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新秩序内涵研究论文

（365000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检察院福建三明）一、经济主权原则的产生与发展“法的原则”是指可以作为“法律规则之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理和准则。”由此可见，原则是规则的来源和依据，是从各个规则中抽象出来的标准，具有本质性宏观上的指导性，集中体现着规则的特色与精神。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内涵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国际经济新秩序内涵研究论文 篇1：

冷战后的中国国家利益:基于不同视角的考察

［摘 要］国家利益是现代民族国家对外行为的内在决定性因素，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和追求是国家的基本对外职能。国家利益的内容及形式既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也随着国家决策层主观认识的变化而相应变动。如何认识国家利益和判断国家利益，深刻影响着一个国家对本国利益的维护和拓展。

［关键词］国家利益；利益内容；国家利益观

［

国家利益是“一个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总体利益，包括一切能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需要的东西。”［１］纵观新中国成立６０多年来的历史，不同时期国家利益内容不尽相同。冷战后，随着中国前所未有的融入世界，中国国家利益的深度与广度都呈现出新的特征和变化，本文将从不同利益内容的角度分析冷战后中国国家利益。

一、政治利益的重点与分析

冷战后，国际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由两种社会制度之争转为两种世界秩序之争，美国力图建立单极霸权，而其他大国争取世界格局多极化。此外，国际政治斗争还反映在主权观、人权观之争；民族统一和民族分裂之争；大国寻求国际主导地位和小国要求平等参与；发达国家促进世界经济贸易自由化和发展中国家寻求建立公正合理国际经济新秩序等问题上。这几方面的政治斗争都与中国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利益息息相关。

１．维护国家主权完整依然是最主要的政治利益

冷战时期，中国为了维护主权与美国和苏联进行过长期的斗争。冷战后，维护主权斗争的内容和形式有了新的变化，中国的主权一度面临新的挑战。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冷战结束，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建立，世界一度动荡不安，国际间发生的许多事件都与主权有直接的联系。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主权的基本内容虽未大变，但主权的原则受到挑战。西方国家，以“人权”为武器，以“人道主义干预”为借口，宣扬传统主权过时论和人权高于主权的观点，并不时以维护人权和民主为借口干涉中国主权和内政。

冷战后，国家主权的斗争主要有四个方面，中国的政治利益在这四个方面都有涉及。第一，人道干预与反对干涉内政的斗争。冷战后，随着前苏联对美国行动制约的消失，西方国家的国际干涉行动越来越多。其中以北约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空袭影响最大。中国、俄罗斯等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反对北约用武力干涉南联盟内政，主张政治谈判解决问题。美国等西方国家则称人道主义干预符合国际法。这次事件不仅开了绕过联合国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恶劣先例，而且在干涉过程中造成中国外交机构被毁，中国公民伤亡的事件，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第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分离的斗争。西方国家出于战略考虑，刻意混淆民族自决和民族分离，为台独势力和藏独分子、东突恐怖主义组织提供借口。第三，维护主权与促进民主的斗争。冷战后，西方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混乱局面，大力推销西方式的民主，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针对中国的抨击也越来越多，从法律制度、新闻出版、少数民政政策乃至计划生育都进行无理指责。美国还将经济问题与政治挂钩，千方百计给中国的发展制造麻烦。第四，维护本国发展道路和人权观念的斗争。二战后，在和平的大环境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逐步探索出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其中以东亚（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为代表，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迅速，民族自豪感增强。由于文化和历史的因素，这些国家在发展模式上与西方国家不同，少数西方国家以人权等借口肆意指责，为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制造借口。为此，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发展道路和人权观上与西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批评了西方的双重标准和虚伪性，强调了发展权的重要性。

