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论文

摘要：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属于经济学的两大分支，虽然它们有着本质不同之处，但是也有着统一的一面。从使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成本问题、定价与利润问题、垄断问题四个方面入手，分析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对立与统一，从而寻找二者结合的可行性，为解决经济问题提供更广泛的思路。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论文 篇1：

对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门课程之间关系的再认识

摘要：在我国经济学教育中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门主要专业基础课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要理顺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应当从开设这两门课程的目的出发，界定二者不同的教学内容，进而解决影响这两门课程之间关系的主要认识问题，以明确二者之间的基本关系，并且在坚持同时开设这两门课程的前提下，采取理顺二者之间关系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目的；教学内容

在我国高校经济类专业课程体系中，最大问题莫过于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门主要专业基础课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学生最大的困惑莫过于为什么要同时开设这两门课程。自从西方经济学由被批判的对象转变为与政治经济学并列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以后，关于二者的关系，即以谁为主的讨论或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但直到现在，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主要原因，在于讨论或争论中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混淆了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个概念或术语的内涵和外延。以及我国高校课程设置所赋予的这两门课程的特殊含义与教学内容。二是混淆了我国现阶段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主，同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在我国高校经济学类专业课程体系中应当以谁为主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三是脱离了我国高校开设这两门课程的既定教学目的。本文从这两门课程的教学目的出发，界定二者的教学内容，进而分析当前要处理好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以确定二者之间的基本关系，并对如何理顺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提出具体的建议。

一、从教学目的看这两门课程的教学内容

讨论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统一论域。“无论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还是在西方经济学著作中，都曾将‘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作为通用词使用过”，这确实是事实；“西方经济学”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这种说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在我国改革开放前，这两个概念实际上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政治经济学特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简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特指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改革开放后，在学术界，政治经济学概念的使用领域已更加宽泛，西方经济学概念在使用过程中也往往不再被赋予“资产阶级”这一限定。就学术领域而言，这两种倾向本身是无可非议的。需要强调的是，从课程设置的目的看，我国高校课程体系中这两门课程的实际内容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实质性变化。首先，改革开放后，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目的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即，要使学生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理解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这里所说教学目的没有变，是相对于原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资本主义部分而言的，不涉及关于政治经济学课程是否应当设置社会主义部分及是否应当附加其他目的的问题)。需要变化的只是过去那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和脱离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的教学方法。其次，改革开放后，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的目的虽然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而开设这门课程，但相对于过去的“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课程而言，其讲授的内容基本上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仍旧是通常所说的微观和宏观两大部分。其原因在于，将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类专业基础课的目的，是使学生系统地掌握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分析方法，理解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及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尽管有的教师在课堂上或教科书中仍然称其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有的则回避其阶级属性问题，有的甚至公开宣称并论证这门课程是没有阶级性的，但其讲授的内容并没有也不可能因此而产生差别(是否有批判的内容，不是这门课程本身内容上的差异)。

二、要处理好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必须解决的问题

从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目的看，要理顺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必须解决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两门课程之间是否存在以谁为主的问题

洪银兴老师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偏重研究经济关系，西方经济学偏重研究经济变量。这两个方面对现实的经济分析都是需要的，而且由于各自处于不同的分析层面上，也不是对立的。”因此，对于“学习经济学的学生来说，都是需要掌握的”。这就是说，从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不同的功能看，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以谁为主的问题。我们强调开设这两门课程的目的不同，也就是为了说明它们之间实际上不存在以谁为主的问题。同时，从课程设置的角度看，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某一门或某一些课程更为重要一些，如专业基础课比专业课更重要一些，但这不是以谁为主的问题。何况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学类专业的本科学生而言，是同一层次的两门专业基础课，以谁为主更无从说起。否则，在逻辑上就说不通为什么要同时开设这两门专业基础课。当然，如果像刘国光老师那样，认为这种“双轨制”的课程设置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并主张“只能有一门基础经济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另当别论。因为，在此前提下讨论以谁为主的问题，至少不存在逻辑上的问题。不过，我们认为，所谓“双轨制”的课程设置实际上并不存在。因为，从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者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同目的或角度看，开设这两门课程的教学目的并不存在雷同之处，因而其教学内容也不应存在相互重复的问题，而且在我们的课程体系中也不存在与这两门专业基础课相平行的两组专业课。提出这两门课程应当以谁为主的问题，实际上是以这两门课程之间存在矛盾或对立为出发点。洪银兴老师指出，所谓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讲西方经济学就是“要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这种矛盾实际上只是一个“假象”而已。从开设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的目的看，这种矛盾确实不存在。从逻辑上讲，如果真的存在这种矛盾，那么，所要讨论的也就不是以谁为主的问题，而是将其中哪一门课程停开的问题。所以，我们并不否认在我国现阶段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面，存在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主导的问题，但在高校经济学类专业的课程设置问题上，在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之间，却不存在以哪一门课程为主的问题。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是否应当赋予双重目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本来应当只有一个目的：“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即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及其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但改革开放以来，这门课程在教学实践中往往被赋予了双重目

