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论文范文

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社会政策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传统福利观念和社会政策因社会变迁而面临新的挑战。在全球化、信息化和消费主义等新社会趋势的影响下，现代社会面临许多新的不平等，形成新社会风险。因此，影响人们福利的因素已经超出了传统社会政策的五大领域。反思社会公民身份与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扩展社会政策的研究视野并致力于解决新的社会不平等，是回应这些新挑战的基本途径。

第一篇：社会政策论文范文

专栏30：香港的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

与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并驾齐驱的，是香港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教育)的飞速发展。这一方面反映了香港政府的治理智慧，另一方面也是香港公民素质和权利意识发展的结果。正是弱势群体的权利意识的存在让香港政府逐渐成熟和聪明起来，这些又反过来构成了社会工作开展的制度基础和社会条件。

社会福利与公共政策的代表：公屋与隔音墙

香港的社会福利与公共政策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公屋和隔音墙。香港50%以上的人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屋里，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这有效地缓解了住房紧张及其引起的社会问题。而且香港的公屋并没有建在地段偏僻的地方，仅地段看，香港的贫富区隔并不明显。香港最好的地段并没有都划给富人盖别墅，穷人住的地方也一样山清水秀。

公屋的制度设计反映了香港政府的治理智慧：公屋建在繁华地段，人口聚集，带来了商业的发展和繁荣;公屋的底层大多作为商铺出租，租金自然可观，有效弥补了地价的损失。政府把优良地段划给了弱势群体居住，不仅实现了“居者有其屋”，而且避免了歧视指控，维护了社会安定。但实际上这样做政府并没有“吃亏”，政府建了公屋但产权还是公有的，政府可以慢慢享用由此带来的收益，去救济更多穷人和从事其他公益，政府的社会救济在经济上更自如。

公屋的设计不仅反映了香港政府的经济智慧，也是公众民主压力的结果。在香港，政府做公益事业不是对弱势群体和社会公众的恩赐，而是责任和义务。做得好是应该，做不好要挨骂。以公屋建设为例，如果政府把公屋建在偏远的地方，居住者的交通成本上升，弱势群体就会毫不犹豫地拒绝政府的“善心”，而宁愿继续睡在大街上。政府对此毫无办法，甚至如果对此稍有反应，比如劝离或驱赶等，不仅这些弱势群体不买账，社会工作者和热心公益的人士及政府反对派都会立即口诛笔伐，让政府不堪应付。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弱势群体的权利意识和反对势力的存在让香港政府逐渐成熟起来、聪明起来。

在香港，很多繁华路段或穿过居民区的道路两边都建有精致厚重的高级玻璃钢做成的隔音墙，以阻隔噪音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其高度一般在4-5米，有些还在顶部加上了向内倾斜的辅助部分，这样高度就至少达到了7-8米以上。如此算下来，这是一笔相当高的开支。这些当然都由政府公共财政支出。

隔音墙的建设是香港社会的一个缩影。一方面，反映了政府的公益意识和社会责任：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提供社会需要的公共产品，为社会服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公民意识的发展。政府，特别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政府，其“经济人”追求从根本上无法避免，这时候民众素质和社会压力就成为政府承担责任的必要条件。这样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就造就了隔音墙这样良好的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的实现。另外，政府对隔音墙没有采取对外招标拍卖或出租广告位的方式处理。这在当下的内地，许多地方政府是很难理解的。但香港政府坚持了公益和秩序，在公益和市场之间分得很开。这无论是对城市景观、交通安全还是对文化氛围都至关重要。

公民权利意识与素养

香港30%的人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屋里，只要你收入不是太高而且本人愿意，都可以通过租住或购买公屋解决住房问题，而且政府会根据你的收入决定不同的房价和租金。但即使这样，还是有一部分人选择住在大街上，政府部门使出浑身解数，他们依然不为所动。而且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社会工作者、政府反对派、志愿者、媒体等都是他们的“坚强后盾”，全程跟踪政府的行动。他们因为各种原因不接受政府的“善意”：子女上学不便、离工作地点太远、交通不便、社区环境不好、不愿意离开原来的邻居、不熟悉新环境或不喜欢那个地方、觉得新地方不吉利等等，一切可能的理由，都可能导致他们拒绝搬迁，而“强大”的政府付出了高额成本却对他们无可奈何，甚至稍有不慎就会登上报纸或电视的头条被骂个狗血喷头。

在香港，有很多机构专门为性工作者服务，而且一般都能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捐款。Anti480反性暴力资源中心就是一个专门维护性工作者权利和为性工作者提供帮助的机构，他们每年都能得到香港赛马会的大量资助。为了维护性工作者的生计和权利，Anti480通过各种方式和行动限制警察的权力和职务行为。比如，警方的各种突击行动和搜查，Ant i480认为警察这样做是在侵犯性工作者的权利。所以，民主、人权并不抽象，它是很具体的。

社会工作价值观：一种态度、一种需求

在社工教育实践中，社会工作的价值观问题是一个中心问题，香港也不例外。但在香港的社会生活实践中，这个问题远不像课堂上那样神圣甚至神秘，你会发现，它就是举手之劳，就是一种平常的生活态度，一种人类正常情感的自然流露，甚至是人的一种基本需求。那些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的想法极为简单：他需要帮助;我也会老;没有找到比这更有意思的事情;我在帮助别人中得到快乐和承认……然而，正是这些朴素的理念支持着人们把公益事业作为自己的一种生存方式，在对社会和他人的无私奉献中默默无闻地追求着心灵的纯净和灵魂的净化。

香港没有内地这样的思想教育运动，也很少刻意宣传什么道德标兵或社会榜样。在香港，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成了一种文化、一种社会氛围，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将公益事业作为自己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从议员、教授、律师到大学生、清洁工和普通市民，慈善成为了时尚和生活方式。

