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监督与司法公正探究论文

2022-04-22

[摘要]现今社会，滥用新闻自由的现象十分普遍，新闻侵权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本文从我国新闻自由现状入手，从社会公益、人格权、司法公正方面对新闻自由界限进行了探究。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新闻监督与司法公正探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新闻监督与司法公正探究论文篇1：

新闻监督与司法公正

近年来，有的法院开始尝试允许电视直播庭审实况，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曾与襄阳电视台联合开办《现在开庭》栏目，节目中观众可拨打热线与嘉宾法官直接交流，也可现场咨询法律知识，节目播出后，在当地反响巨大。一是认为直播法庭审理过程推进了司法公正、及舆论监督的进程。二是怀疑以电视直播方式公开司法程序，是否影响法官独立、冷静的判案，从而偏离法律。两种看法争论不休，与此相关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值得我们去探究。

新闻监督是否影响司法公正

新闻监督是否影响司法公正？直播庭审是否影响司法独立呢？

在现阶段谈论新闻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时，应看到人们关注此事的本身就是公民对司法建设的关注，新闻监督在中国走向法制化进程中，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新闻监督到底监督什么？是否就是开庭后的现场直播，恐怕不是。我想新闻对司法监督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的活动。二是它的人员主体。三是它的后续影响力。

新闻监督的功能是将司法机关在行使其职权活动中的行为，加以披露。直播庭审，应该是最大限度的促进了执法的公正和社会的进步。如果说这样有可能影响法官的执法能力和判断能力，影响司法公正、司法独立的话，那么我们不得不怀疑，是否法官抗干扰能力太弱了。所以新闻舆论的压力会影响司法公正的说法，在现阶段至少是不成立的，从理论上也站不住脚。

关键的问题是新闻监督不一定就带来司法的公正和行政的廉明。目前亟需深化的是，在保证新闻自由的前提下，要进一步解决对舆论所反映的问题深层次追究和处理。在问题披露以后，要利用国家现行的法律监督机制把这个问题继续追究下去，有一个良好的结果，那么，这才是我们国家舆论监督真正发挥了党的喉舌作用，真正推动了司法公正。

另外新闻不是一种权利，不具备立法、司法、行政这三种权利的强制性。而当今现代法治发达国家，新闻监督已成为一种谁也无法漠视、谁也不敢小看的监督力量，有“第四种权利”（除立法、司法、行政之外）之说。电视直播庭审过程的争论，这说明是一种正常而可喜的现象，说明人们在用一种冷静，智慧的眼光重新审视诸如公开审判、新闻监督与司法公正及司法体制改革等重大社会问题。所谓司法公开，主要就是体现在公开审判制度。而公开审判，就是指法庭审理案件和宣告判决，都必须公开进行。而公开，一是允许公民自由旁听，二是允许记者采访和报道。然而，就是这个法律上明文规定的公开审判，到了某些地方要么是秘而不宣，无可奉告；要么就是给公众与记者的某种“恩赐”。我想，一个真正按法律程序和公开审理制度的法庭，是不会拒绝记者的采访和报道的。推而论之，如果没有真正新闻监督的介入，很难甚至不可能建设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一项重要保障，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保障。但是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受到的干扰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新闻监督的介入，有利于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法官，也有利于这些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抵制方方面面的干扰，并加强司法裁决过程的独立性。同时，也可使社会各界了解法院作为审判机关为了司法公正所付出的努力和探索。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新闻监督可以帮助法官排除干扰，解除负担，真正成为司法独立的促进者。作为正义与公正的化身，法官的公众形象实际上就是法治形象。新闻监督可以有限的约束发生在法官队伍中的司法腐败，作为一种无形的权利，对司法腐败起到遏制和透明作用。

新闻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司法公正有赖于新闻监督，但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具有同等价值。司法独立意味着不受包括新闻、舆论在内的任何外在因素的干预。历史上因社会舆论压力影响导致错案屡见不鲜，新闻监督本身不能解决司法公正问题。在法制建立过程中，司法独立应优先于各种外在监督，以避免对司法机制自身的破坏，但在司法公正普遍受到怀疑时，对监督的作用和价值，可能产生过高期望。现实中新闻监督与司法独立的矛盾，以及新闻监督触及司法独立的可能性和实际结果，确实并存着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种现状将持续一定时间，司法机关通过提高自身素质和加强抗干扰，维护公司独立的能力是最根本的。

