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农业经济论文

摘要：农业经济史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学和历史学基础之上的交叉学科，是农业经济学长远发展的重要根基，也是农业经济学分析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农科”建设背景下，传统农业学科边界被打破，农业经济史学科内涵极大丰富，但是学科发展呈现课程教学与科研实践脱节，学科边缘化趋势明显的困境。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清代农业经济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清代农业经济论文 篇1：

清代前期陕西回族农业经济研究

摘 要： 清代陕西回族广泛分布在陕北、关中和陕南地区，尤以关中之同州府、西安府和凤翔府为甚。元明以来农业就是整个回族的支柱产业，延至清代，回族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特征更加明显。陕西回族不仅农业人口占大多数，而且农业经济活动的分布地区、耕作技术、农产品种类和数量等方面也都有显著发展。以农业为主而兼营畜牧业、牲畜贩运业、屠宰业、清真饮食业等一直是陕西回族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特色。

关键词：清代；回族；农业经济；陕西

回族自元代“回回遍天下”到明代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共同体登上历史舞台以来，从事农业便成为这个民族的重要产业之一。学术界对于回族农业经济的研究较少关注，特别是对于清代陕西回族的农业经济研究更是寥寥无几，迄今为止仅有几篇论及元、明、清时期或民国时期西北回族经济状况及其农业开发的文章。［1-3］这几篇文章都对清代回族的农业及其经济结构情况作了论述，但针对陕西回族的农业生产、经济结构的专论篇幅非常有限。本文试图就清代前期陕西回族农业经济及其结构方面的特点与形成原因予以初步探索，以期推动学界对此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一、清代陕西回族的形成及分布

清代陕西回族主要以元代驻陕西各地蒙古军队中的色目人如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等地信仰伊斯兰教者构成。蒙古人为了统一全国，在西征过程中先后征调了大量被征服的中亚各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等来参加元朝统一中国的战争。据记载，这些东来的穆斯林平民被编入探马赤军随同蒙古军一起作战。“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4］2508探马赤军在陕西主要屯戍京兆路、延安路。［5］时任监察御史的王恽说：“京兆路州郡所有营盘草地极广，旧为探马赤军牧马地面”。［6］《元史》亦记载：“河东、陕西、巩昌、延安、燕南、辽阳、河南、山东诸翼卫探马赤军争草地，讼者二百余起。”［4］3212元世祖至元十年（公园1273年），令“探马赤军随处入社，与编民等”［4］2356从事农业生产，以至形成“元时回回遍天下的”局面，这是陕西回族的主源。

其次，陕西回族的另外一部分来源即自唐宋以来留居今陕西地区的回鹘和西域胡人。据《续修大荔县旧志存稿•宗教》卷四记载：“县西南滨沙一带昔年汉回杂处,汉遵孔教，回自安史后安插此处。千有余年，守其教不变，与汉不通婚姻”［7］5；该书同卷之风俗篇亦载“唐肃宗许回纥留沙苑”。［7］4另外《旧唐书•回纥传》亦云“回纥战兵，留在沙苑”［8］等，这些记载都足以证明这些回民主要是回纥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后所滞留于同州（今大荔沙苑）的回回先民。另有唐宋以来聚居于长安等地的西域胡人，虽经唐末五代动乱，部分迁移，但仍有部分留居于今陕西关中等地，其中中亚昭武九姓胡不少，也构成陕西回族的来源之一。

陕西回族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是陕西汉族。如前所述，元代军队中的色目人（回回军）以后随地入社，如同编民，与汉人杂处，多有娶汉族女子为妻。到了明代，统治者恐回回如此发展，势力强大不利于其统治，故利用政治手腕，采取强迫同化政策，禁止蒙古、色目人自相嫁娶［9］，以达到抑制其势力发展之目的。这样一来，回回与汉人通婚更为普遍，近代以来陕西流传的所谓“回爸爸，汉奶奶”的谚语即典型的反映了这种通婚的情况。以上几种民族成分在陕西这块共同的地域之上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于明中期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回族。在明代的文献中出现了一些关于陕西“回夷”的记载，如明代瞿九思所撰的《万历武功录》卷一陕西部分有《回夷列传》，记载其间有“回夷，西（安）、延（安）、庆（阳）、平（凉）、凤（翔）、汉（中）、间夷也。郡县编入版籍，名曰回夷。”［10］由此也不难看出在明万历年间陕西回族已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广泛分布于陕西境内。以上各分布地区除庆阳、平凉现属甘肃省外，其余的均在今陕西省内。他们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并由此而形成了共同的饮食文化习俗及民族心理素质。

关于陕西回族的分布情况，明初由于朱元璋采取了许多恢复和发展农业、手工业的政策，使得陕西回族的经济状况得到极大改善，人口也有了增加，分布广泛。据前引《万历武功录•回夷列传》的记载以及关中东部地区，“自华（华山）以北，渡渭水，投清凉寺，一望漠漠黄沙，无寸草人烟，仅有小村，皆回回种类。”［11］从以上资料不难看出明代陕西回族的分布已较为广泛。

到了清代，陕西回族有了更大发展。乾隆四十六年（1781），陕西巡抚毕沅在奏折中说：“查陕省各属地方，回回居住较其他省为多。而西安府城及本属之长安、渭南、临潼、高陵、咸阳及同州府属之大荔、华州，汉中所属之南郑等州县，回民多聚堡而居，人口更为稠密。西安省城内回民不下数千家，城中礼拜寺共有七座。”［12］从此，历经80余年，到同治元年（1862）以前，陕西人口已达1 200万人，［13］其中“民七回三”，分布在全省的七府五州，仅关中地区回民就有800多坊，西安、同州、凤翔三府和乾、邠、鄜三州的20多个州县有七八十万到一百万人。［14］可是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后，经过战争的屠杀和战后的迁出，特别是左宗棠的残酷镇压，有的死于兵，有的死于疫，有的死于饥饿，有的被官家“安民”或流亡到外地，所剩已不到十分之一，只有数千人生活在西安城里。而在同治陕西回民起义前，回族人口的不断壮大对陕西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清代前期陕西回族的农业经济