的或“承担着双重任务”。然而，正是这种双重目的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经济学教学陷于顾此失彼的两难困境。

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难以理顺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政治经济学课程被赋予了双重目的或任务。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双重目的是导致两门课程以谁为主问题产生的根源。从逻辑上讲，如果两门课程的教学目的及其内容不存在雷同之处，所谓以谁为主的问题是不会产生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在教学实践中被赋予了双重目的后，导致这两门课程的教学目的及内容事实上出现了雷同之处，所谓以谁为主的问题也就应运而生。第二，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双重目的必然导致学生产生“到底应当听谁的”等困惑。政治经济学课程被赋予双重目的后，必然出现两门课程争讲同一个问题的局面，即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讲市场经济如何运行及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无论教师的主观愿望或其在教学中的自我感觉如何，学生面对两门不同名称的课程讲授同一问题的感受必然是无所适从。当我们讨论“以谁为主”时，学生考虑的则是“我们到底应当听谁的”。因为，如果某一门课的任课教师或某一权威人士宣称应当听从其中某一门课程，那么学生的正常思维就是：既然如此，何必还要开另外一门课程呢?第三，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双重目的是导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的重要内因之一。尽管导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的原因有很多，但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角度看，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双重目的正是其中的重要内因之一。有人认为，这种内因主要源于“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解中”的“三种不良倾向”，即“附加的理解”、“教条的理解”和“曲解”，其后果之一就是有人“滥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名义，以马克思主义的某个局部性结论来反对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本文完全赞同这种观点，同时认为，“滥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名义”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中实际上不讲或少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别人不让我们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在课程设置上取消政治经济学课程或压缩其课时，这是外因；我们自己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中实际上不讲或少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内因。

在我国，政治经济学无论是作为公共政治理论课开设，还是作为经济学类的专业基础课开设，都是一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正如陈承明老师所说，“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也就是说，开设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的目的，就是要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因此，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在教学实践中赋予政治经济学以双重目的，其结果必然是“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也就是说，是我们自己在客观上助长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与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开设没有必然联系。

(三)西方经济学是否比政治经济学更加联系实际

改革开放前，政治经济学教学的最大问题是脱离实际，即脱离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及其运动规律。因此，改革开放后，该课程教学改革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教学实践中，这种改革出现了一种偏差：似乎政治经济学只有去讲市场经济如何运行、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如何发挥作用等现实问题，才称得上是理论联系实际。于是，政治经济学教学就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名义下被赋予了双重目的。陈承明老师指出，在我国，存在着将政治经济学原理和西方经济学原理奉为“圣经”的两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并认为，现在“人们克服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又导致了对西方经济学的教条”。笔者认为，确实存在这两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即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教学中都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然而，目前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教条主义倾向事实上并没有完全克服。丁堡骏老师指出了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一种现象：“不仅不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反而硬要加进一些名为‘市场经济学’、实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内容，并在批‘左’的旗帜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横加指责和批判。”因此，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理论联系实际，并不是要脱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去讲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去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如，现在讲经济危机，不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说明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还要分析二战结束以后出现的危机、“滞胀”及最近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实际上，西方经济学也并非天然地理论联系实际，在教学过程中同样也应当运用基本原理与方法分析当今世界和中国经济中的现实问题，特别是像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这样的热点问题。所不同的是，其分析现实问题所运用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而是西方经济学的相关原理和方法。

