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监督与司法公正论文

2022-07-03

[摘要]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作为国家法律监督主体的检察机关，必须完善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的检察监督制度。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权力监督与司法公正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权力监督与司法公正论文篇1：

试论我国政治建设进程中的媒体舆论监督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不懈地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道路。在60多年的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并且在其指导下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也必须看到，与经济建设的进程相比，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相比，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相比，我们的政治建设确实还存在着不很相适应甚至滞后的地方。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缺乏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机制，权力失控与腐败长期困扰着我国的政治生活，成为当前严重制约我国政治建设的“瓶颈”问题。媒体舆论监督是现代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又是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途径，在监督权力规范运行方面影响广泛，作用显著。

一、媒体舆论监督是我国政治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我国政治建设的关键和核心问题是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诸多内容中，实质问题是权力分配和权力制约。在权力分配问题上，大部分专家学者主张分权、放权，但在我国的政治实践中，政治权力往往出现“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情况，实际上，一定的集权对于我们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是非常必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与制约，即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

（一）从权力结构外部建立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十分必要

多年来，我们党和政府在建立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先后建立并加强了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机关、反贪机关、审计机关、人大、政协等监督和制约权力的专门机构，然而这些专门监督机构所发挥的监督作用却十分有限，一些地方和部门的监督机构更是形同虚设，致使一些消极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极大地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损害党的执政基础。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专门的监督机构部分属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或各个企业事业单位，它们都处在特定的权力结构之内，在人财物等方面都依赖于同级政府或企业事业单位。在这样一种体制中，监督机构和监督人员就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意志，也就很难对同级权力机构形成真正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同时，上级对下级、下级对上级也因上述等体制方面的原因无法进行有效监督。因此，在我国，对权力实现有效监督与制约的必要条件是：监督者必须是处在被监督机关的权力结构之外，并且必须隔开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之间的所有厉害关系即监督者相对独立，而媒体舆论监督则符合这一要件。

（二）媒体舆论监督是我国政治建设中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必要方式

2009年10月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世界媒体峰会开幕式上致辞时表示，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媒体发展，鼓励和支持中国媒体在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和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表明媒体舆论监督已经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传媒促进舆论监督的作用，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原则，已成为我国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媒体作为具有一种特殊作用的社会力量，是一个舆论平台，人民群众通过媒体这个舆论监督平台，在促进公开公平公正、遏制权力腐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媒体舆论监督的这种作用和特点决定了其成为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必要方式。以传媒为载体的舆论监督，既是监督公共权力，遏制权力腐败的“利剑”，同时又堪称保障公民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的“盾牌”。舆论监督具有事实公开、传播快速、影响广泛、揭露深刻、导向明显、处置及时等特性和优势，能够迅速将人们的注意力聚焦，形成巨大的社会压力，引起政府高度关注，迫使司法机关秉公办事，对腐败分子及时依法严惩。一些部门和官员“不怕通报，就怕见报”，就是人们对舆论监督的作用和威力的生动描绘。舆论监督虽然没有强制执行力，但其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影响力却是不可小觑。

值得指出的是，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运用，突破了信息传播与扩散的时空界限，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事件都有可能借助互联网等途径迅速传遍世界，这种信息传播的突飞猛进使得网络舆论监督异军突起。和传统媒体舆论监督相比，网络舆论监督具有其独特优势和强烈的时代特征。网络舆论监督的主要内容是监督权力运行，反对腐败现象。各种网络形态的并存与互动，使得网络监督不仅快速、便捷，而且廉价、有效；网络蕴藏的海量信息，为纪检监察以及司法部门提供了丰富、直接且不易灭失的反腐败线索，网络监督成为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重要构成和最佳结合；中国有近6亿多网民参与的普遍性和不受控制性，使得网络监督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俨然一张群众监督的“天网”。有研究者曾对近年来210起中国重大舆论事件进行研究，网络舆论在67%的事件中起到了推动政府解决问题的积极作用，71%的微博使用者认为，微博提高了他们对政治的关注度。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日益崛起，主体地位日渐形成，为网络监督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依靠群众反腐败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拒腐防变机制，网络舆论监督无疑为这一机制的建设提供了新的动力源泉。