２．国际政治新秩序是和平崛起的战略性政治利益

冷战结束后，旧的国际政治秩序瓦解，建立怎样的国际政治新秩序一直是国际斗争的焦点。美国力图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新秩序，这不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政治利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实力及国际影响力一直处于上升态势，尽管不时出现“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的奇谈怪论，但大多数国际战略分析家所持的观点是中国正在迅速崛起。中国决策层始终坚持和平崛起，宣布中国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并采取具体措施进一步承担国际义务和责任，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大国作用受到国际社会的更多关注。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上升幅度为诸大国之最，成为世界大国的潜力充分体现出来，而且也表现出了成为世界大国的积极意愿。鉴于此，中国如何成功崛起，成为世界性重大问题。历史文化传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纲领、和平主义的外交战略都决定了中国将采取积极参与的和平崛起战略。对中国来说，积极参与塑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是战略性政治利益。首先，现有国际制度主要反映了西方主导国家的利益需求，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的利益有严重制约，中国正视这些机制安排仍将长期存在的事实，但有意愿和实力要求这些机制安排趋向合理性和民主化。其次，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多是既得利益者，不会让中国自动享有机制权益，必然力图将中国排除在利益安排之外，以遏制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行了１０多年努力可佐证之。再次，冷战结束后，重新进行国际制度安排已是大势所趋，作为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大国之一，中国赢得了平等参与国际决策的可能。改革开放前的经历证明，消极参与并不真正符合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因此，中国采取了积极参与的战略，在军事方面，加速军事现代化的步伐；经济方面，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并参与竞争；政治方面，坚守立场而又策略灵活；文化方面，弘扬民族文化，加强吸收其他文明精髓。中国一方面认识到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增长，承担负责任大国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也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及实力的局限，以建设性的心态和实际行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处理，有所作为也有所不为。为此，中国首先树立起了维护国际道义的世界大国形象。在国际社会大转折的时代，加强国家间合作与协调，维护国际道义，维护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是树立道义大国形象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国家利益扩展到全球的前提条件。中国正在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区域性大国走向世界大国，并在全球和平、安全、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中国应该进一步塑造国际社会中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提供更多的全球性和地区性公共物品。中国履行亚太地区大国的国际义务，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赢得了亚洲诸国乃至世界的尊敬。中国承担起亚太地区的国际义务，积极参与乃至主导建立亚太地区相关区域经济、安全机制，以此维护和扩展中国的国际利益，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中国已经与许多周边国家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在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着眼于长远利益和战略谋划，积极提供区域共同安全、经济自由贸易区建设等地区性公共物品，为和平崛起战略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国际合作基础。

二、安全利益的内容与分析

冷战后，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明显好转。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中俄战略性伙伴关系的建立，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一直消耗大量国防资源的北方威胁渐渐消失。至此，中国面临大规模外敌入侵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从军事力量对比看，中国的军事力量足以保卫本国领土不受侵犯。同时，中国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原则来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通过加强交流与合作培育共同利益，维持了与邻国的和平与稳定关系。整体上来看，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冷战后处在历史最好的时期。

当然，安全利益的全面改善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安全状况就可以高枕无忧。随着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中国融入世界，卷入世界事务的概率也日渐提高，安全利益在扩展，相应地许多新的安全问题正在出现。首先，虽然中国安全环境得到全面改善，外敌直接入侵的危险没有了，但从长远来看，中国被迫卷入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中国的国家统一尚未实现，而且局面日益复杂和急迫，国家统一再度成为安全利益的焦点。此外，中国与周边国家还存在领土、岛屿与海洋权益的争端，虽然中国提出在海洋权益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不能排除由于突发事件引起中国与争议国家的军事冲突。另外，周边热点地区的紧张局势尚未化解，尤其是中国的近邻地区——朝鲜半岛依然是不稳定的热点，朝核问题依然有可能引发军事冲突从而影响中国的边境安全与稳定。

民族分裂势力结合恐怖主义势力给中国边疆地区制造的安全隐患有所凸显。“９·１１”事件后，恐怖主义成为对世界安全的重大威胁。虽然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对中国尚不构成重大安全威胁，但这些威胁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定带来不稳定因素。此外，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有组织国际犯罪、恐怖主义、走私、贩毒、非法移民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中国的影响呈现增大之势。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中国面临的局面复杂、任务繁多，经验不足，与国际上的合作机制尚处于完善之中。

