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政策制度论文

[摘要]公务员报考热与社会保障政策改革是近几年民生热点问题。通过对来自新乡市五所高校的100份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大学毕业生作为报考公务员的主力军，虽然其报考意愿会因性别或所学专业而有所不同，但其择业行为会受到社会保障政策及其改革的影响。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社会保障政策制度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社会保障政策制度论文 篇1：

社会保障政策的效应与特质:政策模式视角下的分析

摘要：中国的社会保障政策模式具有国家主义取向下的浓厚工业成就特质。这种政策模式特质通过政策的非商品化程度、社会分层效应以及国家、家庭与市场的关系三个角度反映出来。具体表现为：社会保障政策的非商品化程度总体上不高；它将社会各阶层固化在各自的适当位置，使阶层间的界限清晰且不断拉大，维持并深化了原有社会分层；在国家、家庭和市场的关系上，国家力量十分强大，中央与地方政府分级负责，家庭传统保障功能不可动摇，社会保障的市场力量软弱，急需培育。

关键词：政策模式　社会保障政策　效应　特质

文献标识码：A

政策模式分析是用一个或一套指标体系，对社会政策类型进行定性分类，这种研究视角在社会政策研究中具有特殊地位。其中代表人物有蒂姆斯(Richard M.Titmuss)和艾斯平一安德森(Gosta Esping-Andersen)，他们提出的三种社会福利政策或福利体制的模式划分，至今还有广泛的影响力。模式分析视角对社会保障政策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方法论意义。本文借用艾斯平一安德森的分析逻辑，从社会保障政策的非商品化效应，政策的社会分层状况，以及社会保障政策中的国家、市场和家庭的关系等三个视角。对社会保障政策模式及特征作出分析和描述。

所谓非商品化，就是社会权利的质量水平，包括社会权利的内容宽窄、人群范围大小、享受程度高低等。本质上这就是社会保障政策的可及性问题，即什么人群通过什么方式获得了何种社会资源，换句话说，保障了谁，保障了什么，保障的程度如何。比如，保障对象的定位是采用普遍性原则还是选择性原则，保障的内容是普通公民的基本生活还是保障贫困阶层的最低生活，或者是追求一种全民的生活质量，保障的程度是有多大比例的人群享受到了相关保障，获得的保障水平高低如何等。

社会分层不仅是社会保障政策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社会保障政策带来的新问题。社会保险参保模式与户籍、职业、工作单位性质挂钩，缴费比例、待遇水平等一些分配的技术手段与职工在职期间的收入和社会地位挂钩，这些分配原则是内植于社会保险政策的社会分层因素，社会保障政策的社会分层效应就通过这些分配原则体现出来。它最终导致社会再分层：维持甚至扩大原有社会阶层的差异。

国家、家庭和市场的关系直接影响着社会保障政策资源的配置原则与配置方式，并最终影响着社会权力的扩展程度及社会分层的状况。由谁提供服务，通过什么组织、渠道提供服务，比如是国家保障为主还是主要由家庭提供非正式支持，或者由企业提供年金及各种企业福利。他们的强弱关系也反应了社会保障政策的非商品化效应以及社会分层的结局。

一、社会保障政策的非商品化效应

非商品化是指个人福利相对地既独立于其收入之外又不受其购买力影响的保障程度，是基于社会权利所能获得的福利，非商品化程度反映了社会权利的扩展程度。…社会权利扩展程度越宽，非商品化程度越高。本文选取社会保障的人口覆盖率、养老金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以及社会保险缴费比例三个变量，对社会保障政策的非商品化效应进行分析。

1.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的人口覆盖水平。参加社会保险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社会权利。社会保险政策主要通过与就业挂钩的参保方式，使合资格的普通民众参加各项保险，使得人们在相对独立于工资收入、不受市场购买力影响、依靠纯粹市场力量之外的力量获得了社会保障，改善了生活水准。在选择性原则下，社会保险政策设计了多种参保方式，分阶段、分层次，逐步将社会较广泛民众的基本生活纳入到保障体系，增强了人们的抗风险能力，显示出于市场之外改善普通民众基本生活水平的强大能力，它是一种非市场获得性福利，从而具有非商品化的效应。

在城镇，社会保险政策将目标人群定位于职业阶层和普通居民，通过职工个人和单位缴费、居民个人缴费等方式以及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等渠道，为社会保险筹集资金，保障职工和普通民众在社会风险来临时的基本生活。五项社会保险中以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的人口和资金规模为最大，解决了城镇普通民众的养老和医疗问题，显著影响着城镇普通公民的生活水平。在农村，政府主要通过中央和地方政府分级补贴、农民自愿参保的方式，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和农村居民养老保险试点，在保障农民的医疗和养老问题上也取得了较大进展。

经过30年的发展，全国各项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参保人数持续增长，但总体上人口覆盖水平偏低，非商品化效应在这一指标上表现不强。2008年，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口为21891万人，农村养老保险刚刚开展试点，参保人口5595万人，两项合计约占总人口的21％。2008年，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口14987万人，从2003年开始运作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进展比较迅速，2008年参加人数已达81517万人，两项合计约占总人口的73％。

(《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广东省的社会保险在参保人口总量、基金总量、参保方式、缴费比例及待遇水平等各方面，均居全国较高水平，但在人口覆盖率上，各项社会保险的参保比率不高，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参保人口不到总人口的27％，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加新农合人口占总人口的75，5％。(《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底，全国城镇养老保险参保比例仅有小幅上升，可喜的是全国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三个项目已覆盖总人口的91.1％。

由于社会保险项目与户籍、职业和就业单位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户籍上划分了城镇、农村两大体系，在职业上区分了公务员、职工、居民、农民工、非正规就业人员、农民、失地农民等，在单位性质上又区分了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等，社会保险权利被碎片化，一些人群因为资格而被限制或较低水平地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降低了社会保险本身的非商品化效应。

以最低生活保障为核心的社会救助，是政府责任的底线，是最贫困人群于其购买能力之外所获得的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在选择性原则之下，社会救助政策设定基本资格条件，进行与收入相关的家计调查，给予合资格人群以相关资助。它无需与以往的就业记录、工作业绩或缴费记录挂钩，通过社会转移支付方式来改善贫困人群的基本生活，使之获得某种生活水准，因而具有非商品化效应。但由于设立了最低生活保障线，限制了绝大部分公民使用该权利，获得社会救助的总人口比例偏低，在人群覆盖面上，非商品化效应不强。

