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事内涵论文

2022-04-16

[摘要]打造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优选地已成为新时代赋予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新内涵之一。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打造区域性甚至世界性争议解决中心中，北京需参与其中并当好国内主要城市引领者，争取利用政策条件以及“涉外仲裁与审判”等优势，创造有利条件和环境。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国际商事内涵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国际商事内涵论文篇1：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创新实践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国际商事法庭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

2018年1月23日发布的《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提出建成公正、合理、高效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并制订了设立国际商事法庭的蓝图。201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國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指导设立国际商事法庭的具体规则。随后，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国际商事法庭和第二国际商事法庭分别在深圳和西安揭牌，这是中国设立国际商事法庭里程碑式的创举。
设立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必要性

设立国际商事法庭创新了中国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国际商事法庭旨在创建便利、健康、有效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建设公正、合理、高效的商事争端解决机制提供保障。为顺应新时代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国际商事交往的需要，国际商事法庭吸取国际各商事法庭的经验，创新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丰富争端解决机制内涵，重新焕发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生机与活力。

国际商事法庭促进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依法妥善化解“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商事争端，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实行高水平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同时，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创新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为解决“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商事纠纷提供了平台，成为国际化商事纠纷解决的重要机构，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区域性、国际性商事纠纷解决中心的建设。

国际商事法庭衔接国际规则，推动了制度顶层设计的国际化进程。国际上已建成多个国际商事法庭，在国际调解、仲裁和诉讼争端解决机制方面颇具影响力，在制度规则制定方面也颇有建树，为中国未来司法制度的发展提供宝贵经验。中国国际商事法庭采用网络方式对接国际化高标准的规则，实现了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对外开放，提升了中国在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的话语权和司法影响力。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建设的新举措

一是调解、仲裁、诉讼“三位一体”的争端解决机制。目前，在我国的司法体制中调解和仲裁多依赖于民间机构或国际组织进行，设立国际商事法庭有助于建立调解、仲裁和诉讼“三位一体”的多元化商事纠纷解决平台。根据《规定》第十一条，国际商事法庭选择可信赖的国际商事调解机构和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共同构建集调解、仲裁和诉讼三种功能互补和相互衔接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平台，支持当事人自主选择合适的商事纠纷解决方式，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作用，节约司法资源并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相较而言，其他的国际商事法庭虽也有创新之举，如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和阿布扎比全球市场法庭均能审理当事人仲裁和诉讼请求，但他们目前仍尚未引入调解机制。

二是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制度。根据《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组建的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是开国际各商事法庭先河的首创之举，也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选任32名来自不同法系、不同国家和地区、具备深厚法律功底、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等专业领域颇有影响力的法律人士及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组成国际商事法庭的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团队。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成员的职能是外国法查明和主持调解，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的具体工作准则正在抓紧出台指导性规范文件。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可合理替代外国法官，促进国际商事法庭法官多元化和审理语言多样化。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受国际商事法庭委托，主持调解，参与外国法查明和对国际商事交往的法律法规、争端解决等提供专家解释和意见咨询，专业化团队为多元化的商事纠纷解决提供智力支持和保障，有效减轻了法官的诉讼负担。

三是扩大管辖权，明确受理案件类型。中国国际商事法庭既明确国际商事法庭受理的案件类型，又体现了案件管辖范围的扩大化。协议管辖制度明确了国际商事法庭受理案件的类型：当事人协议选择需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协议选择最高人民法院管辖;标的额为人民币3亿元以上的国际商事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国际商事案件，并受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和获准许的国际商事案件。具有全国重大影响的国际商事案件。根据《规定》第十四条，国际商事法庭向仲裁当事人提供证据、财产或者行为保全，并对仲裁裁决作出执行、撤销或审查的国际商事案件。中国提出的协议管辖制度不同于其他国际商事法庭：首先，《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要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即根据当事人协议要求由最高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要与中国大陆有实际联系，这一规定有利于吸引不断增加的离岸商事案件，从而提升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吸引力与竞争力。其次，中国国际商事法庭明确规定标的额为人民币3亿元以上，因为管辖权确认阶段较难确定标的额，其他国际商事法庭对标的额没有明确限制。最后，中国国际商事法庭规定当事人协议选择最高人民法院管辖，而不是直接选择国际商事法庭管辖，这点与国际各商事法庭直接管辖不尽相同。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现实意义

