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

2022-04-17

[摘要]问题研究的理论范式反映了不同的观点立场和价值取向,决定了话语权的争夺。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 篇1:

致力于构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大厦

摘 要: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一个重要分支学科,该学科兴起于上世纪70西方经济危机之后,8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学更是在美国得到极大发展,使得该新生学科趋向完善、成熟。作为80年代中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发展者,罗伯特·吉尔平不得不提,其重磅之作《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汲取了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全面地不偏不倚地阐述了国际政治经济的各个流派的观点,并渗入了作者自身许多独到的见解,可以说,该论著在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是个重大的里程碑。

关键词:国际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 理论

回顾世界历史,其实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重商主义盛行的早期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时期,就有不少西欧学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当时的西欧民族国家形成,国家主权意识日渐牢固,为强化西欧各国内部刚建起的早期资本主义政治结构,各国竞相发展海外贸易,企图通过经济增长来强化自身实力,从而不可避免地政治会与经济发生冲突,因此相关研究方兴未艾,像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奠基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完成者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古典政治经济学集大志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德国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相关对外贸易中实行关税保护的理论学说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间的密切关系。只是后来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思潮相继抛弃了政治与经济统一的观点,认为“政治与经济应该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结果世界政治和经济关系研究分为彼此孤立的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1]

新的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结合研究兴起于上世界70年代以后,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在当时世界政治经济日益相互依存的时代背景下,对强调权力、国家利益、冲突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深刻质疑,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要求对古典政治经济学重新评价,在经济等“低级问题”日益向“高级政治”转化的过程中,提倡在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方法论的革命,用新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借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国际政治问题。20世纪70年代,可以说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创建时期,这一时期主要的代表人物及其相关论著主要有: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金钱——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基欧汉和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1977);克劳斯·诺尔的《国际权力: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1975);琼·斯佩罗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1977)等等。到了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到了理论构建时期,作为该理论构建时期重要人物的罗伯特·吉尔平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功不可没。作为其该时期重要代表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更是对以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观点及流派进行了综合整理,并掺杂作者自身重要的学术思想。使得该书国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史重要论著。

“没有国家,经济活动的结果将完全由价格机制和市场力量决定,这是纯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没有市场,经济资源将由国家或类似的权力机构来分配,这是纯政治学家的研究领域。虽然世界绝不可能以某种‘纯粹’的形式存在,但国家和市场的相对影响确实在随时地变化着”,[2]吉尔平在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阐述中,开启中了他创作本论著的思想之基。

按照吉尔平本人在该论著英文版前言所说的,他创作本书的意旨在于“对该领域反复探讨和普遍流行的若干课题的综述,……在对某些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直抒己见的同时,我也吸纳了其他学者的思想和理论,……并加深我闪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现状的认识。”[3]因此本文思路脉络清晰,每章在重点介绍以前各派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思想观点的同时,适当介入自己的评论,并且不乏许多深刻的思想见解。在《国际关系:国作者际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前三章里,作者介绍本书需要讨论的思想观点和理论问题。第一章从国家与市场的相互关系中引出了国际经济学性质。第二章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三大理论观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了综述,并进行了批判。第三章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动力在于结构变革,这种结构变革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发展:一是经济中心转移;二是经济部门兴衰;三是经济一体化。

接下来的章节吉尔平探讨了当代国际政治学的实质问题。第四章中,作者探讨了世界货币体系的稳定和持久效率这一主题。五、六两章讨论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等一系列的国际政治经济现实问题。第七章作者在引用依附相关理论,评价关于国际经济对不发达国家福利与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第九章分析国家金融体系在连接国际经济方面的重要意义、在维持全球经济发展方面的主导作用以及国际金融体系暴露出来的虚弱本质对国际经济稳定性的影响。最后两章作为总结性的两章评价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第九章讨论了国际政治的转变,第十章节讨论了国际经济秩序的问题。

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领域重要著作,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这种结合在全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吉尔平所阐述的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并不是纯粹的、枯燥乏味的空洞理论,无论是在综述别人的思想观点时,还是在阐明自己的思想观点时,吉尔平都时不时地注重理论与现实结合,在书中,可以看到诸多关于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介绍,具体形象的世界经济问题案例让理论显得鲜活而富于可读性。吉尔平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并不是说简单的有理论有案例,他这种结合是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让人感觉是理论又是现实,是现实又是理论。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更显吉尔平驾驭理论与现实文字的高超。

第二,引述介绍与自我评论相结合,在综述别人思想观点的基础上,表明自己卓识观点,实现理论上的创新。在对别人理论思想进行综述时,作者都用单独一节表明自己的批判,并用充分的理论与现实对此展开批判。在这种批判中展示自己的思想之光。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提出某种代替旧观念的新理论显然是客观形势的需要,从一点出发,我设法阐明我对国际政治学与国际经济学间关系的理论。”[4]

