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湾对华投资论文

2014年6月上旬，随着科威特首相贾比尔访华以及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的举行，有关中国与海湾国家的关系，乃至“中国—海合会自贸区”的问题，再次升温。成立于1981年5月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合会”），是海湾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政治经济组织，其成员包括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六国。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海湾对华投资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海湾对华投资论文 篇1：

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下FDI变化轨迹

摘要：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也使得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国际化风险在各国之间加剧传导扩散。面临宏观环境风险、行业环境风险和企业内部风险的困扰，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并未在已有的研究文献中受到关注。文章通过以管理者国际化风险感知、企业资源优势和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构建的齿轮互动模型详细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跨国公司国际化风险及其传导扩散。最后以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数据，探究了加拿大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动轨迹，并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其变动机理。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国际化风险；企业资源优势；加拿大跨国公司；FDI

文献标识码：A　

作为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受到了众多国外企业的青睐，中国不仅成为了发达国家国际贸易的目标市场，而且成为了国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国。在众多的中国贸易伙伴中，加拿大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直接投资颇为引人瞩目。自1970年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后，双边贸易不断增长，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双边贸易速度不断加快。中国目前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2008年，加拿大对华投资增加了37％。然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使得加拿大和中国的经济发展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对美国经济依赖性较强，加拿大经济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尤其明显。2009年3月31日，经合组织(OECD)发布预测说，加拿大衰退程度超过预期，而反弹更加微弱。加拿大总理哈珀2009年12月就认为加拿大经济目前依然脆弱，面临来自“境外的风险”(赵青，2009)。这些“境外风险”将如何影响加拿大跨国公司(MNEs)在华的对外直接投资?加拿大MNEs如何根据对风险的感知和企业自身资源优势调整在华的对外直接投资?加拿大MNEs在华对外直接投资发生了哪些变化?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助于了解加拿大MNEs在华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轨迹，更有助于两国更好地采取政策措施，促进相互之间持续稳定的发展。

一、文献回顾

(一)　国际化风险感知及其维度一般而言，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开展商务活动以及进行直接投资时通常比国内的企业面临更大的风险(Ghoshal，1987；Miller andBromiley，1990)。有关企业国际化风险的研究也日趋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然而，已有的绝大部分研究对国际化风险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比如：国家风险及政治风险(Esther Sanchez-Peinado et a1.，2007)、汇率风险(Luehrman，1990)、产品及市场需求风险(Frank Bradley and Michael Gannon，2000)、距离导致的风险(Ellis，2008：H·kanson and Ambos，2007；Sousa and Bradley，2006)、文化风险(Choi and Geisffeld.2004；Esther Sanchez-Peinado et a1.，2007)等等。鉴于企业国际扩张中所面临环境的复杂性和多维性，Brouthers(1995)、Miller(1993)、Shan(1991)等学者开始了构建多维国际化风险模型的研究，在此基础上，Miller(1993)提出了一体化国际风险感知的概念模型。Werner，L.E.Brouthers and K.D.Brouthers(1996)通过实证研究，对Miller提出的概念模型的维度进行了实证检验，修正并最终确定了一体化国际风险感知模型的模型及其维度，该模型包含宏观环境风险、行业环境风险、企业内部风险三个维度。其中，宏观环境风险包括：政治风险、政府政策风险、宏观经济风险、人文风险；行业环境风险包括：竞争风险、产品市场风险、原材料市场风险、行业技术风险；企业内部风险包括：经营决策风险、营运风险、社会责任风险、人力资源风险、筹资风险、投资风险、股利分配风险。本文认为，一体化国际风险感知模型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了管理者在企业国际扩张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类型。对于跨国公司FDI而言，企业决策者必须在国际化风险感知的基础上，权衡企业的资源优势、成长性及收益等因素，从而最终做出是否在某一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

　(二)　企业资源基础观概述从思想渊源来看，Penrose(1959)的《企业成长论》毫无疑问是企业资源基础观的基础。在该书中Penrose认为，企业经济收益的基础是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企业间绩效及竞争地位的差异也受到企业资源禀赋的重要影响。正是基于Penrose的论断，Wernerfeh(1 984)在其论文《企业资源基础论》中对该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企业在自身内部积累的组织能力、资源和知识等资源对于企业获得超额收益和维持持续竞争优势至关重要。承接着Wernerfeh的观点，Barney(1991)认为“持续”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期限，而是取决于竞争对手对本企业所获得的竞争优势复制的可能性，只要竞争对手无法复制竞争优势，企业所获得的竞争优势就可以认为是持续的竞争优势。为了使企业的竞争优势不可复制，企业所掌握的资源必须是有价值的、稀缺的、不可模仿也不可替代的，前两项构成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企业拥有了具备这四项特征的资源才能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