例如，前几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湖南蒋艳萍贪污案，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媒体报道铺天盖地、连篇累牍。无独有偶，湖北襄阳市尹冬桂案也备受市民关注。如果简单的认为媒体的报道可以左右对案件事实的认识，显然是不了解审判实际，也低估了法官的专业素质。一些媒体报道声称蒋艳萍以金钱和色相行贿高官，而起诉书中并未指控该事实，法官显然不会受媒体报道影响，超越起诉范围。最终追究蒋艳萍、伊冬桂行贿、受贿罪的刑事责任。法官断案自有规矩：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案件的审理，定性和量刑，根据的是犯罪事实，情节及其社会危害性，而这些需要由已经查证属实的证据来证明，且证据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来和证明体系，排除其他可能性。

法官断案的过程就是用证据去佐证案件事实的过程。媒体对法官的影响可能体现在量刑上，群情激愤强烈要求，这些情况法官不得不考虑。而事实上舆论的、社会的反应也是犯罪行为的后果之一，是法定和酌定的量刑情节，法律要求在量刑时考虑社会舆论，从这个角度讲并不是媒体左右了法官，而是法官注意了各界包括媒体的反应，综合全案其他事实、情节为被告人量刑。

司法实践中，行政干预、地方保护等才是影响司法独立的主要因素。与其关注媒体审判，不如更多的关注行政干预，地方保护对司法独立的负面影响。与之相比，媒体干预司法可能性微乎其微，事实上，正是由于媒体的关注与帮助，才使得一些案件摆脱了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得到了更正判决。

新闻监督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民主社会的一个原则 ——公开

现场直播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民主社会活动的一个原则 ——公开让社会公众了解国家的权利运作，可以评议有参与感。由于当今腐败现象严重，对庭审曝光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幕后交易，一个民主国家必须充分发挥新闻监督作用，是新闻真正自由。

这首先是公开化的要求，真正的法制国家，必须途径是公开化，尤其是司法活动公开化；其次是：大众知情权的要求，如果新闻不介入就难以保证，三是新闻自由的要求，新闻自由是一个宪法原则，任何一个国家追求民主就是要倡导新闻自由。

武汉市人大常委会2003年12月14号出台《武汉市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条例》。第十八条以法规的条款形式提出“新闻媒体依法对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进行舆论监督”。这充分说明武汉市人大认识到：预防犯罪离不开民主社会公民的共同监督，尤其是新闻媒体。消息传出全国各地新闻界反响很大，许多资深新闻工作者说：给新闻监督立法，这在全国尚属首例，意义重大。《光明日报》、《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楚天都市报》曾都在显著位置登载这一消息，从立法上给予媒体高度的新闻自由的保护，并不是说它凌驾于司法之上，司法独立于其他权力机构，独立于社会，这是一个重要的独立准则，对新闻自由的保护，不仅在于一般地确认自由，更重要的是合理地确定自由的边界，即根据传媒的内在规律和新闻理性，确定哪些属于自由的禁区；不仅在于允许媒体可以做什么，更重要的是捆住不法干涉之手；不仅在于明令禁止干涉或妨碍新闻自由，更重要的是对妨碍者追究法律责任。舆论监督纳入法制轨道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非法干预新闻自由的行为或对传媒施加压力的行为越来越多，新闻自由迫切需要法律加以保护。

在保护新闻自由的同时又要防止权力滥用

我们既要保护新闻自由，又要防止对权力滥用。与其权力一样，舆论监督权同样有被滥用或腐化的可能。新闻监督如何来规范，在加强新闻监督的同时，要处理好新闻监督与独立审判的关系。两者都是宪法原则，但不能存在干涉。对新闻监督滥用的防范，不仅需要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严格按照职业道德、法律规范、党性原则来高度自律，更重要的需要是有效地他律。

我们应当追求新闻的正当价值，而且应当注意正确的舆论导向，还应当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编辑记者态度要客观，尤其是应当公正地对待当事人各方，法律也应当为传媒设定合理的禁止性规范和明确的法律责任。只有高度的自律和有效地他律，新闻监督才会有生命力，才能真正发挥有效的影响。

