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企业经济性质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2013-2015年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业全国税收调查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增值税优惠对企业税负、销售收入及创新投入的影响。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创业企业经济性质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创业企业经济性质研究论文 篇1：

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一、高技术产业的特点决定了政府必须在高技术产业发展中发挥引导作用

高技术产业是指那些知识、技术密集度高，发展速度快，具有高附加值和高效益，并具有一定市场规模和对相关产业产生较大波及效果等特征的产业。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看，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对整体经济的带动作用较为明显。正是由于高技术产业具有高成长性、高收益性、高渗透性和高扩散性，各国在促进经济增长中都优先将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作为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给予了相关的政策支持。与此同时，高技术产业还具有经济外部性、高风险性和高投入的特征。这直接决定了政府在高技术产业发展中必须发挥作用。

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一些特殊性也决定了政府支持（包括税收支持）的必要性。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仍处于初创阶段，发展差距较为明显。具体表现为：第一，企业规模普遍偏小，研究开发能力尤其是对核心技术的开发能力较差，难以为国内企业自身发展提供足够的技术支持。第二，高技术产品的附加值低，产品竞争力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较低层次。这些因素也决定了政府在对高技术产业提供税收优惠过程中应体现中国的特色。

从理论上说,高技术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外溢性也需要政府提供税收优惠。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一些环节具有明显的外溢性,这要求政府必须提供税收支持。第一,研究与开发活动本身具有外溢性。基础研究是高技术企业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石，它可以实现一般知识的积累和提高，但一般来说研究与开发项目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从提出建议到付诸开发阶段需要数年时间。与此相比，研究与开发投资的社会收益率却远远大于私人收益率。研究与开发项目的外溢性更明显地存在于市场经济机制发育不完善的国家，这主要与这些国家知识产权等法律制度和执法环境的不完善紧密相连，此时只有通过政府的政策干预来弥补。第二，进行研究与开发活动的主体即高科技人才本身也具有外部性。科学技术的竞争，从某种程度上是科技人才的竞争。高科技人才的形成需要大量的教育投入，教育投资尤其是基础教育带有明显的公共性。此时也必须由政府出面进行一定的政策干预，这主要包括对企业员工培训投入进行适当的税收支持。第三,技术创新的规模与风险是其重要特征。某些高技术产业的规模对于任何一个私人企业都显得过于庞大。此时政府可以对私人部门采取优惠措施或直接参与投资。同时，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收益比起传统项目更加具有不确定性，也使得私人部门提供的研究与开发投资不足。

二、不同的税收体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

（一）不同的税收体系适应于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

税收体系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税制结构上，良好的税收体系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从世界范围看，主要有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直接税和以增值税为主体的间接税两种税收制度被广泛运用，其中很多国家综合运用了两种税收制度即实行混合税制，但其侧重点各有不同。

针对高技术产业而言，很多国家为了鼓励本国的科技发展与创新，都给予所得税优惠，而难以在增值税上有所表现，这基本上是与所在国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紧密相连的。而在实行增值税的国家中，难以直接给予企业增值税优惠。因为增值税是一个中性税种，它的征收和抵扣是一个紧密相连的链条，如果从中间环节给与优惠，就会割断整个链条，引起税收的不公平。而事实上，消费型增值税与生产型增值税相比，税制本身已经包含了很大程度的鼓励投资的因素。所以，从世界范围看，虽然各国的税收体系不尽一致，但是除了生产型增值税这一税种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有一些抑制作用外，整个税制体系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还是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的。

（二）税种的设计将直接影响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针对某一产业进行的税种设计将直接影响该产业的发展。如美国资本收益税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美国风险投资资本的数量。正是美国的风险投资资本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源泉。意大利的高技术产业比较薄弱，与其税收政策也有一定的关系。如意大利的研究投资税，是对研究投资征收的税种，其对制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和新材料、电气部门的税率分别为20％、15％、10—15％、12％，研究投资税的征收虽然一定程度上能增加财政收入，但也增加了研究投资的成本，直接阻碍了这些产业的发展。所以说，要正确处理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就必须保证税收收入的增长与产业发展相结合。

三、国外运用税收政策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特点及启示

(一) 国外运用税收政策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特点

1．各国政府鼓励高技术产业的重点均放在了研究与开发阶段

从上述列举的几个国家看，它们把鼓励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点都放在了研究与开发阶段。此外，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奥地利以及荷兰等很多国家也都制定了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来鼓励研究开发支出。总体来说，虽然其政策措施有所不同，但目的非常明确，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税收优惠政策基本上是以法律的形式来实施

发达国家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大多体现在相关的法典中，而且对优惠对象都有非常明确的定义。

3．税收优惠方式简便易行、注重效果

从发达国家所采取的税收优惠方式看，主要有费用扣除、加速折旧、税额减免、投资抵免等，而且具体的优惠标准及幅度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这样操作上简便易行，而且效果明显。

4．加强税收优惠项目的预算控制与效益考核

为防止税收优惠支出过多过滥，很多对高技术企业实施税收扶持政策的国家，都非常重视税收优惠的预算控制与效益考核，即将税收优惠所减少的税收收入作为一项税式支出来加强管理，设立税式支出统一账目，规范税式支出预算。而对具体资助的科研成果进行鉴定，并对其所形成的经济与社会效益进行预测与考核，连同税式支出成本的估价，一同附于年度预算报表之后。

5．充分利用多种力量，加强税收征管，降低征收成本

(二)对我国的启示

在全球化过程中，高技术作为一国参与国际竞争实力的最重要体现，它对一国经济的带动作用取得了各方的共识，所以各国对与高技术发展有关的税收优惠一直没有改变，但政府的税式支出政策更侧重于规范化运作以及效率的提高。此外，随着高技术成果不断向市场转化，其风险因素也越来越得到重视，各国政府为此也出台了鼓励风险投资和创业投资发展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措施。与国外的实践相比，我国最应引起重视的就是如何在税制及税收优惠政策的设计上最大程度地保证税收优惠的有效性。

