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社区建设论文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2015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明确指出城乡社区协商是基层群众自治的生动实践，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效实现形式。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城乡社区建设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城乡社区建设论文 篇1：

我国城乡社区建设背景研究综述

摘要：统筹城乡社区发展已经成为当前构建和谐社区的时代命题，城乡社区建设的背景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当前城市社区建设背景研究突出了单位制变迁论、体制改革论、社会治理空间论、社会资本论、政权合法论、社会与政府双重驱动和社会结构分化论的解析框架；农村社区建设背景研究重点强调市民社会论、发展需求论和乡村社会变迁论理论视角。城乡社区建设面临经济体制改革、管理体制改革、社会变迁的共同宏观大背景；面临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管理模式差异、社会发展程度不同步的迥异微观社会环境。

关键词：城市社区建设；农村社区建设；背景研究综述

社区一词进入学科领域，源于德国社会学家藤尼斯，它不仅表征着一种空间的地域特征更主要的是强调了它是一种由共享的价值利益和共同的道德承诺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共同体或社群。社区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但是我国城乡社区建设面临着共同宏观背景和不同微观背景，探析二者之间的异同，对于科学合理地制定政策至关重要。本文在对我国城市和农村社区建设的背景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指出城乡社区建设面临背景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从而为社区建设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为统筹城乡发展注入活力。

一、城市社区建设面临的背景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是在社区服务发展的基础上开展的，社区建设这一概念由民政部于1991年5月首次提出，自此，城市社区建设全面展开，城市社区建设面临的背景涵盖很多内容，有单位制的变迁，体制改革的推动，社会治理空间的变化，政权合法性的要求，等等。

(一)单位制变迁论

社会转型使单位体制趋于瓦解。单一传统公有制经济已经转变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从而瓦解了单位体制赖以运行的经济基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从而瓦解了单位体制赖以运行的体制基础；城乡二元格局已经打破，从而动摇了单位体制在城市社会整合中的主体地位；战时供给制和组织军事化的历史传统正在消失，从而瓦解了单位体制赖于运行的历史文化基础；单位自身的角色功能明显变化，从而瓦解了单位体制赖以运行的主要载体。一是表现为单位利益独立化。二是表现为单位功能的专业化。单位体制衰落后，社会转型要求社区组织成为社会整合的主要载体。改革的冲击和单位制固有的弊端，使得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的单位制逐渐解构。同时，随着社会成员需求的多样化，原先以街道和居委会为主体的城市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社会经济的发展客观需要产生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一种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社会基层网络组织体制，这种组织体制就是社区。

(二)体制改革论

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双重作用的结果，而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则是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心所在。新形势下，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国有企业剥离出的社会职能、分流出的下岗失业人员、产生新的经济模式、日益增加的城市流动人口，统统进入城市社区这个最基础的载体；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政府机构的改革、政府管理人员的精简和分流、政府部分权力和职责的下移、党政分开和政企分开引发的管理方式的改变；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住房制度的改革和住房管理的市场化取向、医疗制度的改革、人口流动及户籍管理的改革、城市社会人口的老龄化问题等，也都汇集到城市社区这个载体之中；社会成员固定地从属于一定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已被打破，大量“单位人”转为“社会人”，同时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社会流动人口增加，加上教育、管理工作存在一些薄弱环节，致使城市社会人口的管理相对滞后，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社区式管理模式。

(三)社会治理空间论

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深刻影响并不断重构着大城市社会空间，在此过程中，居住空间分异、城市空间剥夺、弱势群体边缘化、郊区社会空间“破碎化”、“城中村”等构成大城市社会空间的典型问题特征。在城市基层社会中，从单位制的隐退，到社区制的兴起，本质上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调整与治理结构的转变。这种变化体现在空间关系上，从直接统治向“有距离的治理”转变；在运作机制上，从组织扩散与组织覆盖向“交织一渗透”模式转变；在治理资源上，由资源掌控向资源动员转变。

(四)社会资本论

社区社会资本包括和谐的关系网络、有效的制度规范、普遍的信任互惠以及合作性的社会组织。对于如社区这种共同体而言，社会资本的主要作用是维持共同体的稳定和行动的相对一致性，增强共同体的认同感，从而提高共同体内部个人或制度的行动效率。帕特南是较早研究社会资本对组织和社区影响的学者，在他看来，作为一个组织或地区特征的社会资本，能够通过协调人们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并能够提高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城市社会的和谐建设与发展必然要依托这些社会资本。

