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衙署建筑文化论文

2022-04-17

【摘要】本文以具有文化负载性的科学术语的德译为研究对象，结合术语概念系统，研究文化负载科学术语的汉德翻译策略，并且观察此类科学术语在汉德转化中语言能量总额的变化情况。【关键词】文化负载;科学术语;翻译策略;能量流失一、引言文化“走出去”已成为我国实现“文化强国”目标的重要文化战略之一。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清代衙署建筑文化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清代衙署建筑文化论文篇1：

试论中国古代建筑价值的体现

中国历史上的营造活动可以追溯到七千年前的新时期时代，从这个时代起，中国古代人民在漫长的岁月中曾创造了数不清的建筑工程和建筑物。虽然由于建筑物在使用过程中的自然消耗，加上战乱兵燹、火灾等人为因素和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以及风雨剥蚀，虫蚁繁殖之类持久的自然破坏力的作用，绝大多数的古建筑早已湮没无存，但是能够留存到今天的仍然数以万计。尽管都有不同程度的损毁，但至今依然矗立在我国广阔的地域中，使今天的我们有幸亲睹古人营造业的卓然成果、遐想和推断历史的面貌和精神。清乾隆年间在土默特归化城地区新筑成一座八旗驻防城，即绥远城，为清代代表性军事驻防城，其营造手段、技术以及风格上都可以代表清代建筑风格，本文以现存绥远城将军衙署为例，试论中国古代建筑价值的几点体现，望识者指正。

清代的八旗驻防城因其驻守地方，故有封疆守土之责。清廷几经设载，最终全国共设盛京、吉林、黑龙江、绥远城、宁夏、伊犁、西安、成都、荆州、江宁、杭州、福州、广州等共13处。将军衙署是绥远城的主体建筑之一,也是绥远城的象征，是我国现存同类衙署中保存规模最大，现状最好的武官衙署遗址。这些过去营造活动留下来的成果在今天都可称作建筑遗产，它是人类文化遗产中一个所占比重很大的很重要的类型，是伟大中华民族的宝贵财产。我们今天的责任就是保护它们，维护它们，以健康的状态留传后代。

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绥远城将军衙署建筑群是建筑遗产的一种类型，它具有遗产的共性，即作为“遗留物”的本质。如今，由于种种原由一点一点被人们遗忘或拆毁，它所表现的某种文化已经消失或者正在衰亡，成为无法再挽回、再恢复的历史，只有幸免留存下来的残留城垣与将军衙署，含有关于那种文化的信息，微微的见证着那过去的时间与历史，其价值不可忽视。随着绥远城的消失殆尽，而将军衙署与残留城垣携带的文化信息，在研究清代古建筑领域中，价值越发珍贵。因为价值的大小虽然与时间没有必然的关系，但与某种文化的消亡程度成正比。并不是建筑物存在的时间越长，价值必然越大，只是由于时间越久远，信息损失得往往越多，越彻底，相应地含有信息的建筑物价值也就越大。

古建筑的价值包含两个基本方面，一是物质价值，即是古建筑本身所具有的，作为实用的建筑物的价值。二是信息价值，它是古建筑作为见证物所具有的价值，换言而说，就是古建筑包含的信息的价值。对于将军衙署来说，两方面的价值不是重叠的，价值的大小也不是等量齐观的。如将军衙署的物质价值就是作为清朝官式建筑，特点为前朝后寝，附有住宅和公事的价值，而信息价值却是见证了自清乾隆二年建城至清朝灭亡的174年间的79任绥远城将军与民国时期20任署将军、都统、省主席在此进行的所有活动。作为住宅的价值可能很低，不为人所重视，但其有的信息价值而使其脱离了普通住宅的范畴。显然作为见证物的信息价值远远大于其作为住宅的物质价值。一般而言古建筑的价值内容的构成包括一下四个方面，即历史价值、科学与技术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人文价值。

其一、历史价值为古建筑产生的背景所包含的见证历史事件的信息价值。它实际上是社会人文价值中重要内容，一般古建筑这一内容都列入到社会人文价值来论及和评估。绥远城是清代八旗驻防城，驻守将军品秩为从一品，因其驻守地方，故有封疆守土之责。将军衙署是绥远城的主体建筑之一,也是绥远城的象征，坐落于绥远城西街东端，座北朝南，共有六进院，132间房屋，为城内之中心点。它从建成以来一直到新中国的诞生，是绥远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的办公处所。因而有较大的历史文物价值。

这一历经近三百年风雨洗礼的一品封疆大吏的府邸，以另一种身份继续着述古追今的使命。民国十三年（1924年）一月内署弗戒于火，三堂正宅延烧殆尽①。同年，绥远都统马福祥重建三堂，建筑风格多为模仿西方建筑，对清代官衙进行了一次新的改变和承治。利用新的科技和营造工艺，与传统与进步、传统与外来建筑文化的碰撞和综合下，改变和突破了清代严格等级制度，以自身的独特风格与装饰书写了在此发生的点点滴滴。尤其见证了毛主席提出的“绥远方式”的伟大胜利，更加提高了它的历史价值。

其二、在某古代建筑物从原材料的加工到营建完成的社会生产活动中，能够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社会经济状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称其为科学与技术价值的体现。清代时期，建筑形制已规范化、模数化。将军衙署采用《清营造则例》官衙建筑的营造技术，整个院落的布局前朝后寝，纵深6进院，横向有东西跨院。中轴单体建筑是9椽架悬山式建筑，其他建筑为硬山式建筑。均为灰瓦顶，使用材料是木材，灰瓦和砖。反应出清代边防官衙型质的质朴和威严、封建统治者专制的集权化、制度的专权化以及封建思想的高度集权化。由此可为，将军衙署建筑群在营造过程中所使用的技术是最先进的，成为判定科技价值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官式建筑通常应用先进的、高级的、复杂的技术，以显示其等级高低和重要程度。从这个意义上不难看出，历代都城的规划与建设，国家兴建的官式建筑、宫殿建筑等，往往集中了最先进的技术，科技含量很高，从而具有很高的价值。

