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对缅贸易的政策及管理

2022-12-15

在清朝初年政局稳定后, 云南与缅甸的关系率先得到了加强, 两国人民之间日趋频繁的贸易活动在客观上推动了清朝和缅甸的贸易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 永昌这个边境城市也逐渐发展起来, 和平的环境促进了城市人口的增长, 同时也刺激了经济的繁荣发展。永昌也是当时对缅贸易的重要港口, 许多商贩都会在此聚集, 这些便利的条件带来了一个繁荣的景象, 每天各种商品交易量巨大, 永昌的经济体系也初具规模, 除了昆明府外, 永昌已经成为云南最大的城市。这里汇集了大量的商业信息, 产品种类繁多, 商品经济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永昌的建设规模, 当时甚至被称为小南京。后来的乾隆皇帝也曾经提到过永昌的重要性, 它在云南的一侧, 直接关系到大清西南地区的稳定。毫无疑问, 永昌优越的地理位置是其经济繁荣的基本条件, 在清缅贸易中中处于咽喉地位, 是经济和政治的枢纽, 在清初, 由于局势比较稳定, 政府的自由贸易政策也比较适合当时的经济发展局势, 所以才有了繁荣的经济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 清缅贸易的管理也越来越规范。

一、清政府对缅贸易政策的调整

在大清政局稳定的初期, 出于政治上的需要, 对缅甸大致上有三个原则:一是要保证和平;第二是建立友好的邦交关系;三是尊重缅甸主权。缅甸政府在清初这个时间段里的贸易政策也是倾向于合作, 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也有助于清缅贸易的发展, 事实上清朝在稳固政权的实期, 对缅贸易的态度却是不明朗的。顺治十六年, 清兵大规模进击云南, 南明帝逃亡缅甸, 两年后彻底消灭南明政权, 当时缅甸政府屈服于清政府的压力, 被迫交出朱由榔, 这一次清缅打交道并不是两国正常的外交, 但是毫无疑问, 清缅的交流就已经拉开序幕。

(一) 对缅政策的调整

鉴于清代边境与缅甸边界的稳定的状态, 清缅贸易的核心问题还是出现在边防上, 康熙二十年云贵总督蔡毓荣就上了著名的“筹滇十议疏”, 在《酌定全滇营制疏》中特别强调云南省东、西、北等地部署大量的防御工事, 以确保边防的长期稳定, 东西北等多地可以协同防御, 可以解除缅甸带来的威胁, 同时再确立永顺镇的防御地位以加固国防。这其中有大约三个大营游击军力, 每个组8人上下, 驻地的士兵数量则比较多, 共2400余人, 腾冲部协防, 主将偏将等共有8人, 士兵千余人以上, 全面加强西南边境的军事防御体系。雍正六年 (公元1728年) 云贵总督碑鄂尔泰明确态度:橄榄坝南临缅甸, 东接老挝, 需要加强防御, 准州治, 提高本地的自卫能力。清代史稿在西南边疆防御上曾经这样记载:“云南省控制全边, 重在腾越。”又述:“乃于杉木笼、干崖而处增将弁营汛。龙陵地方亦增设弁兵。以顺宁一路旧有之额兵, 分驻缅宁, 与永顺右营协同防守。”并且严格规定:“总督、提、镇大员, 每年酌赴腾越边外巡阅一周, 以期严密。”云贵的重点防御点就在云南南部边境, 稳定是当务之急, 不断完善边境军队的防御体系, 细致的部署边防。