1．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决定了高技术企业的税负相对较重

对国际经验的借鉴以及理论分析可以看出，国外的税制结构基本上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直接税，政府对研究与开发投资给予的基本上是所得税税收优惠，目标明确，效果突出。我国的税制结构选择的是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双主体税制结构模式，其中流转税收入居于绝对优势地位（2003年流转税占国家税收总量的69%），在流转税中增值税又是最主要的税种，增值税约占我国税收总量的40%。我国的增值税选择的是生产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的重要特征是不能对企业购置的固定资产等投资品进行抵扣，而这对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高技术企业十分不利。高技术产品的增值率高达60％以上，而对技术转让费、固定资产购入等却不能抵扣，这在一定意义上加重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负担。从我国的所得税看，它在整个税收体系中所占比重偏低，而我国大量的税收优惠措施基本上是在所得税体系框架内给出的。从总体看，这种对所得税优惠的措施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所以，对高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应从整体税制的特点出发，统筹兼顾，总体安排。概括地说，我国鼓励高技术企业的科技投入，其重点应放在率先在对科技型企业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扩大其高附加值产品的抵扣范围，进而降低高新技术企业的增值税税收负担。

2．统筹设计研究开发领域的税收优惠政策

总体来看，我国现行的研究开发税收政策还仅仅是一些税收优惠措施的简单相加，各政策措施之间协调性差，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且在技术进步税收政策的设计上主要针对产业化阶段，而对企业在研究开发阶段的风险基本未涉及。事实上，很多企业由于投资前几年无盈利，根本享受不到税收优惠政策所带来的好处。从实践看，这些针对研究开发活动所采取的税收优惠政策并未取得应有的效果。为此，我们应借鉴国外经验，根据研究开发活动各个阶段的特点，全面系统地设计促进研究开发的税收政策。具体包括：专门针对研究与开发各个阶段和环节，即实验室阶段、中试阶段和产业化阶段的税收政策；对鼓励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的税收政策等等。从税收优惠的形式上，应扩大税基式优惠的范围和幅度，只要企业进行了研究开发活动，满足税基优惠的前提条件就可以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待遇，而不再考虑其研究开发活动是否取得了收入和利润。

3．调整税收优惠对象

当前我国的税收优惠对象，主要是高新技术园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和经认定的高技术企业，而高技术企业的认定标准在各个地区也有所不同。这使得一些企业的非技术性收入也享受了优惠待遇。另一方面，一些经济主体的有利于技术进步的项目或行为难以享受应有的税收优惠。从国外的经验看，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税收优惠措施并不是专门针对高技术企业本身，而是针对有利于科技进步、科技创新的项目和活动。由于科技进步与科技创新活动覆盖整个经济领域，从边际效用的角度考虑，针对科技进步的具体项目的税收优惠措施更有利于达到效用最大化。而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看，这既有利于促进一国科技实力的整体提高，有利于效率的提高，也对从事科技进步的项目一视同仁，符合公平的原则，真正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4．建立我国的税式支出预算，加强对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的管理与评效

我们应改变侧重于出政策，轻管理而不问效果的局面。彻底清理税式支出的种类，通过税式支出预算进行成本与收益的测算，进而决定所采用的税收优惠方法。此外，应加强税式支出后的效果评价，提高税收优惠的效果。

四、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

从国内环境看，未来的税制改革应该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总体有利。在遵循整体税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下,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特点,借鉴国外的经验,还应对高技术产业提供一些税收优惠。税收优惠工具不同，产生的效果也不同。根据税收减免的性质划分，大体包括税额式减免和税基式减免两种方式。税额式减免主要包括直接税收减免、优惠税率等形式；税基式优惠主要包括加速折旧、投资抵免、投资扣除等方式，二者的区别在于税基式减免更偏重于引导，强调事先优惠，与企业直接行为无关，控制能力差。而税额式减免则偏重于利益的直接让渡，它强调的是事后优惠，只有符合政府要求，才能享受此种优惠，税收引导和控制能力强。未来我国税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应是偏重于税基式减免,而相应减少税额式减免。针对高技术产业而言, 则是大量减少直接优惠手段,更多地采用间接优惠手段。

从国际环境看，我国还应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则，更好地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主要内容包括：从直接生产环节优惠向研究开发环节优惠转移；从生产贸易企业优惠向创新和产业化支持体系优惠转移，建立对商业性研究（产业基础研究、产业应用研究）、开发高新技术创业企业和创新孵育体系的税收优惠体系。

（一） 颁布特别法案，规范科技税收立法

我国现有的科技税收政策，都是通过对一些基本税收法规的某些条款进行修订、补充形成的，散见于各类税收单行法规或税收文件中，使人们对政策难以掌握或全面掌握，认识上不易清晰、明确，感到透明度不够，而且很多的优惠政策缺乏长期稳定性。为此，国家应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制定《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法》，从总体上考虑高技术产业发展战略以及相关的财税政策，形成专门的《财政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条例》、《税收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条例》，明确财税政策的目标和优惠受益对象，研究激励政策发挥作用的机制，研究和判定予以鼓励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标准。

（二）在高技术产业实行增值税转型试点

在东北地区实行增值税转型的同时，应考虑在高技术产业也试行增值税转型。在增值税的抵扣中，应充分考虑高技术研究投入巨大而原材料消耗少等行业特点，在增值税改革中应增加增值税抵扣政策，即充分考虑高技术产业的人力资本投入。在高科技企业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应同时允许抵扣外购的专利权和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和技术设备的固定资产进项税金。这样，既可以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促进企业加大科技研究与开发投入。此外，企业研制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重点开发的高技术含量、高市场占有率、高附加值、高创汇、高关联度且对全省乃至全国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新产品，其缴纳的增值税，可根据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定期“先征后返”的照顾。

(三)进一步建立健全对产业基础和产业应用研究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

研究开发方面的补贴是世界贸易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所允许的。按照协议规定，国家对基础性研究的资助不在限制之列，对产业（基础）研究和前竞争开发（产业应用）活动不超过合法成本的75％和50％的补贴为不可起诉补贴。为此，建议将政府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定位于产业研究和前竞争开发R&D阶段，采取拨款和贷款贴息为主、税收减免为辅相结合的支持政策体系。税收政策作用的范围应不限于列入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企业自主开发，还应包括所有行业的企业对高新技术的自主开发，不仅包括高新技术自主开发，还包括这些自主开发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

(四)完善所得税优惠政策

在未来所得税的改革中，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实行国民待遇原则是大势所趋。在这一背景下，企业所得税的整体税率将有所下调，这有利于提高我国国内整体企业的竞争力。而具体到高技术产业，应根据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特点和需要，改变对不同高技术企业给予不同优惠的行为，有针对性地选取关键环节（项目或行为）给予较大幅度优惠，完善现行所得税优惠政策。

