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水利经济科学发展论文

我国经济深陷高通胀泥潭已有半年之久，货币当局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已然调整为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但也收效甚微。通胀形势的恶化事关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目前学界与政界对这场劫难都在认真反思。只有将通胀问题置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大环境与特殊背景下进行分析，摆脱新自由主义教条的羁绊，才能做出切合实际的判断。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我国水利经济科学发展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我国水利经济科学发展论文 篇1：

PPP模式在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实证研究

摘 要：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国内各大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呈现蓬勃发展局面，但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方向仍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针对园区基础设施的发展提出一种全新的建筑模式——PPP模式，以该模式参与园区的基础建设发展，重点讨论PPP模式在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分析PPP模式在园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以期提供参考。

关键词：PPP模式；园区基础设施；积极作用；改善对策

Empirical Research of PPP Mode in Park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Xu Ruifang

（Carey University， School of Tourism， Carey Guizhou 556011，China）

引言

经历了半世纪的经济发展、升级，我国的整体经济发展能力迈向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沿。随着经济全面发展的到来，我国各项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也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升、以及信息化网络全球覆盖下的科技应用，实现了蓬勃的发展[1]。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情势标志着一个国家、一座城市、一片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文化文明的发展程度，也是城市经济发展与时代经济下的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要素。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对于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来说，绝对是可以代表经济发展、代表城市化先进水平与城市文明程度的时代标志[2，3]。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水平在我国国家的经济收益、地域经济收益、环境收益上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然而，随着时代的不断向前推进，经济发展要素也逐渐发生变化。

信息化时代全面到来，大数据信息网络实现了全球覆盖，科技的应用发展无处不在，在各个国家，每一刻每一秒，都能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4，5]。因此，要加强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的园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工作，是非常有必要和势不容缓的。为了给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一个更健康、更科学的发展环境，市场上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建筑模式——PPP模式[6]。PPP模式的独特创新性能，改善了原有建筑模式中的弊端，并在此基础上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更多的优越性能。具有强大发展潜力的PPP模式一进入建筑市场，就因为其独特的发展模式与强大的改善功能受到了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方的好评并迅速走进各行各业中[7]。根据市场调查得出的结果显示，PPP模式的诞生，为目前日益复杂的经济发展找到了一条清晰、科学可行的发展之路；PPP模式被各大经济企业高度重视，也是由于各企业经营管理者看到了该模式为自身建设发展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8]。所以，本文借由对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引用PPP模式产生的最终发展情况进行实证研究，深入分析我国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并进一步研究新兴PPP模式在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应用后的成果。

1 论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1.1概述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在迎来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后，逐渐加大了园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因为园区基础设施能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提供最坚实必要的物质发展条件。做好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可以为处在发展阶段中的中国积累经济发展力量，做好夯实的经济发展冲刺准备。然而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建筑落后、建设存在潜在风险的工程势必会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阻碍。

因此，要想实现经济的发展，就必须要有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推动与支持。本文以海边城市的经济发展为例，虽然沿海城市凭借天然的地理优势，为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绝对离不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推动作用。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为各行各业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夯实的物质基础。经过了经济改革的30几年后，我国的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发生了空前的惊人变化。可以看出，大规模先进的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绝对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更是带动经济高速发展的物质核心力。

1.2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带动作用分析

随着经济发展的日益加快，我国园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速度逐渐提升。日前，国务院相关部门正式下达了《国务院关于对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加强的意见》，使得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也就更加具有了深远的经济意义。园区基础设施是推动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质保障，想要实现更高的经济效益、满足经济发展的持续稳定、结合环境创收合理经济效益，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是必不可少的物质支撑。考虑到园区基础设施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可以看出，良好、健康的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具体如下。

（1）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是社会经济发展活动的基础条件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发展脉络的重要组成部分，畅通的经济发展脉络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基础前提。科学良好的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畅通无阻的经济发展空间。健全、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方方面面为经济发展提供发展能量，交通、排水、电力、水利等等，无论哪一环节上出现问题，都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损失。

（2）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是国民经济发展程度的最直接表现形式

纵观世界发展史，可以清晰地看到经济发展实力强的国家相应的其国家的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也必定是非常完善、非常先进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基建的支持，所以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体现了现代化文明的经济发展程度，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直接体现。

（3）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是将经济资源合理分配的物质前提要素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想要富、先修路”，流传了了几十年的俗话俗语，却直白地表明了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带动作用，特别是在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能实现对该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4）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提高经济增长的有利手段。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自身作为一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产业项目，对经济往来的相关产业起到了间接的经济带动作用，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中，强大的产业关联性对社会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带动作用。

（5）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国防保护的基础构成

发达、便利的交通运输，港口，机场以及合理先进的建筑构架，时刻为国防安全提供最坚实的保障。

1.3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研讨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也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不免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弊端与不足之处。对此，本文对我国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不足之处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具体如下。

