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宪法受教育权概念论文

摘要：公民的受教育权既是公民的宪法权利也是公民的基本人权，既关系到公民个人权利和尊严，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受教育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之一，我国《宪法》及相关法律都对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作出了相关的规定，但目前我国在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方面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公民的受教育权并没有得到切实的法律保障。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国际宪法受教育权概念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国际宪法受教育权概念论文 篇1：

论我国公民社会权的宪法保障

摘要：社会权主要是由国家积极义务来保障实现的权利。对社会权的保障在于保障个人在经济、社会文化领域过上健康而又有尊严的生活的权利。社会保障权、劳动权和受教育权属于社会权的核心权利。我国宪法从不缺乏对社会权的保障，这是由国家政权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结果，且随着宪法的完善，我国社会权保障出现了较大的发展，具备了“宪法委托”或“制度保障”的特点。但宪法规范对社会权的供给仍然不能完全适应权利保障的需求。

关键词：社会权：社会主义制度；宪法保障

一、社会权定义

概念界定是一切问题研究的开始。关于社会权的概念，人云亦云。法学界、政治界及社会学界有各种不同的表述形式。本文重点不在于自定义社会权，因此只分析已有成果，在较为稳定的表述中做出选择，以形成对社会权概念的基础判断。

按照学者夏正林的论述，目前对社会权的研究存在两种常见的定义方法：第一种定义方法是依据对文本(包括国际人权公约和国内宪法文本)所确定的事实进行归类来定义社会权。如根据两个人权公约即《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国际公约》将人权分为公民和政治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内宪法学在传统上也根据这一方法定义社会权，如将宪法基本权利划分为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和人身权。根据这一定义社会权应当称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权利。第二种定义方法是依据权利规范本身所包含的价值理念对权利进行概括。社会权主要体现了要求国家实体性积极作为的价值需求。它主要是国家积极义务来保障实现的权利。因此学理上一般将基本权利分为自由权和社会权，主要从价值理念的不同的角度来定义。美国学者称之为积极权利或社会福利权，德国学者称之为社会基本权利。两种定义对社会权的定义标准不同，但有一定联系，一般认为只有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权利才包含对国家实体性的积极作为的需求，因此社会权能够形成一个权利群一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

本文在第二种定义方法上研究社会权，因为所谓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权利本身还需要再定义，而概念的内涵必须是所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综合。第二种定义方法则反映了社会权的本质特征，即社会权是主要由国家积极义务来保障实现的权利。至于其具体外延，围绕定义的指向，并分析社会权在各国宪法条文中的确认情况，可以看到以国家和政府保障责任为基础的社会保障权、劳动权和受教育权是得到普遍公认的基本权利，属于社会权的核心权利内涵。

二、我国宪法文本中社会权规范的演变

社会权是20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确立社会权观念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国家对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积极干预，消除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弊端，以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享有令人满意的生活条件。从世界范围看，社会权首先在宪法中被明文规定是在1919年的德国魏玛宪法之中。魏玛宪法之后，社会权不断出现在世界各国的宪法之中。尤其在二战后趋势明显，在宪法中规定社会权的国家不断增多。即使一些国家没有在宪法中明文规定社会权，也实际通过其他法律规范确立起来。我国宪法同样肯定了社会权，确立了对社会保障权、劳动权和受教育权的保护，同时对其他一些社会权予以明确规定，主要包括文化的自由，妇女、母亲、儿童、婚姻及家庭方面的权利。但从历史长河来看，我国宪法对社会权的规范发生着不断演变，也展示出社会权保障的发展状况。

(一)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到现行宪法之前的社会权规范

我国宪法对社会权保障的规范主要体现在宪法总纲与公民基本权利部分。总纲中主要规定了国家保障社会权所应执行的基本政策和措施，公民基本权利部分则规定了社会权的具体内容。

