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事主体思考法律论文

[摘要]本文通过对多重企业主体法律人格定位利弊之研究,主张法律人格是前提,它决定了企业主体享有权利的范围,即权利能力，并且得出如果法律赋予某类企业以独立的法律人格，使之能够独立地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将会增强其在市场上竞争能力的结论。[关键词]企业主体法律人格权利能力企业以营利为目的。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商事主体思考法律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商事主体思考法律论文 篇1：

农村土地经营权研究

摘要：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重点是经营权。经营权是一项由权利主体依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对农村土地实行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民事权利。经营权具有平等性、开放性、自主性和独立性等特点。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前提下，实行“三权分置”，有利于稳定承包关系，放活经营权。经营权与所有权、承包权之间的运行模式是两权竞合、三权分离、三权鼎立。“三权分置”后的经营权，主体多元、方式多样、效益显著。“三权分置”符合法理逻辑，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经营权；特征；区别；运行模式

一、引言：“农户”是承包权主体还是经营权主体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已有学者沿袭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思路，提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置”构想。[1]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指出“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好好研究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者之间的关系。”为落实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经济学界、法学界、社会学界等领域的专家学者掀起了一轮研究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热潮。学界对农村土地“三权”较为一致的表达是“农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和经营权”，其中“农户承包权”表述可谓是“三权分置”的焦点。[2]

但“农户承包权说”造成了承包权主体确认的困境，[3] 引起了法学理论界认识的混乱。当前法学界普遍认为承包经营权分置成承包权和经营权违反了法理逻辑。[4]笔者也以为，“农户承包经营权”是无法分置成“农户承包权”和“经营权”的。首先“农户承包经营权”是个值得商榷的概念，它是否是一个完整法律概念还应进一步探讨。从历史角度看，经营权就先于承包权产生和独立。上世纪80年代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核心是在本集体内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在坚持农村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前提下，由集体统一经营转变为农户分散经营，形成集体与农户两级统分结合经营体制。因此，原由生产队承担的生产、核算和分配等功能转变为部分由农户承担，农户成为了经营主体。在本集体内的所有农户只分大小、不辨内外。90年代后，城镇化进程使进城务工的农民越来越多，农村土地流转现象也越来越频繁。农村土地经营权突破了本集体的限制，如何保护原有集体成员的基本权益问题日益突出。为了区别本集体内农户与本集体外农户、本集体内农民与本集体外农民，承包权在此时应运而生。从权利构造看，承包权与经营权的主体不同，权利属性不同。承包权是一项标签性权利，用于区别和保障集体成员的权益。区别本集体内与外的标准是看农民是否具有本集体的成员资格，有资格即有权利。因此，承包权是一项属于集体成员的特别权。而经营权主体是农户，是数个农民组合而成的生产单位，具有可组合性，因而农户实质是一个或数个承包权组合而成的生产单元。农民是个体，农户是组合体，两者分属不同范畴。也有学者将农户也列为集体成员，把农民与农户放在一个层面进行探讨，[5]这显然是缺乏基层工作经验的做法。其次，“农户承包权”是一个无法科学、准确界定的概念。享有承包权资格的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不可再分的自然个体，“农户承包权”也就成了伪概念，它混淆了承包权与经营权的主体界限。“农户承包权”无法解释上世纪80年代初始承包以来的“半边户”。所谓“半边户”就是夫妻一方带着几个孩子在农村，另一方则有公职的家庭。这样家庭在初始承包时大量存在，现在也依然存在着，将来还会发展壮大。“半边户”是农户吗？大多数家庭成员从事农村土地经营，主要生活开支依赖于农业收入，回答肯定是农户；该农户是集体经济成员吗？资格问题就难以回答了。只能说有公职的家庭成员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没有公职的则必定是集体成员。随着时代进步，社会越来越包容，农村的家庭组成也越来越复杂，必将出现越来越多的“半边户”为乡村振兴战略做贡献。在此，笔者赞同申惠文先生部分观点，“农村承包户”已渐渐成为城乡一体化改革的阻碍因素，[6]应将“农村承包经营户”进行革新、修正或重新界定。其理由是：第一，虽然农户自营是目前经营的主流形式，但农户自营所释放的生产力能量已接近枯竭。广袤农村，特别是偏远农村，留守人员基本是老人和妇孺，撂荒弃耕现象十分普遍，另一面有意返乡创业的“农二代、农三代”却被挡在村口外，出现了“有地不想种，想种苦无地”现象。第二，“农村承包经营户”阻碍了“大农业”发展趋势。农户自营模式虽然灵活、可适性强，但其规模小、同质化、粗放化、盲目化问题日益严重，已经不适应规模化、集约化和信息化的时代潮流。农村经济急需新的经营方式为农业注入活力，并带动现有经营方式进行更新换代。

由此可见，期望将“农户承包经营权”分置成农户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置思路暴露出学界对“三权分置”的“三权”界定不准、表达不清的现状，造成人们认知混乱也就无可避免了。因此，笔者同意孔祥志教授“三权分置的重点是强化经营权”的部分观点，[7]认为以经营权主体为切入口，深入研究经营权很有现实意义。

二、农村土地经营权概述

（一）农村土地经营权的含义

农村土地经营权是指权利主体依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对农村土地实行占有、使用、收益和部分处分的系列权利。