持现场直播会影响法官独立判案说法的人士，担心的是新闻监督本身自律的执法情况。很长一段时间，新闻自由是有限的，新闻监督的作用也就有限，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了铲除腐败、完善民主政治的进程，这些是无需讳言的。对此新闻界的呼声很高，人们也可注意到，党和政府在发挥新闻监督作用的方向，今后将有更积极的举措。但作为新闻界本身，也应该被监督。人们一直呼吁建立《新闻法》，为新闻监督提供法律保障，我认为，一个完善、现代的《新闻法》不仅能为新闻监督提供保障，同时也可以为监督“新闻监督”提供保障。

探究新闻监督与司法公正时，我们一定要注意：为什么要讲司法公正？因为存在着司法腐败！但分析这种腐败，不能脱离中国国情。新闻监督也要放在当前中国经济化、政治社会化的进程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看新闻的作用。其实新闻本身并没有任何监督功能，新闻只是中介，是大众传媒工具。新闻监督并不是来自于新闻自身，而是来自新闻背后所要表达的民意。这是政治化的公开性要求，也是这一进程中公民知情权、议论自由权的客观需要。法院公开审判，允许新闻介入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现场直播庭审过程这是中国司法史和新闻史上的一个创举，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

（作者单位：襄阳广播电视台）

作者：孔季红

新闻监督与司法公正探究论文篇2：

新闻自由权利的限制

[摘要]现今社会，滥用新闻自由的现象十分普遍，新闻侵权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本文从我国新闻自由现状入手，从社会公益、人格权、司法公正方面对新闻自由界限进行了探究。

[关键词]新闻自由；权利限制

一、新闻自由与我国新闻自由现状

1.新闻自由的内涵

新闻自由又叫新闻自由权，即指政府可以通过立法保障公民结社及言论的自由权利，也可以通过立法保障新闻媒体采访、报道、出版、发行的自由权利。[1]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新闻自由是公民进行新闻活动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在新闻活动的体现，也保障了公众知情权。知情权作为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之一，利用新闻的灵活性、广泛性、快捷性，并通过大众传媒使知情权得以实现。新闻自由作为一项重要民主权利，已被国际社会所认可并得到切实的法律保障，并也推动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2.我国新闻自由现状

近年来，新闻失实与新闻造假现象屡见不鲜。由于激烈竞争，为了减少支出、牟取更大利润，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为了获得独家新闻或轰动性文章，滥用新闻自由特权，编造众多失实事件。一些新闻从业者更多选择大企业而成为其利益宣扬者，借助新闻赋予的监督权，对弱势群体漠不关心，有违公平和正义原则。新闻媒体作为舆论监督的实施者，其权利行使也必须受到监督。但目前我国尚未制定成文的新闻法，而现行法律法规又无法有效约束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不正当或不适当的采访、报道行为。[2]

二、新闻自由权利的限制

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新闻自由必须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或团体不得损害国家、社会和集体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自由与权利。因而当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在行使新闻自由权利的同时，若侵犯国家、集体、他人合法权益，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西方社会，新闻自由观念根深蒂固，对新闻自由的立法保护也是全方位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新闻自由，但为限制新闻界牟取商业利益而损害他人名誉和隐私权，新闻自由又受诽谤法限制。美国先后颁布了《外侨法》、《煽动法》、《间谍法》，制定相应政策法规、取消报刊邮寄权、垄断传媒股权交换等手段规制报刊、广播电台等通讯工具，以限制新闻过分自由。相对于美国而言，英国对媒体报道限制更多一些。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以及保护个人隐私权和名誉权需要，往往要大于媒体获取信息给大众带来的利益。在媒体运行中，法律制约的范围有：保护名誉、信心、国家秘密、知识产权；惩罚宣扬淫秽、亵渎宗教、败坏道德，以及妨碍正义之实施等行为。[3]

如果我们认可媒体自由独立的特性，我们必须解决从中引发的新问题。通常基本权利带有负面性，这迫使国家为了维护公民权益而尊重相对于公民的权利。然而，媒体自由本身的负面性并不足以满足与民主公共领域有关重要的整体利益。[4]当媒体已经形成为一种社会力量时，法律对媒体加强规范就是必然的、必要的。

1、限制新闻自由以维护社会利益

一些媒体受利益驱动，以新闻自由为借口，不再注重新闻本身的公平正义和社会责任，虚构事实，编造假新闻。这不但损害媒体的公信力，而且给社会利益造成了损害。媒体既是社会价值观念传播者，又是社会道德示范者。随着互联网发展，新闻传媒的触角已深入社会各个角落，社会价值观念从媒体渗透到公共意识形态中的作用越发突出，所以媒体必须受到社会伦理道德制约，传播正能量、新思想。