1、新中国宪法对社会权的保障开始于1954年宪法，有关社会权条款的内容在总纲中涉及2条(第15条和第16条)，分别规定了国家提高生产力，改进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及国家鼓励公民在劳动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基本方针。公民的基本权利部分社会权规范占有6条(第91－96条)，分别规定了“劳动的权利”、“劳动者休息的权利”、“物质帮助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文化活动的自由”，“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以及“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2、1975年宪法对许多重要的国家制度、基本权利采取了否定。除了在总纲中规定“在社会生产不断提高的基础上，逐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之外，仅在公民基本权利部分用一条保留了部分的社会权。即第27条“公民有劳动的权利，有受教育的权利。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妇女在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3、1978年宪法，总纲中有关条款增加，规定了国家在促进劳动积极性、环境保护、发展科学事业、教育事业及各项文化事业上的基本政策和措施。(第10-14条)。在公民基本权利部分恢复了1954年宪法中有关劳动权、休息权、获得物质帮助权、受教育权、文化活动的自由，妇女权益及对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保护的规定。(第48-53条)但规范形式和内容略有变化，主要表现为增加了社会权的权利内容，如增加规定“加强劳动保护，扩大集体福利”“逐步增加各种类型的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设施”。(第48条和第51条第1款)除此之外，还扩大了社会权的权利主体，如增加规定“关怀和保障革命残废军人、革命烈士家属”，“特别关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第50条第2款和第51条第2款)

(二)现行宪法的社会权规范

现行宪法是在54宪法基础上经历了四次修改后而成，其中与社会权有关的修改包括1993年和2004年宪法修正。1993年对宪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进行修改，将“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国营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修改为“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国有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2004年宪法修正，宪法第十四条增加一款，即“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宪法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即“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经过修正，我国现行宪法的社会权保障规范在总纲中占有6条，它们分别是：宪法第14条；第19条；第20条，第21条；第22条；第26条；公民基本权利部分占有9条。分别是：第33条第3款；第42条；第43条；第44条；第45条；第46条；第47条；第48条及第49条。这

些权利规范确立的公民社会权包括：(1)劳动的权利；(2)休息的权利；(3)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的权利；(4)社会保障权；(5)受教育权；(6)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7)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8)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的权利。现行宪法保障社会权的政策与措施更加充分，社会权的具体内容进一步丰富。

三、从社会权规范演变看我国宪法对社会权保障的特点

(一)我国宪法从不缺乏对社会权的保障

社会权在西方的发端是源于消除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弊端，以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享有令人满意的生活条件。近代资本主义宪法充分体现着自由权的本位，但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和企业的规模化，西方国家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贫困和失业等社会问题应运而生，日益升级的失业、不断加剧的贫困以及日渐扩张的收入差距事实上证明了人们对形式平等基础上的经济自由的过度追求与保障，使社会蒙受了巨大的耻辱。为了维护个人自由与民主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更是为了表达西方国家当政者对穷人的愧疚感，为了维护他们自己，西方国家普遍建立了社会福利制度。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许多国家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权利。在中国，社会权的出现则与西方不同。新中国宪法对社会权的保障开始于1954年宪法，重视社会权成为54宪法的重要特征之一。这既与54宪法将过渡到社会主义作为这部宪法的任务有关，也根源于社会主义资料公有制和管理经济的方式。社会主义宪法将实现社会正义，促进平等作为标举其制度合法性的所在，而公有制和国家全面管理经济的计划经济使得在理论上财产为人人所有的情况下，保证社会全体普遍的福利成为宪法规定的逻辑上的可能和必然，因此这部宪法规定了社会权。事实证明，54宪法对社会权的规定符合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要求。1982年宪法继承了54宪法对社会权的规定，在几次修正强调自由的同时，依然坚持平等价值。在发展市场经济，注重保障经济自由的同时没有放弃对平等的关注。这除了将其作为保障社会稳定和安全的策略之外，也出于对社会主义性质的深刻认识。因此，我国社会权的出现并不是为解决市场经济高度发展下的社会问题，其规定在宪法中是社会主义思想武器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是国家政权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结果，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应该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体现。正因为如此，我国宪法规范中从来不缺乏社会权的规定。即使在中国法制发展低潮时期的1975年宪法中，在大幅削减公民权利与自由范围的情况下，仍然保留了部分社会权。

