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科学性质论文

2022-04-16

【内容摘要】本文注意到从面向“小众”的科学研究作品到面向大众传播的科学普及作品转换所存在的相关困境，指出了在进行这种转换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四个方面的问题，并且在认真思考的基础上分别从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经济学的科学性质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经济学的科学性质论文篇1：

关于经济学科学性质的定位思考

经济学到底是一门怎样的科学，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经济学界同仁。作为科学体系中重要部分，自然有其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如何来理解和把握?下面一些思考和讨论，期望有助于解开这些疑问，有助于学习和宣传经济学，使其成为更有用、更好用、更科学的科学。

一、总体定位：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是一门关于致用性、易变性、批判性的科学

应该承认一个事实，经济学是一门正在成长中的科学。虽然很少有人质疑这一点，但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批评并不鲜见，特别是对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批评尤其多。因此迫切需要我们对此进行必要的思考，并给予尽可能科学合理的回答。总体上说，应该相信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或者说，经济学是一门不断成长的科学，是一门处于不断科学化过程中的科学。经济学经过几百年的耕耘和发展，已经演化成为一个庞大的经济学体系，甚至已经成为一个“帝国”——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科学”。在这种情况下，否认经济学的科学性无异于与造就这个庞大体系的所有的努力相对立，这是任何一个经济学者(也包括那些对经济学科学性持有怀疑态度的非经济学者)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做到的。虽然这并不是一个“科学回答”，但至少揭示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学经过几百年的努力，绝对不会没有一点科学性，甚至应该说，科学性应该是经济学的主流，批判经济学或开展经济学批判，这是首先的立足点。

同时也应该老实承认，经济学不是圣经，不是天书，更不是神学，经济学中一定存在非科学的成分。无论经济学经过多少年的发展，无论经过怎样的“千锤百炼”，即使是非常成熟的观点和结论，其中也难免存在一定的非科学成分，况且经济学还是一门需要“与时俱进”的科学，即经济学的科学程度与经济学家与时俱进的能力和经济学理论与时俱进的程度有密切关系。所以，在确认经济学是科学的同时，承认经济学存在不科学的地方，应该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看法。经济学是一种不断通过不同时代的不同的具体人的努力逐渐形成的一门科学，其中包括人为因素，也包括时代烙印。人的存在是具体的，都存在局限性。所以由具体的人造就的科学也必然是存在局限性的。因此，尽管经常遭受这样或那样的批评，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依然是稳固的。但同时我们依然要正确对待经济学还不够科学这个事实，还要继续想办法促进经济学的科学化，提高其科学程度。

此外也应该认识到，经济学遭受各种批评和质疑是经济学成长和发展的一种表现。这里涉及到经济学如何对待批评的问题，一方面进步需要批评，另一方面被批评者需要有一个“科学态度”。因此，作为具体人来说，如何对待批评以及对待批评的科学态度是其人格是否健全的一个标志。同样，对一门具体科学来说，也有类似的道理。一门科学也有自己的“学格”——数学的逻辑性、哲学的思辨性、物理学的物质性以及化学的实验性等等，铸就了不同门类的科学自己所具有的“学格”。关于经济学的“学格”是需要重视并加以探讨的问题，而且这还似乎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以下三点应该可以成为经济学“学格”的重要内容：1、致用性。经济学作为致用科学，这已为学界所认同。问题是经济学如何致用，这涉及到经济学的“工具意义”问题。但无论如何，如果没有用处，不能“致用”，经济学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这个道理非常简单，没有什么可讨论的。2、易变性。大家知道，经济学是研究如何选择的科学，选择需要智力基础，不同的选择主体因其偏好、习惯以及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形成不同的选择和判断。所以经济学的致用不是一成不变的致用，同样资源可以有极为不同的用处，进而会有极为不同的结果。3、批判性。经济学需要致用，而且致用又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包括原理本身的不确定性，也包括原理运用的不确定性。这一点铸就了经济学立论的批判性——只有批判性才能在他人的基础上提高“有用性”。科学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经济学作为科学的有机部分，更需要“站在他人的肩膀上”。当然批判性是科学的批判性。

总之，关于经济学“学格”问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确立符合科学经济学“学格要求”的“学格定位”，对现实经济学的致用性和科学性的提高，无疑是有意义的。

二、方法定位：经济学是同质的也是异质的，准确说是同质基础上的异质性科学

经济学发展中存在各种各样“烦恼”。至于这些“烦恼”是什么，不同学者会有不同的归纳和回答。我这里认为，从根本上说这个烦恼是“同质化烦恼”。

大家知道，没有任何一种门类科学遭到经济学那样多的指责，也没有任何一种门类科学家遭到经济学家所遭受的批评。这到底是经济学的问题还是经济学家的问题?是经济学或经济学家应该遭受这样的批评还是那些批评者的批评有问题?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简单地指责哪一方面或各打五十大板，都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其实，这涉及到对经济学以及经济学家如何认识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科学的认识，无论是批评还是辩解，都是没有意义的。

关于经济学似乎人人有话要说，但能够说几句和能够说得有点道理是两回事。能够说几句的很多，能够说得有道理的不多。那些遭受批评或批评欠恰当的，往往就是那些能够说几句的。因此在进入讨论正题之前，罗嗦几句其实也是给自己一个压力，一定要说得有点道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既然想说，就说得有道理，至少说一点实话，说一点真实想法。即使错误，也可以理解并被原谅，当然对经济学也应该是有好处的。

那么经济学是什么?如何来把握?这涉及经济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大问题。纵观国内外，古往今来，经济学长期演变，范围之广，领域之宽，层次之深，是许多学科无法企及的。经济学这种“帝国性质”，无论如何看它，似乎都是“盲人摸象”。那是否因此而停止探索和思考呢?这不是可取的选择。无论“经济学帝国”有多大，多么难以把握，但毕竟只是“一个帝国”，人类具有无限探索能力，难度总是相对的。所以，人类在困难面前，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继续前行。

其实道理很简单，人类之所以需要经济学，是为“经济”。所谓经济就是节约、效率、选择以及与“更好”有关系的方法、方式、机制等等，从根本是说，经济就是对人类“更有用”，那么也就是“更经济”。即使对经济再作更广义的理解，包括自然、社会等各个领域，其核心内容即“更好”、“更有用”等是不变的。关于自然的经济学，是让自然更有利于或有益于人类；关于社会的经济学，是让社会运作的更有效率、更文明、更发达；等等，无论在哪个领域，经济学都是这样一个基本的思路。正因如此，经济学才成为经济学，才发展为“经济学帝国”，才发挥巨大作用，对人类不可或缺。无论个人组织，无论集团国家，无论什么种族和处于什么样的文化氛围，都不可能不需要经济学的指导。因此，能够致用的经济学为人类发展所必需。