和平友好的对缅政策主要表现有两个阶段:第一个时期是不干涉缅甸的内政, 尊重缅甸的主权, 但仍然对其采取防御态势, 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曾经提到过云南的边防问题主要是吴三桂的造反导致的, 在他的影响下, 周边一些势力也开始威胁大清边境的稳定, 清政府已放弃了对边邦的控制, 云贵总督鄂尔泰在雍正七年时曾经拒绝接受缅甸为附属的提议, 以至于后来到乾隆年间, 清朝与缅甸的冲突已经非常尖锐, 在处理涉及到缅甸的事务也会更加敏感, 但基本上是以友好的态度谨慎对待, 这是清政府对缅政策的基本原则。第二个时期则是怀柔天下, 这也促进了缅甸对大清的进贡, 雍正七年平定车里南叛乱后, 缅甸也借机提出恢复对大清的朝贡体系, 云贵总督鄂尔泰上奏:“极好之事, 此皆卿代朕宣猷之所致, 但总宜听其自然, 不必有意设法诱致。”直到乾隆36年, 清缅战争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此时的清缅贸易已经低至冰点, 对缅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清代最高统治者的心理, 也可以被认为是当时的清朝对缅甸一项基本政策。

(二) 清缅战争对贸易的影响

清政府对缅甸的贸易交流是清初的一项基本国策, 这个政策也反映了自由贸易的特征, 缅甸国内的社会矛盾对贸易双方的政策走向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刘坤曾经针对康熙年间缅甸贸易问题指出:中原亡命之徒从滇缅边界进入缅甸数以百千人, 缅甸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稳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为了保证国内各方面的稳定, 缅甸的朝贡也势在必行。乾隆十一年, 时任云南总督的张允随提到:缅甸常与云南商人进行密切的商业活动, 就算是有禁令也是难以禁止, 如今的打鏪开采和走私贸易参与者至少有二三万人, 双方从贸易过程中获得各自重要的商品, 如果禁止清缅贸易, 则有可能会触及到更多人的利益。张允随的上奏也是当时清缅贸易的真实写照, 这样的状态也实现了清缅和平友好的基本理念, 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地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边境的稳定, 使边境上的两国人民共同拥有超过100年和平, 自由边境贸易政策是原有的经济合作方式, 但是这个平静期被清缅战争打破了。

清缅战争的事端是十八世纪末清朝与缅甸列对领土的控制和资源的地区战争, 这场战争从1762年缅甸入侵大清云南普洱地区开始, 在大清被定义为自卫战争, 1769年11月16日, 双方签署了停战协议, 前后历经7年时间, 清朝尽管在对缅甸时处于上风, 但未能获得实质的胜利, 而且损失惨重, 乾隆皇帝号称自己拥有“十全武功”, 但清缅战争是乾隆晚年最大的失败。在这次战争中, 缅甸的火器技术比大清先进, 大多数缅甸的士兵都配有火枪, 乾隆皇帝对西方的武器和技术人员的重视程度不够, 军事上的落后, 再加上对冷兵器的依赖以及军队的腐败现象, 最终导致了清缅战争的失败, 与此同时, 清缅贸易也跌至冰点。

这场战争也对缅甸造成了重大的政治影响, 在其西南方向, 缅甸与泰国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清缅战争期间, 缅甸也攻击了暹罗部, 暹罗部的郑信将军打败其他割据势力后又将缅甸士兵击退, 双线的战争导致缅甸的国力进一步衰退, 国内经济状况更加萧条, 同时印度对缅甸也采取了一定的经济制裁手段, 清缅两国关系在战争结束后也被东南亚各国交错影响, 直到乾隆三十一年爆发大规模冲突, 大清与缅甸的贸易彻底中断, 连续四年的战争将经济冲击的面目全非。