2.养老金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水平。2008年，广东省城镇居民家庭全年现金总收入中，(《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平均每人养老金收入占全年家庭总收入的11.08％，中等收入以下家庭的每人养老金收入均超过了平均水平，养老金对普通民众的生活起到保障作用，对提高较低收人家庭民众的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养老金收入是家庭总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比重总体上偏弱，工薪收入仍是家庭总收入的最重要来源，平均工薪收入比为70.06％，家庭生活主要依赖工薪收入。再加上养老金人口覆

盖率低，约70％的人口要依靠工薪收入养老，社会保障政策的非商品化效应在养老金项上表现偏弱。

从1992年至2008年(见表1)，养老金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养老金收入比逐步增加，非商品化程度逐步提高。在2005、2006年，中等收入以下的家庭养老金收入的上升幅度达到峰值，约占14％到16％，高收入以上家庭在2008年达到10％左右的峰值。但从养老金的绝对增加额看，低收入与高收入群体间从养老政策中获益的程度不均，收入越高，实际获益越多。

3.社会保险的缴费水平。社会保险以工作业绩为基础，以参与劳动市场和缴费记录为前提条件，因此社会保险政策的非商品化程度与费率水平联系十分紧密。从参保人群覆盖面看，政策的非商品化效应不强，但从保险缴费比例看，则显示出较高的非商品化程度。社会保险由单位和职工双方按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缴费，五项保险的总缴费率为职工工资总额的40％左右(这是各项社会保险的最高法定缴费率总和，在实际运作中，大部分地方的总费率都未达到这一水平)，其中单位缴费率最高限额为职工工资总额的30％左右(其中养老保险20％，医疗保险6％，工伤、失业、生育保险的最高费率合计4％左右)，职工个人缴费率为11％(养老保险8％，医疗保险2％，失业保险l％)。单位承担了较重的社会保险缴费比例，劳动者凭借职业或工作以及缴费记录，于市场之外能获得高于个人缴费总额的保险收益，显示出了社会保险政策较强的非商品化效应。与国际社会相比，中国社会保险政策的费率水平较高，政策在缴费率上的非商品化效应要高于国际水平。

总体而言，中国社会保障政策的非商品化程度与国际社会相比有很大差距，政策项目的人口覆盖率低，非商品化效应还因户籍、职业、就业单位性质、城乡差别等因素的限制而降低，虽然社会转移性收入总体呈增加的趋势，但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不大，对家庭基本生活的贡献率不高，且人群获益厚薄不均，客观效果是富者越富，穷者越穷，所反映的非商品化程度也因而有限。特别在一些非商品化潜能很强的政策领域。如医疗卫生福利、教育福利、住房福利、公共福利、老人福利等领域，在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可及性以及福利供给水平等方面体现的政策非商品化程度更低。而从政策发展状况看。不论是保障范围的广度还是保障水平的深度，社会保障政策的非商品化效应都呈逐步增强的趋势。虽然社会保险的高费率水平表现了较高的政策非商品化程度，但同时也意味着较高的企业成本和竞争压力，直接影响企业的参保率，它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要大于非商品化效应带给社会的积极效益。

二、社会保障政策的社会分层效应

划分社会阶层比较经典的指标有职业、收入、声望等，当代社会一些新的分层指标如市场地位、人力资本、社会资源、政治权力、社会权利等，影响日益增大。社会权利当中就包括了享受社会保障资源的权利。社会保障政策通过国家权力和一些规则，规划和分配社会保障资源，保障公众的社会权利，消除贫困和社会不公，但结果可能是：或者维持和扩大社会阶层的差异，或者消除社会阶层的差异。在社会保障资源的分配中，养老、医疗、教育、住房、救助等社会保障政策将公民划分成享受不同公共资源的区域人群，使之获得有差别的福利保障和待遇，原有的阶层格局更加固化，阶层界线更加分明，阶层间的差距也被拉大。它在本质上成为一种促进社会分化的体系。

1.社会救助政策带来了另一种社会二元化。中国最穷的一群人一直以来都是依靠国家救助生活。由于社会救助的水平不高，社会救助政策始终没有让这些最穷的人群摆脱贫困的生活状态，沉淀在社会最底层。由于一些政策规则，如制定一条贫困线，以贫困线为标准定位目标人群，就将徘徊在贫困线边缘的准穷人排除在外，不能获得最低生活救助以及与之挂钩的住房、医疗等救助。这些准穷人主要是失业、下岗、就业能力不强、疾病等各种原因导致生活困难的人群，他们的生活状况实际已经非常糟糕，处于社会底层，既没有能力依靠市场，也难以在社会保险领域获得有效的保障。社会救助政策通过它的特殊原则，构造了另一种社会二元化，即穷人和非穷人的二元化，穷人社会中穷人和准穷人的二元化。但这与安德森的二元化有区别，中国的这种二元化不仅穷人和准穷人靠国家，余下的人也主要靠国家，只是被分隔在不同的保障空间中。

2.社会保险政策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原有的社会分层。通过社会保险的再分配方式，维持或提高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增强他们的抗风险能力，缩小社会贫富分化的差距，这是社会保险政策的宗旨。但客观效果是，它进一步巩固了原有的分层，又带来了新的社会分化。正像艾斯平一安德森所描述的那样，社会保险进一步强化了领薪者之间的分化，它为不同阶层和地位的群体制定有差异的保障计划，把人们固定在恰如其分的社会生活位置上，一些计划还带有明显的独特权利。

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保险在社会分层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由于参保模式与户籍、职业、就业单位性质等多种因素挂钩，社会成员被分割在不同的保障资源区隔中，在保险内容、保险待遇上出现了权利多少、待遇高低的差异，获得保障的时间也有先后之别，表现出显著的阶层、群体差异。一般而言，在参加保险的时间上，公务人员、事业单位人员、国有、集体企业职工先于其他性质单位人员，正规就业人员先于无正规职业者，城镇人口先于农村人口。在保险内容和保险待遇上。公务人员、事业单位职工优于企业职工、普通居民，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险项目多于农村居民，各项待遇普遍优于农村居民。农村社会保险项目开展时间短，社会保险内容少，保险待遇偏低(见表2)。

