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法规建设学前教育论文

地方性法规如何突出地方特色，一直是地方立法中久议不衰的话题。尤其不同于自主性和先行性立法，执行性的地方性法规，因为有直接的上位法，如何突出地方特色，难度更大，也更受关注。本文结合近年来的立法实践，仅就法律授权之外的执行性地方性法规如何突出地方特色，作了一些研究和探索，主要谈细化、补充、扩展三个问题。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地方性法规建设学前教育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地方性法规建设学前教育论文 篇1：

杭州地方民生立法评估

自党的十六大报告从国家政策的层面首先提出民生概念以来，民生逐步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再次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务。从实践层面来看，各级政府亦积极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民生保障工作。其中，地方民生立法——或者巩固民生保障实践中的有益经验，或者为民生保障提供行为指引——成为民生保障工作和地方立法的一个新抓手和新领域。而志在建设东方品质之城的杭州，历来重视民生保障工作，且其在我国的立法体制中具有地方立法权。因此，杭州地方民生立法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对其予以梳理、评估，既可以把握杭州地方民生立法的基本状况，亦可以推而广之，窥探我国整体地方民生立法之全貌。

一、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遴选标准

根据立法法第六十三条和第七十三条之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地方政府规章。杭州市作为浙江省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属于立法法所言之“较大的市”，故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杭州市人民政府有权制定地方政府规章。由于本文的研究旨在地方民生立法，故研究对象限定为杭州市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而不包括位阶更高的法律、法规，亦不包括非立法性行政规范性文件（俗称“红头文件”）。

本文主要借助浙江省人大常委会的“地方立法网”，在其“浙江省地方性法规检索系统”（http://www.locallaw.gov.cn/Lawquery/）中的类型一栏中输入“法规”，有效性一栏中输入“有效”，制定机关一栏中输入“杭州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最终获得杭州市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文本共计75件。同时，借助杭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的门户网站，在其“杭州市法规规章检索系统”（http://www.hangzhoufz.gov.cn/list/hzfg.aspx?code=06）中，在默认情况下，不设置查询条件，直接点击“查询”按钮，在给出的结果中，剔除属于地方性法规的部分，最终获得杭州市现行有效的地方政府规章文本共计141件[1]。

如何界定民生立法是展开本课题研究的前提。考察我国现行法制，在规范层面上并无“民生权”或“民生权利”之表达，申言之，民生权利尚属法学概念而非法律概念。从内容层面观之，民生权利不仅仅指某个单项或某类特定的权利，而是对满足民生诉求的一系列权利的统称，是一个权利束。因此，笔者认为，不宜简单地以现有的权利类型与民生权利机械对接，而应以民生权利的基本特征作为遴选标准，将获得的所有法律文本逐一与之对照，但凡符合相关标准的地方立法即纳入研究范围。考虑到研究对象限于216件立法文本，因此该研究的工作量虽大，但仍然可以完成。

笔者认为，民生权利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权利主体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但凡自然的、生物意义上的人，都应当享有相应的民生权利。同时，民生权利主体的普遍性并不排除对特殊群体给予特别照顾，相反是其题中之意。（2）权利内容的基础性和发展性。民生权利要确保人之为人所必须达到的基本生计状态的底线，即具有基础性。如关涉民众生存的食物、衣着、住房、医疗等基础性事项。当然，民生权利内容应当限定为前述基础性事项或与其具有直接相关性的事项，否则民生权利将过于宽泛而失却独立的研究价值。同时，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类的需求分为若干个层次，在不同的阶段对应不同的需求层次。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基本生计状态的底线是因时上浮的，民生权利内容又具有发展性。（3）权利实现的政府义务性。民生概念从一开始就是在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层面展开的，政府是保障民生任务的义务主体，可以是直接给予民众生存物资，也可以是培养民众获取生存物资所必需的技能；可以是政府直接向民众提供基本生活物资和公共服务，也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将民生保障任务交给社会主体完成。

二、杭州地方民生立法的现状

笔者对照民生权利的上述基本特征，逐一对杭州市的216件地方立法文本予以梳理，最终得到涉及民生的立法文本29件：其中地方性法规18件；地方政府规章11件。截至2012年4月5日，杭州市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共75件，涉及民生的地方性法规有18件，占总数的24%；现行有效的地方政府规章共141件，涉及民生的地方政府规章11件，占总数的7.8%。与民生保障的重要性相比，杭州市的地方民生立法无论在绝对量还是相对量上都较低，实践中许多民生保障措施没有及时法制化，民生立法尚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

进一步对上述民生立法文本进行归类，我们发现当前杭州市地方民生立法主要分布在以下几个领域：教育文化体育、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劳动保障、特殊群体保护（见表1）。

杭州市地方性法规层级的民生立法主要集中在环境保护（27%）、教育文化体育（17%）、公共卫生（17%）、公共服务（17%）等领域，而在特殊群体保护方面则为空白；地方政府规章层级的民生立法则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37%）、社会保障（27%）和特殊群体保护（27%）等领域。两者都对公共服务领域给予了高度重视，成为立法的重点，而在劳动保障和特殊群体保护等领域的立法，则有待于进一步加强（见表2、表3）。

杭州市地方民生立法肇始于1987年，其主要依据是已经试行8年之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此后，民生立法一直停滞。1992年出台《杭州市实施军人抚恤优待和退伍义务兵安置若干规定》后，民生立法复归沉寂。到20世纪最后5年民生立法开始得到重视，先后出台了9件民生立法。进入新世纪以来民生立法得到了持续平稳发展，除个别年份以外，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民生立法产出，在2004年到达产出量的最大值，其发展的历史脉络基本与我们全社会对民生保障的认识程度相契合（见表4）。

