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群体极化论文

本文一共涵盖3篇精选的论文范文,关于《网络群体极化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摘要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重构了信息的传播格局，文章以网络上备受关注的“江歌案”为例，对其进行质化研究并佐以问卷调查，探究媒介在网络群体极化事件中的作用以及群体极化所带来的影响分析。

第一篇：网络群体极化论文

试论群体极化视域下的大学生网络舆论危机

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当代哲学家、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凯斯·桑斯坦提出的，指的是群体成员通过一定形式的互动后进一步肯定了原来已存在的某种倾向，从而形成了群体共识。原来同意这一观点的人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原来被群体成员反对的观点和倾向，则受到更多的排斥。群体极化现象在今天的网络虚拟空间中体现得越来越明显，网络沟通呈现出间接性、匿名性、开放性、平等性等特点。网络规范与监督不到位、舆论责任容易逃避等问题的存在，使得群体极化现象在网络舆论中频发成为必然。有资料显示，群体极化倾向在网络上发生的比例是现实生活中面对面沟通时的两倍多。[1]这个特点比较突出地反映在大学生网络群体中，一方面，多数大学生没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思考问题的角度比较单一，在遇到突发事件、危机事件、社会热点等问题的时候理性思考不足。往往根据“窄化”了的信息作出简单的判断，走极端的比率较一般社会群体更高。另一方面，大学生网民具有高度的同质性，更容易在网络舆论中形成群体共识。这时如果缺乏具有强大号召力的舆论领袖，大学生很可能成为网络舆论利用的工具。

一、网络信息的协同过滤与大学生网络舆论危机

群体极化具有双向意义，它既可以使健康的舆论更加巩固，也可以使偏激的舆论走向极端，所以群体极化并不意味着参与舆论的成员最终都走向“偏激化”。但是在现实舆情发展中确实存在很多群体极化的负面效应，其原因不在于群体极化本身，而在于网络信息的协同过滤(collaborative filtering)。

对频频出现的大学生网络舆论危机来说，群体极化只是一个必要条件，并不充分。网络舆论危机产生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网络信息的相对不足，这种信息不足不同于传统信息闭塞的概念。网络信息的传递是网络对信息的个性化筛选过程，“信息时代中，大众传媒的覆盖面一方面变得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又变得越来越小。在网络上，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2]“当筛选的力量没有限制的时候，人们能够进一步精确地决定，什么是他们想要的，什么是他们不想要的。他们设立了一个能让他们自己选择的传播世界。”[3]通过筛选，网络舆论传播者能够为志同道合者或同质网民量身定制相关的信息，从而有意识地引导网络舆论的发展。这种网络信息片面传递的现象被称之为“网络协同过滤”。

决策科学认为，在信息收集全面、真实、准确和有效的情况下，理性经济人完全能够权衡利弊作出正确的判断。据此可以认为，网络信息协同过滤导致了信息的片面性，从而影响甚至左右了网民对相关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所以它是网络舆论群体极化走向“偏激化”的助推器，也是导致大学生网络舆论危机的重要原因。用桑斯坦的话说，“网站通过信息的同类搜集和网址链接，在提供方便的同时也导致了信息‘窄化’。在那儿信息不管对或错，都会像野火燎原般地传布开来。这样的结果会导致群体极化现象，从而产生仇恨。”[4]仇恨恰恰是众多网络舆论漩涡和危机的最终归结点。

大学生网络舆论群体极化危机除了与网络信息协同过滤及大学生自身的“非理性、易激动、少判断、好左右”等特点相关外，还跟网络自身有一定的关系。对此社会心理学家用去个性化理论对网络的特点加以阐释：其一，匿名性。当个体在群体中，会潜意识地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匿名的，没有人能够发现，因此也自然不必承担行为的后果，所以个体会毫无顾忌地去做出违反社会规范、道德甚至法律的行为。其二，责任模糊性。网民集体行动的责任是模糊或分散的，网络舆论危机的主体是整个网民集体，而非具体的某个人，这使得个人责任感减弱，认为没有受惩罚的可能，没有内疚感，进而变得更粗野、放肆、胆大妄为。其三，群体淹没性。在群体中，成员的自我、个性都被融化在群体中，成员的个体性越来越模糊，个人的理性被群体淹没，理智不再能够控制本我。[5]