首先，开拓“一站式”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新途径。国际商事法庭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打造诉讼、调解、仲裁相互衔接的“一站式”多元化纠纷解决平台，通过提供更加高效、快捷、低成本的商事纠纷解决模式。国际商事法庭联合符合条件的国际商事调解机构和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共同构建“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平台，既满足国际商事纠纷当事人的不同需求，还缩短了纠纷解决周期和节约诉讼成本。此外，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履行国际商事法庭委托的调解，提供外国法查明法律咨询意见等职责，也因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广泛的代表性能够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支持和信任，使国际商事法庭逐步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商事争端解决中心。

其次，营造稳定、公正、合理、高效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合理、高效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建设“一带一路”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保障，国际商事法庭鼓励争端各方利用调解机制解决纠纷，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以及国际商事调解机构通过创造性争端解决方式，现实调解结果形式多样化，争端各方利益最大化，有利于维系争端各方的良好关系。国际商事法庭弥补了现有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碎片化和不确定性的缺陷，维护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国际商事中的平等利益，体现了共商共建、互利共赢的理念，维护了“一带一路”沿线区域良好的营商氛围，增强互信。

最后，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引领国际规则制定。法治化建设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撑和保障，国际商事法庭是推动商事规则国际化的顶层设计。在逆全球化趋势和国际法治秩序遭受挑战的环境下，中国始终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坚持对外开放和法治化发展路径，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国际商事法庭是中国法治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参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实现贸易便利化、自由化的司法保障，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解决国际商事争端的中国方案，能够提升我国司法的影响力、公信力和吸引力。

【参考文献】

①朱伟东：《国际商事法庭：基于域外经验与本土发展的思考》，《河北法学》，2019年第10期。

②覃华平：《“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国际商事法庭》，《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责编/韩拓美编/陈琳（见习）

作者：张力

国际商事内涵论文篇2：

建设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优选地

[摘要] 打造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优选地已成为新时代赋予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新内涵之一。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打造区域性甚至世界性争议解决中心中，北京需参与其中并当好国内主要城市引领者，争取利用政策条件以及“涉外仲裁与审判”等优势，创造有利条件和环境。打造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优选地是一项渐进的系统工程，要制定打造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优选地方案，采取“近远期、两步走”的方式予以前瞻谋划部署。

[关键词] 国际交往中心; 商事争端; 国际商事法庭

北京市前瞻性谋划好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编制《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专项规划》，描绘了国际交往中心的发展建设蓝图。纵观纽约、伦敦和巴黎等国际交往中心节点城市，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交往枢纽，皆与本国在世界大格局中的地位变迁密切相关。当前，城市作为次国家行为体，代表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和全球竞争的趋势日益明显。就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而言，既承擔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舞台场所供应地的角色，又要参与同东京、新加坡等亚洲区域性城市国际交往资源竞争，还要参与同纽约、伦敦、巴黎等全球城市国际交往资源竞争。随着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多地体现为法律和制度规则的竞争，越来越多的国家借助于国际争端解决中的法治软实力，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作为国际争端解决中一种制度安排的国际商事法庭，其兴起背后的基本逻辑就是国家间制度竞争特别是司法竞争的恒久命题。健全国际商事审判体系、打造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优选地，已成为新时代赋予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新内涵之一。

作为法治大国首都的不二选择

司法越来越成为各国培育国际竞争优势的新领域。作为经济大国，中国需要借助国际商事诉讼与仲裁制度在全球范围内保护利益;作为法治大国，中国需要增强司法制度在全球争议解决市场的吸引力。1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打造区域性甚至世界性争议解决中心中，北京需参与其中并争取实现这一目标。

打造争端解决中心已成为各世界城市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趋势。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指出，现有争端解决途径难以有效应对新问题，改善路径是设立专门的国际商事法庭。2各国普遍加快建设步伐，美国纽约南区法院作为商事法院典型代表，每年审理大量的跨国商事案件，成为美国最有国际影响力的法院之一。欧洲方面，以伦敦商事法庭更名为英格兰及威尔士商事与财产法庭、统一受理涉外商事案件为代表，德国、法国、荷兰等纷纷设立国际商事法庭;亚太地区，以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旨在成为亚洲国家当事方的争端解决平台为代表，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阿联酋等国设立相应机构或正审议法案。与此同时，在全球仲裁地竞争中，伦敦、巴黎、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日内瓦位列全球前五。而在亚太地区，新加坡与中国香港地区的地位更令其他城市难以企及。

