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公共政策论文

与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并驾齐驱的，是香港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教育）的飞速发展。这一方面反映了香港政府的治理智慧，另一方面也是香港公民素质和权利意识发展的结果。正是弱势群体的权利意识的存在让香港政府逐渐成熟和聪明起来，这些又反过来构成了社会工作开展的制度基础和社会条件。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社会福利公共政策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社会福利公共政策论文 篇1：

宗教慈善与社会工作：历史、流变与关系互嵌

[摘要]本文通过历史性动态视角审视宗教慈善与社会工作的会通性，演绎宗教与社会服务的关联性，基督教神学教义塑造了社会工作伦理的核心维度、社会工作服务中的个案方法、小组方法和社区方法，发端于教会的济贫实践。本文剖析了社会工作由于职业独立性、服务专业性与宗教渐行渐远，后受福利国家理念变革而重构关系，并阐释了影响宗教慈善与社会工作关系互嵌的三个核心变量：福利制度载体促动，宗教灵性与小团体的推动和社会工作价值矫正需求。

[关 键 词]宗教  慈善  服务  社会工作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探讨‘关系-契约’视角下宗教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服务治理研究”（18YJC730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宗教与社会服务研究”（12JJD730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济南大学博士基金项目“宗教社会服务职业化研究”（B15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吴限红（1984-），女，河北承德人，博士，济南大学政法学院讲师，中国社会学会宗教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员，研究方向为非营利组织社会服务;杨克（1981-），女，山东汶上人，博士，临沂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福利与公共政策;李芹（1957-），女，山东临沂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公益慈善服务。

引言

基督教与社会服务存在着历史亲和性关系，基于神恩说与救赎论，基督徒积极参与社会济贫，通过早期济贫实践塑造了社会服务方法，其价值理念也孕育了福利国家模式，对带有宗教意涵的福利服务产生着构造意义。既往研究既有专注于宗教慈善服务历史实践的文献，多从神学与宗教学视角聚焦于基督教神圣性的世俗主义转化，剖析宗教济贫服务的宗教神学意涵，也有文献研究描述专业社会服务养成之初的宗教社会贡献，阐释社会工作起源之一是宗教。20世纪70年代之后，宗教慈善服务与社会工作在世界范围内重拾历史性亲缘关系，在此潮流下，本文立足于历史的视角，通过回顾宗教与社会工作的会通性关系，梳理宗教慈善与社会工作的融合与冲突，建基于现代后福利国家的情境下，剖析宗教慈善与社会工作之间的互嵌可能性，为福利扩大化做例证。对宗教与社会工作关系的再解读有助于确立客观中立的立场对待宗教慈善，有利于将宗教慈善中的优势因素与社会工作、社会福利进行整合与再造，从而促进社会福利资源优化配置。

一、 基督教与个案工作方法

基督教与社会服务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在漫长的中世纪，以王权和封建主为代表的公共部门福利责任具有有限性，扶弱济贫等社会救助更多地依赖于地方教会，形成了教区福利网络体系，各类宗教组织是公益慈善事业的最初实践主体。教区是基督教信徒组织系统的最基本单元，是基督教慈善社会福利的责任区，也是近代欧美国家行政区域的滥觞。①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严重冲击教会的慈善功能，此后，国家通过制度性载体逐渐介入福利领域，将以前分散化的、基础的、应急性的济贫事务转化为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②济贫法之后的慈善救济是社会服务孕育的开端，但这一时期的宗教慈善具有明显的非专业性特征，且具有强烈的宗教道德取向，与专业的社会工作相比，慈善服务专业性不足体现为以下三方面：慈善济贫的目的是教会之间利用教区救济制度与救济资源展开的争夺信徒的竞争;在福利品提供方面缺乏系统性，服务效率低下，加剧了贫困依赖文化的滋生;从事救助的志愿者具有耐心和热情，但缺乏必要的技能训练，在救助之前缺乏对服务对象的了解，服务的动机和目标并不明确。

后期的慈善组织会社正是在这些服务模式的基础上推进，批判式继承这一时期的慈善救济方法。英国最早在教区尝试探索依托于会社的济贫方法，将教区划分为25个微小单元，每个教会执事管理一个单元，负责了解责任区内的50个家庭，通过家访了解这些家庭的需求，评估其家庭情况。③慈善组织会社较早采用了問卷法和访谈法进行家访资料收集，慈善组织会社采用问卷方法，对受助者的职业、收入、教育背景和居住环境等进行全面、周密的调查，这成为个案问卷 （case -paper）的开端，并且要求访谈须尊重服务对象的选择，有明晰的访问目标，对访问的方法进行及时的经验总结。执事院（Court of Deacon）扮演着一个中央分配者（clearinghouse）的角色，将各种不同需要的服务对象转介到合适的支援系统里，成为日后发展出来的“个案委员会”（case committee）制度，“友善访问员”（friendly visitors）制度则成为现代英国社会工作者的先驱。④友善访问员发现一视同仁的救济方式与受助群体的巨大异质性相背离，社会服务应该遵循个别化原则，慈善组织会社的目标在于重建功能，而非侦查救济金诈取案，贫民在生理、心理和道德观层面的能力各不相同，应采取差异化的个别服务。⑤1877年，美国教会仿效英国慈善组织会社，建立慈善组织协会，依照科学慈善的原则，将贫民分为值得救助的和不值得救助的两类：对于值得救助的贫民给予服务提供和物资救援，帮助其自立自助;对于不值得救助的，则被强制送往救济院或者习艺所。其所提倡的救助分类以及救助个别化原则，成为个案社会工作的典范。当时为了救助评估成立了登记部门，保留个案的记录，尊重服务对象为一个独立个体，为个人定计划，以复康原则来分析问题的缘由、处理问题，进行社会诊断，看重工作员与服务对象的关系建立等，都是后来社会工作个案的工作手法。⑥

