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经济法律论文

摘要：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代表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相对于财富和经济机体的量的增加和扩张，我们应该更看重质的变化。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因此，农民的收入增长与否以及是否带动了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从而使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得到创新与持续不断向前进的变化过程才是质的发展。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清代的经济法律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清代的经济法律论文 篇1：

浅论湖湘生育文化建设

摘要: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社会环境,其生育文化的特征也是不尽相同的。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生育文化正在发生变化。开放性的湖湘文化对生育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新型生育文化的一些内容与传统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存在矛盾,使文化认同难以实现,进而阻碍着生育文化的变迁。湖湘生育文化的建设应发挥湖湘文化的优势,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建设。

关键词:生育文化; 湖湘文化;文化建设

一、生育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一)生育文化的内涵

所谓生育文化就是建立在一定经济、社会条件下的生育观念文化与建立在一定科技发展水平之上的生育科学文化的合称[1]。显然,生育文化包括:(1)属于社会文化范畴,建立在生育主体价值判断基础上的生育观念;(2)属于生育科学范畴,含与生育相关的知识、技术、工具、设备、手段等,其内容包括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人工生殖等。

生育观念包括三方面的认识:一是对生育目的和意义的看法,也就是对孩子效用的认识;二是生育意愿,指生育的性别取向、对生育子女数量的期望、对子女素质的期望;三是生育时间和方式的选择。生育观念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有:(1)特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是对生育观念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生产方式的变迁是生育观念转变的终极原因;(2)制度与组织因素,包括对生育起影响或控制作用的社会、经济、婚姻家庭、政治法律等制度,宗族、家庭、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组织。其中,婚姻家庭制度、宗族和家庭组织与生育的关系最为密切;(3)精神文化因素,包括影响生育意愿与行为的信仰、心理、价值观念、风俗习惯、道德规范、舆论评价等;(4)生育科学因素,与生育观念共同构成生育文化总体的生育科学本身是影响生育观念的重要因素,例如,避孕节育技术所带来的对受孕的随意控制,生殖保健水平提高所带来的婴儿死亡率的下降都曾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和行为;人工生殖技术的发展更是影响人们婚姻家庭生育观念的潜在的巨大因素。

(二)生育文化的特征

由于生育文化受到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制约,它是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自然形成的。因此,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社会环境,其生育文化的特征也是不尽相同的。

1.我国传统生育文化的特征

我国传统生育文化是指形成并存续于以小农经济为主的我国传统农耕社会的生育文化类型。其特征表现为:(1)生育认识上,由于生育具有社会、经济、精神等多方面的显著效用,生儿育女,尤其是生育男孩被视为人生第一位的重大使命;意愿上,早婚早育,追求多、男,重男轻女,其中,追求多、男是传统生育观念的根本特征;方式上,抚养、教育局限在宗教内部,极少的婚外生育。(2)生育科学方面,对生殖规律一无所知,生育知识贫乏,怀孕、分娩、母婴健康皆顺其自然,主要取决于自然的机遇,这是由传统社会生育科学的极端落后决定的。

2.现代生育文化的特征

现代生育文化是与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生育文化类型。现代社会的经济、社会因素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人口数量,则需要由社会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从宏观上进行调控,实行合适的人口政策,力求达到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最优人口规模。数量调控、无性别偏好、优生优育应成为现代生育文化的根本特征。传统生育文化重点在于生,而现代生育文化关键在于育。

现今西方生育文化的特征体现为:获取心理和感情上的满足是生育的主要目的;接力模式,即父母抚养子女,子女对父母没有抚养责任的模式;数量上的少育与相当数量的自愿不育;发达的托幼组织、较多的单亲抚育;基本无性别偏好;避孕节育普及,生育健康水平很高。

我国20世纪70年代推行的计划生育大大加速了我国传统生育文化向现代生育文化的转变过程,生育数量已降到很低的水平,1992年全国平均TFR为2.0,已低于更替水平。随着经济、生育科学的发展,避孕节育知识的普及,优生优育、生殖保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初步形成了适应发展的数量调控、优生优育的现代生育文化特征。

二、湖湘文化特征及其对生育文化的影响

湖湘文化和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等一样是中华民族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中的一种,指广泛存在于湖南各族人民中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民风、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科学文化等的总和。湖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湖南人认同天道变化无常的道理和不屈的奋斗与抗争精神。湖南的地形东西南三面环山,对北敞开。冬季,凛冽的西伯利亚寒潮滚滚南下,长驱直入湖南全境,达南岭脚下郴州永州一线,被阻于南岭。夏季,南方的阳光烈日加上湘北洞庭湖大水面的蒸发,使三湘大地热气郁积而不得散发,致使盛夏酷暑可达41℃,夜晚气温仍高达33℃。春秋两季,三湘大地时而受西北的冷锋控制,时而受西南暖湿气流的影响,故气候多变,时晴时雨,骤冷骤热。因此,号称鱼米之乡的湖南,自古却属于居住条件恶劣的荒蛮之地。汉代以后,湖南逐步开发,虽然成了鱼米之乡和粮仓,但三湘人民祖祖辈辈所感受到的气候的恶劣与变化无常,培养了湖南人对天道无常变化的疑问、适应和反抗精神。费孝通曾指出,中国传统的生育伦理观念是小农经济的产物。生育观念中的“养儿防老”是小农经济中极为重要的部分,男婚女嫁则体现了小农经济中的劳动力转让。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人口多,特别是男性人口多,意味着劳动力资源丰富。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是一种薄型平面垦殖,产量的增加主要依靠不断追加劳动力投入。因此,客观上,小农经济对劳动力,从而对生育行为有着源源不断的需求。从家庭本身来说,在代际交换中,父母有培养子女长大成人的义务,而子女则有赡养年老父母的义务;父母有维持和保护家庭财产并分配给儿子的义务,而儿子则有继承家庭财产的义务;等等,所有子辈所需担负的责任只有儿子才能承担,女儿则因外嫁而不负责任或负很少的责任。因此,父辈倾向于生育儿子。一个儿子在死亡率很高的古代社会是不保险的,一旦夭折,就可能意味着没人养老送终、没有人继承遗产等,因而多生育儿子是必要的,而多生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或途径。湖南古时恶劣和变化无常的气候,使人们易于产生对天道的疑问、适应和反抗精神,在这样的湖湘文化背景下,以“多、男生育”为特征的传统生育价值观念得到了强化。即便是现在,这种反抗精神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无疑产生一定的阻力。