深度解读农村土地经营权，可从如下几点入手：

1.经营权主体

经营权主体是依法获得或依授权获得经营权的人，包括法人和依法获得民事主体资格的组织，具体类型有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公司等。首先，目前数量最多的经营权主体是农户。农户是最原始、最微型的经营单元。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不管农户大小，都是以人口数量为标准分配承包地，每人名下的土地数量相等，人口多的农户承包土地数量就多，人口少的农户承包土地就少。所以，农户本质上是数个承包权的组合单元。这个单元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发生变化，有的农户一直存續着，但农户成员变更了；有的农户随着人口增加裂变成几个分支户，户主也变更了；有的农户则消亡了，承包地也被集体收回了。在动、静两方面考量后，农地承包态势发展成“大稳定小调整”格局。其次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自1982年安徽天长县17户农民创办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农民合作组织——水产研究会以后，各类型农民合作组织不断涌现。2006年10月《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后，农民专业合作社获得了法人资格。凡符合《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十四、第十五条要求的农民，就可依法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经登记后获得法人资格。第三种主体是农业公司。依照《公司法》成立的商事组织也可以进入农地市场，成为农业公司。随着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能量随着农村人口红利减少已近乎释放完毕。合作社和农业公司进入农地市场，为农村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它们既能盘活存量土地，还可以通过规模化、集约化、信息化手段提高生产效率，解放更多劳动力，为乡村城镇化战略扫清障碍。

2.农村土地经营权的客体

经营权的客体是农村土地，包括耕地、山林、草原、滩涂、水面、宅基地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期，经营权客体只限于耕地、山林、草原等，经营范围只限于粮食生产、家禽家畜养殖、水果蔬菜种植等，农业产能和效益都有限。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催生“大农业”理念，经营权客体需要扩大范围，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村宅基地也纳入了客体范围。于是在确保粮食安全前提下，经营主体可以利用集体宅基地使用权开建农产品加工厂、农产品展台；可以在集体宅基地上建农民工安置宿舍、公寓等等，可以采用多种手段整合农地资源，联动第一、二、三产业，带动“农民+农户+公司”一起拓展经济面、延伸产业链。农村土地经营权客体范围的扩大，为“庭院经济、适度农业”向规模化、集约化、信息化“大农业”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空间和可能。

3.农村土地经营权内容

经营权内容是经营主体对农村土地占有、使用、收益和部分处分等权利，是由所有权派生出来的部分权能组合体。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作为法人组织不能直接行使系列权利，必须借助经营权主体依法行使权利来完成。因此，经营权主体通过直接占有、直接使用获得收益，所有权主体则获得间接占有、间接使用来分享部分收益，所以，经营权本质上是农村土地用益权。[8]由于经营权客体的特殊性，经营权与其他用益物权有不同的程序要求。依照法定承包而来的农村土地经营权，笔者称之为农户自营权，应由乡镇人民政府主管部门颁证确认；依据流转合同约定获得经营权的，应由乡镇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审查流转合同，如查看合同缔结是否意思自由、主要条款是否在最低标准线上等等，并备案公示。农村土地流转合同审查是实质性审查，实质性审查可有效避免农村大宗族势力、黑恶势力欺压、霸凌现象发生，以免危及弱者的基本生存权；同时，合同备案便于民众查询，备案公示具有对抗力，有助于保护流转合同双方权益。

4.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救济

与承包权纠纷不同，经营权纠纷属民事纠纷，救济渠道灵活便捷，不再以行政调解和行政复议为前置条件，当事人双方均可以接受民事调解，也可以不接受调解而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以合同纠纷或经营权纠纷为案由的民事诉讼。

（二）农村土地经营权的特性

农村土地经营权是一项新型权利，与其他权利相比，有如下特点。

1.主体地位具有平等性

农村土地经营权主体是按《民法总则》《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的条件成立，并经确认获得主体资格的组织。经营权主体与所有权主体、承包权主体及其他经营权主体之间是平等关系。依照私法成立的民事主体一律平等，这是私法领域无需明文规定的公理性原则。其平等性体现在三方面：首先，经营权主体的意思能力和缔约能力由《民法总则》等私法规定，不受其他权利主体的任何限制；其次，经营权主体与其他权利主体之间不是上下级隶属关系，也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排除了行政法律关系的可能；其三，经营权主体与其他民事主体一样平等接受民事法律调整，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受到平等保护，有不法行为时受到同等制裁。

2.权利主体开放性

与所有权主体的恒定性和承包权主体的封闭性相比，农村土地经营权主体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开放性。经营权主体可以是本集体的农户，也可以是本集体以外的农户；可以是本集体数个有承包权的农民抱团成立的农业合作社，也可以是以数个承包权为股本整合了其他资源而依法成立的农业公司。农村土地经营权主体的开放性可以培育和激发农民“承包权+”思维，帮助农民适应市场需求，有效整合农地、劳动力、农业资本、农技等资源，以“大农业”理念促进第一、二、三产业联动，实现农业经营规模化、集约化、信息化。

3.经营行为自主性

农村土地经营权主体依法成立自己的意思机关，具备完全意思表达能力，在规定经营范围内，有权自主决定经营策略、经营方式、产品定价等经营行为；有权独立核算、自主决定收益分配和使用。经营行为的自主性是商品经济和法治经济的内在需求，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4.法律后果独立性

农村土地经营权主体独立承担自主经营所带来的所有法律后果，不会无因性牵连到所有权主体和承包权主体，也不会牵连其他经营权主体。积极的法律后果由经营权主体独享，消极的法律后果也由经营权主体独立承担，并以自己全部财产承担无限责任。