2、限制新闻自由以保护公民人格权

新闻自由与人格权的冲突，具有宪法和民法双重属性。“当行使新闻自由的权利与保护人格发生冲突的时候，法律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禁止新闻自由权利的滥用，并以国家的强制力保护民事主体的人格权。”[5]新闻自由是公民一项基本宪法权利，人格权既是公民一项基本宪法权利，又是民事主体的固有权利和绝对权，任何人都有维护他人人格的义务。而新闻自由是相对的，基于人格权基础上产生的，当两种权利发生冲突，法律应优先保护人格权。新闻媒体要在要在尊重他人人格基础上行使新闻自由权利，不能以侵犯他人人格权为代价。目前侵犯隐私权、肖像权、名誉权案件频发涌起，尤其是隐私权问题已成為学界焦点.现行法律还未将隐私权作为独立人格权加以规定，但有关司法解释已将其纳入名誉权的范围加以保护，报道他人隐私而造成其名誉受损的，按侵犯名誉权处理。新闻报道若涉及他人隐私时，非经本人允许，不得侵犯他人隐私权，否则就应承担相应侵权责任。

3、限制新闻自由以捍卫司法独立

新闻媒体以过于激进方式监督司法独立导致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冲突。新闻监督由于其受众快、传播快的特性，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司法进步、审理公正、预防腐败，也使其会从主观角度对司法程序进行舆论干预，从而会影响公众对案件理解和判断，干扰到司法公正。这正是由于现行法律对新闻媒体监督范围、程度、效力等划分不够清晰，新闻媒体在实施监督权过程中缺乏法律规制，易致使监督行为“越权”，进而伤害到当事人合法权益，卷入司法纠纷之中。

对此，应要求新闻媒体在进行司法监督时，一是要客观真实地报道案件事实，实事求是，相关从业人员要恪守职业道德，实地采访调查，确保案件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客观性。二是应适度行使监督权，不得私自报道和披露未公开案件。遵守法庭纪律，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公开报道，对于未审判终结案件不能发表倾向性或带有感情色彩的评论，避免影响审判公正。另外，司法机关也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司法活动公开，有义务向新闻媒体透露法律规定可以披露信息或线索，并向深入采访提供便利，同时要提高法官依法办案能力和公正审判素质。

参考文献

[1]于潇.新闻自由与隐私权冲突之法律规制研究[D].2014

[2]那青雄呼尔.论新闻自由的外部规制[J]企业导报，2010（5）

[3]魏永征，张咏华，林琳.西方传媒的法制、管理和自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 András Koltay.The concept of media freedom today： new media， new editors and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of the law. [J] .Journal of Media Law， 2015， Vol.7 （1）， pp.36-64

[5]查梦盛.新闻自由与侵权问题探究.[J].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

作者简介

石秀文（1992— ），女，汉族，安徽安庆人，本科在读，单位：天津商业大学法学专业，研究方向：法学。

作者：石秀文

新闻监督与司法公正探究论文篇3：

媒体审判与舆论监督的边界

【摘要】媒体审判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个热门话题，也引起颇多争议。文章以2013年引起全国关注的“李某某强奸案”展开分析，对舆论监督权力中的防卫性本质进行学理阐释，强调权利媒体审判的关键性标准正是其启动合法性是否存在、监督的方向是否恰当，通过此视域对我国当前国民舆论监督的正当和媒体审判的不当审判展开探究。

【关键词】媒体审判舆论监督司法权力

2013年8月29日，海淀法院召开对李某某等人涉嫌强奸一案的庭审情况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和发布案件进展。法庭对李某某等犯罪嫌疑人作出一审宣判，以强奸罪罪名判决被告人李某某有期徒刑10年，被告人王某某、魏某某、张某某等分别获刑3年到12年不等。而在之前的坊间传言中，海淀法院曾对此案做出过一审判决，分别判处被告人几人有期徒刑三年五年不等，结果引起坊间的强烈抨击，被网民强烈抵制，有关司法机关对该案舆论监督十分重视，对案件检查审判阶段面向舆论，通过召开新闻通报会等方式让舆论得以有效监督。在此我们暂不关心所为坊间传言是否涉及网络造谣，是否触犯法律，单从整个案件过程分析，“李某某强奸案”是一场典型舆论针对司法行为进行监督的成功案例，分析该案的核心意义在于媒体的舆论监督具备了坚实保障，即该监督是为了防止司法权力的滥用所展开的。而且，李某某强奸案的舆论监督的对象是针对司法机关司法权力的运用，并非将目标对准被告人的辩护权，出于对此两项原则的把握，舆论监督既可以实现媒体审判状况的规避，也能让司法活动达到其预期目的。