针对国家安全利益面临的诸多新难题，中国政府积极应对，构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新战略。中国的对策是：①加快自身建设，使中国的综合国力进一步提升。②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政府在坚持对台工作基本方针、原则和政策主张基础上，体现出新的灵活性，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对台工作新思路、新政策。例如制定《反国家分裂法》，以法理反对台独；邀请台湾各政党领导人访问大陆等。③积极建立集体安全保障体系来应对非传统威胁。中国倡导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加强周边各国在安全上的合作。同时，中国大力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启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使周边地区国家间的利益相关性增大?熏培育了共同安全利益。④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并调节地区争端，力争将地区冲突的诱因及时化解。例如：中国积极调解朝核问题，主持朝核问题六方会谈。⑤拓展多边友好合作关系，与周边国家、东盟、欧盟、非洲、南美等地区的重要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三、经济利益的主要内容与分析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是中国经济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中国经济与外部经济的联系更为紧密，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得到深化，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在此基础上迅速的成长与扩大。

１．对外贸易是最大的海外经济利益

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１０年的３２年间，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增速最快的时期。到２０１０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高达２９７４０亿美元，增长了１４３倍以上，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２］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速度，远超同期世界贸易的平均增速，也比同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年均增长速度高出许多。２０１０年，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已由１９８０年的２９．８％上升到４９．２％。对外贸易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外经济利益，为了维护这一重要利益，中国与美国在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较量。

２．能源供应是重点关注的经济利益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飞速增长。以石油为例，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伴随着对石油消耗的迅速增加，中国对石油需求的快速增加导致对石油进口的节节攀升，１９９３年，中国成为石油产品净进口国，１９９６年成为原油净进口国。１９９０年，中国的原油进口量日均不超过６万桶，进口量占总消费量的比例不到３％；到２０１０年，中国石油进口总量为２９４５０万吨，日均进口原油超过８０万吨，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６０％。［３］在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越来越强的同时，中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重要性也在逐渐增强。中国如今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仅排在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石油消费大国。一方面，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很多资源相对贫乏，导致中国对海外原材料和能源的依赖，由此加大了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重要性。

３．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和吸引海外人才是特殊的经济利益

吸引外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起来的一项重要国际经济利益。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中国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截至２０１０年底，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额累计近１００００亿美元。外资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器，吸引外资因此也成为中国此阶段经济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引进技术和吸引海外人才也逐渐成为这一时期需特别关注的海外经济利益。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如果看作是技术硬件，那么，引进外国专业人才则等同于引进技术软件。引进外国专业人才不仅可以带来先进的技术知识，而且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思维方法。这些先进的管理知识和思维方法有助于提高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中国迫切需要外籍高层次人才来中国投资经商，从事科技文化事业。中国政府顺应这一需要，及时出台了一系列引进人才的政策措施，完善了人才引进的制度框架，使中国海外人才的吸引力加大。２００４年，中国政府发布施行了被称为“中国人才绿卡”的《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

４．全面参与世界经济体制是战略性经济利益

与世界经济体系接轨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特殊经济利益。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虽然重新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但是，中国经济体制与世界经济体系的不一致性曾经使得中国对外开放受到了很大的局限。１９９２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中国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１日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经济体制接轨，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体制后，能够参与制定国际经济规则，使国际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更符合本国的经济利益，从这一点上看，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规则的制定是一种外向型的经济利益。

制度是重要的战略资源，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实力和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控制地位，千方百计地要使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为其利益服务，有的国家甚至试图以此建立新的经济霸权，中国要维护自己的利益?熏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融入世界经贸主流，适应国际多边贸易法律体制，不仅要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竞争，参与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的竞争，同时还要学会应用国际规则来规范企业的国内和国际商业行为，学会运用国际经济规则来保护自己，为中国发展创造公正合理的外部经济制度环境。从此意义上讲，全面参与世界经济体制是中国战略性经济利益。

