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事的网上仲裁

第一篇：国际商事的网上仲裁

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有效性的国内立法

1.形式要件的立法评析

《仲裁法》第16条明确规定：“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解释》第1条明确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书面形式”的仲裁协议，包括以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形式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可见，我国对于“书面形式”的规定较为宽松，对“书面”的解释符合国际上的普遍作法，顺应了现代国际商事交易发展的潮流。

2.实质要件的立法评析

我国仲裁立法中未直接规定当事人的行为能力乃构成有效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要件之一，只有结合《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方能推得。

《仲裁法》第16条、17条分别从正反两面规定了仲裁协议实质有效的要求与无效的情形。第16条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

(1)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如前所述，此处的意思表示必须以一种明确的方式做出。实践中，当事人一方起草了含有仲裁条款的合同，并将其以书信、电报或传真等方式送达至另一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未置可否，而是以行动履行了该合同，此时并不构成该方对仲裁的默示接收。这是因为虽然合同可以因该方当事人的实际履行的行为而宣告成立，但从当事人对主合同的默示的意思表示之中并不能明确推知其对仲裁条款的肯定。这与前文中对“书面”的阐述也并不矛盾，书面的底线是明示同意，默示则从根本上违背了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书面性要求。此外，基于仲裁条款的独立性，仲裁条款的效力与主合同的效力是分离的，并不能因为主合同的默示成立而当然具有效力。事实上，“从世界各国实践来看，除了极少数国家外，大多数国家都不承认仲裁条款可以通过合同的默示成立而达成。”

(2)仲裁事项。仲裁事项即提交仲裁解决的争议内容，当事人提交仲裁解决的事项必须具有可仲裁性。《仲裁法》第2条明确了可以提交仲裁的事项，即“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由此推知，此处的可仲裁事项是指与人身关系无关的财产性权益争议，包括契约性与非契约性的争议，如买卖合同、产品责任引起的争议。但不包括第3条从反面规定的不能通过仲裁解决的事项，具体有:“(一)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二)依法应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此条规定的第一款因是与人身关系有密切的联系，当事人不能自由处分，故不能纳入仲裁解决的范围，否则，即是对“从身份到契约”的法进化运动的背离。第二款规定的不可仲裁事项则是因行政争议的解决涉及到行政权的行使，若允许将其纳入仲裁解决，既是对国家主权的践踏，又会导致公共秩序无法得到切实维护，有悖于“公共秩序保留”之国际私法准则。

(3)选定的仲裁委员会。《仲裁法》第16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有效的仲裁协议必须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其第18条还规定：“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在1996年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香港富勒诉天津外贸一案中，合同的仲裁条款规定：“仲裁：所有争议应通过友好的方式解决，如不能，用香港法来最终解决该争议，香港法院做出的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天津高院按中国法律关于仲裁条款应定明仲裁机构的规定，裁定该仲裁条款无效。并且，这一裁定在二审中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旗帜鲜明的支持。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双方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将可能发生的争议提交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仲裁机构仲裁或指定的仲裁机构不存在或指定的仲裁机构的名称不准确等，应当认为这类有缺陷的仲裁协议是可以补正的。只要当事人在补充协议中选择向其中一个机构提请仲裁，它仍当是有效的。《解释》第3-6条就此已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3.无效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立法规定

《仲裁法》第17条从反面规定了属于无效仲裁协议的情形，即：“(一)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的;(二)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三)一方采取胁迫手段，迫使对方订立仲裁协议的。”其中第一种情形直接违反了仲裁协议有效要件之一的仲裁事项可仲裁性;第二种情形不符合对当事人行为能力的要求;第三种情形则将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置于虚假的意思表示之下，未体现双方当事人请求仲裁的真实意思表示，因而都属无效。

另外，《仲裁法》第19条第1款规定：“仲裁协议独立存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者无效，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可见，仲裁协议有效性独立于规定实体权利义务的合同的效力。