(二)社会权保障主导理论逐渐变化，保障程度得到较大发展

德国等西欧国家的学者认为，社会权基本权利的效力有四种方式：一是视为“方针条款”是指宪法的规定是给予国家公权力尤其是立法者一种日后行为的方针指示。它将社会基本权利条款完全委托立法者来完成。条款虽树立了国家的价值观，但并无规范拘束力。其政治和道德意义大于法律意义。二是视为“宪法委托”。指宪法在其条文之内，仅为原则性规定，而为委托其他国家机关尤其是立法机关之特定的细节的行为来贯彻。与方针条款理论不同的是宪法委托具有法规范力，立法者违背会产生违宪后果。三是视为制度保障。将社会基本权利视同宪法的一个制度保障，如以后立法者的立法违背这些制度之基本内容及目的时，这些法律将构成违宪。四是视为“公法权利”。认为社会权是宪法赋予人民可以主张的公法权利，同自由基本权利一样，受到侵害时，公民可以请求法院予以救济。对照西方的社会权利保障理论，可以看出我国1954年宪法、1975年和1978年宪法都没有给国家赋以必须强制执行的法律义务，使得我国宪法对公民社会权利的保障停留在方针条款或纲领说。一直到1982年，由于宪法的完善，社会权保障出现了较大的发展，具备了“宪法委托”或“制度保障”的特点。但“公法权利”则缺乏宪法制度的支撑。

将1982年宪法对比于前三部。

1、确立了违宪审查的总原则，完善了违宪审查制度。82宪法在总纲中确立了违宪审查的总原则。宪法序言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第5条又明确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使得所有国家机关承担严格按照宪法规定保障宪法权利的法律义务。

2、逐步补充了国家为保障社会权而应执行的政策和措施，将社会权对应的国家义务具体化，结合宪法所确定的违宪审查制度，使得宪法的社会权条款具有了规范拘束力。社会权保障由此进入了类似“宪法委托”或“制度保障”的阶段。

这在宪法中的总体表现为：总纲中保障社会权的政策措施条款逐渐增多：由54宪法的2条增至78宪法的5条，至82宪法的6条，82宪法第14、19、20、21、22、26条通过增加使用“提高、推广、完善、实行、改进、合理安排、逐步改善、建立健全、举办、普及、保护、组织和鼓励”等表述，体现了措施的丰富多样性。与此同时，公民基本权利章节中的相关内容也更加丰富。第42－48条直接具体地分别规定了劳动、休息、退休保障、受物质帮助、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妇女等社会权的内容，这些条文的第一款(除第44条)都确立了公民享有的宪法权利的地位，第二款则表达了国家对实现这些权利的义务。以劳动权为例，82宪法第42条增加规定了“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上述义务内容对国家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

(三)虽重视社会权，但宪法对社会权的供给仍然不够充分

虽然我国宪法从不缺乏对社会权的确认，且宪法对社会权的保障程度逐渐加强，但社会权保障仍面临着挑战，宪法规范对社会权的供给还不能完全适应权利保障的需求。

第一，我国宪法第6条对环境保护做出了规定，由此确立了环境保护的国策地位。但作为一项具体的权利，环境权的功能与做一般性宣誓的环境保护的宪法政策并不相同。其具有法律制度的确实效力：这一效力首先表现在环境权能够直接对抗来自公共权力的对公民享有现实环境的侵害行为；其次可以通过具体立法来抵御私人对环境实施的破坏行为；再次政府有责任和义务逐步实现对公共环境的改善和保护。因此，一般性宣誓的保护政策并不能完全适应公民社会权保障的需求。这一问题同样表现在社会保障权方面，宪法对社会保障虽有规定。但并没有规定在“公民的基本权利”部分，而是在宪法的“总则部分”体现，它仅意味着在宪法条文中增加了一个纲领性宪法条款，充其量只为国家提出了一个努力目标。