５．海外投资是新兴的国际经济利益

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和中国加快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开始起步。近１０年来中国海外投资出现了很大的飞跃。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２０１０年底，中国企业进行投资的地区和国家已经达到１７７个，在境外设立了１．３万家企业，目前年度投资规模已经接近６００亿美元，累计海外投资达到２６００亿美元，居全球前五位，在发展中国家排名第一。［４］从中国企业投资区域来看亚洲是中国最大的海外投资目的地，其次是北美、非洲和南美，最后是欧洲，主要集中在中东欧地区。尽管中国海外投资近１０年出现了很大的飞跃，但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海外投资存量还比较低。虽然中国海外投资尚处于起步期，但是海外投资已经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利润、技术和国际市场经验，给中国经济注入了活力和动力，成为增长前景看好的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可以预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海外投资会步入快速增长的时期，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会越来越重要，规模会日益庞大。

四、文化利益在冷战后受到高度重视

国家的文化利益是指一个国家在精神和知识层面的利益，包括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组织等国家上层建筑的利益。国际关系范畴中的文化利益一般指本国优秀文化的保留和发展；对外来文化侵蚀的抵制；国家对国外优秀文化的吸收利用；本国文化对外国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等方面。

与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等比较，由于文化利益的精神特性，容易被忽视。文化虽然不能直接作用于客观世界，但文化重要的功能是可以塑造人的精神，使人按照自己的意识来改造客观世界。文化绝非虚无缥缈的纯精神力量，而是渗透社会组织结构的各个层面中，起着发挥动员、调动、组织国家力量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不能被轻视，维护了国家的文化利益会有助于维护国家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研究综合国力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学者克莱因认为，经济与军事的实力发挥作用的程度决定于战略目的和实现这一目的的意志、动员人民的能力等精神性的战略素质。可见“文化力”之于综合国力、国家文化利益之于国家利益的战略地位。鉴于此，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将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称为“软权力”，认为它是与军事和经济实力等“硬权力”相对应的重要力量。［５］

鉴于文化利益的重要性，世界大国均极其重视文化利益。作为现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全世界的“霸权地位”不仅仅是依靠超强的军事实力，还依赖其对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控制而占据着霸权地位。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美国文化产品在为美国挣得巨额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在用美国的文化观念标准去影响、替代别的民族文化。美国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政策，其核心就是以文化影响中国。在全球化发展趋势下，未来国家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等软力量的先进性和感召力。因而，维护国家的文化利益，就是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扩展文化利益，就是主动创造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的：“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６］在这种全球竞争背景下，面对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压力，中国如何在全球化态势冲击下维持自己的文化利益，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近十几年来，中国的崛起正在成为世界讨论的热门话题。连续２０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区域性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强国。目前中国正在把强大的经济影响力转化为国际政治上的优势。在中国的崛起过程中，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充满了猜忌和怀疑，中国如何利用影响力谋求地缘政治的优势地位，并在崛起的过程中消减邻国以及国际社会的不安和猜疑，这是中国领导人必须思考的问题。运用文化的“亲和力”和“柔性”力量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诉求手段。为了顺利地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中国向世界传播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使世界了解中华民族尊重不同文化的传统，使外界知道中国一向不崇尚扩张的文化传统，从而将中国视为一支和平的力量，不再恐惧中国，而是愿意接受中国的发展。

中国政府已经在维护国家文化利益上作出了重要部署，首先是在保留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保持文化先进性，增强文化创新力。党的十五大对民族传统文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科学的说明和论述，在大政方针上确立了如何对待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此外，中国政府和民间合作，通过组织一系列规模庞大的文化交流活动，将中国文化介绍和推广给世界。中国通过在国外设立中国文化中心，加强与国外的文化交流，提升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新的国家形象。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以相当大的篇幅突出强调了推动和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７］将文化和国家实力联系在一起说明中国最高领导层已经注意到文化利益的重要性。

五、结语

冷战后，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中国的海外利益不断增多，内容也有深刻变化，传统的政治、安全问题向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同时，加强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促进国内发展的任务日益加重。概括起来，冷战后中国国家利益有这样几个特点：（１）经济利益的扩展由点及面，经济利益的分布日趋广泛，内容趋于复杂。（２）安全利益内涵扩大，除传统安全利益外，出现了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新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将面临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环境安全等范围广泛的非传统安全的问题。（３）维护国家主权依然是中国的主要政治利益，和平崛起将是中国今后政治利益的重心。（４）文化利益受到关注。国家战略根据国家利益的变化而变化，国家利益的具体内容和结构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国家力量的变化而变化。中国政府在２０１１年９月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指出：“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８］涵盖了本文所分析的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经济利益与文化利益。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的扩大，同外部世界联系与合作的加深，中国的国家利益必然有相应的变化。如何在这样不断的变化中，科学认识并有效维护国家利益是中国政府长期的任务。