二、我国政治建设进程中媒体舆论监督现状

（一）我国政治建设中媒体舆论监督发展历程

我们党历来把媒体舆论监督作为政治建设进程中对监督权力、发扬民主、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主要手段。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与黄炎培谈论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的谈话中，就明确提出舆论监督权力的重要性和有效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把媒体舆论监督提升到非常重要的位置，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体现出来。从1987年开始，“舆论监督”连续六次出现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十三大报告指出，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十四大报告强调要“重视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逐步完善监督机制，使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十五大报告指出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十六大报告强调要“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04年颁布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非常重视党外监督，把“舆论监督”特别单列一节，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在党内法规这个层面上，专门就舆论监督问题作出规定，意义尤其重要。十七大报告指出要“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

自2003年以来每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中，就有十次强调要重视和加强媒体舆论监督：200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各级政府要“做好信访工作，加强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各级政府要“接受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监督”。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加强电子政务建设，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其目的也是为了方便人民群众进行舆论监督。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接受新闻舆论监督和社会公众监督”。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更是提高舆论监督的分量，各级政府“要自觉接受社会各个方面的监督。…大力推行政务公开，健全政府信息发布制度，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创造条件让人民更有效地监督政府”。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指出，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做到行政权力运行到哪里，监督就落实到哪里”。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各级政府要“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继续提出“加强行政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仍然“坚持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大政务公开，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上述事实表明，我们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媒体舆论监督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功能，并把它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手段。

在上述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和支持下，在一些政策法规的保障下，我国的媒体舆论监督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1994年4月1日开通的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在当代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成为中国媒体舆论监督的典型代表。《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作用既包括对中央政策执行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如歪曲执行政策和官员腐败渎职之类行为的监督，也包括及时反馈地方民情，促进新的政策议程的建立和政策完善，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在既成体制下，如何发展舆论监督的操作性技术，同时，其监督范围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事实上已经以微妙方式开始涉及中央政府的边缘了。在《焦点访谈》的影响和示范下，国家和地方其他各类媒体包括网络媒体也纷纷开设类似节目、栏目，使得媒体舆论监督成为一种常态行为。进入21世纪，媒体舆论监督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明显，越来越重要。2003年的孙志刚案件，在媒体舆论的监督和影响下，不仅得到了及时解决，而且使得一项实行了二十多年的法规宣告废止，在我国媒体舆论监督的发展进程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此后，2007年的山西黑砖窑事件，2008年的陕西华南虎事件，2009年的云南躲猫猫事件等众多事件的妥善解决，无不显示出媒体舆论监督的巨大作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也逐步主动转变观念、创新思维，党务政务工作开始推行透明公开，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与实施对于各个领域的公开办事制度的建立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2009年至2010年各级政府和党委新闻发布和发言人制度的制定和施行，2011年中央和地方政府“三公”经费的初步公开等，可以说与舆论监督的大力推动密切相关，也表明了我们国家在公开、透明的进程中，媒体舆论监督工作取得了重大、快速进展。

（二）当前我国媒体舆论监督存在问题及表现

尽管我们党和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并强调媒体舆论监督在政治建设中的重要性，采取措施、制定政策推动政务公开透明、权力公开运行，加大媒体舆论监督对公权力的力度，地方各级政府也在加强新闻舆论监督的实践中作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是，由于传统思维习惯的影响以及缺乏保障媒体舆论监督的相应机制等因素，媒体舆论监督在实际的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一是由于权力部门的干预，媒体舆论监督对权力的制衡作用和监督效果与政治建设的要求相去甚远。一些党政机关及某些主要领导干部对新闻舆论监督的意义认识不足，他们过于担心新闻舆论监督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因此总是左顾右盼，顾虑重重，怕这怕那，缺乏勇气；他们怕新闻舆论监督会“影响团结”、“伤害同志”；怕揭露问题、批评缺点会“给党抹黑”、“给国家添乱”；有的则因为自身有短处、有疮疤而惧怕批评。对于媒体舆论监督特别是批评性报道，他们不是虚心主动去接受、改正，而是千方百计回避、变通、抵制、拖延甚至动用各种力量手段进行疏通关系或进行压制、打击，这就使得所曝光的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出现相同或相似的事件在不同地方此伏彼起的现象，舆论监督权力效果差强人意，同时也侵害了媒体工作者的正当权益。

