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构主义公共行政学论文

摘要：从科技评估的基础理论、评估主体范畴的评估理论、科技评估标准范畴的评估理论、科技评估方法范畴的评估理论和科技评估整体视角的评估理论五个方面归纳了科技评估理论研究整体情况;进一步对科技评估理论在评估中的功用、总体应用效果、应用中的现实困难进行分类简评，在此基础上对科技评估理论前沿与发展趋势进行展望。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社会建构主义公共行政学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社会建构主义公共行政学论文 篇1：

抛锚式教学法在“行政学原理”课程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摘要：抛锚式教学通过创建一个以“学生主体性”为中心的学习环境，使学生在协作学习中实现自主建构知识体系。传统的“行政学原理”教学注重教师讲授，以教师为中心，忽略学生主体性，强调被动学习与接受学习，使该课程日益沦为一门基础知识性课程，与其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性与技术性共存、理论性与实践性统一、知识积累与能力养成相结合的个性特征相背离。在该课程教学中引入抛锚式教学法是对“行政学原理”课程教学改革进行的一种有益尝试。

关键词：建构主义；抛锚式教学；行政学原理

“行政学原理”课程具有政治性与技术性共存、理论性与实践性统一、知识积累与能力养成相结合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抛锚式教学法对课程教学的适用性。在“行政学原理”课程教学中运用抛锚式教学法，不但有利于学生真正融入学习过程、自主构建知识体系，也有利于引导学生从低年级的知识记忆上升为理论探究、专业素养与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

一、抛锚式教学法解读

（一）抛锚式教学法的内涵

“抛锚式教学”法（Anchored Instruction）是建构主义的一种教学方法，于1992年创立。所谓抛锚式教学是指“在多样化的现实生活背景中，或在利用技术虚拟的情境中，运用情境化教学技术以促进学生反思、提高迁移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式”。抛锚式教学不同于以“知识传递”为目的的传统教学，“抛锚式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在一个完整、真实的问题背景中，产生学习的需要，并通过镶嵌式教学以及学习共同体中成员间的互动、交流，即合作学习，凭借自己的主动学习、生成学习，亲身体验从识别目标到提出和达到目标的全过程。”教师运用抛锚式教学法，其首要任务是创设“锚”。所谓“锚”应该是“某种类型的个案研究或问题情境”。抛锚式教学以专门设计的“锚”为起点启动教学活动。在抛锚式教学中，教师不再是传统教学中的知识的传授者与灌输者、信息的供给者与解析者，而是教学活动过程的适时引导者、促进者和学生的“学习伙伴”。

（二）抛锚式教学法的特点

1.坚持学生主体性，教师充当引导者、支持者和学习伙伴。抛锚式教学法遵循学生主体性原则，强调学生是知识的主动建构者，教师不再是权威说教者、知识灌输者，而是教学过程的引导者、组织者，甚至“学习者”。在这样一种平等、轻松的课堂气氛中，学生能更有兴趣与动力去主动参与学习活动，体现其课堂实践者的主体身份。

2.教学活动围绕“锚”来设计，以真实的教学情境为第一原则。情境是一切认知和行动的基础，抛锚式教学特别强调情境的真实性。因为学生面对的学习情境越接近真实，学生跃跃欲试的情感和感知自身话语权被鼓励，就越发能投入到学习活动，其建构的知识就越可靠、越深刻，而且其对知识的运用能力也越强。抛锚式教学法充分利用课堂内外的信息资源，将真实情境融入课堂。

3.允许学习者对教学内容进行探索，强调共同体成员的协作学习。由于真实问题情境通常十分复杂，单凭学生的个体经验与知识往往力不从心，因此“抛锚式教学”主张从真实情境中去发现问题，并以此为锚点，为学生提供思索、探究的机会，使学生不由自主地参加到共同体的协作学习中去，即“抛锚式教学”不是把现成的知识一股脑教给学生，而是允许学习者对教学内容进行探索。

4.关注学习效果的评价，发展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抛锚式教学强调在教学设计中尊重学习者的已有经验、学习动机以及个性特点，发展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强调教学结果的个性化。因此，抛锚式教学采取过程性评价，通过对整个抛锚式教学过程进行观察，适时记录学生在学习中自主学习、与共同体成员协作探讨的情况，以及自我规划与反思的能力表现。

（三）抛锚式教学法的理论依据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抛锚式”教学法的主要理论依据。学习是获取知识完善经验的过程，但建构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对世界进行理解并赋予的意义的。“学习是建构内在的心理表征的过程，学习者并不是把知识从外界搬到记忆中，而是以已有的经验为基础，通过与外界的相互作用来建构新的理解。”因此，建构主义在学习观上认为学习是学生在一定的情境下，以自身知识和经验为基础，借助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主动建构新认知结构的过程，强调学习的自主性、情境性和交互性。在学生观上，建构主义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学习者不再是被动接受外界刺激，而是学习活动的主体、知识意义的建构者。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无视学生在以往的学习和生活中积累起来的体悟与经验，而应把它们作为他们建构新知识的基础，引导学生对知识进行建构，而“意义建构”就是整个学习过程的终极目标。

二、抛锚式教学法对“行政学原理”课程的适用性

“行政学原理”课程作为公共管理类学生的专业基础课，其开课目的在于使大学低年级学生通过学习，了解行政管理专业的基本内容体系，掌握行政管理实践的基本理论，使其逐渐具备进入行政管理实践角色的基本技能与知识。