第三,多学科知识相互渗透,运用多种学科知识分析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多学科知识相互渗透,交叉学科的出现是典型的表现形式。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许多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单靠某一学科的知识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或给出完美的解决方案,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来说也是如此。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充分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知识,充分展示了他丰富的经济、历史知识和政治理论的深刻见解。这些知识学科的综合运用,表明了吉尔平思维的广度与深度,他企图运用崭新方法来分析变化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世界。

吉尔平的这本《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政治经济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它以发展的视野对长期争执的问题重新阐述。全书紧紧围绕国家与市场这对主角,以丰厚的经济学知识评述国际货币、国际贸易、跨国公司、依附和经济发展等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评述中掺入国际政治学,形成了具有吉尔平本人独到见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吉尔平这种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的努力对于20世纪80代国际关系理论领域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该书也有不足之处,全书中处处透露着美国霸权思维。在最后一章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讨论中,在谈到关于政治领导问题,吉尔平更是当仁不让地指出,“自由国际经济的确立、维持和成功运行,需要一个领导。某种管理机制应能提供诸如稳定的货币之类的公共产品,并促进市场开放。在国际关系中经常会有一些强大的诱因,驱使一个行为主体进行欺诈和损害其他行为主体,很需要一个政治领导来发挥管理和执行政策的作用。”[5]“几十年来,这种政治领导(或霸主责任)一直由美国承担着。”[6]这使得吉尔下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霸权稳定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吉尔平的这种霸权稳定思维实际上在为美国继续其霸权提供理论基础,吉尔平认为单靠美国一国霸权就能维持全球稳定是片面的。霸权稳定论中许多错误假设以点代面,以特殊性代替普遍性。这是我笔者我不赞同的。当然该书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部重要著作,白璧微瑕,并不影响该书成为一部优秀学术著作。

注释:

[1]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345页.

[2][3][4][5][6]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页,第1页,第2页,第355页,第355页.

参考文献:

[1]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向东辉(1985- ),男,土家族,湖北省建始县人,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关系史。

作者:向东辉

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 篇2:

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分析

[摘要]问题研究的理论范式反映了不同的观点立场和价值取向,决定了话语权的争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视角结合,可以发现,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切入点,重点阐释了政治经济关系的经济视角和阶级视角;而列宁则是根据“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阶段”这一判断,突出了国家间政治,将政治经济学上升至国际政治经济层面,完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转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框架经历了马克思时期和列宁时期两个历史阶段,后续又有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等新的发展,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一最新成果。本文通过对反全球化思潮的案例分析,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经济剥削还掺杂着区域、国家、民族的因素,这使得一切矛盾冲突不仅是资本主义的、也是世界性的和民族性的,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解释力。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理论逻辑 国际政治经济学

DOI:10.19499/j.cnki.45-1267/c.2021.05.006

一、引言

国际政治经济学自提出以来发展迅猛,总体上可以概括提炼出三大理论范式和基于传统的五大理论,在相关领域的具体问题上不断有新的突破。尽管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出现了“超越范式之争”的倾向,但理论范式作为研究具体问题的方法论指导,反映了不同的观点立场和价值取向,决定了话语权的争夺。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是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研究国际层面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派[1]。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分析论证当代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保证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与活力的必由之路。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范畴内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的理论框架、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最新成果在具体学科领域的转化应用,既是完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工程,也是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发展、提升理论影响力和指导力的重要举措。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致力于实现以下目的:一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分析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发展脉络;二是在系统梳理中明晰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逻辑,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关联性;三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中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性,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的理论框架和历史发展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起就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有着独特贡献。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分析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发展脉络,对于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框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的理论框架经历了马克思时期和列宁时期两个历史阶段,后续又有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等新的发展。相比于自由主义追求个体优先、强调政治与经济之间是自治关系;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利益、政治决定经济,马克思主义则是将政治与经济紧密结合起来,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认为国家与市场之间隐含着内在的矛盾性和冲突性,经济因素是资本主义国际关系的动力源泉,决定着国际政治的发展与演变进程[2]。马克思主义坚决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独树一帜地建立了与传统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相区别的政治经济学说,也因此被称为“批判学派”或“激进主义”[3]94。

1.马克思时期——经济与阶级相伴。马克思所提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对于理解现代国家政治和经济、政府和市场的指导意义无需赘言,在坚持经济的“归根到底的”决定性作用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社会生产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对经济发展过程历史地、辩证地研究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4]”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讲到,“我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5]8”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正是在研究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揭示了资本积累和阶级对立,阐发了无产阶级的使命和任务。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5]10”的基础上,他鲜明指出:“资本主义不仅产生了消灭自己的武器,还产生了使用这种武器的人——无产阶级[6]”,因此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并强调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不可避免。基于此,马克思从經济视角和阶级视角建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来看,在马克思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得以建立,马克思重点阐释了政治经济关系的经济视角和阶级视角。