(五)政权合法论

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问题，即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权力合法性即权力的正当性，指民众对于政治治理的内心认同。权力的合法性乃是权力得以正常行使的前提，权力的合法性一定是在权力应用之前就必须确定的。而且在实施的过程中也要不断加强合法性的建设。社区建设的重心不在“建设(基层)社会”，而在“建设(基层)政权”，从合法性的分析维度来看(如意识形态的作用，社会治理的绩效等)，当前的城市基层政权已潜在着合法性危机。

(六)社会与政府双重驱动论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是典型的社会发展和政府政策的双重驱动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原有的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基本构架逐步走向解体，特别是“单位”功能的分解及其控制社会能力的弱化，致使政府必须重新构建新的社会管理模式，这种客观的社会变迁使替代“单位”组织的原有功能的城市社区发展尤为迫切，政府对城市社区建设倾注的热情当然远远超过相对没有社会变迁压力的农村社区建设，这实际上是政府城市管理强烈的内在需求。

(七)社会结构分化论

社区制是在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呈现分化和重组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作为调整和改善社会结构的重要一环，社区制从管理理念上来说，强调以人为本，变管理控制为服务照顾；从管理形式上来说，强调以居民自治为主，变行政控制为居民参与；从管理目标来说，强调多元合作，加强政府与社区的互动，达至善治。总的来说，在“社区制”管理体制下，通过积极的社区建设，有利于社区价值的培育和社区精神的塑造。换句话说，通过社区组织建设、社区文化和社区教育等途径培育以社会契约为原则的社区价值，塑造平等、互惠、参与、合作的社区精神，从而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居民

的归属感，缓和社会结构的分离倾向。

(八)过度组织化论

顾俊认为，通过人员的单位所有制和单位的行政归属制，政府几乎将社会生活，特别是城市生活的一切方面都纳入单位单一行政体制之下。所剩无几的遗留空间则归之于街道这一地区性行政机构的控管之下。由此形成了高度单一的社会联系方式和社会联系纽带，说得更精确一点是高度单纯的行政联系。强有力的行政联系极为有效地将整个国家组织了起来，其严密程度没有给其他联系方式和整合机制留下什么存在空间，更没有多少发挥作用的余地，后者自然萎缩到了没有意义的程度。过度组织化的城市生活空间开始出现空白，与此同时，由政府全力推进的城市社区建设也开始兴起。刚刚从单位中退出的行政体制，转而借助街道架构向区域范围中的基层生活转移和蔓延。这样一种行政体制建设与其说是城市社区的一种发展方式，毋宁说构成了未来真正意义上的社区之发展的结构背景，一种更加过度组织化的背景。

二、农村社区建设面临的背景

2006年国家民政部在215个县开始进行农村社区建设实验。但到目前为止，国家层面的农村社区建设政策体系还没有形成，还有待于各地的创新和探索。农村社区建设旨在构建新型的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实现农村社区及整个社会的融合，也是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方式的重大变革和制度创新，是新时期、新阶段我国农村一项重大的社会建设工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市民社会论

现代因素的社区作为孵化器承载培育市民精神。农村城镇化进程中自然村落的衰败与现代社区的崛起以及新农村建设中国家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与居住环境的投入是新农村社区建设的两个主题背景。农村社区建设和自治的必要性在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社会的发育成熟给社区实践培育了良好土壤。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流动可以形成一个类似美国的“中国式移民社会”，这是农村社区形成和自治的基本条件。农村自然村落的解体给农村社区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村民自治面临的困境使之向更高层次的农村社区自治转型成为一种趋势。现代农村社区具有较强的聚集组合功能，可以吸纳大量的社会资源和培育各种社会组织，在加强合作和改善服务中推进农业生产的现代化。

(二)发展需求论

第一，来自“弱者”的需求。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和企业务工，长期居住在农村的一些年老、体弱、多病农民的生活难以得到子女的悉心照顾，在对这一些弱势群体的管理上出现了真空。广大老百姓盼望在农村建立一个等同于城市社区的社会公共组织，以便更好地关心并及时解决他们生活中出现的困难，把这一弱势群体纳入管理范畴，以解除其生活及家庭成员工作的后顾之忧。