整体上，社会保险政策显示出强烈的职业、阶层、城乡取向，它强化了职工内部、城镇内部、城乡之间的人群边界，使群体间、阶层间的界限更为明晰，客观上扮演着社会分层、社会分化的助推器，巩固和深化已有的分层态势。

3.养老金拉大了阶层的差距，使富者更富、穷者愈穷。若进一步从养老金在城镇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看，养老金在不断拉大阶层间的差距(见表2)。年收入越低，养老金收入所占比重越大，对家庭生活影响程度越高；反之，年收入越高，养老金收入所占比例越小，对家庭生活影响度越小。养老金年收入比平均水平整体上呈增长的趋势，高收入家庭整体增长的趋势更明显，中等收入家庭在2005年到达峰值后变化不大。相反，低收入家庭在2005、2006年达到峰值后，整体上呈下降趋势。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养老金总体水平提高的背景下，贫困群体养老金水平实际在下降。获益最大的人群是社会高收入阶层。

从养老金绝对额看，这种态势表现得更直观。家庭总收入越低，养老金收入增加额越小，反之，家庭总收入越高，养老金收入增加额越大，社会中高阶层从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中获益最大。1992年至2008年，养老金平均增加了135倍，其中最低收人户只增加了59倍，低收入户增加80倍，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则分别增加了182倍和176倍。在绝对增加额上，最低收入户和低收人户增加了658元和1190元，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增加了3785元和5038元。在1992年，最低收入户与最高收入户间养

老金的差距为17.38元，2000年拉大至605元，2008年已达到4398元。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使社会绝大部分人群获益，但获益程度不一，收入越高的人群获益越大。相反，最低收入群体近几年的养老金收入不升反降，客观上更拉大了阶层间的差距，推动了阶层的进一步分化。

从社会保障政策的发展角度看，社会保障水平、内容及覆盖范围都在逐步提高和扩大，解决了低收入阶层的生活问题，缓解了燃眉之急，也让高收入阶层锦上添花。最低生活保障收入在家庭总收人中不论比重还是绝对金额都在增加，失业保险金也覆盖了各个收入阶层，保障了最低阶层民众的基本生活，维持了社会稳定。但是，这些还不具备拉近阶层间收入差距的实际意义，最多只能维持差距。相反，各不同阶层养老金的实际获益则拉大了差距，使富者更加富有，穷人依然贫穷，加重了收入的分配不公。如果再加上教育、住房、医疗等其他社会保障收入或补贴后，社会保障收入在各阶层间的实际差距将更大。社会保障政策与职业、户籍等身份指标挂钩，进行再次分层，客观上加固了阶层的既有边界，维持并实际扩大着阶层差异，维护了社会原有的地位和秩序，并使社会呈现日益分化的态势。

三、社会保障政策的国家、家庭与市场的关系

在中国社会保障政策之下，国家、市场和家庭在社会保障中的总体格局是强国家、中家庭、弱市场。自由主义模式之下。穷人靠国家、余下的人靠市场，国家与市场是二元格局。中国则是单一格局：穷人靠国家，城镇职工也靠国家，农民正改变靠自己和家庭的趋势，日益依赖国家保障。在这种单一格局中，国家是主要的福利提供和安排者，家庭承担的保障功能要仰赖国家的制度保障，不论在城乡，社会保障的市场环节都没有培育起来。

1.强国家。社会保障政策在多种层面显示强大的国家影响力。从政策立法、制定、颁布到实施、修订与完善的全过程，由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主导进行；与社会保障密切相关的资金、物资和人力的供给主体主要是政府；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和管理、一些相关的服务供给也主要由政府承担。在中央与地方政府责权关系上，巾央政府统一管理，各级政府分级负责，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财政责任和管理权限较大。社会救助造成了穷人和非穷人、穷人社会中穷人与准穷人的二元格局，但在社会保障政策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没有忽视最贫困阶层的需求问题，它通过调整贫困线，提高救助水平，取得了显著的减贫成绩。国家保障穷人，也保障非穷人。社会保险政策用户籍、职业及工作环境的机制推动制度的有效运行，将城镇各职业阶层和普通居民、农村居民纳入社会保险体系，由国家承担资源配置、社会给付、运作及监管乃至最后的财政保底等主要责任，彰显了国家主义意识。社会保障政策还赋予了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以特殊地位，各项待遇优越于其他社会群体，体现了国家对这些群体的一贯态度，这也是国家主义的另一种表现。社会保障政策的国家影响力还表现在政府的财政承担上。虽然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一直比较快速，但经济实力不雄厚，人均GDP低，政府用于社会保障的总体财力很弱，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一定差距。2007年，我国用于社会保障的开支占政府财政开支的10，94％，2006年美国约30％，新西兰、澳大利亚约35％左右，德国超过了55％。但与亚洲国家相比，中国的比例并不低，超过了巴基斯坦(0.22％)、新加坡(2.05％，2005年数据)和泰国(9.25％)，与韩国(12.68％)的差距也不大。(《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

2.中家庭。家庭是中国传统的保障单位，至今地位没有改变。中国的家庭曾经是、现在依然是社会风险的最稳定、最有保障、最后的屏障(只要这个家庭的状态正常)。在社会保障政策的视角上，家庭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补充，其实用“补充”这个词还不足以表达它实际发挥的作用。社会保障政策从来都不能忽略家庭的功能，它需要依托家庭实现政策目标。在社会保障政策涉及的诸多领域，如养老、医疗、教育、卫生、住房等，很多费用还必须由家庭承担，很多服务由家庭成员提供，家庭全年工薪收入支撑着家庭的主要开支。同时，家庭许多功能的延续和发挥很多时候要仰赖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比如老人养老的资金供给和生活照料服务是以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稳定发展为前提，它是突破传统家庭养老的重要环节。