2.列宁时期——政治与国际交融。不同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阶段,列宁时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阶段,资本主义呈现出阶段性的历史特点[7]。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详细阐述了垄断问题,系统分析了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国际影响,将其特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产的高度集中;二是金融资本的统治;三是资本输出的重要地位;四是瓜分世界的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五是世界市场瓜分完毕[8]87。

垄断资本主义不仅包含资本主义经济层面的新变化,也伴随着激烈的国际矛盾和国家竞争[8]6。列宁通过分析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对其寄生性和腐朽性作了深刻揭示[8]97,在强调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性的基础上,他极富远见地指出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市场的本性和资本主义列强分赃不均的矛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病带入了国际关系领域。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切入点,重点阐释了政治经济关系的经济视角和阶级视角;而列宁则是根据“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阶段”这一判断,突出了国家间的政治,将政治经济学上升至国际政治经济层面,完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转化。总的来说,马克思和列宁都是从经济入手,不过由于历史阶段和使命任务的差异,马克思重点强调阶级对立,而列宁重点关注国家间的斗争。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看,马克思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而列宁则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加以完善。至此,马克思和列宁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经典框架。

(二)历史发展

二战后,面对国际体系的变动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相较于自由主义者强调国际体系相互依存和建立国际机制以及现实主义者对国家利益和霸权稳定的关注,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和批判传统,对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地位、发展状况和世界体系本身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分析,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具体体现,是古典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翻版[3]195。必须强调的是,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都着重突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发展中国家的弱势地位,这与马克思、列宁的思路是一致的。

1.依附论。依附论首先兴起于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紧迫的发展问题和“现代化理论”所营造的理论氛围为这一理论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沃土。多斯桑托斯将依附定义为某些国家的经济取决于它们所从属的另外一些经济的发展与扩张。尽管依附的定义多种多样,划分的形式也各不相同,但其外在特征却十分明确并且一致地指向了殖民地和宗主国、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依附理论提出了“中心—外围”的经典结构,他们认为,追逐利润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资本主义会不断地进行扩大再生产,为此资本主义强国需要不断扩大市场——原料市场、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而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中心和外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是一种不等价交换,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伴随着资本输出,外围地区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两种现象:其一是外围对中心的依附,其二是外围群众的无产阶级化。因此,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广泛存在的二元社会结构——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和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

2.世界体系论。世界体系理论与依附理论相同,也起源于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面对与现代化理论格格不入的社会现实,一些西方学者不得不放弃现代化的“普遍模式”,重新思考发展中国家的前途命运,正是这种想法催生了世界体系论。

世界体系论聚焦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运作和基本趋向,在研究分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和吸收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的基础上,世界体系论的代表人物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旦建立便出现了两个二分法,一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二是经济专业化的空间等级,即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而资本主义能够运转至今,根本点在于中心和边缘之间的不等价交换——边缘地区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通过交换流入核心区高工资产品生产商手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融入”和“边缘化”的过程,会有越来越多国家加入世界经济的“商品链”中。

世界体系论者还提出了国家体系和世界体系的概念。国家处于国家体系之中,在国家体系中,国家主权有限,力量有等级之分,强国能够将规则强加于弱国,霸权国家的产生呈现周期性特征,国家之间以资本积累为动力和目标,并在竞争中保持势力均衡。

(三)最新成果

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9]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次出现在中央层面的会议上,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和深远的理论意义。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5年来,我们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1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这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内的清晰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关联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基本精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延续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可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的最新成果,在方法论意义上是从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的具体理论和研究方法。其次,在主体视角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中国视角、中国问题,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中亟待完善的中国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其本身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再次,在研究范围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专注于国内经济建设,也包括国家和社会力量(政府和市场)、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国内和国际)的互动关系,符合国际政治经济学概括的“2x2”模式[3]16。最后,在研究导向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如既往地坚持问题导向,注重理论实效,紧跟实践发展、紧盯时代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断发展完善的科学理论体系。在理论传承上,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是根据新的历史特点和时代特征不断创新发展的科学理论;在历史纵深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依靠实践推动、经历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在研究范围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展示了中国智慧、中国经验,是深度不断拓展、广度不断延伸的科学理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飞跃,是指引中国新时代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的行动指南,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人民性、科学性、实践性、开放性、民族性。它结合具体的历史特点和时代特征创造性地回答了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曾涉足、西方经济学理论无法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具有科学的指导意义。

作者:郑亦深

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 篇3:

区域主义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关键词]区域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摘要]当下区域一体化或区域化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的重要现象,区域相互依赖的加深以及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区域主义政治经济视角的拓展。笔者认为区域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有助于重点考察区域一体化的经济意义以及政治效应、经济与政治互动对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影响等内容。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与批判理论四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视角构成了区域主义研究的分析框架。区域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并不能够仅仅局限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应该涉及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学,进而在分析性折中主义方法的基础上进行历史比较研究。