（1）对于环保方面的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欠缺发展

21世纪要求的是绿色环保、资源节能、无污染的经济发展时代，尽管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发展起了非常大的带动促进作用，但是在建设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现象不容乐观。虽然国家政府一直在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环保工作进行投资以及一系列的整改工作，但是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严重、资金投入量欠缺、以及技术上严重落后，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的环境影响问题日渐凸显。

（2）供水能力上存在建设发展缺陷

水资源成为了全球性的共同问题，我国在解决平均供水的能力方面显得尤为不足。最主要的还是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中，供水技术上存在能力欠缺。水利工程的全面建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部分的用水问题，但由于管道老化、覆盖率不全面，导致大部分地区饱受着用水问题的烦恼。

2 实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引用全新发展模式——PPP模式发展

2.1概述PPP模式在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

PPP模式是在长久经济市场发展的不成熟之下，为经济发展市场中的BOT模式进行的大量补充工作，经过长时期的大量弥补工作进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经济投资模式。PPP模式是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的英文缩写，后被翻译成“公共私营合作制”，也就是政府公共部门和民间个体企业联合发展的模式。不同于市场中的其他金融投资模式，PPP模式是为了建设大型园区基础设施，亦或是为了合作建设发展其他类的公共型服务，在以协商特许权为基础的情况下，形成的一种彼此之间相互扶持、相互支撑的合作关系，这无疑是一种让双方实现双赢的理想型现代科学融资发展模式。双方之间通过签订清晰、详细的合约书，平衡彼此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保障工程项目的顺利达成，让多方投资共同努力，实现比单独行动更为有效的发展结果。

PPP模式在我国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发展与应用才刚刚崭露头角，但是其早已在国外诸多发达国家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实现了普遍的应用与发展。英国于1992年最早发现运用PPP模式，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与实践，事实证明了在PPP模式下的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其工程完成质量与成本控制造价都显现出了非常突出的完美表现。PPP模式内部的独特经济发展结构，确保了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取得卓越的成绩，PPP模式的典型发展结构，如图1所示。

PPP模式是在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中，为了实现建设的顺利进行并确保满足经济收益的最大化，而逐渐形成的一种具有优化提升能力的新型发展模式。PPP模式成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新宠”，得力于其模式内部的经典结构组织：我国政府部门或是地方政府部门，借由政府招标采购形式，与中标的企业合作形成一个全新的特殊目的公司，并在此基础上签订特许权益书，再由特殊目的公司全权对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资金筹集和建设发展营运工作。

图1 PPP模式的典型发展结构

PPP模式的发展核心其实就是政府在实施我国公共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时，改变了传统的过度依赖国家政府的发展形势，随着民间资本的大量形成，而逐渐转变为通过政府放手、放权，给予私营公司更多的长期政府特许权力，使其在国家公共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中行使经营权和经济收益权，这样做既解决了政府过大的财政压力，又能满足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又好又快的发展营运目的。

2.2PPP模式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优势分析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高度依赖着国家政府的支持与投资，在政府财政压力日渐增大的情况下，发展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也逐渐暴漏出了诸多发展问题。因此，大力结合民营企业携手共创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引用PPP模式，成为当下发展中的重要课题。随着PPP模式在我国公共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出的重大经济性能，国家政府也相继为PPP模式的发展提供了政治支持以及经济保护。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引用PPP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政府部门与民营公司企业各自间的利益优势，民营资本能力日益壮大，并借由PPP模式登上了政治经济发展的舞台，至此，原本压力过大的政府部门找到了经济实力较强的合作伙伴，共同携手使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得以顺利发展。PPP模式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如下的几点优势：

①PPP模式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了工程成本造价，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建设投资费用，发挥出了更高的经济价值。政府部门与民营企业联合形成的特殊目的公司，会在工程建设前期对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进行科学识别与可行性技术分析，为后期建设过程做好充分的经济投资准备。PPP模式在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中，限定了私人民营企业只得在工程项目竣工后才能参与公共建设的经济收益。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在结合PPP模式后，大大提高了建设工作效率，并在原有经济基础上节约了相当可观的投资成本，大规模地降低了建设施工风险。

②PPP模式为园区基础设施政府投资建设减少了财政压力。PPP模式的创新应用为民间资本提供了更宽、更广的经济发展空间。一直以来政府单挑大梁，使其在财政、精力上都对自身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压力与负担。私人企业的加入管理，分担了政府的工作职能，让政府从过去的工程实施者角色转向工程建设管理的宏观调控角色。PPP模式在建设中的实施应用，为政府投资工作带来了得力的帮手，并建立起双重的经济发展动力与加倍的监管能力。

③PPP模式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提供了更多的资金投入能力。民间企业拥有更灵活的市场发展能力，可以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多、更广的服务，更能使投资能力有相当程度上的改善与提升。

④PPP模式的应用，使政府部门与私人企业在共同建设园区基础设施的过程中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双方各自发挥自身的经济优势，二者之间相互取长补短，为更好地发展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而努力。