（一）“行政学原理”课程的特点

1.“行政学原理”课程是一门政治性与技术性共存的课程。“行政学原理”课程的研究对象包括人、财、权、职，而“人”是国家公职人员、“财”是国家公共财政、“权”是属于公共权力范畴的行政权力、“职”是国家行政职能。这种“公共性”的特点决定了其内在的政治倾向性。因此作为专业基础课程，该课程一方面需要学生在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念、习得良好的政治素养和健全的人格品质，与此同时，“行政学原理”课程实际上也是一门管理性的技术课程，还需要学生掌握基本的行政管理技能，如行政决策中的信息搜集与处理技能、公文写作技能、人力资源管理技能、决策评估技能等。

2.“行政学原理”课程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课程。“行政学原理”课程的原理性决定了其理论性较强，如行政权力的性质与来源就是一个理论性很强的知识点。但是其所涉及的理论知识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与时俱进，这就决定了“行政学原理”课既要重视理论传授，更要活学活用理论，使学生将抽象的理论融入具体的实践中，而这必须借助长期的情境训练。

3.“行政学原理”课程是一门知识积累与能力养成相结合的课程。“行政学原理”课程作为专业基础课程，需要学生了解并理解行政管理的基本原理，掌握行政管理基本知识点，但是其教学也不是纯粹的理论教学，而应把原理性知识的讲解、理解与现实融合。目的在于促使学生学会分析行政管理现象，发现行政管理规律，即掌握行政管理基本素养与能力。

（二）现行“行政学原理”课程教学法存在的问题

1.教学中的形式主义泛滥。长期以来，“行政学原理”课堂都被教师主宰，教师拥有绝对的主体地位，视学生为客体存在，忽视了学生主动领悟知识的意义和主动建构知识的能力；而学生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而是把自己定位在等待学习、被迫学习的角色上。如课堂启发式、研讨式教学方式以及小组合作、圆桌会议等基本还是教师唱独角戏。

2.教学方法组织失当。当前“行政学原理”课程教学的过程被认为是一种知识的线性积累，是教师对学生的强权式灌输。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教师奉行单向线性思维，仍采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学生原有的知识经验以及个体特质都被标准化、一统化的教学计划忽略，学生在课堂上只是一味地承认事实、维护权威。如圆桌会议、无领导小组讨论以及实践教学等教学方法流于形式。长此以往，学生对创新性、自主性的教学方法缺乏感知与思考。

3.教学内容与社会实践脱节。目前该课程教学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对具体理论的实践应用则重视不够。教师们以行为主义理论为指导，效率至上，注重“刺激与反应的联结”，突出强调知识的机械传授，异化了本课程所具有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特征。

（三）抛锚式教学运用于“行政学原理”课程教学的可行性

1.抛锚式教学理念与“行政学原理”课程目标具有内在一致性。行政学原理课程作为行政管理专业的基础课程，其目标不仅在于培养具有行政管理理论知识与基础技能的人，更在于培育具有沟通协调、团队合作与学习能力以及具备公共精神、人文关怀与法治观念的人才。而学习共同体创设的学习情境，可以使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在协作与共享中进行知识的意义建构，更是获取了诸如爱国意识、公民精神、公平正义等的价值观念。可见，抛锚式教学沟通协作等特点与“行政学原理”课程目标有内在一致性。

2.抛锚式教学的“抛锚”符合大学低年级学生的认知模式。抛锚式教学法特别适合大学低年级学生的认知规律，因为他们认识事物仍以感性认识、形象认知为主，借助真实的问题情境利于其理解、内化知识技能，这对于在大二阶段开设的“行政学原理”课程的学生认知模式非常切合。

3.抛锚式教学有助于理论与实践的衔接。“行政学原理”课程内容较为抽象，如果不借助问题情境，将抽象的内涵化作直观具体情景，学生只能靠死记硬背，进行碎片化的学习。抛锚式教学中，通过创设问题情境，让学生在解决真实的任务中主动去学习，有助于理解理论，并获得一定实践技能。

三、抛锚式教学法在“行政学原理”课程教学中的实践

以本校公共管理学院2013级行政管理专业作为教学对象，遵循“抛锚式”教学法的“设锚”“抛锚”“探锚”“解锚”“提锚”五大相互联系的环节，以行政过程一章中的“行政决策”一节为例，展示“抛锚式”教学法在行政学原理教学中的具体实践。

（一）设锚

设锚即以教师为主导进行情境创设，这是抛锚式教学的切入点。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总是与一定的“情境”相联，在实际情境下或通过多媒体创设的接近实际的情境下进行学习，可以减少知识与解决问题之间的差距。本节内容以“情景模拟”的形式创设情境。情景模拟是在课堂上构建一定的行政情境，然后让学生扮演不同的行政参与者，开展具体的行政业务，体验行政角色定位与职责。本节具体采取课堂现场模拟方式进行。首先提前两天让学生研读案例，并告知需要模拟的角色，然后教学当天组织学生进行场景模拟。这是一个关于危机决策的案例。事件发生在某年7月底，三峡库区某地连续遭受数次暴雨袭击，某村村民在后山发现一条宽两三米、长数十米的大裂缝后报告到村，村报告到镇。我们的课堂模拟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根据行政决策体系，选取了决策中枢系统（具体角色是镇长、镇办主任）、咨询系统（省市地质专家）、信息系统（险情观测人员以及村组干部）三大类五个角色。五位同学扮演，其他学生观摩。

