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管理法律制度论文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的持续推进，人口流动日益加剧，流动人口的生存环境与资源供给的矛盾亦日益突出。着力解决社会转型期区域人口管理和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建立健全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体系，对于促进人口合理有序流动，为区域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人口管理法律制度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人口管理法律制度论文 篇1：

弱势群体呼唤行政法治保护

弱势群体的特别保护、法律有效实施的动力不足、司法救济渠道不畅通导致的信访不信法以及法律意识和法治理念的普及等问题，成为今年行政法学研究的重点。今后，应进一步改革立法体制，完善行政诉讼制度，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重新定位信访功能，提高全民法律素质，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人文基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公民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加之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等新兴媒体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技术支持，实践中出现越来越多复杂棘手的难题，如弱势群体的特别保护、群体性事件、精神病人的治疗与管束、流动人口管理、法律的有效实施的动力不足、司法救济渠道不畅通导致的信访不信法以及法律意识和法治理念的普及等问题，成为今年行政法学研究的重点。从今后行政法学研究的任务看，仍有必要从理论上予以更深入的阐释，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更有力地推进。

抓紧制定行政组织法和行政程序法，健全行政法体系

行政法治发展30年后的今天，除了缺少行政组织法和行政程序法两个支架性的法律之外，基本的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十七大报告提出要重点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现行政组织和程序的法制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现在我国的组织法并不健全，目前只有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人大地方政府组织法，各部门缺少组织法。现有的国务院“三定方案”毕竟不是法律，缺乏刚性约束。由于缺少组织法，政府部门之间的职权交叉重叠冲突等问题难以有效解决。为此，应当尽快制定行政组织法律法规，用法律形式规定组织的职能和权限，依法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职权法定。

随着《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的颁布实施，我国行政程序制度正在不断完善，但是，仍然缺少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应该说，制定行政程序法是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步骤，对于发展民主政治，保护公民权利，遏制腐败现象，克服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推进政府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公民可以平等切实参与国家管理，行使民主权利。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广度和深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的基本标准。其次，完善宪法及其他实体法固然能够起到保障人权的作用，但要使人权保护的实体法真正发挥作用，更多要依赖于程序法的力量，因为它可以为公民提供参与、监督、防卫及救济的权利。第三，制定行政程序法有利于遏制和消除腐败现象，促进廉政建设。腐败的产生与权力缺乏制约有密切的联系，社会腐败的要害和核心是权力腐败。造成权力腐败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机制。而实现真正的监督和制约则离不开程序法。尤其是公开制度的建立，能够改变以往行政活动的“暗箱”操作，将行政活动的各领域、各阶段公之于众，随时接受各方面监督，对行政权力的行使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监督作用。最后，制定行政程序法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

改革立法体制，健全执法激励机制，使体现正义的良法真正得到有效实施

目前，我国的立法和执法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部门立法色彩仍然很严重。部门起草法律，不可避免就有部门的色彩和因素，要改革现在的部门起草法律制度，要增加公众的参与、民主的论证，以及其他部门——特别是人民代表机构，对行政立法有效的约束和监督。让立法更加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顺应民心，反映民意。执法问题更为关键，因为我们的法律还没有进入自动运转的状态，还是运动式的执法。如何增强法律的权威、保证法律有效实施是当前法学界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也应当成为决策部门重点关注的问题。

法律难以有效实施的根本原因在于缺少推行法治的动力。如何为法治注入强大的动力？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抓住行政主导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以全新的政绩观为突破口，把法治引入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从而激发起各级政府推动法治的热情，使法治的推行由被动转为主动。在中国这样一个主要依靠行政主导的发展中国家，推行法治与发展经济一样，需要来自政府方面的强大动力。包括法治指标在内的较为全面的政绩考核标准恰恰能够提供这样的动力。长期以来，由于地方政府过度追求单一的经济发展，推行法治被视为是阻碍经济、束手束脚的力量。于是，很多地方出现了以牺牲法治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的现象。比如明知污染企业违法，但是，为了追求GDP，仍强行上马污染项目；比如明知是违法行为，为了造“富”一方，维护地方的经济利益，仍放任其自流，疏于监管。必须看到，以牺牲法治换取的经济发展是短期的、局部的，甚至是后患无穷的。从长远的发展看，强调科学发展观不仅要继续保持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发展，更要关注法治发展。因为法治是一个国家政治进步、制度文明的标志，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障，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生产力”。为此，应尽快建立起包括法治指标在内的完整的政绩考核体系，树立起新的“政绩观”，让法治GDP成为推动中国法治事业的强大动力。