1．所得税优惠政策不应以企业的经营状况来确定优惠标准

现行很多优惠政策都把亏损企业排除在外。建议参照国际通行做法，扩大研究与开发费用扣除适用范围。不论内、外资企业，也不论新、老企业，不论国有、集体、民营企业，不论企业是否盈利，对符合高新技术条件的各类企业的研究与开发费用，在初始年度，均可实行据实税前列支。

2．加速折旧优惠

建议，明确规定用于研究开发活动的新设备、新工具可实行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等加速折旧；同时，可考虑对技术先进的环保设备、国产软件的购置和风险资本的投资实行“期初扣除”的折旧方式，允许在投资当年就扣除50-100％。这有助于提高投资回收速度，也有助于高新技术产品的市场形成。

3．适时提高高技术企业计税工资的标准

（五）建立鼓励风险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

应根据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特点，将税收优惠的重心转移到创新孵育体系和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支持体系方面，建立起比较符合国际规范和WTO要求的税收优惠体系。如给予创业企业的税收优惠和倾斜政策。

1．制订对所有创业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各国对高新技术企业尤其是新兴企业都提供税收优惠，但一般通过对小型企业税收优惠的方式来实现，这样既能促进科技型创业企业发展，而且还弱化了产业和区域的专项性。我国下一步要对现行的高新技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加以改革，使之逐步扩大到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主的所有小型创业企业，不以园区内外为限，不以产业技术含量为界，使其成为普遍化的税收优惠政策。

2．对中小创业企业可以考虑放宽费用列支标准

建立科技开发准备金制度，允许企业特别是有科技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按其销售收入一定比例提取科技开发基金，以弥补科技开发可能造成的损失，并对科技开发基金的用途和管理进行规范，规定准备金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用于研究开发、技术更新和技术培训等与科技进步的方面，对逾期不用或挪作他用的，应补缴税款并加罚滞纳金。

3．建立对风险投资的税收倾斜政策

首先，对风险投资公司投资高新技术企业的风险投资收入，免征营业税，并对其长期实行较低的所得税率；其次，对法人投资于风险投资公司获得的利润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居民投资于风险投资公司获得的收入免征或减征个人所得税；最后，对企业投资高新技术获得利润再用于高新技术投资的，不论其经济性质如何，均退还其用于投资部分利润所对应的企业所得税。

（六）加强科技人才培养，稳定科研队伍，为高新技术发展所需人力资本提供支持

1．进一步加强对科技人才培养的税收支持

制定鼓励民间办学、鼓励社会捐资办学的税收政策。对社会各界向教育培训机构和科研机构的捐赠准许不受最高捐赠限额限制，均据实于税前列支。鼓励企业加大教育培训的政策，主要是提高职工教育经费提取比例。鼓励个人加大对教育的投资。进一步修订个人所得税政策，在基础扣除中，充分考虑现代家庭对教育的投入因素等。

2．优惠政策适度向个人倾斜

重点是完善高新技术人员的个人所得税政策，调动科研开发人员的积极性。

（七）逐步推行税式支出管理，提高税收优惠政策的实际效率

税式支出是各类税收优惠的统称，为确保科技税收政策发挥出最佳效应，防止优惠支出额度及其方向的失控，应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将因科技税收优惠减少的税收收入作为一项税式支出来加强管理，建立“税式支出”制度，设立科技税式支出统一账目，规范税式支出预算，提高税收政策实际效率。

（《高技术产业税收政策问题研究》课题组课题主持人：苏明、韩凤芹；课题组成员：杨良初、张文春、包全永、王兰军、李丽凤）

作者：韩凤芹

创业企业经济性质研究论文 篇2：

增值税减免、企业税负与创新投入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2013-2015年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业全国税收调查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增值税优惠对企业税负、销售收入及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优惠导致一般纳税人企业所得税负和实际总税负显著上升，但却会显著降低小规模纳税人实际总税负；增值税优惠显著降低一般纳税人销售收入，但却显著提高小规模纳税人销售收入；增值税优惠显著提高东部企业创新投入，企业所得税负抑制了东部企业创新投入；东部企业税负比中西部企业税负高，但是比中西部企业吸引了更多企业创新投资。因此，应扩大增值税优惠的覆盖面，扩大增值税优惠的对象和抵扣项目范围，兼顾效率与公平原则，降低东部企业增值税负，让中西部地方政府享有更多增值税分成比例，提高创新投入，缩小地区差异。

关键词：增值税优惠；企业税负；销售收入；创新投入

一、引言

随着劳动、土地（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技术创新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我国在经历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进入产业结构调整期，必须依靠技术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降低企业税负和激励技术创新，我国采取了一系列减税措施：一是“营改增”关于“技术转让”等的免税政策；二是为了激励科技发展和自主创新，对软件产业、动漫产业、光伏发电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的政策；三是为鼓励研发投入，对科研仪器设备进口免征增值税。政府运用减税手段目的在于为企业减负，扶持创新企业成长，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但增值税优惠政策的效果则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和实践的检验。

唐东会（2016）基于投入产出表的模拟测算研究“营改增”后行业税负变动，研究表明“营改增”降低了税负，但增值税税率存在6%、11%两个不同档次，违背税收中性原则和税收公平原则。与此观点相反，董根泰（2016）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2010-2014年浙江省在沪深上市的145家公司发现，“营改增”对企业的税负没有显著影响。刘放等（2016）通过分析浙江省大中型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数据，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国内关于增值税改革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激励作用也存在不少争议，一部分研究认为增值税改革只是促进固定资产投资而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不显著，但也有部分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聂辉华等（2009）的研究表明，增值税转型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对固定资产的投资，提高了企业的资本劳动比和人均销售额，但增值税转型政策并没有显著提高企业的研发密度。杨莎莉和张平竺（2014）认为2009年增值税政策改革降低了税负和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改善了企业的经营业绩。李林木和郭存芝（2014）通过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减免税调查和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增值税优惠比企业所得税优惠对研发经费投入的激励作用更大。