地方立法在我国立法体制的地位，决定了其在立法内容上可能有如下类型：一是属于执行性立法，即对相同主题上位法的具体化；二是属于应用性立法，即上位法在某一具体领域的运用；三是属于原创性立法，即没有明确的上位法而在立法权范围内所作的立法。地方立法的这三种类型所体现的地方立法的灵活性和地方特色依次增强。纵观杭州市地方民生立法，上述三种类型分布比较均衡，分别有9件（如《杭州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若干规定》）、11件（如《杭州市全民健身条例》）、9件（如《杭州市学前教育促进条例》）。这说明对民生问题的关切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共同性，同时，由于地方历史地理环境有别，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各异，民生立法的地方特色亦得到了较好体现。

杭州地方民生立法在不同领域的具体分析：

（一）教育文化体育领域

教育文化体育领域的立法，主要是赋予公民受教育权，以及享受文化体育公共设施权利的相关立法内容。受教育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既是个人发展的手段和目的，又是民族振兴的基石，而我们前文讲到民生权利具有发展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受教育权内涵和外延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因此，我们把文化体育方面的立法一同纳入研究范围。

从总体上看，杭州市的教育立法层级较高，均为地方性法规层级，但数量相对匮乏，仅有《杭州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杭州市学前教育促进条例》两件立法，且严格来讲《杭州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并非直接规范受教育权的。因此，从长远发展来看，杭州市应加强诸如民办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社会力量办学等方面的立法。而在文化体育方面杭州市的相关立法则极度薄弱，仅有《杭州市全民健身条例》勉强凑数，亟待加强相关领域的立法。

（二）公共卫生领域

公共卫生是关系一国或一个地区人民大众健康的公共事业。公共卫生的具体内容包括对重大疾病尤其是传染病的预防、监控和医治；对食品、药品、公共环境卫生的监督管制，以及相关的卫生宣传、健康教育、免疫接种等，以延长人的寿命和促进人身心健康的活动。

总体来看，杭州市公共卫生领域的立法既有政府规章，亦包括地方性法规。其中，在疾病预防方面有《杭州市精神卫生条例》；在药品管理方面有《杭州市医疗机构药品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在卫生监督方面有《杭州市蔬菜农药残留监督管理条例》《杭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杭州市在公共卫生领域的立法初具规模，但还有很大的需求空间，比如在国家积极推进基层卫生服务的背景下，亟需对社区卫生服务方面进行相应立法。

（三）环境保护领域

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时代背景下，高度重视自然环境保护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要求。杭州市在这方面的立法独具特色，既有与上位法及兄弟城市相应的《杭州市环境噪声管理条例》《杭州市生活饮用水源保护条例》，亦有根据杭州市特定地理条件相关的《杭州市苕溪水域水污染防治管理条例》《杭州市西湖水域保护管理条例》《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保护管理条例》。当然，随着人们对环境要求的不断提高及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仍将是民生立法的一个重要领域。

（四）公共服务领域

公共服务是指，通过政府权力的介入或者公共资源投入，为公民及其组织提供从事生产、生活、发展和娱乐等活动都需要的基础性服务，如提供水、电、气、交通与通讯基础设施、邮电与气象服务等。

从总体上看，杭州市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地方立法相对完善，既有关于公用事业经营的一般性立法，如《杭州市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条例》，也有针对各个特殊行业的专门立法，如《杭州市城市供热管理办法》《杭州市燃气管理条例》《杭州市城市供水管理条例》《杭州市环境卫生有偿服务实施办法》《杭州市城市公厕管理办法》《杭州市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当然，公共服务领域覆盖面广泛，尚存在结合本市实际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和需要。如针对买房难问题，就有必要出台保障性住房或者廉租房方面的立法。

（五）社会保障领域

社会保障是国家通过立法，积极动员社会各方面资源，保证无收入、低收入以及遭受各种意外灾害的公民能够维持生存，保障劳动者在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时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同时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逐步增进公共福利水平，提高国民生活质量，其主要由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组成。

相对于社会保障在民生保障中的重要地位而言，杭州市相关地方立法尚显不足，已有的立法主要集中在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险费征缴上。前者有《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障违规行为处理办法》《杭州市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办法》，后者有《杭州市社会保险费征缴办法》。在社会救助方面除了单项的《杭州市法律援助条例》外，缺少其他诸如最低生活保障方面的立法。而在社会保障方面能起到独特作用的社会慈善事业方面的立法则完全处于空白状态。

（六）劳动保障领域

劳动保障就是以保障劳动者的基本合法权益为目的，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和行为的总和。杭州市在这个领域的立法相对单薄，只有《杭州市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一部地方性法规。这主要由于上位立法相对完善，地方立法的空间有限。当然，地方立法也不是完全没有发挥作用的余地和必要，未来可以就促进就业、最低工资保障等方面有所作为。

（七）特殊群体保护领域

特殊群体是指在社会关系中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其由于自然差距（体力、智力等）或社会差距（出身、财产、教育水平等），需要在同等保护的基础上，给予其特别的或者更多的关怀和照顾。

从总体上看，杭州市在这方面的立法主要集中在保障残障人群方面，先后制定了《杭州市无障碍设施建设和管理办法》《杭州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若干规定》。此外，针对军人保护方面，制定有《杭州市实施军人抚恤优待和退伍义务兵安置若干规定》。而在社会人口日益老龄化的时代背景下，杭州市废止了《杭州市老年人优待办法》，却没有新的立法跟进，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八）其他

由于认知能力的局限，某些民生立法无法类型化到上述领域，笔者在此予以列举。杭州市这方面的立法主要有：《杭州市物业管理条例》《杭州市殡葬管理条例》。

注释：

[1] “杭州市法规规章检索系统”包含了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但由于其地方性法规部分不是很全面，考虑到研究的权威性，笔者对地方性法规的检索，主要借助“浙江省地方性法规检索系统”。