2.3PPP模式在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根据PPP模式在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发展情况来看，其在带来了巨大经济效益以及科学发展力的同时，PPP模式在建设实际发展中还是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之处，这从一定程度上，为PPP模式的未来发展道路带来了诸多的潜在风险。

首先，PPP模式的法律规范和保障体系没有跟上经济建设发展的速度。世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过程中，也时刻产生着大量的未知变动因素。多变性的政治法律体系，让原计划实施的建设项目失去合理性，给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进程造成了极大的阻碍。

其次，政府上级审批、审判决策能力不足，周期长。PPP模式发展时间尚短，配套的管理审核制度还尚未完善、成熟，这造成了建设过程中工作环节杂乱，审核周期过长，获批后的政策调整跟不上市场经济的变化速度。

3 PPP模式未来在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发展前景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对于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来说，大力发展PPP模式是非常具有时代意义的，只要把控好PPP模式中的绝对优势，对PPP模式中的不足之处加以调整，势必会对我国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起到巨大的发展促进作用。

考虑到在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中PPP模式发挥的经济重要性，如何做到趋利避害工作显得尤为重要。首先，要实时掌握PPP模式在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发展情势，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通过健全、合理的法律对PPP模式的发展加以监管，并保障民营企业的经济效益，带动更多民间资本投入到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中。其次，对于风险责任制度的划分要明确，制定合理的适应市场机制的风险分配体系。最后，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涉及到大量的社会经济财富，在双方共同享受经济收益时，一定要协调好双方利益的划分，为后续经济的持续发展做好保障工作。基于上述观点，PPP模式在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利用，是当下时代的必然发展形势，因此要大力发展PPP模式，不断完善改进PPP模式，使其更好地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助力。

参考文献

[1] 邓小鹏， 申立银， 李启明. PPP模式在香港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应用研究及其启示[J]. 建筑经济， 2006， （9）：14-18.

[2] 曾洁. 我国基础设施建设PPP模式探讨[J]. 山西建筑， 2009， 35（16）：220-221.

[3] 高鹏程. PPP模式：背景、问题及推广途径[J]. 地方财政研究， 2014， （9）：18-22.

[4] 刘继才， 王颖林， 唐丝丝. 我国PPP项目关键风险实证研究[J]. 生产力研究， 2013， （4）：93-96.

[5] 连红军. 中小企业参与PPP模式与技术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J]. 改革与战略， 2011， 27（5）：155-157.

[6] 蔡亮. 城市基础设施融资方式研究[J]. 经济研究导刊， 2012， （21）：60-62.

[7] 王周喜， 张勇. PPP融资模式在西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可行性分析[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3（2）：106-110.

[8] 张桂玲. PPP模式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应用研究[J]. 中国农业会计， 2014， （8）：8-9.

作者：许瑞芳

我国水利经济科学发展论文 篇2：

当前复合型通胀的成因与对策

我国经济深陷高通胀泥潭已有半年之久，货币当局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已然调整为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但也收效甚微。通胀形势的恶化事关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目前学界与政界对这场劫难都在认真反思。只有将通胀问题置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大环境与特殊背景下进行分析，摆脱新自由主义教条的羁绊，才能做出切合实际的判断。

此番通胀的成因和特点

天量货币投放造成恶果

近年来，一些人中了“GDP主义”的邪，迷上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在“金融创新”的旗号下，指望依靠超經济投放货币，刺激经济超高速增长，甚至想依靠它摆脱经济衰退、化解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

2009年西方国家爆发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波及到我国，引起出口下降、加工贸易陷入困境等问题，沿海地区企业出现倒闭潮，“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依附性发展战略难以为继。面对如此境遇，我们本应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解放思想、抓住机遇，把调整和优化结构、转变发展战略作为第一要务，乘西方身陷危机、有求于我的特殊机遇发展自己。但是，我们却把“保增长”、“同舟共济”摆在首位，比照西方“量化宽松”的药方，向市场投注了20万亿元的天量货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原先计划安排，如果2009年M2增幅为17%左右，就不至于出现流动性过剩。实际情况却是当年M2猛增了27.5%，达到60.62万亿元，为当年GDP的1.8倍，货币增速同时创造了中国之最和世界之最。

天量货币投放确实收到了保增长和救市的效果。2009年我国GDP增长9.2%，率先走出衰退，美国财政因中国大量购进美国国债而免于破产，日、韩等国亦获益非浅，世界舆论对中国一片赞扬，确实令人陶醉。

但是事情还有另一面。敞开口子放贷、巨额投资，造成了严重的流动性过剩，加剧了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总是，使投资与消费等的关系更加扭曲，为高通胀埋下了隐患，给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造成了新的障碍。