5.對价调整市场性

农业投资项目具有周期长、环节多、见效慢、利益纠纷多的特点，而且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与中长期利益协调难度大。因此与上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包干”相比，经营对价不应“一口价管三十年”，而要随着农地市场的变化形势作适当调整。具体措施是可以向经营企业先优惠收取流转费作为对企业的前期扶持，然后再随着效益逐步增加；也可以是先要求企业多付一点，给进城务工的农民一笔创业资金，然后再适当减少；还可以在经营效益好的年份适当增加，在经营效益差的年份适当减少，等等。对价市场化符合各方利益平衡的需要，既有利于经营方的长期发展，也有利于稳定承包关系，更有利于维护农村安定团结和繁荣稳定的局面。

三、经营权与承包权的区别

（一）权利主体不同

经营权主体是由《民法总则》《公司法》等确定的具有法人资格的民事组织。承包权主体是由《宪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公法确定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农民（自然人）个体。虽然两权主体可能竞合，如农户仅有一位成员时，看似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主体是同一的，实则两者分属不同范畴，承包权是在农民集体内相对其他成员权而言的，经营权是在农民集体之外相对所有权及其他经营权而言的。

（二）权利基础不同

承包权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改造的历史依据，[9]也有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现实依据。经营权则建立在承包权基础上，当一份或几份承包权组合成一个新单元体从集体中派生出来时，所有权作为一项自物权、完全物权、母权[10]所具备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能也附条件地再组合，形成了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经营权。经营权是包含了农地使用权的综合性权利，经营权虽是从所有权派生出来的，但可以依法获得，也可从合意授予取得。合意取得方式也为经营权流转提供了法律可能。

（三）法律调整手段不同

经营权是民事权利，受《民法总则》《物权法》《合同法》等私法调整，遵循私权意思自治原则。承包权主要受《宪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公法调整，调整手段以行政主动介入和干预为主。因此，两者的救济方式和渠道也随之不同，承包权纠纷需要以行政調解、裁决为前置条件，经营权纠纷则不需要。

（四）权利内容不同

农村土地经营权是从所有权派生出来的，主要内容与所有权相似，也包含着占有、使用、收益和部分处分权，是所有权部分权能再次组合的一项附条件、附期限的权利。权利内容具有无差别性，不管本集体内与外，经营权内容都是一样的。而承包权的主要内容是承包请求权、公共财产管理权、监督权、集体收益分配请求权，具有明显的公权性质。

四、经营权与所有权、承包权的运行模式

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框架下，经营权是下游权利，必然与上游的所有权、承包权交互式运行。“三权分置”后，经营权与所有权、承包权的交互运行模式有三种。

（一）两权竞合

经营权与承包权发生竞合，结合成农户自营权。这是当前主流运行形态，也是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沿袭下来的成功模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取消了人民公社，没有走土地私有化的回头路，而是实行以家庭成员为劳动单元、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既发挥集体统一经营的优越性，又调动农民积极性，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种创新形式。两权竞合时，经营权与承包权、所有权的关系图谱是：

农地集体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

多数学者称两权竞合为农户承包经营权，但笔者认为，称之为农户自营权更准确（理由在引言部分已述），自营权可与流转后的他营权相区别。例如在南岭山区，有农户为了方便孩子教育举家搬迁至教学点附近农村，耕种他人流转的农地，是为他营权。农户自营是农村土地改革的成功模式，也是目前主流经营方式，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存在。但随着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农村人口红利日趋见紧，两权竞合运行模式所释放的能量正在逐步衰减，农户经营分散化、盲目化、同质化等问题日趋严重。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亟待一种新的运行模式打破僵局，以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三权分置

三权分置是指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呈分离状态。承包权与经营权竞合是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践成果，而三权分置是两权竞合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延续，是又一次革命性创举。三权分置的核心和关键是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包括含义有：首先是权利主体分离，承包权主体与经营权主体不是同一的，承包权主体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有生命特征的公民（自然人），经营权主体是依法成立或认可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组织，具体表现为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公司等；其次是权利内容分离，承包权是一种身份权，具备成员资格才有权享有，权利属性是公权，而经营权是从所有权派生出来的一项独立民事权利，权利性质属私权，具体表现为用益物权。[11]经营权与承包权、所有权的关系图谱是：

农地集体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

经营权不再与承包权硬性捆绑在一起，突破了农民集体的限制后，与承包权、所有权一起形成了三权分离格局。“三权分置”后，经营权打破了身份、地域、规模等诸多限制，也打破了利益保护壁垒，突破了权利瓶颈。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前提下，承包权实行均等化、标准化，农民能够在“大农业”理念指引下，以“承包权+”思维整合存量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引入专业合作社、农业公司等新型经营主体，撬动场外农业资本，实现从“适度经营”向规模化、集约化、信息化经营的发展目标转化。所谓“承包权+”思维，就是利用承包权的可组合性，以承包权为基础、筹码，链接或叠加除农地之外的其他生产资料组成新型经营权的思维或做法。

（三）三权鼎立

三权鼎立是指，经营权与承包权之间不发生联系，两者互不产生权利义务关系，但却分别与所有权发生权利义务关系：一方面，承包权主体只与所有权主体产生发包与承包、管理与被管理等法律关系；另一面，经营权主体也只与所有权主体产生经营权流转关系。经营权与承包权完全没有交集，成并立或并行状态，所有权则成了桥梁和纽带。因此，经营权与承包权、所有权的互动关系图谱是：