要搞清楚清代前期陕西回族的农业经济情况，首先必须掌握农业经济的概念及其涵盖范围。众所周知，农业经济主要是指农业中所有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总称。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方面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15］根据这一概念解析，清代陕西回族的农业经济，即是指清代陕西回族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所有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这里的农业囊括农耕种植、畜牧养殖、饮食消费等一切经济活动。

自元明以来，农业就是整个回族经济的支柱和基础，回族因而同汉族一样也成了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民族。［16］27-28延至清代，回族“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特征更加明显，在渭河两岸及其支流地区，回族农村星罗棋布。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将起义回民的土地以“叛产”的形式加以没收，招人耕种。据粗略地统计，西安、同州两府及邠、乾两州的“叛产”地约万顷以上，总计全陕“叛产”土地当在2万顷以上。［17］2由此亦可知，同治以前，陕西回族是以农业生产为主。

与中国封建社会从农业经济发展分离出商业经济的历史过程不同，陕西回族的农业经济最初是从商业经济中分化出来的。［18］早在唐代，陕西回族先民中的商人就已经在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社会经济氛围中，开始购置土地，如唐天宝年间长安胡客“皆有妻子，买田宅”［19］，但这仅是定居农业生产的萌芽阶段。历经宋至元，有学者认为“回族自元代出现以来，即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民族”。［20］当时元朝皇帝“时常把荒地交给回回耕种，以及免除屯戍的回回交纳税等，这种情况常见于历史记载，以西北的回回为最多”。［16］18所有这些措施的实行，对回族农业向前发展都有利。

如果说元代的农业政策为回族农业发展鉴定了基础的话，明代的回族农业则在此基础上平稳发展，直至清代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前，这个时期构成了陕西回族社会农业经济在地缘上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回族社会政治地位下降，回回人的商业活动失去了元代那样的社会优势，一些回回商人便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加上数百年来回回人口的自然增长而扩大了土地垦殖面积等因素，可以说清代前期陕西回族农业达到了空前的鼎盛时期。从地域上发展到东府十大县和泾、渭、洛三角地区，遂扩大为种植小麦、棉花、黄花菜、果树和药材等。由于回族农民的勤劳善耕，因而收成很好，在清代竟至形成了自己的小麦和棉花市场“新市”和“花市”。在陕南地区，由于地处水域，这里的回族大多从事种植水稻、果树以及木耳、柿饼等山货并以烧木炭为其副业。至于贫瘠的陕北，除了种植小麦、糜谷、马铃薯以外，畜牧业成为其主要副业。［21］

就当时陕西回族的农耕技术而言，已与当地汉族及其他农业民族的水平基本相当，有些方面甚至还超过了这些民族。首先在农田水利方面，陕西回族就有一定贡献。如马长寿在《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调查纪录》序言中提到“在临潼县回回道，一位老乡引我们到回回道的高岗上，远指渭河以南，说明当年回民在某处种蓝靛，某处种麦子，某处引渠，某处凿井，一副劳动回民的田园就生动的摆到我们的面前了。”［17］15这种水浇田地的经营方式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在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上迈进了一大步。其次在耕作技术上，陕西回族在开垦荒地的同时，利用水利建设创造的条件，发展了水浇地，采用“休间”、“轮作”、“套种”等先进的耕作技术，还有清代“回回在渭、华一带使用的一种四轮车，便于在沙地行走，名为‘回回车’现在渭南、大荔一带还在使用”。［17］69“回回车”的使用使农产品的种类增加了，产量也普遍提高了。这些先进的耕作技术和生产工具一直沿用至今。尤为重要的是，由于回族人口“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及其农业分布的普遍性，回族农民能够将这些先进的农耕技术传播到各个角落，回族的这些贡献是其他农业民族难以比拟的。

陕西回民所拥有的土地，一般说来比汉民所拥有的土地差，大多为渭河沿岸及沙苑一带的沙地。但是，回族人民经过自己辛勤劳动，开辟了许多新的、肥沃的田地。比如大荔沙苑的回民，随着定居农耕，人口繁衍，人多地少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凸现，所以回族对耕作一点不含糊。前述调查资料中，记述了大荔县南王阁村回族与北王阁村汉族农民之间一则趣事。北王阁村的汉人最初只知以粪肥田，不知以火灰肥田，常把火坑的灰卖给南王阁村的回民，从那里换到麦子，自以为得计，欺哄了回民，所以汉人当时有两句谚语传达此意：“三笼尘土三笼灰，就给回回要年麦。”［17］121回回得到火灰以后，庄稼日肥，农业日益发展，所以任凭汉人嘲笑，自己对于耕作的利弊却心里有数。因此，回民也有两句谚语回报汉人：“不怕你三笼尘土三笼灰，但看我田地里长的麦”。［17］129回民善农事的另外一个很好的例证，即是其护沙工作做得很好。地处沙苑的回民所耕种的土地属于沙质地，沙地冬草日死［17］103，经营庄稼非常不易，但回族硬是把沙田经营成“金粮”产区。［17］103由此小事，亦可见陕西回族精于耕作。

对清代回族来讲，在多种农业经济成分中，畜牧养殖业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可以与回族种植业相提并论。畜牧品种较多，主要有牛、羊、马、驴、骆驼等，但由于回族饮食习惯的特殊要求，使养牛羊更为普遍。又由于清政府保护耕牛的政策，加之养牛需要的成本大，所以养羊更超过养牛，在回族养殖业中独占鳌头，几乎所有的农村回民家庭都有这个行业。据《大荔县志•物产》记载：“大荔之冯翊有苦泉，羊饮之肥而肉美……沙苑所出有小耳大尾之羊，通志谓之茧耳羊，府志亦言茧耳羊出同州，大耳羊畜于此耳无不小，盖其地脉所产者然此亦理之不可解……此大荔之独绝者也” ，“大荔之蒺藜自唐时已入贡，其蔓引长如刺蒺藜，而颈叶各异，紫花结荚长寸许，荚内实大如芝麻（本草纲目云大如羊肾）而色碧绿，此沙苑蒺藜子之殊于他处”。［22］22这正是所谓“羊冠全省”，“蒺藜甲天下”。［23］