3.弱市场。这里所谈的市场是指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服务通过个人在私营领域以市场力量而不是国家的制度安排获得。如企业提供的福利、在市场购买的社会福利服务等。社会保障市场还是一个有待开发、经营和管理的环节，企业福利的发展并不充分，市场提供的社会福利服务还不够完善，礼会保障市场被定位在补充的位置，因此不会成为社会保障的主导。与此同时，社会保障政策也没有给它足够的发展空间，政府要求企业参加各项社会保险，由于费率较高，企业的社会福利资金主要用于社会保险，没有多少余力，同时也不愿意再拿出资金发展企业福利，这种“挤出”效应客观上限制了社会保障市场的成长。政府也没有推动企业福利发展的有效手段，如对企业福利给予补贴等。

虽然各级政府都在强调并想尽各种办法推动社会保障市场建设，如近两年政府在养老服务领域大力推广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但由市场提供的社会福利性服务的内容依然不多，发挥的作用仍然有限，从2004年开始大力推动企业年金制度发展，但建立年金制度的企业数目增长缓慢。

四、社会保障政策模式的基本特质

与补救或自由主义政策模式、制度再分配或社会民主型政策模式以及保守主义或工业成就型政策模式对比，中国的社会保障政策模式表现出鲜明的特质(见表3)。

社会保障政策模式是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相伴而成的，或者说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催生了这种社会保障政策模式。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制定了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使得分布在城镇的现代化生产部门、管理部门自然而然成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点区域，城镇中社会保障政策的重点人群与工业化紧密相连。国家首先在现代化的生产部门、管理部门进行改革，改革取得了进展并稳定后再推广扩大到城镇的非正规就业、无就业的普通居民。农村是工业化的最后环节，农民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城镇取得进展并有余力时才蔓延到的部分和环节。国家制定了城乡户籍、工作环境等社会保障的准入条件，社会保障待遇与工业贡献直接挂钩。因此，整体来看，社会保障政策模式具有国家主义取向下的浓厚工业成就特征。这种政策模式的基本特质是：非商品化程度总体上不高，社会各阶层被固化在各自的适当位置。阶层间的界限清晰且不断拉大，并加深了原有社会分层及阶层差距，在国家、家庭和市场的关系上，国家力量强大，中央与地方政府分级负责，家庭传统功能不可动摇，社会保障市场软弱。急需培育。

当前社会保障政策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如关于普惠型社会福利、共享型社会保障的政策思考。在选择型和缴费型原则下，社会保障政策的人口覆盖率和获益水平偏低，社会保障权利碎片化，并制造了穷人与准穷人、穷人与非穷人的二元格局，表现出较低的非商品化效应。

所谓“共享”、“普惠”的理念来自于对公平和效率关系、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实质是对选择性、缴费型原则的一种调整，是基于公民权利原则，通过强调社会成员的机会平等，公平享受，以此扩大政策对象覆盖范围，提高保障水平。普惠型社会福利、共享型社会保障能带来非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吗?它能解决权利的碎片化问题吗?共享和普惠能突破选择型原则并带来公民福利的普遍提升吗?它所需要的物质基础是否具备，能否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尚需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和实践证明。

作者：谭 兵

社会保障政策制度论文 篇2：

公务员报考中社会保障政策对大学毕业生择业观的影响研究

[摘要]公务员报考热与社会保障政策改革是近几年民生热点问题。通过对来自新乡市五所高校的100份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大学毕业生作为报考公务员的主力军，虽然其报考意愿会因性别或所学专业而有所不同，但其择业行为会受到社会保障政策及其改革的影响。针对当前公务员报考过热和大学毕业生对社会保障政策缺乏了解等现象，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的社会保障水平、出台专门针对大学生群体的社会保障优惠政策、加强学校的社会保障知识宣传教育等方法，帮助和引导大学生做出最适合自己的职业选择。

[关键词]社会保障政策;大学毕业生;择业观;就业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8.12.019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总结了我国过去5年在民生方面取得的成就，并强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把做好就业工作摆到突出位置，重点抓好高校毕业生就业是我国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社会保障是国家或社会依法建立的、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是当今社会一项不可或缺的社会制度[1]，对于保障民生，稳定社会也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与深化，社会保障领域的新变化也层出不穷，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延迟退休、降低缴费比率、推进全国统筹等一系列举措更是反应出社会保障政策的不断完善之势。鉴于社会保障问题的复杂性与大学生就业问题在民生工作中的重要性，如何厘清和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迫切。

一、择业情况概述

（一）报考公务员热度高

毕业季，大学生就业问题成为各大新闻媒体，报刊杂志的头条。机关事业单位因其稳定的工作性质，优厚的福利待遇，吸引了一大批求职大学毕业生。

近年来，公务员报考人数逐年增加，特别是每年选拔国家公务员的考试，其竞争压力异常激烈。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18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考试，共有165.97万人通过了用人单位的资格审查，较

的148.63万人增加了17.34万，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为58∶1[2]，招录及报名人数为近7年之最。伴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推进，原有的“双轨制”已经被打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告别了无需缴纳养老金的时代。这对于大学毕业生存在的“公务员报考热”现象将会产生何种影响？社会保障到底对大学毕业生的择业观选择有没有影响？这一系列问题的提出，不仅对于深入了解大学生择业选择动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有着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二）影响择业观因素众多

大学生群体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倍受学界的关注，这一群体的择业问题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而当前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与探讨主要是从经济学、心理学、教育学等角度进行。

经济学研究认为，大学毕业生的择业观在一定程度上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3]、家庭资本[4][5]，工资水平[6]等因素有关。曾湘泉则认为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程度、劳动力供求双方的偏好会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择业情况产生影响[7]。

从大学生择业心理的角度出发，陈迎明认为大学生毕业生在寻找工作时会参考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未来的职业期望[8]。同时，陈世平认为大学生择业倾向性与其对风险的偏好程度以及对自身的认可程度有关[9]。而刘春雷则表示大学毕业生由于心理还不够成熟，心理问题若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将会直接影响其就业效果[10]。秦俭认为大学毕业生择业观受到诸如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值，大学生自我定位和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等方面的影响[11]。

此外，还有部分的学者从社会福利、社会政策的角度给出分析。李北群表示政府应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这会对大学毕业生的择业产生一定积极影响[12]。李瑾等认为劳动合同、劳动保障法律的落实也会影响大学生就业[13]。但是专门对社会保障政策和大学生择业观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章较少。