图示含义：1为发包、承包行为；2为交回、收回承包地行为；3为农地经营权流转；4为收益上缴、流转终止。

三权鼎立是“三权分置”的另一种运行模式，是三权分离的高级形态，而且很可能是未来农村的主流经营形态。当前有两种表现：第一种是部分流转。目前农村人口老龄化严重，丧失劳动能力却占有承包地的老人越来越多。为了避免弃耕、撂荒等农地闲置现象，农民集体有权也有义务收回这部分承包地，通过统一整理、置换等措施，以农民集体名义将经营权流转给有经营能力的农业主体，收取的流转金给承包权人作承包收益。在整个经营权流转和经营过程中，经营权主体与承包权主体都不发生法律关联。第二种情况是经营权整体性流转。农民集体在经营权流转和经营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将全部或大部分集体土地统一整理后，把经营权“整体打包”流转给专业合作社、农业公司等农地经营企业，集体组织只在相关法律规定范围内监督经营行为，并按期收取流转费；承包权人从农民集体组织领取承包收益，不与经营主体发生法律关系。在三权鼎立模式下，农村土地承包权已经弱化成份额化收益权，而经营权则获得了极大解放，首先是经营企业降低了签约成本、保障了经营规模，经营企业不必与农户逐个签订流转合同，还减少了地权地界纠纷，降低了消耗；其次是经营主体有可能全面规划、建设经营设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再次，经营权主体可有条件以经营权为抵押标的申请农业专项贷款，撬动和引入大额农业资本进行农地经营信息化、集约化改造和升级。这种运行模式在中心城镇附近的地势平坦地区有明显优势，可利用其优越的区位优势联动发展旅游、餐饮、农产品加工等多种经营。当然在其他地区也有推行的空间和可能。例如在南岭山区“非宜居”村庄的搬迁安置过程中，农民集体建设好集中连片安置点后，将原先集体土地全部打包流转给特色种植或养殖公司去经营，本集体农民全部在附近城镇务工。异地搬迁安置后，农民有流转收益作兜底保障，不但没有损失，进城务工的还有一份收入。

三权鼎立格局，使农民集体恢复了所有权主体的应有功能，彰显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色和优势，弱化了承包权，最大限度释放了经营权，让经营权真正活起来：首先是主体活起来，经营主体不再限于本集体农户，符合条件的其他集体组织的农户、合伙农户、专业合作社、农业公司等经营主体都可以进入本集体农地市场；其次是经营方式活起来，经营主体获得完全自主经营权，经营什么、怎么经营都由经营主体自主决策；第三是经营规模活起来，多元化经营主体可以因地制宜、因人而异控制经营规模，不会盲目求大求快无序扩张，透支土地肥力和利用率。

综上，三权分置是两权（承包权与经营权）竞合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一次巨大飞跃，三权鼎立则是三权分置后的又一次质变和深化，共同点都是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前提下，搞活经营权。

五、结语

农村土地经营权是“三权分置”的重点和落脚点，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清楚界定经营权范围、清晰厘定经营权与承包权、所有权的关系，理顺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运行逻辑。经营权是一项由权利主体依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对农村土地实行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民事权利。经营权的平等性、开放性、自主性和独立性，使经营权与所有权、承包权的互动关系存在着内在规律性的运行模式。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前提下，实行“三权分置”，有利于科学、合理地稳定承包关系，而且经营权将又一次获得新生。主体多元、方式多样、效益显著的经营权与其他权利主体产生了两权（承包权与经营权）竞合、三权分置、三权鼎立的有序运行模式，符合法理逻辑，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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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建波.农户承包经营的农地流转的三权分置——一个功能主义的分析路径[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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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单平基.“三权分置”理论反思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困境的解决路径[J].法学，2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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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孔祥志.三权分置的重点是强化经营权[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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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史尚宽.物权法论[M].北京：中國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11]吴位凡，杨爱华.对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法律问题的探讨[J].林业经济，2017（7）.

作者简介：王超，男，湖南郴州人，中共郴州市委党校理论教员，硕士，主要研究领域为物权理论和农村土地法学。

（责任编辑：李直）

作者：王超

商事主体思考法律论文 篇2：

多重企业主体与法律人格之关系透视

[摘要] 本文通过对多重企业主体法律人格定位利弊之研究,主张法律人格是前提,它决定了企业主体享有权利的范围, 即权利能力，并且得出如果法律赋予某类企业以独立的法律人格，使之能够独立地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将会增强其在市场上竞争能力的结论。

[关键词] 企业主体 法律人格 权利能力

企业以营利为目的。作为市场主体，企业以多重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并建立民事法律关系。其中企业在民事活动中的主要表现形式为：依法登记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公司、私营独资企业、合伙组织、合伙型联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经民政部门核准登记领取社会团体登记证的社会团体；法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中国人民银行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经核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乡镇、街道、村办企业，及其他具有企业性质的组织。以上述形式参与民事活动的企业中，公司为法人企业 。所谓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所以，凡是被确定为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其法律人格是独立的 。而法人以外的组织不具有法人资格，这就直接影响了这些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从而影响了它们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为此，笔者从这一角度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一、法律人格与权利能力

权利能力概念的创设，最早出自于《德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创造了一个团体的法律地位，发明了法人制度。这个时候需要用一个东西表达一个团体在民法上的独立地位。于是德国民法创造了一个抽象的概念——权利能力，用来描述团体的法律地位。一直以来，在法学界对法律人格与权利能力的关系争议不少。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法律人格与权利能力一致说，另一种是法律人格与权利能力差异说。

