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探究论文

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探究论文 篇1：

美国对华投资情况分析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中国吸引外资力度日益加强，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名列第二位的外资流入国。美国作为外资的一个重要来源地，在中国引进外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美国对华投资在其对外投资中的地位却很低，而且投资比重有逐年下降的趋势，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值得探究，对中美贸易的改善起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美国；对华投资；减少

1 近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概述

美国对华投资的项目数、合同外资及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从绝对数目来看不断增长，但自2000年以来，美国合同外资金额占全国的比重却是逐年下降的，对华投资项目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在2000年经历了一定幅度增长后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表1）。2006年美商在华投资新设立企业3025家，比2005年同期下降14.33%；合同外资金额120.44亿美元，同比下降10.86%；实际投入外资金额28.65亿美元，同比下降6.41%。2006年，美商新设立企业、合同外资金额、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分别占全国同期吸收外资总量的7.73%、6.22% 和4.55 %。美国对华投资的特点主要是以跨国公司为主体，技术起点较高。美国企业注重长久的战略发展，在转移生产基地的同时，转移核心技术，美国以我国东部商业地区为重点投资区域，其投资最多的省份为江苏、浙江等全国商业繁华的地区。 而且经营状况良好，商务部研究院的调查显示，在华投资六年以上的美国在华企业中，8l％的企业盈利颇丰。与其全球利润率相比，美国在华企业平均收入增长和盈利状况均高于其他地方，2002年，有42％的美国在华企业利润率超过了全球利润率，而到2004年达到75％的美国在华企业利润率超过了全球利润率。

2 近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减少的原因分析

2.1 美国经济不景气使其对外投资大大减少，对华投资因而受到影响

2001 年美国经济结束了十年的快速增长期，经济增速开始放缓，经济的不景气使美国企业对外投资也大大减少。2001 年美国直接投资流出量比2000 年减少12.4%，2004 年直接投资流出量虽有较大增加，但2005 年直接投资流出量却是-127.14 亿美元，表明资本的回流大于资本流出。1998 年到2001 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年均增长率为13.4%，而2001 年到2005 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年均增长率只有9.1% 。2007年美国经济增长2.2%，为近年来最低水平。2008年美国经济继续呈现疲弱态势。反映制造业发展状况的ISM制造业指数在1、2月连续低于50，处于走弱状态。总体建筑支出1月份下滑1.7%，降幅为14年来最高水平，已连续4个月下降。其中住宅建筑支出较上年同期下降19.4%。新屋销售2月份降至13年来最低水平，下降1.8%，连续4个月走低。个人实际消费增长自去年12月起基本处于停滞状态，2008年3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64.5。在楼市降温、次贷危机恶化、经济增速放缓情况下，就业市场严重受挫。2月份美国非农就业人数下降6.3万，创5年以来最大跌幅，当月失业率为4.8%，3月份进一步升至5.1%。

2.2 美国的投资政策对美国企业在华投资产生不利影响

一般而言，美国海外投资的优势在于技术的先进，因此对外投资大多在不同程度上涉及技术的输出。美国政府在技术输出与转让方面虽然较为开放，但仍有诸多限制。《1979 年出口管理法》规定，除了可以向加拿大直接输出多数商品和基础数据外，美国向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出口的所有商品和技术数据都必须获得由商务部出口管理局签发的普通许可证。

2.3 发达国家交叉投资的上升对我国吸纳美国投资产生不利影响

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一直是美国对外投资的首选， 约占其直接投资总额的50% 以上，而加拿大由于与美国在地理空间上的邻近，也占有美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0%。近年美国对我国直接投资减少的同时，对部分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增长却较快。2001年到2005年美国对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直接投资存量，年均增长率达到42.14%。促进发达工业国家之间交叉投资上升的因素在于这些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制度的相似性，劳动力素质比较高等因素。因此投资环境的优劣及因投资环境决定的生产效率仍然是影响美国直接投资地域分布的综合因素。尤其是美国大型跨国公司内部组织结构相当复杂、对投资环境的要求相当严格，对各类风险，特别是对国家风险和政治风险的防范意识相当强烈。所以对华投资至今没有脱离试探阶段，与中国投资市场的巨大吸纳力很不相称。

2.4 中国本身存在一些吸引投资的局限

（1）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局限。目前，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基本缺陷是对外商投资的管理和引导仍然偏重于审批管理，而忽视用市场手段进行引导。外商投资的所有项目，都要由中央或地方政府进行立项及合同章程审批。由此而导致了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的开放度不够，限制类项目过多，而鼓励类项目却缺乏真正力度。

