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会馆建筑艺术论文

建于20世纪中叶的陕西紫阳北五省会馆，属于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馆内壁画整体构图合理，画面绚丽多彩，人物鲜活灵动，技法精致纯熟，为目前陕西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清代建筑壁画。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清代会馆建筑艺术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清代会馆建筑艺术论文 篇1：

刘老根会馆引发的会馆保卫战

“赵本山的刘老根会馆被指破坏文物，文保人士实名举报其所占用的四合院中，有一个为不可移动文物‘晋翼会馆’，该会馆被改造成最低消费18万元的私人会所，且怀疑在装修中被改变原貌，屋顶增加罩棚，院内设游泳池等。”这样一篇题为《刘老根会馆被指涉嫌破坏文物》的文章刚一出现在媒体上，就立即成为了舆论的焦点，引起一片哗然。会馆，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曾起到过重要作用的场所，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被人们所关注。人们在关心刘老根会馆事实真相的同时，也不免对中国会馆的现状有所担忧：这样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和历史表征会不会随着时间的消逝不复存在，若干年后人们是不是只能在回忆里寻找它？

会馆的前世今生

会馆是旧时代科举制度和工商业活动的产物，许多历史名人都在会馆留下足迹。事实上，会馆是各地人在北京的根，承载着历史，有着各地人在北京的过去，记载着他们的心酸和辉煌。每座会馆都有许多故事可以向后人倾述，甚至有人说，会馆是“百年前的北漂据点”，记录了他们小心呵护的梦想和苦辣酸甜。

会馆，顾名思义，“会”是聚会的意思，“馆”是宾客聚居的房舍，就是聚会和聚居之场所。北京地区的会馆最早出现于明朝初期，它的兴盛和科举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清时代实行开科取士的制度，每逢京师举行“春闱”，数以千计的举子涌入京师，于是出现了一些专为考试举子开办的“状元店”，但这类状元店租金昂贵，一般贫寒子弟难以负担，他们不少人来京的路上省吃俭用，有的甚至被迫乞讨，于是会馆便应运而生了。这种以接待举子考试为主的会馆，最初也叫“试馆”，这类试馆在所有会馆中数量最多，约占80%以上。也就是说会馆或以省、府，或以州、县为单位修建，平时是聚会在京同乡、增进乡里友情的处所，遇到朝廷举办科举考试的年份，则成为本乡举子们借住的寓所。会馆有专人管理，对本乡举子只收取少量经费或者让其免费食宿，这在当时来说，对于接济贫寒子弟、鼓励本乡人士力争上游显然具有雪中送炭的作用。后来科举制度废除，但仍有大批的中小官吏及其家属、在京商人、学生借会馆居住、集会，这些在京人员为联络乡谊设立馆舍，成为会馆。可以说，会馆是明清时外籍人在客地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北京的会馆不仅是政治集权之地，也是商贾云集、士人聚居、举子进京赶考以求功名之地，北京的会馆是中国近代变迁的策源地和见证人。

会馆是明、清两代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化，商品经济的发展、科举制度和人口流动，促成了会馆的诞生和勃兴。同时，会馆为京剧的诞生、普通话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在建筑艺术、园林建设、书法石刻、诗文楹联等方面，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不只是传奇

在北京城有这样一座会馆，乾隆嘉庆年间的历任大臣都在这里居住过；中国伟大的革命者孙中山先生曾五次来到这里，在这里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了国民党的成立，并多次在此召开党内会议；许多梨园界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如梅兰芳等，都曾在此登台献艺……这个如此具有历史传奇色彩的会馆就是在北京众多会馆中至今仍保存完好的湖广会馆。

会馆记录着时代变迁，其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通过它们，我们仿佛可以回到过去，感受那个时代的人文气息。

在虎坊路3号，我们看到了这座雕梁画栋、磨砖对缝青水墙的建筑群，它既呈现了皇宫内墙的金碧辉煌，却也玲珑剔透颇具王府风范。这座有着200多年历史的会馆，是北京仅存的建有戏楼的著名会馆之一，也是按原有格局修复并对外开放的第一所会馆。如今的湖广会馆已成为了会馆保护的一个典范，殊不知曾经有着辉煌历史的湖广会馆经过了百年的风吹雨打，也有过环境脏乱、杂草丛生、破败不堪的时候。解放后，现在的湖广会馆曾是一个棚户区，北京市制本厂、建筑公司车队、几十户居民聚居于此，居住条件十分狭窄、简陋。

但是，湖广会馆又是幸运的，1986年12月，北京市政协常委、市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张开济同志提出了修复北京的旧会馆建为戏曲博物馆的建议，凭借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以及其他会馆无可比拟的历史作用，湖广会馆重新被重视。1993年10月，满目疮痍的湖广会馆开始了修复工作。

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在各方的努力下，修复后的湖广会馆终于在1996年5月8日开张营业了。据现任湖广会馆馆长霍建庆介绍，修复后的湖广会馆定位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倡导高雅、积极、文明向上的主线，利用古老的资源为现代社会服务，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和谐统一。霍馆长骄傲地说，湖广会馆的作用不可小觑，对世界来说，它是宣传中国；对中国来说，它是宣传北京，介绍西城。