北京需要在发挥城市对外交往示范功能中当好引领者。国际交往中心城市都将自己设定为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节点或枢纽，构建多元化竞争力。1在面对国际商贸争端、创新地方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模式方面，上海以建设国际一流的仲裁地为起点，正致力于打造面向全球的亚太仲裁中心;广州依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完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国际仲裁中心”的要求，发起成立粤港澳大湾区仲裁联盟并启动常态化运行;深圳作为最高法院第一国际商事法庭所在地亦不甘落后，为创建国际仲裁高地，两大仲裁机构合并成立深圳国际仲裁院。面对国内主要城市积极打造区域性争端解决中心的态势，《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明确，允许境外知名仲裁及争议解决机构依必经程序后，在北京设立业务机构并展开业务。进一步明确北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代表国家进行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

推进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自由贸易试验区两区建设的迫切需要。两区高度开放的制度设计，随着金融服务领域扩大开放、数字贸易试验区、大数据交易所建设、国际知识产权交易开展，将涌现出一批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型交易模式。与此相适应，一大批新型的跨境货物贸易、国际投资、离岸服务贸易、离岸金融交易等纠纷类型将不断出现，涉及国际贸易、投资、金融规则及惯例的案件也将层出不穷。打造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优选地，有利于率先探索扩大开放条件下司法服务保障国际贸易投资自由、跨境金融领域创新、国际知识产权交易等方面的有效做法，建立健全与扩大开放特殊制度体系相适应、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国际商事审判制度体系;有利于推出一批促进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构建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司法综合服务举措，为我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提供有力司法保障;有利于更好回应全球投资者和贸易商的司法需求，实现外方主体“类主场”参诉和国内企业“主场”提升国际诉讼能力的双赢。

彰显参与全球治理能力、保护自身海外利益的客观要求。伴随新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逆全球化浪潮四处蔓延以及中美贸易冲突风险加剧，海外利益保护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2就北京而言，2019年进出口总值为28663.5亿元，同比增长5.4%;境外投资72.6亿美元，同比增长3.1%;批准合同外资金额259.7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42.1亿美元。北京同样面临随着对外贸易、投资和劳务等增长，提升海外利益保护能力的问题。打造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优选地，有利于北京维护自身海外利益，同时，在国家层面上具有突破性的示范效应。不仅有利于运用扩张管辖权的手段就地适用本国、国际和东道国认可的法律手段保护海外利益，而且有助于以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的判决等程序性方式防御海外利益法律性侵害行为，进而采取多边和双边方式，促进保护效果延伸到东道国。提高国际制度参与能力的同时，切实融入国际规则制定过程，增强我国司法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和影响力。

北京涉外仲裁与审判优势明显

打造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优选地，是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互动的一项系统工程。北京作为法治中国首善之区，在提升国家司法制度国际竞争力方面既义不容辞又有独特优势。

加强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体系化建设是鲜明的政策导向。中央审议通过的《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了设立国际商事法庭、打造国际知名仲裁机构、建立国际商事调解组织、支持参与国际商事争端解决的政策导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关于人民法院服务保障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指导意见》等明确，根据受理案件的数量、种类、性质等实际情况，设立专门的审判机构。北京自贸区建设也明确支持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落地运营。上述系列政策都为北京打造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优选地提供了可行依据。

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提供了全方位支撑。作为全国首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北京对标国际规则，在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打造服务业竞争软实力、优化服务业营商环境方面成效明显。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北京名列全球28位，超过部分欧盟国家和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水平，在国内营商环境中继续保持第一。国家发展改革委發布的《中国营商环境报告2020》显示，在营商环境评价的18项指标中，北京均获评“标杆城市”。目前，北京集聚4000多家地区总部及研发中心、180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56家世界500强企业总部，居世界首位。1北京良好的营商环境为打造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优选地，提供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软硬件保障支撑。

“涉外仲裁+涉外审判”的强强联合奠定了坚实基础。北京涉外商事仲裁与审判居全国领先水平，案件数量、标的额、国别数、国际化因素等各项指标屡创新高。2019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受理涉外案件617件、同比增长18%，争议金额超过380亿元，当事人来自72个国家;北京仲裁委员会受理涉外案件163件、同比增长85%;争议金额超过69亿元，当事人来自23个国家。北京法院涉外商事审判质效综合指数一直领先，北京法院先后与“一带一路”国际商事纠纷调解中心、中国国际贸仲会等机构协作，发挥各自优势合力解决涉外商事纠纷，通过确立涉外商事裁判规则、向社会发布涉外商事典型案例等形式，不断提升北京涉外商事纠纷解决的影响力。

