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决策与投资效益管理论文

投资决策与投资效益管理论文 篇1：

以财务为核心的企业经营管理体系建设探析

摘要：本文以石油石化企业为例，从企业成立的目标与企业经营管理的关系入手，阐释了建立以财务为核心 的经营管理体系的意义，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角度分析了以财务为核心的经营管理体系的含义、企业财务管理 的现状，解读了构建该体系应做的重点工作，提出了正确处理财务管理和其他职能管理关系的建议。

关键词：财务；经营管理体系；价值管理；财务转型

企业作为复杂的经济组织，其运行包含的成本控制、 资金运作、盈利情况、投资回报等诸多生产经营环节，都 存在财务管理的问题。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企 业越发展，财务管理越显重要。锻造百年老店，实现卓而 不群，企业必须以价值为引领，打造以财务为核心的经营 管理体系。

一、以财务为核心的企业经营管理体系的含义

以财务为核心的经营管理体系，不是狭义的以财务 部门或财务工作为核心，其深层的含义是上至企业决策 层下至基层的员工都将企业的价值最大化融入日常工作 中，全员重视企业的价值创造，从集团层面予以高度重 视，做好顶层设计，建立相应的配套考核机制并持续抓好 落实。

一是价值创造。该体系的本质是价值引领、效益优 先。

二是全员参与。该体系以财务为核心，将财务对企 业价值创造的计量、测算和评价的方式方法理念，运用到 生产经营中，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贯彻实施。

三是站位全局。该体系运用先进的财务管理手段谋 求企业效益最大化，强调财务工作站位企业全局，而非人 为突出财务部门作用、增加财务部门力量。

四是支撑决策。该体系在确保会计核算质量、提高 会计核算效率的同时，尤其注重发挥财务预算的指导控 制作用，强调会计核算结果的“深加工”和“再利用”， 为企业决策提供更具价值的财务信息。例如运用管理会 计工具对企业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发展能力 进行分析，以及本量利盈亏平衡分析，投资决策分析，产 品寿命周期分析等。

五是动态优化。该体系对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链 条（价值链）实行动态管理。例如，不断优化企业符合 市场需求产品的生产、经营、管理等环节，使产品延长价 格优势时间。另外，通过困难企业体制机制调整进行转 产、合并或人员、资产剥离等方式改革，达到增效（减亏） 的目标。

二、建立以财务为核心的企业经营管理体系的意义

（一）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呼唤财务管理

企业成立伊始，将必然经历发展、成长、成熟、衰退几 个阶段。虽然每个阶段的目标、任务不同，但追求价值最 大化和股东回报最大化是根本的和最高的目标。企业实 现价值最大化就是通过理财实现财富最优的过程，财务 管理的本质就是理财，可见财务管理是实现价值创造的 必然工具。

（二）现代企业管理核心在于财务管理

现代企业管理主要包括人、财、物、产、供、销、技术等 七个方面。现实企业中人事、物资、生产、销售、技术管理 往往是要么不以价值量作为必然选择，要么不具备全局 观，实施的是局部的定向管控。而财务管理则是以价值 为计量标准进行全面管理，实现价值创造目标。可见财 务管理必然是企业管理核心内容，必然成为企业管理的 灵魂，只有它能起到串联其他六个方面管理的作用，使企 业的整个管理形成合力，保障企业的发展。

（三）企业长远发展需要财管管理

企业发展的外在表现和衡量标准是创造的价值。随 着企业内部生产经营流程的细化、产品的多元化，营销方 式和盈利模式的变化也越来越快。究竟这些流程是否合 理，产品是否赚钱，营销方式是否持久，都要以能否创造 价值、能否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来衡量，要以最少 的投入换取最大的收入。而这些都无法自动实现，只有 通过科学的财务管理，才能准确判断、实现盈利，进而推 动企业发展。

（四）经营管理现状迫切需要加强财务管理

国际油价从 2014 年下半年“断崖式”下跌以来，我 国经济发展呈现出“新常态”，特别是随着《中国制造 2025》的出台，经济发展表现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 力转换三大特征。在此大背景下，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由 单纯注重利润管理转向利润管理与价值管理并重，由注 重资产管理转向资产管理与资本运营并重，由注重资金 市场转向资金市场与资本市场并重，由注重会计核算转 向管理控制与决策支持并重，逐步实现由核算型向价值 管理型的转变，构建以财务为核心的经营管理体系也就 成为必然。

三、目前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现状

企业在效益上行阶段容易忽视财务管理价值，注重 扩大生产和销售工作，石油石化企业在 2006 年至 2014 年初面临同样的问题。在经济新常态和国际低油价下， 石油石化企业逐渐重视“以财务为核心管理体系”的建 设与运作，虽迈出第一步，但尚未实现一体化、全员化、系 统化和组织化。现对其分析如下：

一是思想陈旧。目前仅有部分企业开始真正意识到 企业财务管理的价值与作用，摒弃拼产量、创效益的老旧 观念，取而代之的是提高效率效益来创造价值的科学观 念。部分企业领导仍没有真正彻底转观念、转方式，仍然 残余着高油价时代的陈旧思维，存在产值产量就是效益 的落后思想，未能真正理解市場对产品决定权的意义，尤其在油价下跌时，买方市场对产品更加挑剔与苛刻，没有 真正完成从产值向效益的转变。这直接阻碍企业“以财 务为核心的管理体系”的建立与运行。