第二，便利服务的需求。城镇建设的快速发展，集镇建成范围不断扩大，传统的零星小村落和“兵营式”农房大量拆迁，迫切要求通过政府的统一规划，尽快改变居住环境几千年来单一分散：各自为政、生活设施不配套的落后状况。农村现代社区的建设，为广大农民实现集中居住、享受高质量的城市生活提供了条件。但在农村现实生活中，农民感到办事不方便。如何使这种不方便变为方便?这就必须在政府和老百姓之间建立一座彼此沟通、办事高效、服务优良的联系桥梁——社区，帮助社区居民办理以前需要亲自处理的事项，化解其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第三，城乡统筹发展的需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城乡公共产品分配不均显得更加突出。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要求“着力解决县乡财政困难，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逐步增加国家财政投资规模，不断增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形成城乡协调互动发展机制，建立“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扩大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三)乡村社会变迁论

第一，社会化小农。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变化的基本内容是适应现代化取向，国家愈来愈深地进入乡村社会，并按照国家意志改造着与现代取向不相吻合的传统乡村社会。20世纪50年代，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乡村的改造，并按国家意志构造农村人民公社体制。20世纪80年代，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乡村社会与外部、与他人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和依存度。笔者将其称之为“社会化的小生产”。这种社会化的小生产将会长期存在，并成为现阶段乡村社会的基本特性。同时，乡村社会仍然长期处在迅速的变动之中。这就是村民自治制度运行必须面对的社会基础。

第二，宗族利益表达机制。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各社区集团利益日趋分化，农村基层政权与农村社区民众的利益也出现分化，导致农村基层政权本身并不能完全代表农村社区和农民的利益，进入20世纪90年代，基层干部与农民的矛盾则已经带有较多的利益冲突成分。而现实生活中农村社区本身又没有形成对政权不良行为的制约力量，当基层政权和社区农民发生矛盾冲突时，往往很难得到公正的解决。宗族作为代表和维护农民利益的群体组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挥其自治功能的。

第三，社会分层的村庄。我国农村目前的制度是改革或渐进式的制度变革，这种制度变化一般来说会造就出新的“中产阶级”和少量的上层，但却不会根本动摇上层和底层，以后的上层将很快适应这种变革并适时将手中的象征性资本通过社会网络加以转化，从而成为新的上层。选用两个指标来测量或区分农村制度结构的变化，一是民营经济的活跃程度；二是集体经济的发达程度。根据这两项指标，将我国农村社区分为四种类型：即普通型村庄、集体经济发达的村庄、民营经济发达的村庄与混和型村庄。我国的农村居民分为四大阶层：上层(精英阶层)、中上层(代理人阶层)、中层(普通村民)以及下层(弱势群体)。这意味着我们要更加注意研究如何促成更为开放的社会流动路径与机制，预防目前农村社会分层出现过度不平等累积。这个问题带来的影响将是多层面、多方位的。开展农村社区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措施，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是完善村民自治，扩大基层民主的有效载体，是提高广大农民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的内在需求，是优化农村社区管理的客观需要，是构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内在要求。

三、城乡社区建设背景的比较与分析

城市社区建设和农村社区建设面临着共同的宏观背景和不同的微观背景，主要体现在均面临经济体制转轨的需要、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社会变迁的需要，但是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城乡管理模式不同、城乡社会发展程度不同。

(一)城乡社区建设的共同宏观背景

我国城乡社区建设都处于社会发展转型期，

因此也面临着相同的背景。一是经济体制转轨的需要。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城市使得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的单位制逐渐解构，以前单位提供的服务剥离出来，社会的需求和政府的管理模式(小政府一大社会)使得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迫在眉睫，市场经济同样带动着农村产业化的发展，促进了农民的流动，扩大了农村的需求，城市和农村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很多问题，同时，城乡差距在不断扩大，而社区建设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有效措施，为城乡经济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而且，社区共同体精神的建设利于城乡社会凝聚力的提高，同样为经济建设提供“软实力”。二是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权利维护意识增强；另一方面，城市社区和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又存在着缺陷。当利益的表达机制不够完善的时候，社会的稳定就存在着隐患。而社区建设可以重塑政权的合法性，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三是社会变迁的需要。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的城市和农村社会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结构呈现分化和重组，居民和农民的社会意识和生活方式多元化；公民文化逐渐形成；和谐社会的建设正在进行。