加强对弱势群体的行政法保护

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矛盾凸显的今天，社会弱势群体的保障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也是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政府应当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确立为自己的重要管理职责。尤其要完善行政立法活动、规范行政执法行为、落实权利救济制度，对农民、下岗职工、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妇女儿童、精神病人、申诉上访人员等弱势群体给予特别的保护。

保护弱势群体首先应当做到有法可依。我国目前对弱势群体权益保护的法律数量不足，缺乏整体规划，且适用对象范围狭窄。因此，具有立法权的部门应当依照《立法法》的规定尽快完善全国性和地方性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弱势群体保护立法，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法律保护体系。该法律体系应包括《济贫法》、《社会安全法》、《劳动法》、《反歧视法》等一系列法律。此外，还需完善其他部门法对弱势群体保护的相关规定，增强其可操作性，更为有效地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

针对近年来农村集体土地被大量征收的社会现象，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第一，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切实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第二，尽快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落实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医疗保障和就业保障，将失地农民纳入社会安全网中；第三，应建立多层次、多种选择、相互衔接的多元化救济机制，把土地征收纠纷全部纳入救济制度，取消行政救济终局制度，让司法审查介入土地征收全过程。

为切实保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学者强调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创新应从就业、居住、就医、子女教育等基本民生入手，创设统一有效的管理新机制，结合城镇化建设，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实现城乡一体化和服务全覆盖的人口互动管理模式，疏堵有机结合，使流动人口能够全面参与并真正融入当地社会生活，变流动为活力，从根本上解决流动人口不稳定和不和谐等问题。

针对精神病人增多以及部分地方制定精神卫生方面地方性法规规章的现实，应当抓紧制定《精神卫生法》，将精神病人的预防、治疗和管理纳入统一规范的法制轨道，结束当前的乱象。

积极预防和有效处置群体性事件

近几年来各地频繁发生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多与公权力行使不当有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公权力往往是群体性事件的肇事者、推波助澜者，或者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使得原本属于经济纠纷的事件转化为针对政府的群体性事件。同时，群体性事件亦折射出目前我国行政法律救济制度的缺失。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关键不是事后的应急处置，而是事前的预防和日常的依法行政，政府不仅需要创新思维，科学认识社会稳定的时代内涵，更要创新治理机制，建立健全利益诉求表达和保障机制、利益协调沟通机制、信息公开机制以及社会保障救助机制等。

群体性事件的酝酿、萌芽、发生与发展以及化解和平息均会表现为具体的情报信息。群体性事件中的信息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中具有满足公众知情权、超前预警、决策依据、处置导向和防止反复等作用。因此，必须创新信息保障制度，藉此发挥信息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的主导性作用。信息保障制度应包括信息立法、信息报告、信息公开、信息问责、信息管理疏导和信息监督等各项制度。

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畅通救济渠道，依法解决行政纠纷

行政诉讼法实施20年来，对于推动我国民主法治进程、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总结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取得的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目前存在的问题。