民间游资充斥市场

在我国金融市场上游荡的，除了银行体系投放的资金之外，还有规模巨大、不受央行监控的民间游资。根据央行的资料，目前银行信贷外的各类融资规模已接近甚至超过全社会融资总量的“半壁江山”，民间游资异常巨大。仅在浙江温州地区，民间游资就不少于6000亿元。它时而冲向小煤窑，时而投向房地产，时而转向股市，时而在古玩市场上兴风作浪，是民间高利贷的主要资金来源，始终牢牢占据民间高利贷资本主阵地。若央行收紧银根，正好给它提供了高利放贷之机；若央行放松银根，游资则大规模转战股市。任何调控政策和货币控制措施对它都奈何不得。

强制结汇制度埋下通胀隐患

我国金融业改革实行稳步渐进、分步开放的策略。即先实现经常项目人民币自由兑换，管住资本项目；后视条件许可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这“一放一管”的政策，使我国有效抵御了亚洲金融风暴的袭击，避免了重蹈俄罗斯卢布大幅贬值的覆辙。但随着我国跃入贸易大国之列，外汇收入大量增长，现行强制结汇制度成为央行被迫增加基础货币投放的重要因素。我国外汇储备已达3.2万亿美元，相应增发的人民币基础货币近20万亿元，2011年上半年新增外汇占款超过1.9万亿元。在政府实施扩张型货币政策、市场流动性整体过剩的情况下，强制结汇制度火上加油，导致流动性进一步泛滥。

有人认为现在正是开放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好时机，但开放资本市场不能只讲必要性，必须重视客观条件。不顾及客观经济条件的许可，盲目放开资本项目管制，一旦发生金融和经济危机，就可能把改革开放30年建设成果化为乌有。现在，我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巨额外汇结存已成为沉重的包袱。自转向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来，一方面收紧银根、收缩流动性，另一方面同时由于外贸顺差扩大、外汇结存规模继续增长，相应地基础货币投放量迅速增加。这种互相矛盾的政策，看来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猪成为只是泛市场化的“替罪羊”

猪肉质美味佳，是民众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食物。但是，这些年它却被称为推高CPI的“祸首”。把涨价的罪名加在猪的头上，实在有点冤。其实，这是泛市场化、自由化惹的祸。

农业天生就是特殊的弱势产业，受自然条件、生产环境的限制，市场难以左右其变化，政府对它也是又爱又怕。近30年来，我国的农业和农村发展被引入了误区：一是盲目推行泛市场化政策，天真地认为靠市场就能优化农业资源配置，把弱质产业交给市场。二是推行个体经营方式，造成社会化大市场和个体经营方式的矛盾，加剧了农业生产分散化、弱质化的问题。三是轻率地废止了曾在国际上受到好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各类房地产项目、开发区项目导致优质农田大规模减少，失地农民数量迅猛扩大。四是固定资产投资长期向非农业和城市倾斜，原有的农田水利设施年久未修，新项目资金又被“铁公基”挤占。

因此，30年高速发展并未改变中国农业的脆弱性，没能使农业摆脱自然和经济周期的困扰。在农地面积不断减少，饲料价格、养猪的水电气暖成本等不断抬升的情况下，猪肉价格的上涨具有客观必然在。将猪列为推高CPI的罪魁祸首实在不公。

治理通胀面临阻力

国际经济环境非常险峻

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全面对外开放的格局已经形成。从经济运行到产业结构变化、从发展战略到制度法规，都融入了全球一体化进程。世界经济对我国的影响无论在深度、广度上都不可与过去同日而语，甚至当今世界其他国家亦无法比拟。

在全球化背景下，所谓“输入性通胀”问题是躲不过去的难题。2010年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我国周边邻国也相继出现了恶性通胀的苗头，东南亚各国从消费品、农产品到工业品、燃料价格普遍上涨，各国政府正在为此苦恼。我国长期推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加工贸易占据对外贸易的主导地位。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被少数跨国公司垄断的条件下，我国作为世界原料、能源、材料的需求大国，完全受制于人，定价权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但铁矿石价格却被世界三大巨头所垄断。铁矿石生产成本每吨仅为40～50美元，但现在到岸价已涨到每吨180美元左右。此番CPI上涨的同时，工业品出厂价PPI上涨7.1%，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更令人忧虑的是，美欧等发达国家至今尚未走出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阴霾。美国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2011年7月高达9.2%；消费不振，市场无起色，房地产行业持续衰退；政府财政入不敷出，两党为提高国债问题争议不休。美国推行的量化宽松政策虽可刺激经济增长于一时，但它的负面影响却在逐渐显露。美国政府正在用各种手段转嫁美元危机和财政危机，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美国政府还在千方百计维持摇摇欲坠的美元霸权地位。同时，欧美政要纷纷表示对欧美债务问题进一步扩散的忧虑，担心可能发生新一轮经济危机。有舆论认为，美国可能步日本后尘，重蹈“失去的十年”的覆辙，其作为中国的第一大债务国，我们必须对此密切关注。