（作者单位：杭州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本文系笔者主持的浙江省法学会2011年度课题：“地方民生立法基本框架研究——兼评杭州民生立法”〔课题编号2011NA01〕以及2011年度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地方民生立法基本框架研究——兼评杭州民生立法”〔课题编号B11FX08Q〕之核心成果）

作者：蔡金荣

地方性法规建设学前教育论文 篇2：

由水森林与人类的生物链关系看保护生态就是保护人类

地方性法规如何突出地方特色，一直是地方立法中久议不衰的话题。尤其不同于自主性和先行性立法，执行性的地方性法规，因为有直接的上位法，如何突出地方特色，难度更大，也更受关注。本文结合近年来的立法实践，仅就法律授权之外的执行性地方性法规如何突出地方特色，作了一些研究和探索，主要谈细化、补充、扩展三个问题。

一、在细化上突出地方特色

制定执行性的地方性法规，一提到突出地方特色，首先想到的是对上位法的细化。那么何为细化，细化的目的是什么呢？所谓细化，就是对上位法已有的规定，结合本地实际作出更加具体的规定，其目的是增强执行上位法的操作性。那么细化的路径在哪里呢？

（一）对制度规定进行细化。凡制定法律、法规，为了调整经济社会关系，保证权利和义务、权力和责任的实现，都要进行一些必要的制度设计。这些制度的设计，有的很具体，也有的因为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情况各有不同，使一些制度的规定比较原则。在制定执行性地方性法规时，对这些比较原则的制度性规定进行细化，就能够较好地体现地方特色。如，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性规定，但又比较原则，选举中如何保证妇女代表的数量，具体操作时就比较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辽宁省在制定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时，作出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妇女代表候选人应当不低于提名人数的28%”的规定，将上位法的这一制度进行了细化，进而增强了执行上位法规定的操作性。又如，应对突发事件，第一时间报告信息，第一时间获取信息，对于及时有效地处置突发事件极为重要。为此，国家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上级人民政府报送突发事件信息。怎样才能按照国家法的这项制度要求，保证信息上报及时、准确、畅通、便捷，做到信息不迟报、不谎报、不瞒报、不漏报。辽宁省在制定突发事件应对条例时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专业机构，建立监测点，基层自治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信息员组成信息报告网络；还作出了省、市、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三个层级二条路径的信息报告制度，使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制度清晰、明确、具体。这部条例还对上位法的预防制度、指挥关系等制度进行了细化，使这部条例作出了许多有特色的规定。可以说，从制度性规定细化出的内容，一般都是比较重要的规定，地方性法规的许多亮点就出自这里。

（二）对行为性规定进行细化。对行为的细化，是制定执行性地方性法规最为常见又不太好把握的问题，特别是涉及行政处罚的行为，处理不好，很容易出现增设行政处罚行为的问题。在多年的立法实践中，我们基本形成了这样两点共识：

一是在直接相关行为上进行细化。这种直接相关的行为，应当是与上位法相关规定有着内在联系，是从上位法的相关规定中派生出来的行为，可以说是一种纵向延伸式的细化方法。如不允许未成年人进入游戏厅、网吧，同样也不得招用未成年人在游戏厅、网吧工作。又如，偷井盖不行，那么回收偷来的井盖也不行。再如，给畜禽注水不行，那么为屠宰注水的畜禽提供场所也不行，再延伸下去，销售注水的畜禽产品也不行。这些都属于这种类型的细化。

二是在后果相同的类似行为上细化。这种行为上的细化，是指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这一行为，上位法虽然没有规定或者没有列举，但上位法中却有性质相同或者相类似的行为规定。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这种行为与上位法中的性质相同或者相类似的行为，会产生同样的行为后果，可以说这是一种横向类推式的细化方法。如，擅自移植树木与上位法规定的擅自修剪树木，通过槽车、储水罐等运输工具或者容器倾倒水污染物与上位法规定的私设暗管排放水污染物 ，就是在性质相同或者类似行为上的细化。

（三）对处罚幅度进行细化。这种细化，是执行上位法非常需要，也是相对比较容易把握的问题。目前辽宁省制定执行性地方性法规时，对处罚幅度都力求细化，尽量缩小幅度，以增强操作性。有些法律、行政法规，对罚款数额的规定，有很大的幅度，经常有十倍，甚至二十几倍的幅度，不仅不好操作，而且极易造成执法的随意性。如何进行细化，我们认为，主要是注意根据违法行为造成的后果的危害程度，确定相对适度的罚款数量，能不留幅度的就尽量不留，难以确定具体罚款数量的，也尽可能地缩小幅度。这样，不仅可以增强法规的地方特色，还可以减少自由裁量权。

二、在补充上突出地方特色

“补充”一词，《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原来不足或有损失时，增加一部分，或者在主要事物之外追加一些。制定执行性地方性法规中的补充，应当是在出现上位法已对主要规范作出规定的情况下，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地方作出的拾遗补缺性的规定。这种补充不同于细化，细化是在上位法有规定或者有类似规定的前提下实现的，而补充通常是在上位法在这方面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而作出的规定。执行性的立法，在补充上要十分慎重，防止出现违背上位法精神、随意补充的现象。这种补充要特别注意把握以下两点：