(二)城乡社区建设的迥异微观背景

与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相比，农村社区建设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形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城乡差距在不断扩大，尤其是经济水平，城市市场化水平较高，农村的发展相对滞后，产业化、专业化水平不高。二是城乡管理模式不同。城市社区发展与农村社区发展相比，起步较早，其组织体制，管理模式的发展相对完善，居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高，而农村社区干部和农民对于社区建设的理解有待加深。三是城乡社会发展程度不同。首先，城乡人口聚散程度不同，城市人口经济活动集中，人才充溢，教育文化水平较高，而农村人口居住相对分散，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其次，城乡组织化程度不同，城市家庭规模职能缩小，人际交流感情发生变化，社区管理组织完善，社会团体较多，而农村管理组织结构简单，社会团体极少，第三部门不够发达，但是小农社会化增强。四是城乡差距在扩大，城乡社区所需公共服务的需求不同，出现非均等化，城市社区建设的重点在于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需求多样化，服务多样化，而农村社区侧重于生存环境的建设，基础设施陈旧，资金短缺。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村社区服务设施配置并不完善，除社区组织(村委员会、村党组织等)办公用房等社会管理设施相对健全外，生活服务设施和社会福利设施的配置率均较低。城市社区在服务设施的配置上要远远好于农村社区，城乡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并不均等。五是思想文化方面，城市居民思想相对开放，而农村村民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大(如宗族势力等)。城乡“二元结构”表现突出的是思想与观念的差异，农耕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差异是农村居民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生产方式的主要障碍，城乡一体化必然要求构筑城乡一体的教育体系，从文化层面上实现城乡融合。

四、城乡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反思

从理论层面来看，目前，对于城乡社区建设背景进行系统和比较研究的尚少，仅侧重于城市社区建设中的单位制到街居制的转变和人民公社以来农村的社会变迁。学者更多关注于社区建设的内容研究，而忽视了社区民主治理体制和共同体认同的建设。事实上，农村社区建设旨在构建有凝聚力的、体现多元社会主体平等性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主要是在精神文化层面打造社区认同，形成参与式民主治理模式。从实践层面来看，事实上，早在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中，党中央就已经提出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2007年，党的十七大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城乡、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和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十七届三中全会也指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从当前农村社区建设实践来看，社区建设的重心在于搞好公共服务，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统筹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同时也力图通过公共服务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整合。同时，推进社区文化建设，从而提升社区的凝聚力与认同感。

总之，社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加强社会管理的重心在社区，改善民生的依托在社区，维护稳定的根基也在社区。把握城乡社区建设的三大共同宏观背景和五大迥异微观背景，对于中期社区建设政策的反馈与评估，对于后一阶段社区建设政策的制定，以及城乡之间社区建设经验的相互借鉴至关重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于社区建设尤其是农村社区建设，应加强社区凝聚力建设和民主式参与模式建设，以不断增强国家治理的乡村社会基础，从而有效地统筹城乡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责任编辑：刘琼莲]

作者：李 梅 李增元

城乡社区建设论文 篇2：

加强天津市城乡社区协商民主建设对策研究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2015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明确指出城乡社区协商是基层群众自治的生动实践，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效实现形式。加强城乡社区协商民主建设，是贯彻落实中央有关精神，特别是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中的有关规定的必然要求。

一、加强天津市城乡社区协商民主建设的意义

1.加强天津市城乡社区协商民主建设，有利于畅通基层民主渠道，扩大基层群众有序参与。通过加强我市城乡社区协商民主建设，可以促进村（居）民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实践中培育公共意识、参与意识，为扩大基层民主提供坚实的基础。在社区村（居）民自治过程中，通过构建利益平台，使村（居）民利益社区化。要让城乡社区村（居）民在一次又一次的讨论、沟通、协商等活动的参与中，真正树立起社区事务即是我的事务的理念。

2.加强天津市城乡社区协商民主建设，有利于广纳群言、广集民智，提高基层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民主化、科学化决策，需要决策者做到充分的调查研究，深入了解民情，使决策充分反映群众的意愿。加强我市城乡社区协商民主建设，有利于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各方群众的意见。在城乡社区事务决策过程中，通过社区的协商民主讨论，让群众充分发表意见和建议，把矛盾化解在表决前。避免在社区事务表决程序中因议事协商不够，而出现矛盾和意见，甚至导致决策事项不科学、不民主现象的发生。通过社区的协商民主讨论，最大限度取得一致性，让决策方案被大多数群众所接受，提高对整个社区问题协商的公平、公正性。