二是功能缺失。虽然企业设置了管理会计部门，强 化了会计核算中预算等前端业务管理；利用管理会计工 具对会计核算结果进行“深加工”，但从机构设置到业务 处理尚不系统、缺乏组织保障，同时，企业对管理会计结 果的利用率仍处于较低水平。

三是衔接脱钩。部分企业管理部门之间的“壁垒” 破除任务艰巨，经济业务决策过程难以形成合力。目前， 企业管理部门的设置及职责划分能较好地从业务办理方 面迅速落实责任主体。但是，彼此间也竖起了“无形壁 垒”，形成“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管理格局，分级分段 管理容易与企业整体目标脱钩，严重制约企业“以财务 为核心的管理体系”的建立与运行。

四是人才匮乏。一些企业管理会计人才比较缺乏。 目前，企业对管理会计的运用大多是片段化和朴素化，其 重要原因就是普遍缺乏具备会计管理理念、财务管理能 力的管理会计人才。

五是系统不全。有的企业领导认为，价值管理和价 值创造是财务部门的业务，其他部门没有参与或充分参 与到企业的价值创造活动中。一方面，部分部门不知道 自身价值创造活动何在，另一方面，各部门无法形成合 力，提高企业整体价值创造能力。这就导致以价值创造 为显著特征的全员财务管理模式尚未形成。

四、构建以财务为核心的企业经营管理体系

一是大力宣传财务价值管理理念。企业各级组织、 各级领导、每名员工都要深入领会并自觉执行财务价值 管理理念，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价值创造，正所谓“三军用 命胜可期”。企业必须用心用力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宣传 贯彻财务价值管理理念。

二是营造全员参与的浓厚氛围。企业要创造效益、 创造价值，员工的因素至关重要。通过财务管理机制调 整，释放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激发员工的聪明才智，为 企业创造价值奉献力量。企业要牢固树立“每个部门都 是创效主体”“每个班组都是核算单元”“每个员工都是 价值创造者”的“全员财務”理念，让全员真切认识到 财务管理涉及范围的广泛性、业务的复杂性、价值创造的 重要性，从而主动参与和落实相关工作。

三是严格落实总会计师为主体的财务管理责任制。 企业党政领导要彻底转变观念，摒弃唯“产值”论，加大 总会计师在生产经营决策中的权重，在新上项目中，应赋予总会计师“一票否决权”权力。通过顶层设计和制度 安排，彻底扭转“领导班子中财务老总排名最后、经营业 务安排财务老总最后知悉、业务决策中财务老总最后签 字”的边缘化局面。通过强化总会计师履职的权力和责 任来增加其对经营管理决策的话语权，自上而下推动以 财务为核心的管理体系建设与运行。

四是加快财务转型工作。目前，部分企业财务职能 仍以核算为主，主要反映企业经营过程和结果，系“报账 型会计”，侧重对外报告服务。为此，要加快建设共享中 心，由共享中心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服务协议和标准操作 流程，收集处理各企业同质化的记账、核算与报表工作， 做好资金结算、会计核算、报表编制等工作，履行财务监 督职能。结合单位情况，依据岗位职责重新调整优化或 设计业务流程，以业务流程为基础，对取消会计核算岗后 的剩余财务人员重新设置岗位。针对资金、资产、往来、 税务、报销、档案等业务重新设定综合运营管理岗、预算 管理岗、管理会计岗（决策支持）、经营分析考核岗、战略 与风险管理岗等。企业端财务人员要把精力放在参与管 理、分析问题上，例如研究单位扭亏的战略性前瞻性问 题，真正为企业决策提供依据。

五是强化财务信息应用。充分利用会计共享中心的 业务特点，夯实会计工作基础，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为财 务管理和企业决策提供参考。深化企业业务数据分析， 加大经营大数据分析力度，充分挖掘大数据价值，从而指 导经营管理决策，为企业健康发展奠定基础。要打破企 业内部信息系统繁多，衔接存在缺陷、信息孤岛、信息流 通不畅通的局限，建立企业内部云数据，容纳包括宏观数 据以及财务、生产、销售等微观数据，为经营分析提供数 据来源。构建通过适合于企业自身发展的分析评价模型， 查找企业优势与劣势所在，并做出准确判断，使企业的经 营战略适时与市场实现联动。

六是完善财务过程管控体系。强化精益财务管理。 围绕改善企业盈利能力，实施精益财务管理，充分挖掘和 利用现有资源，消除不能创造价值的作业，从而降低成 本、提高利润。创新体制机制管理，优化业务流程，构建 以创造价值为目标的管控体系。坚持资源配置市场化， 建立完善资本投入与资金成本相结合的责任体系，落实 资金使用主体责任，严格资本占用回报。加强资本结构 管理，建立合理的资本结构，改善企业资信水平，充分发 挥企业负债的杠杆作用。完善价值指标评价体系，全面、 科学地评价投资项目，对于未达到预定投资效益的项目 及时妥善予以处理，防止造成更大的损失。