但是，自清中叶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清政府歧视和压迫回族的状况日甚一日，迫使回族农民多次掀起反清起义，但起义往往被残酷镇压，致使回族政治地位直线下降，经济受到极大破坏，农业经济自然不能例外。尤其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被镇压后，陕甘总督左宗棠按照“回民近城非所宜，近汉庄非所宜，并聚一处非所宜”以及“令觅水草不乏、川原相间、荒绝无主、各地自成片断者，以便安置”。［24］这样，原来世代聚居在陕西的回民所辛勤耕耘出来的大批良田，建造的住宅，经营的店铺，种植的树木等劳动成果，一时间均烟消云散了。起义失败后，大批陕西回民被迫迁居至偏僻贫瘠、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这些幸存下来的回民迁至新的聚居点后，为改变恶劣的生产条件、重新生存下去，他们付出极大的代价。他们只能占有很少的贫瘠土地，只得到少量的籽种、农具，从事极其简单的农业生产，勉强维持生计，因此，从总体上讲，起义失败后陕西回民的农业经济一落千丈，与前期不可同日而语。

三、清代前期陕西回族农业经济的特点

清代前期陕西回族的农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其农业经济也有自身的发展特点。

首先，农业是陕西回族的生存基础和立身之本，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占主导地位。清代陕西回族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比汉族农民所拥有的土地差，但回族人民经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总结经验，变贫瘠的“三边两梢地”为肥沃的田地，前面提到的“不怕你三笼尘土三笼灰，但看我田地里长的麦”以及把沙田经营成“金粮”产区就是典型例子。另外，回族农民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和耕作效率，在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农田引水灌溉方面都下了不少功夫，克服了以前靠天吃饭的俗例，迈出了人类挑战自然的一步。总之，能想到的办法，人为可以实现的技术他们都尝试了，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其次，因地制宜发展其他种植业。清代陕西回族农民还根据他们地处土壤的品质，大力发展果蔬等园艺种植业。据《大荔县志•土地志》记载，陕西大荔、蒲城、富平、临潼和渭南之间的沙苑地区属沙质土壤，“其沙随风流徙，不可耕植……其中多树果瓜佳于他产”，［22］18《秦疆治略•渭南县》亦记载“与大荔之沙苑接壤者具系沙地，不宜种麦，向植枣、梨、瓜、豆”。［25］故而回族农民根据这一特点，采取“树而不田”方式，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种植业，其中尤以大荔县西瓜最为有名。总之，陕西回族和汉族一起开发农副产品，为陕西农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再次，善于搞多种经营。前面已提到，陕西回族多从事畜牧业、牲畜贩运业、屠宰业、皮毛加工业（手工业和农业结合）等辅助性的农业经济活动。据《清穆宗实录》记载，同治年间“内地回民多以买马为生，现闻陕省回匪猖獗，马匹甚多”。［26］陕甘回族商人经常“私贩马匹”，接洽捻军，引起清军注意。［27］除贩马外，回族人还善于贩牛、羊、驴、骡等牲畜。养殖业、牲畜贩运业成为回族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一则牲畜养殖可以帮回族解决耕地问题；二则农闲时节贩卖牲畜或经营运输业可以为回族家庭带来微薄的经济收入。受《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的特殊性要求，养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满足他们清真饮食需要，即屠宰业。受回族生活习俗的特殊要求，屠宰业也成为回族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部分，并由其派生出牛羊肉饮食业和皮、毛加工业。如著名的牛羊肉泡馍、腊牛羊肉、羊肉肉丸糊辣汤等，至今仍然是当地回民独擅的大量经营的食品行业。至于皮毛加工，明清时期东府大荔的羌白镇、王阁村一带，便是关中回族皮毛业的生产和集散地，其商品大量远销外省。这些辅助性的经济活动也为陕西回族农业经济的发展增添了特色。

四、结语

通过以上对清代陕西回族农业经济的简略探讨，我们不难发现，每一个民族的经济文化，都是本民族在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下长期积累起来的整套适应自然社会的体系，是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最佳选择。清代前期陕西回族，在和汉族等民族杂居的大背景下，能积极融合于当时的大环境，并受当时“重农抑商”的社会背景的影响，从事以农耕为主的农业经济，并且取得一定成就。当时就陕西回族的农耕技术而言，已与当地汉族及其他农业民族的水平基本相当，有些方面甚至还超过了这些民族。比如在农田水利方面，发展了水浇地，采用了“休间”、“轮作”、“套种”等先进的耕作技术；在运输工具方面，清代回族发明的“回回车”能一直延续至今，足以窥见其在当时使用时之先进性与超前性。 陕西回民所拥有的土地，一般说来，比汉民所拥有的土地差，大多为渭河沿岸及沙苑一带的沙地。但是，回族人民硬是经过自己辛勤劳动，把沙田经营成“金粮”产区。另外，陕西回族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也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种植业，并结合回族先民的传统经营，同时从事于牛羊骡马的饲养和放牧等辅助性的农业经济活动，作为他们主导产业结构的有益补充，这些经济活动对本民族的兴旺发达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了一定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寿千.清代前期回族的经济发展［J］.宁夏社会科学，1987（2）:11-15.

［2］ 马志荣.论元、明、清时期回族对西北农业的开发［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6）:92-97.

［3］ 王永亮.西北回族经济活动史略［J］.回族研究,1996(2):31-40.

［4］ 宋濂.元史卷98•兵志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6.