第二篇：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独立性的理解与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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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独立性并不意味着它和国际商事合同之间毫无关系。相反，两者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正是由于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所具有的自身的独立性，才使得国际商事合同纠纷得以顺利解决。因此，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独立性也是十分重要的。本文拟结合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以下简称中技公司)诉瑞士工业资源公司(以下简称瑞士公司)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对此略作分析。1984年12月28日，中技公司受浙江省温州市金属材料公司的委托，与美国旭日开发公司签订了购买9000吨钢材的合同。后来，美国旭日开发公司因无力履约，经中技公司同意，卖方变更为瑞士公司。1985年4月19日中技公司通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开出以瑞士公司为受益人、金额为229.5万美元的不可撤销的信用证。随后，瑞士公司将伪造的提单等全套单据通过银行提交中技公司。同年6月1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将上述货款汇付瑞士公司。货款汇付后，中技公司并未收到上述钢材。为此，中技公司于1986年3月24日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瑞士公司返还货款、赔偿银行贷款利息、经营损失和其他费用总计5591244.21美元，并申请诉讼担保。瑞士公司在答辩的同时提起反诉，要求中技公司赔偿因申请冻结其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托收货款而造成其需向银行支付利息的损失以及本案诉讼的律师费用。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瑞士公司偿还中技公司的货款并赔偿损失共计5136668.6美元，并驳回瑞士公司的反诉。瑞士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其中的上诉理由包括：双方签订的购销钢材合同中有仲裁条款，原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认为，瑞士公司利用合同形式，进行欺诈，以超出履行合同的范围，不仅破坏了合同，而且构成了侵权。双方当事人的纠纷，以非合同权利义务的争议，而是侵权损害赔偿纠纷。被上诉人有权向法院提起侵权之诉，而不受双方所订立的仲裁条款的约束。据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1988年10月11日，驳回瑞士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并增加了瑞士公司向中技公司的赔偿金额 .对于本案中的仲裁条款，笔者认为，以下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中技公司和瑞士公司之间所订立的仲裁条款的效力应当得到确认，而且该仲裁条款是否有效应当成为法院审理的首要事项。但是，遗憾的是，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未对此并未作出任何认定。同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侵权之诉”为由回避了这一问题。对此，笔者认为，在当事人之间订有仲裁协议(含基础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的情况下，均应当首先对该仲裁协议的效力作出认定。因为当事人之间已经就对彼此之间所生争议而适用的解决途径作出了约定，这种约定和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实体性的民商事合同一样，具有同样的约束力。而且因为“程序优位于实体”，因此，仲裁协议的效力问题的解决就成为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性纠纷的必要前提。但是，在本案中，上海市两级人民法院均未对此作出认定，便行使了对本案的管辖权。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虽然在判决中指出，“瑞士公司利用合同形式，进行欺诈，以超出履行合同的范围，不仅破坏了合同，而且构成了侵权。双方当事人的纠纷，以非合同权利义务的争议，而是侵权损害赔偿纠纷。被上诉人有权向法院提起侵权之诉，而不受双方所订立的仲裁条款的约束”，但是这一理由却无法令人信服。因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实际上是先将本案认定为侵权，然后据此认为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不受双方所订立的仲裁条款的约束”。这实际上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先对本案的实体问题进行了审理，然后才对程序性问题作出回避性认定。显然，这一做法违背了先程序后实体的逻辑规则。

第二，笔者认为，仲裁协议的效力取决于仲裁协议本身，例如，当事人的行为能力、仲裁协议的形式、仲裁协议内容的合法性等等，而并非受制于基础合同的效力。这一点理所当然应当成为仲裁协议独立性的应有之义。因此，对仲裁协议的效力的判断应当从仲裁协议的成立要件等因素出发，而不可根据基础合同的效力的有无想当然地作出认定。在本案中，尽管中技公司和瑞士公司之间所订立的购销钢材合同存在欺诈。但双方之间所订立的仲裁条款并不因此而无效。