其三、古建筑一定程度上是属于造型艺术的范畴，包括艺术创作的风格特点、艺术创作手法、体现出的社会审美观或审美情趣等方面。将军衙署为平面布置，是以院落为单位。主要建筑物有正房、侧座以及回廊、耳房等附属建筑物组成的院落，是一组完整的建筑群，是生活、活动的场所，也是一个完整的古代建筑形象。在布局上主要建筑物的中线为轴线，而取得全建筑群左右均衡对称，表现了一定韵律节奏的连续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并产生最大的艺术力量，聘请了各不同地域的优秀匠师的积累无数的具体的造型手法，包括尺度、比例的具体规定。如兵部尚书通智、归化城都统丹津、山西省丰川卫守备沈鸿钧、工部主事闵廷曲等皇帝亲自指派的高级官员和地方官员②。

将军衙署每一处建筑房屋，由三个主要部分构成：屋顶、屋身，和台基；以鲜明的形象满足着审美的要求。屋顶、屋身和台基的庞大体积造成雄伟壮丽的印象，直接夸耀了统治阶级的“尊严”和“威风”。其装饰是丰富的，华丽精细的装饰与完整的壮观的造型是统一的。这与所采取的装饰方法有关，装饰的部位均为处于构件交接的部分，例如：房脊、柱头、栏秆、门环等结构上的关节，以集中地突出了进行装饰加工的部分。造成了繁而不乱，统一的艺术效果。但装饰的方法，纹样的母题和处理，色调的配合等都深刻地表现人民的艺术才能，是我国装饰艺术的宝藏的重要部分。

其四、社会人文价值是指建筑物对社会生活、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礼仪制度、宗教、民间活动与风格、历史事件与人物等等的见证价值，是在使用过程中形成或具有的，不是建筑物一被建造出来就有的。它包含有使用价值、使用功能、延续使用后的功能变化、新的使用功能、创造与改善景观的价值。将军衙署是绥远城的主要建筑群之一，是绥远城最高军政首脑工作和生活的场所。在清准双方暂时战和的条件下，绥远城为右卫驻防八旗兵北移屯居和安排从漠北撤回的八旗将士之用，充分发挥了它所初期建造的目的，为屏藩朔漠，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作为历史文化遗存，古建筑与旅游注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作为一个城市甚至民族历史文化的象征，将军衙署拥有多重价值和功能，如果这些价值不能有效地向公众展示，就会出现价值缺失的现象。旅游因其特有的可愉悦大众的功能，无疑成为了将军衙署价值展示的首要途径。以旅游形式传授知识，启迪智慧，陶冶情操，还能弘扬民族文化，延续历史文脉，唤起人们的爱国热情；同时，旅游使得对将军衙署等古建筑的保护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从而激发社会公众自发或自觉保护古建筑的行为。

古建筑是我国古代建筑活动的主要果实，是我国古代建筑技术、艺术的结晶，也是我国古代乃至近代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的载体，是全方位反映我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特征的历史遗产，具有价值高、代表性强、分布广、时间横跨大，类型多样的特点，已成为自开展文物建筑保护工作以来我国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主要对象。古建筑是历史文化的载体，是特殊的不动产，在现代化建设中，它具有保护和利用的双重价值。将军衙署，清代与民国两种价值的重叠，但并不等量齐观，以清代的历史价值、社会人文价值最为突出。

注释：

①绥远通志馆编纂：《绥远通志稿》卷八十八“人物”，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册，第451-452页。

②乾隆元年六月十六日，总理事务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议通智所请选派谙熟工程之员赴归化城办理工程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755—06.2，微缩号：017—1193

（作者简介：张静（1975.8-），女，汉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人，大学本科，文博馆员，在内蒙古自治区将军衙署博物院工作，主要从事清史、清代内蒙古地区历史为主要研究。）

作者：张静

清代衙署建筑文化论文篇2：

文化负载科学术语汉德翻译策略研究

【摘要】本文以具有文化负载性的科学术语的德译为研究对象，结合术语概念系统，研究文化负载科学术语的汉德翻译策略，并且观察此类科学术语在汉德转化中语言能量总额的变化情况。

【关键词】文化负载;科学术语;翻译策略;能量流失

一、引言

文化“走出去”已成为我国实现“文化强国”目标的重要文化战略之一。随着中国软实力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国际地位的上升，为了使得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会上获得更多认可的声音，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作品等通过外译的方式进入其他文化之中。其中“图书肩负着传承人类文明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历史使命”（滕梅，赵瑞芳，2016：7），因此对于图书等文创作品的外译与其承载的文化内涵的传播有利于强化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播。

《陵墓》为《北京古建文化丛书》中的一卷，该书主要介绍了北京汉代至元代的陵墓，明代的陵墓以及清代的陵墓。通过对该书进行德译，有利于给西方世界形象生动地展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建筑的建筑形制以及类别。该书中含有大量建筑领域的科学术语，即“科学技术领域内使用的专门词语，这类术语是人类深入认识自然界的正确标记物”。（杜厚文，1982：58）同时，这类科学术语具有极强的文化负载性，即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征，所以该书中出现的科学术语又为文化负载科学术语，并且属于文化负载词的范畴。“所谓文化负载词又称词汇空缺，即原语词汇承载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没有对应语”。（李维，钱叶萍，2013：52）本文以《陵墓》一书中的文化负载科学术语的德译为研究对象，分析文化负载术语的概念特征，研究在文化“走出去”背景下，文化负载科学术语的德汉翻译策略。