第二，如前所述，我国现行宪法通过第42-48条条文的第一款(除第44条)确立了公民享有的宪法权利的地位。第二款则表达了国家对实现这些权利的义务。这虽然体现了积极自由国家的理念，即要求国家最大限度的作为。但如此立法模式也为权利的实现造成一些限制，即对每一个社会权条款的具体解释都需要将该条中的几个款相结合起来，特别是对每条第一款的解释均受制于该条以下款项的内容。如按照现行条款，劳动权对应的义务内容应为42条第2款“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第4款“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而比照《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劳动权的内容就远不如此。还应包括公平的工资、安全和卫生的工作条件、适当的提级的同等机会等。因此，为更好的保障社会权，对社会权规范内容的充实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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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海娟

国际宪法受教育权概念论文 篇2：

浅谈公民的受教育权

摘 要：公民的受教育权既是公民的宪法权利也是公民的基本人权，既关系到公民个人权利和尊严，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受教育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之一，我国《宪法》及相关法律都对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作出了相关的规定，但目前我国在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方面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公民的受教育权并没有得到切实的法律保障。因而加强公民受教育权在法律方面的保障是刻不容缓的，只有通过不断地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公民的受教育权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

关键词：公民的受教育权；性质；存在问题；法律完善

一、公民受教育权利的性质

“在公民受教育权利的性质这一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有公民权说、生存权说、发展权说、自由权说等观点。对受教育权利的不同看法表明在现代社会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具有多重性质。”[1]可以说受教育权利既有与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受制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条件；既有作为个人主观权利的性质，同时也有深刻的社会烙印，具有客观权利的性质。

（一）从公民基本权利的角度来看，受教育权属于文化权利

从《宪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宪法规范的宪法关系主要有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和社会关系等。在这些宪法关系中的宪法权利可以分为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等类别，在公民的这些权利中，受教育权应该归属于文化权利。受教育权归属于公民的文化权利，因为公民的文化权利是指公民参加文化生活，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以及享受个人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和物质上的利益方面的权利。作为公民文化方面的受益权，一般包括享受公共文化服务、享受科技文化进步参与文化生活、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或其他文化活动，接受教育和培训等方面的权利。公民的受教育权则是指公民有通过学校与其他教育设施和途径，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和水平的权利，其主要内容就是对本国文化加以继承和发扬，蕴含着深远的文化目的，因而公民的受教育权是一项基本的文化权利。受教育权利所具有的文化权利性质表明：每个公民都有权通过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和修养，并进行文化创作、文化传播和参加文化活动。

（二）从社会权和自由权角度看，公民受教育权具有复合权利的性质

自由权与社会权是从权力演进角度对个人权利所作的一种分类。一般认为，自由权是人的一项不受外来约束、控制的权利，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因而国家对个人自由权的保障无法全面实现。社会权是由社会发展到更高阶段而产生的一项个人的基本权利，社会权的存在清晰地表现出个人对于社会的依赖程度，以及国家在公民权利实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而个人社会权的实现更依赖于国家的积极作为。

受教育权作为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权利，最早出现于18世纪末的法国，法国1793年宪法序言第22条就明确规定：“教育是个人所必需的。社会应尽一切可能来赞助公共理智的发展，并使各个公民都得享受教育。”然而由于受到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发展条件的限制，因而当时的国家难以使教育得到更好的发展，也就不能真正要求所有人都接受教育，只是把受教育权以个人权利的形式规定在宪法中。[2]受教育权以社会权的形式出现于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该法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接受国民小学教育为国民普遍义务，就学期限至少8学年。”国民小学及完成学校之授课及教育用品，完全免费。“这一规定使受教育权兼有了自由权和社会权的双重特点。”[1]既有国民不受干扰，普遍接受教育等侧重自由权特点的法律规定，同时也有关于国家办学及提供教学与教育用品等侧重社会权特点的法律规定。由此可见，受教育权是以自由权为前提并保留了自由权的某些特征而产生，随着国家理念和宪法理念的变化而逐步具有社会权的性质。就当前的权利形态而言，受教育权兼有自由权和社会权的特点，是二者的统一，可视作一种复合型权利。