提及湖广会馆就不得不说说大戏楼。建于1807年的湖广会馆可以说跟京剧是同时代的产物。大戏楼的修缮完全是按照原貌进行，修复后的大戏楼四周墙壁是博古彩绘，戏台上方为“霓裳同咏”匾，抱柱楹联长达一丈六尺，上联写“魏阙共朝宗气象万千宛在洞庭云梦”，下联配“康衢偕舞蹈宫商一片依然白雪阳春”，气势磅礴，道尽京剧艺术的精髓，显示出了中国戏曲的无穷魅力。最为难得的是，现在每天晚上湖广会馆的大戏楼仍有京剧演出，这是唯一一座现在还在坚守传统京剧艺术演出的会馆了。因为其深厚的传统戏剧底蕴，湖广会馆也成为了北京市第一百家博物馆——北京戏曲博物馆。

“我们要把保护文物的责任承担起来，戏曲是我们湖广会馆的主要项目，然而戏曲不景气并不是现在才形成的，早在湖广会馆修缮的1996年，这种局面就已经存在了。湖广会馆经营15年，我们有很多的探索，这中间也有很多的酸甜苦辣，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就是因为我们要保护传统文化，担负着历史和现在的许多责任。”霍馆长骄傲的言语中透露着那么一丝丝的无奈。

200多年的历史让现在湖广会馆的很多设施显得过于苍老，所以保护尤其重要。霍馆长告诉我们，由于经费的原因，现在的会馆每年都只能进行一些小修小补，但是所有的修复都以保护文物为前提，不改变它原有的格局、建筑风格。经过15年的开发、挖掘、完善，现在的湖广会馆已形成了戏楼、酒楼、茶楼，以及戏曲博物馆“三楼一馆”的服务格局，集中体现了中国的清代建筑文化，中国的戏曲文化，中国的茶文化，北京特有的会馆文化，还有新兴的旅游文化。它让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得到了最大化的呈现，对今后其他会馆的保护和开发，我想是会有成功的经验和值得借鉴的地方。

走过了15年风风雨雨的湖广会馆，已把保护传统文化作为了自己的责任，就凭着这份信念和坚持，我们相信湖广会馆会越来越好。

不仅在北京，全国各地的会馆保护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位于苏州城的筑园会馆原为清代张氏故宅“三和堂”，共有四进院落，由于历史的变迁，仅保存下来第一部分建筑。为了使现存的建筑得到充分保护，并适应现代人的审美和使用需求，对这座老宅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造。除了加入现代设计元素，更对其功能进行了改善，增加了新风系统、地热、中央空调以及液晶电视等现代生活设施。经过历时一年的设计改造，筑园会馆获得了由上海市建筑学会颁发，被喻为上海建筑界的“奥斯卡”奖的第二届建筑创作优秀奖。

曾经记录历史沧桑 如今面临集体消亡

在北京南城的粉房琉璃街、潘家胡同曾聚集了众多颇具人文气息的会馆，诸如兴会会馆等，而如今这些会馆也早已变得凌乱不堪，人们只能在支离破碎的四合院里感受残存的北京生活。形状各异的门墩，造型古朴的青屋瓦檐被风雨侵蚀得面目全非，这些曾记录着历史沧桑兴衰的建筑渐渐已无法找到它们存在的踪迹。

并不是所有会馆都像湖广会馆这么幸运。可以说，会馆是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一个产物，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会馆逐渐变得冷清，最终也没有逃脱寿终正寝的命运。作为明清时期盛极一时的会馆，曾经是北京城里除了皇宫和皇家园林之外一道独特的风景。然而，北京历史上有过的600多座会馆，如今有迹可循的仅剩75座，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后，那些曾在历史上盛极一时的会馆，正在逐步走向消亡。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北京的会馆建设慢慢停了下来，原因是很多会馆的主人纷纷离开北京，到其他城市寻求避难。至此，会馆的功能基本丧失。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会馆变成了大杂院，小部分会馆被分配给机关单位使用。1956年取消了会馆，其功能彻底丧失。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北京城市的逐步改造，一些会馆的明清建筑群落开始大量消失。

明永乐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421年，明成祖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不久，一家名叫“京都芜湖会馆”的公馆就在皇城根下的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内挂牌面世，这个有着590年历史的会馆，被当今历史学者们公认为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中国会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开启中国会馆先河的地方，也未能逃脱消亡的命运。现在的芜湖会馆早已荡然无存，仅保留了一扇具有清代建筑特色的院门，其他建筑均被破坏。想想曾经的繁荣景象，再看看如今的断壁残垣，在惋惜的同时，也让人不免生出一腔浓浓的幽思，一丝淡淡的哀怨。

像这样在城市化建设中消失的会馆还有很多，被北京市政府认定的第一家会馆——南昌会馆，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踪迹，甚至连院门都没有留下；龚自珍曾居住过的番禺会馆，如今会馆四周均已变成了高低不等的房屋，而房屋周围又堆满了杂草，实在找不到一点曾经繁荣的痕迹。据附近的居民介绍，这里以前确实很漂亮，有花园有凉亭，后来经历了一次地震，这里就基本上只剩下房架子了。再后来由于城市建设，居住的需要，便重新翻盖住房，会馆早就没了……

北京西城区粉房琉璃街和潘家胡同，被包围在高楼大厦之中，越发显得有些破败。家家的外墙上几乎都写着醒目的白色“拆”字，檐间瓦角有时还能看出明清的风貌，百年老树的绿阴，将所有路面都护卫在习习阴凉之中。这里是一个和外面的骄阳似火、喧嚣奔忙完全异样的世界，然而在不久的将来，它们都将被摩天大楼和空阔马路所取代。