拥有打造知识产权保护优选地与互联网审判高地的经验优势。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为例，知识产权纠纷国际化凸显，涉外案件13736件，占总数21%;涉及90个国家，2涉G20国家案件占77.7%，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案件占15.4%;涉世界500强企业案件共1122件，尤其是国外企业在北京互诉情况增多，进一步反映出北京逐步成为知识产权诉讼优选地。随着北京互联网法院的成立，北京已成为国内互联网审判高地，案件量已达65163件，3非北京主体的案件占78%。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互联网法院打造知识产权保护、网络空间治理“中国品牌”的经验，必将有助于北京打造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优选地。

有步骤分阶段全力推进这项系统工程

2020年10月5日，来自20多个国家的45家商会、法律服务机构共同发起设立的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在北京落户成立。这只是迈出第一步，打造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优选地是一项渐进的系统工程。

制定《打造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优选地方案》。重点围绕完善的国际商事审判体系、国际一流的仲裁品牌机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组织聚集等优选地衡量因素，前瞻谋划北京打造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优选地的部署安排。方案采取“近远期、两步走”的方式。第一步是近期目标，抓紧推动设立专门审判机构，在国家层面上，推动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国际商事法庭”落户北京;在北京层面上，依程序报经中央批准后，在现有中级人民法院基础上加挂设立北京国际商事法院;在自贸区范围内，成立“自贸区法庭”，集中管辖涉外商事案件。第二步是远期目标，要学习借鉴伦敦、纽约等作为全球公认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心的建设经验，在全方位打造优选地的基础上推动建设成为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心。

创建具有北京特色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以健全多元化、一站式、全链条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为目标，整合调解、仲裁优势资源，推动建立国际商事调解组织，打造国际知名仲裁机构，共同构建调解、仲裁、诉讼有机衔接的纠纷解决平台，逐步解决司法、仲裁国外吸引力与影响力不足等问题。健全涉外商事案件集中管辖制度，完善国际仲裁司法审查机制。着力打造外国法查明平台，建立域外送达、域外调查取证的信息网络平台。充分尊重并保障中外当事人依法选择管辖法院、选择适用法律、选择解决方式的权利，提高国际商事纠纷解决的自治性。

加快推进北京国际商事审判体系建设。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精品战略的要求，北京法院要加强对国际影响大、具有规则确立和宣示意义的涉外商事案件审理，发挥裁判规则指引作用，引导市场主体在涉外交易中加强与国际规则的对接。探索多语种发布国际商事案例指导制度，为各国法院、仲裁等机构正确理解适用中国法提供基础。在坚定维护司法管辖权的同时，妥善解决涉外司法管辖的国际冲突和国际平行诉讼问题，支持我国参与融资、贸易、知识产权、数字信息等领域国际规则标准的制定，推动完善全球性商事法律规则。

为北京全方位对外开放提供法律服务。积极参与海外利益保护体系建设，创建一批在业务领域、服务能力方面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涉外法律服务机构。加强涉外商事审判的综合研究与专家智库建设，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法律规则、熟悉外国法律的涉外法治专业人才。深化对国际商事纠纷案件的信息化管理和大数据分析，研判案件反映出的发展态势，为北京及国家重大经贸活动和全方位对外开放提供法律服务。拓宽与友好城市的国际司法交流渠道，加快推动符合北京高质量发展需要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组织落户。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2]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N].北京日报，2020-12-07.

[3] 刘波等.“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7.

[4] 何其生课题组.当代国际商事法院的发展[J].经贸法律评论，2019，（2）.

[5]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9.