既然经济学能够致用，那么如何致用呢?如前所述，它是

通过对利用对象“有用性的不断放大”得以实现。人类利用对象有千千万万，有形的商品设备、无形的知识资产等等，能够成为经济物品的，都可以成为利用对象，都属于经济学研究范围。所以异质性成为经济学一个重要性质，经济学通过研究经济主体的选择行为，通过选择行为的高级化、科学化来达到“促进有用性提高”的目的。具有异质性思维的经济主体，围绕自己的经济目标(把目标作为参照系)，通过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正负反馈机制来校正自己的行为。经济学就是这样来为主体服务的，因而经济学是一门通过一定的机制来改进主体的行为进而实现主体目标的科学。经济学这种“异质性”使其成为能够不断调整改进、适应时代变化、符合实践发展要求、因而富有生命力的科学。

当下经济学现状之受质疑，关键在于背离经济学的这个性质，主要表现为“同质化”。所谓同质化，是指这样一种经济学，把对象看作是“同质性”的，很少考虑和基本不考虑其变化性，即使考虑了，或者考虑不够周全，或者假设过多，以至于“同质化”，并据此得出结论。这样脱离现实，解释力自然降低。每位经济学家均有其理论，均以假设为基础。因此两个经济学家有三种观点也就在所难免。可以这样说，经济学发展至今，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没有假设无法得出结论，没有数学无法进行研究。复杂多变的现实被假设和数学“同质化’’了。经济学陷入“数学困境”或“形式化陷阱”，这里叫做“同质化困扰”。“科学外形”完美，“科学内容”欠缺，在复杂多变的现实面前力不从心。

三、未来走向：同质分析依然重要，异质化大势所趋，将逐渐取得主导地位

把异质性作为努力方向，树立一种新“经济学观”，一方面逐渐丰富假设条件，另一方面从现实而不是从理论出发。这样经济学就能够一定程度上摆脱“同质化困扰”，成为更强解释力和科学度的科学。

首先，异质性是一个发展趋势。我们知道，在新古典之后，各种学派争奇斗艳，大大冲击且丰富了经济学的内涵，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学的“同质性质”，自觉不自觉地走上异质性道路。仅以“看不见的手”为例，历代大师各种各样的阐述，归纳起来主要有两条：一是抵制批判改进思路，主要以马克思、凡勃伦、凯恩斯以及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为代表；二是重新表述改进思路，主要以马歇尔、费雪、米塞斯、弗里德曼等为代表。各派虽然都宣布自己获得胜利，但历史会继续前进，新思想会继续产生，恐怕难以看到“鹿死谁手”的“零和”结局。就讨论细节，如对货币、财富等亦有不同的解释，体现了质的差异性。后人只能批判吸收或重新阐释以达扬弃发展之目的。这就是经济学与生俱来的异质性品质。

其次，“异质”的内化，打造经济学的新基础。“异质”与“同质”具有本质的不同。同质分析是以同质假设为前提，所运用的概念和范畴都具有同质性特点，因而结论自然是同质分析的结论。虽然同质分析也会考虑变化，但是这种考虑外在于其理论分析，因而和内在于理论分析的异质性，就像“美丽丝袜”和“美丽大腿”、“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一样，具有本质的区别。如劳动范畴，同质地看成简单劳动，复杂劳动，甚至创新劳动等，都难以准确把握。而把劳动界定为异质性的，劳动的诸多特性得以内化，由此衍生出的理论会很不相同。

第三，处理好异质性和同质性的关系。同质性是基础和前提。认识或把握世界需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所以经济学从同质性开始是很正常的，符合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异质性是目标和方向。经济学品质决定既不能停留也不能满足，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需要新措施和新办法。同质性与异质性是一种复杂的依存关系，局限同质性，难以适应变化的需要；没有同质性基础，异质性充满不确定性。因此，把同质性与异质性结合起来，搞好二者的衔接和转换，对于提高经济学的说服力，促进经济学的科学化非常重要。

(作者单位：广州航海高等专科学校)

作者：李宪徐

经济学的科学性质论文篇2：

科学传播过程中的“转换”问题研究

【内容摘要】本文注意到从面向“小众”的科学研究作品到面向大众传播的科学普及作品转换所存在的相关困境，指出了在进行这种转换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四个方面的问题，并且在认真思考的基础上分别从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转换;科学研究作品;科学传播作品

一、引言

科学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相关传播主体对相关科学研究主体及其所正在从事的科学研究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对于人类社会乃至整个宇宙有可能产生的正面与负面的影响进行广而告之的一种传播活动。这种传播活动套用一位伟人的话说乃是“惊险的一跃”！①“跃”得好则会柳暗花明，如果“跃”得不好，则有可能跌落在原地，甚至跌入到汹涌激荡的洪流当中而灰飞烟灭！所以，要确保科学传播“跃”得好，就有必要对如何“飞跃”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下面，本文拟从“转换”的视角，对于科学传播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完成从面向“小众”传播的“此岸”到面向大众传播的“彼岸”的“飞跃”作一番研究。

二、科学传播“飞跃”时在“转换”过程中有可能存在的问题

从理论上说，科学传播“转换”过程中不成功的原因有很多，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转换动机出了问题，二是转换方式方法出了问题，三是语言运用转换过程出了问题，四是转换评价出了问题，下面分别展开加以阐述。

（一）转换动机存在的问题

一般来说，相关行为主体在进行科学传播活动的过程中，其动机概括起来说，无非有两种，一是自我满足，二是服务他人。“自我满足”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自我炫耀、自我证明、自我虚荣、自我爱恋、自我浮夸等等不同的心理;而“服务他人”又可以进一步分成为自己身边的人服务，为自己所供职机构服务，为自己所服务机构的服务对象进行服务，以及为全社会服务等。“自我满足”与“服务他人”看起来是对立的，实际上二者之间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有些科学传播的相关行为主体并没有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辩证地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于是可能就出现了畸轻畸重的情况。其实，“自我满足”与“服务他人”并不是完全绝对对立的。完全可以在“自我满足”的基础上去“服务他人”。但是某些相关行为主体在进行科学传播的过程中，卻往往并不重视，甚至从根本上忽视了“服务他人”的动机，而仅仅把科学传播活动视为一种“自我满足”的实现方式。他们中的很多人就像古希腊神话美少年纳喀索斯（Narkissos）一样，往往沾沾自喜于顾影自怜，总是想通过创作科学传播作品来向别人炫耀自己在某些方面所掌握的科学知识是多么的精深，结果可能不仅没有达到自我炫耀的目的，反倒在公众的心目中变成了一种笑柄。这方面其实是有很多教训的。毛泽东同志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反对党八股》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到了抗战时期发生在延安的一起类似的情况。当时有一个知识分子在延安的城墙上书写具有科普性质的标语。把“人民”的“人”字的右边那一“捺”拐了几个弯，遭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毛泽东同志之所以批评这个标语的书写者，实在是因为这个标语的书写者没有想清楚，书写标语也就是进行科学普及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从宣传鼓动群众的角度加以考量，书写标语的动机是而且只能是“服务他人”，而不是向别人炫耀自己的书法作品写得有多么奇妙！这个教训应当说是非常深刻的！其实，岂止是在城墙上书写标语的时候，某些书写者往往沉湎于自我炫耀而常常不能自拔，在科学传播的过程中，也有不少科学传播的相关行为主体也常常沉湎于自己所掌握科学知识的“高精尖”而不能自拔。