首先，行政诉讼解决行政争议的功能尚需进一步明确。《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原则，并不能够使得老百姓和行政机关的争议获得有效解决，“官了民不了”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这就导致行政诉讼之后还有老百姓反复的申诉及上访，最终形成讼累。因此，必须明确行政诉讼不仅应当发挥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作用，而且应以解决行政争议为其基本功能。其次，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也应扩大。应当取消行政诉讼法所设定的各种门槛，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切实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各种权益。第三，行政诉讼当事人资格应当明确。判断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关键要看起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利害关系，起诉人是否具有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不管这种利益是现实的还是将来的，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以及法院能否提供适当的救济。对于被告资格，由于我国行政机关林立，层次复杂，存在大量的内部机构、临时机构、联合执法机构、派出机构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鉴于此，应贯彻“谁行为，谁做被告”的原则，将行政诉讼的被告界定为“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又能够独立承担行政责任的主体”。最后，行政诉讼程序也应进一步完善。老百姓“不敢告”、“不会告”、“告不赢”、“告赢了也执行不了”等问题依然存在；法院“立案难”、“审理难”、“判决难”、“执行难”的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社会公众对于行政诉讼制度的救济作用仍有所怀疑；法院也常常因为受到地方行政机关的非法干涉而感到苦恼；司法裁判不公及司法腐败等问题也时有发生。为此，应当抓紧修改行政诉讼法，对旧的不合时宜的制度及时作出修改和完善，对20年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成熟做法应尽可能吸纳，如公益行政诉讼、简易审理程序、交叉管辖、和解制度及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等。通过切实可行的制度，保证所有行政纠纷都能够顺利进入法院，得到法院公正裁判。此外，对影响公民诉权的一些制度障碍也应及时清理。为保障人民法院排除行政干预，依法独立行使行政审判权，应当改革行政审判体制，比如，在现有行政审判体制基础上，设立最高法院和省高级法院的巡回法庭，解决当事人诉讼不便、基层法院拒绝受理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执行机关拖延执行判决和行政机关抗拒执行的案件。

重新定位信访功能，将各类纠纷引导到法治轨道上

信访制度作为密切党和政府与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制度，在反映人民呼声、解决各类争议、化解纠纷矛盾、维护公众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结构及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人民利益诉求及表达方式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态势。信访实践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由于不受任何事实证据、期限、步骤、方式等确定性要求的限制，在个别时间和个别案件中又能够“一步到位”，甚至“突破法律底线”解决问题，信访成为越来越多当事人的首选。领导出于维稳需要个别批示、法外解决误导了广大信访人，以致千军万马齐涌党委、政府寻求“直通车”，加剧了信访潮；基层政府疲于应付，无原则满足上访人要求，导致生效裁判被推翻；有些地方顶不住压力就花钱买平安，“按下葫芦起了瓢”，致使信访人相互攀比；有些地方为了一时稳定不惜采取强制截访、限制人身自由等措施，进一步激化矛盾，最终导致冲破法律底线，影响法治的权威统一和稳定局面的严重后果，用所谓的个案正义损害了社会的整体公平和正义。对此，我们应当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从维护社会长期稳定与和谐的高度，理性看待信访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及时改革完善信访制度，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特别要疏通行政复议诉讼等主要解决管道，使信访归位于群众陈情联系政府的制度本源。

首先，重新认识信访功能，严格限制信访范围，使信访回归到下情上达、了解信息、转交信件的最初定位。尽可能限制信访在案件实体处理方面的功能，将各类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剥离至司法救济渠道。

其次，建立起信访与复议、诉讼、申诉等法定纠纷解决渠道的衔接机制。鼓励行政复议机关与人民法院在信访机构设立接待室，使大批涉法、涉诉的信访案件直接进入复议诉讼等程序。

第三，修改相关法律，扩大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等受案范围，降低起诉条件，改革审判方式，扩大调解和解范围。改革两审终审制度，将审级增加为三级，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提高司法裁判的公信度，将各类争议尽可能吸引到正式的救济渠道上来。最后，领导在重视信访工作的同时减少批示、增加指导，将各类争议逐步引导到纠纷解决的主渠道上来。应当充分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分清主次，鼓励公众更加理性地选择救济渠道，更多运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弘扬法治精神，提高全民法律素质，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人文基础

进一步提高公民特别是领导干部公务员的法律素质和法治观念，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人文基础。通过日益广泛的法学教育和普法宣传，树立法律的权威，目前社会公众特别是公务人员的法治意识和规则意识仍然比较淡薄。尽管政府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进行了比较广泛的法律普及工作。但是，法学教育与普法效果并不平衡。即有些公众权利意识强，规则意识弱；公务员权力意识强，责任意识淡；上级政府法治观念强，下级政府法治意识弱。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普及与法律教育制度，重点做好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上级与下级的均衡普法，鼓励公务人员通过实践掌握与运用法律。提高公众的素质，减少和抑制纠纷，鼓励公众通过合法正当的渠道解决争议。（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法制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导）