在网络舆论群体极化和信息协同过滤的双重作用下，网络平台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会被卷入网络漩涡的中心，最终出现以符号暴力为典型的网络舆论危机。符号暴力不像现实世界中的肢体冲突所造成的身体上的伤害，它更多地表现为用文字、语言、音频、视频等方式在网络上进行强烈的自我意识表达，追缉、鞭挞讨伐对象，寻找自己的支持者。这时候大学生网民充当了典型的“网络暴民”。由于大学生群体更容易受到社会的关注，其影响面更大，所以如果引导不好就会对大学生和整个社会产生负面影响，甚至有可能演变成现实群体行动。所以非常有必要建立一支大学生网络舆论危机干预队伍。

二、高校网络舆论领袖队伍的建设

针对大学生网民群体的特征及网络舆论群体极化的规律，建立高校网络舆论危机干预队伍的核心是培养一支高素质的网络舆论领袖队伍。大学生网络舆论领袖队伍建设的关键点在于选择一批政治素质过硬、网络技术优良、舆论眼光敏锐、语言表达到位的高素质人才。与之相关的工作主要有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两个方面。

(一)加强网络舆论领袖队伍的组织建设

首先，要关注并加快建设网络舆论领袖的工作平台。宽泛地讲，整个互联网和大学生容易接触的网络区域都是高校舆论领袖应当关注的平台，对此学校有必要采取问卷调查、重点访谈、跟进调研、网络监控等方式充分掌握在校大学生经常浏览、登陆、参与的网络平台，以及这些平台的定位、版块、内容、参与者、舆论导向等，要能够准确的发现每个版块中的舆论领袖，重点关注版主或舆论领袖的相关言论。狭义的讲，高校网络舆论领袖的主要工作平台是校园网和校内论坛，这个平台是在校生学习、娱乐、信息发布、情感表达等最集中的地方，对学生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也最强，所以校内网也自然成为舆论领袖最主要的工作平台。但目前很多高校的校内网建设对大学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以网络论坛为例，我国有相当一部分高校没有校内网论坛，这就阻断了学生舆论表达的有效途径，更为重要的是没有校内网络论坛做平台，学校失去了一个及时发现学生舆情、控制舆论危机蔓延的关键渠道，也失去了网络舆论领袖在学生舆情进展中发挥作用的可能。即便存在网络论坛的高校，很多也被过多地行政化控制，学生普遍感到言论表达不畅。有的论坛版块内容不丰富，与学生的表达需求不吻合。所以，完善网络工作平台是做好网络舆论领袖工作的第一步。

其次，以一线教师为主体，建立从上到下一体化的教师网络舆论领袖队伍。在高校环境中，教师是塑造学生人格、培养学生品质、提高学生修养、引导学生言论的主体，网络舆论领袖的角色也当然非教师莫属。但作为网络舆论领袖的教师不能仅仅局限于负责一线学生管理工作的辅导员，而应包括从学校领导到专业课教师在内的整个教师队伍。一方面，高校的教师网络舆论领袖队伍建设离不开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校领导应当从政策导向、制度建设、财务保障、技术支持等多方面尽可能地提供便利，从领导层面明确支持态度，放手一线教师大胆实践、勇于创新，并以合宜的监督控制方式规范教师舆论领袖队伍建设。另一方面，高校的辅导员是网络舆论领袖的主体，辅导员除了可以在网络上发挥舆论导向作用外，在现实空间中还可以组织各种形式的主题舆论活动，网上网下相结合，通过自身在学生中的威望主导舆论的方向。学校可以挑选优秀的辅导员担任校内网络的相关版主或负责人，及时发现学生的舆情走向，适时地发挥导向作用。一线的专业课教师也是高校必须利用的舆论力量，学生对辅导员和对一线教师有着不同的认同感，很多学生受“晕轮效应”的影响，他们在认同任课教师精深的专业知识的同时也会对其舆情舆论产生认同，所以应当强调专业课教师的政治素质、思想品质、言论导向等对大学生的影响。