（二）转换方式方法存在的问题

我们经常听人说，教育工作要寓教于乐，科学传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教育，所以，也应当寓教于乐。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相关行为主体在对科学研究的成果进行转换的过程中，他们所采用的方式方法却常常存在着以下两种极端的情况。这两种情况分别是“有教无乐”和“有乐无教”。我们先来看一下“有教无乐”。所谓“有教无乐”就是某些科学传播的相关行为主体，在进行转换的过程中没有意识到他们所面对的传播对象与科学研究作品（学术论文）所面对的传播对象虽有重合，但却并不完全相同。科学研究作品（学术论文）的传播对象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相关学科的“科学共同体”，这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一般都具有相关的知识背景和必要的知识储备，所以，对于科学研究作品（学术论文）的受众也就是读者来说，不存在着不能了解相关知识的情况，而科学传播也就是科学普及作品的传播对象却并不一定都具有相关科学研究共同体所具有的那样的理论预设和知识储备，所以，如果不增加一点有趣和生动的东西，就简单生硬地进行科学传播，往往可能会事倍而功半，甚至完全达不到应有的传播效果。②所谓“有乐无教”，则是指科学传播转换过程中存在的另外一种状况，这种状况的前提，就是在这些转换者的头脑中有根深蒂固的假设或者预判，他们非常顽固地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受众已经完全不能接受严肃和严谨的东西，所以他们在自己的科学传播作品中，就往往都只用轻松、娱乐、搞笑的东西来代替严肃、严谨的东西，其结果有可能弄得像美国著名大众传播学者尼尔·波兹曼所说的“娱乐至死”！③实际上很多受众固然也非常喜欢轻松和娱乐，但是就像大鱼大肉虽然非常好，但是总是吃的话也会感觉到厌烦和反胃一样，如果一味只提供轻松愉快的东西，那么受众肯定也是不会总买账的。

（三）语言运用转换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语言运用”主要是指“遣词”“造句”“布局”“谋篇”，一般涉及到“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种情况。所谓“消极修辞”一般是指“词通句顺”。④在“消极修辞”方面，科学研究作品（学术论文）与科学传播作品（科普文章）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虽然都追求“词通句顺”，但在所用词汇方面，还是存有较大的不同的。前者也就是科学研究作品（学术论文）往往更重视词语的准确性，而后者也就是科学传播作品（科普文章）则往往更重视所用词语的趣味性和生动性;在“布局”“谋篇”方面，前者也就是科学研究作品（学术论文）往往采用的是“分层布局”的方式，通常会把所要使用的语言和词汇分成“正文”和“注释”两部分，能用“注释”标出的一般不会在“正文”中呈现，这也是此类作品区别于其他类型作品的一个非常显著的标志。在某些国家，很多严谨的行为主体撰写的科学研究作品甚至还会出现“注释”内容多于“正文”的情况，比如，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撰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其“正文”部分中的一条“注释”往往就多达数千字。而科学传播作品，也就是科学普及文章的作者，他们在结构、布局、谋篇的过程中却往往把所有的内容都放在一个逻辑平面上呈现，换句话说，一般的科普文章是不会出现“注释”这个逻辑版块的。在“正文”中一旦遇到受众可能不了解的词汇或概念的时候，科普文章的作者往往都是采取两种方式进行处理，一种是采用“加括号”的方式，对大家不熟悉的术语或概念在括号中进行必要的解释;另外一种则是不加括号，而是用几句大家都熟悉的内容来对大家相对不熟悉，比较陌生的概念或术语加以诠释。如果不能充分了解这一点而在进行科学传播也就是撰写科普文章的时候，硬是要将自己所传播的内容，活生生地分成“正文”与“注释”两个部分，那就不管你是采用放在每页下面的“脚注”，还是放在整篇文章最后的“尾注”等方式进行注释。也都有可能“吓”跑一部分不愿意随时被打断思路的受众，影响他们读下去的兴趣。与“消极修辞”相对的是“积极修辞”。所谓“积极修辞”，顾名思义，就是指积极调动各种修辞手段开展创作活动。这里所说的“各种修辞手段”主要是指使用包括但不限于比喻、拟人、夸张、排比、对偶、象征等在内的各种修辞格开展相关传播活动。“修辞格”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修辞手法”，据有关专家研究，汉语的“修辞手法一共有63大类，79小类。乃是通过修饰、调整语句，运用特定的表达形式以提高语言表达作用的方式”，⑤如果使用得当，使用“修辞格”确实可以达到吸引传播对象关注等目的。但是任何东西都不是万能的，每一种东西可能都有最适合其发挥作用的空间。就科学研究作品（学术论文）和科学传播作品（科普文章）这二者而言。一般来说，前者也就是学术论文为了追求严谨性和严肃性，一般很少使用包括比喻、象征等等在内的各种修辞格，用老祖宗的话说那就是“质而已矣，何以文为？”而对于科学传播作品也就是科普文章而言，为了让不具备足够的相关知识储备的受众能够比较好地透彻理解其所要介绍的严肃高深的科学内容，就有必要充分调动包括但不限于比喻、夸张、拟人、象征、排比、对偶等等在内的各种修辞格来增加其作品的可读性，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增加其作品的“用户黏度”。这些从理论上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问题可能就出在二者之间的转换上，在对前者也就是学术论文进行科普转换的过程中，开展积极修辞的某些相关行为主体，可能难免会出现“偏多”或“偏少”的情况。所谓“偏多”就是为了使自己的文章好看，就不顾实际需要，在相关转换过程中频繁使用或者说不恰当地使用包括比喻、象征、夸张、拟人、排比、对仗等等在内的各种修辞格来装点自己的文章，其结果往往是让受众眼花缭乱，最后有可能会造成被“买椟还珠”的情况。所谓“偏少”则是指相关行为主体没有意识到自己能够运用各种修辞格来开展积极修辞这个优势，反倒对于学术论文的原文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半步！其结果往往使得他们的科普文章看起来更像是学术论文！无论是“偏多”还是“偏少”，都是不应该出现的。