古时移民对湖湘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湖南自古为南北兵家首征之地,元代初年及明末清初,湖湘大地遭受战火多次蹂躏,土著族十室九空。元代和清代有两次在中央政府鼓励和安排下的大规模移民,移民主要来自江浙、江西和四川等地,湖南省境内有多达45种方言,如湘乡新化、常德湘西、衡阳、平浏、澧陵等方言。移民的进入给湖湘文化提供了厚实多元的基础。近代有人论说,湖南之所以名人辈出,盖因湖南是移民省的缘故。这种移民文化也体现在湖湘文化特性中的包容并蓄方面,其经世致用的核心决定了它是一个能够不断自我更新的文化,因而具有显著的开放性特征。湖南既是南北交通的要冲,又是东西往来的枢纽,在这种交往比较便利的地方生长起来的湖湘文化必然带有开放性特征。尤其是两晋以后,南方经济不断发展,加上中原地区战火不断,迫使中原人纷纷南迁,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加速南移,湖南的地理位置在全国的地理格局中日益重要,近代以来更加明显。伴随着近代中国三次留学高潮的出现,湖南一批又一批有识之士走出湖南,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到日本、欧美等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学习、译介和传播西方文化;同时,西方文化大量地涌入湖南,与湖湘文化碰撞、融合。湖南人士一直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原则,实际上已经成为湖湘文化具有开放性特征的理论基础。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坚持经世致用原则的学者或文化流派是易于接纳异域或外来先进文化的,也会采取相当主动的态度与其沟通、交流与合作,以修正和完善自我,即具有一定的开放精神。湖湘文化自形成之日起,就以经世致用为最高准则。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宏、张栻不仅以其学术思想精湛称于世人,更以坚持经世致用原则而卓然孓立。胡宏在运用体用、致知力行等范畴对通经与致用的关系进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特别强调“致用”必须从关心现实的实际政治、经济、生产活动出发。张栻在岳麓书院办学时,曾明确宣称办学宗旨就是为“造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进入清代,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原则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和光大[2]。湖湘文化中的开放性,使人们易于接受新事物、转变旧观念。生育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变,最关键的是观念的转变。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在建国以后即已开始发生转变,其表现是小农经济基础的摧毁、家族制度和宗法组织的废除。但生育观念没有明显转变,生育行为表现为一种自发的状态,这种自发生育在舆论导向和政策倾向的作用下演化为50、60年代的高生育率和快速的人口增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开放性的湖湘文化有利于现代生育观念的转变和现代生育文化的建立。

三、新型湖湘生育文化建设途径选择

湖南的人口控制虽已取得很大成效,但仍未实现生育文化的变迁,其难点就在于,由于农村特殊的社区环境给没有男孩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广大农村地区还盛行强烈的性别偏好。另外,新型生育文化的一些内容与传统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存在矛盾,使文化认同难以实现,进而阻碍着生育文化的变迁。作为湖湘文化的一部分,湖湘生育文化的建设应发挥湖湘文化的优势,通过以下途径进行建设。

(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城市化水平,改变社区环境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生产方式是自然经济的,与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之间没有重大差别。在这样的家庭经营条件下,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劳动力,其数量较质量而言仍更为重要,从而促使农民们为发家致富而追求多育。农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自然下降只有在生产方式发生质的变化,包括农村生产力发展到相当水平、市场化取得长足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普遍提高后才会实现,因此,需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社区环境对生育文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社区环境建设的内容和形式也是多姿多彩的,特别是乡村和城市,其社区环境的差别就更大了[3]。城市化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有利于消除来自农村社区的文化压力,从而可以促进生育文化变迁的实现。因此,要加快城镇建设步伐,提高城市化水平,实现社区环境的改变。

(二)充分发挥湖南教育的优势,提高人口文化素质

人的文化素质高低对先进生育文化的接受程度是有影响的。人口文化素质高的群体易接受先进的、科学的生育文化。在北京、上海等人口文化素质较高地区,妇女总和生育率不到1%,而在贫困山区、边远地区,妇女总和生育率超过2%。因此,要实现生育观念的根本转变和进行新型生育文化建设,必须从提高人口文化素质这个根本问题抓起。而提高人口文化素质的主要途径是教育。通过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成人教育、终身教育等手段,可使受教育者具备一定程度的文化水平,提高文化素养,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开阔视野。湖南的基础教育乃至高等教育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地位,应充分发挥这一优势,提高区域内人口文化素质。人口素质的提高,为我们通过教育改造生育文化提供了可能性。生育文化的变迁是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实现的,其中内部因素处于主导地位,而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这种内部因素的作用方向。例如,通过教育可以使人们充分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认识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从而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认识生育问题,这种认知的提高必然会直接影响到生育文化的变迁。

(三)强化宣传教育,引导生育主体对人口政策的理解与支持

政府在贯彻计划生育政策时,不仅要依靠行政强制力,还要靠大量的宣传、教育、引导工作,引导生育主体对当前人口生育政策的理解和支持。要通过各种丰富多彩、务实有效的活动,搞好政策宣传。若政策宣传引导不到位,就不会得到生育主体及家庭对生育控制政策的理解、支持与采纳,相反会引起生育主体对生育控制政策的抵触,即使靠强硬的行政控制,工作效果也不会长久的保持,甚至导致生育主体无视生育政策的存在,做出违背政策的生育选择。所以,要重新审视计划生育工作,探索建设与时俱进的新型生育文化,充分运用生育文化的内控作用机制,引导生育主体从根本上理解支持计划生育政策,主动摈弃传统落后的生育观念,树立新型婚育观念,使生育意愿自觉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相一致,为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四) 从培养社会公德入手,营造新型湖湘生育文化的氛围