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长期并存

高通胀表明总需求膨胀，供求失衡。要抑制通胀，必须抑制需求，增加供给，求得总量平衡。我国经济的结构矛盾非常尖锐，最主要的问题是加工工业和某些原材料工业产能严重过剩。有资料表明，在我国24个行业中，产能过剩的有21个，遍及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汽车、风电设备、水泥、纺织、电子通讯、服装、玩具等行业。

与产能过剩并存的，还有城市房地产业的巨大泡沫。一方面由于房价过高、居民购买力不能承受造成住房有效消费需求不足，城市出现大量的“蚁族”、“房奴”，严重恶化了经济改革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由于房价连年飚涨，住房投机炒作成风，房屋空置率不断攀高。从房价收入比、房价租售比等衡量房地产泡沫化程度的指标来看，我国已是全球房地产泡沫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已潜藏着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

与此同时，购買力的有效需求相对不足，始终是我国经济中久治不愈的顽症。原因有三：一是居民在国民可支配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大幅下降，2000～2009年由65%降到55%。二是各阶层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2000～2009年占人口10%的最低收入人群收入平均增长率仅为7.8%，而高收入人群收入增长率却达到15%。三是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1990年为53.4%，2009年降为46.6%，20年间下降了6.8个百分点。按不变价格计算，30年来我国GDP增长了18.6倍，但劳动者分享到的经济繁荣的福祉非常有限，按照联合国标准贫困人员尚有2.5亿人，“不公平增长”导致普通民众有购买力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

高增长、低收入；高投资、低消费；产能过剩、消费乏力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改革开放30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长创现代经济史上的奇迹，似乎中国经济具有无限扩张的趋势。但是，常识告诉我们，人们不会为生产而生产，与人的消费需求相脱节的生产注定是要衰亡的。我国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相对萎缩与产能过剩的矛盾，也就是生产无限扩张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长期并存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有适应社会生产力性质和发展要求的一面，又有与社会生产力相矛盾的一面。只有正确处理这对矛盾，才能推动我国经济高效、协调、持续发展。

经济重大转折时期的阵痛

在土地及其他经济资源等严重透支的特殊环境下，受货币超量投放因素推动和农产品、劳动力价格及资源品价格上涨的迭加影响，本轮通胀持续时间可能更长，通胀周期终止后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态势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经济日前正处在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

本轮通胀发生及治理过程中，资源、货币及物价演变态势将逐步改变中国经济增长轨迹，宏观政策需要充分估计未来经济增长态势的转变问题。今后，中国经济不可能再像前30年一样持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的需求约束、资源约束及外部环境约束都不断加剧，预计本轮通胀周期结束后中国经济即将进入中低速增长周期。

从未来发展前景看，中国不可能复制美国式的低物价、高工资的经济模式。美国拥有美元霸权，可以用无限印制的美元钞票换取全球廉价的出口商品，可以通过各类手段转嫁通胀压力，居民享受高工资、低物价的福利。未来中国也很难效仿日本、韩国等国高工资、高物价的经济模式。除了经济发展中收入分配格局恶化、劳动者报酬占比持续下降等所谓“中国模式”的自身因素外，还因为中国劳动力将长期持续过剩。最近30年中，中国出现劳动力供给短缺、劳动力供求状况逆转的情况实际上是不现实的，高工资发展对中国而言可能性很低。

本轮通胀周期结束后，CPI同比增长率会回落，但物价不可能再降到通胀发生前的水平，仍将维持在高位，形成新的相对稳定的均衡价格体系。居民基本生活支出数额将大幅抬升，居民财富将显著缩水，高物价将成为长期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制约因素。中国经济最有可能出现的就是低工资、低增长、高物价的发展格局，受国内外因素影响还很容易再次现出高通胀问题。经济发展的复杂性、严峻性将会更大，需要为30年高速发展积累的结构性问题缴付巨额成本，生产无限扩张的趋势和劳动人民购买力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并可能阶段性激化。

几点简要结论

一是我国目前面临的高通胀不是单纯的货币现象，而是在我国当前国内和国际背景下发生的特殊的复合型通胀，是多种特殊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解决日前严重的高通胀问题，必须综合治理，重在治本。单纯靠货币政策，最多只能暂时抑制CPI的涨势，还会加剧我国经济发展中累积已久的深层次矛盾。宏观调控政策必须解放思想，从西方教条陈规的羁绊中解放出来，依据我国国情寻求新路。

二是我国经济30年超常规、超高速增长是以忽视资源、生态、财经、人力资源承受力为代价实现的，是“不协调、不稳定、不可持续的”。因此，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亟需全面转型，经济结构亟需优化调整。在转型期，我国经济增速应当降到经济、生态、群众负担所能承受的限度，把更多资源用于调整结构和改善民生，使得我国未来的经济能协调、高效、稳步持续发展。我国经济发展必须坚定回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为此，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目的、战略及模式等方面，都要全面转向科学发展观，将相关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三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以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为前提。我国是拥有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条件下，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否则就难以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永远无法摆脱跟在发达国家屁股后面爬行的处境，就只能把改革开放和建设的成果拱手让给他人。最近，有人提出“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发展道路，即中国不仅应当充当“世界工厂”，还应当成为“世界市场”。这是一条把我国引上灾难的不归之路。