（四）转换评价中存在的问题

在评价一部作品的传播效果时，往往有两个尺度，一个是“量”的角度，一个是“质”的角度。前者更多强调的是受众数量的是否多，后者则更加强调受众质量的是否好。这两种评价尺度可以说是各有千秋，具体到本文所探讨的“转换”成果评估，前者也就是数量尺度，它衡量的是作为大众传播的科学传播作品（科普文章）它的覆盖面究竟有多大。我们知道大众传播实际上是一种“点对面”的传播。仅就数量而言，这种“点对面”的传播从传播主体的角度，当然还是希望其所覆盖的面越大越广越好，没有谁希望自己的传播，尤其是作为大众传播的作品像是卡拉OK那样孤芳自赏、自娱自乐，所以，“尽可能多的覆盖面”乃是评价一个科学传播作品在对科学研究作品（学术论文）进行转换过程中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科学传播的相关行为主体在对科学研究作品进行相关转换的过程中，没有一定的面和一定的量是不行的，但仅仅有一定的面和一定的量又是不够的，所以，还必须引进另外一个评价尺度，那就是“质”的尺度，也就是“好不好”的尺度，“好不好”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的评价主体是科学传播的对象，也就是受众或读者，科学传播的相关行为主体所进行的转换是否有价值往往取决于这些评价主体主观上认为这种转换之后所形成的作品以及相关的传播活动是否有助于提高其生活质量，是否有助于开阔他们的视野，是否有助于帮助他们提升自己的智慧水平等等，如果从更广泛的层面加以考量，那就是是否有利于个体的进步，是否有利于社会公序良俗的保存，是否有助于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某些科学传播的相关行为主体在进行转换的过程中，往往受到了“贪大求多”潮流的裹挟或者影响，更重视自己的科学传播作品是不是有更多的收视率，更多的发行量，更多的点击率！有可能为了追求这种“吸睛”的效应，也就是追求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往往不惜“剑走偏锋”，甚至“走火入魔”，其结果虽然可以在一时之间获得较多的关注，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则有可能不仅影响到其自身，甚至会影响广大受众对于整个科学传播作品的观感，导致科学传播作品在广大受眾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日趋式微。⑥

三、应对策略

在比较详细地列举了从科学研究文章到科学传播作品转换过程中存在的包括但不限于转换动机、转换方式方法、转换语言、转换评价尺度等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完成相关转换，笔者在认真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妥善地处理好“不同的我”与“不同的传播”之间的关系，以便化解传播动机方面存在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不同的我”是一个比喻用法。由于外界环境或者对象情况的不同，作为转换主体的“我”在进行相关转换时，其行为必然也会受到诸多限制，“我”也必须以变应变。我们不妨从“不同的传播”说起。我们都知道，大众传播学将人类的传播分成了大致四种，分别是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在“人内传播”中的“我”，从理论上说所受到的限制最小，甚至可以说是毫无限制：一个人独处时头脑中可以思接千载，神游万里，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任何人，可以在自己的神游世界中去做任何事，只要你不付诸行动，是没有人能够干涉到你对你进行限制的！因为现有的科学技术是没有办法能够准确观察到每一个人大脑深处在思考什么。所以在“人内传播”场域中的“我”可以孤芳自赏、顾影自怜，都没有任何问题;紧接着“人内传播”的是“人际传播”，在“人际传播”过程中，作为转换主体的“我”就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了。这里所说的一定的限制，是指在进行“人际传播”的过程中，作为转换主体的“我”必须顾及到两种判断即“工具判断”和“价值判断”。⑦这里所说的“工具判断”是指经相关行为主体的转换所形成的传播作品，它的传播对象是不是能够听得懂、看得懂、看得明白;而所谓“价值判断”则是指传播对象对转换之后所生成的科学传播作品是不是愿意看，是不是喜欢看。正是由于受到包括但不限于这样两种限制，所以在进行“人际传播”时相关行为主体在进行相关转换时，就不能完全考虑自身的需求，不能够完全放纵自己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了;比“人际传播”更进一步的是“组织传播”。在“组织传播”这一语境中，作为转换主体的科学传播主体可能就要受到更多的限制。因为他不仅要考虑到像“人际传播”时传播对象的相关感受，还要考虑到组织传播场域中的组织需求和组织感受。⑧因为一个组织里的所有人并不一定是传播对象所熟悉的人，为了维护组织的权威和价值观，作为转换主体的“我”就要充分适应组织的需求和组织的价值判断;在大众传播学的叙事体系中，最高层次的传播应该属于“大众传播”。“大众传播”场域中的“我”受到的限制可能更多。因为即使在组织传播场域，尽管相关行为主体并不一定熟悉所有的传播对象，但起码这些传播对象是有一个组织作为他们的母系统的，所以，只要把握了这个组织的宗旨、价值判断和价值观，就有可能可以比较好地完成相关的传播转换工作。但是，“大众传播”是以一“点”面对不可预测的各个“面”所进行的一种传播活动。在对传播对象基本陌生的情况下，作为转换主体的“我”在进行相关转换的时候就受到非常非常多的限制，为了使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些传播对象能够最大限度地了解自己的传播活动，甚至喜欢上爱上自己的传播作品，相关行为主体在进行相关转换的过程中，就有必要极大地限制作为“我”的自己的某些想法，不能也不应任性，不能也不应自我炫耀、孤芳自赏、顾影自怜。换句话说，就是要妥善地处理好“满足自己”和“服务他人”“愉悦他人”的关系！要清醒地认识到只能是在服务好他人的基础上才能够更好地实现自我的价值。

（二）“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努力做好从“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的转化，以便化解科学研究作品转换成科学传播作品中存在的转换方式方法方面的问题