再次，要在学生中发现有发言权的学生舆论领袖，加强学生舆论领袖队伍建设。学生之间的天然平等关系使得学生之间的沟通渠道比师生之间的沟通渠道更畅通，表达的想法也更真实准确。同时，由于学生舆论领袖生活在学生群体之中，他们对学生舆情的掌握也最直接、最迅速，在发现问题的可能性和及时性方面更具优势。根据传播学中的“舆论场”理论，每一种舆论都包含若干相互刺激的因素，从而使许多人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6]在网络舆论这个虚拟时空中，学生舆论领袖多是“舆论场”的核心。高校应当发现在学生中有话语权的学生领袖，并把他们争取到教师舆论团队中来，做好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设置相关工作程序和原则，提供必要的网络技术培训，使学生舆论领袖成为一支真正的“红色马甲”队伍，为正确的舆论导向和舆论危机处理做前沿哨兵。

(二)完善网络舆论领袖队伍的制度建设

首先，建立网络舆论危机预警制度。完善的预警制度能够为网络舆论领袖的工作创造一个可以依靠的制度背景，同时也进一步规范了舆论领袖的工作程序、原则和方法。网络舆论危机预警制度包括：从网络舆情监测、网络舆情预警、网络舆情应对到危机处理并备案的全过程。构成完整预警体系的要素包括：预警指标、预警等级、预警测度、预警方法、预警活动等。目前我国政府在社会公共危机预警机制方面的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高校的相关预警制度建设还比较落后，尤其是针对网络舆论危机的预警制度仍是屈指可数。因此，高校应当借鉴政府公共危机预警制度和体制建设的经验，建立和完善校园网络预警体系，强化制度建设。比如在预警等级上可以划分为：轻警情(Ⅳ级，非常态)、中度警情(Ⅲ级，警示级)、重警情(Ⅱ级，危险级)、特重警情(Ⅰ级，极度危险级)四个等级，并依次采用蓝色、黄色、橙色、红色来加以表示。在网络舆论危机预警制度建设方面，浙江省已经制定了比较完备的制度和方案，可供高校进一步参考。

其次，建立网络舆论领袖队伍培训制度。《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高校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网络思政教育培训工作，培养一支既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熟悉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又能有效地掌握网络技术，熟悉网络文化特点，能够在网络上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队伍，这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的重要的组织保证。对舆论领袖队伍的培训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立足要高、视野要远，必须做到与时俱进并体现时代精神，这就需要有完备的培训制度作保障。培训制度的重点要突出对政治素质和技术素质的规范性。在政治素质方面，需要重点突出政治立场、政治信念、政治品德、政治水平和政策水平等方面，强调政治上的敏感性、预见性和坚定性。在技术素质方面，针对不同学科背景的舆论领袖采取自学和授课辅导相结合的方式弥补网络技术的差距。另外，作为网络舆论领袖，语言文字方面的表达能力与技巧也应当成为培训制度关心的重点。最后，培训制度要特别关注学生舆论领袖，对他们的培训要有针对性，做到制度化、规范化、长期化。

