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讼师的法律文化研究

2022-12-23

讼师起源于南宋, 清朝时期,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数量的增加和财产流动性的增长, [1]诉讼案件激增, 在中国特殊的关系社会中, 作为底层文人的讼师比民众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 能在诉讼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因此该职业在清代发展至鼎盛。

讼师在诉讼活动中的职能主要是代书词状, 同时由于与地方官员熟识, 也常代当事人与官府交涉或开设歇家等场所贿赂官员, [2]更为重要的是清政府厌讼, 出台放告日等措施限制普通诉讼, 为使案件得到官方受理, 讼师往往通过诬告、刁讼等方式谋划诉讼。[3]

但是, 讼师的诉讼活动却并未得到官方或民间的认可:从官府角度而言, 讼师“唆讼”有违统治者意愿且增加官员的行政负担, [4]出于对下层文人的歧视和法律不精的事实, [5]官府出台多项措施对其予以限制;从民众角度分析, 因为讼师在参与诉讼过程中常使用为琐事辩护、上控[6]等手段, 且因诉讼破产的例子时有发生, 所以被百姓看作是“讼棍”、“好事之徒”, 地位极其低下。律师也有存在的意义, 不仅满足了民众对诉讼的需求, 也对唤醒个人价值有重要影响。[7]

我国古文中所言“律师”是一种佛家用语或道家修行的品号, [8]当今多数学者认为讼师不同于律师:首先, 它并非一种职业, 没有经过专门的考试和职业资质认证, 仅为底层的文人或识字之人;其次, 讼师不可以像律师那样辩论于公庭之上, 是一种体制外的存在;最后, 我国古代的代理制度主要是为等级制度服务的, 无法与现代律师代理制度相提并论, [9]因此清代讼师的社会地位也与英美等国律师截然不同, 但考虑到中国特殊的社会情况, 我国引介律师制度时, 采用与律师职业最为接近的讼师作为对译词。

1871年我国首次使用律师一词, 戊戌年间, 讼师与律师混同的现象已十分普遍, 1996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标志着律师制度的初步完善。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 人们的维权意识也逐步增强, 作为专业法律服务提供者, 律师的职业水平直接影响到诉讼的结果。然而近年来, 我国律师的处境仍不乐观, 虽然在社会地位上有所提升, 但仍然面临着与清代讼师相同的困境, 社会歧视和被边缘化是该职业在中国发展的瓶颈。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很多, 文化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法律文化和法律心理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当代中国律师的职业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讼师传统的影响, 原因在于政府、民间对当代律师依然存在类似对传统讼师的歧视和偏见。重庆打黑案和贵阳小河案等诸多实际案例的发生, 使我们认识到现代律师特别是刑事辩护律师职业本身并未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 不受尊重甚至被边缘化的情况依然存在。

亚伦·德肖维奇在《最好的辩护》中提出“有时你得提醒公众, 在刑事案件诉讼中被告辩护律师并没有犯罪, 正像产科医生自己并没有生孩子一样, 犯罪的只是他们的委托人。他们的委托人又何尝都是罪犯呢?辩护律师的职能就是依法为被告人辩护:无论是无罪的被告人还是有罪的被告人。”[10]辩护权是法律赋予律师的基本权利, 又是维护被告人权的基本措施;无罪推定原则、禁止刑讯逼供等规定的制定, 不仅维护了嫌疑人或被告的基本权益, 也保证了国家的公平正义。而观念文化的偏见, 制度实践的排斥, 使得律师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而导致公民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为此, 政府必须转变观念, 防止用对待讼师的心态对待律师, 切实保障律师的权利;同时应落实无罪推定、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基本原则, 强化对抗式法律模式, 清除纠问式模式的残余。

另外, 受传统文化影响, 民众将对清代讼师的偏见延续至今, 加上欠缺法律知识, 对律师辩护行为不理解等因素, 导致社会不能正确认识律师这一法律职业, 从而不能对社会应有的公平正义产生积极影响。政府应切实履行责任, 加强对社会法律观念的教育工作, 使民众正确认识法律职业及其作用, 消除大众对律师辩护的偏见, 让法律及律师在中国的发展基础更加稳固。

最后, 应引导律师自律自治, 在提高业务水平的基础上, 加强自身修养, 杜绝在诉讼过程中出现伪证、串供等行为, 还原事件真相, 不仅要严格律师准入机制, 而且应加强对律师违法的制裁, 最重要的是发挥律协应有的作用, 防止其成为政府的下属机构, 只起到制裁而非保护律师的作用。

关键词：清代讼师,法律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