舆论监督的出现

舆论监督的出现，正是基于司法权被滥用现象不断发生，传媒与司法两者共同承担着维护社会公正的责任和义务。法学大家卡特曾经说过：“在任何崇尚政治法制及崇尚民主自由的社会中，所谓的社会舆论自由和司法审判公正都是国家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基本价值①。”曾担任过我国最高院院长职务的肖扬同志也曾说过：“我国媒体与司法机关都是在基于党的领导下进行活动的，两者都是推动我国法制化建设得以有效实施的重要手段方式，也是确保法律信仰得以构建，社会公平、正义得以保障的重要力量。”

第一，对现代法制而言，司法保障是人权保障最重要和基本的方式，在行政权膨胀及代表民意的立法权的有限性前提下，司法权最基本功能之一即是对公民权利和自由不受违法、违宪、不当行政行为等作出保障。从此层面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司法权是公民权利，司法程序和制度都是基于公民所设立，而非为国家或法官所设立②”。我们之所说媒体在司法公正和社会公正方面起着保障作用，这是因为“舆论监督是我国民众意志的映射，当新闻媒体获得我国民众授权的同时，它自然而言应该从人民利益的角度分析和观察问题，它应掌控着媒体报道的对象、力度等各个方面的控制权。从舆论监督的主体方面考虑，新闻媒体具备代表性，这主要体现在它的内在性质方面，以及它在监督实施中与监督主体—即人民群众之间的发生的联系③”。

第二，从学理层面分析，新闻媒体获得监督司法行为的合法性，是基于司法审判活动未能做到公正公平进行。由于司法活动披上了对案件公正裁决、对社会正义维护保障的合法性面具，其一旦被使用泛滥，危害性极大。司法界的腐败现象屡屡出现，也引起了我国社会大众和相关机构的广泛关注，为此确立和强化新闻媒体针对司法权力和司法活动进行的监督、制约，从逻辑上具备了合理依据，“独具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舆论监督应运而生，传媒对司法监督、民众对司法监督等均属于此”④。法学家郭道晖曾对此作出解释，媒体或个人的舆论监督权利具备着防卫本质，其防卫本质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事前防卫，第二类则为事后救济。

第三，针对侵权行为或司法权滥用等情形时，公民或社会组织有权动用各项权利和救济渠道来制止、揭露政府贪腐、侵权等行为，进而赔偿或补偿公民或社会组织遭受的损失。针对公民政治权利方面，其实现权利救济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公民或媒体运行其自身言论自由权利和新闻自由权利，促使强大社会舆论氛围形成，迫使或促使政府来接受公民正当的、合理的诉求⑤。而一些媒体专业方面的学者也同样对此作过阐述。我国媒体的舆论监督其中一项目的是替公民参政和为公民代言，那自然而然在媒体和公民之间存在了某种契约，媒体被公民赋予了部分权利，其舆论监督即是此权利的运用，同时此权利也是一种非进攻性的、防卫性的权限⑥。此外，一些学者针对司法权力的媒体舆论监督层面上也做出过相似阐述：“在司法行为得以有效、公正实行的过程中，媒体扮演者辅助者身份，这项身份同时让其自身与司法制度之间关系出现复杂化。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一个活力四射的媒介载体，既可以充当司法活动公平审判的保障者，也会成为影响司法公正、独立的反面力量。媒体促进公平审判的实现，对司法执行人员的职权滥用进行披露，同时对司法权力潜在的滥用予以最优先抵制⑦。”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司法不公、官员腐败等现象让舆论监督的出现和存在具备了必要性，此类消极意义上的现象只要在客观上是存在的，或者民众或媒体有合理、充足的理由进行质疑，那么媒体或个人的舆论监督，对监督司法活动的行为上便具备正当性、合理性。同时，很多国家通过传媒规范或法律规范来进行规避、抵触与此相对的负面情形。媒体审判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在案件审理阶段，媒体逾越司法程序率先对案情进行判定，对嫌疑人提前做出罪罚判定或胜败诉决定，直接违法无罪推定原则，破坏法制严肃和司法独立。换句话说，如果媒体或个人在案件未审理之前就做出倾向化严重的裁决或判断，其对被监督对象明显未定位准确，同其引起的媒体舆论范围极易快速爆炸，一旦覆盖面达到一定界限就容易干涉到司法机关的正常审判活动；法院的最终判定结果一旦与舆论判断不一致或未满足舆论期望，也极易让民众产生对司法权威浓浓怀疑感和距离感。