七是建立统一预算管理系统平台。把预算管理作为 财务价值引领的核心，在集团公司层面建立统一的全面 预算管理系统。目前，大型国有企业各事业部及下属企 业的预算管理平台各不相同，使用水平差异较大，且都有 提升的需求。应通过整合提升目前的预算管理平台，有 效促进“事前预算、事中控制、事后对标分析及评价”的 全过程预算管理，以提升预算管理标准化水平，为企业提 高创效、增效能力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从企业经营者到 基层班组长，都要以全面预算管理为主线，实现全员算 账。企业领导在做决策时，首先要考虑成本与效益，算全 企业的效益账。各单位与部门领导要算单位和部门的效 益账，这些效益必须与单位的职工个人效益、与部门领导 个人效益直接挂钩，形成考核联动机制。要实现内部预 算与市场的联动，分析预算执行情况不但需要从数据中 找问题，还要由生产管理运行部门进行现场落实，安排生 产计划，市场销售部门去检验，再反馈，从而形成“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市场检验—反馈—再发问题”的闭环 系统。

八是强化财务风险防控。企业生产经营风险最终体 现为企业效益的不确定性，财务工作需要直接面对防控 市场环境风险、财税政策风险、汇率风险、境外国家政治 风险以及在经营过程中的内部控制风险。财务信息是企 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最终结果反映，财务可通过预算制定 与执行的综合反映，判断在各个生产环节的问题和风险， 并配合生产部门制定各个环节相应的措施，通过经营考 核强化措施落实到位。

五、正确处理财务管理和其他职能管理的关系

企业确立以财务为核心的经营管理体系，只是理顺 了企业内部机制问题，而要想充分发挥该体系的作用，还 必须妥善处理财务部门同其他部门的关系。唯如此，才 能使企业的整体管理协调、高效，才能有效推动企业发 展。

一是树立“全员财务观”。以财务为核心的经营管 理体系将企业各职能部门管理统合在一起，但这种统合 必须以思想观念转变为前提，否则各个部门之间还是壁 垒重重，难以从整体上有效发挥作用。如何转变观念？ 那就是教育员工树立“全员财务观”。具体地说就是每 个部门每名员工的工作都要以价值为引领，强化效益意 识，对管理的精细程度、管理效率与效果、管理的成本与 效益进行有效平衡。同时，各部门的管理成本与效益由 财务部门测试后，由企业总裁层面进行平衡，有效解决管 理的投入与产出问题，解决好“干了再算”还是“先算后干”的问题。通过机制的调整和完善，强化业务部门 的成本管理责任，促进业务部门提高降本意识 ， 推进成 本管理链条向设计、工艺、采購等源头延伸，建立以企业 价值为导向的目标成本管理责任成本中心（或利润中 心），使整个企业的管理行为动因与管理效果达到最优， 从而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

二是发挥其他职能管理的作用。选择以财务为核心 的经营管理体系是企业长期发展的必然选择，但这并不 是说其他职能部门的作用就不重要了。相反，没有其他 职能部门的功能管理，企业照样无法实现经营目标。只 不过在该体系下，人们更重视价值理念，使 HR、材料、财 产、生产、销售、技术研发等部门以算好效益账为开展工 作的前提，避免忽视整体利益的部门利益最大化现象，以 及过度管理现象。这就表明企业要盈利、要生存、要发展， 不管企业的管理体制机制如何调整，职能部门终究必须 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离开了职能管理部门的管理，企 业将无法正常运转，财务部门将无财可理，无账可算，何 谈效益、价值？所以企业在树立”全员财务观”后，还必 须重视发挥各个职能部门的管理作用。

三是妥善处理与其他部门的关系。企业的财务部门 应根据业务部门的现实需要，加强业务部门人员的财务 业务培训工作。尤为重要的是，财务部门应该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向业务部门普及财务知识，使业务部门能利用 财务知识算好自己的效益账。企业财务人员应了解基本 的生产经营业务知识和业务流程，明了关键流程和关键 控制点。将财务事后控制变为控制前移，对包括可研、生产组织、销售政策等环节提出财务建议。企业业务人员 在基本掌握财务知识的基础上，要对本部门的业务建立 财务绩效基本模型。这样，一方面能及时同财务部门对 接；另一方面，能通过财务绩效基本模型控制本部门的收 入、成本费用、效益等关键指标。当今社会唯一不变的就 是事物在不断变化。财务人员不能墨守成规，用过时的 方法去处理新业务，要有前瞻性，结合企业的战略，加强 业务学习。财务部门要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应 企业发展所需，在财务制度允许范围内，灵活处理具体事 务，促进企业经营管理活动有序运行。

参考文献：

[1] 袁绪民等 . 财务共享下财务人员的转型出路 [J]. 财会月 刊 ，2014（3）.

[2] 李航 ， 樊西为 . 现代企业管理会计报告体系的构建及应用 研究 [J]. 中国总会计师 ，2015（10）.

[3] 王延昌 .“互联网 +”下的财务人员转型发展探讨 [J]. 中国 总会计师 ，2015（10）.

[4] 郭晓梅 . 高级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 [M].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 社 ，2016.