[文献标识码]A

当下区域一体化或区域化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的重要现象,欧盟、亚太经合组织与东盟、北美贸易自由区等地区集团显示了一个由地区构成的世界。如全球化一样,区域化也是全球性转变与国内结构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而言,区域主义研究经历了两次变迁。第一次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逐渐成为国际关系学的一个分支领域;第二次是从20世纪80年代晚期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背景下发生变革的。在区域主义研究之中,政治科学家更关注权力政治以及国家间地区框架;经济学家则关注地区经济流动以及政策变化的经济后果。区域化与区域主义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持续性关注的重要主题之一,区域相互依赖的加深以及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区域主义政治经济视角的拓展与深化。

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有助于一体化过程的理解,然而国内学者近来很少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区域主义。王正毅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进行东亚区域一体化的研究;耿协峰运用苏珊·斯特兰奇的结构主义分析路径对亚太区域主义进行了实证分析;宋新宁探讨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经验,认为欧洲一体化离不开国家让渡主权的意愿,正是政治一体化推动了经济的一体化;郑先武介绍了赫特纳从批判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所提出的区域主义理论框架。近来,中国学者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公共产品与区域合作进行了新的探索。但是由于建构主义在国内学术界不同寻常的盛行,区域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学术成果相对较少。现有研究遗留一些尚待解决的各种重要的理论和经验问题。如布思林所指出的,“区域研究与IPE的联姻,既促进分析架构的发展,又为未来的中国研究提供一系列的问题和假定。”因而笔者在本文中重点考察如何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推进区域主义研究的问题,寻求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相互促进的方式。

笔者认为区域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有助于重点考察区域一体化的经济意义以及政治效应、经济与政治互动对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影响等内容。那么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与批判理论四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视角可以被适当地运用到区域主义的探究与分析之中。区域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并不仅仅局限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应该涉及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学,进而在分析性折中主义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

一、区域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

“政治经济学”具有许多不同的意义。对于亚当·斯,密而言,政治经济学是为创造财富而管理国家资源的科学。对于马克思而言,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历史过程。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具有相互矛盾的意义,或被视为一项研究领域(经济与政治间的互动关系),或是一种方法论。根据学者们的一般界定,笔者认为政治经济学意指对现实世界中经济与政治间互动的研究,或经济决策的政治学或政治选择背后的经济动机。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间的互动是解释与理解区域主义的原因与后果、一体化过程的关键。那么区域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即区域一体化的政治学、经济意义以及和平效果。

首先,区域一体化的政治基础。

经济研究一般很少强调塑造区域主义的政治条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分析政治因素如何指导地区制度的形成及其经济效果,新政治经济学强调利益集团政治与区域主义对分配产生的影响。区域主义的政治分析试图解答这些问题:国家为何选择地区贸易战略?国家间权力分配的变化如何影响区域主义的发展与开放程度?国内政治结构、政治制度的性质是否更决定性地影响着区域性制度安排与偏好?区域政治经济条件的差异是否能够解释区域主义的多样性?区域性制度安排与经济一体化是否及何时被用来达到政治平衡的目的?

区域投资与市场的竞争迫使国家结构的变化,但是现有的各种制度和社会力量也影响这些变化。政治因素对地区集团、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进程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影响到地区制度的产生与变迁。那么各种区域性制度安排的政治学分析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主题,涉及政治因素对区域性集团的影响以及这些集团对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影响。国家是否选择涉足地区贸易协定以及这些协定的经济效果依赖于国家决策者的偏好、各种利益集团以及国内制度的性质与实力。国内不同社会行为体的偏好与政治权力、国家领导者的利益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制度对区域主义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影响与塑造。一些学者强调国家间权力关系与多边制度影响地区制度的形成以及福利意义,同时特定的国家主导着地区一体化的过程。现有研究并没有充分地探讨权力与安全关系如何塑造区域主义,也没有解决区域与全球政治的变化如何影响区域主义的兴衰。

其次,区域一体化的经济意义。

区域一体化的经济意义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与分歧。一些学者担心区域性制度会破坏多边主义体系,从而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区域性制度会培养经济开放并支持多边主义体系。对于区域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政府在非歧视的基础上减少贸易障碍,其经济的福祉能够得以最大化。区域安排是与多边贸易自由化相一致的,甚至为贸易自由化开辟了道路。区域性偏好加强了出口,鼓励了竞争性自由化,促进贸易的区域与国际性自由化。成员国间不断增长的经济流动、经济依赖改变着国内行为体的偏好,导致其施加压力以支持促进更深层次的一体化的政策与制度。那么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是否会消除区域集团之间贸易战而促进经济发展;是否会实现规模经济、竞争效果;是否会解决经济不稳定、不平等发展和国际发展,是否会促进就业并提高实际工资水平,从而消除贫穷。地区制度培育经济开放以及多边主义体系,或许地区经济制度会弱化多边主义体系,推动着贸易保护主义与冲突。那么区域性制度是否与如何有助于资源的公正配置以及贸易保护政策的消除有关?