赞成法律人格与权利能力一致说的主要是我国学者。不少学者坚持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是民事主体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判断一个人或者组织是否成为民事主体，关键在于它是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即权利义务的归属资格”，“没有民事权利能力，便不称其为民事主体。” 权利能力更被认为是主体资格，人格之别称。将权利能力与法律人格视为同一概念，如梅仲协先生对权利能力做这样的定义，权利能力者，亦即人格之别称，享受权利负担义务之能力也。

赞成法律人格与权利能力差异说的，以德国学者居多。德国学者通说认为权利能力是据以充当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法律地位或者资格，如果以其为人格的另一种表达，这将在理论上面临一个难题：由于自然人的人格一律平等，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就一律平等。但是自然人的权利能力范围实际上有大有小，如结婚权利能力，并非人皆有之，而法人的权利能力范围则根本不一致，法人的权利能力依目的而定。日本北川善太郎先生在《日本民法体系》中认为，权利能力是一个私法上的概念，它与人格差异极大，不能等同。人格概念的意义在于揭示民事法律主体内在统一性和其实质，界定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民事能力概念的意义在于揭示法律主体的差异性，具体刻画法律主体存在与活动状态与特性。人格是现实主体参与法律关系的前提，民事能力是法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的可能性和范围，人格是民事能力的抽象，民事能力是人格的相对具体化和法律存在。人格表现为民事主体之独立、自由、平等的形式价值，民事能力表现为现代民法所谓“具体人格”。我国学者江平教授和李双元教授认为：“人格是指可成为民事权利主体的资格，而权利能力可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前者是主体的资格，后者是享有权利的资格；前者指条件，即具备了条件才能成为主体；后者指范围，即民事主体可享受的权利范围。”

笔者赞同法律人格与权利能力差异说。笔者以为，法律人格是指成为民事权利主体的资格，即是指成为民事权利主体的条件，而权利能力是指民事主体享有权利的范围。一个市场主体必须先成为民事权利主体，才能谈及权利能力，即法律人格是权利能力的前提条件。

二、不同企业主体法律人格与权利能力

公司为法人企业。依照《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制度中的特例同样具有公司独立的财产，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是分离的。一人公司以公司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除非“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法》第六十四条）根据文义解释，以上规定首先确认了公司的法律人格为法人企业，然后赋予公司以自身的财产独立地享有财产权，且独立地承担公司全部债务。体现了公司法律人格的独立性与权利能力的独立性。

个人独资企业为非法人企业。依照《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本法所称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可见，企业投资者个人财产与企业财产没有分离，企业投资者享有企业财产的所有权，投资者个人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所以，个人独资企业为非法人企业，法律人格不独立，其财产权利和行为能力也不独立性，即权利能力不独立。

合伙企业的法律人格定位是我国目前争议较多的问题。因合伙企业为非法人企业，目前学界多数说将合伙企业归为第三民商事主体，认为，在《合伙企业法》中，作为组织形态的商事合伙（合伙企业），已经具有自己独立的名义、独立的意志、独立的财产，并能够相对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具备独立人格所应当具有的所有条件，但另一方面，合伙企业和法人相比较，在权利机关的形成和意志的表达、对外承担责任的方式、财产权的享有和形式等方面又和法人有明显的区别。也有学者认为合伙企业已经具备了法人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应当将合伙企业作为法人的一种具体形态直接赋予法人资格。笔者以为，“普通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组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对于普通合伙企业，“合伙企业对其债务，应先以其全部财产进行清偿”。“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可见，合伙企业财产是相对独立的，与合伙人财产并不完全一致，合伙企业债务是必须先以合伙企业财产承担，合伙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企业债务，才由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所以合伙企业法律人格是相对独立，其权利能力也是相对独立的。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法律人格，在《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二条第二款有明确的规定：“合作企业符合中国法律关于法人条件的规定的，依法取得中国法人资格。”该条款与《民事诉讼法》意见的第四十条的规定不一致。根据实体法优先原则，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法律人格是否独立，即能否取得法人资格，取决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能否满足法人成立的条件。满足法人成立的条件，即取得法人资格，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和独立的权利能力。反之，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和独立的权利能力。

外资企业的法律人格确认，依据《外资企业法》第八条：“外资企业符合中国法律关于法人条件的规定的，依法取得中国法人资格”。由此得出，外资企业的法律人格的独立性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法律人格的确认是相同的，只要外资企业符合法人成立的条件，即取得法人资格。

上述企业主体中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是公司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只要符合法人成立的条件就能取得法人资格。对于个人独资企业是绝对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它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在法律人格上不同。如果以投资人为自然人，设立独资企业，法律人格及权利能力不独立，投资者对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设立一人有限公司法律人格及权利能力独立，投资人仅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可见，以一个自然人投资设立企业选择一人有限公司可以规避企业法律人格及权利能力的非独立性，而选择个人独资企业则无法规避企业法律人格及权利能力的非独立性。合伙企业的法律人格相对独立，对于合伙企业债务，先以企业财产进行清偿，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时，合伙人承担连带责任。所以，以两个以上的投资者投资合伙企业无法规避法律人格及权利能力的非独立性。