从李某某强奸案案件过程分析，先有坊间传言的一审判决，且此判决和法律原则内容明显不符合，正是基于此前提，强大的舆论监督具备了充分合理性、正当性，媒体或民众的对此案展开的舆论监督得以有的放矢，司法机关也及时、有效作出了回应。当时海淀法院从该案件立案开始就展开了问卷调查，最终判决结果也完全符合法律原则，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舆论监督对此案的审判公正起到极大促进作用。

舆论监督对象

在李某某强奸案中，网民最为热议的是对其“强奸”和“轮奸”性质的界定，负责该案件的检察官作出解释，我国未规定轮奸罪，只规定了强奸罪。两人及以上构成轮奸，而轮奸是强奸的一种。针对“轮奸先后”问题，该检察官表示，轮奸不分先后，要分析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意识，如果其主观意识知道，并且故意，与他人共同对某一女性实施强奸的，即为轮奸；如果其主观意识并未知道后来人强奸意思，那么构不成轮奸。而且检方确定李某某为未成年人，依据法律规定可以最多减轻30%量刑，但此前李某某曾因寻衅滋事被劳教，获释之后未满一年，构成有前科，为此法院综合衡量下最终对其判刑10年。在此案中，媒体和网民在舆论监督中并未针对对犯罪人的辩护律师作出过分非议，而是对法院判定此案的依据等相关司法行为集中热议，同时针对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行使的正当程序权力行为，媒体和个人不能妄加评判。

对被告人辩护权而言，我国宪法及其他相关法律对此作出明确规定，被告人可以自行辩护，也可雇请律师为其辩护，这是被告人及辩护律师应有权利，国家机关、公民等对此应予以尊重，相应司法机关尚存在对其辩护权利得以实现的保障义务。此情形的聚焦点在于，法院应对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所提供的辩护意见的进行审查，核实其法律事实和依据是否充足，然后裁定是否采纳其意见，针对法律事实和依据缺失的，法院应坚决否定，以避免放纵犯罪，同时，法院对于具备法律事实和依据支撑的辩护意见也应重视，不能让被告人合法权益难以表达。对被告人辩护权进行保障，对其观点进行否定则体现着法律最基本理念和最朴素观念。但在坊间传闻中海淀法院最初对被告人犯罪性质错误认定，给予其最低法定性的处罚，传媒或民众对法院出现的这些审理差错自然应给予抨击和批评，正如我国一位法学家曾言：“司法的天然职能表现在……而媒体力量表现为其一旦认定民众权利被某人侵犯，即会通过传媒力量进行来迫使侵犯者自动停止侵犯，或通过对正常机制的引发将侵犯行为引入体制解决轨道。”⑧此段话主要内容可从马克思、恩格斯两位伟大人物身上得以彰显：恩格斯在1849年一次辩护时指出，报刊的首要职责即是保障公民不遭受官员逞凶肆虐的危害；马克思也曾有言，报刊的使命是成为民众捍卫者，是成为孜孜不倦针对当权者的揭露者，是时刻存在的眼睛⑨。

从实质上考虑，李某某强奸案的坊间审判危及了现实社会信任体系，直接导致对公民审判公正权的信任出现风险，为此传媒或民众必定会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并孜孜不倦、毫无犹豫地持续揭露此类现象，以让社会充分关注，并最终促进问题得以圆满解决。实际上，在审判后当地纪委和政法委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了调查及认定，尽管未发现当案相关办案人员在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程序中存在违法行为，却发现很多诸如作风浮夸、程序不规范、某些人员业务素质一般等情形，基于此当地相关部门也对存在管理不力及失职等情况的负责人作出处理。