二、基于国际化风险感知与资源基础观的企业FDI概念模型构建

伴随着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也应运而生，而FDII~JX是伴随着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才有了飞速的增长。与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相对应，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也不断繁荣，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得以丰富和完善。然而遗憾的是，绝大部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均诞生于宏观经济环境相对比较平稳的情景之下，部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也直接或间接地强调风险和企业资源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比如Hymer(1960)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就认为，跨国企业在东道国投资需要付出比东道国企业更高的代价，要冒更多的风险，如汇率风险、政治风险等，但是只要跨国企业拥有显著的垄断优势，如技术优势、资金优势、管理优势等，他们就可以在与东道国企业的竞争中获胜，并能获得高于东道国企业所获得的利润。Dunning(1977)提出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也强调了企业通过自身所具有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抵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由于市场失灵带来的风险从而获取企业的竞争优势。毫无疑问，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在绝大部分对外投资理论中得到了凸显，但是国际化风险

在这些理论中依然是一个尚未打开的黑箱，而且这些理论也并未对突发性风险(诸如国际金融危机)会引发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中的哪些风险，这些风险进而对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

鉴于以上分析和本文前述的文献回顾，我们认为：(1)国际化风险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必然面临的问题，一些突发性的风险甚至会引发跨国公司面临的一系列风险，导致这些风险在企业内部传导和扩散，跨国公司管理者对国际化风险的感知将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重要的影响；(2)根据企业资源基础观理论并结合已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我们认为企业所拥有的资源是形成企业优势的源泉，而企业的对外投资决策又基于企业所具备的优势，归根结底，企业的资源是企业对外投资决策的内部基础；(3)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决策取决于管理者对国际化风险感知和企业资源相互作用，三者构成一个互动的系统，国际化风险感知对于系统的运转提供反向作用力，而企业的资源基础为系统的运转提供正向作用力，当正向作用力大于反向作用力时，企业将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反之则反是。基于此，我们提出本文的概念模型(见图1)。

三、金融危机引发的跨国公司国际化风险及其传导与扩散

如前所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必然面临各种国际化风险的考验，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其所面临的国际化风险并非一个有形的独立存在体，它仅仅是由于某种因素的变化导致企业内部系统的失衡，而且这种不平衡状态还可能通过不同的风险载体在企业内部传导、扩散。根据已有的企业风险研究的文献，企业风险传导可以看成是由于某种不确定性而导致的风险在企业中经由某种路径或渠道，依附于风险载体在企业内部甚至企业之间各利益相关功能节点或流程之间传导和扩散，致使整个企业系统风险状态得以扩张从而导致企业陷于失衡状态的过程。因此，由某种不确定性引发的跨国公司面临的风险必然影响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甚至企业的对外投资决策。据此我们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作为跨国公司面临的突发不确定性，引致了跨国公司所面临的国际化风险的全面爆发，甚至导致了风险之间的传导和扩散，使得跨国公司的处境急剧恶化，从而对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造成了重大冲击。从国际金融危机可能引发的跨国公司所面临的宏观环境风险来看，首当其冲的是宏观经济风险得以凸显，各国的宏观经济走势急剧下滑，宏观经济发展的颓势在金融危机下表现极为明显，也正是由于宏观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各国调整政府政策措施，因而又可能引发政府政策风险(比如一些国家调整关税、贸易政策等等)。从行业环境风险层面来看，在国际金融危机下，受宏观环境风险的影响，消费急剧萎缩从而导致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竞争风险和产品市场迅速扩大，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使得部分原材料供应商陷入危机，原材料风险随之而来，这些风险使得跨国公司面临的行业环境也不容乐观。由于行业技术的变化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因此，金融危机引发行业技术风险的可能性较小。在企业内部风险层面，由于受宏观环境风险和行业环境风险的双重影响，金融危机下企业的日常营运将首先受到风险的冲击，而企业经营的不景气，使裁员增效成为了企业常用的手段，人力资源风险也相继产生，外部的不景气和内部风险的扩散使得企业处于内外交困的状况中，企业的筹资也必然受到牵连，在各种风险的影响下，管理层的投资和经营决策以及股利分配也毫无疑问会面临新的挑战，投资风险、经营决策风险和股利分配风险也相伴而生。同样，由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涉及企业在长期经营过程中对承担社会责任所做出的承诺，短时间内不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因而金融危机引发社会责任风险的可能性较小。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突发性的金融危机作为一种外在的不确定性，它会引发企业各个层面的风险，甚至使得企业面临的风险相互影响、传导、扩散，从而对企业的决策甚至生存产生重大影响。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金融危机下跨国公司国际化风险及其传导概念模型(见图2)。