三、企业主体独立法律人格定位优势

赋予企业主体独立的法律人格，实际上是由法律确认，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公司法人为例，公司企业作为企业主体具有法人身份即法律人格独立的价值，在公司资本制度下，主要通过股东的有限责任的积极意义来体现。以公司法律人格独立为前提的股东有限责任自产生以来就逐渐成为推进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首先，公司法律人格独立及有限责任有利于鼓励投资，加速资本积累，同时将投资者的经营风险限制在其出资额的范围内，有效地保障了投资者的安全。正如马克思所说，假如筹措积累以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也不会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其次，公司资产成为公司债务唯一的总担保，信用的基础只能是公司的资产总额，与股东个人的信用无关，从而促进了证券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公司法律人格和具体人格相脱离，增强了股份自由的转让性、投资风险的确定性，也加强了股份在市场上的流通性，而证券市场的繁荣又使得资源得以优化配置。第三，公司法律人格独立实现了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代治理，有利于公司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灵活而迅速地做出反应，取得最佳经济效益。可见，市场主体的法人身份，意味着拥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对市场具体的投资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我国市场经济运作过程中已经突显了市场主体缺乏独立法律人格可能带来的不利于主体的法律后果，所以才有学者对合伙企业需要确认第三商事主体的法律人格身份。我国现行的法人制度之所以强调必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笔者以为有三点原因：一是比照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强调法人也应能够以自己的行为参与民事活动，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而不是借助他人的力量。这里自然就要求法人应能够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二、强调法人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可以降低交易风险，对相对人具有交易保护作用。三、强调法人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这在《民法通则》制定初期，对国有企业权益的保护具有特殊意义，它可以使国家财产和企业财产的所有权相分离，使企业债务仅以企业财产承担责任，从而使国有资产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国家处于了公平竞争的地位。所以，为法人的成立设立条件是必要的。

合伙企业没有获取法人地位，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我国市场经济初期，因为市场经济个体的自然人或者组织为了占领市场，往往需要一定的竞争实力。为了在竞争中不至于处于劣势地位，人们采用了合伙这一组织形式。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其实合伙人的实力远有所得到发展，投资所形成的合伙组织的实力也大大得到提高，它已经不是我国市场经济初期的小作坊式的企业。资金的雄厚可以使合伙企业完全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赋予合伙企业法人资格，不但有利于企业资本的积累，降低投资者承担的风险，也有利于合伙企业的证券化。

所以，对于合伙企业，仅以第三商事主体进行定位是不够的，应该从法律的角度将其法律身份明确化。赋予合伙企业独立的法律人格，将会更有利于上述主体的经济竞争地位。

参考文献:

[1]江平主编:法人制度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1994.3

[2]李宜琛:日尔曼法概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21～27

[3]梅夏英:民事权利能力、人格和人格权[J].法律科学，1999，1

[4]任尔昕:论我国合伙企业法律人格的选择[J].法学评论，2007.2

作者：周雅难

商事主体思考法律论文 篇3：

内外资企业商主体平等地位的立法思考

摘要：我国现阶段规范商主体的法律是《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多部法律。对内资企业的规范是前三部法律，后三部法律规范外商投资企业。尽管《公司法》通过第218条也将外商投资企业纳入了其规范范围，但内外资企业商主体分别立法导致的众多不协调仍会给内外资企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地位。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建立完善的市场。这呼唤内外资企业商主体法律的无缝对接。

关键词：商事主体：平等待遇：立法

一、我国商主体内外有别立法的原因

我国第一部商主体立法是1979年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6年和1988年我国又颁布了《外资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两部外资法。这些法律的出台很好地规范了外资在我国的经济活动，同时也带动了规范内资企业的商主体立法。在1993年，我国颁布了《公司法》，1997年和1999年又出台了《合伙企业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进入二十一世纪初，我国又先后对三部外资法律做了重大修改，其修改的目的在于凸现商主体符合市场的要求。到了2005年后，我国又对《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进行了重大修改，其原因同样是因市场呼吁私法自治的商主体。我国商主体立法的演进呈现一个外资——内资——外资——内资的内外有别的立法模式，这种立法模式与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渐进的大背景紧密联系。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一切统购统销，大包大揽，市场无法形成。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部署后。党的任务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经济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因而引进外资成为那个时期的一个重要问题。外资的引进会突破人们根深蒂固的对计划体制的认识，因而对于外资可能带来的市场因素十分谨慎，为此1979年3月陈云提出“以计划为主。以市场为辅”的经济体制改革模式。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率先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部法律的出台很好地消除了外资对我国计划政策易变的担忧，外资引进问题得以解决。但是，外资引进只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补充力量，国家经济计划执行的主要力量还有赖于内资企业。显然，这种计划经济为主强调的是内资企业更多地执行国家计划，而市场为辅则是余留了外资的活动空间。对于外资而言，基于市场而生的外资企业商主体必须有法律上的保证，因此，我国第一部规范商主体的立法只是规范外资企业商主体就是必然。基于市场为辅所余留的外资活动空间使得这部法律只限于外资以中外合资的方式设立企业，并且中外合资也只限于能源开发、建筑材料工业、化学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制造工业、仪器仪表工业、海上石油开采设备的制造业，电子工业、计算机工业、通讯设备的制造业。轻工业、纺织工业、食品工业、医药和医疗器械工业、包装工业。农业、牧业、养殖业，旅游和服务业等六大类行业。到了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这一经济体制的调整导致我国在1986年颁布了《外资企业法》。这部法律出台的目的是鼓励外资以独资的方式来发展我国的商品经济。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这部法律与前一部法律一样，也是用于规范外资企业商主体，只是这一外资企业商主体的设立方式是独资。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后，国家对于外资的引导开始越来越重视市场的力量了。1988年为了规范我国广东、福建地区出现的大量合作企业投资方式颁布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至此，三部规范不同设立方式的外资企业商主体法律的出台正式形成了中国的外资法律体系。由于这三部外资企业商主体法律所带来的市场作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调整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经济体制重大转轨后，我国开始了规范内资企业商主体立法。1993年颁布了《公司法》，正式确立了内资企业的市场商主体地位。考虑到商主体的多样性是良性市场之必须，我国在1997年和1999年颁布了《合伙企业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尽管《公司法》第218条规定有意将外资企业商主体纳入其规范范围，但外资法中的规定优先适用。而合伙企业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却只是规范内资企业。这样，内外有别的商主体立法模式正式形成。考察形成这种内外有别的商主体立法模式的背景可以看出，我们先有外资企业商主体立法后有内资企业商主体立法的缘由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的，其做法是“先试点后推进”。这种试点就是对实行“市场化”的试点。市场化的试点对外资有巨大的吸引力，因此，我国商主体立法首先就从对外资企业商主体立法开始。在外资企业商主体所形成的市场逐步成熟后，我国再将内资企业引进市场，为此开始了将内资企业改制为公司性质的现代企业制度，即对内资企业商主体进行立法。这种“先试点后推进”的做法其结果就是内外资企业商主体立法的不同步。尽管这种不同步在2005年新公司法出台后大有改观，但目前内外资企业商主体分别立法模式的存在还是使得内外资企业享有一定程度的不公平待遇，这与完善市场要求有着现实差距。