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对公民社会公德培养的过程中,注意把新型生育文化建设融合进去,提倡遵循国家现行的生育政策,提倡夫妻和睦、敬老爱幼等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形成男女平等、少生快富、晚婚晚育的科学文明的现代婚育观、家庭观、养老观,增强全民人口控制意识和生育道德修养,使公民清楚地认识到,遵守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仅有利于自己还有利于国家,是富民强国的重要一环,从而真正能从思想意识上自觉地接受新型生育文化的规范,自觉追求新道德,自觉地履行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这样,新型生育文化建设传播普遍化、大众化所构成的浓厚氛围,就会影响生育主体根据价值标准和行为取向调整决定自己的生育行为。

参考文献:

[1] 赵文琛.论生育文化[J].人口研究,2001,(6):70-72.

[2] 王耀中,李金龙.论湖湘文化的开放性及其现实意义[J].湖南社会科学,2002,(4):105-107.

[3] 胡厚翠.关于新型生育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J].法制与经济,2009,(6).

[4] 郭曼东.论生育文化和生育文明[J].人口学刊,2007,(3).

Discussion about the Huxiang procreating cultureSHEN Qun-yi(Commerce college,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 411105,China)

作者：申群意

清代的经济法律论文 篇2：

农村经济管理工作存在的弊端和解决策略

摘 要：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代表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相对于财富和经济机体的量的增加和扩张，我们应该更看重质的变化。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因此，农民的收入增长与否以及是否带动了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从而使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得到创新与持续不断向前进的变化过程才是质的发展。而历史遗留下来的关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发展形势严峻，如何更好更快的去解决这些主要问题是当今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就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的弊端和解决策略做了粗浅探讨。

關键词：农田；水利工程；管理；维护；措施；研究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过程农村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增长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从而农村经济的发展在我国的经济市场上也具有重要地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农业经济体制一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随之变革，与之同步，农村的经济也有了显著发展，但是，改革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它随之带来的经济弊端依旧困扰着我们：农业投入没有达到预想效果；农产品质量得不到保障；农村产业结构滞后；专业管理

人才稀少；少管理体制不完善；技术得不到革新。

一、我国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中的弊端

（一）农业生产力不足

农民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得不到提高，一方面是因为对于农村的投资没有满足农村经济需求，另一方面是受到客观因素的限制，投资者对于农业缺乏深入了解，导致农业的吸引力远远达不到对投资者的预想效果。最后，农村的生活条件与大城市有着天壤之别，这里缺少所谓的竞争与压力，也就丧失了一直以来强调的动力，农民也失去了改善生活的信心。

（二）农产品质量停滞不前

由于农村经济在一段时间的快速增长，导致导致管理人员的管理思想受到限制，其认知水平得不到提高，对于产品质量的监管也持续松懈。中国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大国，随着与世界的不断接轨碰撞，在加快快速发展农村经济步伐的同时一些关于农产品在供给方面出现的季节性、结构性、地区性过剩的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供过于求，产量的提高限制了产品质量的发展。

（三） 农业结构滞后

主要体现在农业经济结构生产上的不合理以及一直流传下来的小农思想限制了换代产品的出现，使得农村缺乏特色产品，生产链得不到有效连接。农民生产产品之后自产自销，个人经济盛行，很难走向外面的产品市场，与清代的闭关锁国一样，只认准自己的生产经验和销售市场。

（四）专业管理人才的流失

由于农村经济水平低下，生活条件和基础设施建设不甚完整，所以流失了大批管理人才。导致了留下来的人员专业素养不高，文化水平综合低下，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无法更好的履行自己的职责，与农民也缺少了某种程度上的文化交流与交往，制约了农村经济的良性发展。

（五）管理体制不完整

管理体制的不科学限制了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有效展开。几十年前留下来的陈旧思想没能适应时代经济的快速发展，依旧限制着管理层人员的思想，导致他们的工作效率得不到提高，其实际工作不能实际展开。管理体制的不完整显著体现在经济管理方式单一化、农民自身经济利益不受保护、政府与农民之间产生矛盾。

（六）技术得不到变革

由于农村经济水平较低，地理位置远不如大城市优越，因而人员得不到最新的技术信息和技术支持。远望世界，美国生产技术的变革实现了农业生产的集约化、机械化、信息化、科学化。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小城镇是我国城镇体系中层次最多、数量最多的群体，因此，更应该得到社会技术的支持与革新。

二、针对我国农村经济管理工作存在弊端的解决方法

（一）扩大农业生产力

在新时期农村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政府应该积极出面做好农民思想工作，给予相关的经济保障让农民能够成为持续长久的生产力。同时，政府应该利用政府威信扩大农业影响，让更多的企业家以及相关管理人员对农村经济有着最直接却又不脱离现实的了解。政府在财政、金融、税收方面对这些投资企业给予各种支持，形成有着显著优势的农产品加工企业群体。

（二）提高农产品质量

在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消费者越来越不可忽视的问题。建立健全农业标准体系已经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基础。制定详细的生产标准和实行标准的操作环节，农民按所规定的进行生产处理，保证了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以取得经济、社会、生态的最佳效益。加强对管理人员的监督指导，使这些专业管理人员能够对产品的来源地以及生产标准进行严格监管，设立合适的监察点，实行安全预警，对农产品的源头加强治理。

（三）培养大批管理性人才

随着农村经济工作的深入开展，在进行管理过程中应该要做到协调农民和销售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为做到更好，应该培养更多高素质的管理类人才，对他们进行培训及考察，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以便能够更好的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切实做好工作，调节各方面关系，养成良好的职业操守，推动经济的增长。