（二）抛锚

抛锚即明确问题。“抛锚”的实质是从情境中选择出与当前学习主题密切相关的真实事件或问题，以供学生解决。选出的事件或问题就是“锚”。抛锚式教学法中“锚”点不但是学生思维的起点，更是学生思维的方向。本人在课程前两节课中已经教学生把案例所要涉及到的行政决策的特点、行政决策程序以及行政决策体制、行政决策模式等理论知识理清，同时也为学生提供相关知识点的著作与论文。本节内容，为了帮助学生较好地把握“行政决策体系的职能”“行政决策的价值”“如何进行科学决策”等教学中的重难点问题，抛出本案的主锚：如果你是镇长，你该怎么办？围绕这个问题，先组织全班同学评判五位同学角色扮演情况。大家一致认为镇长在危机决策面前，欠缺果断与全局意识，而其他四位同学角色进入不佳，危机情境下缺乏危机意识，对角色之间的关系把握不准，一些称呼语使用不当。面对上述情况，在抛出主“锚”之后，又抛出次锚：其他四个角色该如何扮演好辅助者？如果你是扮演着，你会如何扮演？

（三）探锚

探锚即学生个体自主探究。探究是师生在问题的指引下进行的学习活动。在传统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往往不够重视这个环节，缺乏对学生自主学习的引导。为了使学生较好地完成自主学习过程，本人提示大家，关于“你是镇长，该怎么办？”这一主要“锚”涉及的具体问题其实包括：在得到观测人员和地质专家的相关信息与建议的前提下，作为决策中枢的镇长下一步该采取什么措施？险区居民搬到哪里去？巨大的搬迁费怎么办？如何安抚群众不安和恐慌的情绪？群众大会该怎么开？而关于咨询系统与信息系统的角色，需要学生在掌握行政决策三大系统各自职能与作用的基础上，就如何辅助中枢系统做好科学决策，决策程序。这样也能逐步培养学生获取信息、甄别信息、分析信息、生成信息的能力。

（四）解锚

解锚即以学生为中心进行协作学习。协作学习是学生在个人自主学习的基础上，通过小组讨论、协商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对主题的意义建构。抛锚式教学强调组建学习共同体促进知识的社会协商。经常使用的组织形式便是小组学习。“行政学原理”课程采取的是班内小组学习模式，6～7人一组。本班学生共40人，分成6组。每个组对五种角色采用头脑风暴法进行探讨。小组讨论交流，有利于学生之间资源共享和相互启发思维。在协作学习环节，本人注意观察每位学生的神态及反应，在学生偏离教学内容或纠缠于枝节问题时及时加以正确的引导，在学生需要背景知识的时候给与点拨，在讨论的末尾，则由学生自己对整个协作学习过程做出小结。此外，在协作学习阶段，本人还抛出与主题相关的话题供学生进一步思考，如：行政决策中，行政上级态度与资源供给的价值何在？这样，可以引导学生与同伴继续进行对话合作，做更深一步的延伸学习思考。通过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不断向学生渗透学习的方法。

（五）提锚

提锚即学习效果评价。效果评价既要关注学生能否解“锚”，也要关注学生解“锚”的过程与方法。因此，抛锚式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习结果，更要关注他们的学习过程，而这两个方面通过在学习过程中随时观察并记录学生的表现即可。抛锚式教学法主张进行过程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发展性评价，而非结果性评价。评价内容主要涉及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协作学习过程中做出的贡献、是否达到意义建构的要求等。本人在一次抛锚式教学法结束之后，要求学生评价自己的自主学习与协作学习的过程与结果，并根据自己的观察和判断，对组内同学或其他小组的学习进行评价，以此获得学生学习的反馈，便于掌握学生个体学习进展，及时调整好下次抛锚式教学的情境与“锚”的设计。

抛锚式教学是一种新型的教学方法。在“行政学原理”课程教学中引入抛锚式教学法是对“行政学原理”课程教学改革进行的一种有益尝试。当然并不是本课程的所有内容都有必要或可以采取这种教学方法，而应该在“进行教学目标分析的基础上选出当前所学知识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和基本过程作为当前所学知识的‘主题’，然后再围绕这个主题进行意义建构。这样建构的‘意义’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作者：梁满艳

社会建构主义公共行政学论文 篇2：

科技评估理论综述及简评

摘  要： 从科技评估的基础理论、评估主体范畴的评估理论、科技评估标准范畴的评估理论、科技评估方法范畴的评估理论和科技评估整体视角的评估理论五个方面归纳了科技评估理论研究整体情况;进一步对科技评估理论在评估中的功用、总体应用效果、应用中的现实困难进行分类简评，在此基础上对科技评估理论前沿与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关键词： 科技评估  理论综述  理论简评

一、科技评估理论研究综述

近几十年来，我国学者从理论上对第三方评估的研究探索工作主要通过对多个学科相关理论的借鉴、融合、吸收、拓展方式展开，取得系列有价值的成果和达成的众多共识形成了相应的理论体系架构。