3.加强天津市城乡社区协商民主建设，有利于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当前，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深入推进，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利益诉求更加多样。城乡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加强我市城乡社区协商民主建设，有利于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在群众工作和矛盾化解中发挥巨大作用。協商民主是使矛盾主体将对抗变为对话的重要手段。通过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当矛盾产生后，利用多种协商形式，将矛盾双方聚在一起，让他们平等对话，畅所欲言，并协调纠正双方的价值偏好，通过理智交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把对立关系通过对话来化解。

4.加强天津市城乡社区协商民主建设，有利于在基层群众中形成共识，汇聚力量，为加快天津美丽社区建设提供保障。中共天津市委十届三次全会讨论审议了《美丽天津建设纲要》，并作出加快建设美丽天津的决定。按照《美丽天津建设纲要》要求，天津市制定了《建设美丽社区实施方案》：通过美丽社区建设，到2020年天津社区建设整体水平走在全国前列。为把天津市社区建设成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生态宜居、平安文明、人际和谐、持续发展的社会生活共同体，需要各社区将美丽社区创建中的大小事项纳入居民自治范畴，广泛调动居民参与协商。因此，只有加强城乡社区协商民主建设，广泛调动居民参与的积极性，才能增强社区的凝聚力，为加快建设美丽社区提供保障。

二、天津市开展城乡社区协商民主建设的基本情况

1.城乡社区协商制度机制逐渐建立起来。天津市部分区已经出台了加强城乡社区协商民主的实施意见或通知，如宝坻区出台了《关于推行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意见》（2013年）和《关于进一步完善村级重大事务“六步决策法”的通知》（2013年），和平区出台了《关于推进社区协商民主“三会四形五重点、六支队伍为骨干”工作法的实施意见（试行）》（2015年）等。各地通过完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规范议事规则和民主协商程序，普遍建立了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关、自治组织、城乡居民的沟通协调机制，建立了村（居）民会议、村（居）民代表会议、社区协商议事会等议事制度，探索建立了群众参与利益调处机制、社区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机制等。

2.城乡社区协商形式广泛多样、协商内容不断丰富。近年来，天津市各区普遍建立以村（居）民会议和村（居）民代表会议为主要载体的民主决策组织，不少涉及村（居）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基本由村（居）民参与讨论决定。各地开展的城乡社区协商内容不断丰富，协商范围不断拓展。协商内容围绕生产生活中涉及城乡村（居）民利益的公共事务、公益事业、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困难和问题、矛盾纠纷的化解事项等，开展协商活动。

3.城乡社区协商议事模式各具特色。宝坻区为了加强协商民主建设，将协商民主纳入“六步决策法”程序之中，以村级民主协商议事会为主要形式，根据协商内容，采取入户走访、对话恳谈等辅助方式。和平区在探索社区协商民主建设过程中，形成了社区协商民主“三会四形五重点、六支队伍为骨干”工作法。以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议事协商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为基础，以对话形式协商、共建形式协商、联动形式协商和开放形式协商为载体，积极探索社区协商民主建设。河西区结合区情实际，在社区开展“兩评三会一公开”实践活动，做到了决策民主、重点公开、程序规范、群众满意，对加强基层工作和维护社会稳定进行了积极探索。津南区根据村（居）实际，通过举行“说事恳谈会”“民主听证会”“民主议政日”等形式，加强干部和群众面对面沟通交流，进一步拓宽民情民意的反映渠道。在滨海新区部分社区推行的“五步工作法”中，第一步就是“民主协商法”，即社区干部通过对社区走访，面对面与群众交流，了解他们的困难、想法、意愿，激活大家投入社区创建的热情，使协商民主随时随处都能够体现出来。

三、天津市城乡社区协商民主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1.缺乏顶层设计和统一的城乡社区协商规章制度。天津市各地城乡社区在开展协商民主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处于碎片化、以自发性为主的状态，使得城乡社区协商民主发展的定位和目标不够清晰。有些地方的协商民主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村（居）委会贯彻自身意志的桥梁，缺乏制度化的保障。