［5］ 韩敏.陕西回民起义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

［6］ 王恽.秋涧文集第90卷•便民三十五事［M］//.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469.

［7］ 陈少严修,聶雨润续修,张树雲篡.续修大荔县旧志存稿卷4•宗教［M］. 铅印本.西安:陕西省印刷局,1937.

［8］ 刘昫.旧唐书卷195•回纥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 姚恩仁.大明律集解附则［M］.影印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0］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1•回夷列传［M］.北京: 中华书局1962.

［11］ 张瀚.松窗梦语•西游记卷2［M］//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5.

［12］ 道光还淳堂《至圣实录年谱》卷首.转引自马寿千清代前期回族的经济发展［J］.宁夏社会科学,1987(2):11.

［13］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14］ 宋伯鲁.续修陕西通志稿卷178［M］.铅印本.西安:陕西通志馆,1934.

［15］ 张跃庆,张念宏,冯晓宏.经济百科辞典［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89.

［16］ 民族问题研究会.回回民族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1958.

［17］ 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序言［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18］ 王永亮.西北回族经济活动史略［J］.回族研究,1996(2):37.

［19］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32［M］.北京:中华书局,1956.

［20］ 答振益.民国时期回族农业经济概述［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2):128.

［21］ 民族问题研究会.回回民族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1958.

［22］ 胡振华，冯增烈.中国回族［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23］ 熊照麟.大荔县志卷6［M］.道光30年木刻本:22.

［24］ 马寿千.清代前期回族的经济发展［J］.宁夏社会科学，1987(2):37.

［25］ 左宗堂.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一［M］.1891年左氏刻本.13.

［26］ 卢坤.秦疆治略•渭南县［M］.清刻本.12.

［27］ 张廷玉.清穆宗实录卷35［M］.北京:中华书局,1985:36.

作者：申莉琴

清代农业经济论文 篇2：

农业经济史本科教学中的问题与改进方向

摘    要：农业经济史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学和历史学基础之上的交叉学科，是农业经济学长远发展的重要根基，也是农业经济学分析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农科”建设背景下，传统农业学科边界被打破，农业经济史学科内涵极大丰富，但是学科发展呈现课程教学与科研实践脱节，学科边缘化趋势明显的困境。尤其在农业经济史本科教学工作中，存在课程设置不合理、教材编撰有限、教学研究成果薄弱等问题。因此，农业经济史课程改革十分必要。本文基于对農业经济史课程建设的必要性分析，尝试对当前农业经济史本科教学现状及问题进行分析，并指出为了促使农业经济史学科可持续发展，需要提升课程师资力量，编写侧重于农业经济学特色的教材，优化教学质量，改革现有的考核方式，实现授课与科研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农业经济史;课程建设;必要性;教材

Problems and Improvement Direction in Undergraduate Teaching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History

GUO Yibei， JIA Xiaohu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46， China）

Key words： agricultural economic history; course construction; necessity; textbook

收稿日期：2021-08-23

作者简介：郭益蓓（1991—），女，河南汝州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管理方面研究。

通讯作者简介：贾小虎（1986—），男，河南郑州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农村区域经济和农业政策方面研究。

农业经济史作为农业经济学的基础学科，又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学和历史学基础之上的交叉学科。农业经济史课程建设旨在探讨农业经济发展的客观基础及其运行规律，研究农业经济政策制定实施背后的原理，从而达到正确运用农业经济政策手段，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目的。

2019年，教育部提出“新农科”建设规划，推进课程体系、实践教学、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等方面的改革[1]。传统农业学科边界被打破，新型交叉学科和项目层出不穷。随着多学科理论创新以及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农业经济史学科内涵极大丰富。然而，结合笔者教学工作情况和国内多所农业高校教学现状来看，目前农业经济史多为选修课，学生有限且积极性不高，课程师资力量薄弱、授课模式单一，加之当前历史课程与研究方法的“落伍”，造成教学与科研的脱节，农业经济史学科边缘化趋势愈发明显[2-4]。因此，农业经济史本科教学工作面临着巨大挑战，教学质量和课程重要性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3]。本文基于对农业经济史课程建设的必要性分析，尝试对当前普通农业高校农业经济史本科教学的现状及问题进行讨论并给出几点课程改革建议。

1 农业经济史课程建设的必要性

1.1 农业经济史是农业经济学学科的根基

高等农业院校作为培养农业人才的最高机构，承担着发扬和传承农业文化历史的天然历史使命[4]。农业经济史是农业经济学的源，是农业经济学长远发展的重要根基。当前，中国还有40%的人口为农村人口，2020年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7%，“三农问题”还很突出[5]。因此，农业经济学还需要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史应得到更多的重视。对于农业经济史研究在农业经济学中的重要价值，美国农业经济学的鼻祖H·C·泰勒曾说，“历史研究有助于农业经济学家发现那些对任何时期农业发展都可能会产生影响的潜在力量，每一个农业经济学家都应该是一个农史研究者”[6]。学科发展不应总是一往无前的，还应时不时的回顾与反思。厉以宁先生指出，“中国经济学应加强历史研究和教学，学好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可以为经济学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7]。农业经济史的发展为农业经济学理论的构建与运用提供了条件，为农业经济学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

1.2 农业经济史是农业经济学重要的分析方法

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在于重构自身传统与世界的联系，在对西方学说理论的引进介绍以外，还需要重新理解自身的历史演进[8]。农业经济史不同于农业经济学理论，它在研究对象和内容上是多元的，因此理论和方法也是多元的。近年来，我国经济史研究在积极探索国际先进研究方法同时也对传统经济史理论进行深入反思，诸如吴承明先生所提出的“史无定法”理论在学界的弘扬与传承，量化方法引入历史研究的常态化发展等均说明当前我国经济史研究逐步突破过去学科专业和研究方法的界限，存在分析方法上的创新[9]。对中国农业经济问题的分析，应从我国农业历史发展长河之中汲取有效的养分，摆脱以往过分借鉴西方理论的思维定势，更应注重理论和方法创新。正如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德怀特·珀金斯所说，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先决条件是“经验的积累”或者“经验与复杂的组织和制度的预先积累”[10]。当今我国农业建设不能脱离对历史的回顾与思考，因此，农业经济史作为一种分析方法是农业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1.3 加强农业经济史课程改革是现实的需要