科技评估的基础理论主要涉及协同治理理论，公共治理理论，合作治理理论和社会治理理论。针对协同治理理论，李冬（2012）介绍该理论的来源及最早应用于公共管理领域＼[1＼]，孙忠英（2015）从评估流程阶段介绍该理论有助于评估流程的分离，降低评估成本，合理配置公共财政资源等优势＼[2＼]。针对公共治理理论，何翔舟和金潇（2014）介绍公共治理理论的三个发展阶段＼[3＼]，李志军（2016）分析该理论的核心问题和核心内容，突出了该理论在科技评估应用中的重要性＼[4＼]。针对合作治理理论，高尚涛（2008）介绍该理论目前的研究现状＼[5＼]，全永波（2012）分析该理论的核心内容＼[6＼]，徐宏宇（2017）提出该理论在应用过程中存在的现实困难＼[7＼]。针对社会治理理论，刘延晶（2017）介绍该理论最初用于社会治理领域，其核心是解决如何真正实现多元主体共治和依法治理等问题＼[8＼]，龚建华（2016）分析该理论的核心内容及其在应用过程中的重要性＼[9＼]。以上四个治理理论在内容上层层递进，既有继承也有发展，且仍旧处于不断完善和进步的阶段。整体上，这四个治理理论作为科技评估的理论基础发挥作用。

基于评估主体范畴的评估理论主要涉及委托代理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针对委托代理理论，赵蜀蓉等（2014）介绍该理论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核心内容＼[10＼]，严萍（2019）分析该理论的核心问题＼[11＼]，冯根福（2004）提出该理论在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一定的解决建议＼[12＼]。针对利益相关者理论，刘利和干胜道（2009）介绍该理论的研究发展阶段＼[13＼]，赵尔军（2014）分析该理论在现实应用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以及应用该理论的优势＼[14＼]。综上，委托代理理论强调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可以作为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进一步解决评估主体的选择问題。

基于科技评估标准范畴的评估理论主要涉及范式理论和项目可行性研究理论。针对范式理论，严萍（2019）诠释该理论的起源、发展及核心内涵＼[11＼]，蔡宗模和毛亚庆（2014）介绍该理论的核心内容＼[15＼]。针对项目可行性研究理论，孙红（2008）详细介绍该理论的发展过程＼[16＼]，李志军（2016）分析该理论的核心问题和内容，并对理论的具体应用做了介绍＼[4＼]。范式理论为评估标准的制定提供理论基础，项目可行性研究理论从理论角度强调科技评估可行性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为整个评估工作顺利进行提供保障。

基于科技评估方法范畴的评估理论主要涉及新公共管理理论、360度绩效评估理论、响应式建构主义评估理论和反馈控制理论。针对新公共管理理论，黎群（2012）提出该理论针对性解决的核心问题＼[17＼]，包国宪和赵晓军（2018）分析该理论的核心内容＼[18＼]，金莲（2011）分析该理论在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19＼]。针对360度绩效评估理论，古银华（2008）介绍该理论的发展过程以及理论应用的注意事项＼[20＼]，郭倩文（2020）介绍该理论的核心内容＼[21＼]，毕娟（2018）提出该理论在应用时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可能造成的结果＼[22＼]。针对响应式建构主义评估理论，李吉桢（2019）提到该理论最早出现在《第四代评估》中＼[23＼]，张飘飘（2019）较为详细地介绍该理论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和包含的核心内容等＼[24＼]。针对反馈控制理论，李志军（2016）较为系统地介绍该理论的来源，核心问题，核心内容以及该理论的应用效果等＼[4＼]。以上四个理论可作为评估方法的理论基础，为评估方法的创新提供思路。

基于科技评估整体视角的评估理论主要涉及系统分析理论与系统综合评估理论等。针对系统分析理论，王新（2015）梳理该理论的来源和发展历程＼[25＼]，李璇（2018）依托英国高等教育质量科技评估机制的研究，介绍该理论的核心问题＼[26＼]，李志军（2016）从科技评估角度介绍该理论包含的核心内容等信息＼[4＼]。针对系统综合评估理论，彭张林等（2015）强调系统综合评估在应用过程中具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27＼]，李志军（2016）更加详细地对该理论的具体内容进行介绍＼[4＼]。系统分析理论和系统综合评估理论呈递进式关系，从整体对科技评估进行总结。

二、科技评估理论分类简评

（一）科技评估理论在评估过程中功用的评析

从契约制度建立视角分析，委托代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公共治理理论均强调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权责分工。代理人要为委托人和众多利益相关者负责，委托人要给予代理人相应的权力，通过明确双方的权利与责任，才能更好地服务科技评估。从治理体系构建视角分析，新公共管理理论、协同治理理论、公共治理理论、合作治理理论、社会治理理论均从整体强调科技评估过程的效率问题。将科技评估的全过程看作系统，注重每一评估阶段的协调配合及信息反馈，实现高效评估。科技评估注重独立完成调研任务，客观开展评估工作，在整体评估工作中保持其独立性，探求客观信息，反映真实情况，发挥科技主体作用，推动公共治理的实现。从评估操作视角分析，系统综合评估理论、系统分析理论、360度绩效评估理论、反馈控制理论、响应式建构主义评估理论均强调科技评估过程的专业性，对被评估对象采取全方位的评估，以期给出公信力更高，采纳性更强的评估结果。从评估设计视角分析，系统分析理论、反馈控制理论、系统综合评估理论、范式理论、协同治理理论、360度绩效评估理论、合作治理理论、社会治理理论、响应式建构主义评估理论均涉及科技评估过程的设计与安排。对评估对象的选取，评估内容和评估标准的制定，评估过程的具体实施等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二）科技评估理论总体应用效果的评析