与社会工作价值观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所谓的普世价值问题。对此，汶川大地震以后内地曾有过激烈的争论。有没有普世价值?这在政治上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要做好社会工作，我们必须放下某些道德审判，暂时忽略意识形态的标准，把人还原到最本原的状态去理解和对待。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者也有自己的信仰和立场，但社会工作不是政治宣传，我们关注的是更基本的人权、平等、人的尊严和价值等这些最起码的东西。一个卖淫者的生活方式我们不一定认同，甚至可能相当反感和抵触，但作为社会工作者，我们还是要帮助她。卖淫是不合法的，我们要不要举报?香港社会工作者的回答义无反顾：我不是警察，我的义务只是帮助她。

社工教育：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香港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自然水到渠成。虽然不能与理、工、医等应用学科和自然科学并驾齐驱，但与大多数社会科学相比毫不逊色。比如，以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专业为例，近年来报名与招生的比例一直保持在1000∶48左右。广泛的社会认同支持了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和繁荣，香港的社工教育不仅领航亚洲，在世界社工教育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香港社工教育的发展不仅得益于社会发展和社会政策环境以及社会公众的支持，也与香港高校和从业者的敬业分不开。浸会大学社会工作系主任黄昌荣认为，在香港，大学教授的压力很大，要发表国际水平的论文，要争取拨款，取决于学生培养和论文发表的质量。而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系的马丽庄教授说得更明确：“对于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教授来说，教学、科研、实务一个都不能少，大学教授是很辛苦的。”

当内地的大学还在激辩教学和科研哪个更重要的时候，香港大学的教授们却始终抱定教学、科研、实务一个都不能少，哪一个都不能削弱的宗旨。因为在这里，上述任何一个领域稍有懈怠都将饭碗不保。香港不需要所谓研究型教授和教学型教授的划分，更不需要刻意划分什么研究型大学与教学型大学。

启发

社会分化不等于社会隔离

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分化不可避免;另一方面，适度分化又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市场经济与社会分化互相倚重，互为因果。香港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更是长期社会发展导致的必然结果，但社会分化不等于社会隔离。社会分化是一个经济过程，社会隔离则是政策问题。社会适度分化有利于促进竞争，但社会隔离只能带来社会仇恨，危及社会稳定。社会隔离无论是对政府还是社会、富人还是穷人，都是灾难。约束社会分化、防止社会隔离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对政府治理能力和智慧的考验。放任分化，实际上是在制造社会隔离，加剧社会仇恨。这不仅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也直接妨碍政府的治理目标。

如何在社会分化和社会隔离之间保持平衡是一门高超的治理艺术。香港的公屋设计理念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住房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它实际上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仅仅着眼于“房地产经济”的结果是依靠房地产的表面繁荣和直接利润制造社会隔离，加深社会鸿沟。这样做可能达成了暂时的经济效益，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皆大欢喜。但实际上真实的社会过程绝不会如此美妙，甚至相反，政府这样做的恶果最后还要政府和社会品尝，甚至房地产商也不能幸免。社会治安状况恶化，房地产商成为过街老鼠，社会普遍的仇富仇官心理，最后危及经济发展环境和社会发展质量，结果是谁也不能独善其身。在整个社会都为住房焦虑的时候，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也很难全身而退。

放任社会分化的结果必然是社会隔离和社会的标签化。而标签理论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它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社会隔离的结果是社会鸿沟的进一步深化。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分化不可避免。要实现社会稳定发展，政府的责任也是社会的需要是尽可能消弭鸿沟，弥合冲突，淡化阶级阵线。社会福利和公共政策是最主要的手段，政府必须承担起责任。否则，标签化不可避免，社会和谐也就会成为幻想，最终无论是社会的上层还是底层都没有福祉可言。

香港的社会工作为什么能够开展

香港的社会发展本身已经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一个公众权利受到重视的社会，一个权利平等的社会，本身就是社会工作开展的最重要和最好的基础和基本条件。民主、平等、权利、公民意识等，构成了社会工作最重要的“基本设置”。

在这里，“政府的需要”显得尤为重要。在分化的社会中，社会政策的竞争性等决定了政府科学决策的民主制约。对政府来说，社会工作是一种更聪明的选择，也是一种需要。民选政府的压力，决定了政府必须考虑民众和社会的要求。要在多种利益和需求中求得平衡，达成共识，得到认可，政府需要第三种力量。社会工作降低了政府执政的道德成本，缓冲了社会政策的压力。香港社会工作的发展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政策问题，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制度原因。

经济发展，政治宽容，然后才是专业提升。但这一切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需要努力和争取的。即便是在香港这样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悠久的地方，社会工作发展到今天也经过了漫长的过程。内地社会主义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发展中的问题和缺陷不可避免。社会工作者的责任是通过自己的奉献和努力，运用掌握的专业知识和社会工作专业技巧，更好地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推动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美好，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好的发挥。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工作》

第二篇：走向新社会政策：社会变迁、新社会风险与社会政策转型

〔摘要〕传统福利观念和社会政策因社会变迁而面临新的挑战。在全球化、信息化和消费主义等新社会趋势的影响下，现代社会面临许多新的不平等，形成新社会风险。因此，影响人们福利的因素已经超出了传统社会政策的五大领域。反思社会公民身份与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扩展社会政策的研究视野并致力于解决新的社会不平等，是回应这些新挑战的基本途径。而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应当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相关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切合中国实际的新社会政策。

〔关键词〕新社会政策;社会变迁;新社会风险;社会公民身份;政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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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建构‘社会中国’：中国社会政策模式研究”(11JJD840018) ;广东省教育厅重大攻关项目“基于社会管理创新的广东和谐社区研究”(1213007);五邑大学校级青年项目“新社会风险下的社会政策转型：西方经验与中国实践研究”(2013SK08)