（四）优化农业结构

以实际的经济市场需求为导向，优化资源，满足消费者需求，根据农产品的现实需要以及客观市场优化市场结构。实现农产品的特色化和多样性，能够在综合方面满足市场。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管市场的力度，时刻关注市场的变化趋势，以求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建立健全信息技术网，为农民提供具体的市场信息，为优化农业结构创造一个良好的、能够让生产者和消费者有信心并能够拥护的市场环境。

（五）完善管理机制

为了推动农村经济的持续增长，我国应该建立健全和完善相关农村经济管理规章制度，政府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使生产者和经营者能够严格遵循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要求，使管理者能够有法可依。而完善管理机制则需要结合实际，考虑以人为本，从而更好地培养和提高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实行恰当的激励制度，用于标准化管理，促进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同时也能够得到投资者和社会的广泛信任，更容易赢得商机和发展机会。

（六）技术革新

想要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就要提高我国农产品的质量，而落后的技术方法显然不能适应更现代化的生产进度和效率。因此我国要坚持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人才。在以往的生产技术发展的历史中积累经验和方法，辅以现代先进的设备用以满足时代经济需求和开拓广大的农产品供应市场，走出中国，走向全世界。让现代的商业模式、营运效应、企业绩效和传统与改革的后续反应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

（七）针对农村实行单独的鼓励政策

物价快速上涨的当今社会，农业生产成本也随之上涨，因此，急需政府的大力支持。根据农村的实际经济情况以及农民的生活状况给予不同程度的补贴，有利于农村加大对农业产业的投入力度，从而减轻农民压力，改善农民生活，使农村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结束语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着极大的比重。为了适应时代发展和需求，加快农村经济的步伐已势不可挡。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为了推动农村经济的持续增长应该进一步扩大农业生产力、培养专业人才、对外学习实行新时期的技术革新、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政府加强引导监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农民收入，巩固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改变滞后状态，加快实现农业机械化、产业化的过程，积极建设生产型农村，推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

[1]王少霞.浅析如何提高新形势下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水平[J].山西农经，2017，（13）：39-40.

[2]刘宝芹.加强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几点思路[J].经营管理者，2016，（22）：246.

[3]冯艳波.浅析如何提高新形势下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水平[J].农业开发与装备，2016，（02）：17.

[4]李丽美.新形势下加强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思考探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5，（15）：140.

[5]刘雪丽.如何有效加强农村经济管理工作[J].黑龙江科学，2013，（11）：194.

作者简介：张玲（1976-），女，汉族，山东省宁阳县磁窑镇人，宁阳县磁窑镇政府，大学文化，农村经济管理。

作者：张玲

清代的经济法律论文 篇3：

民间宗教的复兴与当代中国社会

认为，农村脆弱的经济基础、社会的巨变、文化多元化是当代民间宗教复兴的社会根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间宗教出现了主动融入主流社会、积极争取合法地位、加快民间信仰化进程等动向。论文分析了当代民间宗教的主要职能，充分肯定其社会价值，并剖析了民间宗教面临的外部和内部问题。认为从“大宗教观”看，应该把民间宗教纳入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护；从多元信仰的角度看，民间信仰是宗教文化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从传统文化的构成看，民间宗教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宗教与社会的关系看，民间宗教存在着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其正面的社会功能的可能性。

关键词：民间宗教当代中国福建传统文化

作者林国平，1956年生，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民间宗教与中国传统社会

民间宗教是相对于国家宗教或正统宗教而言，二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有自己的组织系统、思想信仰、经卷、仪式以及教规，均具备宗教的基本特征，所不同的是法律地位、信仰群体、传播方式。国家宗教是指得到国家法律保护、并得到政府扶植的、公开传播的宗教；民间宗教是在民间自发或秘密流传的宗教。

民间宗教源远流长，其思想来源庞杂，鬼神信仰和巫术等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最早的严格意义上的民间宗教是东汉的五斗米教和太平道(统称民间道教或原始道教)。在中国历史上，民间宗教名目繁多，特别是在明清时期，民间宗教犹如春笋般涌现，教派之多，前所未有。著名的有罗教、黄天教、闻香教(东大乘)、西大乘、红阳教、圆顿教、龙天门、天地门等，到明末已经达到70多种名目。在清代，除明代延续下来的以外，又出现了更多新的教门，如姚门教、八卦教、青莲教、清茶门等，名目更多达百余种。

民间宗教的教义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民间宗教的教义不可避免地要打上儒道释正统思想的烙印，包含着儒家的伦理道德、佛教的果报思想、道教的修炼方术，与正统宗教一样发挥着社会整合、心理调适、伦理教化、和社会交往的功能。另一方面，民间宗教的一些教义不可避免地与封建正统观念和封建统治发生冲突，特别民间宗教所拥有比较严密的独立于一体化社会体制的宗教组织，自然而然地被历代集权专制统治的封建王朝视为危害社会秩序的力量，故其往往被列为“邪教”，加以严厉镇压。民间宗教在过去被迫长期保持秘密活动状态。因此，民间宗教又被称为民间秘密宗教、秘密教派、秘密教门、秘密宗教结社、下层宗教等等。

民间宗教产生的社会基础是小农经济，其教义所反映的是社会底层百姓的思想信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下层百姓的利益诉求。诸如民间宗教经常采取为人治病、提倡教友之间互相帮忙、有福共享、有难共当，可以为他们提供暂时的避风港。民间宗教多提倡平等，甚至男女平等，所描绘的“真空家乡”的世界也非常美妙，对农民特别是妇女来说很有吸引力。另外，民间宗教多宣扬三教合一或多教合一，符合百姓的实用功利，性的宗教心态。其经文宝卷，普通人读起来朗朗上口，容易理解，易于流传。因此，尽管民间宗教遭到历代王朝的严厉镇压，但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或潜伏民间，或变换形式，一旦时机成熟，便重现江湖。