从关系与规范视角分析，委托代理理论、范式理论和项目可行性研究理论成为科技评估过程中委托代理关系、评估标准制定、确保评估顺利完成的理论基础。从多元化视角分析，360度绩效评估理论、系统综合评估理论、系统分析理论均强调多元化评估。对于评估主体要从本人、同级、上下级、被服务者以及相关考评专家等角度实施全方位的评价，评估内容要从内外、正反、上下等多个角度搜集评估信息，给出综合性的评估结果，在保证科技评估整体性的同时促进评估结果的全面性。从公众视角分析，新公共管理理论、社会治理理论、合作治理理论、协同治理理论以及公共治理理论打破政府对公众物资的垄断，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成为科技评估存在合理性的理论基础。同时从理论上为评估过程和评估结果的公正性、客观性、权威性奠定基础。从完备性视角分析，利益相关者理论、响应式建构主义评估理论和反馈控制理论从理论视角解决以往评估过程中将评估对象及其他众多利益相关者排除在外的做法，强调在评估过程中及时进行结果反馈，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观点或问题做出针对性回应，通过上述措施，帮助整个评估过程顺利完成，评估结果更加全面真实。

（三）科技评估理论在应用过程中现实困难的评析

首先，委托人与代理人在评估过程中委托代理关系的忠诚度难以衡量，提高科技评估的不确定性。其次，由于我国科技评估起步较晚，缺少法律法规的制度约束，评估过程中的一些必要行为的实施存在障碍，阻碍科技评估的顺利进行。例如：（1）在项目可行性研究理论应用过程中，科技评估机构可能需要了解部分被评估者的隐私信息，由于缺乏相应的立法保护，导致信息获取出现阻碍。（2）社会治理理论、合作治理理论、协同治理理论和公共治理理论在应用时主要针对科技评估要参与到项目实施进程中，由于项目本身可能存在版权、专利等重要内容，需要严格的保密系统等，但是由于科技评估缺乏法律保护，在具体评估过程中存在信任度问题，不利于科技评估顺利进行。最后，在进行科技政策的评估时，由于事关国家与政府，科技评估机构在评价指标及其权重的确定与选择缺乏相关成文性的指导。虽然有范式理论做基础，但由于范式理论在使用时仍旧存在争议，因而不可全部依赖于范式理论的指导。

三、科技评估理论前沿与发展趋势展望

为避免生搬硬套西方理论，导致科技评估理论在我国的实际应用中陷入缺乏预见性和可操作性的窘境。我国科技评估理論的进一步拓展主要表现为结合中国问题实际对相关学科理念的借鉴吸收融合。

在政治学方面，我国传统政治学注重政治历史分析，历史理论运用较多。将该理论引入我国科技评估，有助于记录被评估对象过去一段时间的表现情况，为科技评估提供可靠的事实依据。而现代政治学主要指行为主义政治学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等，其主要的研究范式包括理性选择理论，该理论可简单概括为理性人目标最优化或效用最大化，即理性行动者趋向于采取最优策略，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收益。将该理论引入我国科技评估中，为科技评估最终的决策阶段提供参考，避免因为人的主观思维导致结果偏误。

在行政管理学方面，由于行政管理学又称公共行政学。它是一门研究政府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规律的科学，其中的公共选择理论是通过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政治决策机制如何运作的理论。可将该理论引入我国科技评估，在政治领域的应用中进一步厘清政府官员在作出政治决策时的理论机制，促使评估结果更加细致和全面。

在公共服务学方面，公共服务学中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强调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和公民积极参与政府规划实施的重要性。该理论认为符合公共需要的政策和计划只有通过集体努力和协作才能最有效、最负责任地得到贯彻执行。如果将该理论引入科技评估中，可以充分调动公民积极性，引导公民参与到科技评估中，充分获取多方意见和建议，充实科技评估的意见征集，保证科技评估主体的多元性和科技评估结果的权威性和全面性。

综上所述，我国科技评估理论的进一步拓展以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倚靠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现状为主要方向。结合我国政治学、行政管理学、公共服务学领域的研究理论开展跨领域的深度融合，让科技评估理论的适用范围更广。紧随国际发展潮流，科技评估逐步应用到公民满意度评估，评估主体和形式从单一走向多元，评估范围从政策领域扩展到科技、工程、经济、扶贫等领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8＼]。

四、结语

科技评估理论为科技评估提供内容构建与方法选择的基础。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拓展，科技评估将更加系统和权威，评估理论的应用性也将增强，进而在提高评估效率和提升评估结果的权威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进一步发展具有针对性的科技评估理论，有助于解决现有评估过程中的困境。随着科技评估理论研究的不断成熟，科技评估的广泛应用，科技评估的内在机理将更加清晰，相应的立法工作也将有希望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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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全永波基于新区域主义视角的区域合作治理探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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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严萍高等教育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基本特征与建设路径＼[J＼]高教探索，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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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金莲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J＼]企业研究，2011（08）

＼[20＼]古銀华360度绩效考评方法研究评述＼[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1）

＼[21＼]郭倩文贫困户精准脱贫第三方评估：框架体系与指标构建＼[J＼]现代商贸工业，20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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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王新系统分析理论与反腐＼[J＼]改革与开放，2015（14）

＼[26＼]李璇英国高等教育质量第三方评估机制研究＼[D＼]沈阳师范大学，2018

＼[27＼]彭张林，张强，杨善林综合评价理论与方法研究综述＼[J＼]中国管理科学，20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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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志强 温颖 王慧晴