偌大的北京古城都容不下几座会馆，会馆的保护如此不给力，其他地区的会馆逐渐消亡、破败不堪更是不在话下。位于阳谷县张秋镇南偏东的山西会馆，康熙二十三年为了联络感情，由山西商人所建，整个建筑坐北朝南，气势磅礴。而如今，岁月的冲刷使得会馆的大部分建筑已经倒塌，只有关公庙和戏楼摇摇欲坠，会馆的旧貌早已不在；景德镇唯一一座相对保存较好的省级会馆——湖北会馆，由于年久失修，越发显得“老态”。由于火灾、水灾、蚁灾的共同影响，如今，会馆内建筑残损情况相当严重，现在的湖北会馆除了中心天井建筑部分保存较好外，其他部分的建筑已难觅当年踪影，整个院子堆满了杂物，破败不堪，若再不下定决心修缮的话，这座会馆很有可能会永远消失在景德镇的地图上。苏州会馆，这座长沙历史上被称作第一会馆，也是唯一保留完整的会馆旧址，也未能逃脱岁月这把无情刻刀，如今的会馆蛛网覆盖，神殿、祠堂、厢房等均无明显痕迹，仅布局依稀可见，不仅没有得到好的保护与修缮，更残酷的是，这座会馆正面临着被拆的命运。摇摇欲坠的瓦当，开裂的墙壁，谁能想到这就是当年辉煌一时、曾经见证了兰州百年风雨的广州会馆？现如今主建筑的破坏也很严重，斑驳的墙面、黧黑的房檐，仿佛是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在无言地诉说着一段令人心酸的历史，只能从廊檐、大梁、瓦当、门楼的精美雕刻，大致看出会馆原来的风貌和曾经有过的繁华，会馆早已不复当初的模样……这样的会馆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曾经有过辉煌，然而历经百年沧桑，大部分却已化为烟云，荡然无存，即使留下的也破败不堪，在风雨中飘摇。一座座叱咤风云上百年的古建筑，如今变成这个样子，实在让人心痛。

虽然近年来全国各地都采取了一些措施保护、修复会馆，但是那些承载着厚重历史文化底蕴的会馆仍是以我们不可抗拒的速度在消失，它们能否逃脱集体消亡的命运？多年后，当我们想起这些曾辉煌一时的会馆时，是不是只能从老照片、教科书上看到那些残存的记忆？那将会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百年跌宕风云，几乎每个会馆背后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故事，每座会馆都是一本记载历史发展的教科书。不论是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还是著述丰富的文化名人，他们都使会馆变得色彩斑斓，而会馆本身也见证了古往今来的社会变迁，成为我们今天需要格外珍视的历史文化遗产。

作者：王昱心 陶莹

清代会馆建筑艺术论文 篇2：

紫阳北五省会馆壁画艺术特征及价值探析

建于20世纪中叶的陕西紫阳北五省会馆，属于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馆内壁画整体构图合理，画面绚丽多彩，人物鲜活灵动，技法精致纯熟，为目前陕西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清代建筑壁画。充分认识紫阳北五省会馆壁画的艺术价值，加强对会馆壁画的保护和开发，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会馆文化、汉水文化圈、移民商贾文化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将为紫阳乃至整个陕南的文化与旅游一体化增加强劲动力。

北五省会馆及壁画概况

紫阳北五省会馆（兼瓦房店会馆群）地处素有“小汉口”之誉的陕西省紫阳县向阳镇瓦房店。清代中期，汉江任河是东南各省从陕西进入四川的重要通道，其航运十分发达，且商贾如云，并顺着任河河岸形成了码头和街道。瓦房店始建于清代乾嘉时期，因汉江航运和清代初中期移民垦种而兴，居民以湖广移民后代为主，五方杂处，习近川渝，兼具楚风，民风淳朴。各省富商在瓦房店修建会馆、庙宇，不足1平方公里的地域竟建五庙六馆（五庙：泰山、土地、财神、观音、鲁班；六馆：武昌会馆、黄州会馆、江西会馆、湖南会馆、川主馆和北五省会馆）。

20世纪50年代初，会馆被改作瓦房店粮管所办公及库房场地，对建筑内部实施了简易改造。到六七十年代，因粮站业务的发展，不仅对鼓楼进行了拆除，还对建筑内部实行了隔断，地面架空升高，翻修屋顶。80年代后期，因安康电站库区蓄水，该地作为淹没区被大量搬迁转移，黄州会馆、湖南会馆和武昌会馆相继被拆除。值得庆幸的是，北五省会馆地处位置在淹没线以上，因此被整体保留了下来。

从会馆的建筑平面来看，整个会馆呈长方形状，沿南北中轴线上依次建有山门（戏楼）、观戏楼、钟鼓楼、过殿、大殿，形成三进封闭的院落，占地1300平方米，南北深65米，東西宽约20米。建筑整体为砖木结构，内部墙面绘制有精美的壁画，约有200平方米。其中在正殿和过殿的壁画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首次被发现，且保存完好。细观壁画内容题材，主要是以我国古代的节孝故事和三国故事为重点，通过工笔手法绘制成流水、树木、石草、人体、动物等，壁画人物惟妙惟肖，形态不一，个性鲜活。整个壁画场景宏大，用笔细腻，尤其是经中德合作修复后，壁画更加完美地再现了当年“小汉口”的金碧辉煌。