二、文化负载术语的概念特征

观察《陵墓》一书中的文化负载科学术语，基于各个术语概念间的相似性，发现其中术语的概念间呈现出的逻辑关系为属种关系，即“一个术语概念的外延把另一个术语概念的外延完全包含在它外延之中”。（冯志伟，2006：11）通过属种关系可形成有关“北京陵墓”的概念系统。该概念系统可分为两大属概念，分别为“墓葬”与“陵墓”。属概念即为“在具有属种关系的两个概念之中，外延较大的，包含另一个概念全部外延的概念”。（冯志伟，2006：11）“墓葬”中又可纵向分为“墓葬结构”“墓葬形制”以及“墓葬分类”三个种概念，“即被属概念包含，且外延较小的概念”。（冯志伟，2006：11）而这三个种概念又可作为属概念横向层层递进，分出不同的种概念。在属概念“陵墓”中，可纵向分为“陵墓分类”“地面结构”“埋葬区”“衙署机构”以及“保护机构”等五个种概念，并且每个种概念同时又作为属概念，各自横向层层递进。该概念系统中包含大量中国古代特有的陵墓修建和墓葬领域内的具有文化负载性的科学术语，这是术语德译过程中的一大难点。因而可借助术语形成的概念系统，研究文化负载科学术语的汉德翻译策略。

三、术语的翻译策略

“术语德译过程绝不是寻求形式上的绝对等值，而是实现内容上的等值，即术语外译时需找到外延相同或者表达相同概念含义的等值语言单位”。（张定显，1982）因此在对《陵墓》中文化负载科学术语进行德译时，可使用“音译”“意译”以及“音释并举”的翻译策略。

（一）音译

《陵墓》的核心内容是向西方文化介绍具有中国特色的陵墓建筑形式，这些建筑形式沉淀着厚重的中国文化以及凝聚了古代劳动人们的智慧，如“大红门”“便房”“宝城宝頂”等文化负载术语。但书中每当提到这些建筑形式时，同时也会对其形状和用途进行详尽介绍和解释，例如：

1.“大红门，又名大宫门，为陵园的正门。门为三洞券门，庑殿顶，上覆黄琉璃瓦顶，墙体用砖石砌筑，通体皆涂红色”。

针对这种情况，译者可直接采用“音译”的翻译策略，而不必费尽心思在译出语中寻找一个概念完全等值的术语，也不必为了追求内容上的等值给译文配上德语解释，如本段中的中文术语“大红门”则可直接译为“Da Hong Tor”。

2.“碑亭四隅立有华表一座，是碑亭的重要点缀，高10.8米”。

此例中的对于文化负载术语“华表”的处理，译者也采用了音译的方法。“华表”是我国古建筑中常用术语。据相传，在部落文化中，“华表”是一种典型的图腾标志。这样的一种建筑形式体现了着我国建筑史的内涵，蕴藏着浓厚的中国文化的精气，具有极强的文化负载性。因此在翻译时，为了保留其独有的文化属性，译者便采取了音译的方式，将其译为“Huabiao”，为的是保留其原本的语言能量及其文化内涵。

类似于例1和例2中的文化负载术语，还有“明十三陵”“朱绣”“董家林”等术语。译者在处理“明十三陵”（包括长陵、定陵等陵墓）一系列术语时，发现在目标语德语中，先前已有译者采取了音译的手段将其译入目标语中，即源语的语言能量早已流入目标语中，为了使源语与目标语能量守恒，所以译者在翻译时保留其原本音译方法。“朱绣”是我国古代诸侯服装中常出现的刺绣形式，其指的是绣有红色图案的衣领子。由于这样的一种服装形式只存在于我国古代服装文化中，因此该术语也具有极强的文化负载性。译者在处理该术语时也采用的音译的手段，将译为“Zhuxiu”，保留原术语的语言能量。而“董家林”“黄土坡”这些都是北京墓葬的发现地，仅仅只是地名而已，这也是其核心信息。因此在翻译的时候，译者可直接采取音译的方式。除了以上术语，译者在翻译的时候发现，源语中每当出现一种新的墓葬形式的文化负载科学术语时，都配有详尽且专业的解释。例如“园寝”，其对应的原文为“Yuanqin”，可见，“园寝”一词最初的含义，是指帝王的墓葬，包括“园陵”与“寝庙”两个部分”。所以在处理这个文化负载术语时，译者可以直接采取音译的手段，而将大部分时间用于翻译其原文解释部分。这样不仅可以节省翻译的时间成本，而且还可以保留术语的文化性，通过原文解释译文，读者便可轻而易举地理解源语术语的内涵和概念，一举两得。

（二）意译

“木椁墓”“石棺墓”等术语为“由两个或多个独立语素或语素串结合成的一个复合词，（Bu?mann， 2003：270）并且都具有偏正结构。偏正结构是指由两个词素组成，且这两个词素彼此间呈现修饰与被修饰，限制与被限制的关系。以“木椁墓”为例，该术语由三个词素构成，前两个词素“木椁”形成一个词素单位来限制词素“墓”。“墓”为属概念“墓葬”的种概念，其本质特征就是“墓葬”。因而词素“墓”可译为“Grab”。至于前两个词素“木椁”，又可以当作一个新的复合术语进行分析。其中“木”为修饰词素，其概念为“性质”，可以译为“Holz”;而“椁”为被修饰词素，其概念为“棺材”并且可以被译为“Sarg”。所以汉语术语“木椁墓”可译为“Holzsarggrab”，德汉两个术语为彼此内容以及概念上的等值。