再次，建立高校网络舆论领袖考核制度。网络舆论领袖的工作具有特殊性，它不是一项实体性工作，但又以实体性工作为基础。高校网络舆论领袖的主要成员几乎都是兼职，如辅导员、专业课教师、学生骨干等，他们不可能抛开自己的主业从事专门的网络舆论工作，所以对高校网络舆论领袖的考核有相当的难度和复杂性。但考核是工作效率和成果的助推器，关键点在于设计一套科学合理的考核制度。一个明显的区别在于，对网络舆论领袖的考核不是绩效考核，绩效主要涉及成本核算，是一种基于投入产出关系的考量，而网络工作的投入和产出都很难量化计算。虽然可以通过网络舆论监测的数量、发帖回帖量等量化指标来比较，但诸如舆论敏感度、回应性等更重要的指标却很难衡量。所以，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抓大放小、疏而不漏，即主要考察在每个考核周期中备受关注的舆论热点问题上校内学生的舆论动向是否正常，舆论领袖能否做到提前发现、提前引导、防患未然，以及舆论领袖相关工作的细致性、有效性;至于非热点问题，只要求舆论领袖保持一定的关注度，只要热点不升级即可，舆论领袖是否干预不作为考查要点。另外，可以根据网络舆论的升级程度，制定舆论领袖的最低干预度，分级考核。考核结果应当作为独立的参考项，不能作为舆论领袖所从事的专职工作考核部分，考核结果以奖励为主。

参考文献：

[1][3][4] [美]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7，50，51.

[2] [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海南出版社，1997.205.

[5] 沙莲香.社会心理学(第二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60.

[6] 刘建明.舆论传播[M].郑州大学出版社，2008.64.

责任编辑：徐建秋

作者：刘园园 章成斌

第二篇：网络群体极化事件的媒介化呈现及影响分析

摘 要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重构了信息的传播格局，文章以网络上备受关注的“江歌案”为例，对其进行质化研究并佐以问卷调查，探究媒介在网络群体极化事件中的作用以及群体极化所带来的影响分析。

关键词 网络群体极化;媒介动员;议程设置

身处于信息爆炸时代，媒介报道的倾向在不同方面左右了受众对待事件的看法，媒介呈现出来的是经过选择后的信息，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媒介拟态环境。本文主要采用定性研究，以“江歌案”为研究对象，对媒介在进行报道时呈现的报道倾向以及观点进行梳理，结合相关理论回答媒介在群体极化事件中的作用以及网络群体极化对社会造成了何种影响。

1 文献综述

1)国外研究综述。从最初詹姆斯·斯托纳在做群体决策时偶然意识到群体极化这样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到凯斯·桑斯坦首次对群体极化做了简单定义，群体极化这一概念在几十年间逐渐从社会心理学向政治学、新闻传播学方面辐射。勒庞从心理学的角度对群体极化进行阐释，他认为人们由于某种原因聚集在一起时，思想与情感也会集中到同一个地方，从而形成一个心理群体;而在新闻传播方面，凯斯·桑斯坦是第一个将网络与群体极化相联系的学者，他认为网络正是极端主义的温床，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在网上进行频繁的沟通，但是却听不见不同的意见。

2)国内研究综述。国内最早对网络群体极化的研究，来自于徐乃龙的《群体性事件中网络媒体的负面影响及其对策》，其初步论证了网络与群体性事件的关系;郭小安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不仅仅只是网络空间，也包括网络与现实相互交织型事件、网络诱致型事件、网络转化型事件;董天策谈到在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中，所抽取的事件难以涵盖所有的网络集群行为与网络集体行动，必须建立开放多元的概念群，才能有效概括错综复杂的研究对象。

2 “江歌案”梳理及极化现象

1)传播节点梳理。2016年11月3日凌晨，中国女留学生江歌在日本公寓遭杀害，凶手怀疑是刘鑫的前男友陈世峰。次年5月，因刘鑫及其家人对江歌妈妈避而不见，江歌妈妈在微博、知乎发布刘鑫及家属隐私信息，试图通过网络逼迫刘鑫现身。11月9日，《新京报》旗下栏目《局面》在其官微上连续发布25条江歌案采访视频，其中包括在江歌逝去后刘鑫与江歌妈妈的首次见面，再一次将江歌案舆情推向高峰。12月11日开始，“江歌案”在东京地方裁判所开始庭审，案件在12月20日宣判，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以及恐吓罪判处被告人陈世峰有期徒刑20年。