北五省会馆壁画艺术特征

1、壁画的内容形式

（1）壁画内容。北五省会馆建筑格局沿中轴线分布，壁画共有九幅，位于过殿和正殿内墙墙面。正殿北墙有三幅，内容为天官赐福给人间。中部壁画面积约12平方米，画面为通景六折围屏，第一、六屏绘制花鸟，中间四屏，第二至第五屏为山水人物，并有寿星赐福、天官赐财等图案。东侧壁画面积约12平方米，绘制有水中的戏珠双龙、翻腾云间等。

正殿东西两侧内墙各有两幅。云气图位于东墙和西墙面北侧，单幅面积约为3.5平方米，手法和图案相对单纯，紧挨其南面各绘有大型的壁画两幅，面积各约为20平方米，壁画内容为三国故事。过殿的两幅壁画面积各约为13平方米，表现形式主要是以通景八折围屏为主，绘制了文人雅士松下对弈、山水、楼台界画、屋木舟车等相关内容，且画面上均有诗文题记。这些围屏中，每一折都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画面，在其内绘制山水人物等内容，下部区域绘制内容取自二十四孝图，很好地展示出了脍炙人口的二十四孝故事。八扇屏相连组成了一个总体画面，布局规律齐整，山水秀美，树木繁盛，亭台楼榭现于林间，画面意象深远，人物造型比例准确，线条流畅，色彩和谐，绘制技法娴熟、细腻和高超。

（2）壁画的构图。在建筑艺术中，壁画具有完善建筑空间功能、提高建筑空间艺术层次的重要作用。北五省会馆壁画整体构图布局十分合理，绘制内容和题材也较为广泛，加之纯熟细腻的绘制技法，使得壁画内容更加形象生动，起到了真正的装饰美化效果。会馆的正殿东西两壁的三国故事壁画，构图采用了述事性的全景构图方式，使用浓郁鲜活的色彩，描绘出金碧光鲜的效果，根据三国时期不同的故事内容以及时间顺序团块状安排画面，场面宏大，动态和静态相互结合，将树木、山水、动物、亭台宫阙等合理安排布局。北墙通景六折围屏与过殿的壁画相呼应，基本构图形式与过殿八折围屏的构图手法相同，天官赐福及双龙构图采用全屏形式，主题明确。

（3）壁画的题材。清代中期，由于货物贸易主要依靠水运，商贸会馆有着“重信义、崇忠义、叙乡情、通商情”的功能，因此，绘制壁画的题材不仅要与会馆的相关功能亲密联系，还要发挥出装饰的作用。比如在正殿的壁画内容，其寄托了商贾们希望龙神庇护水上平安，风调雨顺，天神赐予人间福禄寿，使得往来商贾能够享有美好生活；会馆正殿“三国故事”壁画呈现了商贸会馆重信义和崇忠义的主旨；过殿壁画内容多为山水、文人雅士，这很好地表现出了当时文人画的兴起，并注入了鲜活的气息和生命力；“二十四孝图”形象地表达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以教化人心。

（4）壁画风格技法。北五省会馆的壁画创作与绘制，运用了俯视构图、散点布局和重叠关系等，与西方绘画中重视焦点透视有所不同，其不受一个固定视点的约束，而将此种独特的透视法有效运用到有限的画面上，能够呈现出空间意象深远的山水画。壁画的绘制中大量运用了工笔画法，一般使用黑线勾勒，然后添彩，在过殿的屏风中着色相对较为淡雅，在正殿三国中着色浓重，勾勒平涂天色，色彩浓郁。随类赋彩，色彩相和，不受制于光源冷暖色调的限制，不大考虑在特殊光线下的条件，而是注重物体自身的颜色，以使得色与物、色与墨、色与线、色与色之间的互相调和。

2、壁画的艺术特征

（1）该处壁画的创作与绘制主要是由来自民间的画师和工匠所完成的。

北五省会馆建立以后，画师们以叙乡谊、通商情、崇忠义、重信义为主旨，按照会馆组织方的要求，结合会馆自身功能，使用黄金等贵金属材料创新绘制壁画内容，由此可见该会馆当时的捐资者注入了大量的精力与财力。

（2）从壁画绘画用色的效果上看，正殿的“三国故事”壁画采用工笔线描，设色使用多种矿物颜料，用色浓郁华丽而不失稳重，使得画面色彩鲜活，配色鲜明，可见画师的配色能力比较高超。过殿屏风形式中所绘山水、雅士和博古等题材，总体表现色彩较为淡雅，线描较淡，表现出了清幽深远的意境。壁画中所有绘画人物的比例协调，勾线流畅，根据塑造对象身份的不同，采用了不同的勾线技法，设色熟练。可见画师熟练掌握技艺，绘画经验丰富，绘画技法娴熟，艺术表现高超，该壁画在清中晚期民间绘画中当属上乘之作。

（3）民间艺术作品内容能够充分反映社会大众的心理需求和审美需要，其色彩浓郁鲜明，造型粗犷饱满，满足了社会大众求吉纳祥、趋利避害的精神追求。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一般是靠文学内容、民间故事和传说的口口相传和加工创造来发挥对社会大众的教化功能，壁画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地域文化交融中，不管交通如何阻塞，生活如何艰难，人们始终都有着强烈的从良向善和爱国爱家的美好愿望。

（4）壁画中的人物形象具有生动性和真实性。仕女、肖像、帝王将相、忠烈等一直都属于我国传统绘画领域中特殊范畴之内。馆内正殿壁画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惟妙惟肖，体现了生动性和真实性，局部的艺术夸张更是增加了艺术感染力。比如在关羽、曹操和赵云等人物形象上得到了明显体现。