除了农业经济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之外，就中国高校教育现实和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来看，农业经济史课程建设也十分必要。首先，基于教育部规定，经济学教育内容应包括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和综合教育[11]。普通农业类高校经济类课程设置应包含农业经济史类课程，但是农业经济史一般处于选修课的地位，在高校专业课程设置、教材建设以及教研活动中均处于相对滞后和相对薄弱的环节，造成了农经专业学生由于历史知识结构有限，无法有效的驾驭理论和方法，亦无法进行可靠地、创造性地研究。其次，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必须通过归纳总结中国五千年来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自豪感。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曾盛赞18世纪中国的农业达到其发展的最高水平，是近代农业科学出现之前历史上最科学和最发达者[12]。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对世界产生的重要影响是不应被遗忘的，也应是我们农经专业师生所应发扬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2 农业经济史本科教学的现状及问题

2.1 课程设置趋于边缘化

农业经济史在绝大多数普通农业类高校中存在边缘化的趋势，常被定义为“冷门”学科。一方面，农业经济史课程内容涵盖宽泛，包括中西方农业起源、农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迁、土地制度演变、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农业经济思想演化等内容。在课程内容庞杂的现实下，教师需要具有良好的专业知识储备同时，还需博古览今、中西贯通。另一方面，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安排上更要求专业性、通识性和趣味性三者合一。如此高標准高要求之下，不少本科院校将农业经济史课时压缩或列为专业选修课。课时有限的情况下，教师在教学内容选择上偏于泛泛而谈，缺乏深入的剖析，所以学生对于课程内容存在刻板印象，认为课程内容是以往所学历史内容中的农业相关知识的摘录，内容存在重复且并不新颖。课程设置不合理导致学生选修积极性不高，教师授课内容实用性较差，从而学生所学知识无法与社会实践相衔接。

2.2 课程教材单一有限

目前，农业高校中适用于本科生教学的农业经济史教材屈指可数。笔者从“超星读秀图书”数据库搜索结果来看，已收录的改革开放后书名包含农业经济史的著作（除去作者名称重复）不足20部。不仅教材数量有限，从出版年限来看，主要偏于90年代，出版时间陈旧。此外，就可选用的教材编撰特点来看，多以传统编年体为体例展开，不利于学生横向分析同一时期事件交织之下的史实;或偶有以专题形式编著的教材，如中国农业经济史课程可选用的教材主要是冯开文和李军老师主编的《中国农业经济史纲要》，但这一教材主要针对研究生教学，以专题形式的研究型学习方式为主。因此，该教材专业性过强，无法完整展现农业经济史本貌。其他诸如郭文韬、陈仁端二位先生编撰的《中国农业经济史论纲》可供师生教研使用，却需要教师和学生基于课程内容补充相关历史知识和经济学理论知识，对于本科生课程来说适用性较弱且不具有推广性。因此，出版一本反映最新科研成果、贴近现实的农业经济史教材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是农史教学与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使命[4]。

2.3 教学研究成果薄弱

由于近二十年来数理分析在经济学研究中逐渐高涨，计量方法与经济史研究的结合亦方兴未艾[13]。大量的有关农业经济的计量史学研究层出不穷，尤其对中国农业经济史研究也一直是热门。反观农业经济史教学研究成果则寥寥无几，反差极大。现有的各高校教学改革成果和教学研究成果仍以农业经济学为主。此外，农业经济学专业设置和培养方案设计中虽有农业经济史身影，但由于教材建设有限，课程内容创新性差等问题导致从事农业经济史教学的师资力量不够且给予课程改革的热情不足。长此以往，农业经济史作为一门独立课程不被重视，学生所学知识有限，不利于相关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因此，农业经济史学科的科研与教学存在莫大的鸿沟，这必然不利于农业经济史学科的长久发展。

3 农业经济史本科教学中的改进方向

3.1 侧重于农业经济学特色的教材编著

目前，在普通农业类高校本科教育中，农业经济史的教材编写存在“重历史、轻分析”的特点，缺乏利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历史现象并解释现象背后起主导作用的经济规律。因此，一方面现有教材无法突显农业经济史教学定位和课程魅力;另一方面，教材内容基本以编年史体例、专题史体例和在编年史体例的基礎上兼顾专题史体例为主[14]，重复性强，无法激起学生学习动力。教材编著存在的问题致使学生更多强调对农业发展演变史实的记忆，缺乏将农业发展与经济理论相结合的主观能动性[15]。因此，当前高校加强侧重于农业经济学特色的教材编著十分必要。农业经济史教材的编著应区别于历史学教材以时间为序的传统编排体系，更应侧重问题导向性和专题性，即探讨历史上的农业经济问题背后所衍生出的经济学原理，并以专业的理论和工具解构与分析，使农业经济史的教材更具“农业经济学的底蕴”。

3.2 优化教师授课方式

不同于以往的教师口授学生听讲的单一形式，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强调拉近学生与教师之间的距离，提高学生主观能动性并活跃课程气氛，寓教于乐。农业经济史课程往往由于历史部分内容繁杂且多以古文、史料引用居多，对于本科生来说内容晦涩难懂或枯燥无趣。因此，优化教师授课方式，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十分重要。在笔者的课程中，往往会采用以下三种教学方式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第一，重视多媒体教学，历史部分教学内容多以图片、动画、视频等多媒体方式展示，优化学生观感。第二，强调课程专题性，区别以往以时间为序的教学顺序，课程以农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农业生产制度、农产品贸易、农村经济等一系列涉及农业经济学的专题内容教授为主，突出历史事件及其背后所关联的农业经济学逻辑，进而强化学生针对经济问题的专业性分析能力。第三，重视课堂活动，提高学生在课程中的活跃度。针对一些专题问题讨论，可以由学生收集相关史料或述评，采用课堂报告形式从学生视角讲解历史上的农业经济问题，也可以组织课堂辩论、课堂表演、课堂问答等互动形式来激发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兴趣。