在历史上，农民经常利用民间宗教来组织、发动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元末白莲教起义，有的起义甚至动摇封建王朝的根基。从表面上，民间宗教具有很强的叛逆性格，实际上，农民起义是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民间宗教只是农民起义利用的工具而已。当然，民间宗教经常与农民起义相结合，与封建统治者不分青红皂白地严厉取缔和镇压民间宗教有密切关系，是对封建统治者一以贯之的高压政策的反动。

民间宗教与国家宗教或正统宗教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二者可以互相转化，如基督教、佛教等世界上许多著名宗教在初始阶段均属于民间教派，遭到官方的压制，由于适应社会的普遍需求，逐渐取得国家宗教或正统宗教的地位。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最早的民间宗教五斗米教、太平道经过魏晋南北朝的葛洪、陶弘景、寇谦之等人改造，逐渐上升为国家宗教(正统宗教)，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宗教之一。当然，国家宗教或正统宗教也不是凝固不变的，道教在取得正统宗教的地位后，明清时期，道教走向世俗化和民间化，正统道教衰落，“具有浓厚道教色彩的民间教派却大倡于世，”“近两千年的道教史是一部由民间走向正统，再由正统走向民间的历史。”类似的情况并非绝无仅有，在其他宗教的兴衰嬗变中也常常可以见到。

二、当代民间宗教的复兴及其社会根源

近代，随着封建政权的灭亡，禁教的条令松弛，社会的急剧变化和动荡不安等客观条件的变化，民间宗教得到迅速发展，不同教派的背景、组织、流传演变、政治倾向、社会作用等，都非常复杂，甚至同一教派在不同时期的政治倾向完全不同，难以一概论之。由于民间宗教与秘密会道门经常混合在一起，因此，主流社会对近代民间宗教多持严厉的批评或彻底否定的态度。民国时期，对民间宗教、民间信仰也加以禁止、废除，如1928年内政部颁布《神祠存废标准》，不但把本土宗教的众多神灵列入封建迷信和巫术予以取缔，对制度化的民间宗教也进行清理和打击。

民间宗教是一种草根文化，具有超乎寻常的顽强的生命力，有的依附于道教、佛教求生存，有的屈尊为“民间信仰”求生存，有的则潜伏民间并不失时机寻求复兴机会，总之，民间宗教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在各个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宗教信仰方面，虽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主要限于官方认可的五大宗教，但总体说来，宗教信仰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也为民间宗教复兴提供了有利条件。另外，伴随着改革开放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以及社会从一元向多元转变，亦为宗教信仰包括民间宗教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诸如福建莆田的是三一教、金幢教、闽西的罗教、闽北的真空教、江南斋教、河北的天地门教、弘阳教、天津的西大乘教、广西普渡道、魔公教等民间宗教均在民间复活，有的出现复兴的景象。濮文起先生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政治文化的动荡，反映在信仰领域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在广大乡村乃至许多城镇出现了民间宗教复兴的态势。据有关部门统计和学者田野调查，除西藏等少数地区外，某些曾在历史上产生和活动的民间宗教教派，或以‘气功’、或以‘武术’、或以‘花会’、或以‘民间音乐会’、或以‘民间信仰’等形式，乃至打着佛教、道教旗号，重新活跃于大庭广众之中，展现在众目睽睽之下，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民众精神生活发生了重要影响，并由此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

昂间宗教只是在民间悄悄传播，发展速度不快，影响并不大。只有少数民间宗教发展速度很快，最具表性的是福建莆田的三一教。1978年以来，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三一教在福建的莆田、仙游、惠安、福清、平潭、福州等地重新流行开来，许多三一教祠堂被陆续修复，同时也新建了许多新的三一教祠堂。影响相当大，现有三

一教堂1400余座。与此同时，三一教信徒的人数不断增多，现有入教信徒10万人左右。文化多元化，使得社会比较宽容，允许不同宗教信仰存在。民间宗教往往与民俗活动紧密结合，容易为百姓所接受，从而成为正统宗教的补充，寻找复活、复兴的机遇。

三、当代民间宗教的转型和发展趋势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文化生活方方面面包括人的生活方式也发生转型，民间宗教也不例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动融入主流社会

在改革开放之前，民间宗教往往以秘密的形式流传，与主流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远离主流社会。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突飞猛进使民间宗教的领袖们深受教育，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国家的强盛也使民间宗教信众感到自豪，因此，多数民间宗教都能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信徒能安分守己，甚至制定教规，要求信徒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如福建莆田三一教东山祖祠于1989年6月26日发布了《夏教规章戒律》，第一条就是“夏教门人必须服从党和政府领导，遵守国家的政策法令，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1998年5月22日成立的莆田市涵江区三一教协会，要求105座会员祠堂和信徒“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无产阶级经济服务，坚持宗教信仰，要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方针，发扬龙江精神，爱国爱民，多做社会公益事业，赈民救灾。”2006年成立的莆田市三一教协会提出该协会的宗旨是：“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目的是根据《宗教事务条例》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引导三一教门人和信教群众积极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支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造福社会，利益人群。”“开展同港、澳、台及海外夏教门人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促进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改革开放之前，民间宗教秘密流传，外人很难窥视其教内秘密，因此社会上有不少揣测和误解。改革开放初期，民间宗教处于半公开状态，教内秘密也不对外公开，笔者在1982年调研民间宗教时，遇到很大困难，一些传教仪式不让观看，许多经卷秘不示人，一些宗教活动场所不让涉足。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开放，政治环境进一步宽松，民间宗教开始公开传播，并采取对外开放的姿态，主动融入主流社会，宗教仪式欢迎学者和社会各界观摩和研究，经卷允许复印或拍照，一些教内秘密也逐步公开，甚至举办学术研讨会，邀请专家学者讨论相关问题。