（作者简介：赵瑞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督查室主任，北京市第58期中青年干部培训二班学员）

责任编辑 / 王晓霞

作者：赵瑞罡

国际商事内涵论文篇3：

我国商事留置权制度的缺陷与思考

【摘要】我国《物权法》在其231条首次在国家层面规定了我国的商事留置权制度。此条规定我国商事留置权主体仅限为企业，可留置物仅限动产，并且不要求留置物与被担保债权具有牵连性。此三项条件构成了我国商事留置权的基本特点。本文旨在通过对比我国与传统大陆法系国家的商事留置权制度，并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需要，提出我国商事留置权制度的不足之处和改革方向。

【关键词】物权；商事留置权；改革

一、民事留置权和商事留置权的概念和起源

民法中的留置权制度历来两分为民事留置权和商事留置权。虽同为留置权，两者的起源和内涵却是相差甚远。民事留置权是指，对债务人到期不履行债务的行为，债权人得依法留置其依据之前债权业已占有的债务人动产，并得对该动产优先受偿的权利。王利明教授认为，民事留置权制度起源于罗马法，专门针对特定人行使，是一种针对恶意抗辩的拒绝给付权①。

商事留置权是指基于经营关系中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当债务人到期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得留置其占有的债务人动产并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王利明教授指出，商事留置权制度源于中世纪地中海商团的习惯法，其用于维护商团之间的信用体系，确保交易正常进行②。

民事留置权和商事留置权在不同法律模式下有不同的立法方式。在德国、日本等民商分立的国家，两者在民法典和商法典中分别规定。在瑞士和我国台湾地区等民商合一模式的法律环境中，两者统一规定于民法典。二、我国留置权的法律体系

我国留置权制度的法律规范体系由诸多部门法中的相关条款构成，包括《担保法》第84条，《海商法》第25、87、142、161条，《物权法》第231条以及《合同法》第286、315、380、422条等。其中，《物权法》第231条是我国商事留置权制度的核心。其规定“债权人留置的动产，应当与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但企业之间留置的除外”，第一次从国家层面承认和确立了商事留置权，也明确了商事留置权和民事留置权之间的区别，其确立标志着我国商事留置权制度开始与国际惯例接轨③。三、我国《物权法》中商事留置权的立法缺陷

我国《物权法》第231条虽然首次确立了我国的商事留置权制度，但仅仅一个简单规定使得该条款在司法实际运行中甚显粗陋，笔者旨在以该条为基础分析我国商事留置权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一）“企业”一词使用欠妥

《物权法》第231条明确规定我国商事留置权的主体为企业。“企业”一词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商事留置权制度开始迈向国际化，然而，由于我国法律环境的问题，“企业”一词的使用却带来的新的问题。根据我国的民商事立法，“企业”这一概念既包括了法人类企业，也包括了非法人类企业。也就是说，法人类的合伙制企业、公司制企业、三资企业和非法人类的个人独资企业，在我国都统称“企业”。

商事留置权制度属于商法中的制度，在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中，商人才是商法的主体，其包含的主体类型较企业为广。参照我国民商事立法，商人可分为商个人、商合伙和商法人三类④。商个人包括个人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商合伙是指由我国合伙企业法调整的普通合伙企业、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等。商法人包括了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具有法人资格的各种合作社、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等⑤。对比概念可以看出，企业中的合伙制企业为商合伙，公司制企业和三资企业为商法人，而个人独资企业却只是商个人的范围中的一部分。由此而观之，在我国法律体系中，“企业”是“商人”的下位概念，包含于“商人”含义之中，两者的范围是不一样的。两者概念范围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商事留置权主体的混乱，农村承包经营户和个体工商户虽然也是商主体，却被排除在《物权法》第231条中的“企业”之外⑥。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厘清个体工商户与农村承包经营户是否具有商事留置权的主体地位。

首先，笔者认为对于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独资企业的划分并无实质意义。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独资企业作为商个人都属于非法人企业，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都是由投资人承担无限责任，两者却由不同的法律文件相规定，意在从法律上将两者区别开来。两者在法律规范上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出资人的范围，个体工商户既可由一个自然人出资也可由家庭共同出资，而个人独资企业仅能以一个自然人单独投资，出资人的不同看似将使承担责任的财产范围亦有不同，实质并非如此。《个人独资企业法》中规定，可以在独资企业设立时明确登记家庭财产作为承担责任的财产范围，笔者认为此规定实质上架空了两者之间责任财产范围的区别。因此，出资人的范围并不能成为两者的根本区别。有学者提出：“我国应取消区分个体工商户和独资企业，使所谓的个体工商户回归其独资企业的性质并由统一的独资企业法去调整，已成为当下企业改革的大势所趋。⑦”