第三，关于仲裁协议的效力的确认主体，根据有关国际公约、各国的仲裁立法及仲裁实践，有权认定仲裁协议效力的机构主要有仲裁机构、受诉法院以及被请求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主管机关。我国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

作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对此，笔者认为，如果从纯粹法理的角度来看，仲裁协议的效力不应当由仲裁机构来确认。这是因为，第一，仲裁协议是一种程序性契约，其效力的有无直接关系到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的管辖权问题，直接涉及到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这样的重要事项不宜由仲裁机构来承担;第二，由仲裁机构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作出认定，仲裁机构往往会基于对案源的考虑，片面地肯定仲裁协议的效力。第三，从仲裁协议的角度来看，仲裁协议意味着双方当事人将彼此之间的实体性争议交由仲裁机构裁决，而并不意味着将彼此之间的仲裁协议的效力问题交由仲裁机构来认定。因此，由仲裁机构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作出认定，缺乏法律依据。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在存在仲裁协议的情况下，对仲裁协议的效力的确认，是对案件进行实体性审理和裁判的基本前提;仲裁协议的效力取决于仲裁协议本身;仲裁协议的效力应当由人民法院进行认定。

第三篇：国际商事仲裁临时措施的概念立法及建议论文

第一节 国际商事仲裁临时措施的基本概念

国际商事仲裁的临时措施，是指为了保证国际商事仲裁程序的顺利进行或是为了确保将来仲裁庭做出的裁决可以得到有效的执行，而在仲裁开始之前或者进行过程中，由仲裁庭或法院做出的临时性保障措施，它是一项对仲裁庭以及当事人都非常有利的制度。

国际商事仲裁临时性措施的特征：

1、它以当事人的申请为条件，当事人若没有申请临时保全措施，那仲裁庭抑或是法院都不能采取该措施;

2、该措施由法院或者是仲裁庭做出决定，目前关于做出主体国际上有不同的立法模式;

3、该措施的提出时间可以是仲裁开始之前，或者是仲裁进行过程中;

4、该措施的作用对象是被申请人的财产、证据或者是行为，由此，它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主要表现为： 查封、冻结、禁止等。

第二节 国际商事仲裁临时措施的立法模式

国际商事仲裁的临时措施的执行，由于仲裁庭的民间性质，其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权力，一般的立法模式都是由法院来执行，因此关于执行的权力分配理论上的分歧较少。而对于国际商事仲裁临时措施的发布则争论甚多，各国的立法模式也不尽相同，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 权力专属于法院模式

传统的仲裁理论认为，临时措施的发布属于公权力，应该由代表国家公权力的法院来发布，而仲裁机构属于民间团体，不享有此项权力。

意大利就采取该模式，将商事仲裁的临时措施的权力分配予法院，而禁止仲裁庭享有该项权力。

(二) 权力专属于当事人模式

此模式以英国法为典型。主要规定是，当事人如果约定仲裁庭可以发布临时措施，那么仲裁庭就成为唯一享有采取该措施的权力主体，从而排除了法院发布临时措施的权力。英国立法强调当事人约定的重要性，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是，在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事项属于仲裁庭无权处理或处理不适当的情形下，法院可以作为救济主体去实施该项权力，但前提也必须是当事人的申请。

(三) 仲裁庭与法院并存模式

此模式以 2006 年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Law 示范法》 (《UNCITRAL 示范法》) 为典型代表。这种模式以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原则，同时将采取临时措施的权力给予仲裁庭和法院。

在此种模式下，当事人既可以向仲裁庭申请采取临时措施，也可以向法院申请采取临时措施，但，当事人明确约定排除仲裁庭的权力时则只能向法院提出。

第三节 我国关于国际商事仲裁临时措施的法律实践及建议

我国关于国际商事仲裁的临时措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虽然已经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仍然与国际社会发展水平有不少差距，需要我们不断地借鉴国际经验完善我国的国际商事仲裁临时措施。