第二、加快民间信仰化的进程

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其最大区别是民间宗教是一种制度化、组织化的宗教，而民间信仰则是非制度化、非组织化的准宗教。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所有的民间宗教都包含着民间信仰的某些形式和内容，并逐步向民间信仰演化，特别是在秘密传播状态时期，民间信仰的色彩就会愈加浓厚，以此来迷惑官府，争取生存空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宗教信仰的简易化也成为趋势，民间信仰颇受大众的欢迎，民间宗教也加快民间信仰化的进程。仍以三一教为例，在改革开放之前，三一教在民间传播时比较谨慎，特别是吸收教徒，更是严格苛刻，通常要进行反复考察，确认无不良行为，方可入教。改革开放后，为了吸引更多的群众人教，扩大民间宗教的影响，三一教大大放松对要求入教信徒资格的审查。通常情况是，群众要求加入三一教，只要没有违法乱纪、口碑没有特别不好的，经过两名三一教徒引进，就可以吸收其加入三一教。在调查中，很少听说有人被拒绝加入三一教的事例，也没有听说有人被开除三一教出组织的。有的村子，几乎全部信仰三一教。相当多村子的老人，绝大多数是三一教信徒，三一教祠堂几乎成为老人活动中心。与加入三一教的条件放松相适应，其修炼进程也趋向简易，教内的秘密也逐渐公开化。20世纪80年代，笔者在莆田等地调研时，当询问那些老三一教信徒已经达到哪个修行阶段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回答还处在初级阶段，极个别人说已经进入中级的“入门”阶段，没有一个人说达到最高级的“极则”。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急于求成的社会浮躁心态也反映到三一教中来。一些地方的三一教信徒在进行一年左右的“立本”阶段的修炼后，就迫不及待地进入“入门”阶段的修炼，其中一部分人很快就被确认为达到“极则”的水平。

我们在调研中还看到，相当一部分三一教祠堂承担民间信仰的职能，甚至取代“社”、“境主庙”职能，三一教渗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诸如祈子、儿童过关、读书、就业、婚丧喜庆等等，几乎事无巨细，都要到三一教祠堂祈祷礼拜。多数三一教祠堂内备有签谱、杯答，供百姓占卜吉凶；不少三一教祠堂还建有戏台，与民间信仰一样，经常演戏酬神；还有一些三一教祠堂举行扶乩活动，吸引群众参加。多数三一教信徒与一般的善男信女没有太大的区别，自己也说不清自己信仰三一教与信仰妈祖等诸如此类的民间信仰有什么不同。一般的百姓视三一教为民间信仰，对三一教信徒的看法也仅仅局限于他们有练习“功法”、道德修养要求较高的层面上。

当代三一教向民间信仰的转型，在其他民间宗教中也能看到，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和共同的发展趋势，随着的时间的推移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这种转型速度将大大加快，对未来民间宗教的发展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值得学术界高度关注。

四、当代民间宗教的主要职能和社会价值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民间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只能通过长期的引导，使之与主流社会相适应。由于民间宗教包含着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封建迷信的糟粕，它对社会既有正面的、积极的作用，也有负面的、消极的因素。因此，对于民间宗教的职能和社会作用，要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那么，民间宗教具有哪些主要功能和社会作用?

首先，精神慰藉功能。与其他宗教一样，民间宗教构建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世界，来吸引信众。明清时期诸多的民间宗教受白莲教的影响，以无生老母为最高崇拜，以真空家乡为理想境界，以弥勒佛与龙华三会为信仰核心。所谓“无生老母”是上天无生无灭的古佛，集创世与救世为一身，她要度化尘世的儿女返归天界，免遭劫难，这个天界便是真空家乡。他们描绘的“真空家乡”，是非常美妙的极乐世界，无寒暑，无凋零，到处楼台亭阁，莺歌燕舞，天花乱坠，地涌金莲，“乃是安养佛国极乐世界”。所谓“弥勒佛与龙华三会”，即弥勒佛奉无生老母之命，普渡九十六亿众生，在龙华三会上与无生老母相聚。这些教义对生活在苦难之中的底层百姓来说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对信徒具有心理慰藉功能。建国以来，多数民间宗教秉承传统，其教义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为了求生存，大量吸收佛教、道教的教义，也掺入了民间信仰的因素，使民间宗教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以特有的方式继续发挥着精神慰藉的作用。

其次，社会教化的职能。民间宗教虽然没有正统系那样精致、高深，但吸收融合了儒道释三教的宗教道德，诸如儒家的忠孝，佛教的因果轮回、道教的承负报应等等宗教

伦理，并适当地加以改造，更加世俗化和通俗化，使之更适合底层百姓的审美，更容易为他们所接受，对信徒的社会教化作用不可低估。民间宗教所宣传忠孝节义、积善积德、安分守己、和睦相处、和气生财，不要以势欺人等等，无疑有利于社会稳定。这些道德说教非常通俗易懂，经常以百姓身边发生的故事甚至以传说故事的形式出现，教育着一代又一代信仰者，对百姓起着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至今犹然。虽然民间宗教的伦理道德教化无法与社会主义的荣辱观相比，但也有不少相通或相似的地方，可以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积极作用。