受教育权的自由权性质以学习自由为理论基础，以受教育机会均等为权利诉求，以促成健全人格与幸福生活为最终目的，因而具有不可侵犯和不可替代的性质。受教育权作为一种社会权，其性质在于强调国家主体的积极保障作用，强调公民受教育权利的实现必须由国家的积极作为参与其中。

（三）从权利和义务的角度看，公民受教育权兼有权利和义务的双重性质

权利一般是指法律赋予人实现其利益的一种力量，与义务相对应。权利是法律赋予权利主体作为或不作为的许可、认定和保障。权利的首要要素是利益，一项权利之所以成立，是为了保护某种利益，是由于利在其中。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权利是受到保护的利益，是为道德和法律所保证的利益。利益既可能是个人的，也可能是群体的、社会的；既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精神的；既可能是权利主体自己的，又可能是与权利主体相关的他人的。义务是法律规定或者蕴含在法律规范中的，是指法律对法律关系主体能够做出或者不做出一定行为，以及其要求他人相应做出或者不做出一定行为的许可与保障。一般说来，法学上的义务是一个与权利相对应的概念。说某人享有或拥有某种利益、主张、资格、权力或自由，是说别人对其享有或拥有之物负有不得侵夺、不得妨碍的义务。若无人承担和履行相应的义务，权利便没有意义。故一项权利的存在，意味着一种让别人承担和履行相应义务的观念和制度的存在。如果说权利表示的是获得，那么，义务则意味着付出，前者是主动的，后者是相对被动的。在法律上一方有权利，他方必有相应的义务，或者互为权利义务；任何公民不能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也不会只承担义务而享受不到权利。权利与义务是对立统一的，二者之间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两者是不可分离的。

在我国《宪法》第四十六条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这一规定表明，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国家有相应的义务通过必要的法律手段来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得以实现。受教育权作为公民的的基本权利之一，是不可或缺的，也不能放弃。因而受教育权既是公民享有的权利，同时也是公民应当履行的义务。公民接受良好的教育，不仅有利于个人的生存与发展，也有利于国家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二、当前我国公民受教育权存在的问题

（一）受教育条件的不平等性

我国地域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使得各个地区、民族和城乡也有相当的差别。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各个地区的发展状况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距。在经济发展比较快速的东中部地区，公民能够接受到更加良好的教育，教育设施比较完善，公民的受教育条件也更加好。而在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的西部地区特别是一些偏远地区，公民要接受公平的教育很难，更别说是得到良好的受教育条件。

（二）性别方面的不平等性

在我国《宪法》第四十八条中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受教育权是公民享有的文化权利之一，换句话说就是女性也享有同男性一样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在我国《教育法》第四条中明确规定：“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我国的诸多法律都有专门保护女子权益的规定，在女子受教育权问题上法律也从各方面予以保护和落实，但在实际生活中，受思想观念、文化传统、家庭经济困难和教育资源短缺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导致女子不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尤其是在一些比较闭塞偏远的农村地区，人们的重男轻女思想仍然很严重，人们注重对男子的教育，而忽略了女子，很多适龄女子都辍学在家或者是外出打工，使得女子很难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三）身体和外貌上的歧视导致的受教育权的不平等性

在《取缔教育歧视国际公约》中规定：“在学费和给予学生奖学金或其他方式的协助以及前往外国研究所必要的许可和便利等事项时，除了以成绩或需要为基础外，不容许公共当局对不同国民作不同的待遇。”“而我国当前对学生在身体方面的限制很难说是为了‘需要’而定的。虽然在招录学生时，从专业和减轻学校负担等方面来讲。可以对学生的身体素质提出一定的要求。不过这里的‘要求’必须以 ‘需要’为限。”[3]而在我国的高校招录中，现在一些高校还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对那些外貌丑陋、身体残疾的学生就拒绝录取，使得他们难以接受平等的教育。