1、临时措施的实施主体单一。目前我国采用的模式是权力专属于法院。这种模式已经与国际主流模式脱轨，不利于临时措施在于外的承认与执行。应该借鉴 2006 年的 《UNCITRAL 示范法》，实行仲裁庭与法院并存控制的模式，这样可以提高仲裁的效率，也可以弥补仲裁开始之前当事人对采取临时措施申请不能的窘境。

2、程序繁琐。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不能直接向法院提交请求采取临时措施的申请，必须通过仲裁委员会提交。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对仲裁之前的临时措施的实施设置了法律障碍，不利于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也违背了仲裁追求高校的初衷。在此，我国应该简化当事人申请采取临时措施的程序，允许当事人可以不经仲裁委员会而直接向法院申请采取临时措施。

3、临时措施的实施范围狭窄。我国目前仅规定了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没有对禁止性行为作出规定，明显与国际脱节，应借鉴国际的主流做法。

结语

当今世界是一个发展的世界，共融的世界，而且目前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投资大国，在国际交往过程中势必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贸易摩擦，出于对时间资源、金钱资源的考虑，仲裁在解决国际商事争议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地位越来越显着，而临时性保全措施又可谓是重中之重，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对此项措施的立法与司法的改革完善，使我国与国际接轨，更好地促进国际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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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吕悦，彭剑波。 《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与中国仲裁法关于临时措施的比较研究 [J]. 法制与经济。

第四篇：关于商事仲裁协议的书面形式

国际商事仲裁有两个核心的概念,分别是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和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协议是仲裁的基石,而协议的形式要件好比是协议与当事人的桥梁.这架桥梁在世界各国,被不同肤色的人给予了不同的定义. 好比合同有口头,书面和其他的形式,协议也应当有口头,书面和其他形式. <欧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规定,在法律不要求仲裁协议必须以书面形式签订的国家,仲裁协议可依该国法律许可的形式订立.如在英国普通法上的仲裁不要求书面的仲裁协议.荷兰亦允许口头或以某种习惯形成亲立仲裁条款;瑞典,日本,丹麦等国均未就仲裁协议的形式做出规定.

但是,也有一些国家是明确规定只能用书面形式的仲裁协议. 如<纽约公约>第2条第1款要求仲裁协议必须是”书面形式”;<示范法>第7条第2款规定”仲裁协议应是书面的”; 1998年<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031条保留了原法典第1027条规定,仲裁协议必须以书面形式做成.在中国<仲裁法>规定仲裁协议也必须是书面形式的,这些国际立法和国内立法的相似规定都具有普遍意义.

据了解,在实践中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书面形式的仲裁协议,证明书面形式仍然是主流.不过,由于各国对”书面形式”有不同的规定和解释,在实践当中恐怕会带来一些不便.

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和国际经济贸易的扩大化,除了传统的当事人当面签署的有纸贸易外,通过信函,电话,电报,传真,尤其是随着电脑网络时代的到来电子数据交换,E-mail等交易方式形成的无纸贸易相互交叉进行的国际贸易方式已经比比皆是，这对为国际贸易服务的国际商事仲裁提出了新的挑战. 以上提到的种种非我意识中的”白纸黑字的书面形式”令我觉得对仲裁庭的要求更加高了.虽然,科技的发展已经将我们带入了电子办公,无纸文件时代,通过电子,光学或更高明的方式传达信息资料的技术越来越炉火纯青,更加新颖的文件传送数据也许会更加适应世界贸易的发展.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忘记.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两面性的.就好像一句中国古话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技术能够带给我们越多,就能够给予我们更大的打击.但从E-mail这种书面形式来看,虽然千里之外就能够通过小小的光纤在敲打键盘的瞬息间达成上千万的生意,但是数据的准确性如何去保证呢?假如黑客潜入后台,修改了最关键的信息,谁又能来保证你的权益呢?这是我对现代新思维新观点的”书面形式”的仲裁协议可能会存在的问题的一些看法.

对于书面形式,不同的国家做出不同的解释这一点也让我费解.