参考文献：

［１］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Ｍ］．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

［２］中国政府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ｊｒｚｇ／２０１１－１２－０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３５０３，２０１１－１２－０７

［３］中国能源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５ｅ．ｃｏｍ／ｓｈｏｗ．ｐｈｐ?ｃｏｎｔｅｎｉｄ＝１８２１４６

［４］截至２０１０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已达２６００亿美元［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ｊｒｚｇ／２０１１－０４／２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８５３４８１．ｈｔｍ，２０１１－０４－２７

［５］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６］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７］陈文江．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切实增强国家软实力［Ｊ］．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１）．

［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１０２６／１５５９８６２８．ｈｔｍｌ，２０１１－０９－０６

责任编辑 宋桂祝

作者：程晓勇

国际经济新秩序内涵研究论文 篇2：

浅谈国际经济主权原则

（365000 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检察院 福建 三明）

一、经济主权原则的产生与发展

“法的原则”是指可以作为“法律规则之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理和准则。”由此可见，原则是规则的来源和依据，是从各个规则中抽象出来的标准，具有本质性宏观上的指导性，集中体现着规则的特色与精神。而在其中，基本原则是在价值上更重要、在功能上调整范围更广的法律原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国际经济法的经济主权原则的理论基础是作为国家法基本原则核心的国家主权原则。国家主权不容侵犯，是任何国家所固有的最根本的属性，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决定和处理自己的事务、管理国家而不受他国控制和干涉的权力。国家主权是全面的，包括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

“经济主权”一词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真正的独立，与发达国家展开的一系列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中提出来的。二战后，众多发展中国家虽在政治上获得了名义上的独立，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经济上仍然处于从属地位，境内的重要的自然资源和经济命脉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原先的宗主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控制。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与发达国家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在1952年1月，联合国大会第七届会议通过了《关于自由开发自然财富和自然资源的权利的决议》，首次明确肯定和承认了各国人民享有经济上的自决权。

二、经济主权原则的内涵

经济主权原则是指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永久主权，包括拥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并得自由行使此项权利。《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规定：“每个国家。不论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任何差异，有权进行国际贸易和其他方式的经济合作。

经济主权原则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对境内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

各主权国家对其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包括永久拥有权和处置权，这是国家经济主权的核心内容。一国的自然资源是一国得以发展的物质基础，一国必须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来利用和控制本国的自然资源，并在“自然资源以及其他一切资源受到盘剥榨取、严重损耗和损毁破坏时，有权要求物归原主，并向施加上述侵害的外国殖民者索取充分的赔偿。”

2.国家对境内外的外国资产享有国有化或征收的权利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明确规定，主权国家有权对“外国资产收归国有、征用或转移其所有权。在这种场合，采取上述措施的国家，应当考虑本国的有关法律、条例以及本国认为有关的一切情况，给予适当的补偿。赔偿问题引起争执时，应当根据采取国有化措施国家的国内法，由该国法院进行审理。但各有关国家经过自由协商，一致同意在各国主权平等的基础上，按照自由选择解决途径的原则，采取其他和平解决办法的，不在此限。”

3.国家对境内外国投资以及跨国公司活动享有管理监督权

各国有权在本国的管辖范围内对外国投资加以管理并行使权利。在主权国家境内从事贸易、投资和其他经济活动的外国人，应当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服从当地法律管辖，并不得干涉东道国的内政。

4.国家对国际经济事务享有平等的参与权与决策权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10条明确规定，各国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并且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有权充分地和切实有效地参加解决世界性的经济、财政金融以及货币等重要问题的国际决策过程；特别是有权通过相应的国际组织，并遵循这些组织的现行规章或逐步改善中的规章，参加这种决策过程，并且公平地分享由此而来的各种利益。