3.3 改革现有的考核方式

由于农业经济史在诸多高校课程中列为专业选修课，因此考核方式多以课程论文或闭卷考试为主。两种方式均存在一定的弊端，无法有效的体现学生的课程学习效果。因此，在课程考核中，可提高学生平时成绩占最终成绩的比重，重视学生在课堂主题汇报、课堂辩论以及课后实践中的表现。鼓励学生基于所学所悟逐步转变为科研成果，也鼓励学生进行野外实地考察，身临其境感悟历史。课程最终考核形式可不拘泥于死记硬背的闭卷考试，也不限于固定选题的课程论文。教师可采用开卷形式，考核学生对于课程所学历史内容的理解能力、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应用能力以及学生对相关农业经济问题的拓展能力。

4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致辞中写到：“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挖掘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重任，已经为农史学科指明了攻坚方向、发展机遇和任务要求[16]，农业经济史学科建设意义重大。面对当前课程建设中的诸多问题，需要更多的高校教师投入到农业经济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提升农业经济史教学质量，提升学科话语权，编写更为与时俱进的教材，实现授课与科研的有机结合，促使农业经济史学科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青平， 吕叙杰. 新时代推进新农科建设的挑战、路径与思考[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21（3）： 35-41.

[2] 梁晨， 董浩， 李中清. 量化数据库与历史研究[J]. 历史研究， 2015（2）： 113-128.

[3] 宋玮澍， 李益鹏. 理论经济学学科视阈下的经济史教学改进分析[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8， 38（36）： 45-46.

[4] 李军， 马烈， 冯开文. 农业高校设置农业经济史学科的意义与实践——以中国农业大学为例[J]. 中国农业教育， 2018（4）： 57-62.

[5] 魏后凯， 杜志雄. 中国农村发展报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6] TAYLOR H C. The historical approach to the economic problems of agriculture[J]. Agricultural History， 1937， 11（3）： 221-223.

[7] 厉以宁. 中国经济学应加强历史研究和教学[N]. 光明日报. 2017-06-13（11）.

[8] 钱穆， 叶龙. 中国经济史[M].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

[9] 魏明孔， 丰若非.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8（5）： 77-85.

[10] 李伯重. 为何经济学需要历史[J]. 读书， 2015（11）： 19-26.

[11] 江争红. 普通高校经济类专业贸易史课程建设的现状与建议[J].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0， 19（1）： 83-87.

[12] 谢和耐. 中国社会史[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7： 416-418.

[13] 王玉茹. 理论方法的多元化与清代经济史研究再出发[J]. 清史研究， 2020， 122（6）： 139-141.

[14] 马长伟. 近十年来经济史课程教材建设的现状与思考[J]. 贵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5， 31（10）： 71-75.

[15] 赵津. 让更多的人共享经济史研究的成果——我在经济史教学改革中的一点尝试[J].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6（2）： 18-20.

[16] 杨乙丹， 樊志民. “双一流”背景下农业史学科发展的挑战与前景展望[J]. 中国农业教育， 2017（6）： 17-23.

作者：郭益蓓 贾小虎

清代农业经济论文 篇3：

关于中国农业经济历史变迁的争论与悖论

内容提要学术界有关中国农业经济历史变迁基本脉络的观点存在颇多分歧。学者们对中国传统农业的基本判断大致可区分为发展论、起伏论与衰退论，对中国近代农业的基本判断可区分为发展论与衰退论。若将这些有关传统农业和近代农业变迁趋势的基本观点加以比照，可以发现在中国农业经济变迁的基本判断背后潜藏着一些引人思考的悖论。

关键词 中国农业变迁 争论 悖论

作 者1 李学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 董建波，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后。（上海：

200062）

传统中国以农立国，中国农业的历史走向及其在近代的命运变幻，甚至关涉到对中华文明历史变迁的宏观认识，因而成为久谈不衰的话题。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变迁的历史脉络形成了若干种不同的看法，但研究传统农业经济和近代农业经济的学者在提出自己的看法时，往往是各自表述，只有少数研究成果将传统与近代联系起来作连贯的考察。假如将已有的各种分歧连缀对读，将会得出一些引人深思的结论。

一

对传统中国农业经济的看法，大致可以归纳为发展论、起伏论和衰退论。

发展论者认为，自秦汉至明清，中国农业经济经历了连续上升的过程。秦汉时代为中国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至唐代出现新的发展。如阎守诚以唐代后期工商业发展、货币经济、赋税制度等变化为依据，认为其时中国经济已出现向近代社会发展的特点，自此之后传统经济的发展转进到一个新的时期。两宋时代，传统农业承继晚唐的特征，并获充分发展，明清时代则将传统农业经济推至更高水平。^[1]以粮食亩产量为例，有学者认为明清水稻产量不断提高，明代中后期粮食亩产量高于宋代，清代中叶又高于明代，达到传统农业时代的顶峰（甚至比20世纪上半期还要高）。农业发展的证据不仅限于此，江南区域研究的成果也显示，明清水稻亩均投入的劳动量无明显增加，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这些看法与一些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相互呼应。麦迪森认为11世纪的中国经济领先于世界，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15世纪；在明清时期，人均经济收入仍大致稳定于较高水平。^[2]