（2）吸收外商投资载体的局限。由于我国经济和企业发展的现实状况，至今为止我国引资的主体都是国有企业。但完全市场化的外商投资与国有企业在经营目标、经营理念、经营机制、管理模式等方面都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并且近年尚未合资的国有企业优质存量资产也越来越少，导致近年外商控股甚至独资企业越来越多。而我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民营企业，与外商的合资合作在本身水平较低之外还受到各种政策的局限。

3 对我国今后利用美国直接投资的思考与建议

3.1 改善中美关系，保持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

我们一方面要严格遵循国际贸易准则和WTO 的承诺，提升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优化贸易结构，积极而有效地规避中美贸易中的摩擦。另一方面应加强与美在华企业的沟通，尤其是要推动大型跨国公司对美国政府发挥积极影响，通过他们将更多真实情况反馈给美国公众及决策层，帮助缓解与中美贸易摩擦相关的一些热点问题。

3.2 改善投资环境，增强美国企业投资我国的信心

要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完善与投资有关的法律法规，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从而实现对美引资多层面的推进。

3.3 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促进美国对服务业的投资

服务业是美国对外投资的第一大产业，也是美国在世界上占有绝对优势的行业。虽然入世后，美国对我国服务业的投资有较大增加，但美国对我国服务业的投资比例总的来说仍远远低于其对亚太地区投资和对外总投资中服务业所占的比例，这和我国许多服务业具有垄断性质和对外开放程度低有很大关系。因此，应逐步扩大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消除体制和政策障碍，促进美资流入服务业。

3.4 改善吸收外商投资方式

近年来，收购、兼并逐渐成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主导形式。跨国收购、兼并所以能够实现，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有载体，即东道国有值得收购、兼并的企业；二是有适宜的环境，使外资进行的收购、兼并能够顺利实施。对于我国来说，前者有优势，而后者却极为欠缺。尤其是缺乏兼并、收购所必需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3.5 改变吸收外商投资要素优势

我国吸收外商投资主要依靠两方面的优势，一是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丰富而且廉价；二是市场广阔，开拓余地极大。但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的加深，以及技术创新突飞猛进，廉价生产要素对于吸引外商投资的作用相对减弱；国内市场则由于生产能力的急剧增加、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增长缓慢造成阶段性饱和，大部分产业出现供过于求状况，市场优势也在减弱。因此我们需要在技术创新能力、劳动力素质、市场机制、服务体系方面做出改善来创造吸引外资的新优势。

参考文献

［1］李楠.美国对华投资在其对外投资中低地位原因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7，(8) ．

［2］马明申.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和产业竞争力的影响［J］.特区经济，2007，（1）．

［3］谭宗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廖　慧

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探究论文 篇2：

美国对华投资在其对外投资中低地位原因分析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中国吸引外资力度日益加强,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名列第二位的外资流入国,而美国是其外资的一个重要来源地,在中国引进外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美国对华投资在其对外投资中的地位却是很低的,这一地位产生的原因值得探究｡

关键词:美国;对华投资;对外投资;地位

中国已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投资国｡截至2004年底,我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5 621亿美元｡其中,实际使用美国投资近500亿美元,仅次于香港,居第二位[1]｡然而,美国对华投资在其对外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却是相当低的｡