再次,区域一体化的和平效果。

国际体系结构的根本性变化没有消除原为冷战体系所“覆盖”的区域冲突,也没有消除地区政治的不稳定性。这导致一些旧的冲突激烈化,新的冲突不断涌现。当前战争与国际安全呈现出区域化的趋势,新的权力结构与新的社会认同催生了新的安全困境。戴维·莱克(David

Lake)等认为,应付暴力冲突并实现秩序与安全的努力基本上会包括区域层次上设计与实施的安排与行为。区域性国际制度是否能够增强各国解决争端和相互合作的动机,如何影响国家间冲突与合作的类型以及区域治理。

关键的是,区域一体化是否会有助于区域性冲突的解决以及和平建设的推进。一方面,区域贸易流动对国家军事政治权力产生了影响。乔安妮·高娃(JoanneGowa)指出,开放贸易的效率收益会促进国家收入的增加,从而增强国家的政治军事能力。国家并不能忽视源于贸易的安全外部性问题。那么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相互依赖状态的加深是否会导致政治暴力的减少、善治的实现;是否有助于和平国防政策的实施、地区秩序与安全的维护。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安全并不仅仅局限在高级政治之中,也包括环境问题、人类安全、种族认同等。安全的概念范围已经扩大到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环境安全、区域安全等。区域一体化、区域安全机制乃至安全共同体会提高冲突管理与预防、减轻病态的无政府主义以及有助于解决各种安全问题。

政治科学家最关注权力政治和国家间的区域性框架,然而经济学家关注区域性经济流动以及政策转变的经济后果。笔者认为,区域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真正关切就是以政治经济互动的视角加强对国家发展、地区秩序以及全球安全的理解,解释区域化的原因及其后果。此外,区域化表现为政治、贸易、金融、安全等问题领域的一体化,因而加深对这些问题领域的一体化进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也是必要的。

二、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与区域主义研究

国际政治经济学很大程度上被各自分立的学派与传统所主导着,如美国学派或《国际组织》学派、英国学派、新葛兰西主义、理性选择学派、阿姆斯特丹学派等。_2]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具有实证主义、理性主义、演绎与定量的特点,然而欧洲学术很大程度上是散漫的、非理性主义、推导性以及定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传统上把IPE分为三种学派,即自由主义、重商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斯蒂芬·克拉斯纳曾界定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四种主要视角,即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国内政治与马克思主义。但是笔者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科的最新发展把其分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社会建构主义与批判理论。

(一)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者承认国际事务的无序性、国家的首要地位和国家对国际事务的兴趣以及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罗伯特·吉尔平强调民族政府仍对经济事务作出主要决策,它们继续制定其他行为者发挥作用时要遵循的规则,而且它们动用相当大的权力来影响经济后果。现实主义不仅强调国家在国际关系与地区体系中的首要性,且接受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想选择的假设而视国家为效用最大化者。现实主义不仅关注具体国家间权力、安全与经济交往互动,而且关注国际体系中国家间权力分配和国际经济机制性质间的关系。曼斯菲尔德等认为,现实主义所强调的三个因素可能对区域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影响。

首先,现实主义者强调国家间不对称的博弈分配与国际无政府条件下相对收益的重要性可能会抑制国际合作。不同的权力分配也能够导致开放的国际机制;安全关切或许驱动着对外经济政策。其次,许多学者认为同盟政治塑造着国际贸易的类型。在无政府世界中,国家必须提防危及其安全的形势。因此,国家更可能参与和其同盟的开放机制,而不是其敌对者。这不仅是因为开放度提供了经济收益,而且因为它能够增强整个同盟的军事能力。处于政治军事同盟关系的国家更可能实行贸易的自由化。这种观点表明地区贸易协定促进贸易的能力或许依赖于成员国间政治军事关系。第三,大量研究强调霸权的影响。国际经济的稳定是一种公共产品,只有霸权者才能提供这种公共产品。克拉斯纳认为,权力的霸权性分配可能导致开放的贸易体制。二战以来,霸权的衰落为何与区域主义的发展相关,区域制度安排对多边贸易体系产生了什么影响。霸权的差异是否有助于区域主义的发展仍然是有待探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答有赖于国内政治因素和国家间政治关系性质的考察。

现实主义者探讨结构性权力与区域主义间的联系,强调霸权的作用。他们强调权力、国家政治利益和国家之间竞争在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性,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必须由一个或几个愿意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去推动一体化发展的主要政治实体来领导。区域主义的发展反映了民族国家对共同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作出的反应。区域主义是主要大国为加强各自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能力而实施的国家战略。国家的利益和政策取决于进行统治的政治精英、一个国家的社会中权势集团的压力以及“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性质。