(四)西方经济学是否比政治经济学更有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社会上逐渐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即学习西方经济学比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作用更大，甚至认为学习政治经济学毫无用处。这确实是导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面对这种错误观念，我们不应采用改变教学内容的办法来证明政治经济学教学也是有用的。因为，这种办法不仅违背了我国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的目的，而且在客观上也默认了上述错误观念的实质，即混淆了课程的有用性与实用性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可否认，在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讲授有限资源如何有效配置及政府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作用的西方经济学，比政治经济学课程更具实用性。但这并不能说明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功能或作用比政治经济学要大。因为一门课程的功能或作用，是由该课程所属的学科性质决定的，与这门课程是否具有实用性毫无关系。如，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显然比国际贸易理论课程更实用，难道因此就说国际贸易理论课程不重要吗?西方经济学本身也是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其实用性不仅不如国际贸易实务，而且也不如国际贸易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讲授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师也没有必要去用“五十步笑百步”的态度去对待政治经济学课程。

(五)是否有必要和怎样批判现代西方经济学

马克思当年批判庸俗经济学的原因是庸俗化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不研究“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而“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从是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联系的角度看，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基本上还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即只研究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所以，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批判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庸俗性和辩护性是完全必要的。不过，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联系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何运行及政府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作用，而是为了

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必然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马克思虽然也研究了市场经济如何运行的问题，但他关注的“主要不是关于市场经济如何运转”，而是“强调这种运转不是永恒的，不是人类本性中内在的，而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所创造出来的，是特殊的社会组织的一种产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另外，马克思也不否认资产阶级政府通过采取干预手段能使经济危机得以缓和，但他“不赞成这种危机调节机制能永远运作下去”，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可见，马克思所批判的并不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如何运行这一问题的研究本身，而是他们将这些理论“宣布为永恒的真理”的态度或伎俩；也不是他们对政府应当如何发挥作用问题的研究本身，而是他们认为政府干预可以消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万世千秋的错误观念。所以，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应当像马克思当年那样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批判，即批判他们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的蓄意掩盖，批判他们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看成或宣扬为“天然合理的”和“永恒的”，以及将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何运行的理论“宣布为永恒的真理”的态度，而不应去批判其关于市场经济如何运转及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挥作用的理论本身。

然而，虽然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没有必要去批判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市场经济如何运转及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挥作用的理论本身，但这并不是指我们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应当无条件地接受这些理论或将其作为教条。关于这一问题，不仅西方经济学者内部存在着分歧，我国理论界也同样存在着分歧。因此，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任课教师或教材编写者可以而且也有必要介绍西方经济学者之间的分歧、国内外理论学者之间的分歧以及国内理论学者之间的分歧；既可以表明和论证自己的观点，也可以对自己不赞同的西方经济学者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进行学术性批判。但从政治经济学课程特殊的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看，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没有必要进行这种可能导致“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的学术性批判。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是否也有必要对其庸俗性和辩护性进行批判呢?从原则上讲，这种批判也是必要的。但应牢记，进行这种批判并不是现在开设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的目的。如果对于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每一个具体内容，我们都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去逐一批判，那么，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出现的因双重目的而顾此失彼的后果，也可能会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出现。这就是说，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也要防止“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因此，本文认为，在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导言部分中，应专设一节讲解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使学生明确开设这门课程的目的及其与政治经济学的区别。在这一部分，可以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庸俗性和辩护性进行总体性批判，然后告诫学生在即将讲解的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具体内容时，均以此为既定前提，一般不再一一进行具体的批判(这不是指前面所说的学术性批判)。当然，如果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提出如何理解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课程中某些相关的问题，如，如何理解均衡价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生产要素的均衡价格理论与剩余价值理论之间的关系等，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任课教师也应当给予正面回答。

三、理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门课程之间关系的具体措施

以上分析说明，在我国，从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或以谁为主的关系，即“两者关心的主题不在同一平面上，不具有替代性”，“可保持一定的共处关系”。但在教学实践中，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却没有理顺，并事实上成为我国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重要问题之一。怎样才能理顺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呢?本文认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一)坚持对经济学类各专业本科生同时开设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课程