一、美国对华投资的历史演变和特点

1.历史演变｡美国对华投资始于1980年｡但是,1980—1982年,美商在华协议和实际投资累计额持续增加｡1991年美商在华协议和实际投资额分别达5.48亿美元和3.23亿美元｡受金融危机影响,1998年,亚洲国家和地区在华投资减少,但美商继续增加在华投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建设速度的加快,美国企业在华直接投资的规模逐年扩大,领域不断拓宽[2]｡截至2001年9月底,美国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超过33 000个,合同美资657亿美元,美方实际投入333亿美元｡美国已连续三年成为对华实际投资最多的国家｡全美500家大企业中,已有300多家在中国投资｡目前,美国直接投资已遍及中国国民经济的各主要行业,如机械､冶金､石油､电子､通讯､化工､纺织､轻工､食品､农业､医药､环保､金融､保险等｡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不仅使美国企业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也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2.特点｡(1)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美国对华投资以跨国公司为主体,通过全球化的生产､销售､采购和研发活动,把世界各国经济联结为一个紧密的整体｡美国跨国公司根据其全球战略意图和中国的资源禀赋优势,主要投资于制造业和服务业｡(2)技术起点较高｡美国企业注重长久的战略发展,在转移生产基地的同时,敢于转移核心技术和研发中心,能直接帮助我国产业的升级换代｡(3)以国际采购为主｡与其他国家的在华企业相比,美国在华企业的国际采购比重是最高的｡美国在华企业中,只有30%的企业在我国国内采购原料,70%的企业需要依靠进料加工,多采取国际采购,原料来自周边的日本､中国台湾､东盟､韩国等国家和地区｡(4)以中国为生产基地,以中国为销售市场｡美国在华投资的基本目的就是“在中国生产,在中国销售”｡美国企业不仅把中国作为产品生产基地,同时,也把中国作为重要的销售市场和利润来源,其中,60%美国投资企业的产品是在中国市场销售的,2004年,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在中国市场销售商品750多亿美元｡(5)注重本地化经营｡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的本地化经营最初是为了适应中国法律法规的要求､规避贸易壁垒､先行进入市场｡随着中国经济快速稳定的增长,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决定在我国长期发展,把本地化经营作为一种战略安排,加强了人才本地化､原材料配套和生产的本地化､产品研发本地化以及企业文化本地化,全方位､更深层次地推进本地化进程｡(6)经营状况良好｡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的获利状况良好,而且在华投资的时间越长获利状况越好｡商务部研究院的调查显示,在华投资六年以上的美国在华企业中,81%的企业盈利颇丰｡与其全球利润率相比,美国在华企业平均收入增长和盈利状况均高于其他地方,2002年,有42%的美国在华企业利润率超过了全球利润率,而到2004年达到75%的美国在华企业利润率超过了全球利润率｡

二、美国对华投资在美国对外投资中地位低的原因

从上表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投资占美国对外投资比例低,对华投资在其对外投资中的地位很低,对此我们来探讨一下原因｡

1.从总体上看美国对外投资持续下降｡作为全球FDI的主要来源地,美国自2005年以来实施鼓励国内投资､抑制对外投资的政策,对外投资活动明显减少｡

2.由于地域与文化差异,美国投资人较少到中国投资土地及房地产｡土地成本与劳动力成本往往也不是美国制造业到中国投资考虑的最主要因素｡他们习惯租用标准厂房,这是美国一些企业在投资初期减少非生产性投入与降低产品成本的重要观念｡他们也认为按美国工程师与工人的工资水平,雇用中国训练有素的科技人才会比雇用中国贫困地区的工人对美国企业更合算｡所以,对美招商如过分强调中国一些地区土地便宜,有廉价劳工的效果往往反而不好[3]｡

3.中国本身存在一些吸引投资的局限:(1)总体对外开放战略的局限｡我国的对外开放,表现在地域上是先点(特区､开发区)后面(开放地区)､先沿海后内地的递进式开放;表现在产业上就是先制造业后服务业,制造业开放幅度大而服务业开放限制多｡这种战略模式是近年我国吸收外商投资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重要原因,同时,也导致外商投资的质量和水平难以有效提高｡因为多数重要行业尤其是服务业对外资进入限制过严,使得外商投资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能顺利进行｡(2)市场经济制度和市场竞争环境的局限｡法律体系方面,法律制度不健全,法律基础､立法程序､运行机制等仍未转向市场经济,有关法律法规中存在众多与市场经济原则相悖的规定,执行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对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运行的外商投资造成了最大阻碍｡市场经济环境方面,突出问题是国内市场的地区分割和知识产权保护不力｡(3)宏观经济环境的局限｡今后我国宏观经济仍将紧缩运行,消费需求难有大的改观,通货紧缩短期难以缓解,还会使外商投资机会减少,盈利空间相对缩小｡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情况下,外商投资还存在被“挤出”的可能｡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很多项目单位都愿意用财政资金或贷款,而不愿用外资,其原因是用国内资金没有约束,甚至可以不考虑效益和偿还,而与外商合资､合作则要承担市场经营压力,并且原企业领导还将丧失对企业的领导权,损失个人利益｡(4)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局限｡目前,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基本缺陷是,对外商投资的管理和引导仍然偏重于审批管理而忽视用市场手段进行引导｡外商投资的所有项目,都要由中央或地方政府进行立项及合同章程审批｡由此而导致了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的开放度不够,限制类项目过多,而鼓励类项目却缺乏真正力度｡(5)外商投资产业发展重心的局限｡近年来,我国多数制造业领域生产能力供过于求,经济发展重心已由原来的主要是扩大生产能力转为提高有效供给能力,这就要求我国吸收外商投资产业政策重心也应进行相应转变,由原来的鼓励生产型外商投资转为鼓励能够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外商投资｡遗憾的是,我们未能适时进行这一转变,致使应该鼓励的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鼓励,甚至还有某些不合理的限制,制约了外商投资规模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6)吸收外商投资方式的局限｡近年来,收购､兼并逐渐成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主导形式｡跨国收购､兼并所以能够实现,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有载体,即东道国有值得收购､兼并的企业;二是有适宜的环境,使外资进行的收购､兼并能够顺利实施｡对于我国来说,前者有优势,而后者却极为欠缺｡尤其是缺乏兼并､收购所必需的法律和政策环境｡(7)资本市场开放的局限｡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甚至就是在传统产业,风险投资､基金投资､证券投资等都是不可或缺的,而这些资本,往往是不见得有技术､产品､管理的金融资本,其运作方式和要求与产业资本有极大不同,用吸引产业资本的办法来吸引金融资本难有成效｡那么,如何通过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建立相应法律法规体系､完善中介服务体系以更好地引进金融资本,就成为今后我国吸收外商投资工作中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 (8)吸收外商投资载体的局限｡由于我国经济和企业发展的现实状况,至今为止我国引资的主体都是国有企业｡但完全市场化的外商投资与国有企业在经营目标､经营理念､经营机制､管理模式等方面都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并且近年尚未合资的国有企业优质存量资产也越来越少,导致近年外商控股甚至独资企业越来越多｡而我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民营企业,与外商的合资合作在本身水平较低之外还受到各种政策的局限｡(9)吸收外商投资要素优势的局限｡我国吸收外商投资主要依靠两方面的优势,一是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丰富而且廉价;二是市场广阔,开拓余地极大｡但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的加深,以及技术创新突飞猛进,廉价生产要素对于吸引外商投资的作用相对减弱;国内市场则由于生产能力的急剧增加､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增长缓慢造成阶段性饱和,大部分产业出现供过于求状况,市场优势也在减弱｡但另一方面,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劳动力素质较低､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竞争不规范､服务体系不完善并且效率低､服务差等又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所以,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总体竞争优势反而有所降低｡