“对什么人说什么话”从大众传播学的角度加以阐释就是指传播是要看对象的。不明白这一点胡乱进行传播，就有可能收不到想要达到的传播效果。有一个成语叫作“对牛弹琴”，常被用来讽刺一种不能达到理想效果的传播活动。“对牛弹琴”之所以具有相当大的讽刺作用，并不是因为或者说并不完全是因为弹琴者的琴弹得不好，而实在是因为弹琴者没有注意到他是弹给谁。换句话说，弹琴者没有明白自己的传播对象和他是不是在一个逻辑平面上——在人们心目中，琴一般是只能弹给人类来听的，弹给非人类的牛来听，那只能说选错了目标！所以，“对牛弹琴”一直流传至今，专门用来讽刺或者警醒那些不看传播对象而胡乱进行的传播活动，可以说，这个成语已经随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起深入到每个中国老百姓的血液中。在今天，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开展传播的时候不能也不应“对牛弹琴”，要根据不同的传播对象“对症下药”！但是，知道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却是另外一回事！为什么知道而做不到呢？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知易而行难”。为什么会“知易而行难”呢？仅从“对什么人说什么话”这个角度而言，其最大的难度就在于这句话原本是用来规范“人际传播”活动的，“人际传播”的时候传播主体一般是能够明确地知道自己的话是要讲给谁听的，而我们这里所说的却是“大众传播”，“大众传播”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它的传播对象的高度不确定性，换句话说，传播主体是并不知道自己的传播对象具体身在何方，姓甚名谁，有什么样的喜好！大众传播的传播对象可以说千人千面、众口难调！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才能够调和众口呢？这可能就涉及我们前面提到的另外一句话“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所谓“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从大众传播学的角度加以阐释的话，就是指传播要注意不同的场合，这里所说的场合既包括空间的概念，又不仅仅限于空间的概念。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说，它既是一种场域，也是一种圈层。我们都知道文化学往往把一个民族的文化视为一个大的母系统，这个母系统下边有很多小的子系统、孙系统等等，这些子系统和孙系统用文化学的术语来加以表示的话，就是不同的“亚文化圈层”，这些不同的“亚文化圈层”可以说是自古有之，于今为烈！每个圈子之间虽然不是“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但是，基本上也都是有一套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的。如果不看到并且承认这一点，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就是要在看到并且承认“亚文化圈层”存在的基础上，开动脑筋顺时应势做好相关的转化工作。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好相关的转化工作呢？那肯定就要在不同的“亚文化圈层”中间寻找“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而画出“最大同心圆”找到“最大公约数”的基础和前提就是要实现一个大的转化，也就是从以往的“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的转化。就是要摒弃那种唯我独尊，我的传播只要我自己喜欢，我自己能够看明白就好，根本不顾及传播对象是不是喜欢，是不是能看懂的那种理念。用一句非常简单的话来加以概括，那就是要用绝大多数“亚文化圈层”的传播对象都喜闻乐见的轻松愉悦的方式来进行相关的转换，这样才能够有效地化解转换过程中存在的方式方法问题。

（三）认真做好语言供给侧改革，紧紧抓住“对话”与“变量”这两个关键要素，确保转换过程中“度”的正确把握

这里所说的“供给侧改革”原本是一个经济学概念。经济学领域存在着“供给侧改革”的问题，科学传播领域同样存在着“供给侧改革”的问题。提到“供给侧改革”就不能不提到“需求侧”。以往的时候，相关行为主体在开展科学传播的过程中“供给侧”和“需求侧”这两方面看起来似乎有联系，但实际上往往却是处于一种割裂的状态，缺乏应有的“对话”。这里所说的“对话”至少包括“自我对话”和“与他人的对话”。以往，科学传播的相关行为主体在进行科学传播的过程中也不是没有进行过“对话”，但是这种“对话”往往更多的是在传播者自己的头脑内部进行的，换句话说，他们在进行科学传播过程中，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往往都是想当然地认为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语言。而实际上，在开展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特别是大众传播的时候，都是需要与传播对象进行某种意义上的“对话”的，如果罔顾这一点，只是想当然地开展相关的转换和传播，那极有可能就会造成“自说自话”的情况。为了避免“自说自话”就有必要引进两个“变量”，这里所说的两个变量一个叫作自变量，一个叫作因变量。所谓“自变量”，就是能够自我进行控制，操纵和把控的变量，而因变量则是因为受到自变量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的量。以往，某些科学传播的相关行为主体在对科学研究作品开展转换的过程中，往往更多地是考虑“自变量”，而很少考虑到“因变量”，所以往往就会表现得非常任性。为了矫正这种任性，就必须使相关行为主体明白，在进行相关转换，开展相关科学传播的过程中，必须要时刻考虑到需求侧一方的理解程度、接受程度、欣赏程度、关注程度等，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就很难确保相关科学传播作品转换的成功，就有可能会造成“过犹不及”，或者达不到应有力度的情况。

（四）借鉴“360度考核法”，注重强调考核评估的“多维性”和“立体性”，逐渐引导科学传播的传播主体从“只多不好”转向“又多又好”，乃至“又好又多”，以便化解转换传播评估方面存在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360度考核法”原本是一个管理学的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由爱德华&埃文等提出来的。它是一种从不同角度获取组织成员工作行为表现的观察资料，然后对获得的资料进行分析评估的方法。⑨“360度”是一个比喻，意在强调这种考核的无死角性。这里所说的“360度”一般主要包括四个维度，这四个维度分别是被考评对象的上级维度、被考评对象的同级维度、被考评对象的下级维度和被考评对象所服务的顾客或者用户的维度。从这四个维度我们不难看出，这种考核方法一般只适用于考核一个单位的中层管理人员，因为一般员工是没有下级的。当然，我们并不是完全照搬360度考核法，而是意在借鉴或者强调考核的全方位性，也就是立体性和多维性。以往相关行为主体在将相关科学研究作品（学术论文）转换成科学传播作品（科普文章）的过程中，由于为了顺应某些人员的审美观念而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偏差，一度曾经以多为美，以快为美。具体到新媒体领域，往往就是更多强调的是点击率和浏览量，如果具体到传统媒体领域，对于纸质媒体来说，往往更强调的是发行量，对于电波媒体的广播来说，往往更重视其收听率，对于电波媒体中的电视传播来说，往往更注重其收视率。重视上述这些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将这种重视推向极端，最后变成只强调这一点不及其余那就有问题，而且是很大的问题了。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有必要借鉴包括但不限于“360度考核法”在内的所有有益的考核方法，具体来说，可以在对相关行为主体进行的转换活动及其成果采用以下几种维度予以考核：一种是从数量维度予以考核，这一点我们不能偏废，还有一种就是侧重从“质”的维度予以考核，具体一点说可以引进以下几个维度，首先是引入相关传播主体的上级维度，假如是体制外的传播主体没有通常意义上的上级的话，那就引入其所在的传播平台对其的满意度，对其进行考核;其次就是引入其同级的维度，假如其是体制外的从业主体，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同级的话，那就不妨引入业内同行对其的评价，看看其在业内同行内的口碑如何？第三是引进其用户也就是其服务的对象的维度对其进行考核，看看其获得的点赞率、好评度、满意度如何。把这几点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就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比较完备没有死角的考核方式，这种考核方式可能一开始会有一些困难甚至阻力，但是，只要坚持下去，就有可能扭转曾经一度存在的只重量不重质，只强调“多”不强调“好”的情况。就有可能将相关行为主体的转换行为，从只重视“多”不重视“好”，变成既重视“多”又重视“好”，乃至先“好”后“多”。这样才能够确保科学传播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够不会为了追求所谓的收视率、点击率、阅读量、发行量等等而不顾一切地“语不惊人死不休”，弄出一些奇葩的作品贻笑大方、危害社会、殃及后代！