三、经济主权原则的适用

经济主权原则的运用是研究经济主权原则的核心问题，尤其对于我国这种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如何把握经济主权原则更为重要。而我国经济主权原则在我国涉外经济法律规范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首先，我国涉外经济法律法规明确了对在我国主权范围内的人、物和事全面行使管辖权，即我国在主权管辖范围内全面行使立法、司法和行政管辖权。其次，我国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现了我国对本国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的原则，规定土地、森林、矿产、河流等属国家所有，不得随意买卖和转让，只有经国家许可，外国人才可享有自然资源开发权。最后，我国涉外经济法律法规明确声明，我国对外国投资企业或外国人资产一般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但保留基于公共利益而对涉外企业或资产实行国有化和征收的权利。这种权利的保留，也是我国经济主权的一种表现。

上文主要是以我国为例阐述经济主权原则的适用，下面引入一个著名案例来阐述，即“欧洲共同体诉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节至第310节案”，案情如下：

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节至310节（国内通称“301条款”）规定了美国外贸法中的单边报复制度：如果美国贸易代表可以根据总统的指示采取行动，行使权利或设法消除外国的上述法律、政策或实践。1998年11月25日，欧洲共同体根据《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GATT1994）第22条第一款、《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以下简称DSU）第4条向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争端解决机构（以下简称DSB）提出要求和美国磋商，解决关于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节至310节的问题。欧共体主张，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节至310节与DSU第3条、第21条、第22条、第23条、WTO协定第16条第4款，GATT1994第1条、第2条、第3条、第8条和第11条不符。欧共体认为，美国贸易法使欧共体在GATT项下的利益受到减损，同时也损害了GATT和WTO的目标。双方经磋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根据欧共体的请求，1999年3月2日，DSB决定成立专家组，巴西等成员方保留作为第三方参加的权利。

本案涉及的是WTO与经济主权的关系。每一个国家对自己国家的经济活动拥有充分的永久主权。WTO成员要在维护经济主权的同时，遵守其国际义务，保证其法律、规则和行政程序与WTO各协议中的义务相一致。WTO成员在解决贸易争端时，应当援用和遵守DSU规定的多边规则和程序，不得径自采取单边主义措施。在本案中，美国将自己的经济主权变成了对其他国家的经济霸权，欧共体积极主动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维护了自身的经济主权。

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各国及当事人都以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尊重对方国家的法律制度为基础。坚持本国的经济主权，抵制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霸权，是WTO成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参考文献：

[1]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0.

[2]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学》（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06.

[3]肖冰主编.《国际经济法学》（第一版）.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06.

[4]俞劲松主编.《国际经济法》（第一版）.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12.

[5]张丽英主编.《国际经济法》（第一版）.杭州市：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06.

[6]江伟钰主编.《全球经贸大案—案例评析 应对防范》.北京：工商出版社，2001.08.

[7]黄东黎主编.《国际经济法》（第一版）.北京：社會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01.

[8]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学》（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09.

[9]《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

[10]《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作者：田富泓 吴佳敏

国际经济新秩序内涵研究论文 篇3：

国际视角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转换

[摘要]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各国都致力于抓住新工业革命的契机以实现长期发展，但发达国家因资本主义制度的系统性危机和国内深层矛盾而缺乏持久增长动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则凭借日益壮大的经济实力而谋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是新兴国家中最具发展潜力的大国，随着经济总量持续壮大，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的最有力倡导者，并通过“一带一路”开启了主导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更重要的是，中国所倡导的合作共赢、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深得各国人心。国际社会为中国崛起开辟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新境界。

[关键词] 新工业革命； “一带一路”； 基本路线

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如何领会上述重要判断，准确把握历史阶段的转换，不仅需要从国内的发展来看，还要从国际形势和中国国际地位及作用的变化来看，统筹观察国内国外两个大势，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面临着发展阶段的转换。

世界经济政治正在进入新的变革期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通过改变自己来影响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明确要求：“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既要看到成绩和机遇，更要看到短板和不足、困难和挑战，看到形势发展变化给我们带来的风险，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2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信息化方兴未艾以及新工业革命呼之欲出，使得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以及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联系都达到一个新阶段。特别是中国的迅速崛起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正在使世界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格局和规则发生新的变化。