参考文献:

[1] 新浪网http://www.sina.com.cn,2007-02-17.

[2] 傅卿德.中美贸易观察[J].山东经济战略研究,2005,(12).

[3] 傅晓峰.美国对华投资趋势预测[J].经济学家,2002,(1).

[责任编辑姜野]

作者：李　楠

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探究论文 篇3：

“一带一路”贸易投资指数研究

[摘 要]全球贸易、投资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全球贸易投资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沿线国家贸易投资水平取得了阶段性重大成果。因此，文章对贸易、投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全面的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不仅可以探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综合现状和发展水平，洞察“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存在的战略合作机遇，而且在全球各国贸易投资战略规划与合作落地等方面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贸易投资指数体系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全球各国多边贸易投资往来数据为基础，对沿线64个国家贸易投资水平进行测评。贸易投资指数测算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贸易投资发展向好，但各国之间仍存在较大差异，地区内多数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有待改善，政治、社会、经济、金融、生态风险不容忽视。各国政府及企业应根据自身特点和优势，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有序推进对外贸易投资合作，真正造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关键词]“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投资指数

1 前 言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l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从倡议提出至2018年年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货物贸易额超过6万亿美元，对沿线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超过800亿美元;已与123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71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24个国家建立了82个经贸合作区，为沿线国家创造了24万多个就业机会。可见，“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沿线诸国经贸合作已经取得初步成果。但是除中国外，沿线国家之间贸易投资往来相对稀疏，各国间经贸合作尚有较大提升空间。

文章在国内外已有贸易、投资相关指数研究的基础之上，创新性地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世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三个维度的多边贸易、投资往来数据为基础，构建了以贸易投资规模、结构、便利化、风险、潜力为一级指标的贸易投资指数体系。我们期望通过贸易投资指数，尽可能如实反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水平，为各国政府及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决策依据，从而为国际合作创造更多的可能性和更高的收益。

2 文献综述

2.1 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交叉与融合

传统的研究中，国际贸易与对外投资理论被划分在不同的研究框架体系中，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跨国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两者关系日趋紧密。弗农（1966）提出的生命周期理论将产品生命周期与企业生产区位联系起来，把国际贸易与对外投资纳入同一框架，系统地解释了企业在出口与对外投资之间的选择标准，类似的研究还包括希尔斯（1976）模型、邓宁（1976）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小岛清（1978）则认为，国际分工与比较成本原则是一致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互补关系，对外投资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因此可以将两者放在同一体系中进行研究[1]。