四、基于齿轮互动模型的FDI变化轨迹：加拿大MNEs对华FDI数据的实证分析

面对金融危机的肆虐，加拿大MNEs面临的风险也不断加大，加拿大多家著名企业如历史最悠久百货公司哈德逊海湾公司、最大啤酒厂商莫森公司以及加拿大钢铁公司Stelco先后被外国公司收购。一些实力强大的加拿大跨国公司也同样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尽管这些跨国公司拥有着比一般企业更丰富的优势资源，但在金融危机下，管理者感知的国际化风险产生的反向作用力将逐渐增大；受各个层面风险的影响，企业的资源优势产生的正向作用力将有所减少，从而导致加拿大MNEs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波动。正是基于本文提出的齿轮互动模型，我们以加拿大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数据探寻并验证互动模型的内在机理。

　(一)　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跨国公司对华FDI变化情况作为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的国家特定优势对于加拿大MNEs的投资行为是“有意义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许晖、张军，2007)，再加之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众多加拿大MNEs纷纷登陆中国市场，据我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底以各种形式在中国运营的加拿大MNEs达到了3355家，注册资金总额达903,091 367S美元。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跨国公司风险必然给加拿大MNEs带来不利影响，从而可能进一步影响加拿大MNEs对华直接投资。为此，我们收集了2005年1月至2009年6月有关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项目数、项目投资金额，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平均项目投资金额，通过项目数和平均项目投资金额两个指标的数据(见表1)对国际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变化情况进行探讨。

1.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投资项目数变化轨迹。跨国公司投资项目数的多少一方面可以反映在华直接投资的加拿大MNEs数量的多少，另一方面可以反映这些跨国企业参与投资项目的积极性。如果投资项目数多，不仅说明在华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数量可能比较大，而且其投资项目数量也比较可观。2005年1月至2009年6月加拿大MNEs在华FDI的项目数变动情况见图3。从图3我们可以看出，以黑色线条为分界线，金融危机爆发之前(2005年1月至2007年12月)，加拿大MNEs各月对华FDI的项目数均高于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2008年1月至2009年6月)。

2.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项目平均投资金额变化轨迹。我们进一步分析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各月项目的平均投资金额的变化情况。各月项目的平均投资金额高低可以反映出加拿大MNEs在投资项目上资金投入的变化，如果项目平均投资金额较高，有可能是资源优势较高、资金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的力度较大，而且投资项目

本身也需要大量的投资资金的支持；反之，如果项目平均投资金额较低，说明很多资源和实力一般的跨国公司也加入到对外投资的大潮中，将资金投入到一些投资资金需求不太高的投资项目。2005年1月至2009年6月加拿大MNEs在华FDI的项目平均投资金额变动情况见图4。图4显示，同样以黑色线条为分界线，与图3中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项目数的变化趋势相反，金融危机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项目平均投资金额高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前。

(二)　国际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差异性检验由于PJ,Jk分析仅仅是对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有关数据变化轨迹的图示检验，通过图示可以初步判断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确实存在一定的变化，但单凭以上图示的变化轨迹我们不能判定加拿大MNEs对华FDI在金融危机前后的变化存在本质差异，因而我们更不能基于此对金融危机对加拿大MNEs在华FDI的内在影响机理做出深入的分析。因此，我们进一步对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项目投资数和平均项目投资金额进行实证检验，以确定这两个指标在金融危机前后是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差异是否具有统计意义，而这也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因此，本文将对采用两组独立样本的T检验法，检验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项目数和项目平均投资金额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差异是否具有统计意义。

检验结果见表2，从项目数的检验结果看，由于在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项目数方，差检验的F值为8.879，p-值为0.004(小于0.05)，所以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项目数的方差不相等。同时，由于均值检验的T值为8.407，p-值为0.000(小于0.05)，所以项目数的均值也不相等，从而可以得出结论：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项目数存在显著差异。