相关文献对软件产业、动漫产业、光伏发电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的政策效应研究也较少。自从2011年实施软件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的政策以来，2013年又增加了对动漫产业、光伏发电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的政策，从理论上看，增值税优惠在一定程度上激励相关产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但实际上增值税优惠政策效应比较复杂，增值税减免会造成部分行业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减少，或者使企业所得税负增加，从而导致税负有所增加，反而不利于企业的创新投入。增值税分为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4%、6%，一般纳税人基本税率为17%，对软件产业等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由于大部分小微企业属于小规模纳税人，不能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不公平竞争，造成大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负高于同行业一般纳税人。虽然自2013年8月1日起，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中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企业或非企业单位，暂免征收增值税，但是能够符合条件的小规模纳税人较少。

鉴于此，本文主要考察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以及“营改增”等增值税优惠对软件、动漫、光伏发电企业税负和技术创新的影响。通过理论分析构建数理模型，利用2013年至2015年国家税务局关于制造业和信息服務业全国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增值税优惠对企业所得税负和销售收入、创新投入的影响，并基于地区经济环境差异、企业规模两方面原因，探讨激励创新的增值税优惠政策。

二、理论分析

（一）增值税优惠对企业所得税负及企业总税负的影响

根据“预期的报酬越高，风险越大”的经济原理，税后企业预期收益一定与风险成正比，征税减少了企业的预期收益，也降低了企业承担创新风险的积极性。技术创新具有公共物品性和高风险性，对创新投资收益实施减免税政策将会激励企业承担创新风险的积极性。

技术创新造成的市场失灵在于技术创新的正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税收减免政策不能纠正技术创新的正外部性，但能抵消税收引起的市场交易扭曲和无谓损失（Hasen，2016）。按照经济学收益最大化的原则，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时达到帕累托最优，当创新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企业将会不断增加投资，直到创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为止。因此，所有减少边际收入的征税行为都会抑制投资，反之，所有降低边际成本的减税行为都会激励投资。

增值税优惠政策会导致企业收益增加，从而增加企业所得税前利润，使企业所得税负上升，产生挤出效应；如果增值税减免税负大于由此造成的企业所得税负增加，那么企业总税负就会下降，反之，企业总税负就会上升。另外，增值税优惠主要对软件产业等一般纳税人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小规模纳税人不能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这可能会导致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优惠政策效果存在差异。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理论假设1：

假设1：增值税减免会导致企业所得税上升，抵消部分增值税优惠；增值税优惠对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企业所得税负和总税负影响存在差异。

（二）增值税优惠对企业销售收入、创新投入的影响

增值税优惠对软件产业实行即征即退政策，这会激励软件产业等一般纳税人增加销售额。但是对于享受增值税优惠的软件产业等下游产业来说，增值税可抵扣的进项税减少了，增值税税负可能反而增加，这又会抑制上游产品的购买。另外，增值税针对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采取不同的税率和优惠政策，而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是按照销售额划分的，这就使增值税优惠对企业销售额的影响产生不确定性因素。企业销售收入的变化又会影响企业收益及创新投入。

袁从帅等（2015）考察239家上市公司2007-2013年数据发现“营改增”改革显著促进了企业总投资，但对设备类固定资产及部分无形资产投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企业研发投入。付文林和耿强（2011）认为增值税越高，固定资产投资越低，增值税在促进投资方面比其它税种具有更大的竞争力。覃琳（2012）研究发现增值税的全面转型能够减轻税收负担和增加流动资金，扩大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创新。

由此可见，企业的销售收入、创新投入与企业总税负、增值税减免税负、企业所得税负息息相关。增值税优惠存在区域、企业规模、产业等歧视，针对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政策和税率不同。增值税优惠在不同地区也体现出效果差异，原因在于：第一，各地区科技及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东部地区较为发达，即使税负高也能吸引众多企业投资，而中西部地区比较落后，税收优惠过多将导致边际效应递减；第二，增值税由中央地方共享，营业税全部归地方所有，“营改增”将导致部分地区财政支出压力增大、中央与地方的利益调整以及部分行业企业税负增加等问题；第三，由于生产企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所享受的增值税优惠比中西部地区多，因此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在企业税负、销售收入和创新投入上受增值税优惠的影响更显著，这又会加剧了地区科技发展差距。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理论假设2：

假设2：增值税优惠、企业所得税负、企业总税负都会影响企业的销售收入和创新投入，企业税负和销售收入、创新投入是一种倒“U”型的关系，这种相关关系在不同地区、企业规模也体现出差异。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的设置及定义

实证分两步回归：第一步是检验增值税优惠对企业所得税负及总税负的影响，因此把增值税减免税负作为解释变量，而企业所得税负及总税负作为被解释变量；第二步检验增值税优惠、企业所得税税负及总税负对企业销售收入、创新投入的影响，把增值税优惠、企业所得税负及总税负作为解释变量，企业销售收入、创新投入作为被解释变量。考虑到企业税负、销售收入及创新投入可能会受到企业营业成本率、企业地区属性、经济性质、规模属性的影响，因此把它们作为控制变量。关于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1所示。

（二）检验模型的建立

根据理论机理分析和变量的设置，第一步是检验增值税优惠对企业所得税及总税负的影响，建立模型如下：

第二步检验增值税优惠、企业所得税负及总税负对企业销售收入、创新投入的影响，建立模型如下：

（三）数据来源说明

數据来源于国家税务总局全国税收调查。为了更全面的检验增值税优惠政策效应，选取全国2013-2015年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业的样本数据，剔除在2013-2015年缺失财务数据的企业或者三年内没有连续享受增值税优惠政策的企业，最后筛选出455家企业1365个样本量作为检验数据。其中，东部地区样本1287个，中西部地区样本78个，私有企业样本2356个，涉外资企业样本228个，内资企业样本1137个，一般纳税人样本1236个，小规模纳税人样本129个。所选企业享受增值税优惠政策涉及《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00号、《增值税暂行条例》第538号、《关于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3]106号）、《关于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的通知》财税[2013]52号等政策，实证所涵盖企业大部分主要享受财税[2011]100号政策，享受其它增值税优惠政策的企业数量较少。本次实证分析运行软件为STATA13.0版本。为了解决异质性问题，所有回归采取固定效应（组内）回归。表2是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四、实证分析

（一）增值税优惠对企业所得税负、实际总税负影响

根据表3的估计结果，从全样本看，增值税优惠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增加企业所得税税负，其系数为0.6769284，即增值税减免税负1个单位，企业所得税负上升0.6769284个单位；企业实际总税负与企业所得税负没有显著的关系；营业成本率与企业所得税负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可能企业所得税负上升也会导致营业成本率上升。