书中对具有较高的文化负载性术语虽作出相应的解释，但是其信息量对于西方读者来说也相对较高，例如：

1.“棂星门，又叫龙凤门。古代皇帝都自称为天子，死后要“归天”。棂星门就是天门的意思，进入此门就算上天了”。

此段中虽然指出了“棂星门”的象征意义，但是中文术语“棂星门”中词素单位“棂星”却有着独有的概念。“棂星”即灵星，人们又称之为天田星。天田星是二十八宿之一龙宿的左角，因为角是天门，门形为窗棂，故而称门为棂星门。皇帝祭天时，一般要先祭棂星。如果依照历史文化所指出“棂星”的概念，其实是无法在译出语中找到内容以及概念等值的语言单位的。虽可以使用“音译”等翻译策略处理这类术语，将其直接译为“Ling Xing Tor”。但是这类术语如果采取“音译”的翻译策略，“棂星门”中词素单位“棂星”的概念就会缺失。同时西方读者无法通过术语“Ling Xing Tor”感知并体会其中沉淀着的中国历史文化，这样的翻译策略必然会损失其承载的历史文化知识，也无法达到文化交流以及文化传播的目的。这样的文化损失过程实则为语言能量在译入语转换为译出语的过程中能量总额减少的过程。艾兹拉·庞德曾提出了“语言能量”的概念。他认为，“语言是具有能量的，并且语言的能量是不可分割的，无论是任何民族，拥有何种文化，不断混合交织而成”。（Ezra Pound，1968）语言能量总额在翻译过程中降低还伴随着熵增现象，即随着不确定或不了解信息的增多，熵的量同时也在不断增加。而“熵是度量我们对某一系统的内部分布‘不知’或‘缺乏了解’或‘缺乏详细信息’的一个量”。（D.terHaar，1954：16）如何避免文化负载科学术语翻译过程中熵增现象的出现，可以采用“音释并举”的翻译策略。

2.“石像生，从碑亭至龙凤门的千米神路两旁，整齐地排列着石人和石兽，两两相对，人兽分开，排列有序”。

“石像生”兴起于我国秦汉时代，随着时代的变革与更迭，呈现出不同形态以及数量。这样的一种建筑形式常常出现在古代王陵前，他其实是帝王生前服侍在其左右仪仗与卫士的缩影。这样的一个文化负载术语，其概念内涵不仅展示了古代帝王的权力生活，同样蕴含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气神。为了防止在翻译时产生不明信息，导致熵增现象，译者便采用了意译的方式，将其译为“die menschen–und tierf?rmigen Steinfiguren”。译文中采取的形容词“menschen–und tierf?rmig”展现了“石像生”的常见形状，即“人形或动物形状”;而“Steinfigur”则体现了“石像生”的建筑材料。这样的译文方式反映出文化术语的概念内涵，尽可能避免了其语言能量的流失。

此例文中的“神路”也为我国古代陵墓建筑中常见的术语。“神路”又称“长陵神道”，是通往明十三陵中长陵的前导部分。由此可见，该术语具有极强的文化负载性。而在《辞海》中，“神路”是指“灵魂通过的道路”。因此在翻译此术语时，译者便采取此概念，通过意译的手段将其译为“Seelenweg”，避免其文化内涵的流失以及语言能量的减少。

类似此例的术语还有术语“地宫”。“地宫”是我国陵墓中的重要建筑形式，在其中长眠着帝王或佛教高僧等亡者。按照地理位置来说，“地宫”顾名思义“位于地下的陵墓皇宫”。所以在翻译此术语时译者将其译为“der unterirdische Palast”，其中“unterirdisch”反映了“地宫”的地理位置，而“Palast”则体现“地宫”的主要使用者。音译意译两部分实现了信息的完整传递，避免了语言能量的流失。

（三）“音释并举”

术语“黄肠题凑”为汉墓中常用的墓葬建筑形制，其中“黄肠”是指柏木的木芯，由于其耐腐蚀性常作为墓葬修建材料，并且由于木芯成黄色，故又称做“黄肠”。而“题凑”为一种搭建形式。但由于这样的搭建方式最早出现于我国汉代时期，在西方陵墓建筑当中并不存在这样的搭建形式，再加上中德两国读者文化背景的不同，如果只对这个中文术语进行音译处理的话会导致西方读者对于术语理解上的障碍。针对这种情况，译者最好采用“音释并举”的翻译策略，如术语“黄肠题凑”可以译为“Huang Chang Ti Cou”，并在后面配上释义“ein Bauverfahren durch das Holz von Zypressen.”在這样的译法中，“音译”的部分保留原术语的结构，而“释译”的部分不仅给出了该术语清晰的概念，也避免了不了解信息的增多，即避免了熵增现象。

除了“黄肠题凑”这样的术语以外还有以下示例：

1.“陵区衙署机构主要指负责保护、管理的有关行政管理机构”。

“衙署”是古代城市中的主要建筑，是我国古代官吏行政办公的主要场所，这样的建筑形式以及建筑用途为我国古建筑文化独有，因此这样的建筑术语也具有极强的文化负载性。在翻译这样功能性极强的建筑术语时，译者采用了音译并举的翻译策略，将此术语译为“Die Yashu （Verwaltungsbeh?rden） ”。其中音译部分为该术语体现了“衙署”该术语的文化负载性，说明这样的建筑只在我国出现;而意译部分则体现其功能性，即“衙署”是一个“管理机构”。两部分加起来保证了“衙署”这个术语在目标语中完整的信息传入，减少熵增现象，使得语言能量完整流入目标语，实现目标语和源语的能量守恒。

2.在《陵墓》一书中介绍了不少陵墓建筑群，并且同时也提到了其地理位置，如“大房山”“猫耳山”等。在处理这些地名的时候，译者也采用了音译并举的方式。例如“大房山”译为“Dafang-Berg”，其中意义部分“Berg”体现墓葬的位置，多为山上。

四、结论

通过以《陵墓》一书中文化负载科学术语的德译为研究对象，并结合文化负载科学术语的概念系统，发现部分文化负载科学术语的汉德翻译中，语言能量的总额在译入语转化成译出语的过程中会发生降低，并且伴随熵增现象。因此文化负载科学术语的翻译可以采用“音译”，“意译”以及“音释并举”的翻译策略，尽可能避免源语术语流入目标语时，发生“熵增”现象，从而最大程度上减少语言能量的流失，以此更好地进行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杜厚文.科学术语的构成方法[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2，（02）.