四是我国经济正处在一个重大的转折调整期。本轮通胀周期结束后，CPI同比增长率会回落，但物价不可能再降到通胀前的水平，居民基本生活支出数额将大幅抬升，居民财富将显著缩水。资源、货币及物价形势将逐步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态势，未来中国经济可能出现低工资、低增长、高物价、高通胀的特殊情况。生产无限扩张的趋势和劳动人民购买力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并可能阶段性激化，这个矛盾既制约我国经济发展走出不良循环，又阻碍改革实现共同富裕的大目标，还导致社会不稳定。中国经济将步入新的增长阶段，对这一发展态势必须要有清醒的估计和足够的准备。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作者：于祖尧

我国水利经济科学发展论文 篇3：

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换的策略选择

摘要：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走的是粗放式发展之路，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而且又积累了许多值得高度重视的矛盾和问题。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挑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新时期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迫切任务。实现国民经济科学发展的对策应包括：建立扩大国内消费的长效机制；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坚持绿色经济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居民消费；收入差距；技术创新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之路走的是过度依赖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多占地为特征的“四高一多”式的粗放式发展方式，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而且又积累了许多值得高度重视的矛盾和问题。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新时期的迫切任务。今年，党中央在“十二五”规划明确地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并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方式的基本路径。基于此，我们在“十二五”时期一定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解决好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切实做到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进而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1、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一直较多依赖增加能源资源投入，并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目前，我国创造了全球7％－8％的GDP，但消耗了全球36％的钢铁、16％的能源、52％的水泥。以能源消费为例，从2000年到2010年，全国能源消耗量从14.5亿吨标准煤增加到32亿吨标准煤，10年间增长了1.2倍。我国的石油、铁矿石、铝土矿、铜矿等需求的一半以上靠进口。近年来，东部发达省份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已无多少土地可用来扩大工业发展。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由2001年的30％左右降低到近年来的24％左右，制造业增加值率一直在25％－26％左右徘徊，比美国低23个百分点，比日本低22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说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资源投入增加的结果，而不是主要来自科技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和管理改善等因素的贡献。

国内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我国当前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约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5倍左右，单位GDP的二氧化硫排放量是美国的6倍、德国的26.4倍、日本的68.7倍，一些工业密集和经济发达地区空气污染严重超标，我国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我国占了16个；4亿城市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左右。

中国拥有的生态财富与美国、欧洲相比相差悬殊。将中国的生态系统修复到美国、欧洲目前的水平相当于10倍的国家外汇储备，即25万亿美元。我国的生态占用(也称生态足迹)已经是生态容纳能力的两倍。

种种情况表明，高投入、高物耗、高能耗直接带来环境污染问题，使得经济增长以牺牲环境福利为代价。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正在强化，这种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持续。

2、投资－消费关系失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率不断上升，消费率大幅下降，特别是2000年以来，投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更为明显，2001－2009年，投资率由36.5％上升到47.5％，消费率从61.4％下降到48.6％左右；改革开放之初，居民消费率将近50％，现在只有35％，下降了将近15个百分点。与世界一般水平比，若内需拉动经济增长10个百分点，世界趋势上是其中7个百分点左右由消费需求拉动的，投资需求增长拉动只在3个百分点左右，而我国恰好相反，近7个百分点是由投资需求拉动的。可见，我国经济增长明显地过度依赖投资增长，投资与消费关系出现了严重失衡。

造成我国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偏低。有专家估算，1992－2008年，考虑到非预算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居民劳动报酬收入所占比重下降了12％。居民是消费主体，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必然带来投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二是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幅度低于高收入群体，而前者消费率明显高于后者，储蓄率明显低于后者，导致消费率越来越低于投资率。三是大量农业转移人口未能转为城镇居民，我国的城市化率“虚而不实”。2010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47.5％，但是按户籍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在2007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有1.6亿农村户籍人口被统计为城镇人口，占城镇人口总数的27％。这些在城市中居住的农业转移人口处于“半市民化”状态，大大影响了我国消费率的提高。四是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滞后。目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已实现全民保障，但养老保障的覆盖率仍然较低。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等部分人群没有纳入养老保障制度覆盖范围。再加上教育成本高、房价不断攀升等，城乡居民多有生活后顾之忧，他们不敢增加即期消费，进而严重抑制了消费扩大。

3、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企业研发投入不足，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产业无核心技术。我国现在有928万户注册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新技术的企业仅为万分之三，98.6％的企业从来没有申请过专利。