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经济学类四个专业的主要课程均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排在最前面。尽管我们可以对这种安排提出异议，并在学术上展开讨论或争论，但在这种安排没有改变之前，教育主管部门应明确要求各高校的经济学各专业都不得以任何理由停开其中某一门课程，即使有些学校已经用“经济学原理”或“微宏观经济学”名称取代了“西方经济学”，也不能因此而停开政治经济学课程。

(二)坚持将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讲授

政治经济学必须放弃目前事实上被赋予的讲授市场经济如何运行及政府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的第二目的或任务，应当坚持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的内容，以从根本上杜绝两门课程争讲同一问题的状况。因为，不管教师的主观愿望或具体理由如何，两门课程讲授相同内容都是违背教学规律的，也是学生难以理解和接受的。

(三)在政治经济学中剔除所谓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就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体系进行了改革，将原来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两门课程合并为“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并将原政治经济学中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分解出来，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课程(现已被“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所取代)讲授；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又一次改革中，由于“缺乏能够独立承担‘马克思主义原理’课教学的师资”，曾一度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又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门课程，但此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不包括所谓的社会主义部分；在新世纪进行的再一次改革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被合并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笔者认为，这种将社会主义部分从作为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政治经济学中剔出的改革，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所谓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所讲授的内容，实际上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产生的社会主义，而是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而这种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用邓小平的话说还是一种“事实上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因此，在政治经济学两大部分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逻辑与历史的错位。然而，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法之一。所以，目前依然在作为经济学类专业基础课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中存在的所谓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也应当将其剔除，从而更加充分地体现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的特征。另外，既然公共政治理论课已经包含有关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内容，如果继续

对经济学类专业的学生讲授所谓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也会导致两者教学内容的重复。

(四)规范研究生教育中政治经济学学科专业研究方向的设置

导致学生以致青年教师难以理解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课程之间关系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我国经济学研究生教育中，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个学科专业所包含的内容实际上往往是交叉的。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育委员会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同属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两个二级学科。这本来在形式上与本科课程设置中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课程是相一致的，但从一些高校政治经济学专业所设置的专业方向看，人们很难将其与西方经济学专业区分开。如，在某些高校政治经济学专业名下设置的研究方向有：“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研究”等，甚至还有“西方经济学前沿问题研究”等。这也难怪有学生经常产生疑问：政治经济学专业与西方经济学专业到底有什么区别?因此，有关方面应明确规定政治经济学学科专业的研究方向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向，或将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名称改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举办有关两门课程之间关系的师资培训班

要从根本上解决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教师。目前，在承担这两门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陈承明老师所说的“盲目‘反对’”和“盲目‘拥护’”这样两种倾向，即“不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不懂西方经济学的人反对西方经济学”；“不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拥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不懂西方经济学的人拥护西方经济学。”为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一些知名高校几乎每年都要分别举办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师资培训班，这对消除“盲目‘拥护”’倾向、提高两门课程的教学质量，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这种各自为政的师资培训班，对消除“盲目‘反对’”的倾向，使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正确理解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却难以发挥作用。因此，在继续分别举办两门课程的师资培训班的同时，应举办有关两门课程之间关系的师资培训班，将分别承担这两门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集中在一起，讲解或讨论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举办这样的师资培训班，有利于促进承担这两门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之间的沟通，消除相互之间的误解，从而为从根本上理顺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奠定基础。此外，本文所讨论的是在我国高校经济学类专业课程设置中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作为教师，在这种讨论中，应当更多地从学生的角度即如何提高教学效果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不是仅仅从纯学术的角度考虑问题；应当考虑的是如何提高这两门课程而不仅仅是其中某一门课程的教学效果。

(责任编辑：杜磊)

作者：郭广迪 王志林

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论文 篇2：

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原理分析

摘 要：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属于经济学的两大分支，虽然它们有着本质不同之处，但是也有着统一的一面。从使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成本问题、定价与利润问题、垄断问题四个方面入手，分析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对立与统一，从而寻找二者结合的可行性，为解决经济问题提供更广泛的思路。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

继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后，现代经济学逐渐分支成两大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根据其研究角度又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揭示经济运行规律，以劳动二重性为核心。而西方经济学以人和社会的选择方式作为研究对象，宏观经济学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核心，微观经济学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本文通过比较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种不同经济研究思想的异同，为二者结合提供必要性支持。