实践中，国际贸易与投资呈现出贸易投资一体化特征。跨国公司在生产制造的过程产生对中间产品、技术和劳务的需求，会创造母国和东道国之间新的贸易机会和贸易方式，扩大贸易规模。此外，对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效率和成本优势则会通过产品返销母国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全球商品和贸易总量的2/3是由跨国公司完成的，而跨国公司从事的全部贸易额中，有一半以上是属于公司内部的国际贸易[2]。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统计显示，1999—2017年世界贸易总额增长率同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增长率的变化呈同步趋势;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在地理区域、产业分布上呈现高度一致性，间接证明与国际贸易与对外投资呈现一体化趋势[3]。此外，国际上关于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也出现相互统一与结合的现象。如“乌拉圭回合”谈判议题中就包含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将国际贸易规范用于国际投资领域;《服务贸易总协定》更将贸易和投资结合，形成单一协定。因此，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较高的相关性，构建贸易投资综合评价指数体系，顺应了贸易投资理论与实践的交叉与融合趋势，可以更有效、全面地反映贸易投资整体水平[4]。

2.2 国内外贸易、投资相关指数的研究进展

当前国内外学者和机构从贸易、投资的绩效、实力、竞争力、质量、可持续发展等多角度对贸易、投资活动进行了多维度测评研究[5-6]。国外学者主要从贸易投资开放度[7]、基础设施[8]、竞争力[9]、风险以及一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等角度进行贸易投资水平或环境的评价;国际组织的各类指数中，涉及贸易与投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是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该报告针对企业关注的开办企业、获得电力、获得信贷、跨境贸易、破产办理等11个方面数百项指标进行量化评分，但是该报告对各分项指标得分采取简单平均法计算，没有赋予不同指标不同权重，导致营商便利度排名长期以来一直饱受争议。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能力和话语权将会影响一国的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等经济活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建立的竞争力评价指数，通过经济运行、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和基础设施4个一级指标，下设二、三级共计300多个指标来评价一国竞争力，该报告是衡量全球各个经济体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繁荣程度的重要参考资料。但该指数存在对与每个经济体回收问卷样本数过少，导致评价结果在不同年度之间产生较大波动;同时评价指标以发达国家经验为依据制定，因而影响了对发展中国家评价的客观性等问题。

国内学者从经济总量、制度与环境、贸易投资规模、贸易结构、贸易竞争力、效益、风险抵御能力等多方面来对贸易投资水平进行评价[9]。“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众多学者和研究机构围绕“一带一路”进行了大量理论[10]与实证研究，其中“一带一路”五通指数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量化分析了“一带一路”建设总体情况;“一带一路”国别合作度指数。从贸易进展、结构、潜力三个维度量化分析了。则从国家吸引力、風险、重点行业几个维度评价了沿线各国投资发展潜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发展指数。从发展环境、潜力和趋势三大维度构建指数，评价沿线各国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一带一路”能源资源投资政治风险评估指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安全指数，则从经济安全、金融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基础、对华关系、能源因素等维度构建指数，梳理了影响沿线投资的相关风险因素。以上指数从不同角度提供了“一带一路”沿线贸易、投资的相关信息，但是可以看出上述指数主要从中国与“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角度进行研究，侧重于某一领域或层面，在反映贸易投资整体水平的宏观性、全面性、客观性方面仍然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综上，在企业国际化进程中，企业进行对外贸易或在东道国进行投资、生产所需要考虑的因素、面临的风险都极为相似，贸易和投资在地域与产业分布上呈现高度的一致性，且在政策上也具有同步性。因此在全球投资、贸易一体化不断融合的趋势下，将贸易与投资综合进行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3 指数体系构建与测度方法

3.1 “一带一路”贸易投资指数构建依据

“一带一路”贸易投资指数采用综合评价的方法，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之上，进行专家深度访谈并召开多轮专家座谈会，最终确立贸投规模、贸投结构、贸投便利化、贸投风险、贸投潜力五个维度一级指标，标量化沿线国家互联互通情况，以反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前贸易投资水平及未来发展趋势与潜力。