总之，慈善组织会社对于济贫服务个别化以及个案工作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其救济贫民的做法包含了现代社会个案工作的三个主要概念：申请与开案、搜集资料和需求评估。①在这一历史事件中，可清楚地看到教会所扮演的角色，如何对服务对象进行调查、评估和跟踪，如何登记记录救济金发放;如何用科学的方法对志愿者进行培训，改变师徒制为基础的友善访问员教育和培养体系;如何用全职带薪的社工，取代“临时和志愿服务”性质的“友善访问员”;提供依托于家庭、法律和就业的个别化服务，这成为推动宗教慈善、志愿服务向专业社会工作服务转变的首要动力源泉和主要社会事实。②

二、 基督教与团体、社区工作方法

在19世纪的济贫实践中，基督教反对国家济贫责任扩大化，试图通过家庭、邻里、教区的小规模共同体互助应对多发的社会问题，在社区范畴内整合社区资源，将基督教的属灵实践转化为区域内的社会行动，从而解决贫困和犯罪多发问题。这种社区济贫的实践和理念对英国的邻里互助制度、美国福利制度和德国爱尔伯福制产生了重要影响，是社会计划模式的先驱。

（一） 基督教青年会与团体工作方法

团体工作方法的系统化使用以及大规模扩张源于1844年乔治·威廉创办的基督教青年会，力图通过传教的方式，利用基督教信仰与社会服务解决工业化时期青年失业、失范与道德惰化等问题，开展了一系列诸如祷告、研读经书，心灵洗涤、开设讲坛、创置会所与阅览室等宗教性社会服务活动，③后期宗教目标向更广阔的世俗目标转变，发展出家政、舞蹈、体育运动等非宗教性服务活动。基督教青年会在社团与娱乐组织的活动中培养青年的民主生活态度以及对社区负责的精神，从而预防犯罪和堕落。基督教青年会所开展的服务项目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之上：假设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需要的，个体的人格建设与社会功能、群体密切相关，通过服务活动的开展能够协助个体增能，挖掘个人潜能，将个体的目标达成与整个社会的目标实现相整合。基督教青年会所运用的以社团、群体为单位的青年群体引导活动，利用小组经验分享、小组方案的形式以及在这一过程中采取的分组互助与增能方式孕育了最初的小组、团体工作模式，是小组社会工作的雏形。

（二） 睦邻运动与社区工作方法

社区工作的方法早在英国查墨斯的“程序指引”理论中崭露头角，强调服务对象对家庭、亲戚朋友、邻居等自然资源的使用。在区分自然的和人为的慈善救助基础上，发展出以下三种社区救助原则：调查导致穷困者困顿状态的原因与自我维持能力;依靠自然协助优先原则解决救济工作，即首先依赖于家庭、邻里、朋友的支持摆脱窘境;自然协助不足以维持的，则向政府或宗教性等正式的科層组织申请公共协助。这种自然协助优先于人为协助的互助原则，被认为有助于增强个人责任感和培养社区互助传统，制式化的救济方式会削弱互助双方的关系和情感。19世纪复苏的泛宗教运动尝试将教会神圣生活与世俗的社会服务进行全面整合，打破世俗和宗教的界限，鼓励教区居民广泛参与管理教区事务，把教会打造成教区的社区服务中心，从而促进不同阶层和不同宗教派别的融合，重塑个体和国家的道德。④泛宗教思想的社会改良思想契合了19世纪后期社会问题多发的现实，宗教神职人员利用教会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和社会网络来应对教区的贫穷、失业和人口激增。睦邻运动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开展社区服务，假定贫困的产生原因是社会性的，应该从社会改革的角度着眼救助穷人，消除贫困。

早期的睦邻组织参与者大多是牧师以及有宗教信仰背景的名媛富豪，起初致力于促进新移民的社会融入，他们用社会福音的方式引导居民改善生计，后来致力于协助贫民整合社区内的信息与资源，唤起民众参与社会福利改革和政治变迁，从而修补因工业化冲击带来的不同阶层之间的裂痕。睦邻运动的成员发展出社会工作的接纳原则和预防性原则，主张学者和中产阶级深入到穷人聚居的街区去生活，为穷人提供服务，通过改变社区环境，为穷人建立和推进文化项目与教育项目，参加穷人的协会组织，减少穷人的道德剥夺感，力图建立起中产阶级认可的价值观与道德，消除歧视与阶级隔离，重建社区秩序。试图在不同宗派背景的孩子中培育社会凝聚力，形成普遍的道德准则，从而淡化阶级背景，因为在那个时代，以宗教为界限造成了不同的社会政治裂痕，使劳工阶层受教育，让其知晓自己的社会责任并传授其社会技能。①睦邻运动的功能在于通过社区居民的协作来解决社区内的问题，重塑文化。通过组织居民对社区中环境、贫困、犯罪等问题的认识和讨论，促使居民通过协作去解决这些社区弊病，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社区居民分享自己的看法，获得彼此支持，对自己所关心的问题采取行动。②睦邻运动倡导的社区为本位的邻里与家庭互助，区域内不同阶层、种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互动，通过机构联动应对社区问题的做法、组织社区志愿者队伍全面提升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创举，为社区工作方法的形成提供了坚实基础。

总之，从专业社会福利形成的历史脉络来看，专业性的社会工作方法来自于宗教慈善组织的发展而非国家行政干预，由基督教教会推动的济贫模式，除了从事济贫、医疗、收容等用以满足福利需求外，也为贫民生活开展出自助、自立的个案服务以及社区照顾的工作模式。③