〔作者简介〕岳经纶，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暨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颜学勇，五邑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275。尽管学术界关于社会政策的定义并不统一，但是普遍认同的观点是社会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人们的福祉，是“影响公共福利的国家行为”〔1〕。不过，关于“福利”和“福祉”应该包括哪些内容，目前却没有较为明确的说明。从社会政策的研究内容来看，受《贝弗里奇报告》影响，当前人们对社会政策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传统社会政策界定的五大社会问题：贫穷、疾病、肮脏、无知和失业。马歇尔(T.H. Marshall)将社会政策定义为“关于政府行动的政策，即政府通过向市民提供服务或收入，从而对他们的福利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社会政策的核心内容包括社会保险、公共(国家)救助、健康和福利服务以及住房政策”。〔2〕因此，社会保障政策、医疗卫生政策、住房政策、教育政策和就业政策等构成了传统社会政策的主要内容，也是当前我国学术界重点关注的范畴，相关研究也非常丰富。

然而，社会福利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随着社会环境和价值观念的变化，社会福利的内涵和外延都随之改变。波多克(Baldock)等指出，关于全球化的冲突观点、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风险社会理论、新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社会运动以及社会排斥理论都从不同方面改变了人们对社会政策的需要和态度，而“现有社会政策已经落后于社会理论的发展”。〔3〕作为一个与现代公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政策领域，社会政策研究和实践都必须作出改变以回应社会环境的变迁和相关理论的发展需要。因此，探讨社会变迁和社会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促进人们的福利。那么，社会环境的变迁对福利制度和人们的福利观念产生了什么影响?社会政策就促进社会福利和社会平等的努力会面临哪些方面的挑战?社会政策研究和实践又应当如何调整以应对这些挑战?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

一、挑战：社会变迁及其对社会政策的影响

早在1994年，卡希尔(Cahill)就已经指出：社会的发展变化是开拓新社会政策研究的基本原因，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全新的世界中，传统的生活和工作模式、过去的一成不变和假设已经被打破，“我们只有保持对政府政策运作环境的敏感才可能提供好的社会政策”。〔4〕从20世纪中期开始的社会政策研究经历了50-70年代福利国家的黄金时期以后，从80年代至今一直都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环境变化。具体来看，以下几个方面的社会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政策实践及其研究方向。

(一)全球化趋势

关于全球化的概念目前学术界并无一致的界定，而不同群体对全球化的态度也截然不同。但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的群体都不否认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并成为影响当今福利国家和其他国家福利体系建设的最重要的因素。

全球化会对社会政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而言，学者们存在分歧。一些学者将全球化看成是对福利国家和社会政策的威胁。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削弱了国家控制经济的能力，导致其削减社会支出与社会福利，使社会政策地位下降以及福利国家衰退。迪肯(Deacon)将全球化对社会政策的影响归纳为五个方面：(1)全球化促使福利国家彼此竞争，出现减少福利承诺的“向下竞争”以防止资本投资流失;(2)国际劳工组织(ILO)、世界银行(Word Bank)、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联合国(UN)等国际组织成为了社会政策制定的新参与者;(3)全球化使社会政策关注的议题提升到地区性(regional)或全球性这样的超国家(supranational)层面;(4)创造了一个福利供给的全球化私人市场;(5)鼓励人口全球流动，挑战了基于地域框架与前提的福利权利和福利责任。〔5〕而持另一种观点的学者则认为国家自身有能力对抗全球化带来的不利影响。里戈尔和雷夫莱德(Rieger & Leibfried)认为，西欧福利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并没有出现任何剧烈的衰退，福利国家体系实现和确保经济开放的功能被低估了，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福利国家及其内部改革。〔6〕因此，他们认为全球化能否对社会政策产生影响的关键变量是社会政策的制度性特征。同样，伊特斯(Yeates)也认为，“国家采取特定的行动方案有可能更主要是受制度、文化和政治上的差异的影响，而不是受全球性、外部的力量的驱使”〔7〕。因此，他主张采用“全球治理的视角”(global governance perspective)，更细致地描述全球化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动态关系，认清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角色、全球性和局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局部政治力量持续的反弹能力。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种观点的重心是经济全球化对社会政策造成的影响。事实上，全球化首先是从经济领域的全球联系开始，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强化，逐步扩展至技术、信息、文化、政治、社会甚至意识形态等领域，它使得资金、信息、人力资源等要素的流动穿越了国家的界限，将分割的地区联结在一起形成全球性的大市场，这是一个全方位而且影响深入的过程。因此，在以下方面，学者们也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从社会观念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意识形态的扩散，如新自由主义思想是和全球化的进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米什拉(Mishra)认为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预示着作为福利国家建立基础的社会民主政治的衰落。〔8〕因此，市场在福利供给中的作用以及个人责任被赋以更大的比重。另一方面，全球性、区域性以及国内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并涉入社会政策领域，也在客观上改变了人们对于社会福利供给主体的认识，社会政策主体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从社会政策议题的角度来看，全球化为社会政策带来了一些新的议题。威尔丁(Wilding)认为这些议题有两种：第一种问题，其影响可以明显被看作是全球性的，如由于污染和废物排放造成的气候变暖问题;第二种问题是由全球化本身造成或放大了的，如全球化激励人口流动造成的社会问题。〔9〕由于这些议题已经超出了单个国家能够解决的范畴，因此往往需要国家层面的合作。其结果就是，我们必须从“外部的”和“全球的”视角来思考一直以来被视为“内部的”和“国内的”社会政策问题。正如伊特斯所说“在本质上，全球化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不同国家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包括劳动市场和福利系统)方面是如何彼此纠缠在一起的方式上。”〔10〕

①关于新旧社会风险的区分可以参见Taylor-Gooby，New social risks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y： Some evidence on responses to 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ies from Eurobarometer，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Review，2004，57(3)，pp.45-64.(二)消费主义的兴起与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