我们可以看到，媒体和民众在诉讼过程中主要关注目标不在于律师和诉讼当事人的表达，其任意意思表达都是其被法律赋予的辩护权、辩论权的正常行使，媒体和民众的关注焦点应集中于法院如何针对和采信当事人及辩护律师意见，这是由于国家司法权力如何正当运用，直接关系到社会公正是否能够完美实现。值得一提的是，在李某某强奸案中，众多网民并未将太多批斗矛头对准其辩护律师，而是针对强奸罪量刑及强奸与轮奸的认定展开热烈议论，同时冷静地看待此案事实问题，提议坊间传闻判决是不适和错误的，这也将民众的理性舆论监督过程体现的淋漓尽致。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某些案件中媒体和民众却将讨伐矛头直接对准被告人，认定其不具有自行辩护权利。如在一起腐败案件的审判过程中，被告人在法庭中针对对自己的指控一一作出辩解，而一些媒体在对此进行报到时，其中一家媒体是这样发布报道的：“某某某在法院被告席中气焰嚣张，竟然对所犯下的罪行毫无悔改之心，其语气猖獗，态度狂妄，针对公诉人的意见竟然敢一一反驳！他将公诉人针对他的十一项指控全部否认，并每一项都进行否认解释，其口气就想在对上级汇报工作一般，认定其受贿行为完全是人情礼尚往来的表现，某某某最后被审判长厉声训斥后才稍微收敛其傲慢态度，最终他被判刑十一年，恐怕再想盛气凌人只能通过撕咬监狱中的被褥了吧！”此外，也有一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报道中分别采用“悍然反驳”、“无视公堂”、“态度恶劣”等词语来描述其在法庭上的正当辩解。对此，有评论家曾言：“对某某某的观点你可以不赞同，但我们应捍卫他辩护的权利，那只是某某某在正当履行自己的法定辩护权，任何人的权利都是神圣的，任何人在法院未作出判决前都只是嫌疑人，都有为自己解释嫌疑的权利，我们不应嘲弄某某某的权利，他既然正当行使自己的辩护权，我们为何要对其蔑视呢？我们不指望他行使这项正当权利时辩护意见全部正确，但我们应该指望他能拥有这样的权利。”⑩

通过对两个个案对比，人们可以对此两案中的舆论监督作出一个相对清晰的界定，即司法权力的运行是舆论监督司法的客体，只有对此客体在原则上把握准确，才能让媒体或个人通过舆论监督司法时的行为更具正当性和合法性。

结语

总而言之，传媒的舆论监督针对司法权力时绝不应该被认作社会舆论或媒体具备任意干预司法审判活动的理由和权限，媒体是司法执行有效的侍从者角色，正是此角色促进了媒体自身与司法制度之间关系的复杂化，这是因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媒体既可以成为保障审判公正的盟友，也是影响审判公正的敌人。对此一些学者认为媒体是司法的看门狗，其未必会“引发媒体自由与公平审判权利的冲突”，本文对这一观点持积极态度，因传媒确立自身舆论监督行为应遵循尊重司法独立的基本态度。

对民众而言舆论监督是其权利，对传媒而言则是其自身一种社会责任，传媒介入的价值表现，应通过外在力量来存进司法机关司法实现公正化为最高追求，这和司法机关遵循法律原则和规律不谋而合的，媒体监督在司法行为正当、程序合法情形下因扮演事实简述者的角色，而非以舆论监督的形象出现，破坏司法权威，致使民众对司法权威的信任感大减。正如我国一位学者所言：“传媒最本质功能即是提供传媒信息，舆论监督只是大众传媒其中一项基本功能的延伸罢了。”同时，只有当司法机关司法活动脱离正常轨道，司法正义难以被彰显，公民的公正审判权缺失或是被剥夺时，媒体理论才应该、也有必要展开舆论监督行为，凭借外在社会力量来纠正司法活动中的一些偏差，以及司法实践中一些错误司法审判，进而做到维护社会公正，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作者单位：太原理工大学政法学院）

【注释】

①[美]卡特等：《大众传播法概要》，黄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4页。

②齐树洁：“诉权保障与当事人适格之扩张”，《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12期。

③田大宪：《新闻舆论监督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91页。

④左卫民：《在权利话语与技术权力之间》，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142～143页。

⑤郭道晖：“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与政治防卫权”，《广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⑥陈相雨：“媒体舆论监督和公众政治参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7期。

⑦徐美君：“审前案件信息的传播与控制”，《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6期。

⑧魏永征：《新闻传播法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3～114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80页，第275页。

⑩邹云翔：“任何人的权利都是神圣的”，《南方都市报》，2002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