2)群体极化表现。江歌案在网络上一共出现两次大的舆论点：分别是2017年11月《局面》采访视频发布以及2017年12月江歌案开庭审判。笔者从“清博舆情”公众号中得知，11月14日以及12月11日是舆论走势最高的两个节点。随着事件的发展，网友大规模的在网上指责、辱骂、人肉刘鑫。以新浪微博为例，含“刘鑫”二字的话题在舆论高峰期间多次登上微博热搜，同时在微信文章中只要有关江歌案的，下方评论一定会出现大批指责甚至辱骂刘鑫的言语，网民对此事件态度明显呈“一边倒”模式，网络群体极化现象发生。

3 “江歌案”中的媒介呈现及线下调查

1)议程设置：部分媒体的情感动员。在本次事件中，随着微博、微信以及各大媒体网站的介入，在事件发展过程中不断传递带有主观色彩的言论激化网民情绪，加速事件进展，因此这部分媒体从中不自觉的扮演着意见领袖的角色，对事件的舆论走向进行议程设置，进而带动舆论走向极端化。

笔者对《局面》11月9日在其官方微博发布的25条专访视频关键字进行提取：首先在采访内容上，围绕江歌妈妈以及刘鑫之间的纠纷的共占据了17条，围绕当事人陈世峰以及江歌仅占一条，主角颠倒化;其次在采访方式上，主要采取问答形式，在问题设置上已经出现的引导性。同时，视频中“痛哭”“悲伤”等词出现了多次，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该栏目对于事件的议程设置，进一步推动了舆论的发展，加深极化现象。

2)强化共意：主流媒体的理性动员。共意主要是指群众共享观念，即群众对待事件不同观点在网络环境下发生相互碰撞，最终对于该事件达成相同的观点与理念价值，主流媒体对事件跟进报道以及立场的公正性，使得之前跑偏的舆论可以回到正轨，内部共识度也较高。

以《新京报》为例，在本次案件的报道中，新京报一直秉持真相至上的原則对事件进行报道，笔者搜索了自11月9日至今新京报评论微信平台上所发表的文章，《江歌案，朴实正义莫被情绪带偏》《江歌案开庭，单方“爆料”不能全信》等文章可以看出主流媒体从始至终分析案件，加强受众的理性共同意识。不仅仅是新京报，人民网、南方都市报等多家主流媒体在该事件的报道过程中都显示出了主流媒体的媒介素养。

3)线下调查：“江歌案”中的媒介影响。针对此次事件，笔者以《热点事件中的媒介对大学生所造成的影响调查》为题在问卷星上进行了问卷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204份，调查情况如下：在本次调查问卷中，通过新兴媒介这一渠道了解该事件的人数占据94.61%;有54.41%的人参与了该事件的讨论且主动参与讨论者达到122人;72.55%的问卷者没有改变过对此事件的第一观点，而19.61%的改变者中有58.33%的人认为他们对该事件观点主要改变的原因是相关机构的介入调查，媒介舆论引导仅占了32.35%;在给媒介对此次事件造成的影响打分时，所得平均分为6.2分(以10分为满分);61.27%的人表明媒介报道并不能主导他们对于此事件的看法。通过此次小规模调查可以看出，在被调查者中发现媒介在事件进程中造成的影响较小，大部分人从一开始就坚定自己所持立场，因此媒介最初的议程设置对于受众观点建立的影响力更大。

4 网络群体极化的影响分析

1)解压社会情绪——话语权的回归。当群体极化事件最初出现在网上时，网民间达到一种情绪共鸣从而选择一致为事件主人翁发声，网民潜意识里已将为他人打抱不平变成为自己呐喊。相比于社会暴乱，网络群体极化避免了更大的社会冲突。解压社会情绪的同时也是受众话语权的回归。现实生活中话语表达所受到的局限使得受众对自由发声产生了迫切的需求，网络匿名性给受众提供了一个毫无顾虑的发声平台，真正实现了以传者为中心到以受者为中心的转移，话语权回归。