新现实主义者开始探讨国内力量对国家偏好与各种利益的影响。现实主义者研究欧盟,以解释国家间讨价还价的行为。经济区域主义广泛传播开来,是因为民族国家希望在谋求增加本国的相对收益和保护本国的经济福利与国家安全不受外界威胁的同时,获取全球经济的绝对收益。对分配问题的关注和对国家自治的忧虑,反映出各国政治和经济领导人相信经济竞争必然是世界政治中的关键问题。格里科认为,地区协定的制度化程度受到成员国间权力关系的影响。区域一体化与合作的结果是由权力所决定的;新制度或问题联系的战略反映了强国的各种偏好。

(二)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者假定行为体的理性与算计的特点,关注合作的动机与机会。自由主义具有不同的理论变体,最主要的是功能主义、跨国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理论。功能主义关注个体行为体的利益与忠诚度,然而新功能主义更强调国家的角色。新功能主义者认为,国内政治压力的政治外溢增强了区域性制度,从而导致了一体化。跨国主义者意识到跨国关系的存在,认为政府控制受到技术变革的约束。这促进了不同国家社会行为体的互动,越来越多的政府议程受到公民社会中团体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强调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理性选择模式与博弈论。国际行为体也追求效用和利益的最大化,按照自己的偏好确立规则与制度以及理性预期。新自由主义者强调国家更关心绝对福利的最大化,倾向于认为合作能够被学会,接受国家是世界政治中的基本行为体的假设,也意识到制度具有自身的作用。他们强调路径依赖、社会化与政策学习的重要性。

罗伯特·基欧汉等新自由主义者强调制度在解决经济等问题中的作用;认为制度有助于改善市场失灵状况,解决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过程中的集体行动问题。国际制度需要对付市场失灵、降低交易成本和处理其他问题。国际制度减少了集体行动的诸多问题而创造了国家合作的动机;增强了国家实施互惠战略的期望;以增加各种问题的联系能力而增加了国家未能履行已确立的规则和规范的代价。

区域性合作与治理在许多不同的地区仍然是很明显的。区域性跨国流动不断地增加,区域性国际制度也爆炸性地增长。可见,各种不同形式的自由主义分析为区

域主义提供了许多解释,有助于分析区域一体化协议的制度形式。

(三)社会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是一种社会研究的本体论方法,而不是大理论。建构主义是基于以下两个假设:(1)国家/行为体行动的环境既是社会性的也是物质性的;(2)这个环境建构了国家/行为体。建构主义对国家间互动的思考方式产生了严重的挑战,推动了行为体的物质动机、主体间结构、认同和利益之间关系的概念化。建构主义者强调共有知识、学习、观念性理论、规范性和制度性结构的重要性。

鲁杰、切基尔(J.T.Checkel)等学者推动了社会建构主义在IPE领域的运用,建构主义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种框架。卫斯理·韦德迈耶(Wesley W.Wid-maier)用建构主义分析了国际货币关系的变化,“对货币的理解决定了国家是否在工资、价格和货币的指导方针中进行合作”。皮特鲁兹劳(Salvatore Pittruzzello)则研究社会目的的规范性结构如何塑造国家和市场的相对优势地位的问题。由于“非政府组织网络与商业网络的战略和行为是相似的”,商业集团也受到规范性理念和物质利害的驱动。

近年来许多欧洲一体化的学者们在其研究之中借用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区域化被理解为社会建构的过程,以思考制度化的互动与区域认同和利益之间的关系。建构主义有助于理解区域治理、区域认同的规则与规范,也加深了对区域一体化中话语、交往行动以及观念作用的理解。查尔斯·库普钱(Charles Kupchan)对区域主义采用建构主义分析方法,认为各区域是国家共有社区认同感的观念产物。对其而言,观念变迁先于行为的变化,包括合作性区域安全制度的形成。

(四)批判理论

批判理论是由许多所谓的批判方法所构成的,如英国批判学派、阿姆斯特丹学派以及新葛兰西主义等。尽管批判国际政治经济学是由松散的学者与一系列多样的方法所构成的,但是都强调结构与能动的重要性,并且把全球化视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重新思考的新背景。一系列批判的理论视角挑战理性主义或解决问题理论的核心特征,如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国家中心的本体论与理性主义认识论的分离。批判国际政治经济学也被称为新国际政治经济学、异端国际政治经济学或反霸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批判国际政治经济学具有四项不同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的显著特征。第一,其本体论是全球政治经济而不是国家间体系。尽管国家是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重要行为体,但是公司、阶级、性别等其他组织和认同形式也是不可忽视的行为体。第二,它强调全球政治经济结构在影响而不是决定各种行为体行为中的重要性。全球政治经济结构本身就受制于能动者的决定性斗争所导致的变化。第三,它强调观念、知识与意识形态作为权力来源的重要性。第四,批判学者倾向于在分析中采用更加明确的规范方法。