北五省会馆壁画艺术价值

1、北五省会馆壁画是会馆的文化象征，是研究陕西会馆乃至全国会馆文化的重要依据。在移民聚集的地方，人们会受乡土观念的影响形成一种各自为政的自我生存保护机制，此种机制开始并没有考虑政治、经济的利益。建立会馆则成了移民们力图保持乡井文化联系的一种努力。大多会馆不惜重金按照原家乡的建筑风格，甚至用家乡的建筑材料在移民地建会馆，则是有力实证。同时，会馆是商贾和客民联合行动的需要。北五省会馆在陕西南部规模及影响都是最大的，其巍峨华美的建筑和绚丽多彩的壁畫，都为较为闭塞的陕西南部秦巴山区增添了鲜亮的色彩，也极大地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交融。

2、北五省会馆是清代该地区商贸活动的产物，是清代陕西南部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见证。明清时期，特别是清朝中叶，汉江航运处在历史上最为发达时期，商运地位极其重要。东南直通武汉沿江出海，西南、西北陆路可达四川、甘陇。安康地处这一黄金水运核心地区，承东联西。专家学者认为，瓦房店应为中国第一条茶马古道的发源地。北五省会馆作为沿江流域现今保存最为完整的会馆，成为再现这段历史有力物证，特别是全国各地千余家商号捐资兴修会馆这一历史事实，大大提升了会馆的地位，进一步说明了会馆的价值，并为今后研究该时期的地域经济、贸易往来和航运情况提供重要依据。

3、会馆壁画为研究清代以壁画为主的美术发展，提供了十分难得的资料。纵观我国美术发展史，壁画艺术于明清时期发展逐渐衰微。北五省会馆壁画作为寺庙壁画，是陕西境内当前发现的最大一处壁画，其保存之完整、规模之大和艺术水平之高在国内都十分罕见。会馆壁画为研究美术绘画史、民俗文化史、商贸会馆史、建筑史，尤其是研究清代壁画、民间工艺美术和美术发展脉络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价值。

4、会馆壁画的存在，鲜活地见证了汉江水系的航运码头文化及生态文化。汉水是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之一，汉江是陕西安康的母亲河，紫阳县瓦房店是镶嵌在汉江上的一颗明珠，闪耀着历史的光芒。因历史和自然种种原因，瓦房店会馆群未能完整保存下来，但北五省会馆的保存，尤其是壁画的完善存留鲜活地见证了昔日的辉煌盛景，也是深入研究古代汉江航运、码头文化和汉水生态的宝贵遗存。

5、会馆壁画的发现和保存，对紫阳文化根底的追问和认同有着重要意义。据考古调查，新石器时期，紫阳已经有先民在此活动，但因故到明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才正式置县，距今才五百年，目前在220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经居住着35万人，作为地域文化建设来说，对栖居地的考证考察及探究追问是必不可少的，这对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对建立文化认同感和树立文化自信，都是十分重要的。瓦房店，“小汉口”，北五省会馆，尤其是精妙绚丽的会馆壁画，都是极其重要的文化积淀和符号，对过去是追溯，对现在是认同，对未来是传承和教育。

6、会馆壁画的保存和保护，为地方文旅一体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陕南因生态良好成为整个陕西的后花园，但因又是南水北调的水源保护地，仅文化旅游产业可以大力发展。北五省会馆壁画的发现和保护，为紫阳乃至整个陕南的文化与旅游一体化建设提供了资源保障，无论是会馆文化、汉水文化圈、移民商贾文化以及壁画本身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和深厚的文化内涵，都将为地域文旅一体发展增加强劲动力。

参考文献

[1]梁晓泉.紫阳北五省会馆正殿壁画艺术初探，艺术品鉴，2014.10.

[2]马琳燕.陕西紫阳北五省会馆壁画艺术价值研究，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5.

[3]窦梓月（导师：高明）.紫阳北五省会馆壁画艺术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05.

[4]胡可佳（导师：白崇斌）.陕西安康紫阳北五省会馆壁画制作工艺及材质分析研究，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13.06.

[5]谈俊琪.安康文化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1.1.

[6]陈良学.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三秦出版社1998.6.1.

作者简介

赵刚华 陕西省紫阳县文化馆馆长

作者：赵刚华

清代会馆建筑艺术论文 篇3：

基于文化再生产理论的昆明石屏会馆发展路径研究

摘 要：昆明石屏会馆是昆明市唯一保存完整的清代会馆，是茶马古道上17所石屏同乡会馆之一。本文基于文化再生产理论及实地调研法、访谈法，从文化资本、动因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创新路径方面，探索其文化变迁的一般规律，最后提出会馆文化再生产的提升与创新策略，以期有助于会馆文化的传承保护以及会馆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会馆文化；文化再生产；文化资本；石屏会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滇藏茶马古道客栈文化变迁研究”（15BGL124）；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茶马古道会馆文化变迁研究——以普洱石屏会馆为例”（2021Y354）阶段性成果。
引言