作者简介：时云峰（1971—），中原石油勘探局有限公司 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赵艳玲，中原石油勘探局有限公司高级会计 师。

（责任编辑：朱希良）

作者：时云峰 赵艳玲

投资决策与投资效益管理论文 篇2：

管理会计在企业投资决策中发挥作用分析

[摘 要] 本文主要针对管理会计在企业投资决策中发挥的作用展开深入研究，然后阐述了管理会计在企业投资决策中应用的不足之处，比如投资决策前期调研工作有待完善、缺少科学的管理会计方法、财务人员管理会计工作能力不足等，最后重点论述了几点完善对策，主要包括加强投资决策前投资价值分析、加强专业管理会计方法的应用、注重投资决策的风险防范、积极培养财务人员管理会计应用能力等，以便促进企业投资项目顺利地开展，保证投资决策的准确无误，防止安全风险出现，确保良好的成本管理效果。

[关键词] 管理会计 企业 投资决策 作用

在新形势下，企业投资决策是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对此企业内部上下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关注。其中，在会计模式中，管理会计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企业投资决策方面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通过管理会计与企业投资决策的紧密融合，可以确保企业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充分彰显出管理会计的应用价值，进一步完善管理会计体系，在整体上确保企业投资效率的稳步提升。

一、管理会计在企业投资决策中的应用优势

首先，有利于不断增强企业在现代商业环境变化中的适应能力。众所周知，现代商业发展速度极其迅猛，企业要想实现与全球经济发展的紧密融合，并获得较高的竞争优势，关注国内市场的经济形势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同时对外部市场也要高度重视。管理会计的应用，可以使企业管理理念在管理方式中体现出来，从而不断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更好地适应商业环境的变化发展趋势。

其次，有利于确保企业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对于市场经济而言，投资决策在本质上就是竞争，所以对企业的战略决策要有较多的要求。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要确保决策的准确无误。通过管理会计的应用，可以提升战略决策的高度和深度，确保良好的管理效力，对企业发展的诸多因素进行系统化的考量，从而做出决策。

最后，有利于将短期效应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传统会计在决策效益的评价方面过于注重节约材料和人工，由于过于注重短期效应，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企业其他部门的利益，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也很难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而借助管理会计，长期性和全局性特点得到了充分体现，高度重视决策方案的财务效益，使决策的财务效益、非财务效益体现出来，从而可以确保企业投资决策评价的准确无误。

二、管理会计在企业投资决策中应用的不足之处

（一）投资决策前期调研工作有待完善

对于企业投资决策而言，旨在确保投资者预期投资目标的实现，借助规范程序、专业方法，不断提高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发挥出良好的预测和评估能力。在传统投资决策方面，访问法和分析方法等比较常见[1]，程序过于简单化，企业在分析投资项目可行性方面，其系统性和严谨性严重缺失，相关信息依据的真实性难以保证，从而影响企业管理者的投资决策。

（二）缺少科学的管理会计方法

在企业不断发展过程中，在决策之前，要加强管理会计的应用，为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提供一定的依据。但是在实际上，由于家族性企业的出现，很难保证企业决策者分配的合理性，而且集权化现象也比较严重[2]。同时，一些企业管理者也尚未高度重视管理会计的职能，很难充分发挥出管理会计的职能，一些企业对管理会计职能的认知仅仅停留在静态层面上，资金的时间价值尚未发挥出来，所以影响着企业自身的投资决策，也不利于有效应用管理会计。

（三）财务人员管理会计工作能力不足

管理会计是一门新兴学科，诸多财务人员对记录历史数据过度重视，在分析工作和大数据处理过程中，则出现了较多的薄弱点和空白点，一些财务人员在投资决策中的应用能力有待完善，投资决策需求与管理会计水平的要求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不利于提高投资决策参与能力。

三、管理会计在企业投资决策中的应用策略

（一）加强投资决策前投资价值分析

在企业投资决策过程中，投资价值分析不容忽视，要对项目实际情况进行充分了解，加强专业化分析，将项目各项经济指标充分反映出来，确保结论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对于投资价值分析而言，要基于项目市场化大环境，对项目的可行性进行深入分析，确定好投资项目实施的价值性。在投资价值分析中，通过管理会计的应用，可以显著提高企业投资风险的防范能力，为提高投资效益带来可行的帮助。其中，要加强大数据技术的引入，将管理会计和信息技术结合在一起，借助信息技术做好信息收集和处理工作，将大型设备的各个环节数据进行共享，比如采购、安装以及运行维护等，从而给予历史数据准确性和实时性一定的保证，将管理会计方法的适用性体现出来，从而大大提高企业投资决策的科学性。

（二）加强专业管理会计方法的应用

在企业实际决策需求方面，管理会计的分析模式具有多元化特点，所以企业在投资决策过程中要将管理会计的用途明确化，保证高度的科学性。其中，常见的分析方法主要包括成本性态分析、成本—效益分析等，针对被研究的项目，可以大大提高定量描述的精准性，使企业投资决策变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同时，管理会计在企业经营活动和企业投资活动中具有较高的适用性，企业管理人员通过管理会计方法的应用，可以在投资决策的整个过程中体现出来，比如市场分析调查、投资估算等[3]。在实施管理会计过程中，管理者通过加强投资活动关键指标的运用，可以精细化分析投资项目，确保高度的可行性，对优化企业投资管理决策提供一定的帮助。

（三）注重投资决策的风险防范

管理会计人员要对投资性质进行分析，明确投资估算，对投资所需的时间进行合理、科学的预测，进一步估算项目投资总额和资金需求，确保估算投资总额的准确性。通过管理会计在投资决策中的应用[4]，企业可以加强内部报酬率IRR计算的应用，对投资产生的资金成本进行深入分析和估计，从而确保投资收益率计算的准确性。内含报酬率比资金成本率大，方案的可行性才比較高，而且内含报酬率较高，更可以使方案的可行性得到保证。借助分析预测和专业数据，可以给予投资决策的可操作性强有力的保证，从而防止投资决策风险出现。