[2]冯志伟.现代术语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3]冯志伟.术语学中概念系统与知识本体[J].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2006，（1）.

[4]李维，钱叶萍.中国特色词汇的德语翻译策略探究[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2013，（5）.

[5]滕梅，赵瑞芳.传播好中国声音——从歌德学院谈对外文化机构的图书外译[J].上海翻译，2016，（6）.

[6]D.ter Haar.Elements of Statistical Mechanics[M].

New York：Rmehart&Company，1954.

[7]Hadumod Buβmann.Lexikon der Sprachwissenschaft[M].Stuttgart：Kr?ner，1983.

[8]Ezra Pound.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S.Eliot[M].New York：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68.

作者：周通

清代衙署建筑文化论文篇3：

近代直隶省会保定城的城市功能衍变

摘要：以清代与民国初期的直隶保定城（1669—1917）为研究对象，通过剖析保定城的直隶总督衙署、莲池书院、淮军公所、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等具有时代标记和烙印的城市建筑文化遗产，展示近代保定城在社会政治风云变幻中的发展轨迹及其“一文一武一衙署”的城市功能衍变特性。

关键词：城市建筑；城市功能；保定城

城市的建筑犹如城市的一张脸，不仅反映着当时城市的风貌，还蕴含着城市的历史文化，折射着城市历史演变的进程。本文以保定城的古文化建筑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保定城中的直隶总督衙署、莲池书院、淮军公所、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等具有时代标记和烙印的地标性城市建筑进行剖析，展示近代保定城在社会政治风云变幻中的发展轨迹及其“一文一武一衙署”的城市功能衍变特性。

一、直隶总督署与保定城的政治功能

《保定郡志》载燕昭王曾于今保定城东建“广养城”（明弘治版《保定郡志》·卷二十二·古迹），用来放牧战马，以备军需，“广养城去郡治东六里许周围五里南临河水，古老相传燕昭王牧马于此故曰广养”①。其功能是为战备而建的军事后备之城，这是保定历史上修建的第一座城池，虽为“空城”，但自建立那天起，就是一座战备之城。可见，城池的出现就带有了军事的色彩。自此以后的各朝代，保定以一个军事重镇的身份成为朝廷所设的或攻或守的一个棋子。金元之后国家政治权力中心北移，保定城由边塞军事重镇变为京畿重地。这一由“边城”到“腹地”的变化确定了保定城的军事与政治地位，成为“冀北干城，都南屏翰”，“北控三关，南达九省，地连四部，雄冠中州”的战略重地。而其军事、政治功能衍生出其独特的文化功能，尤其在清代，保定城在其200多年的直隶省会历程中更是呈现出军事、政治、文化功能“叠加”的特色，而为“畿辅首善之地”①。

清康熙八年（1669）直隶巡抚由正定移驻保定城后，保定这座“京畿重地”开始以直隶首府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自雍正元年（1723）特授李维钧为直隶总督以后至清末，便一直沿袭着“直隶总督”督管直隶全省的制度。直隶乃天子脚下的畿辅重地，直隶总督位高责重。作为统率直隶全省的省会城市，其政府办公驻地的建设便成为当时保定城市政建设的重点，所以直隶总督衙署的修建成为重中之重。

（一）直隶总督衙署的选址

清康熙八年（1669），直隶巡抚由正定移驻保定，其办公场所直隶巡抚署最初设在了保定城西北隅的原参将署（即参将署改为巡抚署）。雍正元年（1723年）原直隶巡抚升任直隶总督仍驻节保定，原办公场所直隶巡抚署也就改为直隶总督署。但其办公环境与地理位置较偏僻，遂选中了城中心的参将署作为新的直隶总督署所在地。“特谕道经保定，相度督署基址。当城之中，得参军旧署辨方而定植焉。”①

清参将署故址最早追溯到元代，曾是元世祖时期顺天路总管府治中周孟勘于至元七年（1270）修建的“宣化堂”。洪武元年（1368）保定路改为保定府，此地便是保定知府的衙署。明永乐元年（1403）朱棣称帝，定都北京，基于保定京畿之地的重要性，将位于北京的重要军事机构大宁都司署迁到保定，这里又成为了明代的大宁都司署。直隶总督署的前身是明朝的保定府署、大宁都司署与清代的参将署所在地。

（二）由直隶总督署的修建看保定城政治功能的强化

省政府重要职能部门直隶总督署的建成使用，使得保定城的城市功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保定城的政治功能在此时期已超越了它的军事功能而逐渐成为主导性功能，保定城完成了从军事功能向政治功能占主导作用城市的转变。这种城市功能的转变极大地促进了保定城市的发展并使其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力日益彰显。

一方面，随着省会的设立，省政府各部门都陆续迁入保定。据（1934年）《清苑县志》记载：以直隶总督署为核心的行政衙署在保定城有几十个，如布政使司署、按察使司署、分巡清河道署、新道署、保定府署、清苑县旧县署、清军同知署、水利通判署、理事同知署、藩经历署、藩库大使署、按司狱署、按经历署、府经历署、仓大使署、府司狱署、督院笔帖署、督标中军协镇署、左营督司署、右营游击署、前营游击署、右营守备署、前营守备署、后营守备署、保定营守备署、保定营参将署、把总署、军器大库、新设火药局、驻防城守尉、府学、县学、典史署、布政使署等。省衙、府衙、县衙、道衙、军事机构等“齐聚”此地，保定城有了健全的政治管理机构体系。