（四）教育高收费引起的受教育权利不平等性

“教育的高收费，使得一部分人丧失了继续深造的机会。近年来，社会上有各种态度坚决和鲜明的声音强烈反对教育高收费。每年学年之初，媒体都会有 ‘金榜题名’的贫困生难以支付高额学费而不得不放弃入学的实例报道；或者即使这些学生入了学，学费也是由父母从事挖煤等高风险工作所挣的血汗钱艰辛拼凑而成。这些报道不断引发人们对教育高收费的质疑及高收费对公民受教育权利的侵害与该如何保护公民受教育权利的思考。”[4]学校本该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却逐步走向市场化、商业化。使得一片圣洁的土地开始滋生拜金的土壤。一些学校以收取择校费等方式提高学校的入学门槛，导致部分家庭困难的学生不能正常入学。正是由于教育的高收费使得学生的受教育权利难以得到平等地实现。

三、我国公民受教育权的法律完善

（一）加大教育立法力度

“加大教育立法力度。权力通过宪法等法律形式被确认或认可，只是对权利的宣示。是否实际享有宪法法律认可的权利，还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5]加强立法教育力度，完善教育法制体系，才能在保护公民受教育权时做到有法可依。通过积极立法，使得公民受教育权的平等性有一定的法律保障，使那些恶意侵犯公民受教育权的行为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立法时应当考虑四个方面：一是加强对教育权实质平等机会的保障；二是国家应当立法设置措施保障落后地方教育财政的正常需要；三是修改宪法和法律。逐步建立司法审查制度，保障司法独立，为司法保护教育平等权提供宪法、法律依据；四是通过国内立法，认真履行国际公约。”[6]

（二）健全和完善教育法律救济制度

按照教育法律救济制度的规定，如果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可利用相关的申诉制度，依法请求相关机关对其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在现实生活中，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合法权益被侵害的现象常常可以看到。因而，健全和完善教育法律救济制度非常重要。“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故应当健全和完善学生申诉制度。学生申诉作为申诉权的具体的一种特定形式和类型，是保障学生合法权益的民主权利，同时也是基本人权的组成部分。”[5]学生申诉制度给了学生一条法律制度上维权的正当途径。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学生法律意识，增强权利观念；另一方面可以促使学校和教育行政机关依法治校和依法治教，强化其法律责任，以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三）提高公民的教育法律意识

公民享有受教育权利，作为受教育者，学习基本的法律法规知识，有利于提高个人的教育法律意识。而受教育者的自愿参与是其受教育权平等实现的关键。即使政府提供了完美的教育保障，也有了公平的教育制度，而没有受教育者的自愿参与，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因此，提高公民的教育法律意识，消除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让他们摈弃男尊女卑等落后思想，让他们明确意识到受教育是适应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是把自己培养成社会人才的重要手段，增强他们在受教育方面的权利观念和意识，懂得适时的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受教育权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劳凯声.公民受教育权利的性质及实现方式[J].中国教育法制评论，2012.

[2]顾相伟.各国受教育权相关规定之比较[J].现代教育管理，2010.

[3]浦莉.浅谈公民受教育权的法律保障[J].科技风，2012.

[4]胡秋艳.浅议我国公民受教育权利实现的不充分[J].法制与社会，2007.

[5]刘冬梅，李谦.试论公民受教育权的法律保护[J].教学与管理，2010.

[6]计莹.公民受教育权的平等性及其法律保护[J].法制与社会，2009.