其次，笔者认为我国法律对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定位不清。农村承包经营户由《民法通则》作为自然人进行规范，而我国商法学界一致把农村承包经营户归类为商个人而作为商事主体。商事主体区别于民事主体，强调主体的营业性和营利性⑧。当然，我们不能否定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村承包经营户不具有营业性和营利性：我们必须看到我国农业经济依然落后，大多数的农村承包经营户只是以小农形式为解决生存问题而劳作；相反其在我国农村经济中具有相当的活力，不具有不符合商人的营利性及营业性的应有之义⑨。因此，作为保护农民利益的需要，笔者认为我国法律需对农村承包经营户进行区别，规定可以适用商事留置权的具体范围，而不是一以概之，以保障农民利益。

因此，笔者认为《物权法》第231条但书将商事留置权的主体笼统规定为“企业”并不妥当，还有待作出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规范。（二）有价证券能否成为我国商事留置权的客体

根据我国《物权法》第230条规定，可以得出，“已合法占有的债务人动产”是我国商事留置权客体。根据传统大陆法系的立法经验，如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均把商事留置权的客体规定为动产和有价证券，我国是否应将有价证券纳入商事留置权客体范围内呢？笔者认为不可盲目效仿，应区别对待。

德国商法学者卡纳里斯认为，商事留置权的客体仅指无记名有价证券而不能包括记名有价证券，因为无记名有价证券仅需交付转移所有权，而后者所有权并不能由交付转移，而是受到规制条款的约束⑩。对此观念笔者持赞同态度。根据史尚宽先生的观念，留置权具有两层效力，第一层效力是指债权人通过留置其合法占有的债务人动产而要求债务人限期履行债务，第二层效力是指，当债务人到期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得就其占有债务人动产优先受偿○ 11。对于依交付转移所有权的无记名有价证券，其当然能让债权人顺利实现留置权的两层效力。而对于记名有价证券，债权人即使对其留置，也仅能实现留置权的第一层效力，而留置权的核心即优先受偿无法得到满足。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立法有待对作为商事留置权客体的有价证券进行区别，无记名有价证券当然能成为商事留置权客体，记名有价证券不能作为商事留置权客体。（三）关于牵连性的规定过于宽泛

留置权的牵连性是指留置物与被担保债权之间的关系。我国《物权法》第231条以一则但书对民事留置权和商事留置权进行了区别，规定行使民事留置权时，其所留置的动产与被担保债权须基于同一法律关系，而对商事留置权法律仅表示“但是企业之间留置的除外”。由此而观之，根据民事法律“法不禁止即允许”原则，我国法律对于商事留置权的行使不要求商事留置物和被担保债权具有任何关系，即不需要两者之间具有牵连性。基于此规定，法律界看法不一。有学者认为打破留置物与被担保债权的牵连性，有利于债权人权利的实现，有利于债务得到及时清偿，进而维护交易信用，有助于建立一个安全的交易环境○ 12。同时亦有学者提出，留置物与被担保债权之间牵连性的完全打破，留置权将肆无忌惮的侵害普通债权，破坏债权之间的平等性，最终不利于普通债权的保护○ 13。

反观传统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在商事留置权的牵连性方面所作规定虽然都较为宽泛，但不是完全没有限制○ 14。在德国，商事留置权的牵连性仅指债权和占有行为均因双方商行为而产生，不要求占有动产与被担保债权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日本民法规定，商事留置权的行使只需要债权和占有都是基于商人之间的商行为。我国台湾地区规定，在双方均为商人时，牵连关系的认定以占有与债权是否基于双方之间的营业关系为依据。

由此观之，相较于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我国在商事留置权的牵连性规定方面并未拿捏好恰当的分寸，因而显得过于激进。笔者认为国外的规定值得借鉴，应规定商事留置权的行使需债权债务人之间存在商事交易关系，以此作为我国商事留置权行使的最低要求。

综上所述，我国商事留置权制度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需要在立法工作中有针对性的进行更为明确的规定，以完善我国商事留置权制度。

注释：

①参见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修订版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版：第678页.

②参见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修订版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版：第681页.

③参见增大鹏.《商事留置权的法律构造》，载于《法学》，2010年第二期.

④参见赵万一.《商法学》，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⑤参见郭昌炤，武建峰.《我国物权法的留置权制度的困惑》，载于《法商》，第2008年第4期.

⑥同上.

⑦参见赵旭东.《企业与公司法纵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358页.

⑧参见孟强.《论我国《物权法》上的商事留置权》，载于《政治与法律》，第2008年第10期.

⑨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