三、 基督教与社会工作价值伦理

在公共权力部门建立系统化的福利需求回应机制之前，基督教会是福利供给的主要支柱，神职人员通过教会系统掌控收益分配，将信徒捐献的很大一部分财物用于救济穷人。社会工作价值伦理是在内化基督教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在基督教伦理的基石上不断拓展，整合了人道主义、乌托邦思想、社会福利观念，形成了体系化、系统化的社会工作从业者职业道德操守。基督教与社会工作伦理价值具有历史选择性亲近和内在性的联结，基督教对天职与责任的强调成为社会工作者介入社会救助的最初动力，施舍、怜悯、助人等纯粹宗教价值逐渐经由制度化系统孕育出固化的社会工作专业性价值伦理，时至今日，诸如正义、利他、自我负责、个体对社会的责任感等专业价值仍然和宗教价值保持高度的一致性。总体而言，基督教对社会工作价值理念产生了以下两方面的构造意义：

（一） 基督教教义形塑了社会工作核心价值

宗教改革之后的“上帝选民说”将基督徒个体、上帝、职业、财富观念等紧密联结在一起，从而实现灵魂的操练与救赎，努力工作并坚守职业操守成为上帝选民的特质之一，新教伦理通过重新诠释教义在基督徒的属灵世界与俗世生活之间搭建了桥梁，赋予社会关怀积极性的宗教内涵，客观上激励着基督徒将利己主义的宗教价值观转化为利他主义的现实社会互助行动，对上帝意志的普遍服从成为构建良好社会秩序的道德基础，发挥着社会凝聚力。在“荣耀上帝”规则的引导下，基督徒广泛参与济贫等社会服务实践，在世俗生活中呈现着宗教意义。根据基斯·鲁卡斯的研究，新教伦理包含以下基本假设④：1.人要为他们自己的成功或失败负责;2.人性可以通过一种意志行动来克服;3.人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艰苦工作实现物质繁荣;4.社会的主要目的是维持使物质繁荣成为可能的法律和秩序;5.对变迁的主要激励是在经济或物质方面发现奖赏和处罚。新教伦理蕴含的基本假设与社会工作专业价值伦理有内在契合性，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得以产生和维系的基本要素进行剖析，认为基督新教的教义及其禁欲主义思想与日常经济行为准则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新教所规定的职业义务思想是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伦理独树一格的特征”。①

（二） 基督教服务实践推动了社会工作价值转型

19世纪的普遍主义价值观认为贫穷、失业和犯罪是因个人道德低下所致，当时的观念偏向父权式的思考，认为要加强穷人的道德观念，才能改变他们潦倒无助的生活，②因此社会服务实践更关注穷人的道德，服务实践偏向于改变穷人的思想与行为方式，重塑穷人的道德。20世纪初的睦邻运动认识到放任自由主义经济是导致社会弊病的制度原因，社会工作的服务不仅关注服务对象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标准，还注重探索社会问题的结构或环境因素，强调不良的结构因素和体制环境对贫困的影响。试图通过劳资双方谈判、财富的再分配以及国家教育解决贫困。③基督教的服务实践推动了社会工作价值伦理阶段向前演进，从“关注服务对象道德”阶段向“关注社会工作从业者专业价值”阶段转型，社会工作不再关心穷人的道德是否正确，而聚焦于通过结构性和制度性的变迁解决服务对象的问题，④强化了社会工作者对推进社会公义、促进社会变革的社会责任，此后社会工作者的注意力专注于改良社会。

四、 基督教与社会工作分立

在社会服务实践中，不同价值主导下的服务呈现出不一样的风格与方式，很多情况下，宗教价值主导的服务在实务中与专业的社会服务之间会出现对立与分歧，这种情况不仅牵涉服务机构的主体性是神圣还是世俗，而且具有宗教信仰的社会服务者也常常会陷入困顿，在自身所信奉的宗教价值与专业的职业操守之间徘徊不定。例如，同样是对待具有帮派暴力的青少年，矫治社会服务的专业治疗在于帮助青少年建立有意义的关系，分享想法，疏导情绪，协助改变惯常的行为方式，建立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在服务结束后定期追踪服务对象。天主教教会则采取不同的矫治方法，为了防止青少年产生暴力和犯罪，教会尽可能多地留青少年在教会中进行服务事工，降低与教会以外同龄群体的接触与交流，从而降低发生偏差行为的概率。而对于堕胎、离婚、同性恋等问题，天主教信奉者则很难容忍，天主教背景的机构不能奉守尊重与服务对象自决的原则，试图通过多元的方法改變服务对象的想法。社会工作脱离宗教拓展独立的领域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

（一） 职业独立性

宗教慈善事业与新教伦理为社会工作专业的产生与发展做出了背景性解释，随着慈善事业的推进，助人行为逐步由个人主义转变为集体主义，社会互助从单纯的慈善转变为国家与社会的系统化互助制度，社会服务的范畴与服务方式均已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宗教慈善事业的发展提出专业化的诉求，源于宗教的慈善工作人员不具有慈善救助的水平和技巧，教会的“老朽的牧师”和管理者不具备救济的管理和业务能力，慈善从业者提议需要经过系统特殊技能训练和教育的人来承担慈善社会服务的工作，并逐步发展为一个职业。直到1917年，《社会诊断》一书的出版，社会服务从教会剥离出来，社会工作走向了职业化的道路。随着专业主义的进一步建构，社会工作专业开始从自己的知识体系、专业技能、专业伦理、管治架构和专业自主性等方面获得了社会认可，不再依附于慈善事业，而是开始被慈善事业所聘请作为专业人员进行慈善项目的管理和运作。①这一时期，社会工作呈现出与宗教决裂的趋势，这种趋势以国家福利责任的扩大化为背景，基督教道德和社会服务不能抵挡大规模贫困和剥削带来的巨大压力，城市扩张、人口膨胀以及社会问题的凸显导致对公共服务的巨大需求，国家终究要代替教会的位置成为服务提供者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②福利体制由依托家庭、市场的补缺模式向基于公民权利的制度式模式转变，教会公益与小共同体本位的慈善事业逐渐被国家公益所取代，世俗权力全面介入公共福利领域，教会对公益领域的垄断地位被彻底终结。在这种社会氛围下，社会工作从业者呼吁社会工作为保持专业性必须要与宗教划清界限，才能保证自己的独立地位，从而顺应国家公共救助责任延伸的潮流，依托于制度化的体系拓展广阔的服务界域。