四、小结

“百度百科”将“翻译”解释成是“把一种语言信息转变成另一种语言信息的行为”，⑩这种转变有“准确”“通顺”“优美”等几个衡量指标，这些衡量指标用一位名叫严复的清末民初著名翻译家的话语体系加以表述的话就是“信”“达”“雅”。将“科学研究作品”变成“科学普及作品”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翻译”的过程。“翻译”离不开翻译主体也就是“译者”，离不开翻译的客体也就是“原著”，离不开翻译出的作品也就是“译著”，离不开翻译作品的传播对象也就是“受众”，一般说来，上述这四者之间虽然有联系，但却需要一个纽带，这个“纽带”就是翻译的主体也就是“译者”。作为一个合格的“译者”他或她是而且只能是“一手托几家”的，首先，他或她必须对于翻译的对象也就是“原著”有超乎常人的熟悉和理解，像清末民初的林抒那样的不懂英文却敢于翻译英文作品的译者毕竟是凤毛麟角。其次，他或她必须对于所使用的“母语”有超乎常人的把握和运用能力，这样才能够确保翻译作品的“通顺”和“优美”，還有，他或她还应该而且必须对于翻译作品的服务对象也就是译著的读者或受众的审美情趣和阅读习惯有超乎常人的理解，这样才能够使得其辛辛苦苦翻译出来的译著不会被弃之如敝屣！同样的道理，在将“科学研究作品”变成“科学普及作品”的过程中作为“译者”的相关传播主体也应该像“译者”那样对于其所要“翻译”的作品中所涉及的内容有超乎常人的理解和把握，对于其所使用的语言和文字有超乎常人的理解和掌握，对于其所要面对的受众的审美需求有超乎常人的理解和把握。本文从学理的层面指出了“科学研究作品”变成“科学普及作品”的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尝试从学理层面对于化解这些问题进行相关思考，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期为从“科学研究作品”到“科学普及作品”这“惊险的一跃”提供一定的参考。

注释：

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形象地指出：“商品到货币是一次惊险的跳跃。如果掉下去，那么摔碎的不仅是商品，而是商品的所有者。”这里是借用，代指从“科学研究作品”向“科学传播作品”的转换之惊险。

②Krapp .A. （1999）. Interest，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an educational-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14（1）， 23-40.

③Ross.M. S. （2009）. Postman， media ecology， and education： from teaching as a subversive activity through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to technopoly. Review of Communication， 9（2）， 146-156.

④Sun. G. N. （2011）. Passive and Active Rhetoric in Writing Judgment. Law and Social Development.

⑤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修辞格”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AE%E8%BE%9E%E6%89%8B%E6%B3%95/9047884？fromtitle=%E4%BF%AE%E8%BE%9E%E6%A0%BC&fromid=5696310&fr=aladdin.

⑥《科普论文阅读量1万+可参评国奖，“好规则”也要“防投机”》，《新京报》2020年9月24日。

⑦Knapp， M. L， Vangelisti， A. L ，& Caughlin， J. P. （2014）.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human relationships. Allyn and Bacon， Inc.

⑧Fort.M， Gris. G， Aubel.B， Vidal.A， Romero. L & A González， et al. （2010）. The new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ain Supplements， 4.

⑨李娜：《360度考核在中小学教师绩效考核系统中的应用》，《渤海大学学报》2016年6月第31卷第二期。

⑩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修辭格”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AE%E8%BE%9E%E6%89%8B%E6%B3%95/9047884？fromtitle=%E4%BF%AE%E8%BE%9E%E6%A0%BC&fromid=5696310&fr=aladdin.

作者：张涵

经济学的科学性质论文篇3：

经济学中的“人”：现实性与科学性的耦合

摘要：目前，经济学者关于经济学的科学性的观点主要有两类：一类认为经济学的科学性体现为经济学的数学化；另一类认为经济学是人文学科，数学化不仅不能使经济学成为科学，反而使其远离科学。本文在充分借鉴西方科学哲学的理论成果基础上，运用马克思的科学观对经济学的科学性进行了考察并得出结论：由于涉及“人”的因素，难以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实现经济学的“科学化”，但并不意味着经济学不能用数学工具分析问题，经济学的科学性体现在如何科学地刻画“人”的行为。

关键词：经济学；人的现实性；科学性

查尔默斯[1]详细地阐述了科学的本质是什么以及判断科学的标准的变化过程。经济学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2]，主要指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但是，关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一直存在争议，因此，经济学的“科学性是什么”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随着经济学数学化的泛滥，许多经济学者开始质疑经济学研究是“为了科学而科学”，倡导经济学研究重新回到古典主义，以避免经济学发展“误入歧途”。这种担忧实质上是陷入了另一种误区，误以为经济学完全可以脱离科学的指导。在更深层次上，应该思考一个更具根本性的问题：经济学在何种意义上被称为科学？本文正是基于上述问题，通过分析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科学哲学对经济学研究的影响，来重新反思经济学中的“人”以及经济学的科学性问题。

一、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

经济学最初是从道德哲学的研究中分化出来的，因而具有显著的人文科学特征。但是，由于经济学以现实社会中的经济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因此，必然会从研究人的精神生活世界向研究人的现实生活转向，从而意味着经济学不再是单纯的人文科学而是一门社会科学。进而，由于现实经济问题的许多变量，如价格、需求、供给和利润等都是可以量化的，因此，运用数学的范畴和方法有助于使经济学更能明了、简答的说明问题。在分析现实经济问题时，借鉴自然科学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经济学往往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例如，经济学中在处理复杂问题时，通常采用物理学的假设的方法，可以有效地隔离所关注的问题，使得经济现象易于分析。正如Solow指出的，好的经济模型通过“关注一两个因果或条件因素而排除了所有其他因素，并且希望理解实体的这些因素是如何起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3]。但是，这不意味着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标准去改造经济学或实现经济学的科学化。由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由于人类欲望引发的对各种物质对象的需要而产生，因此，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人的欲望和需要，即经济学研究的主体是人。由于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物或客观事实不同，以“人”为主体的经济学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1.经济学研究的现实性

对于“经济人”个体而言，不同的人甚至不同生活时期的同一个人，都会对同样的刺激做出不同形式的反应。由于思想和价值判断的出现与联系并不存在可识别的规则性，从而人类行为也没有严格的规则性，所以在研究人类行动中经验所起的作用与其在自然科学中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同。人类行动经验是历史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它是社会状态下一系列特殊因果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对人的经济行动的研究，无法像自然科学一样通过实验还原事实。对经济环境而言，经济学并非抽象地讨论经济问题，而是分析在某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如何解决经济问题，因此，经济学的结论会随社会的经济和文化背景改变而变化。对经济形式而言，无论是自给自足经济、农业经济、社会主义工业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其所面临的基本经济问题是相似的，但经济问题的研究结论，会由于不同的社会类型下不同的制度设计而迥异。