（一）根据上位法的立法精神进行补充。这是指上位法虽然没有作出这方面的规定，但其立法精神、立法意图，已经作出了导向。地方可以根据上位法的指向，作出一些补充性的规定。如，为了保证城乡规划的实施，城乡规划法对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各级地方人大对城乡规划制定和实施的监督，作出了规定。辽宁省在制定城乡规划法实施办法时，根据城乡规划法关于加强各方面对城乡规划编制、实施、修改监督，确保规划严肃性的立法精神，为了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作出了“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当主动接受和配合新闻媒体对城乡规划实施情况的舆论监督”的规定。这一规定补充了舆论监督的内容，是符合上位法立法精神的。又如，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没有对电力部门如何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经营活动作出规定，辽宁省在制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施办法时，根据上位法中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力量，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服务的导向，作出了“电力部门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生产用电，按照农用电价收取费用”的规定。这样的规定，虽然是拾遗补缺，但其价值却很大，特色明显。

（二）根据中央的决策、政策进行补充。一般情况下，地方是在上位法实施一段时间以后，才根据需要和条件成熟情况，制定执行性的地方性法规的。这就出现了一种情况，就是一些法律、行政法规出台后，由于时间的推移，情况的变化，中央新近作出的一些决策，制定的一些政策，很可能涉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调整的事项。这些决策、政策中的一些内容，虽然上位法中没有规定，但却对这一事项的发展方向和趋势，作出了指向，对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提出了要求。我们在制定相关的执行性地方性法规时，可以根据中央的有关决策、政策，其中也包括地方党委、政府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和政策而制定的政策和实施意见，作出一些补充性的规定。往往这方面的补充性规定，不仅有地方特色，而且更具有前瞻性。例如，关于人民政府如何加大公办幼儿园的投入，加强对社会兴办的幼儿园的监管，防止收费高、收费滥的问题，社会反映十分强烈，未成年人保护法对这些方面并没有明确规定。但是，2007年6月，也就是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半年后，辽宁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指导意见出台的《关于学前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对加强公办幼儿园建设和强化对社会兴办的幼儿园的监管，提出了具体意见和要求。2009年，辽宁省在制定实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时，根据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幼儿教育的政策意见，作出了“省、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公办幼儿园和托儿所建设，保证幼儿教育经费投入，全面提高幼儿保育、教育质量；加强对社会力量举办的幼儿园、托儿所的指导和监督，保证学前教育健康发展”和“教育主管部门会同财政、价格主管部门加强对幼儿园、托儿所收费的监督管理”的规定。又如，修订后的邮政法，对快递企业仅就其经营活动作出了规范，没有涉及政府支持其发展的内容。之后，2009年国务院就支持物流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我们在修改《辽宁省邮政条例（修订草案）》时，认真研究了国务院《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及省政府的相关配套文件，认为，快递物流是当今和将来经济社会发展及人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业，但它又是新兴的，处于发育之中的行业，政府应当给予支持。为此，在修改草案时，我们提出了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鼓励、支持快递行业发展，规范快递服务行为，推进快递物流体系建设”的意见，在审议中得到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认同。

三、在扩展上突出地方特色

这里所说的扩展，不同于细化，也不同于补充。它是在上位法一条或者一款，甚至一项规定的基础上，扩展制定成一部完整的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方式。如《辽宁省合同监督条例》《辽宁省地下水资源保护条例》，就是分别依据合同法、水法中的一条规定，扩展制定而成的。《辽宁省反窃电条例》，是根据电力法的一款规定制定的。扩展，特别应当注意以下三点：

（一）把握扩展的限度。我们这里讲的扩展，应当是在能够扩展，而又需要扩展的情况下进行的立法。可以理解为，是在不涉及国家专属立法权的前提下，地方为了保证上位法规定的执行，且又具备了立法条件的情况下进行的扩展。所以，扩展应当是有条件的。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在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情况下，可以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但申请仲裁的具体程序和办法，却没有进一步作出规定。辽宁省在土地承包经营活动中也经常出现需要仲裁的纠纷案件，但由于缺少具体的办法，实践中许多需要仲裁的案件，得不到及时处理。因此，许多方面提出了省人大常委会应当制定土地纠纷仲裁方面法规的建议。虽然制定这方面地方性法规的要求很强烈，但我们认为，仲裁制度属于国家的立法权，地方不能涉及。所以一直没有立项，并且经说服解释，也得到了有关方面的理解。这个例子说明，虽然关于土地仲裁的规定，上位法中只是在一款中有这方面的内容，实践中也确实需要作出更加全面、具体的规定，但这一事项属于国家的立法权限，地方不能制定地方性法规。

（二）作出创制性的规定。这种执行性的地方性法规所调整的事项，是在上位法没有作出全面规范情况下制定的，只要把握上位法有关规定的精神，在地方立法时，可以根据执行上位法的需要，结合实际作出创制性的规定。这样的地方性法规容易有地方特色。如，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七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的违法行为，负责监督处理”。合同法共一百四十八条，关于工商等行政管理部门对合同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处理的内容，只作了这样原则性的规定，至于什么是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对违法行为如何查处以及处罚等，都没有具体规定。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由于市场发育不够成熟，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大量存在，很有必要进行合同监督方面的立法。因此，依据合同法的这条规定，根据合同监督工作的需要，结合辽宁省实际，2001年11月制定了《辽宁省合同监督条例》。这个条例依据合同法赋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对合同监督的职权，就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具体行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对涉嫌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职权以及法律责任等，作出了20条创制性的规定。这部地方性法规，解决了合同监督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效地保证了合同法在本省的执行，非常有地方特色，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肯定。这样的立法，辽宁省较大的市也不少。如《沈阳市城市房屋租赁管理条例》《大连市出租车驾驶培训管理条例》《鞍山市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例》《抚顺市基础教育投入条例》以及本溪市2011年准备制定的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管理条例等，都属于这一性质的立法。