2.协商主体的作用尚需进一步发挥。一是协商主体对社区协商民主重要性认识不到位。一些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党组织、村（居）民委员会等对协商民主工作存在认知上偏差和重视不够的问题。二是协商主体单一。在已经开展城乡社区协商民主活动的地区，驻社区（村）单位、社区社会组织、物业服务企业、非户籍居民代表、第三方机构等很少成为协商主体。

3.协商内容碎片化，协商效果欠佳。一是协商议题范围不确定，通常议题都是在遇到具体问题时临时确定；二是有选择性的协商，一些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在协商民主活动中，对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避重就轻，或有选择性的协商；三是協商流于形式，协商结果不被采纳或没有得到有效运用，失去了解决现实问题的功效，导致群众不满甚至上访。

4.协商程序不规范，协商平台需进一步拓展。天津市城乡社区协商较为普遍地存在协商程序不完善的问题。如协商的议题和参与协商的主体由个别人来决定，一些村（社区）没有将初步协商的结果或实施方案通过村（居）务公开栏等社交平台予以公开，广泛听取参与协商的各类主体的意见和建议等。

四、加强天津市城乡社区协商民主建设的对策建议

1.抓好顶层设计，制定加强天津市城鄉社区协商民主建设的规章制度。为了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精神，建议尽快出台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实施意见。应明确天津市城乡社区协商的主要任务，强化城乡社区协商保障措施。建议根据天津市的具体情况，确定到2020年实现的总体目标：在全市普遍建立协商主体多元、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程序规范、制度健全、成效显著的具有天津特色的城乡社区协商新局面。

2.积极发挥协商主体的重要作用。开展城乡社区协商工作，首先需要明确“谁来议事”的问题。因此，一是要加强协商主体对社区协商民主重要性的认知。要通过政策引导、媒体宣传等多种形式，加强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党组织、村（居）民委员会等对开展城乡社区协商工作的重视，消除其认知上的偏差，促进协商民主活动有效开展。二是要明确城乡社区协商主体，使社区协商主体多元化。城乡社区协商主体不仅要包括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党组织、村（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而且也应包括驻村（社区）单位、社区社会组织、农民合作组织及其他利益相关方。

3.细化协商内容，用好协商结果。天津市在开展城乡社区协商时，要细化协商内容，充分用好协商结果。首先要建立协商事项目录，制定相应的协商议题范围。其次要细化协商内容，避免出现选择性的协商现象。再次要建立健全协商成果公开、采纳、落实机制，确保协商成果得到有效运用和落实。协商成果涉及群众矛盾纠纷的，由村（社区）党组织、村（居）民委员会负责做好相关化解调处工作，必要时由乡镇（街道）协调有关部门给予支持。

4.进一步规范协商程序，创新协商平台。对需要城乡社区协商解决的事项，应研究确定协商的议题和参与协商的各类主体；村（居）民委员会要将初步实施方案通过村（居）务公开栏等予以公开，广泛听取参与主体的意见和建议。在协商平台建设方面，一是强化已有的协商平台，如村（居）民议事会、理事会、联席会、对话会、恳谈会；二是以“互联网+”建立广泛的协商平台。将互联网与协商主体协调联动，开辟社情民意网络征集渠道，运用现代化手段开展网上协商、线上协商等。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天津行政学院科研处副处长、教授

责任编辑：朱 健

作者：康之国

城乡社区建设论文 篇3：

城乡社区文化中心建设初探

摘要：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应以保障社区居民基本文化权益、提升社区居民文明程度为目标，突出市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加强上下联动机制建设。各级政府应切实把社区文化建设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不断加大政府统筹推进力度，努力提高服务社区文化建设水平。

关键词：文化建设；城乡；社区

随着国家实施文化兴国的决策和战略部署，各级文化部门把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关注文化民生、实现文化惠民的重要举措，以村和社区文化建设为重点，以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为根本，大力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均等化，在完善基础文化设施建设、丰富社会文化生活、满足群众文化需求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多项指标显著提高。特别是在推进社区文化建设过程中，各级文化主管部门以加强社区文化中心建设为载体，充分发动社会各界力量参与社区文化中心建设和管理，加大投入，树立典型，以点带面，使城乡居民越来越多地享受到便捷、高效、丰富多样的文化服务。