社会建构主义公共行政学论文 篇3：

转型期对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诉求

摘 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中，包含了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以及合作治理的要求。在我国社会的转型期中，由于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等原因，政府信任关系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然而，和谐社会的目标追求以及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行动，都对合作型信任关系提出了迫切要求。合作型信任关系是政府公信力的基础，也是走向和谐社会可行路径。反过来，我们也看到，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也正在服务精神的张扬中而建构起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

关键词：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和谐社会；服务型政府

收稿日期：2006－12－06作者简介：程倩，女，江西景德镇人，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一、双重转型使政府信任关系经受着考验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与这一经济转型过程相伴随的是社会的整体性变动和结构性变迁。在经济学的意义上，这是从传统农业国家走向工业化的进程；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它则是一个从农业人口占多数到城镇人口占多数的城市化历程。这一过程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自身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当前中国社会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是在西方工业文明业已成熟、高度发达，其自身的弊端和危机已经开始受到批判和诘难而向后工业文明过渡之时，来完成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换的^［１］。

我们在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遭受到了后工业化的诸多挑战，使我们处于前所未有的文明冲突和价值冲撞的矛盾体之中。在市场经济模式的选择与建构方面，在社会运作与管理机制的改革方面，在社会文化价值的转型和个体生存模式的重塑方面，都出现了传统与现代相互掣肘、相互纠缠、相互反对又奇特共生的现象。同时，由于原本意义上的工业文明或现代化已经出现严重弊端和危机，它自身必然要进行一种新的变革或调整，从而显现出一个令人痛苦但又必须承认的事实：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所确立的现代化目标本身，就已经成了一个残缺的价值实体。因而，中国社会在发展市场经济和解决工业化、城市化的课题的时候，还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去解决后工业化的课题；中国不仅存在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转型，而且也存在着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社会转型。

中国所要经历的转型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未曾遭遇过的。首先，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历程已经走过了几百年，总体而言，那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其次，对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等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虽然在较短的时间内利用外部支持力量和政府的力量解决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课题，但是，它们作为新兴国家和地区所要应对的问题也是相对简单的。中国则不同，它要在几千年传统农业社会遗留的思想文化基础上赶超发达国家，这是一个现代化过程，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当中国通过市场经济建设在工业化、城市化道路上前进的时候，即在金耀基先生所说的“命定地现代化”^［２］ 历程中，又被纳入了发达国家所面临的种种后工业化问题的框架之中。西方国家为了迎接后工业化的挑战而对政府、经济发展策略以及社会结构所作的调整，势必影响中国。不仅在“知识形态”上，还在现实的策略选择上，影响到中国。特别在全球化浪潮下，中国就不能仅仅致力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问题，同时也需要应对后工业化的挑战，需要同时解决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双重课题。双重转型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必然经历一个社会类型总体性的和全面的变迁，其中必然包含政府信任关系类型的变迁。事实上，在这一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信任危机已普遍存在于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而所有社会信任危机的出现，都可能直接地导向对政府信任的危机。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但在旧的矛盾并没有完全解决的同时，新的矛盾又出现了。我们看到，存在着严重的经济快速增长与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也存在着广大社会成员的公共需求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最为关键的是，当改革不断深入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对改革价值认同上的变化。显然，在改革开放初期，公众对改革有着很高的期望值，也有很高的价值认同。但是，经过近30年的改革历程，目前这种价值认同发生了很大变化。公众对已有改革的反思、对未来改革的惘然等状态，使政府信任关系经受着考验。我们还看到，改革的聚焦点也在发生变化。从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个人实惠层面的关注，转向了对政府自身改革的关注。“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提出与细化，对我国今后的改革发展无疑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能否实现这个战略，则需要重新建立起对改革的共识，并推动政府自身进行实质性的变革。

深化政府自身的改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取决于政府的领导。然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人们却越来越感受到非规范性关系大量萌发、社会调节机制失效、公共权威失落等不稳定、不和谐的问题。所谓非规范性关系的萌发，就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不再遵循原有的行为模式，原有的传统和习俗不再得到沿袭，既有的法律体系和权力架构受到轻慢。最为根本的是，政府信任关系呈现出非模式化的趋势，人们之间行为的可预期性减少，社会信任关系呈现多样化局势。换言之，异质性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使得人们不再遵照统一的规则处理自己与他人的相互关系，原有的规则约束和控制人们行为的力度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

对于社会秩序而言，这种社会关系的非规范化是十分有害的，潜含着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的可能性，即使努力维护一定水平的社会秩序，也会消耗极其高昂的成本。在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新的经济要素不断生成，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社会管理能力面临巨大的挑战。从社会和经济要素两方面看，尽管政府已经出台了不少规章制度，但是在执行与完善方面仍存在着许多问题，引起要素交往关系的混乱，并冲击相关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在利益需求长期遭到压抑而致富的强烈欲望吸引下，社会主体的自我控制机制出现真空，违反规则却成为一种普遍的获利手段，人们相互之间没有诚实信用可言，由此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社会信任出现危机。

社会转型期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期，也是违规行为的高发期，当公共权力不能迅速有效地排除纷争、解决矛盾，纠正各种社会违规行为时，人们产生对公共权力的不信任和不满是自然的事情。在缺乏充分就业和政治参与的条件下，特别是那些转型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及个人，不仅对现有公共权力缺乏认同，甚至会产生一种敌对意识。另外，公共权力运行中存在的腐败行为，不仅严重地侵蚀政府的机体，而且败坏了政府整体形象，在社会成员和公共权力之间产生了心理距离，导致人们对公共权力的认同感降低。这一现实状况表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首先应解决的问题就是政府信任关系问题。在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理念中，政府信任关系作为一种结构化关系也应当是一项重要的内容。