（三）可以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谈到这一点，有必要重温一下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处罚法有关地方性法规设置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的规定。行政许可法第十六条第四款规定：“法规、规章对实施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作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行政许可；对行政许可条件作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违反上位法的其他条件。”行政处罚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性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讲的执行性的地方性法规，是通过对上位法中的一条、一款或者一项规定的扩展而制定的一部完整的地方性法规，它所依据的上位法的这一条、一款或者一项的规定，不能也不会是行政许可或者行政处罚的规定。这种通过扩展而制定出的地方性法规，不仅名称与上位法不同，其内容也基本是创制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执行上位法的需要，设置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是不违背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规定精神的。如，《辽宁省合同监督条例》《辽宁省地下水资源保护条例》，不仅设置了行政许可，也设置了行政处罚，《辽宁省反窃电条例》设置了行政处罚。

（作者系辽宁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作者：韩玉玺

地方性法规建设学前教育论文 篇3：

宁波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制度设计(下)

三、宁波学前教育新制度的构建

宁波学前教育新制度主要包括幼儿园园舍建设制度、学前教育机构举办制度、财政经费投入制度、收费与财务管理制度、教师聘用管理制度、教师待遇保障制度、教师培养发展制度、学前教育管理与服务制度等。

(一)园舍建设制度

园舍建设是规范学前教育办学、促进其质量稳定提高的前提条件与物质保障。为了突出学前教育的公益性，新制度提出园舍建设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同时为了提高学前教育机构布局的合理性，方便孩子就近入园，要求以县(市、区)这一级行政区域为单位，制订园舍布局规划和分步实施规划。在此基础上，再分城市和农村区别对待，设计不同的建设制度：在城市主要是完善居住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和管理制度，提出“在实施旧城改造、新区建设和安置小区建设时，应通过千人指标和服务半径的计算，合理规划配套幼儿园，按配套中小学校建设的有关实施办法，做到配套幼儿园和其他建筑设施同步设计、同步建造、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配套幼儿园由属地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办理幼儿园的产权登记手续，不得改变性质和用途，并优先向社区适龄儿童开放。”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的责任主体是土地、规划、建设等部门，交付后其产权归县级教育行政部门。

在农村主要是“健全以乡镇中心幼儿园为骨干和示范的学前教育网络”，明确提出“每个乡镇都要建设好一所独立设置的标准化中心幼儿园，并‘按规模适度、接送方便、安全实用’的原则布局建设其他农村幼儿园”。为解决当前园舍建设土地供应紧张的情况，宁波市政府提出在学校布局调整时被撤并的农村中小学校舍或土地应优先举办或建设幼儿园。农村幼儿园的建设责任主体是乡镇政府，其中实行农民集中居住小区建设的农村，按城市小区配套幼儿园的建设制度实施。通过以上两大政策的实施，经过一段不长的时间，力图基本解决全市学前教育机构园舍数量不足、布局不合理、标准不规范及小区配套幼儿园产权归属不明确的问题。

(二)学前教育机构举办制度

举办制度主要涉及幼儿园由谁举办、按什么机制维持日常运行两个核心问题。“举办”有两种情况：一是投入资金建设园舍、购置设备并日常管理，这涉及到幼儿园的产权问题；二是不涉及到幼儿园产权问题的“承办”，如小区配套幼儿园的社会力量“承办”。举办制度对涉及产权的举办形式确定了两种制度：公办和民办。公办制度要求“有计划地扩大政府举办的事业性质乡镇中心幼儿园比重”，以改变目前乡镇中心幼儿园以民办为主体、政府主导调控能力不强的问题；民办制度要求“继续鼓励有资质的社会团体、企事业法人、公民个人按布局总体规划建设和承办学前教育机构”。对于公办性质的幼儿园，在运行机制上不强求传统的“公办”，而是提出小区配套建设、乡镇政府及村集体建设的公办幼儿园可以通过“鼓励城乡幼儿园采取集体化、连锁化办园”的方式“承办”，并按“自收自支、财政资助”的机制运行。至于“民办”幼儿园，其运行机制可以是享受财政资助的非营利性办园模式，也可以是定位高端的私营模式。因此，举办制度上就有公有公营、公有自营公助、民办自营公助、民办私营等4种情况，其中公有自营公助、民办自营公助的实施需要在财政投入、人事管理上建立起新的配套制度。

(三)财政经费投入制度

政府对学前教育的责任主要体现在公共财政经费的投入上，其中又包括投入力度及投入方式两方面。在投入力度方面，提出“各县(市)、区政府要把学前教育经费列入同级教育事业费财政预算，到2010年，县(市)、区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同级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达到5％以上，其中不举办高中段教育的区应达到10％以上，学前教育预算内生均教育经费达到当地小学预算内生均教育经费的1／3以上。市级每年安排1000万元设立学前教育专项经费，各县(市)、区也应设立相应的学前教育专项经费。”将学前教育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目的是从源头上保证学前教育经费的落实。安排专项经费，是为了突破财政经费只保障公办幼儿园及在编事业教师工资的传统制度限制，从而保证有专门经费给其他幼儿园及非事业在编教师提供财政补助，此专项经费也被要求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预算经费的投入标准是根据宁波现有实际水平及发展要求、参照国内先进地区水平提出的：目前全国学前教育经费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的比重在1.3％左右，宁波2006年的水平在2.8％，浙江安吉2007年为4.59％。杭州市则通过《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学前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杭政函[2005]39号)提出“在财政性教育经费预算中安排学前教育经费，并做到逐年增长”。据了解杭州在文件起草征求意见阶段曾提出“5％”的目标；同时考虑到宁波城区的区级财政没有高中段教育经费支出，导致其教育经费总盘子相对较小的实际，以及城区因公办幼儿园比例大导致现有学前教育经费比重水平相对较高的情况，对这些城区提出“10％”的标准；关于“预算内生均教育经费”标准，笔者曾在2008年根据教育经费年报统计数据测算出2006年宁波市小学预算内生均教育经费为3252元，新制度提出学前教育预算内生均教育经费相当于小学“1／3”的标准，即要求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达到每年补助每名在园儿童1084元。这些标准被要求从政策实行的2008年起，经过3年分步努力，至2010年实现。