从项目平均投资金额的检验结果看，由于在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项目平均投资金额，方差检验的F值为18.914，p-值为0.000(小于0.05)，所以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项目平均投资金额的方差不相等。同时，由于均值检验的T值为-6.208，p-值为0.000(小于0.05)，所以项目平均投资金额的均值也不相等，从而可以得出结论：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项目平均投资金额也存在显著差异。

(三)　对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变化轨迹的进一步阐述根据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项目数和项目平均投资金额的变动轨迹图，结合差异性检验的结果，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概述：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由于跨国公司面临的经济环境较为平稳，平稳的经济环境没有引发宏观环境风险、行业环境风险和企业内部风险，尽管这些风险有可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都在一定的可控范围之内，因而各跨国公司管理者感知的国际化风险较低，其对各加拿大MNEs管理者对华FDI决策的反方向作用力较小；与此同时，在较为平稳的经济环境下，只要跨国公司的资源优势不是太弱，在跨国投资可能获得的利益驱动下，无论跨国公司的真实资源水平和实力如何，更多的加拿大MNEs会纷纷尝试进入中国市场进行FDI，资源优势产生的正向作用力就会大于国际化风险感知产生的反方向作用力，因而，加拿大MNEs对华FDI投资的数量就较大，但这种数量的增加仅仅反映了投资项目的数量，而不是FDI的质量；也就意味着这一时期的FDI良莠不齐，甚至资源优势一般的跨国公司对于FDI表现更为积极，争取一些投资资金较少，资源承诺度较低的跨国投资项目，所以在国际金融危机前表现出对外投资项目数量大，而项目平均投资金额反而较低的现象。相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一系列的风险，此时跨国公司管理者感知的国际化风险较大，其产生的FDI决策反向作用力也较大。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企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尤其是一些资源优势一般、资金实力不太雄厚的企业，很可能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浪潮中大伤元气，资源优势产生的正向作用力急剧减少，因而企业在FDI的决策上也不可能再有所作为；而一些资源优势异常突出的大型跨国企业看准了国际金融危机下市场中的一些良好FDI项目和投资机会，因此加大了投资金额的投入力度，加大对华市场的渗透力度，积极培育其在中国市场中的竞争优势。所以，国际金融危机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反映出了投资项目数下降而项目平均投资金额反而增加的现象。

五、研究结论及建议

本文聚焦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变化轨迹，以国际化风险和企业资源基础观理论为依托，构建了基于国际化风险感知与企业资源基础的跨国公司FDI决策齿轮互动模型，并详细解构了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跨国公司国际化风险及其产生的传导扩散效应。在此基础上以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数据探讨了国际化风险感知和企业资源基础对跨国公司FDI决策的影响机理，详细阐述了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变动轨迹形成的深层原因，即跨国公司FDI决策和管理者国际化风险感知、企业所具备的资源优势构成了跨国公司管理者FDI决策的互动模型，FDI决策是在管理者对国际化风险感知和企业资源优势交互作用下进行的，FDI的变化轨迹充分反映了交互作用的效应和互动模型的产出结果。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外直接投资越来越成为跨国公司进军全球市场的重要手段，然而，经济全球化进程也使得国际化风险，尤其是一些突发性的风险愈发突出，如何更好地在经济全球化视角下将国际化风险因素纳入跨国公司FDI决策过程将有助于其全球战略的实施和实现。

(许晖电子邮箱：susan_xuhui@126.com)

作者：许晖 纪春礼

海湾对华投资论文 篇2：

中国企业如何去海湾

2014年6月上旬，随着科威特首相贾比尔访华以及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的举行，有关中国与海湾国家的关系，乃至“中国—海合会自贸区”的问题，再次升温。

成立于1981年5月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合会”），是海湾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政治经济组织，其成员包括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六国。

由于身处世界能源的心脏地带，“海合会”成员国是任何一个大国都不能小视的。對于中国来说，作为最新外交计划的“一带一路”——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皆与海湾、中东国家有关。

就当前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的关系，以及中国人在这片沙漠之地上的存在，《瞭望东方周刊》日前专访了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商工联合会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刘家麟。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海湾国际交流协会执行会长。

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商工联合会是建立在“海合会”成员国经济一体化基础上的国际区域高层经济组织，下辖六个国家的36个商工会，有超过80万个注册会员。

