了解参与并学会参与是管理思维的革命。二是强调流动人口在社区管理中的责任和贡献力量。流动人口参与社区管理在强调流动人口作为管理主体的同时，也要求流动人口作为社区生活主体，主动参与社区发展管理，并对所参与的社区管理项目具有主动性以及责任感，同时，还要在参与过程中运用知识和能力做出自己的贡献和努力。

2.流动人口参与社区管理决策和过程的介入。现有的针对流动人口城市社区管理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流动人口一些日常事务的管理，如基本信息登记、证件的发放检查及管理费的收取；二是一些专项管理内容，如房屋出租管理、治安维护、市容市貌维护、卫生防疫、计划生育等；三是一些服务性的社区管理工作，如办证咨询服务、房屋出租信息服务、用工招聘信息服务、计划生育服务、卫生防疫、医疗保健服务以及法律咨询服务等。上述管理和服务的内容主要是基于自上而下管理思路对流动人口的防范式管理和维护社会稳定与秩序为主的设定。同时，面对当前流动群体数量的激增、管理人员的不足、管理制度和政策的滞后，流动人口的管理面临着管理的巨大成本和困难。流动人口参与社区管理决策和过程的介入旨在打破原有的管理思路，由当地居民、居委会以及流动人口共同协商，针对社区建设和管理中所面临的问题，重新构建流动人口社区管理的内容和模式，这其中亦包括基于流动人口社区生活需求的社区服务。作为社区管理者的居委会可以通过邀请社区居住的流动人口精英、流动人口组织以及当地社区居民，针对社区资源的利用和建设、社区管理的相关内容以及流动人口需求评估等社区问题进行讨论，形成由社区主体参与决策并做出选择的高度介入社区协商和管理形式，因为只有自己最了解自身在社区生活和管理中所面临的问题和需求，也只有通过沟通和交流才能达成共识。

3.以互助合作的参与模式构建新型的社区管理。流动人口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入住到城市的各个生活社区，对城市居民群体来说，无疑打破了其原来的社会生活秩序，带来了种种不适应和不安全感，并且，流动人口作为一批特殊群体，其分散性、频繁的流动性、较强的隐蔽性以及两大群体的相互隔离、互不认同以及不能和谐共处等均给社区管理带来诸多挑战。以往“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这一传统的、单一的行政化和单位化的自上而下社区管理体制很难适应现代较为复杂的混居社区类型以及“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构建的新型社会管理目标。而当地居民缺少对流动人口的正确认识以及流动人口缺少心理归属和社区认同是社区管理的关键。因此社区人口管理应该从对流动人口防范式、规制式的管理向互助式、参与式的现代管理模式转变。在流动人口的社区管理中可以运用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工作方法，在现有社区管理制度滞后的情况下，另辟蹊径，通过动员资源协助社区创设各类有流动人口参与管理的社区服务机构，不仅为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社区居民提供各种社区服务，而且也可以通过与当地居民一同工作而完成流动人口的再社会化，同时也可以协助社区管理部门发现和培育流动人口中的精英或者创建流动人口参与社区管理的组织，由精英或组织带动和动员或代表社区内流动人口成员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为流动人口参与城市社区管理提供途径。通过与当地居民互助合作以及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培养流动人口的社区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合作意识以及实现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利益分享，建立多元化的、互构共建的社区管理模式。

三、结论

建立在尊重差异、平等协商以及伙伴关系基础上的有流动人口参与的社区管理，对一直处于城市政治和文化生活边缘的流动人口群体来说，在树立自信和建立自尊、改变城市生活中漠视参与的过客心理、参与活动中培养流动人口自身能力和素质、分享城市建设成果以及改变城市生活中内卷化的社会交往模式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应积极创造条件，推动并实施流动人口作为社区管理多元主体之一的参与式介入、参与社区管理决策和过程的介入以及互助合作参与等形式，积极创造城市社区流动人口的参与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1]时立荣.透过社区看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J].新视 野，2005，（4）,

[2]卜长莉.社区冲突和社区建设[M].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09,（6）：338.