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仅为26.6％，比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分别低23、22、1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关键核心技术依靠国外引进，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关键原材料、核心元器件主要依赖进口，产业发展严重受制于人，中国企业销售收入中很大的比重用来支付国外专利，许多企业只不过赚了一点加工费。如中国彩电、手机、台式计算机、DVD播放器产量世界第一，但关键芯片主要靠进口，每只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要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

我国技术创新能力不强，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科技创新体制不合理。由于国家对国有企业主要考核资产规模扩大、实现销售收入增加和利润增长等指标，一些实力较强的国有企业没有技术创新积极性，而中小企业又没有经济技术实力从事技术创新活动；--是科技创新投入不足。据统计，我国2万多家大中型企业研发费用仅占销售收入的比重0.81％，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中央企业科研开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也只有1.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大企业5％的水平。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的状况不改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就不能真正提升，在国际产业分工和利益分配中将继续处于不利地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难以实现。

4、产业结构不合理。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

一方面，三次产业比重不合理。国际比较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三次产业比重

应该分别达到10％、30％和60％左右，虽然我国目前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第二产业比重达到了46％，第三产业比重只有43％。另一方面，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从农业部门看，现代化水平不高，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有的常年失修，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薄弱。现在的情况是农民不愿也没有能力投入农业现代化，地方政府不愿投入大量资金，中央财政投入数量不足。而这必然导致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城乡发展差距势必会不断扩大。从工业部门看，产业“大”而不“强”，工业发展多在低端，即加工组装环节，高科技行业对外过度依赖。在工业产业分工的微笑曲线中，发达国家既控制了左上端，即研发专利、品牌标准制定，也控制了右上端，即品牌服务市场、零部件供应。在这样的国际产业分格局中，发达国家企业处于微笑曲线左上端和右上端，利润率可达20％～30％，而我国工业企业大部分处于下端的低利润位置，只能靠做大规模赚取微利。从服务业部门看，我国的服务产业发展既有总量不足问题，又有内部结构矛盾。我国的第三产业总量规模不足，对农业和制造业支撑不够，其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明显偏低。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工业发展集中在低端，靠做大规模，与高端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相脱离，中国工业快速发展扩张带动的是国外的新兴服务业，如技术研发、品牌设计、审计及企业上市等金融服务等高端服务业，都被外国企业控制，我国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还是零售、餐饮、修理等传统服务业。

5、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我国收入分配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偏低且持续下降，由2001年的63.2下降为2008年的57.2％，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且持续下降，由2001年的53.3％下降到2008年的47.5％。

从城乡收入差距看，城市与农村的人均收入相比，1978年是2.6倍，到了2009年是3.33倍(农业部调查数据)。如果再加上城乡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的较大差异，专家估算，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在6倍左右，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1.5倍的水平。从地区收入差距看，公开数据显示，2009年最高收入省份与最低收入省份收入差距为2.43。从行业收入差距看，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石油等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从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0激增至2005年的0.47，大大超出0.40的警戒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居民10％最高收入组所得与10％最低收入组所得之比相差9倍。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不仅影响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关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下决心研究采取措施逐步解决。

6、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对这个问题，可以从供求两个方面考察。

从供给方面看，今后几年，每年城镇需要就业的人数仍将保持在2400万人以上，农村还有1.2亿以上富余劳动力需要向非农产业转移。同时，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和产品升级，对高素质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而我国新成长劳动力专业技术水平不高，特别是农村富余劳动力文化教育水平较低、缺乏专业技能，不适应新增就业岗位的需要。从需求方面看，今后几年每年城镇新增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只能解决1200万人就业问题，供大于求缺口在1200万人左右。在城镇就业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农村富余人口转移就业也面临较大困难。需要强调的是，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以及保证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要低于“十一五”时期，必然会对扩大稳定就业产生一定的影响。

2010年以来，沿海地区甚至中西部地区都出现了企业招工难问题。这主要是由于现在的企业工资水平已经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城市生活成本提高、新一代农民工对收入水平期望值提高的新形势，说明靠廉价使用劳动力获得经济发展和企业利润的时代即将结束。但这并不表明劳动力供求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今后时期，就业总量压力与结构性矛盾并存问题依然存在，保持就业形势基本稳定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7、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和机制的障碍。目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转变的体制和机制的障碍依然较多，但最重要的有三个方面：一是现行财税体制存在缺陷。一方面，在现行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下，由于地方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速度直接挂钩，谁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谁的工资收入和福利就高。另一方面，实行“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比重有了较大提高，但原有的支出结构却没有相应的调整，有数据显示：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为55:45，财政支出的比例为30:70。财权层层上收，事权层层下放，使得地方财政收入与支出很不平衡，加大了地方政府的压力。为了缓解财政支出的巨大压力，地方政府只有多上重化工业项目、建设大项目、扩大经济规模、大搞土地开发才能快速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在各地方政府热衷于大搞土地开发中，有的一届地方政府甚至把今后几十年的土地收益一次收取，这必然影响资源的合理开发和配置，也损害了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和任用制度的短失。长期以来，我们对干部政绩考核和选拔晋升制度，是以经济增长速度作为主要标准，以GDP大小论功绩。忽视对干部的全面合理评价。所谓数字出干部，造成了对GDP的崇拜，进而事实上引导地方重视经济数量的扩张，忽视经济发展质量提高，忽视社会事业发展，将科学的经济发展方式排斥在视野和行动之外。三是资源价格机制扭曲。我国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进展缓慢，市场机制在价格决定中的作用被抑制，资源和资源性产品的价格长期偏低，没有充分反映资源稀缺程度、供求关系变化，也没有包括资源开发和利用对环境损害的补偿成本。这种情况导致地方和企业更多地依靠投入能源资源和劳动力实现地方经济和企业的发展，忽视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的作用。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比较粗放的重要原因。