（四）积极培养财务人员管理会计应用能力

管理会计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在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决策和投资分析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比拟的作用和优势，管理会计工作所获取的信息，可以为企业管理者决策提供一定的帮助，确保组织战略目标的达成。在企业投资活动实施之前，要结合项目投资需求，选出资质良好的财务总监[5]，全方位、多角度地考察人员的综合素质和管理能力等。在企业投资决策和实施阶段，财务总监要保证较高的参与度，并做好资金筹集工作，以便更好地开展项目。管理会计人员也要积极参与到投资项目调查这一环节中来，将企业投资或并购后的财务整合工作落实到位。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企业投资决策方面，管理会计发挥着不可比拟的作用和优势，有利于企业管理者投资决策的准确无误，推动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其中，在管理会计实施过程中，要注重将加强投资决策前投资价值分析、加强专业管理会计方法的应用、注重投资决策的风险防范、积极培养财务人员管理会计应用能力等措施落实到位。基于此，可以将管理会计与企业战略发展目标结合在一起，以便为企业投资决策提供全新的发展方向和道路。

参考文献：

[1]张红玲.管理会计在教育财务管理中应用策略研究[J].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9，21（04）：20- 22.

[2]王小龙，程宁，李鹏，黄双，郭小民，解洪勇，王守继，王宁，权泉.以资源创效链模型（RCC）为基础的管理会计体系建设[J].国企管理，2019（13）：30- 45.

[3]许崴.推进以管理会计体系建设为切入点的企业会计改革的思考[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9，31（03）：90- 96.

[4]朱锦亮，陆盛德，黄曼，林奕，陆文婷，李颖，张玉琳，赵雪媛.构建决策服务型业财融合管理会计体系——以广西移动为例[J].管理会计研究，2019，2（02）：65- 71，88.

[5]贾改仙.管理会计体系构建相关问题思考——基于保险公司分支机构视角[J].时代金融，2019（08）：103- 104.

作者：陈辉

投资决策与投资效益管理论文 篇3：

余绪缨管理会计学术思想述评

余绪缨先生一生学贯中西、卓然有成、著述颇丰，堪称中国当代会计大师。余先生的许多学术思想对中国会计学术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余先生一生出版了专著、教材和译著34部，发表学术论文151篇，涉及会计基本理论、经济活动分析、管理会计、企业财务管理、会计教育与人才培养等众多学科领域。但是，作为中国现代管理会计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余先生的学术思想更多地体现在管理会计基本理论与方法。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梳理余先生的主要研究文献，评述其管理会计学术思想。’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迎来了所谓“科学的春天”。这时，余先生重新焕发了“学术的青春”，在对其长期教学与研究成果进行认真总结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当时经济管理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经验和新问题，努力在理论上做出新的概括和探索，并将其系统地反映在其主编的《工业企业财务管理》和《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两本教材上，以此作为学术研究“承前启后”的连接环。这两本教材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被当时许多高校和自学考试选为教材。

一、会计基本理论

基于中国特定的情境，改革开放之前，余先生主要研究会计基本理论。

(一)通货膨胀会计20世纪40年代，余先生借鉴西方会计理论，在中国最早致力于通货膨胀会计的研究，发表专题学术论文《币值变动会计之理论及其方法》全面研究在持续通货膨胀环境下，如何以“资本保持理论”(Capitalmaintenancetheory)为中心改革传统会计理论与方法。其观点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即使在现在也依然闪烁着光芒，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该研究文献因此而被称为中国通货膨胀领域的先导性研究文献。

(二)经济核算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余先生结合中国会计实践，深入研究前苏联的会计理论与方法，详尽地研究了财务与成本核算原理、复式记账原理、会计报表结构与分析原理等多方面的问题，形成了一个首尾一贯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体系。特别是《论固定资产折旧与再生产》和《再论流动资金利用效果的指标体系及其分析》这两篇研究文献将前苏联在这个领域的著名专家阿法那西也夫、毕尔曼、拉特聂尔等教授已做的工作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修正了上述前苏联专家在相关论著的某些片面或似是而非的认识，进而使之更加科学化、精密化。

20世纪60年代，为了促使企业重视经济效益，余先生着重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发表专题学术论文《社会主义企业经济核算的客观基础问题》和《社会主义企业经济核算的基本特征和指标体系探讨》。前者明确地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继续发挥作用。后者则更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企业是以“独立资金为基础、等价交换为纽带、收支配合为条件”不断实现其再生产活动为其基本特征，并以此为基础，科学地设计了一套能全面反映和评价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指标体系，借以通过其具体运用，使价值规律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三)会计本质与会计学科属性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踏上改革与开放的征程。但人们思想上还存在浓厚的“阶段斗争”潜意识。这种“阶级斗争”潜意识表现在会计研究领域就是会计学科属性(是否具有阶级性)的论争。基于这种特殊情境，余先生以超常的胆识和洞察力在其富有创建性的研究文献《要从发展的观点，看会计学的科学属性》提出“怎样认识会计学的科学属性，是以怎样认识会计的性质为其基本前提”，从而在中国首次提出“根据当前的现实及其今后的发展，应把会计看作是一个信息系统，其主要是通过客观而科学的信息，为管理提供咨询服务”。“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实质上是一种特定的语言，一种特定的方法；而语言或方法，是无所谓阶级性的”。余先生进而认为“明确了会计的基本性质，对于会计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也就易于理解了”，从而进一步提出“会计学是一个专门的知识领域，……着重研究如何科学地组织和完善会计信息系统，使之更好地发挥其管理咨询作用的一门方法论的科学”。之后，余先生再次提出“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它所提供的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仍在不断发展中”。余先生这个观点不仅后来发展成为中国会计理论界有关会计本质的主流观点，即便在今天，余先生的观点也具有相当强的前瞻性。