（二） 服务专业性

此外，从社会服务实践领域考虑，社会工作若想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或者“职业”，必须遵循实证主义和科学理性，摒弃一切神秘主义的价值观，而宗教慈善团体与世俗的志愿组织之间的本质差异在于宗教慈善具有神圣的属灵目标，基督教社会关怀、救济事业的施行是神圣目标的副产品。社会工作从业者批判宗教慈善服务的非专业性建基于以下几个方面：1.宗教慈善服务理念具有神圣性和功利性，其社会服务以宗教终极价值为引导，而这种单纯的教友之善不足以支撑起体系化、持续性的社会服务，源于宗教的道德力量不能达到风险分散的社会目的;2.在服务方式方面，教会的服务方式不符合工具理性的原则，教会的服务方法以宗教灵性方式为主，伴随着福音传递的终极使命，服务实践中经常运用圣经分享、祷告手段;3.在服务主体方面缺乏全职的服务者，信教群众在志愿实践方面具有时间有限性和兼职性的特征，源于道德驱动的自律缺乏可持续性，志愿者供给不稳定，没有能力提供专业性强、周期长的服务。在种种批判与声讨中，社会工作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建构阐释期，朝着科学的方向实现着自己的建构实践，专业的方法、技术，专业的理论、范式和知识体系日趋完善，实务领域日趋拓展，整个专业朝向合理、有序的状态迈进，直至被正式纳入到福利国家系统，专业的体制化进程达到巅峰。③在“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理念指导下，社会工作作为福利国家体制框架下公共服务的输送者与传导者，以独立自主的身份发挥着国家公共服务的补充功能。

五、 基督教与社会工作互嵌何以可能

（一） 后福利国家的制度载体促动

20世纪70年代之后，福利国家出现了危机，各国政府大幅缩减扩张性的公共政策，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和国家对经济的较小干预，国家重新界定了自己在社会福利供给中的引导者角色，强调公民责任和社会福利供给的多重渠道，政府与民众开始重新审视作为社会救助最古老组织之一的宗教志愿部门。④在政府对福利私有化过程中，服务供给和输送由国家向志愿部门转移，政府通过孵化、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宗教志愿部门参与到福利传输中，教会以及有宗教背景的团体广泛扮演在教育、住房、收养等方面的服务传递者角色，并且扩展到临终关怀、社区安全、家庭关系等领域。政府对宗教慈善组织资金支持具有选择性，政府倾向于资助规模大、专业化程度高、宗教实践少的组织，宗教志愿部门在卷入世俗公共服务的过程中逐渐提升着自身的专业化水准，考量自身的效率、竞争力与经济因素，在人员配置方面聘用大量的专业社会工作者以提升服务水平。如华尔德·佛尔斯特所言“社会福利国家的原则被个人自我负责和自我预防的原则所补充……教会福利因受到国家委托而事实上扩大为一个社会经济的巨大企业”。①在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宗教参与社会服务是一个大的趋势，这些宗教组织在健康、医疗、社区照顾等多个领域承接政府服务，是国家构建福利系统的强有力的支持要素。这些组织发展出新的服务对象评估模式，将接受服务者的灵性与精神方面的变化纳入评估框架。

（二） 宗教灵性与小团体的推力

社会工作的哲理是在全环境视角下，以“全人” （total person）的方式提供服务，心灵与信仰层面是“全人”服务的必不可少部分。②随着特殊目标团体在西方的出现，神圣性被重新定义，跨越宗教的灵性服务逐渐被社会认可，在弱化基督教各个派别教义、信条的差别基础上，将注意力从构建神学权威转移到情感与日常需要，发展出跨越宗派的实用主义的灵性技术。这些小团体以宗教慈善机构为载体，广泛活跃于社会服务的各个领域，在家庭关系、临终关怀、姑息康复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從服务对象精神维度进行宗教考量有助于将社会工作推进到帮助服务对象和家庭达到完整性的状态而不是以专注个人为导向的，宗教方法能够增强内在自我的归属感、促进道德自律、寻求生活意义。③与此同时，社会工作者也开始重视服务中的宗教灵性因素，理由是个案工作的基本假设在于将服务对象视为全人，尊重他的需求和个人选择，这些源于基督教所倡导的价值。④在具体的合作方式方面，宗教性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在社会工作直接服务过程中加入灵性介入的方式（spiritual interventions），二是在以宗教为主旨的机构组织中实施灵性社会工作或者与此机构进行方案合作。⑤

（三） 社会工作价值矫正的需求拉力

受工具主义影响，西方国家在社会工作实践中出现“重技能，轻价值”的取向，从宗教社会福利中分离出来的社会工作出现了异化的倾向，过于强调技术层面的专业性，强调工作方法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⑥科学上的标准化程序导致忽视了本原意义和终极价值，服务提供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平等关系让步于专业的术语和权威，造成了服务双方之间的距离感和生疏感。价值专业化的过度造成了基本的人道主义价值理念的丧失，而且偏离了社会服务、社会变革的初衷。罗肖泉指出，社会工作“异化”过度依赖于专业技术和量化的操作流程，而脱离人文关怀要素，导致了对价值的反叛，使价值观的基础地位被专业的技术管理所取代。⑦价值取向的偏离与淡化抛弃了最初的对服务对象的尊重和关怀，也导致了服务对象在情感上与服务提供者之间的沟通障碍，进而影响服务效率。现代社会工作者认为对宗教价值的重新关注能够为社会服务实务开拓广泛的、整合的视角，用以反思新自由主义依赖于市场的理念，弥补科学、理性、个人主义为本位的社会福利的不足，将目的、意义、价值引入到社会工作价值的反思性诊断中，预设一种与他者、与环境的外部联系，为修复传统社会工作关于本能，同情心及关爱的概念提供了空间，关注以他人为中心的生命形式。⑧