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几点对策建议

1、建立扩大国内消费的长效机制。国际经验表明，以内需为主导，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途径。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内需潜力巨大，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今后一个时期扩大内需重点应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提高居民消费增长率和居民消费率，增强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而把居民消费潜力有效转化为现实消费需求，关键是要破解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建立扩大国内需求的长效机制。为此要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加大收入分配调整力度，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扩大中等收入消费群体。即在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应加大“调高、补低、扩中”的分配调解力度，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二是要较大幅度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减少预防性储蓄，增强居民消费意愿，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费预期。三是要在稳步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培育形成以城市化为依托的内需增长动力。城市化不仅能够拉动投资需求，推动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发展，而且更有利于扩大城市消费群体，增强居民消费，尤其是城市居民的消费支出约为农民3～5倍，城市人口的增加将带动消费需求成倍增长，进而为扩大内需提供最强大、最持久的动力。为此，我们要在遵循城市化发展规律前提下，抓好城乡人口结构转折的重大机遇，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市居民，在城市场化中释放内需潜力、促进城乡结构调整。

2、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我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是“世界制造工厂”，但还不是“世界创造基地”。由于缺乏关键核心技术，制造业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只能靠拼资源、拼环境、拼人力资源赚取微薄利润。要改变我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被动不利地位及其结构不合理状况，就要向产业链上具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高端化和细分化方向发展。为此，要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结合起来。在围绕突破制约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关键技术中加强原始创新的同时，发挥我国市场规模巨大优势，重视走集成创新的新路子，全面推进技术创新体系、知识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和创新型城市建设。二是依靠技术进步与创新促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的关键所在，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实现产业发展低碳化重要支撑，也是我国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战略切入点。今后，要把技术进步和创新与培育战略性新型产业紧密结合起来，努力使战略性新产业成为带动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战略突破口，使之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抢占未来产业竞争至高点。三是把促进技术进步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与完善现代产业体系有机结合起来。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培育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企业，促进现代化服务和制造业互动发展，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有机融合，推动三次产业在更高水平上协同发展。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围绕高产、优质、高效、安全和生态的五大目标，大力发展高附加值农产品生产，不断提高农产品加工特别是深加工比重。在消费品工业发展方面，要用先进的理念和技术进行自我改造，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发展民族自主品牌。在装备制造业发展方向上，在高端化、精细化、信息化方面组织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实现关键核心技术和基础制造工艺的本土化，支持发展高级数控机床、轨道交通设备，节能环保设备、工程机械、特高压输变电设备等发展。四是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重点移到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进一步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使企业真正成为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全面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五是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我国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偏低，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我国经济之所以高耗能、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缺乏国际品牌、核心技术和竞争力，其重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以物质资源的“硬性”要素投入为主，而生产性服务等“软性”要素投入严重不足。因此，要加快服务业发展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这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换的关键。

3、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转变政府职能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政府职能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很难转变。当前，我国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一方面，政府“越位”干预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行为还比较多，致使市场主体行为和市场运行扭曲；另一方面，政府职能还存在诸多“缺位”现象，单纯追求GDP增长，忽视社会发展，使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不到位，带来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因此，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就要彻底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公共职能。为此，应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一是制定完善市场规则，打破行政垄断，强化产权保护，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环境；二是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要增加在义务教育、科技基础研发、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资和建设，为社会提供市场机制所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三是政府要促进社会公平。市场机制主要解决的是经济效率问题，但不能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缩小两极分化、解决贫富悬殊等问题，需要政府来调解。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时，要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突出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4、坚持绿色经济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强能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既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也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有效途径。我们应当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实行节约优先发展战略，节水、节地、节约各类资源，构建以绿色、低碳为特点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一是合理控制能源消耗总量，调整优化能源结构，推进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和方法的改革，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实施重点节能工程，推广先进节能技术和产品，抓好重点领域节能；二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资源再利用产业化；三是用各种技术手段和方法减少碳排放，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积极开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四是实施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加强环境综合治理。

责任编辑：张旭

作者：梁洪学 张卓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