二、我国商主体内外有别立法的现实尴尬

我国建立的内外有别的商主体立法在我国稳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作用巨大，毕竟我国的改革推进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外资所形成的外力作用，而这种外力最初就是来自外资所形成的市场。这一市场的良好作用力使得我国的经济体制全面调整，并将其导人内资企业，进而形成真正意义的市场经济。但在目前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中，这种内外有别的商主体立法模式造成了内外资企业不平等地位的现实尴尬。这种尴尬源于内外资企业商主体法律问的差异。

(一)注册资本方面的不协调

首先，外资法中的中外合资要求按照合同规定的期限缴清各自的出资额，中外合作要求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合作企业合同的约定如期履行缴足投资和提供合作条件，外商独资的首期比例为百分之十五，而公司法规定了百分之二十的首期出资比例。外资立法中规定的外商投资企业通常都是有限责任公司，依照《公司法》第218条的规定“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适用本法；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那么，以上三种企业形态的外商投资企业是依照公司法遵守百分之二十的规定，抑或依照另有规定遵守外资法?如果依照公司法，那么外资法的规定等于虚设，完全可以公司法取代。如果依照外资法，那么同为市场主体的有限责任公司的待遇是不公平的。还有，两外方合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的外商独资企业是否就只要遵守首期百分之十五的规定，而不用遵守百分之二十的规定?如果这样。当前的外商独资企业占外商投资企业的比

例高达近百分之七十，他们都可以饶过公司法第218条。这会造成很严重的内外资企业不平等。这一不平等折射出商事主体统一立法的迫切性。

其次，外资法中的注册资本需要经过批准才能减少或增加，而公司法则允许通过股东决议减少和增加。在这里。外商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同样面临着适用公司法第218条的情况。如果外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股东决议的减资和增资要得到审批部门的批准，那么这对于引进外资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同样是有限责任公司，内资设立的公司只须股东会的决议，而外资设立的公司却需要批准，这造成了内外资企业的现实不公平待遇。但如果只适用公司法，允许外资企业的减资和增资通过股东决议进行，那么外资法的这些条款完全可以被公司法吸收。因此。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外资法的这些规定实际意义不大，应当删除。

第三，外资法对于资本的转让有严格限制。而公司法则宽松的多。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外资企业如何适用公司法第218条?如果适用公司法中所谓的另有规定，那么这种严格限制转让的行为不仅约束合资、合作的外方，其实也约束了合资、合作的中方，这导致的后果就是合资、合作的中方会因其合资、合作的原因而与其他作为公司股东的中方投资者享有不平等待遇。如果可以适用公司法，那么这些条款的存在也就没有意义，因而内外商主体规定的不统一急需解决。

(二)公司组织方面的不统一

外资法规定的合资企业、合作企业只能是有限责任公司。外商独资企业可以是有限责任公司或经批准的其他责任形式。公司法规定的企业形态有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企业法规定了有限合伙和普通合伙。如果严格依照法律，这是否意味着外商如果以合资、合作的方式就不能组建股份有限公司或合伙企业?而外商独资则可以组建股份有限公司或合伙企业?如果公司法第218条的规定为中外合资、合作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开出了口子，那么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法律规定就形同虚设。如果第218条的规定并不是针对中外合资、合作而言的话，那么现实中出现的外资的上市公司并购就没有依据。因此，这一方面的法律统一也同样急需解决。

另外，关于董事会的召开，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只规定了董事会不能主持会议的情形，而公司法却规定了不能主持和不主持董事会的两种情形。…如果出现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董事会不主持会议的情形怎么办?如何适用公司法第218条中的“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这种另有规定是指两法条款本身之间的替代?还是指两法都有规定但内容有不同的情况下的部分替换?即中外合资法提到的“不能主持”的一种情形的规定完全替代公司法中提到的“不能支持和不主持”两种情形?还是中外合资法中的“不能主持”替换公司法中的“不能主持”这一情形?如果是前者，那么合资企业的董事会在“不主持”召开董事会的情况下就没有法律规定约束。如果是后者，那么合资企业的董事会在“不主持”召开董事会时可由公司法加以约束。这个问题涉及股东的诉权问题，需要在法律上加以明确规定予以统一。