[3]张真理.北京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史略(1978—2008) [J].兰州学刊，2009,（7）.

[4]徐伟明.城市流动人口管理模式的演变与前瞻——基于国家 与社会关系的视角[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4）.

[5]宋健，何蕾.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管理的困境与探索[J]. 人口研究，2008,（9）.

[责任编辑：闫生金]

作者：高春凤

人口群体管理研究论文 篇3：

河南省城镇贫困人口就业现状调研分析

摘 要:城镇贫困逐渐成为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重要问题,为了从根本上缓解贫困,关键仍然在于针对不同人口群体的特征,通过各种渠道促进就业和再就业。通过对河南省城镇贫困人口的就业现状进行实地调研,并对调研情况及现状分析,以期对河南省城镇贫困人口就业问题作出客观评价。

关键词:城镇贫困;就业;调研

文献标识码:A

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城镇贫困逐渐成为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劳动就业、企业制度、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使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旧的格局被打破,城市贫困人口迅速扩大。为了从根本上缓解贫困,除了健全和完善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外,关键仍然在于针对不同人口群体的特征,通过各种渠道促进就业和再就业,实现更高的再就业率。那么,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的河南省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本课题组在全省范围内做了一次全方位的抽样调查,以期对河南省城镇贫困人口就业现状作出客观分析。

1 河南省城镇人口就业总体状况

截止2008年底,河南省总人口达到9918万,其中城镇人口3573万人,乡村6345万人,城镇化率36%,相比于2006年的32.5%和2007年的34.3%而言,整体城镇化比率是在稳步提高的。如表1所示,自从2005年以来,河南省从业人员的总体规模是在不断扩大的,城镇从业人数的比例也是在逐年增加的,城镇失业率比较稳定,而且是略微下降的趋势,因此总体就业规模还是比较乐观的。

表1 河南省城镇人口就业规模

单位(万人)全省从业人员总数城镇从业人数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城镇失业率城镇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2005年566291033.023.5%139.06

2006年571994135.403.5%135.33

2007年577395833.073.4%141.04

2008年583597636.513.4%146.27

(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年鉴2009)

但是,从贫困人口的绝对数字的角度考虑,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的河南省,城镇贫苦人口的比率仍在百分之八以上, 2008年河南省仍然有44个贫困县,而贫困人口達到612万人,也就是说全国每10个贫困人口中,就有1个是河南人。这些人中,有30多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下岗职工、30多万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和100多万从事灵活就业而收入较低者。依靠政府救济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到2008年已经达到146.27万人,创历史新高。可见在当今和谐社会下,城镇贫困问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要真正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就必须削弱、消除这种不和谐因素的存在。如何才能真正解决我省城镇贫困问题,改善就业条件是根本,这也是我们研究此问题的目的所在。

2 河南省城镇贫困人口就业现状调研情况及因素分析

本课题组利用假期时间带领学生进行调研,采取的形式主要是发放问卷和访谈相结合,其中问卷部分采用结构式问卷,由封闭式题目构成,辅以个别开放式选项;访谈部分是由与贫困人口访谈和地方政府相关工作部门访谈相结合。课题组成员调研之后又对回收问卷进行详细的整合分析,具体情况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角度:

2.1 就业条件角度——自身素质制约,就业条件有待调整

经过调查分析,首先,从性别上分析抽样调查的所有城镇贫困对象, 18-25岁这个年龄段,城镇贫困人口中女性比例是高于男性的,这是因为用人单位对年轻人倾向于男性,女性面临结婚生子不能全心投入工作都成为用人单位拒绝的理由,而在4050群体中,城镇贫困人口中男性比例是远远高于女性的;其次,从年龄分布中我们可以得到城镇贫困人口中18-25岁的占31%, 46-55岁的占26%,这两个年龄阶段是贫困人口密集阶段,究其原因不难想到一方面25岁以下这部分群体面临就业的压力特别大,这部分群体属于人口出生的高峰期,就业竞争空前大,而迎接他们的市场经济下的企业的就业条件又相对比较高,他们包括城镇没有读大学的一部分劳动力,还包括一部分刚刚走出校门的大中专毕业生,由于专业限制、人才需求市场一直供大于求、本身没有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等等原因造成毕业即失业的紧张局面,还有就是一部分乡村流转到城镇的务工人员,年纪不大没有什么资金基础,所以生活处于贫困的边缘。另一方面 4050群体,由于国企改制,大部分企业纷纷裁员,而这部分人群恰恰顶上浪尖,他们本身文化水平不高,大多又没有受过正规高等教育,因此下岗之后面临再就业的时候困难重重;最后,从受教育程度可以看到,贫困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高中以下学历水平的占68%,而硕士及以上的人口为0,这说明在当下知识经济的时代,学历俨然已经成为制约就业的重要因素,学历水平越低,在面临就业的时候所受到的阻力相对越大,因此也就更容易陷入贫困的状态,但我们也发现本科学历贫困人口高于大中专贫困人口的比例,前者17%,后者15%,经过访谈得知,现在本科生年年毕业人数急速增长,就业岗位竞争压力过大,并且本科生实践能力普遍较弱,本身不具备什么技能,而大中专毕业生相对本科而言在学校学习的模式中就注重实践环节的培养,专业技能性较强,大多都可以直接上岗,且薪酬方面又没有本科生要求高,因此更加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

因此,针对河南省城镇贫困人口自身素质,我们得知由于大多数城镇贫困人口自身素质不高已经成为他们就业的相当严重的制约因素,很多人无法达到用人单位的就业条件,如果想要改变这个现状,除了想办法提高该群体的自身素质之外,更重要的是国家和企业能够出台相关政策,针对不同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群体的特点,进一步调整就业条件,减少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方面的歧视,多方位的扩大就业渠道,使更多的人能够就业,这才是短期内解决城镇贫困人口就业现状的最有效的方法。

2.2 就业环境角度——收入来源不稳,就业环境有待改善

就业环境是对就业情况的一个整体外在的把握,它包含的内容也很多,但是本课题组选择以收入来源做为切入点进行调查,因为城镇贫困问题实际上和收入是密切相关的,收入高的家庭和个人自然不会陷入贫困,之所以贫困的人口主要还是收入过低或者不稳定,收入因素将大大影响从业人员对就业环境的评价。在回收的所有问卷当中,有固定工作的占16%,(条件是一年内没有更换过工作),但是工资水平不高,主要集中在基层岗位;还有一部分人的单位效益常年不好,虽然没有下岗,但是经常处于待岗状态,工资很低或者时常被拖欠工资;第二部分群体属于临时打工型,占调查总人数的65%,是收入来源不稳定的集中区域,我们划分的标准是一年内更换工作在三次以上(包括三次),这部分人口所从事的工作一般都属于临时工,大都集中在服务行业,这部分群体的特点是,年龄比较轻,文化水平比较低,缺乏稳定性,总是容易跳槽,对现实的就业环境经常不满意;第三部分是属于享受低保的人群,占调查比例的15%,自2002年5月1日起,《河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实施办法》颁布以来,生活贫困的城镇人口又多了一项法定的生活保障,从政策层面来讲是非常好的一项措施,但是低保名额毕竟有限,且审批手续又相当复杂,所以能申请到低保的人数并不多;第四部分群体属于其他社会救济,占据比例较小,仅有4%,但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群体,他们没有收入来源,没有申请到低保,经常通过政府或者民间组织的救济来维持生活,生存环境相当贫困。收入来源不稳定造成的贫困状态,主要还是需要改善就业环境,采取措施稳定城镇贫困人口的收入来源,适当提高收入水平,特别是增加底层人员的工资待遇,改善困难企业职工的生活现状,扶持有劳动能力的低保人群就业等等,给广大城镇贫困人口一个好的就业环境,才是解决城镇贫困人口就业现状的根本所在。