1.加强组织领导，不断夯实社区文化建设的基础

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应以保障社区居民基本文化权益、提升社区居民文明程度为目标，突出市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加强上下联动机制建设。各级政府应切实把社区文化建设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不断加大政府统筹推进力度，努力提高服务社区文化建设水平。

1.1强化机构建设。建立健全组织协调机制，成立社区文化工作领导小组，由政府牵头，文化、规划、民政等部门共同参与，统筹领导社区文化建设。市、区、镇（街道）三级分别成立社区文化建设协调领导机构，层层落实责任。与此同时，街道、社区还要建立班子成员联系点制度，设立文化娱乐专职委员，发挥基层组织和共青团、妇联等组织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1.2出台政策措施。以江苏连云港为例：江苏连云港加强规范性文件的制订，市政府下发《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的意见》，明确规定将社区居委会办公用房和社区公共用房纳入公共配套设施规划；2008年，市文明办制订《关于印发连云港市文明行业、文明单位、文明乡镇、文明村、文明社区创建（管理规定）和（测评标准）的通知》，对社区文体活动的开展作出了更高更具体的要求。2009年，市政府又制订下发了《关于在全市开展社区文化中心标准化建设的实施意见和考核办法》，明确要求室内综合文化活动场所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其中图书阅览室20平方米以上、综合文体活动室40平方米以上、文化培训室40平方米以上，辖区内还要建有面积在600平方米以上的室外场地一处，包括文化宣传橱窗、文化广场、健身路径等。此外，对于藏书、健身器材、现代化办公设备等都有统一的标准要求，进一步明确建设标准、服务内容、考核细则。

1.3加强目标管理。为扎实推进社区文化中心建设，文化部门应不断加大考核力度，将社区文化工作纳入到年度目标考核体系，列入政府城乡建设规划，制订行之有效、责任明确的考核奖惩制度。在此基础上，县、区政府考核街道，街道考核社区，明确责任，传递动力，保证社区文化建设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

2.探索多元投入机制，汇聚各界力量参与社区文化中心建设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区两级财政对社区文化建设的投入不断加大。以连云港地区为例，2008年，市、区两级财政投入400余万元，2009年达600余万元，2010年上升至1000万元，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幅度。由于部分地区尚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公共财力还不是很宽裕，财政供给能力还不是很强，为此，还应在积极争取加大财政投入的基础上，还积极探索实践社会力量多元投入社区文化建设的新路子。

21规划把关，加强新建小区配套文化设施建设。近年来，为切实加强社区文化设施建设，各地应制订出台《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的意见》，在审批房地产开发项目之初，即要求新建小区必须建设社区活动室、健身广场等配套文化设施，否则规划部门不予审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多开发商在完成配套文化设施的同时，还精心打造集文化、娱乐、健身、餐饮为一体的多功能会所，以此营造一流的社区公共交流环境和高尚和谐的社区文化归属感。

2.2社企合作，变企业资源为社区资源。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建设可采用“一社一企”或“一社多企”的结对合作形式，鼓励倡导社区内企事业单位出钱、出场地，建设文化活动场所，与社区结成互利协作型、基地带动型、发展顾问型等不同类型的社企统筹共建对子，探索建立共用、共享的建设管理模式。结对企事业单位将本单位的阅览室、活动室等向职工开放的同时，向社区居民免费开放，社区则积极为结对企事业单位做好宣传、协调、服务等工作，为企事业单位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很多大型企业的文体俱乐部也逐渐向社区居民开放。近年来，各企业以捐助图书、活动器材、赞助活动经费等方式，积极参与支持社区文化建设。

2.3联合共建，积极争取开发商和物业管理部门的支持。通过制度安排、政策引导和感情沟通等途径，争取开发商和物业管理部门的理解、支持、响应，无偿陡用相关设施，建设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区与开发商和物业管理部门联合打造社区管理中心，争取活动用房，社区则筹集资金添置图书和相关器材，设立了“社区画室”、“图书阅览室”、“文艺活动室”、“健身活动中心”、“棋牌室”等多个文化活动场所。

3.创新运行管理体制，扶持引导社区文化蓬勃发展

在社区文化中心建设过程中，应重视立足地方实际，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因素，强化社区文化中心长效运行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着力提升社区文化服务能力。