在注意到全球化的大趋势将社会政策的视野由国家转向超国家层面的同时，学者们也注意到社会政策的另一个趋势：更倾向于接近作为福利接受者的个体层面及其社会生活方式。消费主义的兴起是战后发达国家社会生活领域里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斯特恩斯(Stearns)将消费主义定义为“在这样一种社会中，许多人在一定程度上把获取物品当作生活的目标，而这些物品的获取不是出于人们生活的必需，也不是为了传统的展示的需要，而是为了获取他们的某种身份认同”。〔11〕市场消费成为人们获取身份的主要途径，而“公民”也转换为“消费者”。市场选择的多样化，刺激了人们身份的分化，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lifestyle)并导致阶级概念的弱化。与这种观念相同，鲍曼(Bauman)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一书中将穷人定义为“有缺陷的消费者”(flawed consumer)，他指出，穷人如何成为穷人、被看作穷人，取决于与他们同在的“我们”——既非贫穷也非富有的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如何赞许或反对这种生活方式，这些“如何”投射了关于我们自身的现实。〔12〕因此，生活方式，即“个性、自我表现和风格化的自我意识”〔13〕，应当成为社会政策在消费主义社会关注的对象。

生活质量是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另一个重要议题。传统社会政策主要着眼于缓解人们所面临的经济风险，因此其政策措施主要与收入相关联。然而，随着社会观念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仅仅增加收入还不够，社会政策面临更高的要求，即应当关注人们的主观感受，提高社会生活的质量。生活质量是近些年来非常流行的一个概念，从新闻报道、传媒广告、政治口号到学术研究领域都被大量使用。关于生活质量的定义也还没有普遍的共识。法夸尔(Farquhar)总结了不同学者对生活质量的界定并进行了分类：全面型定义全面性地界定生活质量，通常结合满意/不满意和幸福/不幸福的判断;要素型定义将生活质量分解成不同方面组成要素;聚焦型定义只关注一个或少数几个生活质量组成要素;组合型定义将全面型和因素型定义结合起来。〔14〕从他的研究可以看出，生活质量首先是人们对生活的一种正面的主观感受;其次，生活质量包括人们对多个方面的感知，如家庭和健康等;再者，人们受年龄、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会对生活质量有不同判断。维恩霍文(Veenhoven)进一步强调了生活质量这样的主观性指标对社会政策的意义，“社会政策决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物质性事务，还应致力于人们的精神和心态”。〔15〕这意味着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福利范围正在扩展，社会政策也应当进行相应拓展，以防止在新的福利领域发生新社会风险。

(三) 社会变迁与新社会风险

如前所述，社会变迁带来了人们福利范围的拓展，而在这些新领域，新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风险也在形成。所谓新社会风险(NSR，New Social Risks)是相对于旧社会风险而言的。在资本主义工业化阶段建立起来的社会政策和福利国家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帮助产业工人抵抗社会风险。二战以后，福利国家及其社会政策为因失业、疾病、年老、工伤和残疾等因素造成的社会风险提供了很好的保护。这些社会风险主要是由于退休或工作中断而发生的，并且与男性作为主要“家庭供养者”(Breadwinner)的事实密切相关，学者们将这一类风险归为旧社会风险①。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社会的快速发展改变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家庭结构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一些新的社会状态同样可能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不利影响，新的社会风险由此产生。波诺里(Bonoli)将新社会风险定义为：“一种导致个体福利损失的处境，这种处境是将后工业化社会变成既成事实的社会经济转型的结果，尤其与就业的第三产业化以及女性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密切相关。”〔16〕惠兰和梅切(Whelan & MATRE)从生命周期(life cycle)的角度比较旧社会风险和新社会风险，他们指出：“旧风险主要涉及从工作年龄群体到儿童和老年人等不同生命周期的横向再分配;而新风险主要对具体生命阶段的特定子群体有强烈影响。”〔17〕

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社会转型是新社会风险的主要诱因。总体而言，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新社会风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转向后工业化的过程中，社会的去工业化和就业的第三产业化(tertiarization of employment)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力市场。工作技能比较低的个体在后工业化社会中往往只能从事低附加值的工作或者失业，结果可能是长期失业或在业贫穷(working poverty);第二，大量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是后工业社会的另一个典型特征。一方面，性别平等观念普及为女性参与工作提供了舆论支持;另一方面，夫妻双方参加工作更有助于家庭抵抗贫困的风险。然而，以男性作为主要“家庭供养者”情况的改变也引发了新问题，即女性无法在就业的情况下兼顾母亲身份以照顾儿童;第三，家庭结构日益不稳定，离婚率、婚外生育率和单亲家庭的比例都在日益上升，其后果是女性工作参与率提高，同时也使家庭和儿童贫困的风险大幅提高;第四，后工业化社会的就业结构呈现出非标准化和不稳定的趋势。传统社会政策下的养老制度建立在全职雇佣、持续就业和稳定的工资增长预期的前提下，而兼职、非持续性就业将会导致许多人无法享受完整的养老金权利或面临贫穷风险。〔18〕

需要注意的是，新社会风险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旧社会风险的消失。这意味着现代国家要在继续为公民提供传统福利的同时也要应对新社会风险的挑战。豪斯曼(Husermann)通过对德国和瑞士的养老金与家庭政策改革的实证研究，指出基于新社会风险和社会需求的现代化政策导致社会政策制定过程中产生新的冲突，这些冲突与传统的分配性阶级冲突存在明显差异，由此也可能导致政策实施过程中不同价值观念的融合以及跨阶级联盟的出现。〔19〕这表明新社会风险可能会对社会政策制定过程造成新的影响。而切拉米(Cerami)论证了与西欧发达国家一样，处于后社会主义阶段的中东欧国家同样面临新社会风险的威胁，并且风险的范围更广泛，包括“无法获得稳定的工作、养老金、卫生保健或最低收入”〔20〕。可见，新社会风险的影响既有可能超越社会阶级，也已经发生在了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它改变了各国社会政策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也必然对社会政策的制定产生深远影响。由于新社会风险的挑战普遍存在，社会政策也应及时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这意味着要进一步扩大社会政策的关注范畴。

二、回应：新风险与社会政策范围的拓展

在新旧社会风险同时存在的现代社会，新社会政策必须在医疗卫生、养老、伤残和工伤等传统社会政策领域的基础上，拓展其干预的社会领域。基于全球化、新社会风险以及社会生活转型的需要，社会政策的新领域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 信息贫困与社会政策