针对当时“争论不休”的“财务与会计关系”问题，余先生旗帜鲜明地指出“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它为管理(包括财务管理)提供有用的信息。会计为管理服务，但不是管理本身”，从而进一步认为“财务(管理)”与“会计”是两个独立的学科。之后，余先生又专门撰文阐述这种观点。尽管这种观点在今天早已成为一种共识并成为一种常识，但是，在当时那个特殊时期，余先生的观点无疑对积极推进独立的财务(管理)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管理会计基本理论与方法

随着中国的改革与开放，西方的许多会计学术思想开始传入中国。这时，余先生深感“现代管理会计是一门新兴的将现代化管理与会计融为一体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在中国原属空白，但在现代化经济管理中却极为重要”。为此，余先生竭尽全力，从无到有，在中国率先致力于“管理会计”学科的引进与创建、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富有开拓性的成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学科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管理会计的对象与方法余先生认为“对象问题是学科建设中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一门学科的对象，是其特定领域有关内容的集中和概括，是贯穿于该学科的始终的。从这个认识出发，应如实地把现金流动(cash flow)看作是现代管理会计的对象”。因为“现金流动具有最大的综合性，通过现金流动的动态，可以把企业生产经营的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全面、系统并及时地反映出来”。

解决了管理会计的对象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一门科学或学科，不仅有其特定的对象，而且有其特定的专门方法。那么，什么是现代管理会计的专门方法?”余先生认为“现代管理会计所用的方法，是属于分析性的方法，借以从动态上来掌握它的对象——企业生产经营中形成的现金流动”，因此，“差量分析作为现代管理会计的基本分析方法，是贯穿始终的”。

(二)管理会计基本框架与学科性质20世纪80年代初，余先生认为现代管理会计的形成与发展，可以大致地区分为执行性管理会计与决策性管理会计两个阶段。由此，余先生认为管理会计的基本框架包括“计划与决策会计”和“执行会计”，而“决策会计”基于“首位”，“计划会计”是连接“决策会计”与“执行会计”的桥梁。进入21世纪之后，余先生认为“20世纪80年代，管理会计完成了从执行性管理会计向决策性管理会计的转变之后，又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和创新，使得现代管理会计从广度、深度和高度上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由此，余先生“与时俱进”地认为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管理会计的形成与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成本会计(Cost accounting)、现代管理会计(Modem management accounting)和后现代管理会计(Post-Management accounting)三大阶段”。

根据其对管理会计基本框架的认识，余先生认为“现代管理会计作为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从学科的分类看，是信息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更高的层次看，是‘软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作为一种会计工作，则是‘决策支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从“软科学”的性质和特点论证了管理会计“学科性质与工作性质之间的统一性”。

(三)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特点在深入研究西方管理会计并总结中西方管理会计共性的基础上，余先生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是一个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主线的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相结合的信息系统”。“通常所说的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在工作上虽然可以有所分工，但构成统一的会计信息系统，则实际上可总称为管理会计”。“从完整的意义上说，财务会计首先同时是管理会计(广义的管理会计)。它服务于企业管理，是以整个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提供集中、概括性的资料，为企业的高层领导服务”。这种观点后来发展成为余先生所提出的“广义管理会计”新概念的“第一层意思”。

(四)管理会计数学方法的科学性问题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美国管理会计领域出现数学化思潮。于是，西方管理会计论著或研究文献中，数学公式甚至复杂的模型“俯拾即是”。基于此，在中国引进管理会计首先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管理会计数学方法的科学性与实践性问题。如果不能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就难以引进西方管理会计，更不用说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学科。余先生认为“现代管理会计所用的数量分析方法日趋紧密化，是它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标志着它从描述性科学向精密科学转变。而这种转变，实质上是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共同趋势”，从而断言管理会计数学方法在中国具有实践性和科学性。尽管该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得不合时宜，但在当时却破除了人们对西方管理会计是否适合中国的疑虑。

进入21世纪之后，余先生坦诚自己是在中国实行改革与开放之初的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接触管理会计，因而难免受到美国管理会计数学化思潮的影响。21世纪初，余先生认为“不能笼统地说，‘数学是科学的语言’。必须看到，社会经济现象和自然现象毕竟有很大的差别，因而数学方法在社会经济科学和在自然科学中应用的有效程度也有很大的不同。对数学模型的求解得出的‘最优’数量关系，也有赖于模型的使用者(决策者)根据其智慧、谋略进行综合判断，以确定其可行和满意的程度，并据以作必要的修正”。由此，余先生进一步认为“在管理会计中，高等数学方法的应用虽可在较大程度上弥补一般定性分析的不足，但不能夸大其作用。在以人为主导的社会经济活动中，数学方法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性的工具来使用，应力求避免滥用数学方法的倾向”。上述观点，不仅体现了余先生“发白未懈青云志”、“与时俱进”不断修正自己观点的“科学精神”，而且还富有前瞻性。