2)揭露现实问题——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互联网的出现使原本隐藏的民意凸显，网民在网络中重新拿回话语权，使得政府以及相关部门注意到社会中暴露出来的现实问题，因此更加自发的了解社会民意，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2003年“孙志刚事件”是这一方面的典型代表，孙志刚因为没有暂住证被广州警方带到收容所后被人殴打致死，网友的愤怒以及媒体步步紧逼的报道倒逼相关的法律制定者重新审视制度漏洞，同年8月1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正式施行，实施了21年的《收容遣送办法》废除，群体极化的胜利达到了顶峰。

3)极端的表现——网络暴力频发。群体极化带来的负面效应是不可忽视的，网络开放的低门槛化表现为网络发声者的鱼龙混杂，群体聚焦的更多是表面问题，从而忽略对深层次问题的思考。因此当群体极化事件爆发时，网络秩序被瞬间打乱，甚至影响到了现实生活。在互联网这个匿名的场域中，极端主义使得网民有一个错误的认知：攻击越厉害越显得自己正义，群众挥舞着“正义”的旗帜，却做着“以暴制暴”的行为，使得网络暴力现象愈演愈烈。

5 结束语

笔者认为，在面对轰炸式信息出现时站稳脚跟，不管是自媒体还是主流媒体都应该端正作为媒体最起码的责任观，引导理性舆论的回归，降低群体极化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夏倩芳，原永涛.从群体极化到公众极化：极化研究的进路与转向[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24(6)：5-32，126.

[2]郭小安，王国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概念辨析及指标设定[J].情报杂志，2012，31(2)：6-11.

[3]董天策，王君玲.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的进路、议题与视角[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8)：23-28.

[4]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作者：陈迪

第三篇：网络群极化中舆论主体正义感与非理性的博弈

摘 要：文章主要以近年来的网络热点事件为例，揭示出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负面效应，并以网络群体极化现象中舆论主体之正义感与非理性的博弈为切入口，寻求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如何融合的方法，以及网络群体极化如何趋利避害的途径，最终发挥好其舆论监督的功能。

关键词：网络群体极化现象;泛娱乐化;网络正义;非理性

21世纪，互联网使得哈贝马斯理论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由理想变为了现实，把人类引向了一个交流和表达意见的新平台。BBS网络论坛、个人Blog、微博等自媒体迅速构成了网络的舆论场，而那些生活在不同社区，彼此很少交往甚至根本不认识，却被某些关于社会公共问题的议题链接起来的普通网民则组成了网络舆论的主体。网舆的低门槛、平民性使得网络在近年来发生的一些重大社会热点事件中率先发挥了传统媒体所失灵的舆论监督功能。然而，如果网络这些特有优势得不到网民理性地应用，则有可能演变为滋生极端主义的温床，最终导致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发生。

一、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正、负向解析

德国学者诺埃勒•诺依曼的“沉默的螺旋”假说启示我们，在网络这个匿名传播环境下，个人的话语权被极度扩大，但“从众心理”依然起着作用，网民通过转帖、跟帖等促成网络舆论的形成，稍不适度便会呈现“群体极化”倾向。

美国学者桑斯坦给“群体极化”做了这样一个的定义：“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倾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在网络和新的传播技术领域里，志同道合的团体彼此进行沟通讨论，到最后他们的想法和原先一样，只是形式上变得更极端了。”[1]因而，在网络舆论中，“群体极化”主要体现为“群体情绪极化”倾向，这种行为就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的网民群体围绕某一社会公共问题、出于不同目的而利用网络进行广泛的信息传播，以制造舆论同化、形成社会舆论的过程。形成这一舆论的主体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被组织的;可能是有序、积极健康的，也可能是无序、非法不健康的，所以，对于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本质我们应该站在客观中立的视角去审视。