二、研究设计

本文从大学毕业生自身的群体特点出发，并结合当前公务员报考热的现象以及社会保障改革的现状设计调查问卷。主体内容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信息;第二部分为择业观，从被调查对象的就业倾向入手，并结合当前的社会保障政策，如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双轨制并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双创）等问题对其择业观进行研究;第三部分为社会保障认知及态度，用以探究社会保障政策在大学生择业过程中产生的具体影响。

本次调查共收集有效问卷100份，其中男性大学毕业生36人、女性大学毕业生64人。被调查者分布在哲学、经济学等10个专业之中（表1），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总体的情况，也为进一步的统计分析提供了条件和便利。

（一）研究假设

为了探究社会保障政策与大学毕业生择业观之间的关系，研究根据大学生的性别差异以及专业特点提出相关假设。

一方面，大学生由于性别差异，其择业时的偏好会有所不同。一般男性大学生在择业时偏向选择进入竞争较为激烈收入水平高的企业进行工作。而女性大学生出于稳定的考虑，大多会选择报考公务员。

另一方面，大学生在本科学习期间，由于专业设置，课程体系等方面的不同会相应地掌握不同的专业技能并形成不同的择业观。例如：本科专业为工科的学生，所学知识实践性较强，在毕业时大多会选择进入企业工作，而較少选择公务员行业。而一些文科类的专业。例如公共管理等专业的学生，其主干课程多为理论和政策的研究，这类学生在就业时往往追求稳定和高福利，会选择进入机关事业单位工作。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假设。假设一：不同专业或性别的大学生其择业倾向不同;假设二：社会保障对于不同性别或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择业的影响程度不同。对于女性以及文科类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社会保障对其择业观选择影响较大，而对于男性以及一些理工类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则影响较小。

（二）假设检验

经过双变量的相关性检验（卡方检验）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分析：

1.大学毕业生的择业选择与毕业生的性别及专业相关（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被调查者中女性大学毕业生选择报考公务员的人数高于男性大学毕业生（女性38人，男性10人）。卡方检验结果表明，P值为0.02，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拒绝零假设，说明性别与是否选择报考公务员是相关的。

同时，将被调查者所学习的大学专业与其报考公务员的意愿的交叉表进行相关性检验之后可以看出，其P值为0.034，也小于显著性水平0.05，说明不同专业大学毕业生在报考公务员的选择方面的差异存在统计显著性，即专业与大学毕业生是否会选择报考公务员也是相关的（表3）。通过调查结果可以进一步发现，在大学期间学习经济学、法学等文科类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多倾向于报考公务员，而偏理科专业的学生往往选择应聘企业单位等其他方式就业，因此假设一成立。

2.社会保障因素对择业观的影响程度与毕业生的专业和性别无关。对性别以及社会保障在择业时的重要程度两个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可以发现，其P值为0.348大于0.05，因此不能拒绝零假设，因而差异是由该样本的抽样误差所导致的，而并不意味着总体中也存在同样的差别。

同样对不同专业大学毕业生的情况进行检验，也得出两者不存在统计显著性的结论。这就意味着社会保障因素在其择业时重要与否与其大学期间所学习的专业是无关的，综上所述，假设二并不成立。

3.社会保障因素对各类大学毕业生的择业观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结合上文中1和2的分析可以得知，我们认为大学毕业生的性别以及专业与其毕业后是否选择报考公务员是相关的（假设一成立），但是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社会保障因素对于其择业的影响程度与性别和专业却是无关的（假设二不成立）。这就说明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社会保障仅仅对于一些性别及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的择业会产生影响，也意味着社会保障对于所有大学生的择业观均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表4），这也对社会保障政策提出了更高的期望和要求。

三、实证分析

通过对问卷其相关问题的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较为直观地了解到当前大学毕业生对于就业择业问题的态度，对社会保障政策现状与改革的认知及关心程度等，其反映出的现象和问题主要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择业选择多元且多进入企业单位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和发展，各种经济成分都得到了充分和快速的发展。近年来，各种国营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小微企业都为吸纳劳动力就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调查发现，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选择更加灵活和多元。超过50%的大学毕业生选择进入企业进行工作，同时报考公务员进入机关事业单位依然是大学毕业生择业的一种主要的选择，占调查比例的30%。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还有14%的学生倾向于选择自主创业等灵活就业方式。

基于前文的分析发现，社会保障对于选择不同就业方式的大学毕业生都有影响，从现行的社会保障情况来看，机关事业单位的保障情况好于企业单位，自主创业以及其他的一些灵活就业方式的社会保障往往没有很好的保障。调查中，17%的被调查者认为公务员的高福利待遇是产生“公务员报考热”现象的原因，虽然比重不是很高，但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各行业的福利待遇存在一些差别，保障还不够全面和到位。政府应该给予不同就业方式大学生的社会保障诉求以必要的关注。

（二）择业受到社会保障等政策影响

大学生择业除了受到自己的专业、兴趣等个人因素的影响，当前的政策环境，政策的改革和变化等也会对大学毕业生的择业选择产生很大的影响，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公共政策更是如此。笔者调查得知，68%的被调查者认为政策的变动会对其未来的职业选择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改革进一步减少了劳动力流动的阻碍和成本，更好的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在2015年进行的国家公务员考试中，报考人数下降也印证了这一猜想。2015年“国考”竞争比为64∶1。与往年相比，已呈现逐年下滑趋势。其中，2014年是71.9∶1;2013年约为107.2∶1;2012年约为117.7∶1;2011年更是高达133.7∶1。2015年国考报名人数和平均竞争比都创下5年来最低[14]。  同时，当前我国正在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国家也在大学生中大力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调查发现，大家对于自主创业的热情比较高，有近一半（48%）的大学生由于喜欢有挑战性的工作或者受国家优惠政策的吸引表示会选择自主创业。但仍有超过50%的大学毕业生因创业风险大、福利待遇没有保障等原因拒绝选择自主创业。因此，所有改革和政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如果各种配套政策不到位，原本的政策效应还是难以得到充分发挥。