1 使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比较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倡使用价值论，西方经济学主张效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商品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使用价值是指物的有用性。根据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二重性，抽象劳动形成了商品价值，而具体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决定了商品属性，具有明显的客观性。因此，商品是以其使用价值来满足人民需要的。而在效用价值论中，商品的效用是指商品满足人欲望的能力，衡量方是个人主观感受，而非客观劳动，所以具有明显的主观性。

虽然二者有不同之处，但二者仍具有统一性。使用价值和效用是一个事物两个方面，它们都具备有用性的特征。不同的定义视角下，使用价值以物的有用性为特征，而效用价值论中商品之所以可以满足人们需要，正是由商品的本身有用性，即使用价值。由于效用具有有用性、稀缺性两大特征，而使用价值是指有用性，所以不能将二者简单等同，但是二者的同一性的确存在。因此，使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统一，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结合奠定基础。

2 成本问题比较

人们要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或达到一定的目的，就必须耗费一定的资源，其所费资源的货币表现及其对象化称之为成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针对成本提出生产资本概念，生产资本的价格表达是成本价格，用K表示，而K又等于c+v。其中c是指固定资本，v是指流动资本。固定资本是指投入到厂房、机器、设备等劳动资料上的那一部分成本，在一次生产过程中价值逐步转移一定比例。在多次生产过程中，价值才能转移完毕。流动资本是指在生产成本中，全部一次投入生产过程，并在一次生产过程中价值全部转移的那部分资本，具体来说，是指投入到原料、燃料、辅料的那一部分资本。西方经济学中，将成本分为不变成本（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固定成本是当产出为零，必须支付的开支总额，且固定成本不受任何产出量的影响;而可变成本是指随着产出变化而变化的开支，指原料、燃料、工资以及非固定的所有成本。

通过分析，可以看到，虽然定义存在差异，但是固定資本与不变成本、流动资本与可变成本有着高度相似性。投入到原料、燃料、辅料等那一部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属于可变资本范畴，而在西方经济学中成为可变成本范畴。而投入到厂房、机器等那一部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属于不变资本范畴，而在西方经济学中成为不变成本（固定成本）范畴。

3 定价与利润问题比较

针对价格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决定价格。劳动二重性认为，劳动分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无差别、同质化的抽象劳动量决定商品的价值，而商品价值又决定了商品价格。但是，在西方经济学中，在市场其他因素不变时，商品的均衡价格P0是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点，即供给和需求决定了商品价格。交点如图1。

虽然二者对于价格的决定因素不同，但是通过价值定律，可以看到二者融合性。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定律认为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之间进行等价交换。而它的表现形式是市场受供求关系影响，价格以价值为中心上下波动。因此，虽然二者认为价格决定因素不同，但是价格确定是无法离开价值和供求任何一方的。

利润取得二者仍是对立统一。政治经济学中，必要劳动时间生产价值完成后，继续劳动则创造剩余劳动价值，从而得到价值增值部分，即利润。而西方经济学中，利润等于价格减去成本。二者含义看似不同，实则本质相同。因为此时，必要劳动时间所耗费资本即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和，其恰好为成本价格（成本），所以政治经济学中的利润也可表达为价格减去成本。

4 垄断问题比较

在市场中，人们常常提到垄断。究其成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科技水平进步导致生产日益集中，生产集中到适当阶段就形成垄断。而西方经济学中。垄断成因则是由自然垄断、资源垄断、行政性垄断等因素形成的。然而虽然成因不同，二者都承认“竞争—垄断”的演变。在自由竞争中各行业逐渐形成垄断，从而获得更高利润。两方经济观点虽然不同，但存在交叉之处，所以我们在考虑分析垄断成因时或许应将二者结合。

在垄断与竞争关系中，二者也有相合之处。马克思认为“垄断是好东西，应为它是经济范畴……竞争是好东西，因为它也是经济范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承认垄断与竞争在市场同时存在。垄断与竞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并呈现对立统一的关系。而在西方经济学中，它也承认垄断与竞争并存的关系。在市场划分中，它将市场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和寡头垄断市场。通过充分考虑垄断与竞争不同占比的市场类别，凸显垄断与竞争相互融合、相互依存的关系。