而经过多年战争洗劫的缅甸, 国内资源消耗怠尽, 缅甸的木棉、象牙、苏木、玉、铜等出口也不是很好, 地方政府针对云南的贸易则在暗中进行, 缅甸国王李侍尧也希望清缅贸易能够尽早开始, 加速制定相关法律以保护商人的利益, 尽可能的创造宽松、自由平等的贸易政策, 严格控制和约束缅甸的贸易活动, 推动清缅贸易的脚步。缅甸的棉花流通到关内时, 价格已经高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虽然当时清政府对民间贸易的态度是支持的, 只要不是战略物品的交易限制不太多, 但是进口物资的贸易却是没有太好的控制手段, 例如普洱府所辖的缅甸商品贸易中, 买卖方选择消极的对抗态度。除牛、马、铜、铁等军事物资外, 丝绸、茶叶和手工艺品交易异常繁荣, 每种商品都在市场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都有自己的交易价值。这样的贸易在政治的影响下继续发展, 清缅贸易进行了近二十年, 乾隆皇帝在80岁生日收到了缅甸国王请求, 希望能够恢复清缅的纳贡体系, 恢复清缅友好政策与平等贸易, 到此, 缅甸与大清的贸易全面恢复, 大清得到了面子, 而缅甸则获得了实惠。

二、清缅贸易的组织与管理

清缅贸易在原有的基础上, 也开始追求个性化的发展, 国家和地方在边境设置进口税、贸易税收和交易税收等制度。康熙初年, 特别是在南部城市对外贸易方面的税收占有相当的比例。藩库年征商税银526两8分4厘, 遇闰加银34两6钱1分9厘, 新增额外税余银50两4钱1分。曩宋税所, 其地为通夷之路, 税房即在公馆门内。此外, 有小蒲窝、猛连、缅箐、界头、固东、曲石、瓦甸等稽查七处, 即于仓房、盐房并借民房居住。乾隆二年, 布政使司颁发则例, 立税口三处:州城南门外、镇夷关和猛连关;挂号稽查七处:本城街、界头、曲石、瓦甸、固东、龙江、缅箐, 定额年征牲税银45两8钱7分, 征商税银362两7钱8厘, 遇闰年加增银30两8钱8分。清朝明确要求缅甸的针丝等生活物资可以自由入关, 所有的货物在内地都有一定的税收要求, 商人与贩子的住所也有限制, 最大限度的增加国家的税收, 保证安全。此时的清缅贸易十分规范, 各机构的管理更加到位, 责任和分工很明确, 管理机构的划分是很清楚的。乾隆55年清缅贸易恢复正常后, 政府加强了对市场的管理, 除了永昌和腾跃外, 还在杉木笼和幕福增加了税收和驻兵府, 以此增加全城人民的税收输出。同时对商人的姓名、货物证明与经营品类进行细致检查, 给予交易许可, 政府对贸易品类进得把握, 加强管理, 增加出口税, 从而增加军费开支。

三、清缅贸易的管理规定

清缅贸易过程中并没有一些具体的管理措施, 或者说并没有形成系统管理规则, 大多都是在自由的基础上进行商品交易, 但是在战争和战略物资上, 清朝和缅甸双方的管控都是非常严格的。

清缅贸易的初期, 交易的规则还很不稳定, 但是武器和战争物资肯定是禁止贩卖的, 如硝磺等火器物资同样也是在严格管控范围内, 所有疑似管控物品必须标明产地和出示票印, 添注官府检查印讫, 没有关防印票的商贩以盗窃罪名定罪, 如果私自销售与战争相关物资都会以盗贼一并入罪, 相关人员一律执行四十大板并发边充卫。雍正九年, 清政府规定:进出口货物如有违背规定范围者, 一律重罪, 此时的私贩定刑还是比较重的。至乾隆十三年, 有关清缅贸易货品的规定就更加详细, 同时范围也更大, 有关的金属与药品都算军事物资, 包括渔船等都要仔细搜查, 出口船只的检查则更加仔细, 如果货主违反当时贸易销售范围, 一经发现即被没收, 赃物一律充公, 相关人员视为走私定罪。据《清高宗实录》中记载:乾隆三十三年曾颁布圣旨, 除铁、铜、硝等不得作为交换外, 其他可能与战争的关的一切商品都在管控范围之内。清缅贸易对于缅甸来说则是更加重要的, 但是在战争随时可能爆发的时期, 在边境等敏感问题上, 为了防止更大的损失出现, 也只好暂时管控起来。《清高宗实录》中还有这样的记载:若有人在国家边境私自进行贸易, 或其他类似的市场交易, 一旦得到报告且核实, 清政府则会实施严厉的措施进行管控, 任何人也不能通过走私越边境贸易, 在清缅战争前夕, 左国兴等人私下买卖棉麻等疑似战争物资而被枭首。这样的政策对于清缅两国的经济发展都具有很大的制约, 大清与缅甸原有的繁荣景象不复存在, 清缅边境的走私事件却接连发生, 可以说当时两国的贸易很刺激从客观上促成了走私事件的增加。