在投入方式方面提出：“改革财政专项经费拨付机制。各县(市)、区专项经费应主要用于对农村幼儿园建设经费、幼儿教师业务进修和中心幼儿园业务指导经费、特殊困难家庭儿童入园资助经费的保障，对星级幼儿园上等级奖励、教师社会保险经费及幼儿园日常事业经费的补助等。建立生均定额经费拨款机制，按照政府购买服务的理念和体现公共性、普惠性的原则，根据幼儿教育生均成本和核定的收费标准，对各级各类幼儿园实行生均定额补助。市专项经费主要用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幼儿园建设补助、骨干教师免费培训和幼儿园教师培养体系建设等。”可见，在投入方式方面新制度主要体现了改革创新的思想，生均定额拨款机制体现了普惠性、公平性；专项经费补助地区农村幼儿园建设、困难家庭儿童入园，体现了均衡性、公平性；专项经费对幼儿园上等级奖励、教师保险补助，体现了政府对学前教育发展的引导性。

(四)收费与财务管理制度

收费及财务管理制度是确保学前教育机构正常运行的重要制度，其制度设计的出发点是基本学前教育服务坚持非营利的原则、所需成本由政府与家庭按适当比例分担。在收费上，新制度提出“逐步建立质价统一的收费机制，公办及国有民办幼儿园逐步实施星级收费制，民办幼儿园按办园成本核算收费”。对于原实行政府定价的财政差额拨款、全额拨款的公办幼儿园，以及原实行政府指导价的自收自支公办幼儿园、非营利的集体幼儿园，在收费制度上逐步并轨，统一根据生均培养成本、财政补助水平、居民承受能力及其办园水平，确定收费标准，实行优质优价，以维护教育公平。与此同时，设计了财务管理制度，学前教育机构的财务收支全部进入教育财务结算中心接受监管，其中对原

财政差额拨款、全额拨款的公办幼儿园实行收支两条线制度，其目的是平衡不同公办幼儿园之间的财政投入、收费及支出水平；对非营利性质“民办自营公助”幼儿园，通过监管其支出项目及额度，维护其非营利性，确保财政投入经费真正用在提高办学质量上；对于定位高端的民办私营幼儿园，主要通过财务监管，预防举办者挪用、抽逃办学经费等风险的发生。

(五)教师聘用管理制度

幼儿教师管理制度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维持现行事业在编教师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对于学前教育教师队伍中占主体的非事业在编教师，如何建立稳定的劳动聘用关系、如何保障其收入待遇、如何促进其专业发展，从而提升区域内学前教育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针对国家事业单位及人事制度改革不到位的现实情况，新制度提出教师聘用管理实行双轨制：一是对事业在编身份的幼儿教师，由教育行政部门统一招聘录用，分配至各事业性质幼儿园并建立人事聘用关系，工资收入待遇按事业单位工资制度由县级财政统一发放。“为了吸引优秀人才从事学前教育工作，各县(市)、区政府应根据需要有计划地增加事业性质的幼儿园人员编制，优化幼儿园教师队伍的整体结构。建立对符合条件的优秀师范院校毕业生和优秀在岗幼儿园教师，经公开招聘程序进入事业编制的政策导向机制。”同时，为了进一步发挥事业在编幼儿教师的骨干示范作用，实行灵活的编制管理办法，采取长期支教、特岗教师等形式，把部分工资由财政统发的事业在编幼儿教师安排到非公办的乡镇中心幼儿园、民办幼儿园工作。二是对非事业在编幼儿教师实行资格准入和注册登记管理制度。各幼儿园自主聘用幼儿教师，签订聘用合同，并向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申请注册登记；各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对取得教师资格证书的幼儿园教师给予注册登记，通过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为其业务培训、专业发展、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评优评先、待遇保障以及有序流动等提供制度保障。教师管理双轨制的设计是在公共财政能力有限、教师不可能全部纳入事业在编管理制度的前提下，既维护事业在编教师权利又保障非事业在编教师权利的积极选择。

(六)教师待遇保障制度

事业在编幼儿教师的待遇保障按照国家事业单位人员有关政策，享受与中小学事业在编教师同等的待遇。对于非事业在编教师的待遇实行最低工资制度，提出：“各级各类幼儿园应逐步提高教职工工资福利待遇，凡持有教师资格证书，具有专业技术资格的非事业编制幼儿园教师原则上人均年收入应达到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1.5倍以上；其他教育岗位人员工资应不低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幼儿园应按劳动保障有关法律政策，依法为教职工办理社会保险，其中为具有专业技术资格的教师按规定缴纳的社会保险中学校承担部分，县(市)区财政应给予不少于1／2的补助。在达到本地区幼儿园平均规模以上的幼儿园任职的、具有中级以上(含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的非事业编制教师，可按规定参加事业养老保险。”即幼儿园有义务提高幼儿教师的工资待遇，有义务为幼儿教师办理养老保险并有权获得财政专项补助；非事业在编幼儿教师职称达到一定水平后可参加事业养老保险，退休时可享受事业退休待遇。