第一，世界经济发生深度调整，同时新工业革命正在兴起。

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反映出资本主义制度危机和现有世界秩序进一步动荡，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危机在短期内考验的是各国政府刺激需求的能力，但在长期内检验的则是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力，它包括产业结构升级，技术、服务、管理模式创新，收入公平分配等一系列内涵。各国虽然挺过了危机时刻，但需求刺激政策也给各国留下了流动性泛滥、债务率高企、产能过剩、贫富分化加剧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从供给侧进行改革，升级产业结构、提升技术实力，并对收入分配制度、社会治理模式、公共服务体系等进行全面改革。

值得欣慰的是，这一轮改革正好处于第四次科技和工业革命到来的大好时期。这次工业革命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而是一场全方位的革命，各种技术的组合将产生强大的联动力量，对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将产生颠覆性的影响。这使得各国都基本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即使后发国家也有机会弯道超车。许多国家都已经将其视为志在必得的战略高地，制定了战略规划，这其中包括中国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德国提出的“工业4.0”，美国提出的“工业互联网”，日本提出的“产业价值链主导权”等。

第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深层危机，选择战略收缩。

金融危机之后，尽管发达国家迫切需要借助新工业革命来实现再工业化，但多年的货币宽松政策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已愈發微弱，财政扩张又面临着债务上限约束、社会福利开支刚性增加、利益集团干扰扯皮等阻碍，狭窄的施政空间对消费和投资的刺激作用并不显著，更难以支撑庞大的工业振兴计划。在此过程中，大资本、大企业与国家利益由过去的紧密结合变为分道扬镳，这是资本主义制度难以克服的缺陷。当资本逐利活动与国家复兴计划发生矛盾时，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必然抬头，美国退出TPP和《巴黎协定》、英国脱欧都是生动表现。这些行动固然会驱使资本回流，但也将导致这些老牌霸主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减弱，而且这种“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做法也使得发达国家间离心离德，英国脱欧重创欧洲一体化进程，特朗普新政引得欧洲盟友一片指责。

第三，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开始崛起。

近几十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和经济体对全球产业和消费增长的贡献迅速增加，全球经济增长越来越倚重这些经济体的增长。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产出增长的贡献达到80%，对全球消费增长的贡献达到85%。1 按市场汇率计算，2010年至2015 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产出增长和消费增长的贡献也均为70%左右。然而，作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出口重要支柱的大宗商品，却因为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不稳定性而频繁遭遇价格波动，给出口国造成了严重损失。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规模越来越大，与世界交往日益密切，而采用的计价货币、遵循的交易规则却由发达国家主导，这一矛盾促使新兴市场国家绕开旧秩序，转而寻求更多的直接合作。尤其是当发达国家保护主义抬头，全球金融环境趋紧的时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更应该加强合作，这也正是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的根本原因。要看到，以保护主义、民粹主义、零和思维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暗潮，只是发达国家经济霸权衰落中的自保行为，并非时代主流。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是世界潮流。“西方中心论”和霸权主义犯的是战略性错误，即使繁荣一时，也必然不能长久，唯有金砖国家所倡导的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才符合世界潮流。

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发生历史性变化

在世界经济因新工业革命和金融危机导致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调整进入一个新阶段后，出现了以发达国家经济深度调整、新兴市场国家迅速崛起和世界经济格局规则相应变化为标志的新形态，而其中中国作为经济总量第二的发展中国家，国际经济地位正发生着根本性变化。

第一，中国的经济实力空前提高。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时中国经济规模为日本的1.1倍、美国的40%；而到了2016年，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达到日本的2.3倍、美国的60%，稳居世界第二位。在体量如此之大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保持着较高增长速度，2016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33%，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引擎。从微观经济上来看，中国的企业实力也在迅速增强。1995年，中国仅有3家企业入围《财富》世界500强，且位列200名之后；2017年，中国共有115家企业入围，与美国相差17家，位列第二，超过第三名日本（51家）一倍多。1