作者：朱海文

国际宪法受教育权概念论文 篇3：

司法化是宪法实施的必然路径

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为了建立一个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和谐社会，必须把宪法实施起来，使它成为保障公民权利的最有力的法律。

新闻背景：

山东女青年齐玉苓，因被人冒名顶替入学而生活艰难，1999年4月18日，她以姓名权和受教育权被侵犯为由，将冒名入学的陈晓琪，参与冒名造假的陈克政、滕州市八中、滕州市教委、济宁商校告到了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被告方赔偿自己精神及经济损失56万元。

案件审理过程中，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就齐玉苓案直接适用宪法保障公民受教育权一案作出司法解释，认定该案被告“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随后在 2001年8月2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对滕州这起受教育权被侵犯案作出终审判决。这一案件的示范效应非常明显，法学家将此案称为“中国宪法诉讼第一案”。

为纪念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实施二十三周年，为推动宪法的实施，使宪法真正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宪法，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宪法。近日，《法制日报》与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及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宪法司法化理论讨论会”。会议邀请了对宪法司法化素有研究的学者、法官和律师共同研讨了宪法在法院如何适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个得以明确的宪法概念

□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多元化，很多为宪法所保护的公民权利确实受到了来自私权的直接侵犯，比如教育权、劳动权、平等权、一般人格权。当前，许多宪法上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没有制定相应的法律予以保护。在此情形下，从维护宪法尊严，保护公民权利的角度而言，宪法应当要发挥作用，那就是通过各种方式进入诉讼，间接或直接地成为公民保护自己权利的最后武器，也就是所谓的宪法司法化。那么，宪法司法化究竟有什么内涵、特点？

■张千帆（北京大学教授）：宪法从传统理论上讲是用来规范国家权力的，是以“限制政府不得为非”为目的。因此，宪法司法化并不是把宪法当普通法律来判案，而是法院根据宪法来审查法律是否违宪或考量政府行为是否侵害公民基本权利。近来，公民不断以宪法性权利受到侵害为名提起诉讼，扩张了宪法司法化的概念外延——因为宪法作为一种依据介入私权纠纷在理论上已经成为了可能。

■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法司法化应当具备三个特点：其一，公民有权作为当事人提起宪法诉愿，宪法可以作为法院裁判案件的直接或间接的法律依据；其二，处理公民宪法诉愿的程序有具体的当事人参与诉讼、程序有抗辩性等；其三，通过诉讼能为被侵害的宪法权利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济，而不是解决一般的违宪问题。只要符合以上三个条件，不论这个机构叫法院，或是叫委员会，或者其他称谓，这样的宪法实施就是司法化的。

根据各国的宪法理论和实践，可以把宪法纠纷的解决分为三种情形：一种是指直接依据宪法对国家机关权限有争议的事项进行裁判；第二种情形是国家机关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第三种是公民基本权利受到其他私人的侵害。前两种情形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违宪审查。第三种情况则是需要宪法司法化解决的问题。当然，宪法司法化适用是有条件的、有技术的。我国宪法司法化是指在第三种意义上有条件地适用宪法。

克服宪法司法化的障碍

□目前，在我国，宪法在法院适用是有障碍的。造成法院适用宪法的困境的症结就在于，法官在具体判案中能否解释宪法。人们普遍认为法院是不能解释宪法的，解释宪法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此外，法官还缺少运用宪法的理念、理论和知识，尽管最高人民法院有过司法解释，但习惯上还是不敢用宪法。如何克服法官这方面的观念和认识问题？

■蔡定剑：把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解释权很狭义地理解为只有它可以解释宪法，其他机关都不能解释是片面的。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只意味它具有对宪法有最终解释权，而不是垄断的解释权。这就好比宪法第67条第四项规定的，解释法律的权力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是，1981年，全国人大《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中把法律解释权分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解释和国务院的行政解释等。此当同理，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又为什么不可以分解成宪法解释权和宪法的司法适用解释权呢？

为尊重宪法而慎用宪法

□有人将宪法司法化比喻成“大象坐进了浴缸”——因为若在具体的司法程序当中请进宪法，无疑会导致普通法律适用上的“溢出”效应——有什么法能同万法之母较劲呢?