作者：马怀德

人口管理法律制度论文 篇2：

流动人口有效管理的路径选择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的持续推进，人口流动日益加剧，流动人口的生存环境与资源供给的矛盾亦日益突出。着力解决社会转型期区域人口管理和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建立健全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体系，对于促进人口合理有序流动，为区域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流动人口；有效管理；区域发展；路径选择

周忠伟（１９６２—），男，江西警察学院副院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群体性事件处置与流动人口管理；王占军（１９７６—），男，江西警察学院治安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治安管理与安全管理。（江西南昌 ３３０１００）

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招标项目“江西人口流动态势与有效管理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一、人口流动的理论解释

人口流动和迁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有效方式。“禁徙”和“限徙”作为中国数千年管控社会治安的传统思维定势，在一定时期对社会治安起到了有效控制的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社会的发展。在社会大发展的新形势下，人口流动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常态。当然，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剧，资源使用冲突、违法犯罪问题突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凸显，使得城市管理压力剧增，成为城市管理者和城市居民不无忧心的问题。

美国人唐纳德·博格(Ｄ．Ｊ．Ｂｏｇｕｅ)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提出的人口转移“推一拉”理论认为，人口转移是两种不同方向的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人口迁出地，存在着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推力”，把原居民推出其常居住地。产生推力的因素有自然资源枯竭、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村劳动力过剩、较低的经济收入水平等。必须指出，在迁出地存在“推”人口转移因素的同时，也存在“拉”人口的若干因素，如家人团聚的快乐、熟悉的社区环境、在出生地和成长地长期形成的社交网络等。只不过比较起来，迁出地的“推”的力量比“拉”的力量大，占有主导地位。同样，在转入地，存在着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拉”力把外地人口吸引过来。产生“拉”力的主要因素是: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资收入、较好的生活水平、较好的受教育的机会、较完善的文化设施和交通条件、较好的气候环境等。与此同时，转入地也存在一些不利于人口转入的“推”的因素，如转移可能带来的家庭分离、陌生的生产生活环境、激烈的竞争、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等。综合起来，转入地的“拉”力比“推”力更大，占有主导地位。[１]

二、我国流动人口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流动人口管理中存在的最现实问题，是管理的“被动性”导致的管理难度。流动人口被动接受有关部门管理，租住单位和个人无奈应对有关部门对人口的核查，有关部门迫于社会压力被动应付，因而，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效果自然大打折扣。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流动人口对“被管理”的“需求缺乏”。以进行暂住登记和办理暂住证为主的传统管理模式之所以难以发挥作用，关键在于暂住人口对《暂住证》的“不需要”，使其逐渐成为公安机关一厢情愿的管理手段，在社会的发展中自然日趋被动化终至被淘汰。

因此，应当切实制定和落实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的各项政策措施，做到相关职能部门的“主动管理”和流动人口“主动被管理”的有机结合。这样，既可以减轻管理压力，也可以大幅提高管理效果。如目前的《居住证》取代《暂住证》，这并非名称的简单变更，而是以附加众多利益增加流动人口的“需求”，引领流动人口主动进行登记、主动接受管理。当然，其效果自然主要取决于附加利益的“需求性”，即其是否能够真正满足流动人口的切实需要。对于租住单位和个人以及涉及的有关管理部门而言，其“需要满足”是引领主动接受管理和主动管理，从而有效实行管理的关键所在。如个人出租房屋申报登记的被动性，关键点即在于个人出租房屋申报登记的“无利益性”与发现不申报登记的“利益惩罚性”，有需要或者使其需要，才能使被动的登记行为转化为主动的申报行为。同时，对于不登、漏登、不报、瞒报的行为，要从法律制度上予以规范，给予一定的惩戒。要切实设定和建立“需要满足”体制，让主动接受管理或主动管理成为现实需要。