会馆产生于明朝末期，兴盛于清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乡情观念与商业元素共生的产物，兼具地域性与行业性[1]。会馆文化，是一种伴随会馆发展，应运而生的特殊民间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文化、经济和社会价值。我国的会馆业、会馆旅游和开发都离不开会馆文化。自1809年开始就有文献对会馆进行记载，但大多数是研究会馆建筑、神灵信仰、价值意义等，而关于会馆的文化变迁研究较少，从旅游人类学角度进行分析的更是罕见。探析会馆文化的变迁，对于会馆文化的挖掘、会馆保护转型及会馆文化旅游具有较大的价值。云南明清时期科举名人中石屏人最多，云南省唯一的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就是石屏人士。其为了石屏学子读书应考和商旅来往的需求，先后在京城、省城及省内思茅、蒙自、个旧、普洱等地设立了会馆17所，其中以省会昆明的石屏会馆规模为最[2]。昆明石屏会馆始建于清乾隆年间，至今已有两百多年历史，是现今昆明市唯一保存完整的清代会馆。1931年，由昆明的石屏商人和学生倡议，经石屏同乡会募集捐资，再由云南状元袁嘉谷先生和知名人士张芷江先生组织重修[3]。经过努力创新和文化元素的注入，石屏会馆转型发展为特色文化餐馆。本文以昆明石屏会馆为案例点，基于文化再生产理论及实地调研法、访谈法，从文化资本、动因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创新路径，探索其文化变迁的一般规律，不仅丰富了文化变迁的研究视角，还为保护弘扬我国会馆文化、实现会馆转型发展提供了参考依据。
一、基础理论

（一）文化再生产理论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文化再生产”的概念。文化再生产理论指出文化是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是一个处于不断再生产的过程[4]。该理论涉及文化资本概念、文化资本形态以及文化资本再生产等方面。布迪厄对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从象征支配角度进行非经济学解读，他指出文化资本具有与经济资本一样的特质，即可以在各种市场进行投资并取得相应的收益[5]。

（二）文化资本内涵与外延

布迪厄把文化资本分为3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具体的形态，是人的精神和身体持久的“惯习”；第二种形式是客观的形式，是用文化商品来具体表达，可以包括图片、词典、书籍、音响等；第三种形式是体制形式，在形式上能够承担资本的个人，具有合法性、强制性、转换性和替换性。
二、昆明石屏会馆文化资本形态

会馆文化由特定的人群、行业及地域衍生出来，会馆文化资本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会馆文化的再生产。基于文化再生产理论，本文将对石屏会馆的文化资本从身体化形态、客观化形态和制度化形态进行分析。

（一）身体化形态

1.石屏状元文化资本

1903年，清政府进行了历史上唯一一次废除科举后的经济特科考试，经济特科的考试同八股不同，是以经世济民、治理国家的策略为主，更偏向于实用性。清朝整个时期只进行过3次，此次参考的还有已获状元身份的人，所以经济特元的地位，比普通状元要高。全国应试考生达306人，云南石屏人士袁嘉谷取得经济特科一等第一名，是为“经济特元”，弥补了“云南不点状元”的空白。袁嘉谷先生从此被称赞为“国朝第三人”“独一无二的状元”，这便成为石屏会馆最独特的文化资本。

2.民族乡土文化资本

石屏县位于云南红河州，少数民族人口超过50%，主要以彝族、哈尼族为主，素有“民族歌舞之鄉”之称。石屏人士将石屏的乡土文化融合到会馆文化中，增添了乡土文化资本。民族表演是石屏会馆的一大特色，餐前彝族祝酒歌、彝族歌舞表演、庭院古筝表演等，形成会馆独特的乡土民族文化。云南作为茶马古道交通要道，普洱茶叶贸易繁盛，石屏会馆早期经商也包含着茶叶交易。在会馆中，普洱茶文化经专业的茶艺师的展演，产生了经济效益。

（二）客观化形态

1.名人文物文化资本

曾有较多的知名专家学者在石屏会馆内住过，并留下了宝贵的文字材料。如袁嘉谷先生题写的“石屏会馆”大字；清代道光年间云南总督林则徐题写的“三岛淳风”牌匾；清朝乾隆年间石屏邑举人朱奕簪题写的对联等，这些文物是石屏对外经济交流活动的重要见证。正中庭“举人院”的大堂和内屋中，悬挂着袁嘉谷先生清朝时期的状元照片、清朝的状元服饰、少数民族服饰以及清朝状元袁嘉谷先生试卷等资料，这些文物都是会馆文化的物化形式，凝结和传播着会馆文化。

2.科举饮食文化资本

石屏会馆中的主打菜式以儒士学子文化为主，在用料和菜名上均体现了科举与学子文化。如状元及第（串炸酥肉）、举人过桥米线、进士吊烧肉、状元生焗鲈鱼、举人脆皮鸡等。石屏美食具有“八大菜系”中淮扬菜的特点，又融入当地土著民族的饮食习惯，其用料讲究、做工精细、搭配合理、特在养生、贵在包容的众多特点。石屏会馆现还推出带有会馆品牌的食品，如鲜花饼、火腿粑粑、普洱茶叶和甜白酒等，是客观化形态文化资本的重要体现。

（三）制度化形态

1.清代建筑文化资本

会馆文化制度拥有深厚的会馆文化底蕴，它经过了几千年的传承、积淀和整合，会馆建筑是会馆制度形态文化资本的典型表现形式。石屏会馆坐南朝北，为一进三院，四合五天井，二层土木结构的民居建筑，前院设石柱券顶门，二楼设美人靠走廊，中院和后院均为三间六耳走马转角楼合院式建筑[6]。装饰工艺精湛绝美，檐板和窗棂木雕细腻精致，雕花格子门、窗均为贴金，图案生动细致，院落布局严谨正方，彰显出石屏历史文化渊源及入住学子、商人们严谨的生活习性和作风。