法国1981年<民事诉讼法典>第1449条规定,仲裁协议可以采取当事人和仲裁员签署的会议纪录的形式; 1986年<荷兰民事诉讼法典>第1021条规定,仲裁协议必须由书面文件证明; 美国<统一商法典>则将书面或书写定义为”包括印刷,打字或任何其他有意做出的有形形式”; 英国<1996年仲裁法>规定, 任何可录制信息的方式均被视为书面形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条的规定,仲裁协议中的书面形式可以理解为各方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通过信函,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

从这几个国家对于协议书面形式的规定可以看出国际的仲裁立法的精神和方向是虽然一致的,但不免也存在着一些不同.假如,有一个荷兰人和一个英国人,我们先假定两个人对于商事仲裁法都是一知半解,他们只是分别了解到各自国家的法律对于商事仲裁的规定.那么,当他们要订立一份合同,但是又忘了明文写下仲裁协议,只是口头上双方模糊中应允了仲裁的解决方式,恰好这时有录音.后来,他们发生纠纷时,荷兰人也许就会说,没有书面文件就不存在仲裁条款,但是英国人却说有录音就是已经记录下了我们的仲裁协议.虽然还存在仲裁管辖权的归属问题,应该按照协议所在地的法律来确定协议的实现方式,但他们之间的存在的认识上的差异就导致了当初确定仲裁协议的不明确性和不平衡性.

综上我认为,国际上应该对仲裁协议中的”书面形式”有个明确的规定,而不是每个国家有自己的一套解释.因为虽然大致方向一致,毕竟法律是严谨的,而且经济贸易往来中涉及的数目不小,为了更好的保证当事人的利益,还是应该有明确的规定.

第五篇：商事仲裁案例

一、此案案情

1996年5月,轻纺公司与裕亿公司、太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由裕亿公司与太子公司向轻纺公司提供普通旧电机,合同约定有关争议提交仲裁机构解决。裕亿公司与太子公司实际上欲利用合同进行诈骗,最终提供给轻纺公司的是各种废结构件、废钢管、废齿轮箱、废元钢等,轻纺公司遂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裕亿公司与太子公司以双方当事人之间对合同纠纷已自愿达成仲裁协议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利用合同欺诈,构成侵权,原告有权提起侵权之诉,不受仲裁条款约束,裁定驳回裕亿公司、太子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判决其败诉。两被告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均应受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的约束,所发生的纠纷应通过仲裁解决,人民法院无管辖权,于1998年5月13日裁定撤销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轻纺公司的起诉。

原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1996年5月5日，原告轻纺公司与被告裕亿公司签订了CC960505号销售合同，约定由裕亿公司销售普通旧电机5000吨给轻纺公司，每吨3489美元。同年5月6日，轻纺公司与被告太子公司签订了CC960506号销售合同，约定由太子公司销售普通旧电机5000吨给轻纺公司，每吨3489美元。上述两份合同第8条均明确约定：“凡因执行本合约所发生的或与本合约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可以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货物到港后，经商检查明： “本批货物主要为各类废结构件、废钢管、废齿轮箱、废元钢等”。轻纺公司遂以裕亿公司和太子公司侵权给其造成损失为由提起诉讼。裕亿公司和太子公司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称，本案当事人之间对合同纠纷已自愿达成仲裁协议，人民法院依法不应受理。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是因欺诈引起的侵权损害赔偿纠纷。虽然原告轻纺公司和被告裕亿公司、太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但由于被告是利用合同进行欺诈，已超出履行合同的范围，构成了侵权。双方当事人的纠纷已非合同权利义务的争议，而是侵权损害赔偿纠纷。轻纺公司有权向法院提起侵权之诉，而不受双方所订立的仲裁