(五)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教材20世纪80年代初，余先生认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学习和引进，教材是一种重要的媒介”。因此，余先生在认真研究美国具有代表性的管理会计教材之后，结合其对管理会计对象与方法、管理会计基本框架与学科属性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特点的“独特”观点，确定了“以管理会计的对象——现金流动为经，以管理会计的职能为纬”的具有中国特色《管理会计》教材的科学体系。1983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体现余先生上述观点的《管理会计》教材。这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高等财经院校统编教材。当时评审专家认“这本教材内容丰富，自成体系，论述深入，结构严谨，迄今为止，是国内有关管理会计教材中，质量较高、学术造诣较深的一本”。该教材所创建的“以管理会计的对象——现金流动为经，以管理会计的职能为纬”的管理会计教材体系成为国内同类教材编写的蓝本。20世纪90年代之前，余先生的《管理会计》教材具有非常广泛的影响，许多人是通过该教材才了解、理解和掌握管理会计知识，从而对管理会计感兴趣。可以说，该教材不仅对管理会计在中国的传播、普及与运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也标志着余先生已经完成了对西方管理会计的引进工作，开始进入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管理会计学科阶段。

(六)广义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创建余先生在完成西方管理会计的引进工作之后，立即投入到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理论体系这项工作上来。于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余先生又率先富有创见性地提出包括微观管理会计、宏观管理会计和国际管理会计三个组成部分的“广义管理会计”新概念。其中，“微观管理会计”是从企业的角度看问题，包括“微观投资决策会计”和“微观经营会计”两个组成部分，从微观上研究如何为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益(体现在项目的投资效益上)和使用效益(体现在项目建成投产后的经营效益上)提供有用信息；“宏观管理会计”是从国民经济的角度看问题，在更高的层次上，建立为宏观经济管理服务的经济信息系统，包括“宏观投资决策会计”和“宏观经济会计”两个组成部分，从宏观上研究如何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为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益(建设项目从国民经济看的投资效益)和使用效益(项目建成投产后从国民经济看的经营效益)提供有用信息；而“国际管理会计”则是适应当代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研究如何在跨国经营活动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益与使用效益提供有用信息，它是现代管理会计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结合跨国经营活动的环境和条件进行具体运用而形成的一个新领域。“广义管理会计”新概念的提出，既在现有管理会计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与发展其三个组成部分，又使之共同组合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之中，它突破了国内外现行管理会计研究仅限于微观管理会计的局限，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学术界都属首创，其研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余先生认为“现代管理会计在广度上向‘广义管理会计’发展，将‘微观管理会计’、‘宏观管理会计’和‘国际管理会计’这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投资效益’与‘经营效益’相衔接、‘宏观效益’与‘微观效益’相统一的广义管理会计管理系统，可以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完善现行的经济信息系统，使它能更有效地为我国的‘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服务”。

尽管余先生上述观点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然而，今天看来，依然“气势磅礴”，“起点高、视野广”，富有启迪意义。

(七)作业成本法与作业管理20世纪90年代初期，余先生结合当代世界科技、管理上的新发展，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作业管理”(Activity－based Management,ABM)为基础、以“作业成本法”

(Activity－based Costing，ABC)为中介，以现金流动贯穿始终、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融为一体的新会计体系的学术思想。以上述学术思想为基础，余先生立足于“企业是为了最终满足顾客需要而设计的‘一系列作业’的集合体，形成一个由此及彼、由内到外的作业链”的“新的企业观”，紧密结合当代科技、管理上的新发展，以“技术一组织一管理—会计”之间“共生互动”、“相互辅成”的辩证关系为导向，特别系统地研究了“作业成本法”与“作业管理”。

余先生以“超越成本计算的精确性”的视野，深入地研究“作业成本法”。余先生认为“作业成本法是以生产的电脑化、自动化为基础，同适时生产系统与全面质量管理紧密配合而形成的一种成本计算方法。但它又不是一种单纯的成本计算方法，而是成本计算与成本管理的结合。从成本计算的角度看，它首先是以作业为核算对象，而不是以产品为核算对象”。作业成本法“与传统成本计算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是就成本论成本，而是把着眼点与着重点放在成本发生的前因、后果上”。根据新的企业观，企业管理就应该顺其自然地“深入到作业层次”，从而形成“‘以作业为基础的管理’即作业管理”。由此，企业管理就是“作业管理”。既然企业“是一系列作业的集合体”，那么，“作业管理”如何“管作业”呢?余先生认为作业管理不能平均使用力量，“作业管理的重点，应放在产品设计、适时生产系统和全面质量管理这些基本环节上”。更为重要的是，余先生还高瞻远瞩地认为作业管理“是继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的泰罗于20世纪初创立‘科学管理学说’以来，在企业管理上又一新的重大突破。它以‘作业’作为企业管理的起点和核心，比传统的以‘产品’作为企业管理的起点和核心，在层次上大大地深化了，可视为企业管理上一个重大的革命性变革，正如生物学深入到分子水平，形成分子生物学，在生物科学上是一个重大的革命性变革一样”。