批判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强调推动一体化过程的占主导地位的体系性力量,也关注精英与非精英之间的分歧与争论。批判理论者也把区域主义视为解决冲突与反抗全球威胁的手段。他们运用各种国家结构以及特定国家内部或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平衡,解释具体的地区一体化。安德鲁·甘布尔(Andrew Gamble)等强调,全球化、意识形态权力、甚至是资本主义的“胜利”确立了区域主义重新思考的新背景。批判理论者认为,一体化过程已变得过于关注新自由主义政体背景中的经济一体化。尽管他们批评大多数现有的区域主义,也视其有可能减轻全球化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从而有助于社会调节与共同体的新时代的形成。

这四种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共同之处在于对国家角色以及国家与体系间互动问题的关切。新现实主义最强调国家,而新自由制度主义关注规则、机制或正式组织等制度的角色。社会建构主义强调文化、教育、社会化与认同等对行为体的影响和作用。然而批判理论强调国家与体系间等互动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因而互动结果应该被考虑进去。区域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不仅有助于更加充分地理解区域主义,而且有助于国际政治经济不同研究传统的理论争论。

三、区域一体化政治经济学的具体分析方法

各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视角为区域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提供了必要的分析框架与方法基础①。层次分析方法、比较研究、折中主义、历史方法等构成了区域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关键方法。

首先,区域一体化的层次分析方法。

次区域主义、微观区域主义单极体系、全球化等新的中心力量挑战着地区的自主性。这些力量以及全球化过程重新界定着国家、区域以及全球化背景间的结构与能动性的关系。一方面,本土、地区以及全球等诸多层次是考量与探讨区域主义的不同角度。另一方面,区域主义本身就呈现出次区域主义(sub-regionalism)、微观区域主义(micro-regionalism)、区域间主义(inter-regionalism)、跨区域主义(trans-regionalism)等不同形式。“地区秩序不可能仅由一种类型完整地显示出来或者实现替代,因为影响成员国外交、互动和地区事务的那些要素会同时存在并发挥作用,它们并非是排他性的或者一定是相继存在的关系,由它们所分别构成的各种秩序类型是重叠存在的。”区域一体化的理解需要关注全球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不同国家的特点。区域主义研究必须结合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例如外部挑战与内部反应的辩证关系。

当下区域主义关注全球化对区域内互动方式的影响以及本土、国家以及区域层次的反应。在许多情况下,没有理解本土与全球互动的动态变化,区域化也就无法得到理解。那么研究者不仅要将全球化与国际秩序整合到区域主义的分析框架之中,也需要深入探讨各种层次的区域主义。研究者不应该仅仅关注一种具体类型的行为体(经常是国家),也应该考察国家、公司、社团、非政府组织以及新社会运动的活动及其之间的互动。区域主义研究应该包括而不是忽视本土、国家、区域、全球等层次的因素,处理多层次过程。

第二,区域一体化的比较研究。

由于制度形式、认同类型、内部结构以及政治实践的差异,欧洲、亚洲以及非洲等区域主义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内容与形式。“所有区域一体化运动都涉及政治和经济的动机,但是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在各个区域一体化运动中有所不同。”因而区域主义的比较研究就需要研究制度化的不同层次、问题领域一体化的强弱程度。这也涉及不同区域一体化的比较、新旧区域主义的比较以及同一区域一体化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比较。

欧洲区域发展经验长期以来主导着区域一体化理论研究,传统固有的欧洲中心论对区域主义研究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在“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下,出现了制度化程度和制度建设成为地区主义研究的关键性变量,“欧洲模式”成为地区主义“正统”的论调。正是欧洲中心的

理论化提出了区域主义比较研究的问题,这能够为不同理论立场的交流与辩论提供机会。布思林等指出:“讽刺的是,作为区域一体化试验的欧盟成为区域一体化的分析性与理论性比较研究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亚洲学习欧洲的兴趣在下降,即欧洲一体化理论明显低估了欧洲民族情绪的普遍性以及大国在政府间政策的偏好;对相互依赖以及全球化的理解改变了我们对合作性跨国活动的可能性以及国家间交往关系的复杂性的理解。事实上,欧洲式的一体化决不是亚太与非洲区域化发展的目标。尽管各区域化存在着巨大的历史、结构与背景的差异,但是当代区域化过程背后有着基本的逻辑。那么比较分析框架源于对不同区域化过程的研究。区域主义的比较研究可以揭示出区域主义的共同特点以及多样性,搭起一般理论与情景理论间的桥梁。