三、流动人口有效管理的途径

（一）加强部门协作，切实实现管理责任化

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化、社会化工程，需要相关部门通力协作，公安机关包揽全部流动人口管理工作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各部门的密切协作、齐抓共管对于流动人口的有效管理至关重要。事实上，现有的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体制仍然是条块分割，政出多门，在相对割裂的体制格局下，公安、工商、房管、计生、民政、税务、劳动、交通等各部门之间工作缺乏配合、资源难以共享、信息缺乏沟通、工作缺乏动力，从而导致公安机关独立承担局面的出现。因此，应当在地方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流动人口管理协调工作机制，形成政府牵头、公安主管、多方配合的专职管理新模式。公安、工商、房管、计生、民政、税务、劳动、交通等职能部门应明确职责分工，细化管理工作要点，明确定位，不缺位、不越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互通有无、互相配合，形成“条块结合、齐抓共管、整体推进”的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格局，切实做好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工作。

（二）创新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制度，以内涵提升促进服务与管理的积极性

创新能够为发展提供不竭动力，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也要求根据区域社会实际情况不断寻求管理创新办法。江西省公安厅日前在通报《江西省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办法》实施情况时，即明确宣称“四个创新”，即着力推进服务管理理念创新；着力推进服务管理体制创新；着力推进服务管理模式创新；着力推进服务管理手段创新。[２]其具体实施必将有效促进江西省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工作。当然，在思想多元化的现代社会，要达到此要求，亟需相关制度的设定与完善，其是行为的导引、监督与约束的必然之规，只有在完善的制度下，才能形成有效的监督和精神震撼。当然，制度不仅要制定得好，更要执行得好，这样才能促使相关服务与管理人员的服务与管理工作更到位、工作更有压力与动力。

但是，制度设定更需要内涵的提升，工作方法有效与否关键在于服务与管理理念的端正与否。无论何种制度与方法，都需要用心来操作，只有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服务至上”的服务管理理念，有效提升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人员的责任意识、价值意识、岗位能力意识、服务社会意识，才能真正实现管理效果。同时要正确认识时代警务要求，正确认识和处理装备提高和效能提升的关系。信息化建设是公安工作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途径，也是当前破解流动人口管理难题的重要途径。要积极推进常住人口信息系统全国联网，要建立集各有关职能部门管理服务职能于一体的流动人口综合管理服务信息系统，建立流动人口违法犯罪预警系统等，不断提升流动人口治安管理服务工作水平。在提高装备的同时，更要加强装备使用的实际使用效果，加强服务与管理人员的“人力”管理，强化流动人口信息的掌握程度，切实做到“应采（采集）尽采、应登（登记）尽登、应变（变动）尽变、应办（办理）尽办”，这样才能掌握实际流动人口信息，有效实现流动人口底数清、情况明、管得住、服务好的管理要求，真正提高服务与管理效能。

（三）借鉴特种行业管理要求，有效强化出租屋及其中介组织管理

出租屋管理是加强流动人口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和重要手段。各地公安机关积极寻求管理创新，探索出“星级式”、“物业式”、“旅店式”等出租屋管理的有效模式。但苦于没有有效强制性管理规定为后盾，虽有效果但难以解决根本问题，出租屋漏管现象依然存在。如现有规定虽然明确要求出租房屋须经房管部门审批，出租户主有责任登记和核实租赁人员的有关信息，但罚则规定的缺位使得许多出租户主往往不屑甚至逃避办理房屋租赁手续，有关部门难以及时掌握出租房屋的有关信息。现行法律仅有《治安管理处罚法》第５７条对房屋出租人设置了处罚规定。该条款规定在实际执行中操作难度明显过大，为房屋出租人设计的责任难以执行到位。而２０１０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主要针对城市规划区域内国有土地上的商品房屋租赁，在农村集体土地上的出租房屋则不适用该管理办法。法律规定的缺位致使出租屋管理成为流动人口管理的桎梏，其管理效果主要取决于专项行动。

为有效解决出租屋漏管现象，当前我们可参照特种行业尤其是旅馆业的管理要求，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实施的《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和公安部等六部局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出租房屋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的基础上，积极会同出租屋涉及的有关管理部门，深入调查研究，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制定出台出租屋管理的有关地方性法规，将出租屋及其中介组织纳入特种行业管理范围加以规制，明确规定出租屋中介组织、出租屋业主、房屋租赁人员以及有关出租屋管理部门的法律责任，以有效解决出租屋无有效强制性管理规定导致的责任不明、难以有效管理等问题，切实通过出租屋管理加强流动人口的有效管理。