结语

在福利国家危机的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重新挖掘宗教资源并再度肯定宗教中的禁欲主义、利他主义伦理，用以满足民众不断扩大的需求。借着政府与宗教性非营利组织的契约，宗教与社会工作重拾亲和性关系。宗教与社会工作的合作促进了宗教志愿部门的世俗化转型，这种转变反过来又推动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进程中多元主义视角的形成。时至今日，宗教与社会工作的关系已经很难用“科学-宗教”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进行诠释，随着宗教世俗化的演进，宗教慈善通过内在动力改变自身存在的形式以期参与不断多元化的福利实践，社会工作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不再囿于简单主义思维的科学化理念，出于对专业的推进，逐渐将宗教资源、灵性技术等宗教性元素纳入到专业发展考量范畴内，积极探索社会工作与宗教的整合思路与整合方式。宗教与社会工作的互嵌将在福利扩大化的背景下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责任编辑：徐澍）

Key words： religion; charity; service; social work

作者：吴限红 杨克 李芹

社会福利公共政策论文 篇2：

专栏30：香港的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

与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并驾齐驱的，是香港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教育）的飞速发展。这一方面反映了香港政府的治理智慧，另一方面也是香港公民素质和权利意识发展的结果。正是弱势群体的权利意识的存在让香港政府逐渐成熟和聪明起来，这些又反过来构成了社会工作开展的制度基础和社会条件。

社会福利与公共政策的代表：公屋与隔音墙

香港的社会福利与公共政策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公屋和隔音墙。香港50%以上的人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屋里，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这有效地缓解了住房紧张及其引起的社会问题。而且香港的公屋并没有建在地段偏僻的地方，仅地段看，香港的贫富区隔并不明显。香港最好的地段并没有都划给富人盖别墅，穷人住的地方也一样山清水秀。

公屋的制度设计反映了香港政府的治理智慧：公屋建在繁华地段，人口聚集，带来了商业的发展和繁荣；公屋的底层大多作为商铺出租，租金自然可观，有效弥补了地价的损失。政府把优良地段划给了弱势群体居住，不仅实现了“居者有其屋”，而且避免了歧视指控，维护了社会安定。但实际上这样做政府并没有“吃亏”，政府建了公屋但产权还是公有的，政府可以慢慢享用由此带来的收益，去救济更多穷人和从事其他公益，政府的社会救济在经济上更自如。

公屋的设计不仅反映了香港政府的经济智慧，也是公众民主压力的结果。在香港，政府做公益事业不是对弱势群体和社会公众的恩赐，而是责任和义务。做得好是应该，做不好要挨骂。以公屋建设为例，如果政府把公屋建在偏远的地方，居住者的交通成本上升，弱势群体就会毫不犹豫地拒绝政府的“善心”，而宁愿继续睡在大街上。政府对此毫无办法，甚至如果对此稍有反应，比如劝离或驱赶等，不仅这些弱势群体不买账，社会工作者和热心公益的人士及政府反对派都会立即口诛笔伐，让政府不堪应付。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弱势群体的权利意识和反对势力的存在让香港政府逐渐成熟起来、聪明起来。

在香港，很多繁华路段或穿过居民区的道路两边都建有精致厚重的高级玻璃钢做成的隔音墙，以阻隔噪音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其高度一般在4-5米，有些还在顶部加上了向内倾斜的辅助部分，这样高度就至少达到了7-8米以上。如此算下来，这是一笔相当高的开支。这些当然都由政府公共财政支出。

隔音墙的建设是香港社会的一个缩影。一方面，反映了政府的公益意识和社会责任：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提供社会需要的公共产品，为社会服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公民意识的发展。政府，特别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政府，其“经济人”追求从根本上无法避免，这时候民众素质和社会压力就成为政府承担责任的必要条件。这样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就造就了隔音墙这样良好的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的实现。另外，政府对隔音墙没有采取对外招标拍卖或出租广告位的方式处理。这在当下的内地，许多地方政府是很难理解的。但香港政府坚持了公益和秩序，在公益和市场之间分得很开。这无论是对城市景观、交通安全还是对文化氛围都至关重要。

公民权利意识与素养

香港30%的人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屋里，只要你收入不是太高而且本人愿意，都可以通过租住或购买公屋解决住房问题，而且政府会根据你的收入决定不同的房价和租金。但即使这样，还是有一部分人选择住在大街上，政府部门使出浑身解数，他们依然不为所动。而且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社会工作者、政府反对派、志愿者、媒体等都是他们的“坚强后盾”，全程跟踪政府的行动。他们因为各种原因不接受政府的“善意”：子女上学不便、离工作地点太远、交通不便、社区环境不好、不愿意离开原来的邻居、不熟悉新环境或不喜欢那个地方、觉得新地方不吉利等等，一切可能的理由，都可能导致他们拒绝搬迁，而“强大”的政府付出了高额成本却对他们无可奈何，甚至稍有不慎就会登上报纸或电视的头条被骂个狗血喷头。

在香港，有很多机构专门为性工作者服务，而且一般都能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捐款。Anti480反性暴力资源中心就是一个专门维护性工作者权利和为性工作者提供帮助的机构，他们每年都能得到香港赛马会的大量资助。为了维护性工作者的生计和权利，Anti480通过各种方式和行动限制警察的权力和职务行为。比如，警方的各种突击行动和搜查，Ant i480认为警察这样做是在侵犯性工作者的权利。所以，民主、人权并不抽象，它是很具体的。

社会工作价值观：一种态度、一种需求

在社工教育实践中，社会工作的价值观问题是一个中心问题，香港也不例外。但在香港的社会生活实践中，这个问题远不像课堂上那样神圣甚至神秘，你会发现，它就是举手之劳，就是一种平常的生活态度，一种人类正常情感的自然流露，甚至是人的一种基本需求。那些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的想法极为简单：他需要帮助；我也会老；没有找到比这更有意思的事情；我在帮助别人中得到快乐和承认……然而，正是这些朴素的理念支持着人们把公益事业作为自己的一种生存方式，在对社会和他人的无私奉献中默默无闻地追求着心灵的纯净和灵魂的净化。