对一般纳税人样本而言，增值税减免税负、企业实际总税负在1%显著性水平下都增加企业所得税负，其系数分别为0.1626959、0.2484645，即增值税减免税负1个单位，企业所得税负、企业实际总税负分别上升0.1626959个单位、0.2484645个单位。这说明增值税优惠主要对一般纳税人发挥了显著作用，而增值税减免税负、企业实际总税负对小规模纳税人企业所得税负没有显著的影响。

基于表4的估计结果，对全样本来说，增值税减免税负、企业所得税负对企业实际总税负没有显著的影响，只有营业成本率与企业实际总税负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可能企业税负上升会增加营业成本率。

再看分规模回归结果，增值税减免税负、企业所得税负增加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提高一般纳税人企业实际总税负，增值税减免税负增加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降低小规模纳税人企业实际总税负。

归纳表3、表4结果，增值税优惠显著地提高了一般纳税人企业所得税负和实际总税负，但增值税优惠却显著地降低了小规模纳税人实际总税负，应该加大对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优惠使减税效应更加明显。

（二）增值税优惠对企业销售收入、创新投入影响

从表5上看，增值税减免税负、企业所得税负及实际总税负的增加都会显著降低全样本企业销售收入，其系数依次为-0.2513331、-0.3610611、-0.6682487；与此类似，增值税减免税负、企业所得税负及实际总税负的增加都会显著降低一般纳税人销售收入，其系数依次为-0.978864、-0.8157098、-1.017551。与此相反，增值税优惠却显著的提高小规模纳税人销售收入，而企业实际总税负显著的降低小规模纳税人销售收入。营业成本率对企业销售收入没有显著影响。

综合表3-表5结果，增值税优惠显著地提高了一般纳税人企业所得税负和实际总税负，从而减少一般纳税人销售收入；增值税优惠却显著的降低了小规模纳税人实际总税负，有助于提高小规模纳税人销售收入。

如表6所示，从全样本上看，增值税优惠增加了企业创新投入，其影响系数为0.105502，即当增值税减免税负1个单位，企业研发强度增加0.105502个单位。企业所得税负上升会抑制创新投入，其影响系数为-0.1595289，表明降低企业所得税负比降低增值税负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更大作用。企业实际总税负与企业创新投入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许增加企业实际总税负会增加政府的税收收入和创新支出，也可能是税负较高的东部企业创新投资较大，而税负较低的中西部企业创新投入水平较低。跟其它回归一样，营业成本率上升会抑制企业创新投入。但增值税优惠、企业税负与一般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的创新投入没有显著的关系（回归结果省略）。

考虑到高技术产业地区集聚特征，估计了增值税优惠对企业创新投入效应，结果显示软件产业、动漫产业等高技术产业集聚有利于企业创新并使增值税减免的创新激励效果更为显著。增值税减免税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促进了东部企业的创新投入，但是对中西部企业的创新投入没有显著作用，可能是中西部企业原先就享受太多的税收优惠而边际效应递减。企业所得税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抑制了东部企业的创新投入，但是企业所得税负与中西部企业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可能是中西部企业所得税负上升使政府税收收入增加，从而加大政府的科技财政支出。企业实际总税负与东部企业创新投入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使东部企业税负比中西部企业税负高，但是东部地区较为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更会吸引众多企业创新投资，东部政府具有较高的税收收入也会导致更多的财政科技支出；与此相反，中西部企业享受太多税收优惠，导致资源浪费和政府的税收收入下降，从而缩小财政的科技支出。营业成本率上升都会显著的抑制东部企业的创新投入。

综上所述，增值税优惠激励东部企业加大创新投入，但过高的所得税抑制了创新投入；增值税优惠对中西部企业的创新激励效果不明显，而提高中西部企业所得税负会通过增加中西部财政收入和财政科技支出刺激中西部企业的创新，应该对中西部地区的创新采取财政补贴支持而不是税收减免，或者中央减少中西部地区税收分成比例，增加中西部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和科技财政支出。

（三）稳健性检验

对表2-表6去除关于企业地区、企业性质和企业规模再回归，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与保留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都没有明显变化，体现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揭示增值税优惠对企业税负、企业销售收入及创新投入的作用机理，并且采用2013-2015年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业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增值税优惠导致一般纳税人企业所得税负和实际总税负的显著上升，但增值税优惠却会显著降低小规模纳税人实际总税负；第二，增值税优惠通过提高一般纳税人的税负而显著降低其销售收入，但增值税优惠却通过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而显著提高其销售收入；第三，增值税优惠显著的提高东部企业创新投入，企业所得税负抑制了东部企业创新投入；第四，东部企业税负比中西部企业税负高，但是依靠其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吸引了众多企业创新投资，导致企业实际总税负与创新投入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第一，现有即征即退的优惠政策只适用于软件产业、集成电路产业和动漫产业的一般纳税人，覆盖面窄，应该扩大到其它创新型产业和小规模纳税人，使大量中小科技企业享受到买入科研设备抵扣进项税的优惠；第二，我国应该将增值税的抵扣项扩大化，包括科研开发费、技术转让费、科技咨询费、购入专利权和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纳入；第三，不同行业以及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税负承受能力不同，如果实行统一税率，那些新兴产业或科技型小企业成立初期很可能难以生存，增值税优惠政策应当兼顾效率与公平原则。第四，应当适当降低东部企业增值税负，给予西部企业更多财政科技支出，或者让地方享有更多的增值税分成比例，促进技术创新，缩小地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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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凯 林小玲 傅卓荣

创业企业经济性质研究论文 篇3：

政府行为、金融环境与区域创业差距

摘要：中国作为一个正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创业活动类型和创业环境都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存在很大差异，经济体系中呈现“强政府、弱市场”的资源配置格局，金融市场化尚不完善。研究中国的区域创业差距问题必须基于中国目前转型经济条件下的特殊背景。文章旨在解决以下两个问题：政府行为和金融约束对中国区域创业差距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国转型背景下政府行为和金融市场的特殊性是否会对中国区域创业产生不同于成熟市场经济的影响？文章在研究框架上对流行的创业折衷框架进行修正，创新性地引入政府的行政规范程度、非税负担变量和宏观流动性约束变量，建立省际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行为和金融约束对中国区域创业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管制程度的提高，无论对生存型创业还是机会型创业都将产生抑制作用;信贷环境方面，在目前金融市场化尚不完善的背景下，银行信贷资金在中国整个企业融资体系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信贷约束的放松和信贷可获得性的增强对中国的机会型创业行为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区域创业差距;政府行为;金融环境;流动性约束;信贷约束;生存型创业;机会型创业