事实上，它也是目前唯一在中国设立正式代表处的“海合会”成员国合作机构。

“一带一路”需要与海湾国家合作

《瞭望东方周刊》：海湾国家给中国人的传统印象就是石油富豪，你可否谈谈“海合会”成员国现在的经济情况？

刘家麟：“海合会”国家一般有四个特点。第一当然是能源，它们大多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因为拥有能源而“一夜暴富”，但工业和文化、经济情况并不匹配；第二，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计划建设和正在建设的项目规模有2万多亿美元的规模，全球金融危机对海湾国家的影响相对较小。

第三，这里是全球最大的金融资本输出地，比如阿布扎比的主权基金，有一万亿美元左右，主要是海湾国家皇室资本在里面。

第四个特点，这里旅游业发达。迪拜的机场客流量上个月已经超过了英国的希斯罗机场。这里的国民既是旅游消费者，这些国家又是吸引旅游的消费地。比如，沙特的皇家习惯去法国、西班牙度假。他们去呆一两个月，那些三四万人口的小城市的GDP可能就解决了。

海湾国家在目前中国高层领导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和角色。这主要从其地理位置和交通、经贸、金融、文化四个主要方面反映出来。

比如交通，海湾国家位于欧亚大陆之间，是全球最大的能源产地，其地理位置和战略作用使其成为世界最敏感地区。阿联酋迪拜已经成为辐射亚、非、欧的海、空运中心，迪拜的杰贝阿里自由贸易区吸引了全球很多500强企业去发展，它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贸易集散地，自由港的集装箱吞吐量已经达到全球前三。

这些方面，正好可以承载“一带一路”战略并得到延伸。充分利用海湾国家的独特优势，开展全方位的优势互补合作，能够加快实现中央“一带一路”的战略。反之，忽略海湾国家的重要性，那可能会是一个不完整的“一带一路”。

《瞭望东方周刊》：也有说法是，这些国家近年来一直在转型，你怎么看？

刘家麟：其实一些“海合会”成员国早在2003年就开始陆续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他们也在反思石油经济结束以后怎么办？迪拜转型比较成功，早在十五六年前就开始建七星级酒店，当时周围还是沙漠，并不被看好。但是这些标志性建筑最后把周围的房地产都带动起来了，并且促进了旅游业。虽然后来出现了房地产危机，但是恢复得很快，房地产现在又上升了20%。

其实去海湾国家投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就是把下游生产线转移到这些国家以外，而只要整个企业每年增值25%，就会被视为本土产品民族工业。当地融资比较容易，银行没有利息。而且，从这些国家出口到欧美不需要配额，也不会遇到反倾销和制裁。与投资东南亚等地区不同，海湾国家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市场需求和购买力。

这些国家欢迎高科技产品。比亚迪公司创始人王传福刚于5月29日在北京荣获2014年扎耶德未来能源奖的终身成就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再比如，我刚于近期带领一家做高科技银圭新材料的中国军转民企业负责人考察海湾国家，洽谈时，皇室成员和政府政要等当场就决定引进合作。

希望有一个大国可以和美国抗衡

《瞭望东方周刊》：一般认为，海湾地区国家与美国关系密切，这会对“海合会”成员国与中国的合作产生较大的牵制吗？

刘家麟：这个情况确实存在。首先这六个国家的皇室顾问或者大的财团顾问几乎都是欧美人，皇室成员也都在欧美留学，他们很接受西方的东西，很多标准包括技术都是欧美的。这对于刚开始进入的中国企业会比较困难。

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后，海湾国家开始对中国逐渐认可，中国一些企业在海湾国家也拿到了工程项目。但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后，还有很多做的是附加值比较低的东西，甚至很多项目都是海湾国家承包给欧美企业，欧美转包给日韩，日韩再转包给大陆企业。

为平衡欧美在海湾的势力。他们希望有一个大国可与美国抗衡。

“9·11”事件之后，海湾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有所改变。他们为多极化发展开始与中国合作，他们对于中国是寄予希望的。

比如，沙特和中国虽然建交很晚，但对于中国企业普遍欢迎。中国建筑承包企业在沙特可以独资，其余五个国家、除迪拜自贸区外，最多只能持有49%的股份。但是，国际关系还是比较复杂，比如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导致2013年一年沙特几乎没有给中国项目。

相比于东南亚，海湾国家与中国没有地缘纠纷，对于中国态度比较友好。但是，从2002年起迪拜出现一些中国性工作者，使得当地人有一些负面印象。我们希望中国有更多好的东西输出给海湾国家，从而提高中国的形象。