（三）对社会保障比较关心

调查数据表明，超过八成的被调查者平时会关心我国社会保障政策的变化，其中表示非常关心的被调查者占到调查总人数的4%，近一半（48%）的被调查者表示比较关心社会保障政策的变化。对大学毕业生的择业选择行为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高达86%的被调查者表示在择业之前会专门了解用人单位的社会保障情况。这表明，社会保障因素在大学毕业生进行择业选择时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问卷中有关社会保障这一因素在择业时所起的重要程度一题的结果也恰好证明了上面的观点。超过九成的大学毕业生认为社会保障在择业时起到的作用还是相当重要的，被调查者中仅有一人认为社会保障在其择业时不是重要考慮因素。这也更加凸显出继续完善和发展我国社会保障政策的必要性。

（四）对社会保障认知度较低

虽然社会保障对于大学生择业选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现实情况中大学毕业生对于社会保障政策的了解程度却不容乐观。其中仅有3%的被调查大学生认为自己非常了解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政策。在调查中表示不太了解和非常不了解社会保障政策的人数占到了被调查总人数的35%。这不仅反映出当前大学生对社会保障的了解程度有限，而且也不利于其自身权益的保障。

通过进一步的调查发现，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与学校教育的缺乏有关。在被调查者中仅有42%的受访者表示在大学期间曾经学习过社会保障方面的政策法规，剩下的（58%）受访者均表示没有接受过相关的教育。我们也可以从侧面进一步推测，部分大学毕业生认为社会保障对于择业不太重要可能由于缺乏相关政策知识所造成的。

四、引导大学生合理择业的政策建议

以上已证明社会保障政策会对大学毕业生择业观产生一定影响，公务员报考的热与冷也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保障政策的改革有关。但是鉴于大学生对社会保障政策不甚了解，制度本身有待完善的情况，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期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选择多种方式灵活就业，缓解公务员报考热现象。

（一）完善和提高企业单位社会保障待遇

由于数量和规模的限制，机关事业单位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大学毕业生就业最主要的途径还是进入企业单位工作，这也对企业单位的社会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在2015年初，被社会普遍诟病的养老保险双轨制实现的并轨，但是企事业单位之间实际的养老保险待遇水平仍存在一定差距，提高企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待遇水平迫在眉睫。我们可以从下两方面入手来提高企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待遇水平。

1.降低缴费率，提高替代率。过高的缴费率不仅给职工个人带来了不小的负担，而且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对企业的发展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近年来我国政府已经发现该问题，并不断探索解决方法。李克强总理就曾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指出要逐步降低企业的社保缴费费率。同时应该进一步提高养老金的替代率，避免出现职工退休前后生活水平差异过大的情况。

2.建立企业年金，构建多支柱的保障体系。当前单一支柱的保障体系不仅无法满足养老需求，也不适应世界各国保障发展的趋势。这就要求我国在做好基础社会保障的同时，极力构建多支柱的保障体系。我国在此方面也做出了一些探索，如建立机关事业单位的职业年金等，因此我们也迫切的希望政府能出台一些有利的政策，帮助企业单位建立起完善的年金制度。

（二）出台针对毕业生的社会保障优惠政策

大学生毕业生初次走出校门进入社会选择工作，他们的求职经验和工作经验都较为缺乏，在择业时往往处于劣势，种种原因决定了这一群体的特殊性，所以对该群体的社会保障诉求也应该予以特别的关注。

1.给予创业大学生相应的社会保障优惠政策。在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政府应当给予创业者更多的政策福利。大学生由于资金少、经验少等因素的制约，其创办的企业多呈现规模小，利润少的特点，这导致他们大多无力支撑高额社保费用。这也成为制约他们吸引人才，扩大规模的重要原因。因此政府应适当降低这类企业的社保缴费门槛，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

2.落实新入职大学生的“五险一金”与职工福利。在社会保险方面，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是大学毕业生最为关心的问题，但是一些不正规的企业存在拖缴和欠缴社会保险金的情况。对此，政府应加强对企业拖缴和欠缴社保行为的监管，同时出台一些激励政策，例如对于全额按时支付应届大学毕业生职工社会保险的公司予以减税等。在职工福利方面，切实落实国家对于休息休假、加班工资等一系列问题的规定，让大学生在就业时真正享受到社会保障带来的好处。

（三）加强毕业生对社会保障知识的学习

正确而充分地理解当前我国社会保障政策的内容以及未来改革的政策导向，对于帮助和引导大学毕业生顺利选择人生第一份工作十分重要。针对当前大学生对于社会保障知之甚少的现象，我们可以从政府、学校、个人三个层面入手解决。

1.政府加强对社会保障知识的宣传。政府可以在利用传统宣传方式的基础之上，适时地加入一些新兴的传播媒介，要充分认识到当前新媒体方便、快捷、易被大学生接受的特点，运用微博、微信等手段，通过视频、图片和文字，更加生动地向大学生介绍社会保障政策。

2.学校注重对社会保障知识的教育。大学作为连接学校与社会的重要桥梁，应该有意识地将社会保障的相关知识融入课堂，可以通过开设专门的校选课、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等课程，系统地向大学生介绍与其息息相关的社会保障政策法规。

3.个人主动学习社会保障政策法规。外界的影响只是一个方面，深化对社会保障重要性的认识还离不开大学生自身的努力。大学生应该在课余时间主动学习和了解社会保障政策法规。同时牢固树立社会保障的权利意识，真正做到心中有数。

参考文献：

[1]郑功成.社会保障学[M].北京：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7.

[2]2018年国考共165.97万人过审 创近7年之最.中国教育在线 [EB/OL]. http：//www.eol.cn/gongwuyuan/guojia/gkzx/201711/t20171110_156590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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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北群，储杨.积极福利视角下的大学生社区就业问题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13（10）：8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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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蒲琳.公务员“贬值”拐点到了[J].新民周刊，2015（18）：71.