起伏论者认为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先兴后衰，大致以宋代作为分界线，此前为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时期，宋代超越前代，达至发展高峰，宋元之后由盛转衰，明清为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衰落时期。与此相似但又有所不同的是，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与宋元时期一样，也是传统农业发展的高峰时期，只不过此一时期传统农业的发展不及前两个高峰时期显著，且受到更多消极因素的制约。这种观点可视之为变相的衰退论。章有义、吴慧、赵冈等人的研究显示，清代前期以后，粮食的平均亩产和人均产量都呈下降趋势。尽管此一时期粮食等农作物总产量有所提高，但劳动生产率不升反降，致使整个社会经济陷于停滞，尤以清代中期最为典型。黄宗智的区域研究成果也支持这种观点，他发现尽管单位面积产量上升，并以此支撑了城镇的发展，但绝对产出量的增加是以单位劳动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还有学者依据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农业生产工具使用情况判断传统经济的发展与不发展，认为明清时期的科学技术与唐、宋、元相比虽有进展，但进展不大，个别方面甚至衰落，总体上陷入停滞状态。^[3]

衰退论者的典型看法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经历了由精耕细作到过密化经营的演变，结果导致生产者的贫困和社会的退步。但持此观点者认为，这并非简单否定传统农业的成就，而是兼顾中国传统经济发展与制约并存的两个侧面；从农业产量、农业生产条件、农业生产技术、劳动生产率等多重视角考察中国传统经济变迁，既可看到自秦汉至明清中国传统农业在空间布局、区域分工、生产总量等方面的发展，又可看到传统农业在技术水平、人均耕地数量、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的下降。^[4]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似乎是两面兼顾的观点，重在指出传统农业发展受到一些因素制约，升中有降，就其核心论断而言，仍可视为衰退论。

至于晚清以降的近代中国农业，学者们的看法也存在明显的分歧，可大致归类为发展论和衰退论。

发展论者将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主要特征归纳为总产量上升、人均产量增加、人均收入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据此，他们认为近代中国至少到抗日战争前，并未发生持续性的农业衰退。珀金斯的研究显示，在近代中国，粮食产量非但没有减退，反而不断上升。至于单位面积产量，一些学者认为，除了太平天国、抗日战争时期粮食亩产有所下降外，在其他时期粮食亩产均呈上升趋势。罗斯基甚至对近代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做出了肯定的判断。^[5]

衰退论者认为，与清代前期中国农业生产的历史顶峰相比，近代中国农业耕地面积、人均粮食占有量、单位面积产量、劳动生产率都呈下降趋势；即使农业经济有所发展，也是过密化发展，实际上是陷于停滞倒退，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农村经济终至全面破产。这一时期农村资源贫乏、农家生活水平低下、农村金融枯竭，这些都是农业衰退的征候。一些国际经济比较研究的成果也支持这一看法。如麦迪森，他以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应下降为例，认为自1820年以后的100多年时间内，中国农业经济持续衰退。

二

对于上述宏观经济变动趋势，学者们在逐步深入的争论中，已经从资料可靠程度、估算方法和研究路径的合理性等角度进行了辨析，但较少跨越传统与近代，以连续的眼光看待这些争论。因此，有必要将传统和近代作为具有历史连贯性的整体过程看待。这里，我们把上述传统农业与近代农业变迁趋势的主要观点加以简化，两两连接组合，可以得到自秦汉以迄近代中国农业经济变迁基本趋势不同描述的示意图（其中传统、近代仅作为时间概念）。通过这些描述，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悖论：

第一，如果认可传统农业和近代农业都是持续发展的，那么就要承认自秦汉时代起，农业经济虽然经历短期波动，但基本上持续发展直至清代中叶，19世纪中叶转入近代后，农业继续发展，直到20世纪上半叶，持续发展了2000多年。若中国农业如此连续发展，那么以往被学者们所强调的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就要重新估计，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工业发展与农业传统关系的变化对农业的影响也要重新评价。对于农业经济来说，传统与近代的区隔也就成为多余。此外，还将面临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那就是为什么中国农业经历了两千年持续发展（当然，不排除其间小的间歇与停滞），到20世纪上半叶，超过半数的农民却难以过上温饱的生活。有学者说，中国农业的持续发展的成就都被增长的人口吞噬掉了，那么在如此规模的人口增长下，农业持续发展如何可能？人口因素对农业的双重（积极与消极）作用转换的临界点又在哪里呢？

第二，如果认可传统农业是发展的，而近代农业是衰退的，就要承认中国农业持续发展至清代中叶，而当进入近代或近代前夕，却转趋停滞或倒退。这样就要认同传统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各种有利的经济与社会因素增进等证据；同时，认同近代农业生产条件和经济因素恶化、劳动生产率下降等证据。此外，还需要说明在中国近代化转折的过程中，在近代工业开始启动、城市经济规模发展的过程中，农业经济却经历了衰败的过程。近代农业经济究竟面临着哪些新的因素（或旧的困扰），使农业由波峰骤然跌向波谷？是城市工业发展、农业劳动力外流、农村经济加速融入世界市场等因素，导致了农业的停滞倒退吗？以农业劳动力变动这一因素为例，尚需证明近代农业劳动力流出农村经济领域、农业生产部门并未给农业和农村经济带来更佳的生产条件。那么，是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数量均被增长的人口数量抵消掉了，因而未能在农业中产生积极作用，还是农业生产未受到劳动力数量的制约，而是被其他更为关键的因素所左右了呢？

第三，如果认为传统农业先升后降，至近代却由衰转盛，重新获得发展，就要证明近代工业和城市发展、商品化等新的经济因素有助于农业经济的复兴与发展，而不是像衰退论者所认为的那样，造成了农业经济的停滞与倒退。还需从上述有关近代农业衰落的证据中，找出农业经济发展的依据；或者证明中国农业经济自有其变迁周期，就像有些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它与人口、土地、气候等长时段诸因素关联更为密切，却不一定与传统到近代转折期诸新经济因素有紧密关联。^[6]而且要有足够的说服力，重新评价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影响的普遍看法。这样，关于近代中国工业化、经济与社会剧变的一系列论证才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可以从逻辑上给出合理的解释。