二、“和谐社会”对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呼唤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提出的：“面对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活力与失范并存、效率与失衡同在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国领导层着眼于构建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社会管理力量与社会自身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网络，来提高执政水平、改进社会治理，是要超越不合时宜的社会治理模式。”^［３］由此，走向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取决于政府，只有政府觉识到自己引导社会全面发展的责任，并主动担负起这种引导职能的时候，才能使社会走上总体化的道路、达到和谐的境界。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政府首先要解决的是自身的合法性问题，这种合法性需要通过两个方面来获得：一是政府公共权力运作过程本身能否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这直接关系到政府信任关系的重建；二是政府能否通过制度供给实现在个体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共同体及其结构体系的升华，把一切领域、一切方面的积极成果综合成社会发展的动力，即通过一种机制去整合社会，而这又关系到制度性的、普遍性信任的形成，关系到社会伦理秩序的重建。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观念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具体化，是要根据总体性的哲学原则去把握个人、社会和历史发展等不同层面的全面性、动态性和完整性，是人、社会和历史的全面总体化的过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总体性” 观念是建立在整体性、过程性和模糊性相统一的基础上的，它因包含着内在的差异性、多元性而可以成为一种新的“科学-文化”范式。在这一范式中理解“和谐社会”的目标，是要使生活越来越多样化，是在承认种种异质者的基础上所确立的新关系，而不是进一步的标准化、同质化。也就是说，这种新的关系是一种“共生”（conviviality）关系，是向异质者开放的社会结合方式，它不限于内部和睦的共存共荣，不再是“安定的封闭系统”，而是相互承认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建立起的一种社会结合。因此，这种共生关系的动态表现就是人们之间的合作。人们在价值、规范和目标差异的前提下也能采取共同行动，因为，这种共同行动的力量来自于异质者之间的实质性信任。

心理学家阿德勒曾说：“有许多政治制度是可行的，但是，其中如果缺少了合作，那么不管谁来执政，都必将一事无成。每一个政治家都必须以人类的进步作为其最后目标，而人类的进步总是意味着更高程度的合作。”^［４］建构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者声称：“后现代思想把生活的基本关系描述为非强制性关系，指出在事物的本性中合作比竞争更为基本。强制性关系和竞争的确存在，但它们是派生的、从属的。拥有后现代意识就是去发现和感受合作性的、互助的非强制性的关系。……鼓励一种更富弹性的精神，对以合作代替冲突的可能性寄予更大的希望”^［５］。这些话语都说明，在经历了工业社会的“信任荒漠”之后，人们对后工业社会中的社会关系抱着一种期望和憧憬。对于当前中国来说，纠正由诸种社会分化所造成的消极效应、构建和谐社会，必然需要新的社会整合机制，它就是信任与合作。这种整合机制意味着：首先是政府通过合作和信任而实现对自身的整合；然后再通过合作和信任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有机整合。这个过程也是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生成过程。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建立在坚实的政府信任关系的基础上，只有当政府具有很强的公信力的时候，才能有效地引导整个社会走向和谐社会。但是，在和谐社会的目标提出之后，我们看到，存在着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寻找和谐社会理论基础的倾向。其实，儒家文化所代表的是农业社会的文化精神。从信任关系的角度看，儒家文化所包含的是对习俗型信任关系的理解。这种信任关系是人类社会还处在较为低级的形态中所产生的整合社会的机制，工业社会的理性的契约型信任关系已经实现了对它的超越。虽然工业社会的契约型信任关系在社会整合的过程中由于其形式化的基质而使社会陷入“单向度” 的发展陷阱中去了，正如利奥塔所说，“如果现代性已经失败，那也只是在这方面的失败，即容许整体生活被割裂为供专家们施展狭隘才能的领地，而具体的个体则体验着‘卑下的意义’和‘破碎的形式’”^［６］，但是，终结“破碎的形式”的道路显然不是通向农业社会的回归之路，而是对工业社会的整体上的超越，走向全新的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所需要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应当是一种新型的信任关系，不同于契约型的信任关系，更不同于习俗型的信任关系，而是一种合作的信任关系。这种合作的信任关系才是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和谐社会的基础。

服务型政府建设已经成为中国行政改革的方向，而政府的服务定位无疑是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建构的最佳途径。因为，政府的服务定位使它自身的管理以及社会管理的性质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特别是在社会管理上，不仅能够更加有效地回应社会要求，而且在方式方法上能够实现与社会的合作治理。在合作治理中，也就能够建立起合作型的政府信任关系，进而把整个社会建成和谐的社会。

三、服务型政府与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

中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要求我们，必须立足于我国行政体系的“主观结构系统”^{［７］（P8-10）}，即权力、法律、政策和管理方法乃至于更深层次的政治观念、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结构等方面进行变革，进而，深入到行政体系的实质性构成部分，从其“价值结构系统”^{［7］（P11-14）}对整个行政体系建设进行总体把握和认识。从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目标的行政改革行动来看，它表现出来的现实目标就是要提升政府能力、转换政府职能、调整政府权力结构及引进先进的技术手段，然而，就这一目标的实现不是对西方国家行政体系的简单复制而言，是要以创造出公共行政的道德机制为前提的。这就是我们所提出的，在社会主义行政法治建设的同时，也要注重以德行政。依法行政与以德行政的统一，将给我们展现出一幅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行政体系的构图，那就是一个以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为基础性结构的合作治理体系，它是“服务-信任-合作”的三位一体。