（四）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尽可能消除影响人口流动的制度和政策障碍

心理上的认同和归属感的形成是流动人口融入本地区的根本标志，而户籍条件、附加利益和身份差别则是阻碍其社会认同和归属感形成的主要障碍。只有逐步直至完全放开城市落户的限制条件，才能真正做到经济上同工同酬、政治上同责同权、生活上同城同利，真正加速城镇化建设。对于经济欠发达城市而言，不用考虑出现“人口入市”的井喷现象，不用担心城市容纳力不足的问题，石家庄等城市户籍政策调整的结果即是有效证明。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解决城乡和谐发展问题，是强化流动人口有效管理，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要举措。要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切实解决流动人口的现实权益问题，有效增加流动人口的区域认同感和归属感；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拆除城乡户籍差别“羁绊”，打破城乡界限、地区界限和城市界限，剥离户口上的各种附加利益，还户口作为“身份管理”的本来面目和初始作用，以“实际居住地”为户籍登记要件，确立新型户口管理制度。各流入区域要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计划生育、医疗卫生、法律援助、机动车注册和驾照办理、公共交通、户籍管理和义务教育等各方面强化流动人口权益保障和公共服务，促进流动人口的市民化，确保流动人口只要登记纳入公安机关等有关管理部门的管理即可享有本区域公民的同等待遇，切实消除流动人口的身份障碍和思想疑虑。同时，通过解决流动人口高度关注的切身权益问题，引导全社会形成尊重和善待流动人口的良好氛围，切实增强流动人口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要消除农民工二代的户籍障碍，切实解决城市接纳问题。当前农民工二代规模越来越大，融入城市的要求也愈发强烈，但融入想法与接纳差异不可避免使其产生心理落差。“农民市民化的核心是权利问题。促进农民市民化转向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城市与农村之间形成平等的权利架构，实现农民群体的权利回归，让农民享有与城市市民同等的社会权利。”[３]随着城镇化的改革和推进，各地应当尽可能为二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创造便利条件，当然消除户籍障碍首当其冲，使其不但在心理上融入城市，更要在身份上融入城市，真正实现农民市民化。这不但有利于解决二代农民工的问题，有利于社会治安管理，更有利于城镇化的推进和城市的发展，实现双赢。

[参考文献]

[１]Ｂｏｇｕｅ， Ｄｏｎａｌｄ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 Ｈａｕｓｅｒ， Ｄｕｎｃａｎ．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Ｃ]．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９．

[２]省公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江西省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办法》实施情况．江西省公安厅官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ｘｇａ．ｇｏｖ．ｃｎ／ＸＷＺＸ／ＸＷＦＢ／２０１１／１０／５３３１８６７．ｈｔｍｌ，２０１１－１０－３１．

[３]路小昆．徘徊在城市边缘:城郊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Ｍ]．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责任编辑：陈保林】

作者：周忠伟 王占军

人口管理法律制度论文 篇3：

户籍制度，公平正义，中国梦

摘 要：中国梦的实现，公平正义是基础。充满公平正义的民族，才有资格说自己是有梦的国度，因此公平正义应该渗透进方方面面；然而，做任何事都应该有轻重缓急，在中国，改革户籍制度，我以为应该是实现公平正义的第一步，因为《独立宣言》就曾提到过：“人人生而平等。”当然这种提法是一种理想状态，当人人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无法生而平等的时候，政府就应用制度去保障，而不是用制度去加剧这种不平等。

关键词：户籍制度 公平正义 中国梦 实现

美国人有美国梦，美国梦着重解决的是阶级固化的问题。美国给予每一个美国人民希望，一个可以靠自己努力奋斗实现自己梦想的希望，不问出身，只看能力，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中国，恰好这是我们目前缺乏的。习主席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中提到“中国梦”，并系统阐述了其本质内涵。“中国梦”其实和美国梦实质与最终目的都是一样的——富国强民，让每个人可以通过努力实现自身梦想！也许，命运不是命定的，是可以通过努力改变的，只要努力加上正确的方法，但是要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梦想的实现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需要政府给我们每个人营造一个公平的环境，公平正义是实现中国梦的先决条件。而这其中最重要最基础的公平条件就是：出身没有区别。如此分析下来，中国的户籍制度就是我们目前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它将人分为了城市人，农村人；城市人又被分为了北京人，上海人……从根本上造成了不平等。