第二，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空前紧密。2016年，中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243386亿美元，服务贸易总额达到53484亿美元，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二大国，服务贸易第二大国。在国际政治概念中，如果两国贸易规模超过2000亿美元，则称两国有重大利益关系。按照这个标准，中国与大多数主要经济体都建立了这种关系。除贸易外，2016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260亿美元，为世界第三大吸收外资国；对外直接投资（不含银行、证券、保险）达1701亿美元，为全球第二大投资国；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中国成为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最大投资国，中国的投资额为第二名的3倍。

第三，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空前增强。作为经济全球化最积极的参与者，中国在传统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地位显著提升：2015年12月，中国成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股东；2016年1月，中国在IMF中的份额由3.996%上升至6.394%，排名从第六位升至第三位；2016年12月，人民币加入国际储备资产——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篮子，成为IMF认可的国际储备货币和“可自由使用货币”俱乐部成员，被180多个成员国官方使用和储备。在逆全球化抬头的今天，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最有力的推动者：2016年9月“杭州G20峰会”在中国主导下形成了《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和《二十国集团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由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投行创始成员国达到57个，正式成员国达到77个（截至2017年5月13日）；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导致国际信誉和领导力再一次受损的同时，中国仍坚定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的庄严承诺。这些都印证了美国《赫芬顿邮报》在2017年1月的文章中的说法：“中国已成为维护开放性全球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实际领导者。”

第四，“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开始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自中国提出并积极推进“一带一路”这条“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以来，它已经涵盖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4亿人口，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30%。“一带一路”建设起点是作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中国，另一端终点则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欧共体，中间广大腹地是发展潜力巨大的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阶段，将推动中国沿海地区、中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而且将从东方向西方拉动世界经济的增长。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发生历史性转折

中国近70年来孜孜不倦地探索经济落后国家怎样实现工业化和社会公平、成果共享，并因此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在制度、理论方面都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成功探索，正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快速上升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而开始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不仅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中流砥柱，而且以自身的成就与贡献，以经济、文化走出去，不仅向世界展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向世界展示了一条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1。

中国崛起速度之快、势头之猛，超乎全世界预料。在“西方中心论”“白人优越论”仍有市场，对中国、对社会主义的误解仍相当普遍的情况下，中国崛起在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中所引发的惊讶、怀疑、嫉妒、恐惧等情绪，必然是空前强烈的。但是，中国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崛起，是人类之福、世界之幸。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求和合、尚大同是我们的民族性格。中国从未侵略欺侮过其他国家，新中国是唯一一个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国家，始终奉行独立自主和平的外交政策。

秉承这种和平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世界上率先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倡导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并用行动实践了这一理念。一方面，中国致力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推动新时期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共同建设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以“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发展周边关系，提出“真、实、亲、诚”的对非洲工作方针和中非“十大合作计划”，打造同拉美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同阿拉伯国家致力于构建战略合作关系，同太平洋建交岛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将中国的“朋友圈”覆盖至全球。另一方面，中国在重大国际组织、国际论坛中发挥主导作用，诚邀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提出了“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在APEC北京峰会上倡导重启亚太自贸区建设，在G20杭州峰会上推动峰会从危机应对机制转型为长效治理机制，在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上成为全球化最有力的倡导者，在金砖国家厦门峰会上开启“金砖+”的全球合作新模式。此外，中国还在应对气候变化、维护世界和平、消除贫困、人道救援等方面承担起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展示了一个大国的胸怀与担当。

中国用实际行动向全世界传达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唯有益于天下，方可惠本国。相比之下，西方国家所信奉的“实力至上”“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以及为本国发展不惜牺牲他国利益的做法，开始逐渐被国际社会所摒弃。因此，中国的国际地位之“新”，不仅在于实力之新，更在于中国倡导的理念之新、中国崛起的战略之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深得各国人心，让各国同声相应、同道相成，汇聚起了和平发展的磅礴力量。正如一滴水只有融入大海才会永不干涸，中国将自身崛起融入到了世界和平发展的大潮中，这种崛起必将是强大而持久的。

[参考文献]

[1]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2]刘鹤主编.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

[3]王安東，王娜.新自由主义的新阶段与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4）.

（作者简介：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 杜梅萍

作者：武力　李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