第四，如果认定传统农业持续下降，近代农业继续停滞或衰退，承认自秦汉以来中国农业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在生态环境日益破坏、生产条件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人均粮食产量、劳动生产率等主要指标都呈下降趋势。就整个农业经济和农家生活水平而言，是近代不如明清，明清不及唐宋，唐宋逊于秦汉。若果真如此，何以解释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华文明的长期延续？何以解释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一系列发展的现象？难道中华文明所取得的成就都只不过是幻像？

除了上述悖论外，即使就20世纪上半叶短短50年而论，也有许多不能解释的悖论。一些学者看到的是市镇勃兴、乡村工业拓展、金融网络延伸；另一些学者看到的却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农家收入减少、农村土地兼并加剧、农村金融枯竭。试问，这两种矛盾的现象，如何能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区域中并存？

三

之所以产生上述悖论，除了学术理路的歧异，还有认识上的误区。

首先，由于研判标准和倚重的侧面不同，各种观点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停滞与衰退的判断不免产生分歧。学者们所用的指标包括总产量、人均产量、单位面积产量、劳动生产率、边际生产率；考察的侧面除了技术水平、生产条件，还有收入水平、劳动分工程度，甚至还有人均GDP的增长等。各类判断虽都兼顾多项指标，但却各有所依以为据的侧重点，这就不免在一些基本判断上产生歧异。因此，以连续性、长时段的眼光看待中国农业的变化，建立一套评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才可能对两千余年的农业经济做出恰当判断。同时，还需将近代农业经济与传统农业经济的判断贯通。近代农业是自明清农业延续下来的，而明清农业也不是无源之水。同样，明清及其前代农业的成就也会在近代农业经济中延续。每一个时段的研究在方法上都应“瞻前顾后”，尤其应关注被认为是转型时代的近代与明清之间的连续性。固然要重视“两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这样的概括，但也不能在注重“变”的时候忽略了“常”。换言之，我们不能离开农业生产的历史生态评估近代农业经济。

其次，检视前述各种观点，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两个问题：相对于唐宋而言，明清农业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相对于明清而言，近代农业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从区域经济的研究入手。不管是明清农业经济还是近代农业经济，都存在着重大的区域差异，是发展还是停滞，要分别区域具体而论。对中国农业经济历史轨迹的判断，还需要在跨区域研究上更多地合作，因为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兴盛与衰退、发展与停滞的判断，往往是在比较的视野中得出结论的。应当注意的是，认为明清经济发展和认为明清经济滞后有时并不矛盾。因为，有的学者是从纵向比较的视角出发，认为明清较之唐宋时代而言，经济继续发展。而有的学者所提出的明清滞后论，则是从横向比较而言的，认为唐宋时代的中国经济与欧洲相比较为发达，居于世界各国前列，而明清时期已经落后于西方。换言之，自秦汉至唐宋，中国经济是绝对地发展的，也是相对地（与世界其他地区比较）发达的；但自唐宋以后，虽然仍保持绝对地发展，却相对地落后了。一些争论的实质就在于这种相对性、绝对性判断上的差异。因此，在分析对中国农业经济判断的异同时，系统区分其结论是基于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会减少似是而非的争论。

再次，在研究中国农业经济时，不能套用西方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这已为经济史学者们的共识。也因此，一些学者在研究农村经济时，曾有意避开经济理论的预设，注重考察具体的生产条件，而较少讨论诸如价格、运销诸因素。然而，就中国农业经济尤其是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而言，不考虑农家经营中的市场因素，如何理解农业和农村经济呢？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分析不能盲目套用西方经济理论，但完全无视经济分析也不能给予农业经济以充分理解。实际上，上述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业经济兴衰共存、荣枯互见的矛盾现象，恰恰需要从与市场相关的诸因素去理解。在融入世界市场的条件下，农业产品由农村流向城镇，工业产品则由城市流入农村。在这种对流过程中，农村原来的手工业、劳务、农业收益的一部分经由市场流向城市乃至国外，日积月累，遂致农业经济衰退。这正是劳动生产率相对滞后、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经济区域，在接触较为发达的经济之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所谓近代土地兼并加剧，也正是在融入世界市场过程中，外部产品输入农村而产生的不利后果，不应视之为农家经济破产的根源。因为自明清至近代，土地制度没有本质变化；实际上，由于永佃制的扩展，在个别地区还出现了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地权关系变化。这说明制约近代农业经济的关键因素与其说是土地产权制度，还不如说是与市场关系紧密的农业经济结构和生产技术水平，尤其是农业生产诸因素在市场条件下的相对水平。这就提醒我们，在解释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市镇规模扩大、农村贫困化的悖论时，除了考察中国农村和农业内部诸因素外，还需更多地联系“世界体系”加以认识。

总之，增长与停滞、发展与衰退都不过是认识农业经济变化的视角，不要说这样简单的概括无法涵盖区域差异广泛存在的中国农业，即使就某一个区域而论，农业经济变迁也往往是增长与停滞交错、发展与衰退互见的过程。历史研究似应注重还原农业经济变迁的真实面目，充分展示农业变迁诸内因以及外部关系，予纷繁错杂的历史图像以合理的解释。

注释：

① 该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3BZS016）的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阎守诚. 从唐代看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传统经济再评价”笔谈之三.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1）

[2]叶茂. 麦迪森对中国传统经济的评价及有关评论. 经济史论坛·国学网，2002.12.23

[3]姜锡东. 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问题——“传统经济再评价”笔谈之四.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1）

[4]李根蟠. 关于明清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悖论”——“传统经济再评价”笔谈之五.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1）

[5]王国斌，李伯重、连玲玲译. 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济的局限.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6]夏明方. 近代中国粮食生产与气候波动——兼评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水平问题的争论. 社会科学战线，1998（4）

编辑李梅

作者：李学昌　董建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