作为一个处于快速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区域创业差距的产生和演进过程都有许多不同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地方。“强政府”和金融市场化不完善是中国创业环境不同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两个突出表现，研究政府行为、金融环境对中国的区域创业差距的影响，对促进创业活动和协调各地区的创业差距等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相应的参考依据。对提升产业结构，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和谐稳定也有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说

（一）政府行为对区域创业差距影响的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说

1.政府进入管制和经济介入方面

大量学者通过研究发现，较强的进入管制和政府干预阻碍了新企业的产生，同时基于国家、产业、地区和公司层面的大量实证文献也印证了这一结论。本文认为政府管制是政府对创业行为可以直接施加的影响，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行为可以直接影响创业机会的生成;此外，政府的管制行为也是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面临的一项重要的政策风险。根据上述研究和分析，提出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假说。

H1：政府进入管制程度和政府对经济介入高的地区，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都不活跃。

2.税费负担方面

对于税收和企業负担方面的相关研究普遍认为税收或企业负担是影响新企业创立的重要因素。但是，对于税收因素对创业的影响方式方面，学术界持有不同的观点。部分学者认为税收优惠会对创业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另外的学者抱有不同的观点，Georgellis和Wall对税收政策与创业关系的研究发现，破产免税率与创业者数量呈S形关系，边际所得税率与创业者数量呈u形关系;张立君基于120个城市的截面数据的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显著为正，对生存型创业的影响不显著，但是，其利用我国分省份面板数据分析却得出了税收优惠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不显著为正，对生存型创业则显著为正的结论。

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的企业在税收之外还面临着如收费等非税负担;这些非税负担相对税收负担数量较大，且征收的规范性较差;因此，在考虑我国的创业问题时，必须区分税收和非税负担。对于机会型创业者来说，其更看重市场机会，随着各地税收优惠政策的趋同以及税收征管规范性的提高，各个地区之间的税收差距已经明显缩小，而非税负担由于其不确定性和相对税收的随意性，在地区之间差距较大，大大增加了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而生存型创业者的创业动机是维持生计，创业者对经营成本的敏感性较强。根据上述研究和分析，提出下列研究假说。

H2：税收负担对生存型创业会产生负向影响;机会型创业则更多受到非税负担的影响。

3.行政方式方面

行政方式方面主要包括政府的效率和政府行政行为的规范程度。对于政府效率对创业的影响，相关研究多认为较高的政府效率会对新企业的创立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对于政府行政规范程度对创业的影响，国内外研究较少且多是关于政府廉洁程度的研究而并非行政规范程度的研究。全球创业观察（GEM）的研究发现，政府的廉洁程度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对创业产生着不同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腐败对创业产生了正向的影响。

结合上述研究认为，政府的行政效率低下，会直接提升潜在创业者创业的成本，从而改变潜在创业者的行为选择;同时，政府行政行为的不规范可能会为部分人提供创业机会或者使创业者避开管制或获得资源。政府行为的不规范对创业产生何种方向的影响，取决于创业者从政府行为不规范中获得的资源或创业机会和因此付出的成本的比较。相对于机会型创业，生存型创业行为由于面对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管规范程度差的外部环境，加之本身灵活分散，使得其更容易从政府的不规范行政中获利;而机会型创业由于具有投入较大，灵活性相对于生存型创业差，更容易受到关注等特点，政府的行政不规范将极大地提升机会型创业的经营风险。根据上述研究和分析，文章提出下列研究假说。

H3：政府行政效率的提高对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都会产生正向的影响。

H4：政府行政规范程度对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会产生方向不同的影响，行政规范程度较低的地区，生存型创业反而更加活跃，而机会型创业不活跃。

（二）金融约束对区域创业差距影响的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说

1.信贷环境方面

国内外相关研究普遍认为，信贷约束是企业创立、发展和个人选择创业的重要障碍，信贷可获得性的增加将促进地区创业活动的发展。

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发育尚不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尚在建立过程中，股权融资、债务融资等直接融资方式发展水平较低，风险投资还处在起步阶段，银行信贷资金在我国整个企业融资体系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结合我国融资体系发展的现状，本文认为，信贷资金仍然是我国机会型创业者的创业资金主要来源，信贷约束和信贷可获得性对创业行为的影响应该较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更为明显。

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我国的创业活动的特征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有较大的差距，生存型创业依然在创业中占据重要地位，而生存型创业的创业者由于其创业规模较小，同时缺少抵押担保物，因此其很难从银行体系中获得信贷支持，其创业的资金来源多是自我积累、亲友或者是民间的拆借。因此，信贷的可获得性对其创业所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程郁、罗丹对中国农村信贷约束与农民的创业问题的实证研究也发现信贷可获得性对中国农民的创业活动并非产生单调的正向影响。

根据上述研究和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5：信贷资金的可获得性的提高会对机会型创业产生正向影响，而生存型创业对信贷资金可获得性的敏感度较差。

2.宏观流动性约束方面

流动性约束对创业的影响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普遍表明，流动性约束的存在是阻碍创业的重要因素。

国内外学者对流动性约束的研究多集中在微观流动性约束和个体职业选择模型角度，但是本文的研究是基于省级数据，现有的个体职业选择模型无法满足本研究的需要，因此本文借鉴微观流动性约束的研究思路，将宏观流动性约束引入模型。

当社会宏观流动性约束宽松时，资金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资金使用成本降低，大量的资金去追逐相对有限的机会，创业者即使其无法从银行获得信贷融资，也更容易从其他渠道获得融资;此外，当流动性宽松的时候，经济体系内货币增加，经济呈现繁荣状态，创业者也更容易寻找到创业的机会。

结合上述的研究和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6：当社会宏观流动性约束宽松时，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都更加活跃。