(七)教师培养发展制度

对幼儿教师的培养发展实行统一的管理制度，凡获得注册登记的幼儿教师在培训进修、职称评定、评优评先等方面与事业在编幼儿教师一样享有中小学教师同等待遇。教育部门将幼儿园教师业务培训纳入中小学教师培训体系，所有获得注册登记的幼儿教师不论其身份和所在幼儿园性质，参加业务培训一律免收培训费，所需经费由财政专项经费保障。新制度还明确市级教育部门负责全市幼儿园骨干教师培训，县级教育部门负责辖区内幼儿园教师的全员轮训；提出健全幼儿师范教育体系，加大全日制高等师范院校培养力度，并在全市中等专业学校中扶植办学基础好的学前教育专业，改变目前职业高中学前教育专业“遍地开花”、办学质量良莠不齐的现状。

(八)学前教育管理和服务制度

一是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市级承担全市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宏观规划、政策制定、统筹协调、财政转移支付和指导监督等责任；县、乡镇两级政府为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责任主体，其中县级还负责统筹整个县域内学前教育的发展，为此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学前教育专职管理人员、教研员队伍建设。二是教育部门牵头组织协调有关部门编制区域学前教育机构建设布局规划，制定收费标准，确定财政补助政策，提供业务辅导、教师培训和职称评定服务。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审核各类幼儿园的举办资格、颁发办学许可证，并定期复核审验，对已取得办学许可证的各级各类幼儿园，实行统一的办学水平星级管理，并将其作为享受政府扶持政策、核准收费标准的依据和供家长选择的参考。三是加强学前教育督导工作，将学前教育列入各级政府教育实绩考核内容，定期对县(市)区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目标规划、资源配置、经费投入、教职工待遇保障、教育质量等事项进行专项督导。加强对各类幼儿园办学的督导，并建立幼儿园办学基本情况及督导结果的信息公开制度，引导家长正确选择，引导幼儿园不断规范办学行为，提高教育质量。

四、新制度在各地的实施及其完善

(一)新制度的实施情况

2007年12月，《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学前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施意见》正式印发，宁波所辖的11个县级政府分别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围绕“园舍建设、经费保障、教师素质提升、教育质量提高”四大工程，纷纷制订贯彻办法，并组织实施。

1、园舍建设工程。

首先是合理规划幼儿园的布局。2009年，江北区政府以区规划部门为主，编制了全区城乡幼儿园空间布局规划，并明确在下步的城区旧城改造、农村新村建设时严格按布局规划落实幼儿园建设。北仑、鄞州区也编制了全区幼儿园建设规划，确定了近3年的建设目标。其次是加大公办幼儿园的建设力度。2008年，全市新建、改建公办性质的乡镇中心幼儿园54所，建筑面积总计达93000多平方米，其中鄞州区将23所镇乡(街道)幼儿园列入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序列。在城市，近两年全市有16所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教育行政部门，并完成产权登记手续和事业法人登记手续。再次是推行“名园办新园”“强园带弱园”“城园连乡园”“镇村一体化”等集团化连锁式办学模式，加快学前教育优质资源的辐射和延伸，努力缩小城乡、不同办学性质幼儿园的质量差异，其中江东区全区51.7％的幼儿园实行了集团化办园，以5个幼儿教育集团带动区内15所幼儿园共同发展。

2、经费保障工程。

首先是加大财政投入力度。2008年全市学前教育财政性经费预算增加0.6亿元，年增幅达到37.5％。其中江北区学前教育经费预算由2007年的994万元猛增至2008年的2444万元，增幅达到146％。提前2年实现“不举办高中段教育的区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同级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达到10％”的目标。其次是改善了财政经费投入方向。11个县级教育部门全部设立了学前教育专项经费，总量达到6000余万元。全市各地全部执行了新制度规定的农村幼儿园建设补助、幼儿教师培训

免费、幼儿园办学水平上等级奖励、教师社会保险经费补助等各项财政投入政策。镇海区积极完善学前教育券制度，2008年对在户籍所在镇的集体幼儿园或省二级以上幼儿园的儿童给予每人每月30元的生均经费补助。2008年，鄞州区建立了不同办学星级幼儿园的生均经费拨款制度，其中三星纫及以下幼儿园每生每年100元、三星级及四星级幼儿园每生每年300元、五星级及六星级幼儿园每生每年350元。

3、教师素质提升工程。

首先是提高非事业在编教师的收入待遇和劳动保障。全市各地都按新制度规定实行了教师参加劳动保险的财政补助政策，在此基础上许多地方还实施了提高教师工资收入的政策：2008年，江东区对持有教师资格证书和专业技术资格的非事业编制在岗教师，给予每人每月500～2500元标准的补助；江北区对符合一定条件的非事业在编幼儿教师，视情况不同给予200～800元／月的补助。其次是有计划地招聘事业在编身份幼儿园教师，增加幼儿园教师岗位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2008年全市新招聘事业编制幼儿教师136人，2009年起全市还将连续五年每年招聘500名事业编制幼儿教师。再次是统筹幼儿教师的管理与服务。2008年市教育局制定出台了“宁波市幼儿园教师素质提升工程”的三年规划，2008年和2009年全市分别免费培训了3500名和4200名各级幼儿园教师和保育员，至2010年底，能全面完成对全市幼儿园园长和在职教师的全员轮训。

4、教育质量提高工程。

首先是加强了幼儿园的安全监管。2008年，全市各地开展了以幼儿园食品卫生安全、交通安全、建筑设施安全为主要内容的安全专项检查，慈溪市还组织有关部门联合执法查处、取缔无证幼儿园21家，目前该市幼儿园具有合法办学资格的比例达到100％。其次是推进托幼一体化建设，各地在城市小区幼儿园、农村乡镇中心幼儿园普遍推行了托幼一体化办学，江东区等地还专门举办了早教园，对全区的早教事业起到了示范作用。再次是全面实行幼儿园等级管理。11个县(市)区先后出台了星级幼儿园评估、奖励办法，不论办园主体和机构性质，根据统一评估标准，按服务质量确定星级，作为核定幼儿园收费标准、享受政府扶持政策的依据，引导幼儿园办学的规范化，促使各类幼儿园走内涵发展之路。最后是加强了学前教育督导工作。2008年、2009年分别由市政府教育督导室组织专门人员，对各县级政府贯彻落实新制度的情况进行了专项督导，有力地推进了新制度的落实。鄞州区、江北区、慈溪市等地还实行了对乡镇政府履行学前教育责任的达标考核制度。