上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托夫勒在其经典著作《第三次浪潮》中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浪潮为农业阶段;第二次浪潮为工业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类逐渐进入第三次浪潮，即信息化阶段。〔21〕随着计算机的发明以及因特网、移动通讯技术的普及，信息技术在人类社会中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也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正生活在一个“信息社会”。韦伯斯特(Webster)总结了信息社会的五个要素：技术性、经济性、职业性、空间性和文化性。他认为，信息社会不仅是指信息量的丰富，或者以上单一或几个方面的变化，更是指信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22〕信息技术将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和地区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在经济上促使信息经济成为主导经济部门之一，在政治上促进了社会参与和民主化的进程，在文化上也影响了人们的信仰、家庭、工作以及休闲等方面活动。不可否认，信息技术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持乐观主义观点的研究者认为信息时代的到来给社会生活和社会福利带来了许多好处。〔23〕首先，信息社会将导致“知识产业”成为经济部门中的主导，知识将取代资本成为最主要的资源，知识产业将吸收大量掌握信息技术的工人就业;其次，信息技术将极大地便利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使得在家中工作或电子家庭(electronic cottage)成为可能;再者，信息社会促进了经济行为的分权和公民的公共参与能力，通过各种信息手段，公众可以便捷地参与相关政策议题以争取自身利益。持悲观主义观点的学者指出信息社会也可能损害人们的福利。首先，信息和知识产业的兴起冲击了传统的工业产业，生产技能在信息社会的重要性日渐下降，传统的产业工人面临着失业的风险;其次，信息技术便利了人们的远程沟通，却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直接的社会接触;再者，也是最重要的，由于信息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一项重要资源，并且在所谓“信息经济”条件下，拥有或使用信息都会产生成本，因此对信息占有的不平等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不平等。在《数字鸿沟：公民参与、信息贫困与互联网络》一书中，诺里斯(Norris)用“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表示这种新的“贫富差异”。他认为信息鸿沟包括三个方面：全球鸿沟、社会鸿沟和民主鸿沟。全球鸿沟是指发达社会和发展中社会在进入网络方面的差距;社会鸿沟是指在各个国家中信息富足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差距;而民主鸿沟是指那些使用和不使用数字资源去从事、动员或参与公共生活的人们之间的差别。〔24〕

就国家而言，不同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及其国内政治环境是国家之间信息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就社会群体而言，老年人、残疾人和受空间制约而无法与信息社会相连接的居民最容易成为信息社会的弱势群体。并且，这种基于信息资源的社会不平等有随着信息、知识和技术发展而不断扩大的趋势，成为损害社会福利的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建立信息权利的观念，提出针对信息贫困的社会政策来缓解信息不公平，提升公众福利。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政策研究领域，信息社会政策尚需回答以下一些问题：信息和技术的发展对现代人的生活和福利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不同群体的信息贫困是如何形成并如何作用的?如何针对不同信息贫困群体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人们的福祉?

(二)休闲与社会政策

休闲应当怎样定义，这是自“休闲学”产生以来在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的话题。作为休闲的载体，具体的休闲活动包括非常广泛的内容：文化艺术活动、社会娱乐活动、旅游等许多社会活动都可以被看作是休闲活动。而研究者的理论角度也是多元的。从时间的角度来看，休闲是人们自由地从事非工作活动的时间，是完成谋生活动之后剩余的时间;从心理的角度来看，休闲是一种心理体验，是以人的放松、愉悦和发展等为目的的精神状态;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休闲是一种时间、物质和服务的非生产性消费，因此休闲也可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25〕可见，休闲是一种与工作或义务相对，并能使人获得放松和享受、体验生活的状态。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休闲才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的观点，他认为休闲是“哲学、艺术和科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26〕而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高度发展将休闲从人们生活中剥离，并将之放在了工作的对立面，人类的社会生活划分为两个领域：工作领域和休闲领域。工作是人们获得生活来源和各种福利的基本方式，而文化休闲则需要消耗人们的时间和金钱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因此，长期以来，具有生产性的工作领域得到了重视和赞许。福利国家及其社会政策自产生以来，主要通过为公民提供物质性的利益以防范社会风险，人们在精神和文化休闲方面的福利需求则被忽视。在信息社会提高了工作效率并改变了工作方式的条件下，人们普遍获得了闲暇的机会和条件，对休闲及其与其他社会生活议题的关系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休闲主要依赖于市场提供，并且在商业利益的刺激下，市场也是最活跃的提供者。如商业足球俱乐部、各种音乐会和电影等文化活动，是人们最常见的休闲方式。然而，人们在获得休闲时间和进行休闲活动方面也存在明显的不平等。首先，女性在参与休闲活动方面要受到比男性更多的限制。一方面是因为作为家庭照顾者的女性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管理家庭事务;另一方面，女性进行休闲活动存在各种生理和社会性的限制，如女性拥有驾照者相对较少，女性出入娱乐场所可能会受到骚扰等。其次，失业对进行休闲活动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失业导致收入下降以及人们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寻找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会降低人们参与休闲活动的积极性。再者，城乡居民在享受文化产品和休闲活动上的选择空间存在明显差异。农村文化和娱乐市场显然缺乏与城市同等的吸引力，因而也容易成为休闲市场忽略的地区。

西方国家从19世纪开始成为休闲和游憩的提供者，主要表现为政府主要负担为公众提供休闲场所和颁布与假期相关的公共政策。杰克森和布尔通(Jackson & Burton)指出，政府可以通过直接提供、赋权、赞助和立法等手段为公众提供休闲服务。〔27〕然而在日益加大的生活压力以及经济、社会和性别等因素的影响下，休闲时间和机会的分配并不平等。从新社会政策的角度来看，休闲是现代公民应当享有的一种社会权利。政府公共部门不仅应当为公众提供必要的休闲设施和相关立法规范，还应当致力于促进不同社会群体平等享有休闲权利。