《瞭望东方周刊》：美国在海湾有军事存在，“海合会”成员国的执政者、精英阶层、一般民众对此有何看法？

刘家麟：“海合会”成员国与美国建立军事合作关系，执政者主要考虑的是国家主权和政权的安全。那里百姓大多信奉伊斯兰教，不太热衷政治和军事，从与美国的宗教信仰差异和文化差异来说，很难接受美国军事基地的存在，但他们左右不了执政者的决策。精英阶层有支持执政者和与百姓阶层有同感的两类人。

海湾国家也在适应中国

《瞭望东方周刊》：从2004年启动至今，“中国—海合会自贸区”谈判已近十年，今年沙特王储萨勒曼在与中国高层会谈时也提到了加快推进这一谈判。目前还存在哪些难点？

刘家麟：“中海自贸区”的特点是海湾国家以能源出口为主，中国以机电轻工工程承包为主。首先，这六个国家内部很难统一意见，他们的统一货币和关税谈了十几年；另外，中国和他们之间比较难协调，我觉得还是政策方面的问题，而且现在来看是中国占优势，因为他们的关税只有5%。他们希望中国能降低对他们的关税，给出最大优惠。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海合会”成员国在华投资的主要方向是哪些？

刘家麟：首先是金融领域，代表性的案例就是有“中东巴菲特”之称的瓦利德亲王，工行上市都有参与。其次是酒店，比如北京金融街的洲际酒店就是沙特老板，全球的四季酒店也是瓦利德亲王和比尔盖茨投资。另外，房地产领域也是他们比较感兴趣的。不过，由于在中国只有70年产权，这样，投资会遇到一些问题。

再比如，中国的地方领导更换频率较快，阿拉伯人本来节奏就较慢，而一些项目谈到一半，中方换了领导，就没有继续跟进。他们目前参与中国房地产的方式，更多的是通过一定渠道，从香港投资进入北京上海的房地产业。另外，他们对于购物中心也比较感兴趣。

以往他們通过欧美等金融机构对华投资，现在希望减少中间商。但是他们对于中国的政策法律还是有些水土不服。国外很多媒体宣传在中国投资需要关系，比如地方官员的关系，这是很负面的。最近有消息说，瓦利德亲王通过香港注资京东商城几亿美元。

《瞭望东方周刊》：不同性质的中国企业，大型国企、民企等等，在海湾国家投资面临的困难有区别吗？中国企业在当地的最大挑战都有哪些？

刘家麟：没有区别。这六个国家都是现代君主制国家，但比较开放西化，无论企业大小都一视同仁。关于能源勘探，他们都是国际招投标，中国石油、中国石化都有参加。公路建设等大型项目更多是中国的央企参与，但是在阿联酋这些建筑项目竞争比较激烈，因为中国企业不少都在打价格战。

我希望，未来中国一些附加值高的新能源、新材料、环保节能和沙漠绿化企业可以走出去，这类项目利润也比较高。海湾国家消费能力强，也容易接受高质量的产品。中国企业走出去一定要有打持久战的计划，尽量与当地企业开展优势互补的合作。中铁在沙特如果一开始就与当地合作方开展紧密性优势互补合作，就不会遇到那么多麻烦。

总体来说，中国企业在当地最大的挑战就是自己——“走出去”做好充分准备了吗？这些准备包括对当地的法律、政策、宗教、文化、生活习俗、市场、竞争对手等有多少了解。

海湾国家是一个巨大的新兴市场，关税低、无外汇管制、政策开放、商机无限，但同样也伴随着风险。做好充分准备、机制灵活的江浙民营企业在当地发展很快，每年贸易额都呈增长态势。虽然有准备充分的中建等央企，在海湾国家承建了许多大型工程，取得了良好的效益。但也有些机制不太灵活的央企，因为准备不充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作者：徐颖

海湾对华投资论文 篇3：

浅析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间的相互投资

阿拉伯国家是指阿拉伯联盟的成员国，主要以阿拉伯民族为主的国家，居民大多信仰伊斯兰教，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目前阿拉伯国家和地区共有22个，主要分布在西亚、北非地区，总面积约14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总数约1.5亿。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间的友谊源远流长。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间的相互投资始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新世纪以来，双边投资持续增长，投资领域不断扩大。中国已与除索马里、巴勒斯坦、毛里塔尼亚、科摩罗、伊拉克、利比亚以外的16个阿拉伯国家签署了投资保护协定。截至2010年底，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累计实际投资额超过150亿美元，阿拉伯国家对华累计投资达26亿美元。阿拉伯国家已成为中国企业对外合作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