第三、参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缓解社会矛盾的职能。在历史上，由于民间宗教经常处于秘密流行状态，所以在社会慈善公益事业活动方面远远无法与正统宗教相比。近年来，一些发展较快的民间宗教开始介入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在社会上形成较好的影响。民间宗教积极参与社会慈善公益活动，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但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改善和社会矛盾的缓解。如果加以积极引导，民间宗教所发挥的社会作用不可低估。以莆田三一教为例，仙游县枫亭镇有62座三一教祠堂，2005—2006年参与各种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的三一教祠堂多达27座，占该镇三一教祠堂总数的43.5％。参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内容更加多样化，包括建桥、铺路、助学、扶贫济困、支援灾区、义务工、老人会、抚养孤儿、支持少数民族、资助出版经书、收埋无主骸骨等。受益区域从原来的局限在本村本庙扩大到外村、外乡镇、外县市，甚至省外。投入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的资金大大增多，如莆田东庄壶南祠从1991年至2005年，施济金额达到82万之多，大米2万多斤。2005、2006年仙游枫亭镇三一教祠堂在修桥铺路等社会公益方面就捐资120多万元。2007年莆田市三一教堂祠开展扶贫济困、施医赠药、修桥铺路的资金在一千多万元以上。有些地方还建立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的领导机构，更加有效地开展这项工作。如莆田市忠门施济协会(三一教)从1992年至2004年对南日岛、湄洲岛、平海、笏石、埭头、东庄、月塘、忠门、东埔、山亭、华亭、城郊等乡镇的五保户、残疾人、特困户提供扶贫资金160多万元。秀屿区三一教协会成立后，加大社会慈善福利事业的力度，在短短的两个半月内就募集13万8千元善款，扶贫救困。2008年4月23日，成立莆田市三一教慈善协会，不到二十天，四川汶川发生地震，莆田市三一教慈善协会在5月20日举办赈灾募捐大会，当场就募得善款50多万元，后来又在仙游等地募捐70万善款。

第四、发挥着联系台胞、侨胞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由于台湾的传统民间宗教多由大陆传人，台湾传统民间宗教的“根”在大陆，这一点台湾民间宗教界不但毫不隐讳，还为本教的源远流长的历史引以自豪，希望能回到大陆进香谒祖。实际上，台湾的一些民间宗教也以各种名义回大陆，进行宗教交流，如台湾三一教多次组团回东山祖祠参加各种活动。民间宗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超越时空，为两岸同胞所认同。共同宗教信仰的进一步升华，就会发展为文化的认同，而文化的认同则是中国走向最终统一的重要基础。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有一些民间宗教源自中国大陆，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与祖庙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起着联系侨胞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五、当代民间宗教面临的主要问题

如同任何事物都具有双重性、都有可能向对立面转化一样，中国大陆的民间宗教在发展中存在着许多问题，有外部环境的制约，也有教门内部的问题。从外部环境的层面看，当代民间宗教在发展中遇到三个主要问题：

1、“封建迷信”的魔咒。在中国主流社会，民间宗教(含民间信仰)受到鄙视，把民间宗教等同于封建迷信几乎成为共识，至今犹然。牟钟鉴教授认为：“至于‘封建迷信’，本身就不是科学概念。一者迷信并不限于封建时代，二者迷信是所有宗教的共同特征，非独民间宗教为然。迷而信上帝与迷而信雨神之间并无本质的差别，到教堂里去和到宗祠里去也无高下之别。‘封建迷信’也不是一个法制概念，而我们应当限制的是妨碍社会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并非人们的鬼神观念及活动。”民间宗教就是封建迷信的观念根深蒂固，从而成为民间宗教生存和发展的魔咒。

2、社会转型的挑战。民间宗教多产生于封建社会，其经济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其思想来源是儒道释三教的融合，教义也充斥着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在管理模式上多采取家族制度统治，在传播方式上多采取秘密流传。而当今社会，正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文明转型时期，民间宗教的教义中有些内容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管理模式和传播方式也需要改革，不能与时俱进，就会被时代所淘汰。然而，如何保持自己的特性的同时，又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如何把握民间信仰化的“度”?如何在法治的前提下妥善处理民间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如何妥善处理与其他宗教的关系?总之，社会的转型使民间宗教面临严重的挑战，决定着民间宗教的发展或衰亡。

从民间宗教的内部情况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1、年龄结构老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民间宗教长期被禁止，很少吸收新教徒。原有的信徒，年事已高，或相继去世，或健康状况不佳，信徒的年龄结构严重老化。改革开放后，虽然吸收一些新信徒，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年龄结构老化的状况，即使像发展状况最好的福建三一教，信徒的年龄结构也严重老化。1988年笔者曾对三一教信徒的年龄结构进行抽样调查，40岁以下的约占15.1％，40—60岁占37.4％，60岁以上占47.5％。2000年有关部门曾经对三一教信徒的年龄结构进行调查，55岁以下约占32.32％，55岁以上约占67.18％。2008年我们曾经对仙游县某个乡镇的3739名三一教徒的年龄结构进行调查，其中55岁以下约占24.4％，55岁以上约占75.6％(40岁以下只有430人，占11.5％)，年龄老化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严重了。出现这种状况，显然与城镇化进程加快和农村青壮年纷纷到外地打工有密切关系。

2、信众的整体文化素质不高。由于民间宗教主要在农村流传，其信徒的整体文化素质相对低下，特别是妇女受教育的程度、职业等均不如男性，而近年来妇女加入民间宗教的人数又急剧增加，因此，也必然对信徒的整体文化素质产生影响。我们仍然以三一教为例。2000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农民的比例约占94.4％。在性别上，1988年的抽样调查结果是男教徒约占63.5％，女教徒约占36.5％；2000年调查数据显示，女信徒上升为57.88％。2008年我们曾经对仙游县某个乡镇的4148名三一教徒的性别进行调查，男信徒898人，约占21.6％；女信徒3250人，约占78.4％，女信徒的增长速度不能说不快。在文化程度上，2000年的调查数据表明，文盲由1988年的26.7％增加到占43.31％，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门人比例也相应降低，说明由于农村女性信徒的剧增，导致三一教徒的文化素质继续降低。

3、管理制度不完善。民间宗教在管理制度方面出现一系列问题，诸如缺乏有威望的领导人、缺乏统一的管理机制，相关管理制度也不完善，教职人员的素质也不高，这些制约民间宗教的发展。相对于其他民间宗教，三一教做得比较好，但也不尽人意。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着犹如一盘散沙的三一教，三一教上层人士依托东山祖祠的特殊地位，发号施令，尝试对福建三一教进行管理，发布一些规章制度，虽然也取得一些成效，但积重难返，不少地方的三一教堂祠并不承认东山祖祠的领导地位，自己另搞一套。有的三一教堂祠虽然在墙壁上张贴东山祖祠所发布的各种规章制度，但形同虚设，并没有认真执行。