（责任编辑：王岚）

作者：杜霄璇 李恺

社会保障政策制度论文 篇3：

重庆“城中村”改造中征地农转非人员社会保障政策研究

摘要：目前，我国农转非人员享受的社会保障政策主要有城市低保、储蓄式养老、城乡新型合作医疗保险以及基本养老保险政策。这些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转非人员的部分社会保障问题，但农转非人员吃低保比城市人口困难，城乡新型合作医疗、储蓄式养老保险和新的基本养老保险政策也都存在缺陷。不但应完善现有社会保障政策、征地补偿政策以及城市郊区征地管理制度，还要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向城市融合，发挥集体经济对农转非人员的保障作用。

关键词：农转非人员；社会保障政策；城市低保；城乡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养老保险

Social Security Policy for Land-lost People in Expropriation of Land in the Process of Rebuilding Village Inside a City

LIAO Yu-jiao, YANG Ling

(Chongq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hongqing 400020, China)

Key words: non-agricultural people from agricultural status; social security policy; urban minimum insurance; new-style urban-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insurance; endowment insurance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被征地农民征地前后的生活具有天壤之别。征地前，房屋出租、集体分红是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家庭年收入有上万到数万元不等，村社集体给以基本社会保障和各种福利，他们过着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征地后，收入锐减，主要收入来源、集体福利一并消失，无技术和学历、过惯悠闲生活的他们对工作高不成、低不就，宁愿吃低保也不就业，许多人转非后立即进入贫困。征地造成城镇低保人口迅速上升，而生活的陡变使这部分人对社会、对政府充满怨言和不满，聚集闹事时有发生。据调查，某街道由于农转非贫困人口的迅速增加，从2002年到2007年短短5年时间里低保金和低保人口就增加了近40倍；另有一镇，2003年到2008年的5年中，低保户数年均增长率达18.13%，低保人口年均增长率达18.19%，低保金额年均增长率达26.3%；2008年，在很多城郊乡镇的最低生活保障人口中，农转非人口占了90%以上，农转非人口中60%以上进入最低生活保障群体。而在社保政策方面，自1982年开始征地至今，只推进了储蓄式保障，即社会参与、自我保障以及2008年推进的征地农转非人员社会保障全覆盖政策，真正贫困的人口其实无法享受到这一政策，他们依然过着无保障的贫困生活。由此可见，现行政策还存在缺陷，我们应该进一步完善征地农转非人员社会保障政策，以基本做到应保尽保，维护社会稳定和团结、共建和谐社会。

一、农转非人员所享受到的社会保障政策

到目前为止，农转非人员可享受的社会保障政策主要有城市低保政策、储蓄式养老保险、城乡新型合作医疗保险以及新近出台的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实际上，在2008年的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出台前农转非人员基本上是处于无社会保障状态的。

1．城市低保政策

按照城市居民低保条件，农转非人员若家庭成员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可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享受的保障需扣除低保条件中规定的计入家庭收入的那部分，即扣除安置货币部分。

2．储蓄式养老保险

储蓄式养老保险是农转非人员将征地时获得的补偿金作为本金交给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承办的每月按本金的10%对失地农民发放生活费的一种商业保险模式。其保障对象是征地农转非人员中40岁以上女性和50岁以上男性。储蓄式养老保险的特点是，部分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覆盖面小。

3．城乡新型合作医疗保险

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最初是覆盖农村和农转非人员，2008年实现城乡全覆盖。合作医疗针对的主要是大病，即所谓“保大不保小”，真正能报销的只是部分住院费用，对本身就贫困的农转非人员来说参保的意义并不大。

4．基本养老保险政策

主要政策为渝府发〔2008〕26号文件《重庆市2007年12月31日以前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基本养老保险试行办法》和《重庆市2008年1月1日以后新征地农转非人员基本养老保险试行办法》。基本特点是保障范围扩大（包括老年人员、4050人员、中青年三部分）、保障标准提高（每一个参保人员至少可享受到基本养老待遇每月450元）、个人支付额比较高（2007年12月31日以前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要支付8千至2万元不等）。政策规定，已参加了储蓄式养老保险的原征地人员，可以改投基本养老保险，但两者只能选其一。

二、当前社会保障政策存在的问题

目前的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转非人员的部分社会保障问题，特别是新的重庆市征地农转非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受到基层组织以及农转非人员的普遍好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农转非人员的生活保障问题。但是，通过调研和对各项政策的解读，我们发现目前的保障政策还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实施起来具有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农转非人员吃低保比城市人口困难

（1）低保政策对农转非人员不公平，农转非人员下岗与城市人员下岗区别对待。例如，城市下岗人员双解后有一万元钱补偿，今天下岗，明天就可进入低保；而农转非人员下岗后，同样有一万元钱补偿，但是要把这一万元按月折算完后（大概4年多）才能进入低保。由此可见，政策上将农转非人员与城市人员划分了很大界限。

（2）低保政策限制太高。低保条件规定“申请人或其家庭成员从政府或企事业单位取得的一次性收入，减去按规定应扣除部分后，根据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逐月分摊计入家庭收入，计完为止”。也就是说农民转非后即使收入为零也不能马上吃低保，需将转非时获得的安置费2万多元按每个月折200多元的标准分摊，大概10年后才能吃低保。

（3）低保政策限制模糊。政策规定“ 申请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有农业户口人员的，其农业户口人员应当计算一定的赡养费、扶养费”。也就是说家庭不是全转非的农转非人员吃低保还要扣除家庭农业人口的收入，而该部分收入不好界定。因此，有农民家庭成员的农转非人员吃低保时都要通过举证。

（4）保障水平太低。现在吃低保是全家人拉通，然后补差，在保障水平本来就不高的情况下再扣除一部分，领到手的低保补助就少得可怜。

2．城乡新型合作医疗关键时候不发挥作用

（1）城乡新型合作医疗规定报销额度低、作用小。城乡新型合作医疗针对的主要是住院的人员，而住院最高保险比例也只有40%，也就是说，病员自己还要承担60%以上。现在生病住院动辄上万元，合作医疗只能说减轻了少部分负担，要解决“因病致贫”还欠缺力度。

（2）医疗保险规定与医院实际操作差距大，使实际报销比例下降。医院治疗用药中自费药物太多，很多住院费用不能进入报账清单，最终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大概在10%左右。因此农转非人员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依然严重存在，一旦生大病，绝大部分人都会进入四面举债、最后等死的悲凉境地。

3．储蓄式养老保险不能很好地解决农转非人员养老问题

（1）养老保险自付部分太高，可参与的人少。长期以来，储蓄式养老保险仅针对“4050”人员。4050农转非人员经本人书面申请，需要将安置补助费全额或者半额交由人寿保险公司办理储蓄式养老保险。而本来就不多的安置资金首先要用于居住安置（只解决简单用房）中添置基本生活配套用品或补助未及时就业期间的生活费用，因此大多数农转非人员实际上无力购买储蓄式保险。此外，储蓄式养老保险还存在过后不能再办的问题。