尽管“作业成本法”与“作业管理”现在已经很“时髦”并成为管理会计的重要内容，但是，与现有研究文献相比，余先生广博的研究视野和前瞻性的洞察力还是“别具一格”。

(八)管理会计人文化观念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余先生以其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立足于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与时俱进”地将中国管理会计研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人文层面较为深入、系统地研究管理会计的理论创新，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其实，人的行为与社会文化密不可分。这样看来，余先生的“管理会计人文化观念”可以追溯到1962年，而且贯穿余先生后来的整个学术研究生涯之始终。余先生在其1962年的研究文献《会计报表分析的基本原理》就曾经指出单纯会计数据分析的局限性，意识到会计数据与人的行为存在某种联系。之后，余先生又在其1980年主编的《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较为明确地指出“指标数字的分析只能提供初步的线索，作为深入分析的入门向导。……要真正地说明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还必须……把指标数字的分析和通过调查研究所能掌握的生产经营中的‘活’情况紧密地结合起来”。余先生当时所说的“‘活’情况”作为非数量因素与“指标数字的分析”相结合，在今天可以自然地引申为基于“社会文化”的“人的行为分析”。20世纪80年代，余先生在中国最早注意到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对现代管理会计的积极影响。此后，余先生多次撰文论证一系列与行为会计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如组织目标与责任会计、预算管理与激励控制的行为观、决策的科学化与企业民主化管理)，并提出许多富有创见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余先生以其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将中国会计研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经济、法律、政治诸因素固然对会计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但是，这只是停留在物质与制度层面，尚未分析到层次更深、境界更高的文化层面。就中国会计研究而言，超越时空的文化因素对会计的影响，最能显现根植于中国文化沃土、闪耀着“东方智慧”灿烂光芒的中国会计文化层面的重大特色。中国管理会计研究应该与历史潮流相适应，从传统技术观向社会文化观转变，中国古代“孙子兵法”所隐含的管理思想与西方国家刚刚兴起的战略管理会计(strategic Manage－ment Accounting)存在相通之处。

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面对扑面而来的知识经济，余先生倍感社会文化观对管理与管理会计的深刻影响，从更广阔的视野，展望21世纪会计学科的发展趋势。余先生认为“管理会计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其技术层面，必须同社会文化观相结合”，“以‘系统观’取代‘机械观’”，由“物本管理”转向体现“人文观”的“智本管理”。

余先生认为“在管理会计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许多研究者往往是以技术观(Technical view)为指导，把主要精力放在它的技术层面(技术方法)上，中外学者基本上都是如此。这种做法，在一门新兴学科的奠基和成形阶段，可以说是必要的，也是相当重要的。否则，这一新学科具有鲜明特色的基本框架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可是，“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为了使它向更深的层次、更高的水平发展，使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就不能只停留在它的技术层面，而必须以社会文化观(socio－cuhuralview)为指导，提高到社会文化层面上来认识和处理有关问题了”。余先生进一步指出“在会计文献上有一个广为流行的说法即‘会计是商业活动的语言(Accounting is the language of business)’。当然，它不是原始的语言，而是一种符号化的文字与数字、图表相结合的语言。但语言(不管是口头上的或书面上的)都只是思维的外壳(外在的表现形式)。它通过特定的形式，表现和传递人们一定的思想文化内容——包括有关人们的价值观、道德风尚和行为准则。会计的功能(function)，不管会计文献上有多少种说法，归根到底，是行为功能(behavioral function)。会计的技术方法不管如何复杂、先进，如果它提供的信息不能有效地影响人们的行为(包括组织行为和个人行为)，就不可能对社会经济生活发挥任何实际作用。而要使会计的行为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就不是单纯靠研究它的技术方法所能奏效的，还必须深入研究它的社会文化层面，实现会计研究的技术观和社会文化观相结合”。由此，余先生断言“会计的社会文化层面远比它的技术层面重要得多”。沿着这样的思路，余先生认为“从总体上看，一门学科的技术层面可以看作是它的‘硬件’，而相应的社会文化观可看作是它的‘软件’，后者是前者的灵魂和生命。任何技术方法的应用，如果没有正确的社会文化观作指导，将无法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管理会计自然也是如此”。

余先生晚年对管理的特性做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并有所感悟。余先生认为“管理首先要决策，决策是领导者、管理者的首要职能。在管理发展的不同阶段，同‘物本管理’向‘人本管理’再向‘智本管理’的转变相对应，管理决策所用的思维方式也表现为‘逻辑思维’(抽象思维)向‘艺术思维’(形象思维)再向‘哲学思维’(悟性思维)转变”。这“实质上是从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的发展，由此，决定了管理的方式从‘硬管理’向‘软管理’发展，管理的特性从科学趋于艺术”。

余先生大声疾呼“适应知识经济时代‘智本管理’的要求，以及基于对管理特性的新认识，管理会计应遵循艺术规律，开创出认识上的新的方法论”。余先生将这种新的方法论归结为“三个‘重于”’和“三个‘并重’”。余先生所指的“三个‘重于’”包括：一是“衡量”(measuring)重于“计算”(counting)；二是“认知性”(cognition)重于“精确性”(precision)。“认知性”重在整体的质的把握，“精确性”重在细节的量的描述；三是“悟性”重于“理性”。重整体的质的把握，属艺术思维；重细节的量的描述，属科学思维；艺术思维重悟性，科学思维重理性。而余先生所指的“三个‘并重’”包括：一是量化与非量化并重；二是量化的各种形式并重；三是量化的各种形式中，货币计量与非货币计量并重。余先生认为上述新的方法论“蕴含着人的因素、精神因素和文化因素在其中的主导作用，体现了管理会计发展的人文化趋向”。

作为“一个会计战线老兵的‘从容论道’”，余先生对“管理会计发展的人文化趋向”的“独到见解”对中国未来管理会计研究富有启发作用。当然，余先生的观点也还有待未来管理会计实践和后学们进一步研究予以验证。在“工具代替了思想”，“科研成果丰富、学术思想贫穷”的当今社会，余先生的上述学术思想就显得更难能可贵。

斯人已逝，思想犹存!

作者：胡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