香港没有内地这样的思想教育运动，也很少刻意宣传什么道德标兵或社会榜样。在香港，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成了一种文化、一种社会氛围，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将公益事业作为自己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从议员、教授、律师到大学生、清洁工和普通市民，慈善成为了时尚和生活方式。

与社会工作价值观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所谓的普世价值问题。对此，汶川大地震以后内地曾有过激烈的争论。有没有普世价值？这在政治上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要做好社会工作，我们必须放下某些道德审判，暂时忽略意识形态的标准，把人还原到最本原的状态去理解和对待。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者也有自己的信仰和立场，但社会工作不是政治宣传，我们关注的是更基本的人权、平等、人的尊严和价值等这些最起码的东西。一个卖淫者的生活方式我们不一定认同，甚至可能相当反感和抵触，但作为社会工作者，我们还是要帮助她。卖淫是不合法的，我们要不要举报？香港社会工作者的回答义无反顾：我不是警察，我的义务只是帮助她。

社工教育：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香港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自然水到渠成。虽然不能与理、工、医等应用学科和自然科学并驾齐驱，但与大多数社会科学相比毫不逊色。比如，以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专业为例，近年来报名与招生的比例一直保持在1000∶48左右。广泛的社会认同支持了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和繁荣，香港的社工教育不仅领航亚洲，在世界社工教育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香港社工教育的发展不仅得益于社会发展和社会政策环境以及社会公众的支持，也与香港高校和从业者的敬业分不开。浸会大学社会工作系主任黄昌荣认为，在香港，大学教授的压力很大，要发表国际水平的论文，要争取拨款，取决于学生培养和论文发表的质量。而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系的马丽庄教授说得更明确：“对于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教授来说，教学、科研、实务一个都不能少，大学教授是很辛苦的。”

当内地的大学还在激辩教学和科研哪个更重要的时候，香港大学的教授们却始终抱定教学、科研、实务一个都不能少，哪一个都不能削弱的宗旨。因为在这里，上述任何一个领域稍有懈怠都将饭碗不保。香港不需要所谓研究型教授和教学型教授的划分，更不需要刻意划分什么研究型大学与教学型大学。

启发

社会分化不等于社会隔离

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分化不可避免；另一方面，适度分化又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市场经济与社会分化互相倚重，互为因果。香港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更是长期社会发展导致的必然结果，但社会分化不等于社会隔离。社会分化是一个经济过程，社会隔离则是政策问题。社会适度分化有利于促进竞争，但社会隔离只能带来社会仇恨，危及社会稳定。社会隔离无论是对政府还是社会、富人还是穷人，都是灾难。约束社会分化、防止社会隔离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对政府治理能力和智慧的考验。放任分化，实际上是在制造社会隔离，加剧社会仇恨。这不仅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也直接妨碍政府的治理目标。

如何在社会分化和社会隔离之间保持平衡是一门高超的治理艺术。香港的公屋设计理念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住房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它实际上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仅仅着眼于“房地产经济”的结果是依靠房地产的表面繁荣和直接利润制造社会隔离，加深社会鸿沟。这样做可能达成了暂时的经济效益，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皆大欢喜。但实际上真实的社会过程绝不会如此美妙，甚至相反，政府这样做的恶果最后还要政府和社会品尝，甚至房地产商也不能幸免。社会治安状况恶化，房地产商成为过街老鼠，社会普遍的仇富仇官心理，最后危及经济发展环境和社会发展质量，结果是谁也不能独善其身。在整个社会都为住房焦虑的时候，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也很难全身而退。

放任社会分化的结果必然是社会隔离和社会的标签化。而标签理论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它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社会隔离的结果是社会鸿沟的进一步深化。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分化不可避免。要实现社会稳定发展，政府的责任也是社会的需要是尽可能消弭鸿沟，弥合冲突，淡化阶级阵线。社会福利和公共政策是最主要的手段，政府必须承担起责任。否则，标签化不可避免，社会和谐也就会成为幻想，最终无论是社会的上层还是底层都没有福祉可言。

香港的社会工作为什么能够开展

香港的社会发展本身已经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一个公众权利受到重视的社会，一个权利平等的社会，本身就是社会工作开展的最重要和最好的基础和基本条件。民主、平等、权利、公民意识等，构成了社会工作最重要的“基本设置”。

在这里，“政府的需要”显得尤为重要。在分化的社会中，社会政策的竞争性等决定了政府科学决策的民主制约。对政府来说，社会工作是一种更聪明的选择，也是一种需要。民选政府的压力，决定了政府必须考虑民众和社会的要求。要在多种利益和需求中求得平衡，达成共识，得到认可，政府需要第三种力量。社会工作降低了政府执政的道德成本，缓冲了社会政策的压力。香港社会工作的发展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政策问题，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制度原因。

经济发展，政治宽容，然后才是专业提升。但这一切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需要努力和争取的。即便是在香港这样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悠久的地方，社会工作发展到今天也经过了漫长的过程。内地社会主义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发展中的问题和缺陷不可避免。社会工作者的责任是通过自己的奉献和努力，运用掌握的专业知识和社会工作专业技巧，更好地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推动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美好，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好的发挥。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工作》

社会福利公共政策论文 篇3：

美国公共政策学的学科建设及其启示

摘要：公共政策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争后首先在美国兴起的一门跨学科、综合性的新兴学科，它的出现被誉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科学革命”。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和密歇根大学福特公共政策学院的公共政策学科建设颇具特色，它们的成功经验对搞好我国的公共政策学科建设具有重要和深刻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美国；公共政策学；学科建设；经验与启示