一、阿拉伯国家对华投资

（一）20世纪末的阿拉伯国家对华投资

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为阿拉伯产油国带来丰富的石油美元，阿拉伯银行业开始走向国际化，加大对外投资力度。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投资环境日益改善，石油、石化等能源行业的投资扩建有利于吸引阿拉伯资金。因此，在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原则的指导下，双方逐步开展双向投资。

中国利用阿拉伯国家的资金主要包括政府贷款和直接投资两种方式。中国最早利用阿拉伯国家资金是在1982年，科威特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三项贷款协议，科威特基金向中国提供总价值3030万第纳尔（约合1.07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分别用于安徽宁国水泥厂、长沙人造板厂和厦门机场的建设。到1995年为止，科威特是阿拉伯国家中唯一向中国提供政府贷款的国家，也是中国利用阿拉伯国家资金最多的国家。

1984年，黎巴嫩、约旦和利比亚三国开始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以合资和合作企业为主。直到1991年，阿拉伯国家在华投资都集中在服装加工生产行业，每年投资项目不超过10个。1992年以后，阿拉伯国家对华投资额略有增加，合同外资金额从1992年的874万美元，上升到1997年的3660万美元，但由于金融危机，到1999年又回落到2110万美元，呈起伏发展态势。这一阶段，投资中国的阿拉伯资本主要来自科威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投资领域进一步扩大到石油化工等规模较大的领域。

（二）新世纪以来阿拉伯国家对华投资迅速增加

长期以来，海湾国家的投资对象主要是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和部分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投资一直处于低水平，且投资领域狭窄。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向东看趋向，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湾产油国对中国投资迅速上扬。2000年底，阿拉伯国家对华直接投资存量只有约2亿美元，2010年阿拉伯国家对华直接投资流量为6.5亿美元，投资存量为116亿美元，海合会六国投资存量就达到107亿美元，而2003年仅为7.9亿美元。其中沙特和阿联酋对中国的投资位居第一和第二。投资领域从原先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展到金融、地产、酒店等，能源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加强。2006年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IPO,沙特、卡塔尔和科威特主权财富基金纷纷竞购，成为海合会对华投资的转折点。

海合会国家对中国的投资通过主权财富基金和合资的方式进行。如海合会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目前已入股四川久大盐业、工商银行等中国企业，并在上海等地设立了代表处。海合会国家还加大了与中国在能源领域的投资合作：如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和中国石化按50∶50的股份比例，于2009年11月合资组建了中沙（天津）石化有限公司，该项目主体建设投资268亿元，加上配套工程，投资总额达到340亿元；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总投资约为183亿元建设天津百万吨乙烯项目。双方各持股50%。

二、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投资

从总体上来看，中东阿拉伯地区不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点地区，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阿拉伯国家甚至不是中国企业特别愿意拓展贸易、进行投资的地区。但是，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及中东阿拉伯国家成为我国能源进口主要来源地，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经贸关系才真正引起人们的注意。总体来看，中国企业在阿拉伯国家投资具有以下特点：（1）投资起步低，但增长迅速。2000年底，中国企业对阿拉伯国家直接投资金额累计只有约1.03亿美元，2003年达到5.13亿美元，截止2010年底，更是达到43.97亿美元（见表1）。（2）中国企业投资总量不多，但分布国家较广，几乎遍及阿拉伯国家。（3）地区大国成为中国企业投资的主要目标。中国企业在中东阿拉伯国家的投资领域涉及能源开发、轻工、纺织服装、机械制造、汽车组装等工业和制造业，以及信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金融贸易服务业，有助于当地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就业和技术提升。

（一）中国对海合会国家投资

中国对海合会国家的投资起步较晚，规模较小。2000年以来，中国对海合会投资逐年增加，从2003年的1千万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75亿美元。但海合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较小，大都在1%以下，且投资领域狭窄，主要是设立在阿联酋的一些中小型加工厂。2001年以后，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贯彻和实施，中国企业在海合会国家的投资规模逐渐扩大，行业领域渐趋合理，经济效益日渐提高，独资、合资企业日渐增多，能源领域的合作日益向纵深发展。例如，2007年，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与马来西亚和沙特公司达成协议，采用中国的技术和设备，在沙特吉赞经济城建设年产100万吨电解铝厂，项目投资30亿美元，中方占股40%。未来，中国对海合会投资发展方向是以资源开发领域的传统投资合作为主要方向。