二、变量选择、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一）变量选择

1.政府行为相关解释变量的确定

（1）政府介入和进入管制。对政府的管制程度的全面量化衡量在指标设计和数据获取方面比较困难，国内外文献中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标，部分国外文献通过设计衡量劳动力市场的灵活程度的指标来反映政府管制，部分文献采用对新建企业注册资本的要求或新建企业的相关花费作为相应的代理变量。由于我国政府对经济的介入程度要远强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国内文献中则多倾向于采用国有化比例作为政府管制和政府介入的衡量指标。由于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相关指标无法反映政府对经济行为的直接介入，同时考虑到我国劳动力统计数据的局限，文章在衡量政府介入和政府管制时，参考国内相关文献的方法采用“国有化比例”（即国有单位职工数/在岗职工数）作為衡量政府介入和政府管制的代理变量。

（2）政府效率。对于政府效率的衡量，现有文献中主要采用两种衡量方式：一是基于微观数据，利用相应的行政审批手续数量或者是完成相应的行政审批所花费的时间或金钱作为相应的代理变量，但是这些指标的构建必须基于微观调研数据或者是考察对象内部差异不大的情况，而本文的分析是基于省际宏观数据的分析，在数据来源和考察对象方面均无法满足这些指标的构建条件;二是运用宏观数据构建相应的效率指标政府的效率可以通过维持自身运转的支出与所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对比来构建相应的效率指标。

在政府维持自身运转的支出方面，由于统计口径的变化，无法取得2006-2008年的国家、政党和社会团体支出的数据。鉴于由于税收收入的法定性和我国当前行政事业性收费的一项主要用途就是用于满足行政单位（包括编外人员）的相关支出的特点，本文假定各地区之行政事业性收费中用于满足人员支出的比率大致相同，故对相应的支出采用行政事业性收费替代，这种替代虽然在绝对数值上存在偏差，但是仍然可以反映地区之间相对差异的信息;对于公共物品的提供方面，由于无法衡量公共物品具体数量，在假设公共物品同质的前提下，采用受益人数（人口数）作为公共物品的替代。因此文章采用“行政事业性收费/人口”作为政府效率的替代，这些替代是在数据约束情况下满足本文的分析目标的次优选择。

（3）政府行政规范度。对该指标的衡量，是本文的一个创新，该指标的构建并不等同于国外相关研究中考虑的腐败问题。该指标根据我国的实际，更侧重于衡量和评价相应制度的不完善和政府作为的不规范，这些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行政实践中可能较少存在，但在我国是一个比较严重和普遍的问题。国内文献没有相关的指标构建，国外文献类似指标的构建主要是世界银行和全球创业观察对腐败行为的评价，指标选取如娱乐和旅行开支/销售等这些指标均是基于微观数据，且反映的多数是对政治家的贿赂和收买，无法反映制度的不完善和行政行为整体层面上的不规范。

鉴于目前我国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呈现数量巨大、征收和管理不规范、运用不透明的特点，因此适宜作为行政规范程度的考察方面，同时结合目前“费改税”改革的特定背景，因此可以将税收收入作为对比的参照系。因此文章选择“行政事业性收费/税收收入”这一指标作为政府行政规范程度的代理变量。

（4）税收和非税负担方面。对于税收负担，本文借鉴国内外利用宏观数据研究的通行做法，采用宏观税负指标作为税收负担的衡量指标;由于非税负担的不确定性和征收的随意性，无法获得非税负担的准确统计数据。鉴于非税负担中费用负担所占比重较大，在假定费用负担在非税负担中所占的比重相对固定的前提下，选择费用作为非税负担的衡量。因此引入“行政事业性收费/工业企业数”作为非税负担的衡量指标。

2.金融约束相关解释变量的确定

（1）信贷约束方面，现有文献的变量选择主要体现为两种思路：一是基于借款者约束方面的变量选择，如借款者收入水平、借款者所拥有的抵押品方面;二是基于贷款者的角度，现有文献中有选择银行业市场集中度、银行资本充足率以及中小银行在整个银行体系中所占的市场份额等变量。

本文的研究由于是基于省际宏观数据进行的，故无法对分散的借款者的抵押品状况进行衡量和测度，故本文借鉴了第二种研究思路，即基于贷款者的角度。由于该部分的研究假说是基于信贷可获得性提出的，所以本文相应的代理变量需要基于信贷角度，同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择企业平均贷款获得数作为信贷约束的代理变量，变量计算方式为年末贷款余额/工业企业数。

（2）宏观流动性约束方面，现有文献中用于衡量宏观流动性的指标通常选择货币投放量（如MO，M1，M2）等。本文的研究关注的是宏观流动性约束，更多的是一个相对的紧张或者是宽松的概念。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交易性、预防性和投机性需求等原因，每年的货币需求量都会发生一定的自然增长，所以单纯选择数量型的指标无法衡量研究时点宏观流动性的宽松或是紧张。本文从货币政策宏观调控角度人手构建该变量。考虑到货币政策的逆周期操作特征，本文选择货币的净投放量作为衡量宏观流动性约束的代理变量。当央行进行货币净投放的时候，则此时市场上处于流动性紧张状态;反之，当央行进行货币净回笼的时候，则市场上流动性处于宽松状态。

3.控制变量的选择

除政府行为和金融环境差异以外，还有许多因素同样会对区域创业差距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相应的影响，如地区市场容量差异、区域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状况、对外经济联系等。

参考前人的研究，本文选择了人均GDP，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失业率，外贸依存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分别作为市场容量、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状况、对外经济联系和通货膨胀等指标的代理变量。变量选择与具体计算方式如表1所示。

（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

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进行回归之前，文章对各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由于本文采用的是面板数据，因此会分别计算整体的标准差和组内、组问标准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通过对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我们可以看出，2001-2016年，我国各省市国有化比例平均为66.7%，说明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直接介入比较强;行政规范程度变量均值为9.1%，非税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相对较高;各地市的宏观税负平均为5.9%，人均费用负担为168.24元，样本地区企业平均费用负担为26 661.53元。

2.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为了对变量进行初步分析，我们对机会型创业指数（COEA）和生存型创业指数（CSEA）分别计算面板数据相关系数，面板数据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如表3、表4所示。通过相关分析可以发现，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相关性较强：机会型创业指数与滞后一期的政府管制与经济介入代理变量、行政规范程度代理变量呈现负相关关系，与滞后一期的企业费用负担代理变量、信贷可获得性代理变量、宏观流动性代理变量、行政效率代理变量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生存型创业指数与滞后一期的政府管制与直接介入变量呈现负相关关系，与其他变量均呈现正相关关系。