文献标识码：A

公共政策学(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分析、政策科学、政策学、政策研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争后首先在美国兴起的一门跨学科、综合性的新兴学科，它的出现被誉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科学革命”^[1](P1)。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如今公共政策学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已是一门非常成熟的学科，许多大学相继开办了公共政策学或公共政策分析专业，逐步形成了以政治学、经济学、法学、行为科学、管理科学等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公共政策学体系，并设立了公共政策学与公共政策分析的硕士、博士点，培养了一大批不同层次的公共政策分析人才。与美国相比，我国的公共政策学刚刚起步，如何进一步促进我国公共政策学的健康、快速发展，其中重视和加强学科建设，成为当前最为突出的问题^[2](P22)。笔者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和密歇根大学福特公共政策学院的学科建设为例，对美国公共政策学的学科建设作一简单介绍，以期对我国公共政策学的学科建设有所启示。

一、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公共政策学科建设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最富有特色的是其MPP(公共政策硕士)教育。肯尼迪政府学院MPP教育主要以培养未来领导者为目标，期望通过两年制严格的学习和训练，使学生掌握公共服务成功所需的概念框架和具体技能，从而能够做到：分析政策制定和组织运转的政治和机构环境；理解公共机构和非营利机构的组织战略、时间利用技术、动员团体和组织的管理工具；掌握直接从政所必须的知识和技术；全面理解决定企业性质和市场经济中公共和个人行为特征的基本经济原则；精于解释计划或政策的数据，擅长基于经验证据的预测；提炼公共政策、公共生活中的个人和机构行为所反映的道德和哲学理念；综合各种信息及各种分析，以准确和劝告的方式沟通这些分析和建议，促进政策形成程序上和实质上的完善。在此指导下，要求学生打下分析和管理技能的广博基础，树立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正确的价值观，并且至少在一个政策领域掌握艰深的实际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围绕这些目标，反映在学科建设上，肯尼迪政府学院MPP课程包括：必修课、选修课和实习。三大类课程的具体内容如下^[3](P87)：

1．必修课。包括：民主理论与职业伦理，市场与市场失灵，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数理分析，经验方法，政治动员及政治行为技能，公共组织的战略管理，公共部门的财务管理。民主理论与职业伦理主要讨论的是政府官员在平衡个人责任信仰与上级、同事、公众期望以及民主制度和传统时所面临的问题；市场与市场失灵、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这两门课主要讨论如何把经济理论运用到公共政策分析中，重点突出市场运行高效和低效的条件、收入分配问题和政府干预市场的情形；数理分析与经验方法这两门课主要讨论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问题，介绍数理方面的知识，包括概率论、基本的统计知识、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和最优化、回归分析、项目评估；政治动员及政治行为技能主要讨论政治行动与领导能力，介绍领导的性质，培养政治动员的技能，比如谈判和组织的能力；公共组织的战略管理主要讨论作为一名管理者如何建立组织、最大化公共价值、制定组织战略、运用行政能力把战略转化为行动、控制外部政治环境；公共部门的财务管理主要讨论财务管理相关的基本知识，包括公共部门财务与预算。

2．选修课。一般学生每学期选修4~5门课程，而且选修课的主动权基本掌握在学生手里。学院在鼓励学生充分利用本学院资源的同时，还鼓励他们选修哈佛包括艺术与科学学院、法学院、商学院、教育学院、设计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在内的其他学院的研究生课程，经肯尼迪政府学院注册官的批准，甚至还可以选修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课程。肯尼迪政府学院MPP教育特别强调每个学生必须有一个自己的主攻政策领域(专业方向)，进行研究和学习，因此，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在他的主攻政策领域内至少选择三门选修课。目前，这些主攻政策领域包括：企业与政府政策，犯罪与刑事司法，环境与自然资源，医疗保障政策，住房、城市发展与交通，人力资源、劳动力与教育，信息技术，国际安全与政治经济，国际贸易与金融，非营利组织，政治倡导和领导，政治与经济发展，媒体、政治与公共政策，科学、技术和公共政策等。

3．实习。包括春季实习和公共政策分析实习。春季实习是肯尼迪政府学院MPP教育中一门独具特色的课程，它旨在通过对一个真实的政策问题进行专业分析，为学生提供一次综合运用各种技能的实践机会。春季实习在春假前两周进行，MPP的教员也参与。第二年所有学生必须参加公共政策分析实习。在公共政策分析实习中，要求学生就公共部门或非营利部门存在的政策问题进行诊断，针对问题提出可行性建议，并最终形成一份40页的书面报告，这样，学生的研究成果很有可能被政府采纳，成为现实的公共政策。许多MPP毕业生指出，公共政策分析实习是他们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的一大亮点。

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几乎所有的课程都和传统的理论型课程在内容选择上有很大不同，都是以全面提高学生分析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为核心。很少有课程以单一、固定的教科书为基础。教授们通常结合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给学生分发大量的阅读材料。这些内容经常根据实际的变化，不断进行修订。而且教授们提出的所有问题，几乎都没有单一固定的答案，都需要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去分析和解决。

二、密歇根大学福特公共政策学院的公共政策学科建设

密歇根大学福特公共政策学院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前身是建立于1924年的公共行政研究所，1968年重组为公共政策研究所，1995年发展为公共政策学院，1999年正式以美国前总统杰拉尔德·R·福特的名字命名为福特公共政策学院。MPP(公共政策硕士)教育是福特公共政策学院的一个两年制、跨学科的主要学位，课程强调以跨学科性来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公共问题的综合能力。主要课程有^{[4](P234－240)}：

1.基础课程。包括：微积分，统计学，微观经济学，外交政策分析，成本—效益分析，价值、道德与公共政策，政策决策的政治环境，公共管理，综合政策练习。

2.选修课。根据学生兴趣爱好的不同，MPP课程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学生可以在公共政策方向选择1~2个专业领域，共有5个MPP专业方向可供选择。学生也可以不申报专业，而选择特殊的政策或地区作为专业。除了学生专业领域的选修课外，还可以从福特学院的其他课程、学院或学术中心选修课程。对于大部分学生而言，所修学时大都来自于选修课。