正如张康之所指出的，“虽然创建服务型政府的运动更为直接地是出于满足社会需求的目标，是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出发的，是作为改革开放的成果而出现的，但是，这一运动却契合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它作为一场运动，是走向后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文明的过程。因此，当前中国社会创建服务型政府的运动是人类社会治理模式发展的正确方向，包含着建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涵，反映了走向后工业社会的时代精神。”^［８］ 如果把服务型政府作为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缩影的话，就会逻辑地走向一幅更宏观的构图中去，这时，我们看到的则是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特别是它的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中，无时无处不体现出服务的价值和精神。其中，不仅是政府，而且整个社会都会拥有一种积极的、善意的相互信任关系，进而在行为取向上采取广泛的、自发的合作行为模式。在此，信任关系作为中介环节而存在，它既是政府服务精神向公众合作行为转化的过渡环节，又是政府与公众相互关联的一种状态。

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包含着服务价值，同时也是服务价值的体现和实现。在这一社会治理模式中，政府不再是垄断性的社会治理主体，而是与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并存的，政府作为元治理主体，恰恰是通过服务而谋求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治理。多元主体之间的“服务-信任-合作”就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治理机制。在此意义上，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与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是同构的，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而以确立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为最终目标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则是我们达致基于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合作治理的现实契机；同时，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目标的必由之路。

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统治体系而言，秩序价值是它的核心价值，它通过权力意志而实现，在身份关系的线性等级体系中，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是基于传统的习俗力量的，是因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而得到社会承认的，它在实质上是一个礼俗统摄下的“权治”的社会。在此，统治的等级秩序就是权力意志，它通过权威整合的方式获得。表现在行为模式上，是在从下到上的依次顺从关系中展开的，表现为臣对君的忠诚、“下”对“上”的顺从。反过来，在从上而下的经线性结构中，则是不同统治层级的主观性与随意性。如果把前者那种顺从也当作一种“服务”的话，那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服务，只是一种极具等级差别的、单向的、自然的、无自我的行为。至于统治者，则在这种行为式微的地方以高压的强制和血腥的暴力面目出现。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的过程中，我们所确立的依法治国方略在实质上是要建构起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因而，效率与公平成了社会治理的核心价值，其他价值都是从属于公平与效率和服务于公平与效率的实现的。主观上，它具有通过契约关系的泛化而生成的法律，并希望借助于法律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理性整合。在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依靠法律而进行社会治理的时候，是有着契约型信任关系为依托的。但是，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看，当我们努力实现法治的时候，契约型信任关系并未同时生成，更多的时候，是习俗在不同的场合和各异的情境下发挥着“潜规则”的作用。所以，如果要给当下我国政府信任关系的类别加以定性的话，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在日常生活领域更多的保留的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习俗型信任，在界限并不明朗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既存在契约型信任关系，又存在习俗型信任关系，甚至同样包含了孕育合作型信任关系的新生因素。就既有的社会治理模式而言，其中已经包含了服务的内容，公共服务这个概念也被广泛地使用，但是，即使在学者们的理论探讨中，也往往是在管理行政的意义上解读“服务”的性质和内容，所提出的服务型政府建设方案也往往是用服务来充实管理型政府的模式。这在理论上显然是错误的，在实践上的积极意义不会太大，甚至可能是有害的。其实，我们所要建立的服务型政府是要求政府的性质转变到服务上来，而不是在近代管理型政府的基础上增加一些服务的内容。

当前，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场现实的行政改革运动，它表明对服务型政府进行系统全面的规划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课题。在考量了西方行政改革和理论探讨的方向、本国的政治经济的现实及所拥有的文化资源等因素之后，本文认为，对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所做出的规划，应该放置在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总体历史进程中进行。我们需要在对共和国缔造者及承接者思想中，在与以往的人类已有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比较中，来确立其新的原则和基点。具体地说，就是把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把服务型政府确立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和任务目标，把服务型政府的行动方案确定为社会的合作治理，同时，把合作治理建立在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基础上。

就我国现实的政治发展进程来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也正是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过程中被提出来的，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从学科的视角上，我们说服务型政府建设从属于行政学的把握，而和谐社会的目标从属于政治的理解，但是，在现实进程上，它们是联为一体的，是政治发展进程中同一行动的两个方面。如果说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学理上的差别的话，那就是：服务型政府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先导，只有当我们率先在服务型政府建设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才会同时步入和谐社会构建的正确轨道。当然，也需要看到，服务型政府又是和谐社会的组成部分，和谐社会作为社会总体化实现了的形态，是把服务型政府作为它的构成因素的，是一种包含着服务型政府在内的各种社会构成因素之间的和谐共在。所以，为了和谐社会的目标，我们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也是责无旁贷的。

总之，在思考信任关系的问题时，和谐社会和服务型政府是两个视点。从和谐社会的角度看，它需要建立在合作型信任关系的基础上，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信任关系；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角度看，也需要以合作型信任关系作为它自身以及社会整合的机制，不同的是，它是以政府信任关系的形式出现的。然而，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进程中，社会信任关系与政府信任关系将会出现重合，合作型的信任关系是作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治理关系出现的。这样一来，和谐社会与服务型政府就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基础，那就是合作型的信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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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向 波

作者：程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