2.3 就业心理角度-态度不够积极,就业心理有待辅导

了解城镇贫困人口的就业心理,也是研究城镇贫困人口就业现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因此,本课题组在调研问卷中设计了一些相关题目,并通过实地访谈加深了解,首先,在对就业政策了解的统计中,对就业政策不太了解的比例高达71%,一点不了解的占17%,非常了解的只有1%,而现实是国家和政府在就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实际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例如从2002年以来,国家就推行积极的就业政策,通过各项优惠措施鼓励企业吸纳困难群体就业,或扶持他们自主创业。关于这些政策,大部分受访对象是不太清楚的,有的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些通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地方政府在宣传方面做得还不够到位,但更重要的是做为贫困群体本身对就业政策的关心度还是比较偏低的,反映出大家一个比较消极的心理状态;其次,从就业网站关注程度来分析,不关注的人员高达68%,这部分人集中在知识层面较低,年龄偏大的一些人,而一般关注的达到27%,这部分人有意识地去通过互联网寻找就业机会,一般主要是一些毕业生,相对而言就业态度稍微积极点,但是经常关注的为0,因此总体看来,就业网站对城镇贫困群体的影响力不是很大,也从侧面反映了大家的就业心理并不是很积极;最后,从获取就业信息渠道可以看出,57%的人是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21%的人通过报纸电视广播,13%的人通过人才市场招聘,由此我们发现城镇贫困群体的就业态度是相当被动的,因为亲朋好友的介绍毕竟是一种非常有限的渠道。通过访谈我们得知,城镇贫困人口就业态度之所以不太积极,有很大一方面是因为不够自信,觉得自己什么都不适合去做,正规的找工作方式对他们而言没什么用,总觉得自己不符合条件,正是因为这种消极的心理状态,使他们一直处于等待别人帮助,生活状况极不稳定的状况,因此,针对这部分群体,有效地进行心理辅导是非常重要的,俗话说心态决定命运,积极的就业心态是他们改变现状的一个关鍵条件。

2.4 就业体制角度——择业困难重重,就业体制有待完善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深化劳动就业体制改革,是缓解就业矛盾的重要举措。在调查中我们发现,首先,对于城镇贫困人口在择业中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应该是缺乏专业技能,占据比例29%,然后是学历不够占据26%,缺乏社会关系占据21%,缺乏社会经验占据10%,专业不对口和性别歧视各占据7%。这些困难说明在现行的就业体制中,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那些拥有较高的劳动技能,文化知识或者社会关系和经验的人才更容易适应用人单位的需求,更好找到工作,因此,对于缺乏这方面能力的人就无法适应现行的就业体制,容易陷入贫困的境地。因此,政府真正想解决城镇贫困人口的就业现状,就是要履行好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能,把就业体制的完善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四大目标之一,把维护社会公平、降低失业率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责,通过完善就业体制,增设相关机构培训贫困人口的劳动技能和求职能力,同时引导社会各方面扩大就业;通过市场监管,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规范企业用工行为;通过法律法规,保障劳动者权益,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因此,完善的就业体制不仅仅只是满足市场的需求,也要考虑到从业人员的需求,尤其是广大城镇贫困人口的就业需求和困难。总之,要想真正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就必须改革传统的就业体制,建立起新的鼓励增加就业的体制。

3 调研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尽管近些年来河南省十分关注城镇贫困人口的就业问题,并通过各种措施获得一定成效,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有待解决,因此,我们各级政府在今后的城镇贫困人口就业问题的解决上还肩负着重大责任,只有解决了就业问题才能从跟上消除河南省的城镇贫困问题。

参考文献

[1]2009年河南省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2]邱松.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现状分析[J].人口学刊,2005,(1).

作者：张 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