5 结论

通过以上使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成本、定价与利润和垄断问题四方面问题分析，虽然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属于两大分支领域，但是二者很多方面都有一定联系。在有些基本原理上，二者存在对立与统一的关系。所以我们应该科学的看待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不应随意舍弃其中一方，或只极端强调另一方。集历代优秀学者智慧形成的两大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大经济体系，我们不可否认它们都或多或少存在不足之处，但我们不可轻易否认任何一方。在二者本质不同基础上，我们应当积极寻找恰当联系点，将二者结合，结合当下经济实际，从而更全面的分析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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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云倩

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论文 篇3：

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中经济增长理论的比较教学

摘 要： 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都有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教学内容。马克思从资本增值的本性和资本家追逐利润的动机出发，理解经济增长。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是从外部现象入手认识不同要素对增长的作用。通过分析比较，使学生对相关问题能有更深刻理解。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经济增长 比较教学法

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当中都有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教学内容。一方面，马克思从资本增值的本性和资本家追逐利润的动机出发，理解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是从外部现象入手，通过分析的方法认识不同要素对增长的作用。

讲授这两门课的教师如何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这两门课程中的增长理论的差异？笔者尝试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进行讲授，向学生展示两种理论对增长问题不同的解释。通过分析比较，使学生对相关问题能有更深刻理解。

一、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

马克思在1862—1863年间，仔细研究过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的《经济表》。他高度赞扬了《经济表》，把它称为“一个极有天才的思想”[1]。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的19章强调：“魁奈的《经济表》用几根粗线条表明，国民生产的具有一定价值的年产品怎样通过流通进行分配，才能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使它的简单再生产即原有规模的再生产进行下去。”[2]受到《经济表》的启发，马克思构造和发展了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理论，这成为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内容。

马克思把社会总产品按照使用价值分为两大部类，按价值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这也构成了他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的两个理论前提。

（一）静态的单一部类经济。社会总产出w可以写成如下形式：w=αc+v+m，其中c代表不变资本，α是折旧率，v是可变资本，m是剩余价值。另外假定全部预付资本一次全转移到商品中去，即α=1。

定义如下比例关系：γ=c/（c+v）=c/k，其中k=c+v。γ这一比值测量了资本有机构成，它等于不变资本c比上预付总资本k，其中预付总资本k等于不变资本c加上可变资本v。

定义剩余价值率μ等于剩余价值m与可变资本v之比（利润/工资），即：μ=m/v。

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和剩余价值率（或利润率）正相关，与资本有机构成负相关，这在本质上与哈罗德—多马模型是一样的。马克思的增长理论与哈罗德—多马的两部门均衡增长模型非常相似，而马克思的模型比哈罗德—多马模型的提出早了半个多世纪。吴易风[3]指出，马克思在这个领域的科学成就不仅在他自己的时代全然是开创性的，而且在半个多世纪中他开创的这个科学领域几乎无人进入。这不能不说是科学史上一种相当罕见的现象。

二、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

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著作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虽然凯恩斯本人的理论具有短期静态分析的性质，但是，他的后继者却把凯恩斯的理论和分析方法进一步动态化和长期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当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发端，其标志是哈罗德—多马模型。

哈罗德和多马分别在1939年、1946年独立地提出了建立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的经济增长理论。由于两个模型的思想基本一致，因此经济学家通常把两个模型联系起来而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这一模型要回答如下问题：经济要如何才能维持持续增长而不会陷入周期性波动的衰退之中？

在现实中，哈罗德—多马均衡增长条件很难满足。也就是说，这个模型不具备自我调整的能力，一旦出现不均衡，就只能任其发展。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的均衡增长的这种不稳定性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即具有“刀锋”性质。为了摆脱这种理论困境，索洛1956年发表了《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开始创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

三、索洛增长模型

索洛首先认为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同样的产出既可以用资本密集的方式进行生产，又可以用劳动密集的方式进行生产。为了简化推理，假定不考虑技术进步的情况，即A=1，是常数。同时假定生产函数是一个“一阶齐次方程”（Homogeneous Degree One），这样的生产函数意味着服从要素规模报酬不变的原则，同比例增加所有投入要素，产出的增长比例与投入要素增长比例相同。即：F（λK，λL）=λF（K，L），λ≥0。