■许浩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法司法化在德国是个常识，德国有专门的宪法法院，和普通法院一样用司法程序来审判案件。但德国在司法实践中原则上并不允许私人轻率地在诉讼中引用宪法。因为，各种具体权利，德国民法典予以了细致的规定，所以当公民的具体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往往首先在民法等具体法律框架内进行解决。除非公民在具体案件中受到损害，属于严重的“基本人权”伤害，而且这种伤害是实质性的，方可诉至德国宪法法院。

我认为，在宪法司法化的合理构建上：其一，逐渐减少宪法中具体权利泛泛规定的做法，以“人权”为中心，逐渐完善“基本权利”体系的构建，丰富基本权利体系，使得宪法权利超脱于一般的具体权利，使“宪法基本权利”与“下位的具体权利”区分开来。其二，在现有诉讼体制上，参照德国的做法，允许基本权利受到伤害时有限的宪法诉讼。这样既保证宪法的权威，又保证宪法司法化的实现。

■蔡定剑：宪法司法化不是说公民都可以引用宪法到法院打官司，也不是说各级法院和法官可以随便引用宪法。宪法的司法适用应严格讲究条件和限制，否则，就会滥用宪法、矮化宪法的权威地位。宪法的司法适用应遵循有关原则。“穷尽救济手段原则”是各国宪法司法适用中普遍的原则。即只有通过现行的法律和现有的各种救济途径还不能保护公民基本权利时，才可求助于宪法援手。二是不干预政治问题原则，以避免司法陷于难题。各国都是这么做的。中国还有一条就是，不进行司法审查的原则。法院没有抽象行为的审查权，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

法院如何适用宪法？

□如何防止宪法司法化可能出现的滥用，如何界定宪法司法化的适用范围和条件？

■蔡定剑：宪法可适用解决私权冲突的范围，主要发生在以下方面：以人格权和稳私权受侵害提起针对媒体和作者的名誉权诉讼，它涉及宪法上言论自由权；以各种受歧视提起的反歧视诉讼，它涉及到宪法上的平等权；企业雇佣中的契约自由与公民劳动保障权的纠纷，它涉及宪法中的社会经济权利；招生、学校管理中的权力与公民受教育权的冲突等。

□宪法如何在民法领域适用？民事诉讼在宪法上如何转化为宪法诉讼？

■王涌（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宪法作为法律在民事审判中得到应用，就可以说它被司法化了。可以区分几种情形：

首先是法律解释。民法条文是需要解释的，一般可以适用宪法规则、宪法精神对民法条文进行解释，例如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用宪法的精神来解释这些民法的基本原则，这是宪法司法化的第一种可能，也是一种很常见的可能。

第二种可能是宪法对民法的空白进行补充。一般来说很多权利在民法中都有所规范，但也有一些在民法中找不到规定，如受教育权、和名誉权有关的一般人格权，宪法就明确规定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第三种是与法律冲突有关系。在法律冲突的情况下，法院必须对冲突作出认定，认定需要理由，就可能用到宪法。第四种情况是对某些特殊机构的诉讼，如高校、某些事业单位、科研单位、行会、村民委员会等等。他们表面上是私法主体，但具有一些公法权力。第五种情况是在涉外民事诉讼中涉及到。而很多国际公约是宪法性质的，涉及到宪政安排。

一个有益的路径选择

□我们回顾宪政发展史，它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对国家立法的违宪审查，对“政府行为”的违宪审查，发展到对公民宪法上公权利的保护，再发展到对公民宪法上的私权实行司法救济的过程。而在这当中，司法化成为了宪法自身逻辑演进的重要途径。那么，我国的宪法司法化路径选择是怎么样的？

■蔡定剑：我国的政治社会发展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宪法实施的途径也会完全不同。西方是从弱国家权力，强公民权利，向国家权力强化和限制公民权利方向的演进。而我国的过程恰恰相反，因此走向宪政的过程也应当反其道而行之，先从保护宪法上的公民基本权利开始，并且从解决宪法权利受私权侵犯开始做起，即先建立保护宪法上的私权的宪法诉讼机制，把宪法实施起来，把宪法的权威建立起来，然后待国家有条件的时候再建立违宪审查机制。这样才是一条更为切实可行的中国宪法实施之路。

作者：唐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