2.学子商人制度文化资本

石屏会馆作为同乡商业会馆和官绅士子会馆，制度文化反映着会馆的功能和作用。早期的同鄉商业会馆中，主要制度为联络同乡友谊、维护行业利益、监督协调商贸关系、获取交易信息及祭祀神灵，因商人们十分推崇关公忠肝义胆、诚实守信的性格精神，故把这种精神作为经商的准则，关公也作为商业会馆供奉的神灵。会馆中若出现欺瞒欺诈、违反行规的现象，则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罚和整治。官绅士子会馆制度表现为兴学育才、互相交流、帮扶学子、推动同乡官绅事业的发展，增强同乡凝聚力。
三、昆明石屏会馆文化再生产的动因及机制

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概念阐明文化通过不断的再生产进行保护传承使得社会延续。文化要想得到维持和更新，只能以再生产的模式继续，其动因和机制揭示了文化再生产的规律及趋向。

（一）外部动因

1.社会制度转变会馆文化再生产

石屏会馆由官绅士子会馆转变为闲置民居楼，主要是缘于清末时期废除科举制度，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取士制度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发展和需求，读书人不能通过科举考试这条途径入朝为官，于是很多文人开始弃文从商或者弃文从军，转入其他阶层，石屏会馆丧失了集聚科举考试学子们研学暂住的功能，渐次衰落，会馆闲置。

2.政府主导会馆文化再生产

石屏会馆因其重要的历史文化地位和宝贵的建筑艺术，被昆明市政府、区政府、文物保护单位列入第一批“昆明文化遗产保护建筑”的保护范围和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部门会定期对会馆的建筑及周边环境进行检查和考核，严格按照程序对会馆进行保护。相对于较多已经破损的会馆，昆明石屏会馆能完整地保存至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政府对其保护的重视程度及采取的措施。

3.市场经济推动会馆文化再生产

在传统文化场域中，市场的力量十分显著，市场经济是引起文化资源重构与民间文化重组的重要因素。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人们更加热衷于体验历史文化，市场为会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撑。在旅游业场域中，文化的再生产让会馆展现出其特有的文化资本。石屏会馆加之历史特色及转型发展，成了昆明的文化窗口，既提高了会馆的经济收入，又加速了会馆文化资本的再生产。

4.周边景区带动会馆文化再生产

石屏会馆位于翠湖南路，交通便利，周边商业资本丰富，且紧邻昆明翠湖公园、云南大学东陆校区、陆军讲武堂、抗战胜利纪念堂、朱德旧居等，红色历史革命文化深厚，同会馆的状元文化及古建筑的历史感相得益彰，景区景点增加了会馆客流量，提高了会馆知名度，带动会馆文化再生产。

5.大众媒体宣传会馆文化再生产

新时代，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具有强大的传播功能，这种功能转化为社会资本。大众传媒正逐渐参与到区域文化展示、族群与社区认同以及地方文化身份塑造的建构和维系过程中[7]。媒体将文化资源转化为自己的文化资本，同时，地方政府也需要利用媒体来展示当地文化。因而，具有历史特色的会馆文化就显示出其优势。石屏会馆在新媒体中都有展示，会馆文化得到传播，促进会馆文化的再生产。

（二）内部动因

1.会馆文化自我再生产

昆明的石屏会馆文化内涵，主要表现为三方面，一是石屏人士团结诚信的商业文化；二是石屏学子奋发图强的文人志士文化；三是石屏同乡的地缘互助文化。会馆文化本身的建筑艺术及文化价值，都成为影响会馆文化再生产的重要动因。石屏会馆中的民族歌舞表演，原是为庆祝佳节、祭祀神灵或祈祷平安而产生，现如今大部分被舞台化。文化资本进入市场之后，为了适应旅游业的发展，对自身进行调整，抛弃不适合市场的因素，对其余部分进行排列组合，产生了新的文化再生产。

2.会馆精英助推文化再生产升华

1921年，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先生及在昆经商的石屏商人，出于对同乡人士经商和学子科考的照顾，经过倡议和募集捐资，再由袁嘉谷先生和张芷江先生直接组织重修会馆。这一重修壮举，在很大程度上为会馆注入了文化精髓。人民作为文化传承的主体，在文化资本再生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石屏会馆中的知识分子、同乡商人、文人志士等精英人士，他们在会馆文化再生产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3.会馆经营者创新文化再生产方式

2002年，经过红河州、石屏县的多方努力，石屏会馆归还石屏人士，以高昂的价格获得会馆经营权。据石屏会馆中的资料记载，饮食文化自石屏会馆建立以来就为其一大亮点，石屏人士本就善于经商，他们将多重因素巧妙地结合起来进行经营，聘请了技艺精湛的厨师团队、民族风情表演团队和餐饮服务团队，把市场营销技巧同会馆文化、民族文化融合起来，使得会馆重新焕发活力，创新会馆文化再生产方式。

（三）石屏会馆文化再生产的机制

石屏会馆文化汇集了多种元素，为了清楚地了解石屏会馆文化再生产的整个运作机制，本文重点关注会馆这个文化再生产场域如何重构以及其中资本的动态转换关系。

1.文化再生产场域的重构

石屏会馆的成功转型以及会馆文化的仪式化与展演化，在其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中形成了各方社会关系互动的局面，也就形成了会馆的文化再生产场域。在这个场域中，包括权力场（国家政治）及内部自身各种力量（当地政府、市场、精英分子、会馆工作人员、民众等），他们之间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