通过这些假定，就可以将总量生产函数写成人均生产函数：y=Y/N=F（K/N，1）=f（k）。式中，y表示人均产出，k表示生产过程中的人均资本。于是一个经济体的人均产出水平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取决于其掌握的人均资本。再进一步，我们假定方程式具有以下性质，f′（k）>0，f″（k）<0，即随着人均资本的增加，人均产出增加。但是，人均产出增长的比率随人均资本增加而递减，也就是人均资本的边际产出是递减的。

这样资本产出比可记为：Y/K=y/k=1/v。它描述了人均产出与人均资本之间的关系。

关于人均产出的使用（或者称需求），我们可以将它分成两部分：人均消费c和人均投资i，有y=c+i。人均投资来自于人均储蓄，我们假定人均储蓄率为s（0≤s≤1），那么人均消费就是：c=（1-s）y，从而y=（1-s）y+i。根据上式，人均投资由人均储蓄决定：i=sy，进而i=sf（k）。上式表明，人均投资取决人均储蓄，而人均储蓄又取决于人均产出，进一步地人均产出又取决于人均资本，人均资本又受到人均投资的影响，这些变量和因素就构成了经济的动态循环关系。

在现实经济中，生产过程中的资本会有磨损，假定资本折旧率为δ。在一个劳动力没有增长和不存在技术进步的经济里，人均投资i的主要用途就是替代生产过程中被损耗的人均资本δk，以保证人均资本保持不变，维持经济的简单再生产状态。也就是说，当i=δk时，经济中人均资本不变，人均产出不变，由人均储蓄转化的人均投资替代生产过程中被损耗的人均资本，经济处于一种稳定状态。

当人均储蓄大于人均资本折旧时，人均资本有可能增长：dk/dt=sf（k）-δk。

这一理论以资本积累为核心，以资本收益递减规律为基本假设，能够以简单的、易于处理和计量检验的方式，为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提供基本的分析框架。在索洛模型诞生后，一些学者对其思想进行了进一步扩展，将微观基础引入经济总量的动态分析之中，构建了具有无限期界和代际特征的增长模型，并得出了与索洛模型类似的结论。

四、比较与评价

（一）关于经济增长的动因。马克思从资本增值的本性和资本家追逐利润的动机出发，理解经济增长，预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真正找到经济增长的动因和障碍。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对增长问题的研究是从外部现象入手的，通过分析的方法认识不同要素对增长的作用。如哈罗德—多马模型从投入角度说明了经济增长的原因，得出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的结论。新古典增长理论假定资本—产出比是一个变量，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并将技术作为外生变量，部分解释了20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但这种分析无力说明由于资本积累和边际收益递减导致长期增长停滞的现象。

马克思将扩大再生产的基础确立在追加投资上，并将生产和消费放在一个对立统一体系中，这一思想对后来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实质上，从凯恩斯开始，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也开始触及消费和生产、储蓄和投资的关系。在他们的理论中，也承认了资本品和消费品的区分对分析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

（二）关于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马克思认为，自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能满足这种实现条件或平衡条件。资本家阶级生产的动力不是消费，而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生产如果过剩，则其原因不在于需求，而在于增殖。并且，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经济危机就无法避免。马克思认为，不改变整个社会的根本经济制度，经济增长是无法持续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增长只能是间断性的，必须通过强制性的调整，才能使社会资本再生产恢复期均衡条件。

西方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只是考虑增加投入或提高要素效率，单纯地增强生产能力和增加产量就可以实现，不需要考虑实物补偿问题，价值补偿只是资本品和消费品的补偿，不存在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区分问题，所以当经济增长无法达到均衡或均衡遭到破坏时，其增长理论无法提供解释，更无法解决问题。他们只能从表面上暂时解决长期增长的均衡条件，但无法从根源上解决经济的长期的可持续增长。只能是强调政策和国家干预，不断强制地使其恢复到长期均衡增长的水平。

参考文献：

[1]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吴易风.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J].经济研究，2007（9）：11-17.

[4]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5]蒋雅文，耿作石，张世晴.西方经济思想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6]张彤玉，张桂文.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7]袁志刚.西方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作者：燕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