三、模型构建及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研究假说进行检验。同时选择了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0-2016年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

Gov_it代表了衡量政府行为的一组变量，包括政府管制和直接经济介入、行政效率、政府行为规范程度、税收负担和企业费用负担等变量;Fin_it代表了衡量金融环境的一组变量，包括信贷可获得性和货币政策方向等;Control_it代表了一组控制变量，包括通货膨胀水平、市场水平、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状况和对外开放水平等。

本文的研究数据和样本得自于《中国统计年鉴》1999-2016、《中国金融年鉴》1999-2016、国泰安经济金融数据库分省统计数据库、中经网数据库等。

面板数据模型分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本文基于考察的假设，构建系列模型并对各个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Hausman检验的检验统计量如下式所示：

（二）回归分析及结果讨论

1.回归分析结果

由于文章使用省级数据进行回归，考虑到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区域之间差异较大，因此，回归时必须考虑组问异方差的问题。为了消除组问异方差造成的相应系数显著性检验失效的情况，本文在回归中采用组问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回归估计结果如表5和表6所示。

2.对回归分析结果的相关讨论

通过上述模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政府的进入管制程度和经济介人程度的提高，对于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均会产生负向作用，实证分析证明了前文提出的假说。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抑制了创业机会的生成并增强了私人创业者面临的政策风险，政府对经济的介入对私人创业会产生“挤出效应”，本文的实证分析得到了与大多数学者相近的结论。

（2）在税费负担方面，通過对回归结果的分析可以发现，宏观税负对生存性创业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证明了我们提出的假说。生存性创业对税收负担具有较强的敏感性，这一点与部分学者如Blanchflower、Henrekson等的研究一致，并没有支持张立君基于120个城市的截面数据的实证结论。此外，我们发现，企业的费用负担对机会型创业产生了正向的影响，这与我们提出的假说不相符。同时，我们发现，虽然这些系数具有较强的统计显著性，但是其经济显著性很弱。综合认为以下两个原因可以解释这个现象：一是因为随着改革的深入，企业的“显性经济负担”更多地由税法进行明确，而企业用于寻租等的“隐性费用负担”在该指标中无法得以显现，因此产生了费用负担对创业差距的不显著影响;二是指标的多次近似替代影响了分析的精确性。

（3）政府行为的规范程度方面，机会型创业和生存性创业表现出了相反的结论，政府行为的规范程度对机会型创业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却对生存性创业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个实证结论与本文的理论假说是一致的，也与GEM对腐败行为的研究形成了呼应。个体企业由于其灵活性、法规监管弱和多本地创业等特点，其更可能利用政府的不规范行政发现创业的机会、规避相应的管制或者获得相应的资源。而对于机会型创业来说，不规范的行政行为则增加了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4）政府行政效率方面，该项系数在绝大多数模型中均未表现出显著性，未能验证Djankov等，Lundstrom和Stevenson，Van Stel等等学者的理论，也未能支持部分学者利用企业调研数据得出的相关结论。这可能是因为近似替代导致了代理变量的精确性降低。对该指标的修正将是本研究进一步改进的一个方向。

（5）信贷环境方面，对于机会型创业，该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信贷可获得性的增加将对地区机会型创业活动的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发育尚不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尚在建立过程中，股权融资、债务融资等直接融资方式发展水平较低，风险投资还处在起步阶段，银行信贷资金在我国整个企业融资体系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信贷约束的放松和信贷可获得性的增强对我国的机会型创业行为将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这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也验证了Cagetti等学者的研究结论。

对于生存型创业而言，信贷环境代理变量并未表现出显著性，这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说。这种现象的存在是因为生存型创业的创业规模较小，同时缺少抵押担保物，因此创业者很难从银行体系中获得信贷支持，其创业的资金来源多是自我积累、亲友或者是民间的拆借，因此信贷的可获得性并不会影响其创业行为选择。

（6）宏观流动性约束方面，无论对于生存型创业指数还是机会型创业指数，其系数均显著为负，这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当宏观流动性约束放松时，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都表现得更加活跃，这可能是因为当宏观流动性约束宽松时，资金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资金使用成本降低，大量的资金去追逐相对有限的机会，创业者即使其无法从银行获得信贷方面的融资，也更容易从其他渠道获得融资;此外，当流动性宽松时，经济体系内货币增加，经济呈现繁荣状态，创业者也更容易寻找到创业机会。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政府行为方面

政府管制程度的提高，无论对生存型创业还是机会型创业都将产生抑制作用。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行为抑制了创业机会的生成并增强了私人创业者面临的政策风险，政府对经济的介入对私人创业会产生“挤出效应”。生存性创业对税收负担具有较强的敏感性，费用负担并未对机会型创业表现出显著的影响。政府的行政规范程度，对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会产生方向不同的影响，个体企业由于其灵活性、法规监管弱和多本地创业等特点，其更有可能从政府的不规范行政中发现创业的机会。因此，行政规范程度较低的地区，生存型创业反而更加活跃。

因此，应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性政府，提升政府行政规范程度。政府的直接管制和经济介人将压抑创业者的创业热情，政府的不规范行政行为也将对创业活动造成负面的影响。因此，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后，政府应当适时完成转型，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杜绝对市场行为的直接干预，做到规范行政、依法行政，从而为创业者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金融环境方面

信贷环境方面，在目前金融市场化尚不完善的背景下，银行信贷资金在我国整个企业融资体系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信贷约束的放松和信贷可获得性的增强对我国的机会型创业行为產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由于生存型创业者抵押担保物的缺乏，其被排除于银行信贷市场之外，无法获得相应的资金支持，生存型创业指数并未表现出对信贷的可获得性和信贷约束放松的敏感性。宏观流动性约束方面，当宏观流动性宽松时，创业者更容易获得其创业所需的资金，同时宽松流动性带来的经济繁荣也将增加创业者的创业机会。因此，当宏观流动性约束放松时，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都表现得更加活跃，生存型创业指数和机会型创业指数都表现出了对宏观流动性约束变动的敏感性。

鉴于此，应加快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改革的步伐，扩大非公有制经济的准入领域，加快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退出，为不同经济性质的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从而使创业者可以平等地获得创业的机会，减轻创业者面临的风险，促使潜在创业者选择创业作为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实现以创业带动就业的目标。

作者：梁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