2.文化资本的转换

石屏会馆文化资源丰富，将其转化为文化符号，形成符号资本和文化资本吸引游客，传扬会馆文化。“名人文化、状元文化、民族文化和建筑文化”都进行了包装后成为历史性、独特性的文化“工艺品”，这些会馆文化资本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被开发利用转化为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实现了会馆的可持续发展。
四、石屏会馆文化变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石屏会馆虽转型较成功，但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新的文化再生产、文化传播传承与保护等方面同样存在一些问题。从问题根源进行分析，有助于会馆文化的良性再生产。

（一）会馆文化再生产元素注入不够

云南民族文化包罗万象，会馆文化的再生产元素注入还有空白处。具有代表性的云南民族艺术、话剧滇剧、手工技艺等元素，在会馆文化再生产中没有太多融入和展示，只有以状元文化为主、彝族歌舞文化为辅的方式，模式较固定，内容缺少新意。且石屏会馆地理位置绝佳，周边有较多的自然景区、红色旅游景点，但会馆却没有把这些文化资本进行整合，也未将其进行资本转换，忽视了周边文化资本整合所带来的联动价值。

（二）会馆文化内涵挖掘与传播存在不足

石屏会馆文化再生产过程中，状元文化、同乡同业文化以及文人志士文化没有得到深入的挖掘与传播。一是服务人员对会馆文化的熟悉与掌握不够，服务水准与会馆文化不匹配，管理层缺少对工作人员专业的文化培训，工作人员没有发挥会馆文化传播的作用；二是会馆文化内涵挖掘不充分，文化产品形式单一；三是推广和宣传力度较小，传播途径较少。

（三）会馆主题宴会文化不突出

石屏会馆作为主打科举儒士文化的饮食餐馆，以单点菜品为主，缺少对主题文化宴会的统筹与打造。如果其通过宴会文化烘托会馆文化，更能增添会馆的文化资本，从而转化为符号资本，吸引更多的顾客与关注度。石屏会馆的顾客大部分慕名而来，目的是为感受古建筑氛围和状元文化，会馆菜品虽已有自身特色，但顾客大多来自外地，对菜品的评价褒贬不一，单点菜品未能将会馆文化反映出来。要充分利用会馆环境和会馆文化，打造主题宴会，更能突显会馆文化，起到更好的文化传播作用。
五、石屏会馆文化再生产的提升与创新

石屏会馆文化再生产已有明显的成效，但仍需在原生产要素和资本的基础上，进行开拓和创新，使会馆文化实现新的再生產并得到有效传播。

（一）创新会馆文化再生产方式

云南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可吸收更多的元素，创新会馆文化再生产方式。一是增加民族表演的种类，如彝族跳菜、傣族花腰舞、白族三道茶、哈尼族苦扎扎对歌等少数民族文化表演。二是增设特定的民俗活动或民族服饰展示日，如说书故事、昆曲滇剧活动、皮影戏表演等，以及茶艺、鲜花饼培训等新业态专题日。三是同周边文化资本进行组合发展，推出红色旅游、历史文化旅游等线路和产品，形成合作机制，相互带动发展，推动非遗旅游产品开发，提升会馆文化的传承路径。

（二）加强会馆历史文化的挖掘与传播

石屏会馆的文化内涵挖掘应更深入化、传播应更多样化。一是定期加强对工作人员关于会馆历史文化的培训和考核，让会馆文化通过员工得到接触性传播。二是增加会馆文化产品的种类，即增强客观形态文化资本的表现形式，如推出文具用品（笔记本、水性笔、书签）以及民族手工艺品（荷包、银饰、手绢）等，提升会馆文化产品的流通性。三是增设多媒体传播渠道，开通以会馆为名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号等，定期在多媒体上更新推送会馆历史文化、美食介绍、民族表演等内容，增加关注度，传扬文化。

（三）增强设计打造会馆文化主题宴会

宴会是餐饮店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能增加利润收入，更是突显会馆文化的重要方式。宴会设计要从场景、台面、菜单、酒水、服务及安全方面着手，深度挖掘文化内涵展开执行。石屏会馆的科举文化、同乡同业文化以及民族文化等都可进行主题宴会创作。以石屏会馆最显著的学士文化为例，设计一个学士宴，其他宴会可进行参照。餐台桌布上采用红蓝色搭配，增添生机感；餐桌花艺采用兰草兰花盆景，象征文人的清雅；台面设计上摆放文房四宝，展现学子的风雅；菜单装帧设计上采用扇子或试卷形式，贴合宴会主题；菜单设计上甄选特色菜品，如状元过桥米线、状元及第炸酥肉和状元生焗鲈鱼等，突显学士文化；服务设计上在餐前增设古筝、琵琶弹奏表演，烘托儒雅氛围。此宴会设计也可用作升学宴、谢师宴及政客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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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何玉菲.石屏会馆[J].云南档案，2006（6）：16.

[3] 杨镇瑜，张家翰.昆明老宅 那些雕梁画栋的烟雨旧事[J].城市地理，2018（23）：88-95.

[4] 宗晓莲.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文化变迁研究的意义：以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研究为例[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22-25.

[5] 朱伟珏.“资本”的一种非经济学解读：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J].社会科学，2005（6）：117-123.

[6] 张笑楠.河南地区明清会馆建筑及其室内环境研究：兼论可持续的古建筑保护[D].南京：南京林业大学.2007：1-7.

[7] 王萍.大众传媒视野中的少数民族节日与生存：以彝族火把节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05（6）：117-121.

作者：刘蓉 龙肖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