乾隆年间的思茅茶山等地, 土壤贫瘠, 不能种养水稻等作物, 当地人民生活也比较贫穷, 但思茅茶山出产上等茶叶, 无知文武官员每年二三月份去各地强买茶叶, 滥用职权, 以至本地居民生养受到影响, 及有可能被逼而参与走私。故此清廷敕谕:“责成思茅文武互相稽查, 如有官员贩茶图利以及兵役入山滋扰者, 许彼此据实禀报, 如有徇隐, 一经察出, 除本员及兵役严参治罪外, 并将徇隐之同城文武及失察之总兵、知府照苗疆互相稽察例, 分别议处。”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清政府对清缅贸易中的行为都有明确的说法, 几乎所有的管理人员都已经明确责任, 使官兵和商贩等不要随意发生争执, 目的还是为了保证边界的和平, 这也是清政府对缅贸易所做出的一些努力。早期提倡的自由贸易政策受到了国家的安全问题的直接影响, 在边防稳定的前提下, 适当的放开贸易则推动了清缅交易繁荣的景象, 根据当时英国档案组织在东南亚经济方面的记载:缅甸的棉花自明代开始, 云南边境每年进口棉总值约在14万英镑左右, 直到清初已经达到22.8万英镑, 1837年, 清政府从广州进口英国商品价值90万英镑, 除去鸦片以外, 其他货物的总价格不足五成, 可见当时清缅贸易的交易量之大。据估计, 清缅陆地贸易在1826就已经达到40万英镑, 如果这个估计精确的话, 清缅贸易的出口总额的大约要占大清经济的1/4左右。大清与缅甸贸易的全面开放对两国都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腾越乡土志》记载:“腾方百余里, 南城外为市场, 外连英缅, 商贾丛集, 由南而东至龙陵, 由东而北至永平、榆、省以及川广各省, 有寄迹者, 以腾六万余丁口, 计之商家当过半矣。”又说:“乾嘉间, 海禁未开, 凡闽粤客商贩运珠宝、琥珀、象牙、燕窝、犀角、鹿茸、麝香、熊胆, 一切缅货皆由陆路而行, 必经过腾境, 其时商务尚称繁盛”。正是滇缅贸易的兴盛, 极大地推动了永昌、腾越等城镇发展。包括大理也是“商贾辐辏, 甲于他郡”, 为“一大都会”。

总之, 清朝对缅的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两国经济的发展, 交易商品的种类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商业活动也伴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变而变化。进出口贸易是促进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基础贸易活动, 这也有助于大清和缅甸两国的繁荣, 商业的繁荣促进了人口的增长, 这也是清初政府采取了自由贸易政策的结果, 同时也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 规定具体的管理措施, 加强贸易管理, 规范针对缅甸的贸易活动等一系列措施, 这些做法对我们今天的商业活动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摘要：满清入关后, 中华大地的历史进程和政治发展产生了细微的变化, 特别是在清初, 国家的边疆局势还不够稳定, 清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和平安边政策, 这些做法对大清与周边国家的贸易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特别是针对缅甸的一系列经济合作。当时清政府以自由为基本的政策, 允许商人对缅甸的自由贸易政策, 加强了对滇缅贸易的管理, 极大的促进了清缅贸易的发展。

关键词：清代,缅甸,贸易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