贸易、投资通过规模经济效应、资本聚集效应等方式带动一国经济增长，规模较大的国家更容易吸引国外投资，也会促进贸易规模的发展，因此贸投规模是衡量一国贸易投资水平的基础性指标。而贸投结构则衡量了一国贸易投资合作的国别、产业、行业分布特点，这些因素影响着一国经贸发展的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性，其中，产业结构是影响外资企业经营成本和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因此贸投结构是反映一国贸易投资质量的重要指标。贸易投资便利化是经贸活动赖以发展的重要条件和环境，对贸易投资的发展起支撑作用，“一带一路”倡议中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加大对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完善营商环境建设、提高金融市场效率，通过改善贸易环境，降低贸易投资成本，进而促进国际贸易、投资量增长。因此，贸投便利化也是衡量一国贸易投资水平的重要因素。贸投风险是决定一国贸易投资可否持续稳定发展以及跨国项目成败的关键因素，贸易投资风险的高低将对企业经贸合作决策起至关重要的作用。贸投潜力涉及的一国资源条件和技术发展水平决定一国能否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而国际贸易与吸收外资增速也可以反映贸易投资未来发展趋势，同样是企业选择贸易投资合作伙伴的重要依据。

3.2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如表1所示，贸易投资指数体系包括1个贸易投资总指数，5个一级指标，18个二级指标，65个三级指标，指标原始数据均来自国际权威数据库。3.3 数据收集与处理

文章研究的对象为“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根据其地理位置分布，划分为东南亚11国、西亚北非16国、俄罗斯及周边7国、中亚与蒙古6国、中东欧16国、南亚8国。受各国统计上报时间差异及数据可获得性影响，沿线国家各项指标数据存在缺失现象，文章针对不同缺失类型，采用多种方法对缺失数据进行补充。对于贸易或投资等绝对数缺失，采用进口与出口转换来进行替换补充;对于相对数数据的缺失，采用平均值填充、回归或相近年数值填充;对于引用指标类数据的缺失，则采用热卡填充;对于指标缺失过多的国家样本，考虑研究的可靠性，选择不处理，即剔除对该国该项指标的测算。

3.4 测度方法

在获得原始数据后，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将原始数据进行线性变化，使不同量纲数据具有可比性，在标准化的同时，对数据进行正向化处理。对由于规模不同而导致的不同数量级指标，采取自然对数函数处理之后，对所得函数值进行标準化处理;对于增速等相对值如直接进行标准化处理的结果所得区分度较小，则采用幂函数指数函数处理之后，再对所得函数值进行标准化。

专家学者来自高校、国家发改委、国经中心、国家开发银行、中央企业等多家单位。对指数体系的一级指标进行赋权。二级指标由各维度指标对应的三级指标权重值加和获得，三级指标分别采用熵值法与主成分分析法进行赋值。

3.5 数据收集与处理

文章研究的对象为“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根据其地理位置分布，划分为东南亚11国、西亚北非16国、俄罗斯及周边7国、中亚与蒙古6国、中东欧16国、南亚8国。受各国统计上报时间差异及数据可获得性影响，沿线国家各项指标数据存在缺失现象，文章针对不同缺失类型，采用多种方法对缺失数据进行补充。对于贸易或投资等绝对数缺失，采用进口与出口转换来进行替换补充;对于相对数数据的缺失，采用平均值填充、回归或相近年数值填充;对于引用指标类数据的缺失，则采用热卡填充;对于指标缺失过多的国家样本，考虑研究的可靠性，选择不处理，即剔除对该国该项指标的测算。

3.6 测度方法

在获得原始数据后，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将原始数据进行线性变化，使不同量纲数据具有可比性，在标准化的同时，对数据进行正向化处理。对由于规模不同而导致的不同数量级指标，采取自然对数函数处理之后，对所得函数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对于增速等相对值如直接进行标准化处理的结果所得区分度较小，则采用幂函数指数函数处理之后，再对所得函数值进行标准化。

测算各国贸易投资水平，需要对每个指标进行权重设置。文章构建的贸易投资指数一级指标权重采用专家打分法设置：邀请20位相关知名专家、学者

专家学者来自高校、国家发改委、国经中心、国家开发银行、中央企业等多家单位。对指数体系的一级指标进行赋权。二级指标由各维度指标对应的三级指标权重值加和获得，三级指标分别采用熵值法与主成分分析法进行赋值。

其中，贸投规模下设的三级指标采用熵值法赋值，即通过计算熵值来判断某项指标的差异系数，指标差异系数越大，对样本评价的作用越大，权重也就越大，主要计算步骤：

贸投结构、贸投便利化、贸投风险、贸投潜力4个一级指标下设的三级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设置权重。首先采用z-score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之后进行主成分分析。选取前特征根值大于1的若干个主成分，以每个主成分所对应的特征值占所提取主成分的特征值之和的比例作为权重计算主成分综合模型[11]。每个主成分可以表示为原始指标的线性组合，即