(三) “工作-生活平衡”与社会政策

“工作-生活平衡”是与休闲关系密切的一个话题，不过休闲侧重于关注个体精神层面的享受而“工作-生活平衡”更强调个体在工作与家庭照顾方面时间和精力分配的平衡。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提到的，资本主义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大量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参与工作以及家庭的不稳定程度提高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无法有效地在工作和家庭之间找到平衡。“‘工作-生活平衡’是自我界定、自主的福利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能够达到或者将之设为目标，目标允许他们有效地管理工作、家庭及其社区的多重责任;这些目标能为人们提供物质、情绪、家庭和社区方面的健康，并且不会产生悲伤、压力等负面影响。”〔28〕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资源策略中，员工的“工作-生活平衡”逐渐为越来越多的管理者所重视，他们认为这是提高员工工作效率和企业忠诚度的重要途径。而从社会政策角度来看，“工作-生活平衡”还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因此，在西欧和北欧国家人们很早就接受了政府有促进公民调和工作与生活冲突的责任的观念。

在传统社会观念中，男性是雇佣劳动的主要对象，而女性则主要从事家务劳动、抚养小孩和照顾老人等非雇佣劳动。随着女性从事全职或兼职工作的情况增多，工作和家庭照顾之间的矛盾就凸显出来了。工作和生活的冲突主要包括基于时间的冲突、基于角色的冲突和基于行为的冲突。〔29〕这些冲突对于家庭和工作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对工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会增加工作缺勤率和员工流动性，降低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动机。对家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会减少个人的社会化水平和生活体验，降低婚姻满意度等。对个人健康来说，会导致身体疾病以及精神压力等不良健康状态。而对于社会而言，“工作-生活冲突”一方面会导致低生育率和老龄社会的风险：由于缺乏必要的时间支持，女性职工的生育率会下降，生育年龄往往推迟，这是造成老龄社会的最主要的因素;另一方面会导致儿童贫困的风险：对于贫困家庭，尤其是单身母亲家庭而言，为了照顾儿童而无法进入劳动市场可能进一步加深儿童的贫困。可以说，“工作-生活不平衡”对社会和家庭的影响是全面而且深远的。

在大多数西欧和北欧国家，人们普遍接受了政府有责任帮助公民调和工作和家庭照顾之间的矛盾的观念。1997年英国新工党政府上台以后，明确将“工作-生活平衡”确定为其政策目标之一。德怀尔详细介绍了英国的“家庭友好政策”(family-friend policy)和“工作-生活平衡政策”，主要包括鼓励雇主为员工提供弹性的工作安排、规定父母假期权利、暂停工作照顾依赖者权利、兼职工人的新权利以及工时规定，并结合对家庭和儿童照顾的财政支持等手段。新工党政府相信通过这些政策对于提高生产力、增进就业和减少儿童贫困等长期目标会产生积极影响。〔30〕而帕伦斯(Perrons)则探讨了新经济特别是新技术和媒介手段对平衡工作和生活关系的作用。通过对50多个案例进行深度访谈，他认为新媒介为人们结合工作责任和家庭照顾责任创造了机会，但是性别不平等仍然非常明显。〔31〕可见，推动“工作-生活平衡”不仅要结合企业、政府和个人三方的责任，还需要充分利用多种政策工具和现代化手段。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工作和生活的冲突将在越来越多的社会成为一个现实的压力和重要的社会政策议题。

(四) 绿色社会政策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环保和绿色主义的思想逐渐开始影响社会政策研究。环境问题提上政策议程，主要是由于工业化和现代化给人类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自然环境带来了沉重负担，具体表现在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核污染、水资源的污染与浪费、其他物种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持续的人口增长和对食物及其他产品扩张的消费需求造成的环境压力等。这些压力迫使人们认识到人类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贝克(Beck)和吉登斯(Giddens)将处于这些环境风险威胁下的现代社会定义为“风险社会”分别参见贝克在《风险社会：走向新现代性》(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走向新现代性》，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吉登斯在《现代性和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和社会》(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和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和社会》，赵旭东、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中的相关论述。。风险社会的到来意味着人类传统的生活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倡导“可持续性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绿色主义(green idea)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

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将可持续性发展界定为“满足现代人的需求而以不损害后代满足需求能力的发展”参见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在1987年发表的《布伦特兰报告》，又名《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柯金良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以此作为基本目标和标准，绿色意识形态对包括社会政策在内的社会发展各领域产生了新的冲击。从经济角度来看，绿色主义反对以经济为单一目的的发展方式，反对全球化贸易导致的地区单一、专业化的生产方式;倡导以生态地域为基础的生产模式，倡导可持续性的消费行为;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绿色主义反对以大部分人的利益压制小社区、小族群的利益，强调居民自决和政治参与，强调环境性学习(eco-social learning)，主张根据地方生态环境来发展经济和社会;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绿色主义反对特权、剥削和霸权，反对僵化和制度化的教育，倡导个体之间、男女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平等。

①在雇佣劳动市场中，不积极公民是指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而没有积极寻求进入劳动力市场并获得有偿工作的公民。就社会政策领域而言，引入可持续性发展的观念意味着必须从人类与环境相互关系的角度重新思考社会不公平问题。“环保主义的感染力并不单止于人和自然界的关系，而是利用人和自然界的不对等关系(尤其在高科技破坏环境方面)去延伸到人类社会内的不平等、从属、控制和霸权关系，以及其所产生的问题。”〔32〕结合了绿色主义思想的社会政策认为，为了促进个体和不同族群之间的平等，应当尊重利益和需求的多元化。首先，从观念上要改变单一的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目标，倡导人与社会以及自然的可持续性发展;其次，从治理方式上，采用分权化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治理方式，以更好地根据特定地域和特定群体的需要制定切合实际的政策;此外，绿色社会政策还注意到环境不公平与经济不公平往往是相伴随存在的，如居住在贫民窟的公民同时也面临着自然环境方面的剥夺。

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思潮，绿色主义在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已经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而对于社会政策来说，绿色主义冲击了传统的福利观念，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当然，绿色主义的影响范围仍然非常有限，但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与全球化背向而驰的绿色主义思潮也会产生更大的影响。绿色社会政策仍然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研究领域。