第三,分析性折中主义(analytical eclecticism)。

对于区域主义的理解与解释,国际政治经济的各种理论视角并没有提供确定性的答案,而只是提供了各种系统性的框架。权力、安全、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观念和价值观等概念是解释区域主义的关键性因果变量。霸权并不是区域主义的唯一主导力量;私人利益并不必然导致区域主义;国内政治结构并不免于区域经济互动的影响。卡赞斯坦寻求避免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理论的分析偏见,将日本和亚洲的问题置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考量之中,把历史视角与制度分析结合起来运用到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安全问题上。卡赞斯坦认为,分析性折中主义意在包含不同的研究传统,形成新的分析框架。根植于实用主义的分析折中主义被用来区分与解决那些反映世界政治中各种行为体所面对的问题的复杂性。在其看来,任何单一的理论范式难以解释权力、利益以及规范间复杂的联系。因而需要对不同范式进行选择性的使用而不仅仅是追求简约。

世界是复杂的,我们应该竭力探寻复杂的答案,对不同的理论传统进行大整合。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其持有的现实主义偏见强调了区域一体化的政治和战略根源,但是承认这种方法不能充分阐明区域一体化的每个实例以及这些区域一体化运动之间的重要差异。要对如此多种多样和范围广泛的现象作出普遍适用的解释或建立一种通用的理论,毫无疑问是不可能的。采用折中的方法是合理的,理应重视很多因素。折中的方法并不寻求对不同传统的大整合,而是强调在具体问题的背景下适当选择不同的理论来诠释与理解区域一体化的状况。折中主义的研究方法把理论与经验证据结合起来,有可能加深对区域化经验的理解,从而发展出新的理论框架。

第四,历史方法。

当代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并不是史无前例的。此类协定在19世纪推动了商业的开放,然而在一战和二战期间却导致了经济的不稳定。因而研究者需要以历史的视野探究区域化的兴衰,以考察不同历史时期区域化的政治背景。区域主义的历史研究有助于充分地理解权力与安全关系、多边制度、区域政治以及全球政治等因素的变化如何塑造区域主义的历史变迁。区域主义的历史方法既要关注同一地区区域化的历史发展,也要关注不同地区区域化的历史差异,特别是区域性制度设计与一体化程度的差异。这需要历史地考察这些差异的政治原因与经济后果,以历史反思的方法探究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对区域一体化的影响。

总之,区域一体化是一个多维度的现象,具有复杂性、多样性与独特性的特点。“既然区域主义的过程根植于更早期的转变与各种世界秩序,方法必须是历史性的。”不同制度化的权力关系、不同类型的能动性、不同国内结构塑造着各种区域主义的差异。区域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者不能低估权力关系、解释结构性变迁,以历史的、比较的、多层次的视角探索当代跨国流动与合作的形式。任何对区域主义的理解与解释必须谋求把观念与物质力量结合起来。不仅考虑到政治、经济因素,也要涉及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时将地区发展置于更广泛的国际背景之中。

四、结语

国际政治经济学传统上被视为国际关系学的分支学科,注重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间关系的研究。区域主义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有助于区域主义的比较以及多学科的分析,也有利于超越学科藩篱的约束与狭隘的方法论。对于区域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而言,不同研究传统的学者注重影响社会现实的不同因素,如现实主义强调权力关系;制度主义强调地区性制度安排;建构主义强调观念与认同;马克思主义强调跨国社会力量。中国学者需要借助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区域研究、公共政策、治理理论、发展理论理解区域主义,同时竭力保持一般理论与具体描述之间的平衡。区域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要超越权力的物质主义的界定并且把观念置于分析框架之中,促进主流理论与批判理论或非正统理论间的理论互动与比较。

对于中国而言,区域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涉及王正毅所提出的能否走出以欧美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如何对待亚洲区域化的问题。这不仅仅取决于亚洲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中崛起以及中国学者的学术努力,更在于中国学者所选择的理论取向。中国学者要借助爱德华·卡尔、熊彼特以及波兰尼等学者的政治经济思想,对中国的区域化战略与经验进行学理分析,进而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对此,笔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理论是一个可供选择的理论视角,因为它超越了对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常规关注,增加了对社会力量与公民社会因素的考量。批判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强调推动一体化过程的主导体系力量,关注精英与非精英之间争议的主要领域。对具体区域反应的解释根源于国家结构、各特定国家内部或其间社会力量的平衡。如布思林所指出的,只有“IPE批判理论”才能为区域研究与全球化下的IPE研究提供方法论与存在论工具。IPE批判理论从这样的假定出发,即国内与国际、经济与政治的部门划分应该被打破。IPE批判理论的核心是关注结构与能动者(structure and agency)之间的关系(虽然并非坚持这两者的分家,却是在试图重塑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神)。

因而,中国学者可以借助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互动关系批判地反思与分析不同区域一体化的起源、动力与变革,考察区域一体化的途径与方式。

参考文献:

[1]熊·布思林: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3)

[2]白云真,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跨大西洋分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4)

作者:白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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