贸投总指数采用加权线性合成的方法计算整体评价结果，基本公式为：

4 测量结果与分析

4.1 贸易投资总指数水平分析

“一带一路”贸投总指数及五个一级指标均已做正向化处理，即指标得分越高，表现越好。“一带一路”贸投指数体系测评结果显示：2017年沿线贸易投资总指数整体平均分为57.08分，明显高于2016年（55.46）。从区域得分情况来看，东南亚地区在贸投规模、贸投结构方面均处于领先状态;中东欧地区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同时贸投风险最小;相比而言，南亚、中亚与蒙古地区贸易基础设施薄弱，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较低;中亚与蒙古地区贸易投资集中化程度较高，贸投结构优化需求迫切，但该地区资源丰富，经济增长稳定，贸投潜力巨大;西亚和北非地区贸投便利化水平较高，如图1所示。

从分区域时间序列角度来看，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除2015年受全球经济整体下滑，大宗商品价格大幅走低等多因素影响，导致地区贸易投资指数整体下降外，2014年、2016年、2017年，地区贸易投资指数整体呈显著上升趋势，增速明显高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前。2011—2017年，东南亚、南亚地区贸投指数得分呈平稳上升态势;中东欧、中亚与蒙古、西亚北非地区指数波动上升，如图2所示。

从国别角度来看，沿线地区中，新加坡、阿联酋、马来西亚、捷克、波兰、印度、泰国、土耳其、以色列、俄罗斯等国经济基础较好，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贸易投资配套设施相对完善，便利化水平相对较高且在多个产业拥有较为明显的比较优势，贸易投资整体水平处于区域领先地位。

卡塔尔、巴林、立陶宛、沙特阿拉伯、阿曼等国经济发达，地理位置较好，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表现突出，良好的营商环境为本国贸易投资水平快速提升提供了有力保障;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斯洛文尼亚等国经济和生态环境风险较低，文莱与不丹社会安全系数较高，这些国家较低的贸投风险为本国贸易投资的可持续发展奠基了基础;哈萨克斯坦、伊朗、菲律宾、亚美尼亚、印度尼西亚、蒙古、越南、保加利亚、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等国资源丰富、贸易投资规模增长迅速，这些国家在资源密集型或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与中国有较好的互补性，借“一带一路”倡议之力，与中国开展深度经贸合作，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巴基斯坦、柬埔寨、孟加拉国、缅甸、尼泊尔、科威特等国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本国基础设施建设，随着沿线新的国际分工格局的形成和产能合作的深入，“一带一路”建设将为这些国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2017年中国贸易投资总指数得分74.28分，较2016年提升2.45分。从分维度指标来看，中国在贸投规模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贸投便利化和贸投风险指标得分虽然相对较高，但是未来仍然有较大改善空间，中国政府已着手健全营商环境评价机制，提升中国信息透明度，努力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受中国经济发展由追求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影响，中国贸易投资增速下降，导致2017年贸投潜力指标得分小幅下調，位居区域第二位。表2是沿线各国2017年得分及与2016年得分变化比较。

4.2 分维度指标分析

4.2.1 贸投规模

沿线地区整体贸投规模指标波动上升，贸易投资发展总体向好。东南亚地区地理位置优越，中国与该地区贸易、投资往来最为密切，地区贸易投资规模处于领先地位;2014年之后西亚北非、中亚与蒙古地区受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等因素影响贸投规模得分出现小幅下降;虽然俄罗斯对外贸易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由于俄罗斯及周边地区除俄罗斯外，各国体量均相对较小，地区贸投规模平均得分低于沿线均值。

4.2.2 贸投结构

从贸投结构维度来看，沿线地区整体贸易投资区域相对集中，但贸易商品种类、投资行业呈多元化发展趋势。根据UNcomtrade统计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贸易伙伴为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新加坡，从国别分布来看，贸易市场相对集中;进出口贸易商品种类以机电、矿产品、运输设备、贵金属及其制品为主，呈多元化发展趋势。“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投资结构不均衡集中度较高，部分国家尚未实现双向投资，沿线投资并购活跃的国家有中国、新加坡、俄罗斯、印度、土耳其、波兰，各国投资并购涉及行业存在显著差异。东南亚地区各国贸易投资市场相对分散，贸易产品种类丰富，贸投结构指标得分在沿线地区处于领先地位。

4.2.3 贸投便利化

沿线各地区贸投便利化水平呈提升态势，基础设施、金融环境明显改善，东南亚、中东欧地区便利化水平处于相对领先位置。当前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各国基础设施建设意愿强烈，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加速推进，沿线各国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升温，使得各国贸易投资硬件设施不断改善，各地区之间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差距逐渐缩小。南亚地区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虽然相对落后，但其提升速度最快。