由于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经济学很难像自然科学一样，通过抽象演绎和推理的方法，就能得到普遍永久性的法则。正如黑格尔所言，“人类生活在抽象的观念之中，因此很难体验和再现事物活生生的生命”[4]。显然，如果将复杂的社会问题和人的问题简单化为概念框架或数学模型，而不顾经济问题所处的政治、历史和文化背景，这种经济学研究取向是非常不合理的。

2.经济学研究的规范性

经济学通常要做出好坏的判断。休谟[5]认为，我们无法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但我们也不能否认，价值判断明显受到事实判断的影响和制约。经济学的分析主体是人，人在分析问题时会受到价值观的影响，尤其是在涉及到经济学中的福利和伦理问题时，难以做到价值中立。例如，在分析福利问题时，通常认为经济运行需要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时，资源配置是最好的，社会福利也会实现最大化。但是，这种判断社会福利的标准是否合理，会随不同学者的价值观不同而给出不同答案。经济学是从道德哲学中脱胎、发展出来的，但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学者越来越强调“理性人”假设，从而忽略了经济学最初的选择是在“同情理论”基础上的“自私”。因此，经济学需不需要考虑伦理问题，分析者的价值判断就显得更加重要。森[6]指出，“经济学”需要“自利”普遍人性的假设，也需要考虑伦理的内容，如道德意识、社会成就满足意识、同情心，尤其是自由和权利等本身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将人的行为动机规定为唯一的“自利”动机，或者说，将人的历史道德伦理属性排除在经济学的视野之外，显然也是不合理的。在这一点上，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显著不同。

二、科学哲学对经济学科学性的影响

康德认为，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虚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愚昧的[7]。哲学思想会参透到各个学科、影响每个学科的发展，经济学也不例外。经济学科学化的标准，深受科学哲学思潮的影响。当前盛行的经济学数学化取向，就主要受到20世纪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所确证的“科学标准”影响。随着科学哲学的演进，后继学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实证主义的缺陷，因此，由该思潮影响的“科学标准”也需要重新反思。

1.逻辑主义科学哲学对经济学的影响——经济学的数学化

逻辑主义学派包括以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和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证伪主义。逻辑主义认为，理论的科学性体现为三方面：一是理论结论应为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标准；二是理论仅凭逻辑理性和经验事实推出；三是理论可以被证实或证伪。这种思潮影响了20世纪的经济学发展，并进而支撑着经济学的科学性标准，即经济学能够提供一个超越文化、制度、国家、历史的分析结论，并且结论可以得到验证。

经济学为使其结论具有科学性，效仿物理学分析范式，分析方法趋向于数理化和计量化。一方面，经济学运用数学工具，使得其理论在概念、假设和公理的基础上，通过演绎的方法得到普适的结论；另一方面，经济学运用经济变量的统计数据，设定计量模型，以检验现实经验是否与经济理论模型结论一致，使得结论具有可检验性。20世纪的经济数理化主要体现在凯恩斯的总量研究，计量模型多为以凯恩斯经济学为基础的大型宏观计量模型，这类模型的参数值，如偏好、禀赋多为外生假定值，模型包含的因素为没有微观基础的外生假定变量，冲击主要是不随政策、时间和环境变化的外生性冲击。

逻辑主义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主要表现为逻辑主义分析问题的起点是确定无疑的经验事实，而现实中这种观察事实是不存在的。历史主义学派的汉森[8]提出“观察渗透理论”，即个体的观察视角会受到理论的塑造，因而不存在绝对客观的观察事实。库恩[9]通过对科学史的研究认为，逻辑主义通过对命题的零星证明并不能把握理论发展的复杂性，唯有将理论看做“结构”才能理解理论的发展。库恩[9]认为科学的进步，是因为该领域的科学家共同体由一种理解范式转换成另一种新的范式，由于没有客观标准来判断不同范式的优劣，因此，每个理论的发展不一定通往真理方向。

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布劳格[10]“考察了在新古典经济学和逻辑实证主义之间的可怕联盟，认为实证主义是一种伪科学，新古典经济学必然跟着它一起堕落：可分离性的实证主义论题一方面认为事实和价值可以分离；另一方面认为事实和理论可以分离，这种论题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所有的事实都是装满理论的，而所有的理论都是装满价值的。他们认为一个更合意的认识论能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意思是已经表明了存在一个康德主义的“综合”演绎真理：我们的战略依赖于能够把本质的东西挖出来，然后就坚持本质的东西一定能在实践中找到。经济制度必须再生产其本身，于是再生产的事实是经济制度的典型本质，这个本质能够为经济理论提供稳定的基础。因此，逻辑主义所认为的科学标准是不合理的，进而认为经济学的科学性，体现为经济学的数理化和计量化也是不准确的。

2.后继科学哲学的启示：用科学的方法刻画“人”

逻辑实证主义之后，其他后继科学哲学学派关于科学性的讨论，都对经济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科学实在论和反科学实在论之间争论源起于：在对量子物理现象的解释时所用的基本粒子概念，指的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还是为解释现象而人为构建的概念。科学实在论的代表Boyd[11]认为，科学理论的理论术语是说明性的、有指称的表述，对科学理论应当作实在论的解释，只要理论对事实的预测成功，则该理论即为真。反科学实在论的代表弗拉森[12]认为，真理的获得来源于对经验世界的观察，而科学家的观察具有主观性；就科学与真理的关系而言，绝对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只存在经验上适当的理论。但在经验上适当的理论只能反映部分客观实在、经验观察的部分，因此，一个认识对象的普适真理是不存在的。科学理论除了其依据的经验基础外，其假设和结论并无客观性可言。理论的目的并不是提供一种客观性，而是提供一种描述经验的角度。这种观点对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产生了深远影响。

库恩[9]提出的“范式”理论和科学反实在论与实在论的争论，促使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出现。后现代主义的费耶阿本德[13]将库恩[9]理论认为的真理标准的相对性放大，认为任何分析科学、文化和艺术的方法都有其优缺点，任何分析方法都无高低之别，“什么方法都行”，因此，科学也不再处于文化的中心位置。罗蒂[14]认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关于科学实在性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传统的科学观期望用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改造社会和人文学科的发展，造成了科学沙文主义的出现，这不利于文化的全面发展。罗蒂认为，解决科学独尊的方法是“新的模糊主义”，模糊实在和经验、事实与意义的差别，取缔科学的特权地位，主张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艺术文化之间可以平等对话。“新模糊主义”为解决科学沙文主义，模糊了科学和非科学的界限，将科学与宗教、神学等混为一谈，这种极端的相对主义使科学哲学变得毫无意义。