条款的约束。裕亿公司、太子公司所提管辖权异议，理由不能成立。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三条之规定，于1997年9月10日裁定：驳回裕亿公司、太子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第一审宣判后，被告裕亿公司、太子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裕亿公司和太子公司诉称：(一)轻纺公司诉讼状中的案由没有事实予以支持，其故意混淆侵权责任和合同责任，企图规避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根据案件内容，本案案由应为合同纠纷。当事人之间对合同纠纷已自愿达成仲裁协议，依照法律原审法院不应受理此案。(二)原审法院在程序审理过程中，未经实体审理，就对轻纺公司指控裕亿公司和太子公司进行“欺诈”的诉讼请求作出认定，是违法裁定。故请求撤销原审裁定，裁定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

原告轻纺公司辩称：根据仲裁法的规定及有关仲裁惯例，仲裁机构只审理订立仲裁协议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对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法律事实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却没有管辖权，不能进行审理，其裁决也不能涉及第三人问题。就本案事实而言，本案并非单纯的合同纠纷，它涉及到欺诈侵权及走私犯罪问题。相关的行为与结果，也直接涉及第三人问题。如果按仲裁程序审理此案，显然不利于查清案件事实，不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审理此案，可以根据法律所赋予的审判权，彻底查清事实，追究不法者的责任，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故请求维持原审裁定，驳回被告裕亿公司和太子公司的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仲裁机构是否有权对当事人之间的侵权纠纷作出裁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自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该法第二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第三条规定：“下列纠纷不能仲裁：

一、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

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

从被上诉人轻纺公司在原审起诉状中所陈述的事实和理由看，其所述上诉人裕亿公司和太子公司的侵权行为，均是在签订和履行CC960505号和CC960506号两份销售合同过程中产生的，同时也是在仲裁法实施后发生的。而该两份合同的第8条均明确规定：“凡因执行本合约所发生的或与本合约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可以通过友好协商予以解决;如果协商不

能解决，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根据仲裁法和仲裁规则的上述规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有权受理侵权纠纷，因此本案应通过仲裁解决，人民法院无管辖权。原审法院认为轻纺公司提起侵权之诉，不受双方所订立的仲裁条款的约束，显然是与仲裁法和仲裁规则相悖的;况且原审法院在轻纺公司起诉称裕亿公司和太子公司利用合同进行欺诈的情况下，未经实体审理就以实体判决确认，并以裁定的方式认定二上诉人利用合同进行欺诈，违反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关于裁定适用范围的规定，在程序上也是错误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发生纠纷通过仲裁方式解决，在该合同未经有关机关确认无效的情况下，当事人均应受该合同条款的约束。

二、裁决

本案各方当事人均应受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的约束，所发生的纠纷应通过仲裁解决，人民法院无管辖权。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所作裁定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据此，最高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项、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于1998年5月31日裁定：

一、撤销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1996)苏经初字第78号民事裁定;

二、驳回江苏省物资集团轻工纺织总公司的起诉。

三、案例分析 所谓仲裁条款的独立性问题，是指如果合同终止、无效和失效，构成合同一部分的仲裁条款是否也随之终止、无效或失效，所发生的有关争议是否还应该根据仲裁条款提交仲裁解决的问题。

仲裁条款具有保障当事人通过寻求某种救济而实现当事人权利的特殊性质，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有效性不受主合同有效性的影响。即使主合同无效，仲裁条款也不一定无效。如果一方当事人对主合同的有效性提出异议，争议应由仲裁庭解决而不应由法院解决。

对于本案例来说，在合同欺诈一般被识别为侵权且起诉方多提起侵权之诉的情况下，针对原合同中存在的仲裁条款的效力问题，中国有关法院在上述两案中作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前案否定仲裁条款效力,肯定法院的管辖,后案肯定仲裁条款效力,否定了法院的管辖权。

关键问题是,合同被认定无效后,其仲裁条款是否还有效力,能否排除法院的管辖权?

我国《仲裁法》 (1995年1月1日施行)第19条第1款、第20条等条款和《合同法》第57条确认了仲裁条款自治理论

《仲裁法》第19条第1款：仲裁协议独立存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无效,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

《合同法》第57条: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