(二)新制度实施的效果及有待完善的方面

宁波学前教育新制度实施两年来，市政府教育督导室组织了两次年度专项督导；市人大、市政协也于2009年分别以全市学前教育发展情况为专题，组织人大代表审议和政协委员论政。这些活动的相关信息显示新制度的实施对于促进全市学前教育健康发展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当然新制度也有待进一步改进与完善。

1、新制度的积极作用。

一是新制度切实强化了政府责任。新制度对学前教育事业的准公共产品性质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和定位，纠正了社会上将其作为私人产品的“市场化”发展导向和作为纯公共产品要求政府大包大揽两种不科学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了政府对学前教育具有财政投入和统筹管理的责任，这对于各地加强领导、加大工作力度奠定了思想认识基础。府起着政策指导作用，制度的最终贯彻落实还需各地政府结合实际制定“实施办法”。从各地两年来的贯彻落实情况及效果看，存在着区域间落实不平衡、制度间执行不平衡现象。如个别县级区域还是沿用原有的整体制度，只在个别环节上作出改进和加强，因而学前教育整体发展问题依旧，这与鄞州区、江北区、北仑区等区域积极执行新制度所进发出的新气象、新发展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制度内部看，扩大公办幼儿园比例、增加招聘事业在编教师、幼儿教师免费培训等制度执行较顺利，而改革公共财政投入方向、建立幼儿园生均经费拨款机制、提高非事业在编教师工资收入、改进幼儿园的收费及财务管理等制度，由于与传统制度的冲突以及政府职能部门间的协调等原因，执行进展情况不容乐观。导致这些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新制度的权威性不足，目前宁波已经启动了学前教育的地方立法程序，可以预见新制度经过完善上升为宁波市地方性法规，其权威性必将进一步加强，对于全市学前教育科学发展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是有关制度有待综合配套。新制度最具创新探索性的方面是在现行的纯公办、纯民办体制以外，探索建立公有自营公助、民办自营公助的混合体制，以实现整个区域学前教育的均衡发展。这类体制虽然已经客观存在，但目前缺乏国家、省级文件的政策依据，专家学者对此也意见不一，新制度也没有直接提出这些名称，表现出明显的探索试验性质。而这一新制度涉及园舍建设制度、举办制度、公共财政投入制度、收费及财务管理制度、教师管理制度等多个方面，需要统一设计、相互配合，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制度不配套，就可能导致这一新制度难以推进。如目前，由于针对非营利性质民办幼儿园的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有关职能部门普遍担心公共财政大幅投入后，被举办者移用、挪用甚至中饱私囊，这一担心使得生均经费拨款制度至今尚未普遍建立，有些区只能采用公共财政直接补助非事业在编教师工资、直接分配事业在编教师的办法，以履行公共财政的投入责任。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在新制度修订完善时，可以采取单独制订《非营利性幼儿园建设管理办法》等专门文件的方式，明确各相关制度的配套协调问题。

三是有关指标有待修正。新制度提出了有关工作的具体要求指标，这些指标对于推动具体工作十分必要。但是，目前全国对于地方政府层面的学前教育发展指标的研究十分缺乏，各地政府文件中也很少公开提出具体的任务指标，这使得宁波在新制度设计时提出的指标要求具有探索试验的性质。这些指标一般限定在2010年前达到，目的是希望通过3年左右的实施，验证这些指标的合理性、可行性。实施的效果表明，有些指标有待修正，如“非事业编制幼儿园教师原则上人均年收入应达到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1.5倍以上”，在具体工作中难以操作，因为“社会平均工资”的指标本身就概念模糊、难以统计，目前已经淡化，政府相关部门每年不再发布数据，取而代之的是统计部门每年发布的“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而“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是以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集体以上企业职工为对象统计的平均工资，其水平远远高于“社会平均工资”，如果按“城镇在岗职工工资的1.5倍”来要求，显然又过高而难以达到，因此在新制度修订时，“1.5倍”的指标可以修正为“非事业编制幼儿园教师原则上人均年收入不低于当地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另外，新制度设计时，没有明确提出公共财政与儿童家庭在学前教育成本上的分担比例，是考虑到各地、各类幼儿园的情况不一，目前还难以提出统一的要求。新制度修订时，可考虑提出区域总体的分担比例指标，或要求公共财政分担比例逐步提高的原则要求。

四是有关工作的监督机制有待加强。新制度提出了对幼儿园的监管制度以及对县级政府的教育督导制度，但对于相关职能部门的有关工作职责缺乏相应的监督。如虽然对城市小区配套幼儿园的建设工作提出了“四同步”的要求，但如何监督确保此制度的落实尚没有明确的规定；又如对于公共财政投入、让符合一定条件的非事业在编幼儿教师参加事业养老保险等要求，也没有落实相关的监督机制。对于这一类涉及政府职能部门有关工作要求的监督，在尚未进行学前教育立法的情况下，宜建立由政府分管领导担任组长的学前教育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履行部门协调及监督职能；在学前教育地方立法以后，宜由地方人大组织牵头成立学前教育人大代表评议监督小组，开展相关监督工作。

作者：周永明 林佩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