3.1以宣传文化部门为主导，建立文化资源配送机制。利用市、区文化馆、图书馆等资源优势，整合节目资源、讲座资源、展览资源、教育资源、文艺辅导人才资源等，建立文化辅导员制度，深入开展送电影、送戏、送图书活动。市、区文化馆、图书馆应与多个社区结对，就广场文化活动、图书阅读、展览展示、科教知识讲座、艺术辅导培训、公益演出观摩等方面开展共建活动。

3.2加强组织引导，探索组建社区文化志愿者队伍。社区居民始终是建设社区文化的主体，为激发广大居民参与社区文化管理、建设和谐社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明确社区文化中心专、兼职管理人员的基础上，通过组织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积极培育和引导社区民间文化组织的发展，从中发现了一批热爱社区文化建设、具有一技之长的业余文艺工作者。通过引导，自发形成了以各种文艺团队骨干为主体的文化志愿者。他们或参与社区文化管理，或牵头组织社区文化活动，或义务担任图书馆管理员，或积极倡议参与开展读书、捐书活动，成为建设社区文化的主力军。

3.3探索实践社会化运作之路，打造社区文化社会办的新平台。面对社区居民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仅仅依靠社区文化中心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经济条件较好的社区一方面依托社区场地资源，提供书画、舞蹈、乒乓球、棋类等各类有偿培训服务，通过收取居民一些能够承受的基本费用，既解决社区文化活动资金不足的困难，又丰富了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提升了居民的文艺素养。另一方面，积极探索社区文化社会化运作的新思路，或为社区企业庆典等活动提供全方位服务，或以企业冠名的方式联办各类文化活动，既活跃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又提升企业形象，逐渐形成社区文化社会办的大文化格局。

4.培育先进典型，引领社区文化建设“一区一品”

发掘地域文化优势，创建特色文化社区，是我市社区文化建设得以不断推进的又一亮点。通过开展特色社区、特色文化团队、特色文化家庭和特色文化标兵“四特”文化评比，以及先进文化社区、读书藏书状元评比等措施，引导有条件的社区往“一区一品”的方向发展，涌现一批特色鲜明的先进文化社区和文化品牌。

4.1利用宣传阵地开展创建。以连云港苍梧社区为例，苍梧社区主办全省首家社区报纸——《苍梧人家》，成为社区文化建设的特色阵地。苍梧社区获“省青少年文明社区”、“省科普先进单位”等20多个荣誉称号，日本友人，港台同胞，以及上海、苏州、无锡等地的社区多次前来参观考察学习。玉带社区创新开展楼道文化建设，设立“楼道和谐文化栏”，使广大社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受到社区先进文化的熏陶和教育，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提升了社区的文化品位。

4.2设立活动阵地推进创建。以连云港新东街道为例，新东街道在所辖社区建设“一刻钟读书点”，配套建设文化活动站、书画室、康乐中心等场所，开辟社区青少年“绿色网吧”，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主题。星化社区以打造学习型社区为载体，形成书画、戏曲、健身操等7个协会共67个学习小组，获得“全国百佳学习型社区”、“省科普先进社区”等光荣称号。

4.3汇聚各类人才支持创建。以连云港园丁小区为例，园丁小区利用教育、文化人才多、离退休干部多、老文化工作者多的优势，成立了“一团五队”：即社区老年圆梦艺术团、舞蹈队、腰鼓队、秧歌队、太极拳队、健身操队。社区文艺团队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唱社区新人，颂社区新风，赞社区新事，舞社区新貌，吸引了众多居民的参与。临海社区依托社区老年文艺团队活跃社区文化生活，被评为全国敬老模范社区、省廉政文化进社区示范点、省文明社区、省民主法治示范社区。

4.4彰显区域特色引领创建。以连云港双龙社区为例，双龙社区挖掘国家级“非遗”项目海州五大宫调、淮海戏等地域文化资源，建有淮海戏剧社团、舞龙舞狮队、五大宫调演唱队等特色文艺团队。西园社区彰显海滨文化特色，精心培植文化大院，被中宣部、文化部等4部门命名为“全国文化先进社区”。

5.结语

社区文化中心将在构建有地方特色的和谐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以社区文化中心作为重要抓手和载体，为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一步探索实践社区文化中心建设长效管理和运行的新机制，不断拓展社区文化的服务形式和内容，大力完善覆盖城乡、便捷高效的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努力打造特色社区、文明社区、和谐社区。

作者：张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