另一方面，自清康熙八年（1669）直隶巡抚由正定移驻保定到宣统三年（1911）张镇芳止，在历时240多年的直隶省会历程中，共计202任的直隶巡抚与总督在此任职。直隶总督署落成后，自清雍正八年（1730）直隶总督驻此至清朝灭亡（1911）期间，直隶总督的“政绩”颇为显著。李卫、方观承、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的政绩更可以说是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如李卫建立的莲池书院，改革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奠定了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基础。在其影响下，近代的保定涌现出诸多的才子文人，也促进了近代各种新式院校的建立；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的练兵制度由此改革了传统的军事教育制度及军队作风，建立起近现代化的军队。他们制定的决策及实施的举措对整个国家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他们的功过是非反映着清朝的兴衰与荣辱。在他们的政治生涯中，他们的“政绩”反映的是清朝历史的轨迹。所以有 “一座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的说法。

二、莲池书院与保定城的文化教养功能

（一）保定城强劲的政治功能成就了莲池书院

莲池书院建立以前，保定城历史上曾有二程书院和上谷书院，主要讲授程朱理学，后废除。清立国后，政府实行“文治”政策，雍正十一年（1733）谕令在全国各省会建立书院：

“各省书院之设，辅学校所不及，初于省会设之。世祖颁给帑金，风励天下。厥后府、州、县次第建立，延聘经明行修之士为之长，秀异多出其中。高宗明诏奖劝，比于古者侯国之学。儒学寝衰，教官不举其职，所赖以造士者，独在书院。其裨益育才，非浅戡也”。[1]

直隶要建书院，作为省会城市的保定自然是建立书院的首选之地。当时任直隶总督的李卫按照清廷的谕令，按照传统书院建立的规制，选取了有着浓郁文化特色的古莲花池“建为书院”②。书院于雍正十一年（1733）五月动工至同年九月落成。建立书院所用资金除政府拨付的千两帑金外，还通过士绅捐助、捐养廉银、税收等补充，“共费金钱若干万，动支公费若干”。应清王朝的“文治”政策而开设的保定莲池书院，在直隶总督署落成四年后（1733）建成，是保定城又一具有时代特色的城市建筑。

莲池书院自雍正十一年（1733）到光绪三十年（1904），历时170多年，成为当时享誉全国的教育学术重镇。书院聘请学界名士来此执教，同时广置图书于万卷楼。此外，直隶总督那彦成在道光十年（1830），将家中收藏的唐宋元明以来的墨迹珍宝献出并镌刻于莲池书院南墙，定名为《莲池法帖》[2]32，以备学子临摹。书院既是教授学生之所，还是编纂书籍之处。如书院于同治十年修的《畿辅通志》，成为当今重要的历史文献。莲池书院当时吸引了八方学子慕名而来，以致出现弟子盈门，“以待学者，犹不能容，或怅然而返”①的场面。清朝皇帝曾多次临幸巡视，在此赋诗作画，保定也因书院而名声远扬。

书院培养了诸多名人，如历任工兵刑礼四部侍郎王发桂、任新疆布政使（方志学家）王树楠、清末状元刘春霖、民国教育总长（版本目录学家）傅增湘、国学大师吴汝纶之子吴北江、代总统冯国璋等[3]。这诸多从莲池书院走出的文官武吏及学术名宿，他们对中国近代的政治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在清末，黄彭年、张裕钊、吴汝纶等任书院院长时，为应对时势所做的一系列书院教育制度改革，使莲池书院文化成为当时中西跨（国际）文化交流的前沿。如在书院开设西文（英语）学堂、东文（日语）学堂、实行军队与书院的联合办学、收取日本留学生等等举措，不仅使书院“一变为储才研籍之地”[4]，更是使书院成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研习、传播与交流之地。清末曾经在莲池书院留学的中岛裁之、宫岛勗斋（即宫岛大八）等日籍学生，求学期间他们拜张裕钊、吴汝纶等为老师，学习中国的书法、文化，与老师和同学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亦将中国文化广播东瀛。他们回日后建立的东京同文书院、善邻书院等在传播中国文化时所形成的张裕钊书法艺术流派（张氏书法流派）影响深远，成为中日人民友好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莲池书院在跨文化交流与教书育人方面被誉为“教育英才，德意之厚，与天同功。”②

（二）莲池书院文化的传播奠定了近代保定城文化教养功能的主导性地位

“于政体（而）得”③的莲池书院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产物，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吸引着众多学人来此学习交流，也给保定城带来了文化、政治、经济的繁荣。保定成为畿辅首善之区而得到清政府的器重与皇帝的多次“巡幸”，同时也使得莲池成为当时著名的风景名胜之地。慕名而来的文人墨客及游人来莲池游览也将莲池书院的文风带向全国，莲池书院成为当时盛极一时的书院。“莲池有名，是因为有莲池书院，莲池书院当时在全国是很著名的。”④

莲池书院及由此形成的书院文化，不仅使保定城的政治功能地位得到了提升，也使得保定城的“文化教养”功能得以发展，并逐渐转变为城市的主导功能。

鸦片战争后，天津开埠，清廷于天津设立“三口通商大臣”以“专办洋务，监督海防”。为进一步巩固与加强北方海防，同治九年十月（1870年11月）清廷谕令裁撤三口通商大臣，“所有洋务海防各事宜，着归直隶总督经管，照南洋通商大臣之例，颁给钦差大臣关防。”⑤即“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

“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职位的设立，扩展了原来直隶总督“三辅资为政，屏藩卫帝京。修文敷教化，讲武寄干城”⑥的权能，使得军事、行政、河道、盐业及三口通商大臣的职权集于直隶总督一人身上，由此也出现了直隶总督公务在地域上的分化，既要于省城保定管理省属事务，又要于天津管理海防事务。为此，清廷专门做出了特别的规定，允许直隶总督于天津设立另一座直隶总督衙署，在保定、天津之间“轮驻”：