（2）保障水平低于城市低保线。农转非人员从缴费的次月开始每人每月领取养老金183元，低于城市的低保线210元/人·月。

4．新的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存在缺陷

（1）缴费标准没有充分考虑特殊群体和困难群体。一是4050人员参保十分困难。首先，缴费困难。4050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个人需要支付2万元左右，许多人交不起这笔钱。4050人员大部分没有工作，无收入；虽然1982—2008年间，随着政策的改善，转非的安置费由8 000元/人逐步上升到18 000元/人，但由于社会保障的缺位，转非后全靠安置费度日，随着时间的推移安置费基本用完，无存款。这些无收入、无存款靠低保过活的4050人员家庭一次性缴纳4万~5万元（按一家两个4050人员算）保费，简直是天文数字。其次，交费后生活难上加难。条件稍微好一些的家庭，为了交纳保费，有的掏空存款，有的四处举债，即使能勉强凑齐保费，也会在缴费过后立即进入贫困。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些距离，不能马上享受养老保险，而且4050人员就业会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困难。二是部分中青年缴费困难。当年征地时不满16岁的人口，现在已经逐步步入中青年阶段，他们没有享受安置政策，现在缴纳养老保险也没有政策优惠，心里的不满与经济能力的局限遏制了他们缴纳养老保险。三是吃低保群体缴纳养老保险困难。吃低保群体大多数属于老、弱、病、残、孤群体，生活都极度困难，当前生活都需要政府帮助，缴纳未来的保障资金没有来源。据调查，某镇本来有3万多人符合参保条件，但真正交得起钱的不到一半，看似可全覆盖的社保政策实际参保率连50%都达不到。由此可见，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现行政策仍然把大部分农转非人员拒在门外。

（2）新的征地农转非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办法没有对农转非人口全覆盖。基本养老保险对象不包括征地时就业安置的人口。这部分人口当时基本都是安置在集体企业中，绝大多数因为企业改制或破产而失业，尽管少部分人口享受了企业破产解体安置补偿，但是他们全部被排除在农转非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和城市职工养老保险政策之外。

（3）养老保险二选一的规定对4050人员的生活很不利。在调研中，普遍反映4050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就要退出储蓄式保险影响到这部分群体的生活。4050人员退出储蓄保险后，每月家庭收入就要减少近400元（以两人计），而他们要到55或60岁才能领取每月的生活费，这期间的收入减少对他们的生活影响很大。

三、完善农转非人员社会保障政策的措施建议

1．完善现有社会保障政策

（1）城市低保要同等对待、取消不必要的限制。农转非人员失去了以土地为基础的丰足养老保障，失去了具有最大增值潜力的土地资产和宽绰的房产，他们为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进入了城市，在享受低保政策上应与城市人口同等对待。建议降低农转非人员进入低保政策的门槛，让这些人吃低保不再困难，让他们在失去土地后至少能吃上低保。具体在收入计算上，安置费不计入收入，转非后只要农转非人员家庭成员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就应立即进入低保。另外，可考虑适当提高低保标准、对农转非人员的特殊困难群体给以适当补贴等。

（2）完善新的农转非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政策。一是实施减免政策。在本轮基本养老保险登记出来以后，对最低生活保障人口中的绝对贫困人口（重点在孤、寡、残、病人口）进行进一步核实，实施养老保险费用减免政策。二是完善缴纳方式。对于缴费困难的群体，尤其是4050人员转变缴费方式，改一次性交费方式为分期付款方式，缓解他们的支出压力。三是细化政策，保障标准增长幅度与城市职工养老保险接轨，明确养老金今后将随生活水平提高而增长，让老百姓看得到前景。四是推进农转非人员养老保障全覆盖。主要是将1982年以来征地农转非中就业安置的那部分人口纳入本次基本养老保障的覆盖范围。

（3）建立储蓄式养老保险和新的农转非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的衔接机制。有两种方法，一是在4050人员享受基本养老保险费之前继续保留储蓄式养老保险；二是将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给付分为两个阶段，40~55岁、50~60岁阶段低标准给付，55岁、60岁后再按照城镇平均水平给付。

（4）医疗保障要切实做到病有所医。一是规定常见的危重病，指定定点医院。二是将常见危重病的常用药物全部纳入医保药物清单，并随着医药的更新和发展调整医保药品清单。三是将中药纳入医保范围。四是对农转非人员逐步实施门诊医疗年度定额补助制度。

2．完善征地补偿政策，让农民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

按照《物权法》、《土地承包法》等相关政策法规的规定，明确农村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利和土地对农民的就业功能、保障功能，并在城市建设征地中对农村农民实施权益保护。要尽快研究、改革征地制度，实施城乡土地“同地同价”。

3．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向城市融合，发挥集体经济对农转非人员的保障作用

农村集体经济是农转非人员社会福利保障的重要资金来源。集体经济主要通过集体经济分红、集体经济收入向村民分配，以提高集体福利和提供丰富的公共服务，改善、提高农转非人员的社会福利保障。但是当前的城市拆迁改造中，占用集体土地，进行集体经济建设补偿、分光补偿资金的政策和做法，扼杀了农村集体经济，也断绝了农转非人员的社会福利保障的重要资金来源。建议尽快修改完善现行的《农村集体资产管理规定》，补充《城市建设征地中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实施细则》，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向城市融合而不是消亡。

4．完善城市郊区征地管理制度

制定《“城中村”改造规划、土地、拆迁管理实施办法》，使“城中村”住房土地管理制度与城市接轨；符合《“城中村”改造总体规划》的村民宅基地的土地使用权按划拨方式确认给合法使用人，农民私有住房按照城市居住私有住房进行登记管理。“城中村”改造要对私人住宅区域进行规划整治：一是对合法部分的私人住宅进行统计；二是由集体经济组织按照重庆市城市居民住房拆迁安置办法进行本村居民住房的拆迁安置；三是由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实施居民住房安置和相关补偿；四是由集体经济组织对整治出来的宅基地开发，扩大集体经济资产，让本村全体农民（失地农民和现存农民）都受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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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廖玉姣　杨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