4.2.4 贸投风险

受长期的历史和文化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是全球政治、宗教力量角逐的焦点区域，地区政治、社会风险整体较高。从地区风险得分变化趋势来看，2017年大宗商品价格回升，沿线地缘政治风险阶段性平稳，政治不确定性下降使得沿线各地区贸投风险较2016年略有好转。中东欧地区生态风险相对较低且随着欧洲经济复苏，金融、经济风险降低，区域整体贸投风险最低;东南亚地区受全球贸易摩擦影响未来风险上行;南亚地区各国经济增长较快，但地区内各国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较大导致地区整体债务负担较重，地区内多国易受洪水等自然灾害影响，贸投风险相对较高;2014年之后俄罗斯及周边地区受乌克兰冲突影响导致贸投风险呈上升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该地区内国家贸易投资的发展。

4.2.5 贸投潜力

从贸投潜力指标得分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资源条件良好，国家间发展潜力存在明显差异，地区整体贸易投资潜力尚有较大提升空间。“一带一路”沿线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既有新兴经济体也有高收入国家，各国在劳动力、资源、市场、资金、技术、管理等不同方面各有不同的优势，俄罗斯及周边地区多数国家科技水平和劳动力素质较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潜力较大;西亚北非地区，资源禀赋均值最高;东南亚地区技术发展水平和投资吸引力优于其他地区;南亚地区市场规模巨大，在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上具有极强的比较优势，未来潜力巨大。虽然当前各国贸易投资增长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但“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扭转了沿线贸投潜力整体下降的趋势，使得各地区贸易投资潜力不断被激发，2015年受全球经济波动影响，各地区贸易投资增速骤降，导致除南亚外各地区该年度潜力指标得分降至最低，2015年之后贸投潜力整体呈显著上升趋势，未来在共建“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沿线各国可以结合自身优势，形成互补，实现倡议沿线地区共同繁荣发展。

5 结论与建议

总体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贸易投资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不同国家经贸合作诉求存在差异。因此，一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活动需要根据自身优势和东道国特点进行区位选择。企业应根据各国不同的贸易投资水平有序推进，分阶段、分国家、分项目进行合作。各国可以借助“一带一路”平台，从以下角度入手，打造良好贸易投资环境，促进沿线多边贸易投资合作的发展。

一是结合各国贸易投资水平，进行政策与制度对接。沿线各国宜在本国的国际战略规划、经贸合作目标、外交政策基础之上，有选择性、针对性地与不同国家、地区进行投资和贸易磋商，消除贸易、投资壁垒，从制度改革和机制建设层面真正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加速发展。同时，借鉴国际经验，探索和构建国际通行规则，健全协调机制与体系;完善贸易投资相关法律体系，建立对外贸易与投资保障体系，为“一带一路”贸易投资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

二是健全现有金融服务体系，为提升地区贸易投资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沿线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建设需求迫切，但受限于本国资本积累不足，资金缺口较大。深化各国金融机构合作，鼓励多元化资本参与“一带一路”投资建设，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在投融资体制改革创新及相关金融市场建设中的带动作用，利用好开发性金融的跨周期优势，避免商业性金融的顺周期问题，带动各类资金持续投入，形成集聚效应。

三是深化与沿线国家在制造业与高科技领域的高端合作，优化贸易投资结构。中国与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互补性较强，应强化有效投资，将投资与贸易有机结合，通过经贸产业合作区建设，促进产能合作和经贸合作。目前中国高铁、核电、船舶、通信设备等装备制造业技术领先，并在国际劳务合作和工程承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色列、新加坡、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俄罗斯等国在生物医药、汽车、装备制造、机械设备、信息化等不同行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中东欧则深耕传统产业的绿色化、智能化改造等领域。因此沿线各国可以充分发挥在技术储备、管理经验、经济实力等不同方面的优势，利用本国“优质技术产能”携手“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共同建设，通过高质量的产业对接带动产品、金融、劳务、文化、标准等各领域的广泛输出，开拓高质贸易投资量增长点，同时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四是识别不同国家贸易投资风险，推进精准合作。“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政治局势不稳定，社会安全风险较大，同时各国发展水平和贸易投资环境差异巨大，贸易壁垒与投资准入、退出条件各异，企业可利用贸投指数进行风险预判，制定不同风险水平下的差异化贸易投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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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国家开发银行“‘一带一路’贸易投资指数体系研究”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