“（直隶总督）……将（位于天津的，笔者注）通商大臣衙署，改为直隶总督行馆，每年于海口春融开冻后，移扎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⑦

因直隶总督的“轮驻”，保定城的政治职能渐被削弱，由新崛起的天津取而代之。但此时保定城却没有因“政治功能”的衰减而一蹶不振，反而一度曾出现了人口增加、城市面积扩大、商业经济发达的短暂的“复兴”的景象。其内在的原因，就是莲池书院形成的文化教养功能的作用与影响。

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于1902年在直隶省设立了我国最早的省级教育机构——直隶省学校司，又于1902年6月21日（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六日）向清廷上《筹办直隶省城学堂折》，建议：“先将保定旧有畿辅学堂，分别修造，约可容住生徒一百三四十人，上月初旬工竣。……就该堂附近地方，扩基添造学舍，……约以四百人为定额。”[5]这是利用近代保定莲池书院的影响力与保定城曾经建立的旧有学堂的设备及保定城的文庙等其他可资利用的设施创建新式学堂，开展新式教育。据《清苑县志料》记载清苑县（保定城）“大中小学于前清光绪二十八九年即行开办。”①光绪三十一年（1905）直隶总督袁世凯与清苑知县罗正钧又先后颁布了《兴学告示》，保定所建各类新式学校在清末十年（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保定城形成了新式教育的体系规模：建立了如畿辅大学堂、直隶高等学堂、直隶师范学堂、保定军官学堂、直隶农务学堂等多所高等院校。所办院校，既有综合类院校，也有专职类院校。在专职类院校中以军事院校为学科最全，形成当时完整的军事教育体系。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军事高等教育的典范。与此同时，配套的师范教育、中等教育、小学教育等学堂亦纷纷建立，清末新教育的局势改变了保定的市面状况，兴学之风盛起一直延续到民初，声望远播。

清末的保定成为新式教育改革的阵地，成为教育之城，这些都与保定城的历史文化底蕴、与莲池书院的书院文化风气密不可分。“古莲花池者，不仅为保定名胜之巨擘，且为北方文化之渊泉”[6]，可谓“教育城”之称。

保定城文化氛围的洞开促进了保定城文化教养功能的提升，其文化教养功能开始超越政治功能占而一度成为清末保定城发展的新的动力源。到1913年，省会迁往天津，保定的政治功能衰落，但保定的文化教养功能仍然在支撑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有着“教育城”称谓的保定用历史印证了“文化是城市核心竞争力和城市核心内涵的观念”[7]。

三、保定军校与保定城的军事功能

（一）保定军校设立的背景

以军事防御起家的保定城在其悠久的历史中，军事功能历来是其传统的城市功能。清代以来保定为直隶省会，由单一的军事功能转变成为集军事、政治、文化多功能的叠加与融合的城市。

清末面对危难的国情，清政府为提高防御力量，倡导清末新政的“筹饷练兵”之策，以增强国力、提高士兵素质。这“筹饷练兵”之策便成为曾经接连出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李鸿章与袁世凯那“一脉相承的扩张自己势力的要诀”[8]。他们借为朝廷训练近代新式军队之机，实行地方的自我保护，在其当政管辖之地，构建军事设施和军事院校，培养效忠于他们的军事人才，以达到掌控兵权的目的。保定成了他们“拥兵自重”之地。清末的保定随即出现了一批具有军事色彩的建筑设施。如曾国藩的“练兵大校场”、李鸿章的“淮军公所”和袁世凯的“保定军校”等。

曾国藩在其“经理直隶省练兵事宜[9]中，“仿湘军成规”[9]进行直隶练军。于直隶增设招募马勇千人，使原有兵额超过万人。将其分为四个营，并分练马队、步队，各营制定营哨制度，制定底饷、练饷、出征加饷制度，为提高军队素质多次到“到大校场检阅直隶练军”，“到教场看新兵操演”①等，改变了当时直隶省部队“营务积年废弛，各营兵数多寡悬殊，号令不一”的状况[9]。

继曾国藩之后的李鸿章，亦将“练兵”作为首要任务。“相国之治军也，虽无事如临大敌”[10]104。他的治军理念是“以洋为师”、“文武结合”。如建立新武学校（保定行营将弁学堂、保定军校的前身），聘请莲池书院院长吴汝纶来作主持[11] 2320。还在保定古城区的西南隅修建了一处用来纪念、祭奠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战斗中阵亡的淮军将士的“淮军昭忠祠暨公所”（简称淮军公所），“立祠直隶以祀北征以来将士”。[10]105李鸿章、吴汝纶二人商定以淮军公所之名委托莲池书院为其官兵教授日语和西文，以培养专业外语人才。于“保定淮军公所岁修生息余款中，岁提四百金，开一东文学堂，专教皖人在北者子弟”[12]，这样可“中、东兼习”、“遍览广学……皖人文武子弟，倘有造就成才者，其为功效，比淮军公所之经理得法，更为远大”[13]255-256。此事议妥，李鸿章、吴汝纶感到双方合作非常愉快，“傅相（李鸿章）欣然乐从。”[12]吴汝纶推荐其“于东学、西学皆已卓立”[13]255的日本弟子中岛裁之做教习。

曾国藩的保定练兵、李鸿章的保定淮军训练为清末袁世凯于保定建立军事院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建立与保定城军事功能的彰显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2-1923，简称保定军校），为中华民国初期重要的军事院校，其创建是以清末袁世凯军事教育体系的建设为前提的。