三、反思：重构社会政策的理论基础

从信息不平等、文化休闲、“工作-生活平衡”到环境不平等，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新的议题不断地被推上社会政策的议程。作为支撑福利社会的基础，T·H·马歇尔时代社会公民身份的概念在全球一体化和多元化两个维度的张力下面临危机。因此，转变传统福利观念，倡导新的社会政策，就成了时代的需要。现代社会政策研究者从以下两个方面对社会政策进行了反思：

一方面，学者们试图重新构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公民身份。为了回应民族国家公民身份的衰落，对全球化持积极态度的学者们倡导一种“全球公民身份”(global citizenship)。德兰提(Delanty)认为“公民身份，作为一个反映民族国家地缘政治与地缘文化的单一架构，已终止;它的组成部分已互相分开，并采取其他话语形式。权利体现在延伸至民族国家法律以外的话语中……”。〔33〕而另一些学者认为，多元化趋势破坏了普遍的社会公民身份的基础。德怀尔指出“T·H·马歇尔所假定的同质社会作为其公民身份理论的背景，已受到广泛批评。现在，任何切实可行的公民身份理论都必须考虑和反映日益成为社会的一部分的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多元化”。〔34〕他总结了三种回应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分离雇佣工作与福利，通过引入无条件的公民身份以消除雇佣工人与在雇佣劳动市场中不积极公民之间的差别①;第二种方法是将个人权利与少数群体权利结合，建立多元文化公民身份;第三种方法是所谓差别性普遍主义，在社会共同认可的福利原则的基础上照顾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即“一个承诺平等的精致的普遍主义，能够对多样性敏感”。〔35〕不过，尽管学者们仍然在努力论证一种统一的社会公民身份的可行途径，在福利国家的具体做法中，条件性的权利逐渐代替了全面的社会权利观念。

另一方面，另一些学者则倾向于从社会公民身份转向其他。在后工业化社会，阶级概念的日渐式微是一个逐渐为大家所认识的现实。人们的身份认同从阶级转向阶层，对福利的认识也转向个体化，个体社会生活方式的重要性由此凸显。卡希尔在他的《新社会政策》一书中倡导一种基于“社会生活分析”的新社会政策(social life analysis of social policy)，以应对战后社会变迁对社会政策提出的新要求。所谓的社会生活分析，主要侧重于强调社会政策应当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关注的问题出发，即分析人们是如何组织他们的日常生活，如工作、食品和衣服消费、休闲以及沟通方式等，并由此揭示不平等和分化是如何在这些领域显现以及新的不平等在事实上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在他看来，人们大多数时候是在其社会生活过程中获得幸福感的，所以在社会生活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可以利用其地位最大化其福利，而弱势群体、少数群体和穷人则可能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使其地位和利益受损。因此，只有充分理解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才能更好地理解影响人们福利的社会政策。他主张用消费者身份取代公民身份，因为在消费主义日益盛行的现代社会，人们往往是在消费过程中获得其身份的。由此，社会不平等的研究重点也应当转向以下三个方面，即缺乏流动性、缺乏可及性(inaccessibility)以及社会排斥。

随着社会环境的继续变迁以及人们福利需求的变化，新的社会政策议题不仅挑战了各个国家现行社会政策体制，同时对各国的社会政策研究也是一个挑战。能否正确认识新社会风险并积极作出相应政策调整，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社会政策发展水平，进而影响人们的福利水平。正如卡希尔所说“我们只有对政府政策项目运作的背景保持敏感，才能提供好的社会政策”。〔36〕

四、借鉴：走向本土化的社会新政策

当西方福利国家的研究者正在讨论福利国家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社会福利制度如何应对福利紧缩的压力时，社会政策和福利制度研究在中国正方兴未艾。王绍光认为，忽略了公平造成的社会矛盾激化是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基本背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增强则为社会政策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的改变则是社会政策兴起的内在动因。长期以来，我国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思想指导下进行改革开放，把发展经济和分配效率放在第一位，在事实上造成了社会政策一直以来都处于弱势和被忽略的地位。可以说从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直至1990年代中期，我国“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37〕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继续推进，一方面经济条件改善的人们对社会生活水平有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因忽视公平造成的社会矛盾激化、贫富差距扩大以及老龄化等社会问题正日益突出。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改善财富分配状况，提高人们福利水平以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成了我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和政府对“效率优先”的基本思路进行了反思和调整，并先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理念。而党的十七大报告更是明确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这意味着我国在社会建设和发展方针上的重大调整。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政策逐渐成为我国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门领域。而由于国内的社会政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还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研究工作主要还是在传统社会政策的领域内开展的。

前文的论述主要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背景为基础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境况在现代中国不适用。事实上，中国社会同样面临着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这意味着中国社会政策的研究可能面临着与西方发达国家同样的社会变迁，并且还会具有中国特定社会情境下的新特点。从信息公平的角度来看，中国既有汇集了最新科技的城市和掌握最新信息的人群，也有大量缺乏最基本信息技术的人群;从文化和休闲等精神福利的角度来看，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能享受到的文化资源与闲暇时间差别巨大，而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休闲活动方面的匮乏尤其值得关注;从“工作-生活平衡”的角度来看，大量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与女性仍然是家庭照顾的主要承担者这一矛盾早就成了绝大多数家庭的压力，与此同时，大量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也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从绿色社会政策的角度来看，人口过多造成的环境压力以及落后地区发展经济的迫切需要与保护环境之间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可以说，正是这些不断扩张和变化的社会福利观念和需求，构成了改革和发展中国社会政策的原动力。而只有切实关注中国社会环境与人们现实生活，才有可能真正构建符合中国现实的新社会政策。

在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在新旧风险并存的现代中国，如何认识新的社会情境对人们福利的影响，如何寻求有效提高人们福利的途径，如何改善相关的政策与制度，还有待进一步探讨。走向适应新形势的社会政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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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中举)