张今杰[15]认为，借鉴阿佩尔解释学的思想可以解决上述科学哲学的问题，不应该用反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科学主义，也不应该简单地用人本主义对抗科学主义，以使科学臣服于人文，而应该将人文的思想引入到科学的表达之中。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借鉴人文学科的“理解”的方法，而人文学科的研究也以自然科学的注重“说明”的解释性方法为基础。

三、马克思经济学科学观：人与数学的结合

马克思认为，科学不仅可以帮助人类认识自然，而且对自然的认识会通过实践活动进一步深化对科学的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科学观是不合理的，因为科学出现了异化。一方面，科学研究可以增加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进而可以改造自然，主体也通过劳动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加深了对科学的认识，为人实现自由发展做出了准备；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财产性质，科学发展的成果不能全部转化为对人自身的认识，仅增加为人对异己的控制。此时的自然科学仅以自然界为对象，未包含人的任何因素在内。这意味着“以往的人文科学对人的研究，恰恰离开了人的自然界的存在和对象化活动来空谈人性，不是把人与人的发展当做自然存在和自然史过程，而只是顺便提到自然科学，正像自然科学只是顺便谈到人和人文科学一样，两者都是片面的”[16]。

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在于分析经济运行背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其对“人”的刻画，不是抽象的人的概念，而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按照马克思科学观关于人的概念，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7]。

对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马克思认为：“分析经济问题，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必须用抽象力”[17]，虽然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并没有对“抽象力”做进一步的诠释，但从整个序言和全书正文中不难看出，他是通过对英国社会经济状况和历史资料进行大量统计调查、系统分析而形成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甚至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能运用数学的形式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17]。而从《资本论》中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数学公式、表格、数字和符号可以看出，马克思对经济学数学化的研究方法和表现形式并不反对，甚至可以说颇为赞赏，而且应用自如。而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价值、社会必要劳动、简单劳动、复杂劳动、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等概念的剖析，就是通过数学形式来映射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人与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能够把人与数学耦合恰当的经济学家。之后出现的所谓经济学“边际革命”，与马克思所运用的数学方法渐行渐远，数学化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纯粹的逻辑表达，从中再也无法洞察出它与“人”的嵌入性。

四、思想流派鸟瞰下经济学研究中的“人”

1.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人”的忽略与缺失

古典经济学理论最核心的部分为古典生产理论和古典分配理论。古典生产理论以劳动分工为基础。斯密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由劳动分工而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分工是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由于分工行为是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因而古典学派分析经济问题时内在地包含着对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研究。古典分配理论认为，生产主体由于分工的不同，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收入分配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即为生产资料的分配，会进一步影响生产，因此，分配理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相关。19世纪70年代，以门格尔为代表的边际效用学派提出了借用数学中的微积分方法，采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引发了“边际革命”。之后，马歇尔将边际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由于分工理论难以有效地融入该分析框架，而逐渐被经济学者抛弃。马歇尔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将供给需求定律、价格理论以及市场机制等资源配置问题，视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将生产理论简化为厂商投入、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只体现了物质转化过程中的数量和技术关系。由于厂商按照劳动供给者的边际产出分配收入，因此，不存在体现生产关系的分配理论。此时，经济学实现了数学化，但放弃了对人的刻画。

2.从凯恩斯主义到新凯恩斯主义：“人”的回归与重构

在凯恩斯理论之前，古典和新古典理论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微观层面，凯恩斯奠定了经济学宏观分析的基本框架。宏观经济分析理论侧重于对宏观问题和变量之间的总量关系的刻画，但这些问题研究的起点并不是基于每个参与主体的行为，而是基于如下外生假设：经济中存在价格刚性、消费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投资存在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由于该理论框架在理论层面不能论证其假设的合理性，如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在面对外生冲击时，为什么只调整产量而不改变产品价格；在实践中，并不能有效地解释滞涨等现实经济问题。为弥补其解释力的不足，经济学者认为宏观经济理论的结论应该从经济参与者的行为中推倒而来，而非从假设中得到，即需要寻找经济行为的微观基础。

微观基础即为对经济中的“人”行为规则的刻画。现阶段宏观经济理论已通过如下角度实现对“人”的刻画：第一，行为主体是有预期的，这使得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具有动态性。主体当期的预期行为，既可以受以前各期经济形势的影响，也可以受对以后各期经济形势预期的影响，预期有理性预期和适应性预期等形式。第二，行为主体的优化行为。每个行为主体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经济中总量消费、投资等都由单个行为主体的优化结果加总得到。第三，行为主体的不同的风险形式。根据行为主体对风险的偏好程度，分析风险偏好者、风险中性者和风险厌恶者。第四，行为主体异质性的刻画。通过设定行为服从某种形式的分布函数，以体现其差异性。显然，经济理论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向新凯恩斯主义寻找经济行为的微观基础的转向和发展，体现着现代经济理论重新走向以“人”为中心的逻辑回归，并通过聚焦资源稀缺条件下“理性人”如何选择这一核心命题，实现了对“人”的经济行为的重新建构和刻画。

五、结论

笔者认为，经济学由于涉及“人”的因素，因此，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科学化”经济学，但并不意味着经济学不能用数学工具分析问题，经济学的科学性体现在如何科学地刻画“人”的行为。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工具，使得对经济理论的表达更为清晰，在逻辑上更易实现内在一致。然而，经济学的科学性不是体现在数学化和抽象的模型，而是体现在其对“人”的考量，将人的心理活动、人性、道德和伦理运用科学的方法刻画出来。如果脱离对“人”的刻画，过度强调数学化和概念化，必将使经济学仅注重逻辑上的有效性，而脱离经济现实发生的现象、条件和意义，最终离科学越来越远。

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一点。新古典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简单明了的系统化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经济运行的环境都是理想的和无摩擦的，一切经济问题都是技术和市场可以解决的，而没有考虑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但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并非如此，新古典框架在解释和分析现实经济问题时就出现许多漏洞，而这些漏洞大部分恰恰是因为没有考虑“人”的原因造成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伦理经济学等学科的发展，实际上并不是推翻了新古典经济学，而是在其框架内不断地补充这些关于“人”的漏洞，最终也使新古典这个硬邦邦的框架因为考虑了“人”的行为而变得鲜活起来。随着对经济学中“人”的心理和行为的科学度量和刻画，经济学理论越来越具有更多的科学性。

参考文献：

[1]艾伦·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M].鲁旭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赵晓.诺贝尔经济学奖何以重要？[N].经济观察报，2005-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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