（二）中国对北非阿拉伯国家的投资

北非阿拉伯国家是中国在非洲重要的贸易伙伴，双方经济互补性强，是对非洲直接投资的重要区位选择，亦是中国产业转移的理想之地。中国对北非直接投资呈现如下特征：从投资存量看，截至2008年末，中国对北非投资存量占中国对整个非洲投资存量的27%；从投资流量看，2003-2008年中国对北非国家投资流量整体而言呈稳步上升态势。从投资国别看，主要集中在苏丹、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等能源丰富国家或地区大国；从投资领域看，中国对北非投资已涉及多个方面，但资源类行业，尤其是油气、有色金属等自然资源领域所占比重依然最大。当前，中国和北非阿拉伯国家面临深化投资合作的历史性机遇，未来，中国对北非国家投资的产业应主要集中于能源、农业、机械制造业及通信产业。

三、双边投资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机遇

第一，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向东看政策。“9·11”事件之后，以沙特、埃及等国为主的阿拉伯国家开始实施向东看的政策，2011年的阿拉伯巨变仍未改变这一趋势。其基本的动因主要是：美国反恐、民主变革的压力；美国能源政策的调整；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持续升高的能源需求；阿拉伯国家在能源供应上平衡欧美的政策。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双方经济合作出现了巨大机遇。

第二，“中非”、“中阿”双论坛的制度安排。2000年，中非论坛建立，2004年中阿论坛启动。这两个论坛已成为推动中国与非洲及阿拉伯国家合作的重要平台。除了在政治层面设立峰会或部长级会议外，政府部门、专业机构和民间社团也通过各种渠道建立交流机制。

第三，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上的契合点。主要表现在能源生产、出口及能源消费；基础设施落后、匮乏及强大的建设、施工能力；制造业的发展需求及适用的技术和制造能力；粮食供应和安全问题及寻求共同的解决方案。 从海合会对外投资的发展趋势看，2010-2015年，海合会对外直接投资将继续增加。

（二）挑战

目前，海湾国家对中国投资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海合会对中国的投资虽然继续增长，但投资量依然较小，海合会对中国的投资仅占外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较小比例，如2008年仅占7.1%。二是海合会对中国投资的结构有待优化，海合会对中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石油石化等能源行业，以及金融、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等服务业，甚少涉足第一产业。三是海合会国家自身经济发展问题，例如海合会国家市场狭小、人口稀少，不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自然资源禀赋结构单一、石油美元无法带来技术和市场、石油美元偏好金融投资等。

从中国对阿拉伯投资方面来说，阿拉伯国家能够对中国企业的投资产生致命性影响的问题有：

第一，地缘政治风险。例如伊拉克战争、伊朗核问题不断升级以及西方国家对伊朗的制裁甚至是有可能爆发的伊朗战争、苏丹南北分离，尤其是近一年多来的阿拉伯巨变，对地区格局产生剧烈冲击，中东地区将进入一个较长时间的持续动荡时期。在动荡中求变革，在变革中寻求稳定，将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

第二，美国的政策和意图。海湾等阿拉伯国家以及埃及等北非大国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盟友，美国对该地区的影响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国企业进军阿拉伯国家，不可避免受到美国的影响和制约。

第三，法律保障机制落后。中国有必要加强对中东阿拉伯国家投资政治风险的防范及其相关法律机制的构建，从而有效地保护中国投资者的利益和安全，促进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投资。

2011年7月在宁夏银川举行的第二届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论坛理论研讨会和第二届中阿经贸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政府人员、外交官和企业家都表示，中东局势动荡不会影响中国企业家投资中东的热情。未来中国企业在阿拉伯国家投资将可能重点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石油，中国将在阿拉伯国家投资石油开采和石油勘探以及其他的石油产业链项目，这个领域会有更多的项目和更多的进展，这和中国寻求资源型投资有密切关系。二是工程建设承包，这是中国企业“走出去”非常重要的方面。阿拉伯国家现在和未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是很强劲的，所以工程建设承包将成为中国在阿拉伯国家投资极具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行业。

参考文献：

[1]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主编，《第四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关系研讨会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3月。

[2]王正伟主编，《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论坛理论探讨会论文集2010》，宁夏人民出版2010年8月。

[3]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统计司编，《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

作者：姜英梅　王晓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