3.MPP学员必须完成一次为期十周的实习。这次实习主要在第一学年与第二学年之间的夏季进行。福特学院建立了庞大的代理和组织网络，以主持学生实习和学生招聘工作。关于认定和获取实习机会的辅助性服务，可以通过福特学院事业服务处获得。

福特学院的MPP(公共政策硕士)教育包括经济政策、国际政策、社会福利与劳动力市场政策、公共管理和定量分析5个具体专业方向，每个专业方向设立一套课程，具体如下：

(1)经济政策专业方向：本方向专门为有志于利用经济分析的方法解决公共政策问题的学生开设。它着重于分析市场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以及总体经济及其内部关联的方式，以及分析政策选择对这些市场活动的影响。其入门课程(选1门)：宏观经济学；选修课程(选2门)：微观经济理论、国际金融政策、应用计量经济学、税收政策与商业、社会政策与商业、国际劳动力市场与公共政策、金融原理与全球金融市场和公共部门经济学。

(2)国际政策专业方向：本专业方向着重于具有不同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国家和地区的政策问题及它们之间的内部关系。课程练习着重于分析影响国家发展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以及发展观点的政策机制。其入门课程(选2门)：国际贸易政策、国际金融政策；选修课程(选2门)：国际安全事务、发展中国家经济与社会政策选读、人权与国际公共政策、关于贫困与发展的国际政治学、国际劳动力市场、金融原理与全球金融市场、国际贸易与投资和国际经济政策论题。

(3)社会福利与劳动力市场政策专业方向：本专业方向强调与人力投资有关的政策与研究问题。其入门课程(选1门)：贫困与不均；选修课程(选2门)：税收政策与商业、社会政策与商业、社区发展、犯罪政策、教育政策、妇女与就业、初等教育的公共政策和福利政策。

(4)公共管理专业方向：本专业方向着重于为致力于公共管理的学生开设。其入门课程(选1门)：政策倡导；选修课程(选2门)：项目评估、选举活动管理、专业关系管理、公共政策的专业管理、政府监管的政治经济学。

(5)定量分析专业方向：本专业方向着重强调运用定量分析方法来处理公共政策问题。其入门课程(不需要)；选修课程(选3门)：公共政策执行研究、应用计量经济学和项目评估。

三、对我国公共政策学科建设的几点启示

美国的公共政策教育代表了世界公共政策学科发展的潮流。虽然美国许多大学由于各自的历史、传统及其特点不同，因此在公共政策学科建设、课程设置等方面存有一定差异，但它们进行学科建设的成熟经验给我们搞好中国的公共政策学科建设以深刻启迪^{[3](P87－88)}。

首先，重视公共价值观的培养。公共政策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实践性极强的综合性学科，承担着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端正社会发展方向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任，因此必须把由伦理学和哲学所关注的价值问题，纳入它的研究视野之中。无论是培养公共政策分析员，还是培养领导者,“公共精神”的培养都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肯尼迪政府学院要求未来的领导者应当树立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价值观的理念，福特公共政策学院专门开设“价值、道德与公共政策”的课程，这些都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尤其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更要注重领导者、政策制定与执行者的公共精神和公共价值观的训练与培养。

其次，强调专博知识能力的塑造。公共政策学的跨学科性，一方面要求学生必须具有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广泛的知识面，另一方面又要求学生必须选择一个政策领域作为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从而在这个领域有较深的造诣。为此，肯尼迪政府学院MPP教育开放性的选修课安排，被认为是最激动人心的方面之一。福特公共政策学院要求学生在MPP五个专业方向中选择1~2个领域进行深入学习和研究，以期培养专博结合的政策分析人才。强调广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结合，是美国MPP教育、培养公共政策专门人才的一条成功经验。

第三，注重定量分析技术的应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是公共政策分析的基本方法，在掌握定性分析技术的基础上，肯尼迪政府学院和福特公共政策学院都十分强调定量分析技术的应用。他们在MPP教育中，都把微积分、概率论等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甚至要求学生在入学前就必须掌握这些知识，希望通过有针对性的训练特别强化学生在公共政策分析中运用数学的能力。然而重定性分析、轻定量分析，至今仍是我们的一个传统，这严重影响了我国公共政策分析的科学性和公共政策学的学科建设。

第四，优化课程教学体系的设置。科学合理的课程设置是搞好教学、培养人才的基础性工程，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根本指导和实践依据。肯尼迪政府学院的MPP教育把课程分为必修课、选修课和实习三大类；福特公共政策学院同样如此，它的课程设置也包括基础课、选修课和实习，并且对不同类型的课程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以丰富学生的各种知识，培养学生的各类能力。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做法，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共政策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方案。

第五，崇尚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公共政策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产生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其生命在于与实践的结合、在于应用于实践^[5](P32)。离开了实践，这门学科的发展就失去了动力。有鉴于此，肯尼迪政府学院和福特公共政策学院的MPP教育都始终贯穿着理论联系实践的方法。它们都安排有假期实习，还有综合政策练习课程，而且在课程的设置上也特别重视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研究。相对而言，我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差距非常明显，课程设置和教学安排普遍是理论有余，实践不足。我们应该借鉴美国的经验，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路，促进我国公共政策学科建设的健康、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振明.政策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刘雪明.政策科学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

[3]刘小康，张金马.美国政策科学的学科建设[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1).

[4]陈振明.美国MPA十大名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吴江.国外政策科学研究与我国政策科学教育[J].中国行政管理，1999，(12).

Disciplinary Building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Discipline of American Public Policy

LIU Xue-m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Guangzhou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 China)

Key words: U.S.A; discipline of public policy; disciplinary building;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责任编辑：燕 祥)

作者：刘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