1.袁世凯在保定构建的军事学堂、教育体系及其影响。李鸿章死后，袁世凯承继其衣钵。他在任直隶总督期间不仅仍“以练兵为当务之急”，还上奏清廷请求“设军政司于保定，分兵备、参谋、教练三处，……建议设陆军学堂，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计十二年毕业。而先设陆军速成学堂，以应缓急之用”[14]99。他上奏朝廷说：

“近值朝廷振兴戎政，屡下明诏，殷殷以储才为急。上自贵胄学堂，下至小学堂，皆以次第开办，惟此项大学堂尚属阙如。惟按照定章，必俟中学堂暨兵官学堂次第设立，再行兴办。诚恐缓不济急，而高等教习，急切尚难多选，仍不能不借才异地，在京延订亦多未便。臣谨遵照练兵处、兵部奏定办法，略事变通，名曰军官学堂，即在保定省城设立。……一俟在京师设立大学堂，则此项学堂立即停办。现在暂借从前将弁学堂房屋先行开课。惟学舍逼窄，不敷应用，容俟筹定的款，再行建筑。”[5]

由此在袁世凯的精心设计下，北洋陆军将弁学堂、北洋速成武备学堂、陆军速成武备学堂等系列军事院校设于保定。在此基础上，光绪三十二年（1906），又在保定城东关外（今保定军校广场所在位置）的原北洋速成武备学堂校址上，开办建立了保定军官学堂。其“斋舍、操场以及仪器、自修各室，皆取各国新制，复延聘外国军学家，以广教材。而师范（一曰武师范）学堂、经理学堂、军械学堂亦附设于其中”[14]。

清末的保定军官学堂隶属于北洋军政司，段祺瑞任督办，宣统二年（1910）正名为陆军大学，宣统三年（1911）改为陆军预备大学堂，1912年陆军预备大学改为陆军大学，迁往北京。

袁世凯在保定构建的系列军事学堂，虽主观上为发展自己实力而积蓄军事力量，但客观上这些军事院校的建成使得近代保定城军事功能再次彰显。新建的这些军事院校为民初保定军校的建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2.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建立及其意义。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2-1923），1912年由中华民国陆军部创办，简称保定军校。民国陆军大学迁往北京后，陆军部于1912年10月20日在其原址开办陆军军官学校。历任校长曲同丰、蒋方震、王汝贤，教育长张承礼。建校规制仿照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实行军官养成教育，生源为陆军中学的合格毕业生。学制2年，前半年为入伍期，后一年半为学习期。课程主要有学科、术科、外文。其“所聘外籍教官，以德日为主体”①，其所用教具如枪炮仪器及要塞壕垒模型“悉为德国著名兵工厂制造”，“其内部构造与真者不爽毫发。原以拆卸便利供讲堂观摩研究之需，它如炮弹炸弹，重至千余磅，小至数磅。凡数百种，遍陈十余室。”①这些稀世袖珍仪器是“校内最珍贵之物”①，“供讲堂观摩研究之需”①。

学校校园由本部、分部、靶场、大操场四部分组成，占地1500亩。1918年2月17日曾在保定军校教场举行了华北地区的第六届运动会[2] 40，可见该校规模在当时属一流。

保定军校的建立，在中国军事史乃至世界军事史上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不仅是“清末袁世凯在保定创办军事学堂的延续和发展”[15]，也标志着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高潮。它源于清末保定军官学堂，但“与清末保定军官学堂相比，保定军校‘其程度之增高，组织之完备，则诚不可同年而语’”[15]。它不仅从近代建设军事院校的规模上最为宏大，还以最为先进的军事管理与训练制度强化了中国近代的军事国防力量，走出了闭锁多年的中国军事封建堡垒，由非机械化兵器的刀枪剑戟的冷兵器时代向具有近代意义的机械化兵器时

代迈进，使中国的军事事业迈向近代化而与世界军事接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建立，将西方的军事教育体制融入中国，成为当时国内领先的军事院校，标志着保定城军事功能在近代达到高峰。从北洋行营将弁学堂到保定军校，为20世纪的中国培养了大量掌握近现代军事技能的高级军事人才。其中将军就有一千多名。如靳云鹏、熊秉琦、齐燮元、吴佩孚、李景林、孙岳、孙传芳、王都庆、王承斌、商震、陈调元、李济深、蒋介石、张群、杨杰、季方、叶挺、赵博生、董振堂、边章五、季振同、张克侠、何基沣、邓演达、蒋光鼐、陈铭枢、熊式辉、万耀煌、黄绍竑、黄琪翔、张治中、傅作义、余汉谋、刘文辉、邓锡侯、陶峙岳、唐生智、郝梦龄、罗卓英、周至柔、秦德纯、顾祝同、陈诚、白崇禧、钱大钧、刘峙、上官云相、薛岳、乔明礼、张寿龄等，可谓“名副其实的将军的摇篮”[16]。清末民初保定城以新式军事院校为主的军事特色建筑，为“一代英雄咤叱之场”①，也是近代保定城军事功能彰显的重要标志。

总之，透过“一文一武一衙署”这些近代保定城遗存的典型城市建筑，我们可以了解近代保定城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和军事等城市功能特性，并由此看出近代保定城市发展衍变的历史轨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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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灊山.谈谈以往的莲池（节录） [J].《河北月刊》，1936（2）.

[5] 天津图书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袁世凯奏议[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547，1320-1321.

[6] 于振宗.重修保定古莲花池记[z]//河北《清苑县志》：卷五.1934：866.

[7] 涂文学.近代市政改革：影响20世纪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性变革[J].学习与实践，2009（9）.

[8] 李宗一.袁世凯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5：99.

[9]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三二：志一百七·兵三·防军、陆军[M].北京：中华书局，1977：3932，3934.

[10] 吴汝纶. 合肥淮军昭忠祠记[M].//吴汝纶全集1. 吴汝纶.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02：104，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