事实亦证明：网络“群体极化”现象对社会的影响是一把具有正负两向的双刃剑。一方面，网络这个虚拟社区在实现公众信息的获得和表达、对政府行为的质疑、对理想社会的追求等方面都发挥着现实社区所无法比拟的优势。网民作为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舆论主体，不会像现实群体性事件中的成员那样做出充满暴力的反社会行为，而是会充满思想、正义地试图为事件当事人提供舆论支持，迫使失语的政府、传统媒体陷入尷尬，所以我们可以把网舆看作是社会问题的“反光镜”。但另一反面，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扩大化很可能会诱发现实群体性事件，严重危及到社会的稳定，这种过度极端化所引发的不理智反社会行为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可见，研究如何引导网络“群体极化”现象中舆论主体正义与理性的价值观就成了新媒体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网络群体极化现象个例解析

近年来，网络作为“第四势力”在引发、引导、监督舆论方面发挥了许多传统媒体所不能比拟的积极效应，特别是对一些重大社会突发事件中政府不作为的揭露等问题上尤为突出，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诸如网络群体极化非理性偏激所致的谣言四起、泛娱乐化、非道德化等问题。

(一)突发事件中网络群体极化所致的谣言与炒作危机

从2008年的“6.28”瓮安事件到2010年“10.16”的河北大学撞车门事件，都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网络现象，就是各种子虚乌有的谣言和炒作在网上大量蔓延而导致网民群情激愤，这也最终直接推动了事件的整体进展，而这一现象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原因。

以上述两起事件为例，首先它们都是和学生、社会安全、官官相护等人民群众关心的敏感事件有关，因而这类事件能否报道的迅速、公开、透明都会成为网民们长期以来累积的内心与社会矛盾激化和情绪宣泄的诱因。其次，每当突发事件，特别是涉及到敏感的社会问题之时，我国的主流媒体很容易处于群体失语现象，因而此时网络就很容易成为民众利用的传播工具，于是和事件相关的视频、照片、各种众说纷纭都在互联网上的论坛、微博等开放的社区空间里大肆传播，在这些大量的小道消息、各种扑朔迷离面前，人们的情绪难免会变得高涨。这点有时也会成为媒体或政府利用的舆论操作工具，网络群体极化的另一种炒作之嫌就表现了出来。

(二)从明星圈到草根阶层热点事件之网络群体极化的泛娱乐化

从2008年新年伊始娱乐圈的“艳照门”事件到2010年风靡网络的“凤姐”、“犀利哥”，我们不难发现网络这个自由开放的大社区里最热议的话题依然是娱乐，所以当2010年“10.16”河北大学撞车门事件发生后，一时的仇官情绪宣泄完毕后，留在民众心里最多的只剩下“我爸是李刚，床前明月光”的娱乐谈资了。

而这些话题之所以能引起大家的热切关注，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话题的猎奇性。而猎奇的话题之所以能成为焦点，正是因为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倾向。而媒体的报道宣传，无论主流还是非主流，都是价值走向的守望者。

还记得鲁迅先生那颇具讽刺意义的“看”与“被看”的小说写作模式吧，那是对当时国民麻木、冷漠的社会行为的鞭挞。而现如今那种模式似乎又可以被复活于我们这个已经是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了。难以想象，当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活被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当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当一切公共事务如同杂耍之时，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命运又将会面临怎么的劫难呢?