户籍制度本无所谓好坏，从古自今该制度都是一项基本的国家行政制度。传统户籍制度是与土地直接联系的，以家庭为本位的一种人口管理方式。当代我国的户籍制度是国家依法收集、确认、登记公民出生、死亡、亲属关系、法定地址等公民人口基本信息的一种法律制度。其目的是以保障公民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以个人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还是将来，户籍制度都不应该成为造成公民身份权益不平等的理由，因为它仅仅就是一种管理方式。

然而，在当代中国的户籍制度却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最深印痕，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桎梏，迫切需要进行改革。目前户籍制度给我国带来的一系列不利影响都包括：首先，户籍制度有违宪法初衷。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规定国家各项基本制度和根本任务，规定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的基本原则，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段文字背后的含义其实很明确，只要是中国公民，那么就都平等的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然而户籍制度，不管有意无意，却从根本上违背了宪法的这一精神。

其次，户籍制度造成了城乡的割裂。二元户籍制度将人口强制分为农村和城市两部分，对不同户籍人口实行分类管理，把就业、福利分配等与户籍挂钩，以适应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严格限制人口流动，以实现对人口和社会的有效控制与管理。[1]在今日的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已经开始起到了消极的作用，阻碍城市化进程，加剧了城乡的割裂，阻碍了城乡统筹，加剧了社会分化……一系列社会问题开始显现，如留守儿童问题，农村土地问题，民工荒……

户籍制度不仅造成了农村与城市的二元分化，其实在城市中，同样因为出生，而让城市人口，又被分为了北京人，上海人，四川人……户口，使中国城市居民具有了不同身份。如果某人生活在非本人户口所在地，那么他将被视为外来人口，享受不到该地的各种福利，以及充足的就学和就业机会；与住房、消费（如购车）、教育、社会保障等利益直接挂钩，不同的户籍有不同待遇，不仅人为地把本应平等的身份划分为三六九等，而且加大了贫富差距。在民间流传的一些小段子其实也反映了该问题，“北京欢迎你，欢迎有户口的你”“复旦大学，上海人的大学”。玩笑之余，不难从其中体味出老百姓的无奈之情。

以上所分析的都是当前户籍制度给我们造成的最直接的不利影响，最大不公平的体现。笔者认为，户籍制度已经走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那么应该如何改革，笔者在此将提供以下思路以供参考。

首先，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朝着有益于人的解放和经济的发展，《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应该得到保障与执行。无把户口当成奖励人才之奖品，把户籍改革弄成是让少数精英人士得到他们想得到的城市户口，因为这样的户籍制度就和实现真正平等的全世界都认同的宗旨背道而驰了。

人口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有利于人才交流和劳动力资源配置和社会均衡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其实也证实了人才流动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作为政府，我们必须从制度上保障这种人口正常的流动，一个社会如果缺少人员可上可下的流动，变成僵化的社会结构，那么一旦有轻微的冲击，都很可能导致这个社会结构的崩盘。正常的人口流动才能促进社会结构的正常新陈代谢。

最后，如果只是保障了人口自由流动还远远不够，这只是第一步，政府还应该从各种制度设计上去保障城市居民的权益。首先应该还户籍制度本来的面目，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各种利益，户籍就是人口进行登记管理的一种必要手段；当然，迁入地政府都可以设置相应的户口登记标准，如，要求需要登记的人必须是在本地连续居住两年或三年；有住房，这个住房可以是购买商品房，也可以是有一年以上时间的房屋租赁合同等等。

不管是放开户籍登记标准，还是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各种权益，最重要的是各地政府应该摒除地方保护思想，承担起分内的责任义务，在制度设计上以公平正义为准绳，给我们所有中国公民以平等的身份，保护他们合法合理的权益，给他们一个公平自由的环境去追求实现心中的属于自己的梦。

参考文献：

[1]论二元户籍制度在中国的生成，李仁方，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12月第24卷第6期

作者简介：陈娅（1982.08-），女，汉族，四川成都市人，工作于西华师范大学，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行政改革与社会发展。

作者：陈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