作者：岳经纶　颜学勇

第三篇：社会政策调整与社会管理创新策略探究

摘 要：自解放以来，中国社会历经了几十年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管理手段、思想方针和基本执政思想都有所差异，对社会政策和社会管理也有着不尽相同的表述。而在市场经济下，社会管理就是通过协商、沟通等，整合为社会的整体利益，能被各个阶层所接受，最终形成的社会契约能被各方所遵守，而社会管理的表现形式就是社会政策。基于此，本文对社会政策调整下社会管理的创新策略进行了探究。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社会政策调整;概念;特征;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巨大变迁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为了与这种变化相适应，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就是社会政策的研究和社会管理的创新。社会管理的核心就是社会政策，它通过成文的方式，对政府实施社会管理的行为规范、应对策略和价值标准进行着规定。而社会管理又是一系列的社会行动和行政行为，围绕社会政策展开，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将用文字表述的应对策略和价值判断付诸实践，是其终极的目标。

一、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的内涵

社会管理是一种跨领域、跨学科的管理活动，它以整个社会为对象，其目的是实现社会协调、维护社会秩序。由于社会问题和社会结构复杂多变，而使社会管理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它为社会的发展，创造适宜的管理活动，并立足于宏观的角度，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在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提出了加强社会管理的任务，主要是指各方参与和政府主导管理活动和社会治理。

而作为一个国际通行的学术名词，社会政策也同时是一个政治概念，被世界各国所普遍使用。社会政策起源于上个世纪的德国，目前正在走向全球化。社会管理的核心是社会政策，它是通过成文的文件形式，对政府的行为规范、应对策略和实施社会管理的价值准则进行了规定。目前，对社会政策最为权威的定义，是指与政府相关的政策，同时与向公民提供收入和服务的行动相关，而这些行动的直接结果，是公民由此获得福利。目前，是指人们所关注的一系列社会需求，以及为了满足这些需求而进行功能的研究。从传统意义上讲，人类组织的这种功能被称为是社会福利制度或社会服务。具体来讲，社会政策主要包括各种人口政策、住房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在内的诸多政策。

二、不同时期的社会政策的调整

1、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政策和社会管理

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处于社会主义改造和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从社会阶层分析，经济上都在吃大锅饭。在组织结构上，实行的是单位体制，农村体制是人民公社，而城市居民则基本上归属于某个单位。上述的历史背景导致经济被计划，同时社会也在被计划。

2、改革开放时代的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

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目标确定之后，中国社会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开始出现了阶层分化，逐渐形成了十大阶层，并有着各自的需求和各自的利益。多元化的精神文化，正是这种基于经济基础阶层分化的表现。在此基础上，各个阶层都在对自己政治诉求和价值判断进行着构建。长此以往，就更加凸显了彼此不一致的利益，甚至有冲突发生，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常态。同时，全国十大阶层也具有不均匀的分布，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还表现在精神文化的多元化。

正是由于激烈的社会变迁和经济基础的深刻变化，而向中国的社会政策和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随着逐渐深化的以市场为导向的体制改革，我们在行政行为模式、社会管理体制以及制定社会政策方面，都要与时俱进，才能规避社会中隐性的不安定因素的增加。

三、以共享和参与为基础的社会管理的创新

新的历史时期，为了建设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的政策环境和社会体制，我们需要不断的创新，而中国未来的社会政策和社会管理，也正是寄希望于此。

1、协调利益趋于一致

由于社会各个阶层之间有着不一致的利益，而社会政策又充分允许各个社会阶层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为了对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党和国家所持的立场非常关键，作为社会政策的实施者，党和国家应站在公正和中立的立场之上，通过营造一个社会公认的秩序，担负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的职责，使社会政策和社会管理能够对社会生活和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提供保障。在解决各方的利益关系时，必须要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经济利益关系，使社会各方都能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进行共享;二是关乎人民的基本权益，秉承公平和公正的原则。利用国家的权威，对经济社会中弱势阶层和强势阶层的不平等的地位进行平衡，同时在社会政策上，要向社会弱势群里倾斜。

2、对发展成果共同分享

社会的全体成员共同创造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因此对结果的共享，并非是大锅饭，平均主义，而是依据贡献大小进行分享。新的历史时期，对于民生问题，国家高度重视。提出了“群众利益无小事”，而这些都与社会政策的实施与制定密切相关。改革应注重对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如我们目前所亟待解决的，就是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和农民的增收问题。他们应有权分享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以保证改革道路的畅通无阻。

3、对于利益诉求充分表达

利益诉求的表达，是民主的根本目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对社会主义民主进行检验的重要的标准，就是社会各个阶层能否自由的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所以，在设计政策和制度方面，应立足于社会的弱势阶层能否对自己的利益诉求进行表达。通过社会政策，保护弱势阶层的公共知情权和集体话语权。国家应通过建立一种长效机制，来平衡各种利益诉求，保障信息的畅通无阻，并以此作为制定社会政策的基础。

4、保证社会流动通畅无阻

在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而社会学伦理所强调的社会流动，是指社会群体和个人在社会上下游的流动。这样就需要社会政策来保障这种流动渠道。即通过社会政策，鼓励每个人争取向上流动，通过自身的努力，而将经济社会地位改变。通过竞争，来实现优胜劣汰，实现社会政策预期的效果，促进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的构建。

5、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從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还不完备，而更重要的，是需要加强法律的执行力。一个真正法制国家，需要有健全的社会机制：一是明文规定的法律体系;二是有社会运动和社会行动与之相配合。二者需要相辅相成，同时更需要后者的强有力的支持，才能保障法律的执行力。因为在信息和权力方面，各个利益群体有着显著的不对称，因此必须采取积极的行动来保护弱势群体，以实现利益的平衡，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结论

总之，社会政策是与公民福利相关的政府行政管理行为的基本准则。与时俱进、协调社会各阶层共同发展是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手段和目标。新时期，通过对社会政策调整与社会管理创新策略探究，有助于政府更好地完成管理目标，促进构建和谐社会，推动我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者单位：华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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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庄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