(三)财务方面的不一致

外资法中的中外合资企业的税后分配提取的储备基金比例由董事会决定，外资企业是法定百分之十的储备基金，公司法是法定百分之十的法定公积金。这意味着同是有限责任公司，但对财务的要求是不相同的。如果公司法第218条的规定认可这种不一致是外资法的另有规定，那么这实际上给中外合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创设了一条饶过公司法的绿色通道，他们完全可以不考虑公司法的这一法定规定，制造了相同市场主体的不公平待遇。

(四)合作企业财产归属的冲突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2条规定：“中外合作者举办合作企业，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在合作企业合同中约定投资或者合作条件、收益或者产品的分配、风险和亏损的分担、经营管理的方式和合作企业终止时财产的归属等事项。合作企业符合中国法律关于法人条件的规定的，依法取得中国法人资格。”在这种规定下。如果一合作方(尤其是中方)设定了保底收益是否有效?合作合同可否设定一方超出其合作条件的责任承担?如果依据合作企业法的实施细则可以，而依据公司法则不可以，冲突由此产生。这样会导致同是外资，但其责任(如合作企业中的约定优先的规定)可以通过法律的冲突而减损，进而造成市场主体的待遇不公平。

内外资企业商主体众多差异的法律规定会造成同一市场主体遭受不平等待遇的现实尴尬，而建立完善市场所要求的根基恰是市场商主体的平等地位，这种平等地位要求在商主体的法律层面应予以统一呼应。

三、完善我国内外资企业商主体平等地位的立法思考

既然我国内外资企业商主体分别立法事出有因。并且这种分别立法模式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用巨大，但在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市场商主体的平等地位才是根本，只有内外资企业商主体统一立法才能真正地解决目前商主体的现实不平等。但如何做到统一立法?笔者认为。首先市场商主体的平等地位是统一市场中的机会平等。而其前提就是资本组建商主体的机会平等，这要求任何资本在进入统一市场后，可以自由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组建商主体，而这正是商主体立法的重要内容。在市场中，商主体不外乎是商个人、商合伙、商法人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又和有限责任、无限责任组合成我们现在法律中的个人独资企业、一人公司、普通合伙、有限合伙、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等六种企业形态。因为法律中不允许无限责任公司，因此无限责任只限于个人独资企业和普通合伙企业，其他都是人数规模不同的有限责任的企业形态。既然完善市场对资本提出的要求是基于资本的大小、风险的偏好自由组建商主体，那么现行的分别立法模式就不符合这一要求，因为在分别立法模式下，内外资有别是基于设立商主体的方式不同而为的。因而没有提供真正意义上的组建商主体的机会平等。同时，分析这种内外有别的立法模式下的法律条款可以看出，目前外资法律中的企业设立、组织形式与注册资本、出资方式、董事会与经营管理机构、财务会计、解散清算等规定基本上也都在公司法中出现。其规定内容要么与现在的公司法内容相同，要么就出现上面所涉及的不协调，而这种不协调的规定其实存在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可能会徒增产生纠纷的机会，因此，有必要将三资法中的上述全部规定并入公司法。至于外资法中的税务、外汇管理、进出口、工会等规定则完全可以并入税法、外汇管理法、海关法、工会法等进行调整，因为这些都是有关商行为的规定，不宜出现在商主体法律中。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合资、合作还是独资作为设立公司的选择方式对外资的导向性不大，商务部2007年的统计数据表明，进入中国的外商近百分七十是独资方式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合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占百分之十八，而合作设立只占百分之一点七，并且也是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删既然近百分之九十都是以公司的形式设立，那么三资法完全可以公司法取代。还有现在出现的外资并购境内上市公司，并购在批准后更名为中外合资企业，但其性质是股份有限公司。这实际上也突破了外资法对中外合资企业是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定位。这种现象越来越多，成为引进外资的重要方式，因此有必要将外资设立公司的方式完全并入公司法。

其次，至于外资能否设立合伙问题，我们现在新修订的合伙企业法并没有限制，有限合伙已经给外资以合伙的方式设立合伙企业打开了方便之门，因而外资设立合伙企业应该在法律上没有障碍。因此，虽然外资法中完全没有关于设立合伙企业的商主体的规定，但依据中国法律设立合伙企业是可以的，其实中外合作企业依据合作合同设立企业其性质也类似于合伙。当然，在外资进入合伙企业后是否要冠以中外合台伙的字样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三，外资进入中国后的单个外资的出资设立商主体的问题也已经解决。尽管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法只允许国内自然人设立独资企业。但公司法中已经允许一人有限公司的设立，因此，外资个体的设立商主体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从上述分析可知，外资进入中国后，实际上是可以依据中国的《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设立一人公司、有限合伙、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各种有限责任的企业形态。废除三资企业法将其商主体立法内容完全遵照公司法没有任何不合理之处，反而有利于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内外资企业商主体的平等地位。至于三资法废除之后是否要制定一部统一的外资法?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外资设立商主体的前提在于外资的进入，这需要统一外资法加以规定，具体如何立法，这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当然，在三资企业法被并入公司法后。我国是否再需要将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进行商主体的统一立法，制定统一的商事通则?针对这一问题，商法学界目前正在着手进行研究。

责任编辑：黎峰

作者：邱润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