(三)“网络正义”中屡见不鲜的触及道德底线的网络群体极化

从2006年的“虐猫事件”到2010年的“虐兔门”，从2007年的“华南虎事件”到2009年的杭州飙车“欺实马事件”，我们都听到了网络群体的正义之声。同时正义的背后给我们也留下了这“网络骚乱”背后非道德的余思。人肉搜索、媒介审判，这些另类的网络互动，产生的初衷仅仅是为了上演网络正义的华庭盛宴，绝非想搞出一起聚沙成山的网络骚乱，更不是想去触碰道德、法律的高压线。但是在实践中，伴随着冲动与非理性，它们正在代替着道德、法规，触碰着当事人的隐私，代替着法官提前宣判了当事人的罪责。

我们常说：“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然而，我们常常是夸大了手中的“权利”，而忘却了应该履行的义务，上述现象便是一种夸大“话语权”、“监督权”的行为。于是，在这一群体极化现象面前，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新的名词，即“数字遗忘权”，这是一个人应该拥有的被网络和数字媒介遗忘的权利，具体说来，即个人可以依法要求从网络上删除有关本人的某些行为和言论记录，而不应该事无巨细地被永远“网”住。[2]这个新的法律概念的提出，在某种程度缓解了网络群体极化有时的越界操作而为当事人所带来的社会压力与心理压力。而它也提醒我们的众多网民，每个人都会有犯错的时候，不是所有错误都不可原谅，所以在要求他律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学会自律，学会用宽广的胸怀去包容他人，以理性的方式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三、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堵与疏

网络群体极化现象中存在着舆论主体之正义感与非理性的博弈，如果这一关系处理不好，网络媒体的公信力不仅会大打折扣，甚至还会成为政府反舆论的工具，所以做好网络群体极化现象堵与疏的功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主流媒体发挥理性引导舆论的职能，与网络群体一起积极构建理性的阳光社会

当下，主流媒体应该在思维上摆正与新媒体的关系，即建立起一种兼容互通、指导共进而不是排斥诋毁;身担社会责任，也要正确对待管理和约束，不能因为有“炒作之嫌”就失声退出，甚至连正面的引导都不敢做。因此，在这个信息社会的大潮中，只有主流媒体敢于以成熟的姿态去应对舆论把关和引导的社会职能，才能进一步促进新媒体整治工作。

对于网络群体极化的非理性行为，主流媒体有责任及时设计议题予以否定和分析。比如“邓玉娇案”中，人民网舆情分析师认为，“屠夫‘用杀猪方式参与社会个案的模式’，公民责任心可嘉，却不能归结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常态，其对社会的潜在破坏性，值得忧虑和警醒。”[3]所以，唤醒整个社会的舆论生态健康理性地发展，是传统的主流媒体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二)规范网络群体极化现象，铸造一支理想型的正义之剑

相较于以往的其他途径，网络似乎可以成为成长中的中国公民寻求资源分配制度和利益结构重新调整的重要方式，理性的公共实践可能会引起政府对公共权力的重视，引发制度性的触动，但现实中一些非理性的网络群体因素反而加深了政府一方关于“网络暴民”的刻板印象，使得这支正义之剑很难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中国的网络要发展为一种成熟的“公共领域”的确面临很多现实性的难题，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网络的“公共领域”和“个人主义”悖论能否求解。这里则必须提倡一种“公共哲學”，一方面, 它意味着网民都应该具备“公共美德”——自治、勇气、与人为善、公道等行为原则;另一方面, 也是在呼唤秩序、民主、公正和宽容等伦理准则。

四、总 结

任何媒体的出现和发展都不是一个依次取代而是一个依次叠加的进程，不同媒体只有互相取长补短，才可以不断进步。任何媒体如果不能很好的遵循适度的原则，都有可能走向现实发展的极端。传统媒体如此，新媒体更是如此，因此，网络群体极化现象中舆论主体之正义感与非理性的博弈无论走向哪个极端，都会有可能酿出悲剧，只有将二者关系平衡统一，才可能使网络发出灿烂的光芒。

参考文献：

[1] 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 廖先旺.“荒唐言行”无限传播网络时代应有“遗忘权”[OL].http:// media.people.com.cn/GB/10406323.html.

[3] 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OL].人民网,2009-12-22.

[4] 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作者：田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