六、应该如何看待当代民间宗教

民间宗教具有悠久的历史，是历史的产物，但它绝不是过去式，而是一种活态的、具有顽强生命力和广泛影响的文化。濮文起先生曾对民间宗教的根源、作用与发展趋势做了相当精辟的分析，指出：“民间宗教是一种从封建社会土壤中产生、并经封建社会的阳光雨露培育而成长起来的传统文化。按照文化学理论分析，无论是作为观念形态的民间宗教信仰，还是作为外在制度化的民间宗教组织，或是以运动状态出现的各种民间宗教活动，都属于这种文化的不同表现形式。作为一种文化，既然已经产生，并曾长期在民间社会流传，影响与形塑了下层民众的思想与行为，那么它就必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相对的稳定性。几场疾风暴雨式的革命或改造，固然会对它的外在组织形式和某些活动起到了取缔与遏止作用，但是积淀在人们心理中的信仰观念，是绝不会轻易消失殆尽的。只要滋生这种文化的封建土壤尚未根本铲除，遇有适宜的气候，它还会在人们心中复活，并以各种形式表现自己。由此可以充分说明，民间宗教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具有生命力、吸引力和影响力的。”

民间宗教并非凝固不变的，相反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随着社会的转型发生新的变化。一些地方政府，面对民间宗教的新问题，积极探索应对方法，取得一些好的经验，如莆田市政府按照乡镇成立三一教联络组，分片管理，在成立区级三一教协会的基础上成立莆田市三一教协会，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在理论方面，著名学者牟钟鉴教授对建国以来政府对民间宗教的认识误区、政策措施、负面结果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检讨。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宗教理念的进步和宗教政策的调整落实，不仅五大宗教走上健康活动的轨道，各地民间宗教也在恢复和重建。但旧有的观点仍然影响着许多人，我们对待民间宗教的态度没有明确加以调整，这使得民间宗教仍然处在灰色地带和自发状态，处于社会管理体制之外，这是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于民间宗教在未来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特殊作用，牟先生认为：“民间宗教将成为中国五大宗教均衡发展、关系和谐的共同基础。”他明确地指出：“中国未来社会和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任务，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主导下，恢复失衡的多元通和宗教文化生态，以满足广大民众信仰的多样性需求，同时借以突显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使文化的主导性与多样性、民族性与开放性达到恰当的统一，这是中国长治久安的重要条件。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必须开放民间宗教，并加以引导，使之健康发育，在多元宗教并存和区域文化建设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这也是尊重人权、尊重民众信仰的表现。当然，开放民间宗教要有步骤地稳妥地进行，要制定相应的法规和政策。”笔者基本赞成牟先生的看法，在他的启发下，不揣浅陋，也对如何看待民间宗教提出以下观点：

首先，从“大宗教观”看，应该把民间宗教纳入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护。宗教共同的特征是信仰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并具有相应的崇拜活动、仪规、活动场所等，虽然民间宗教与正统宗教有些差别，但本质上是宗教，所以，民间宗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因此，我们必须更新观念，纠正长期以来形成的二个错误认识：一是用西方的宗教概念来界定中国的宗教信仰，结果把具有浓厚中国文化特色的民间宗教、民间信仰排除在宗教的范畴之外；二是混淆宗教信仰与封建迷信的关系，特别是经常把民间信仰与封建迷信等同起来，充分尊重中国宗教信仰的特色，从法律的层面给民间宗教、民间信仰提供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既是广大信众的迫切要求，也符合中国法制化的历史进程。

其次，从多元信仰的角度看，民间宗教是宗教文化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中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不同宗教信仰的相互依存构成特有的生态文化系统，影响着不同的信众。在这种宗教信仰文化生态系统中，民间宗教以其简易、通俗的特色，吸引着众多的信众，对民间社会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发挥其他宗教信仰无法取代的社会历史作用，因此，民间宗教是宗教信仰生态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从传统文化的构成看，民间宗教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宗教虽然没有正统宗教那样精致、高深、威严，没有那么严密的理论体系，但民间宗教是历史的产物，反映了下层百姓喜怒哀乐，同样是传统文化的遗产。张新鹰教授曾对民间宗教信仰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作过精辟的分析，认为：“真正形象地、彻底地表明了儒、道释三家殊途同归的历史走向，造成了三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全面合流的，是下层民众出于现实的宗教抚慰需求而逐渐确立起来的民间宗教信仰。……站在这个角度上，民间宗教不是被‘正统’宗教所指斥的‘邪门歪道’，也不是被上流社会所蔑视的低俗迷信，而是在不断吸收、改造其他观念形态过程中愈加宏富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普化’于下层民间的缩影。儒家的道德信条、道教的修炼方技、佛教的果报思想，在民间宗教那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中国传统文化不但通过别处，也通过民间宗教，展示了它‘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品格。”马西沙先生甚至认为：“它还是一切高雅文化、正统神学的孕育之母”。

第四、从宗教与社会的关系看，民间宗教存在着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其正面的社会功能的可能性。民间宗教的教义融合儒道释三教伦理道德观和因果报应、承负思想等，同时，也包含着“劫变”等反抗现实政治的主张。民间宗教在组织上家族色彩比较浓厚，传教方法比较粗俗。因此，从历史上看，民间宗教与社会的互动具有两重性，在正常的社会政治条件下，它与正统宗教一样发挥着社会整合、心理调适、伦理教化、和社会交往的功能，对于社会的稳定产生积极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民间宗教置于法律的监督之下，引导其积极融入主流社会，使民间宗教同现代社会保持正面的互动，发挥其正面的社会功能。

作者：林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