二是由于管理和自律方面存在问题，媒体部门和新闻从业人员良莠不齐，导致舆论监督不力。部分主流媒体立场不稳、“刻意迎合”网络媒体和网络社会中少数人的意见，舆论报道低俗化、媚俗化、情绪化，对于一些些热点焦点问题负面报道过于集中，缺乏冷静理性分析，把握不好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的尺度，以至于出现“媒体讲故事悲情化”、“社会矛盾放大化”的趋势。部分记者素质偏低下，放弃基本原则，置新闻职业道德于不顾，以“无冕之王”自居，借手中权力，打着舆论监督的旗号在采访中谋取利益，或接受采访对象、单位、利益相关方和公关公司“红包”，或以新闻报道形式发布广告，搞有偿新闻、有偿不闻等；或发泄私愤，乃至诽谤、诬陷被监督对象，甚至与被监督者沆瀣一气，违法乱纪。同时，一些不法分子假冒新闻机构和采编人员开展“新闻采访”活动及利用“新闻采访”活动敲诈勒索。上述种种，不但损害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损害舆论监督声誉，而且也极易引发群众的不满和反感，使得舆论监督的功能大打折扣。

三是由于“本位主义”思想作怪，媒体舆论监督存在着“职权范围”不清，自身角色定位不明，不时出现监督缺位或监督越位现象。监督缺位现象主要表现为选择性监督，即“避近就远”、“避重就轻”、“避实就虚”、“避大就小”。一般都将监督的矛头对准本地区以外的地方，在对本地发生的问题监督时，选择那些没有后台、没有背景的、权小势小的、财小气不粗的，监督后不会给自己造成麻烦的部门和领域。监督越位现象则主要表现为所谓的“舆论审判”，一些新闻媒体在突发性事件报道中，为追求轰动效应，大胆越位，在一些案件仍处于法院未判决之前的侦查阶段，搞“媒体审判”，先声夺人给涉案当事人冠以“贪官”、“罪人”、“严惩不贷”等带有定论色彩的词汇，由此所引发的“舆论风暴”给司法机关秉公办案造成极大压力，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这种现象实际上损害了媒体舆论的监督功能。

四是网络舆论监督呈现鱼龙混杂的局面，亟待规范。尽管网络舆论在监督权力的运行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网络舆论监督被滥用，从而分散了对权力监督的力度，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网络谣言喧嚣尘上，迅猛发展。从当前我国的网络谣言现状看，造谣者既有西方敌对势力支持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所谓异议人士，也有基于个人或机构利益需要的虚假信息发布者；既有仇视国家和社会的恐怖谣言制造者，也有仅仅处于发泄个人不满的攻击而贬损他人名誉的无聊者，这些造谣者的目的就是通过来捏造或夸大事实来大肆造势，以获得一个“民意沸腾”舆情风暴。网络谣言混淆视听，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利益、降低政府的公信力，完全背离了舆论监督的宗旨，容易引发群体性的非理性情绪与行为，加剧群众生活的恐慌心理，严重干扰了媒体舆论监督作用的有效发挥。

当前，党中央高度重视并已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来加强媒体舆论监督。中央纪委向党的十八大提交并通过的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强舆论监督，支持新闻媒体开展科学监督、依法监督和建设性监督，及时处理和回应新闻媒体及网络舆情反映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指导建立和完善与我国政治建设相适应的媒体舆论监督制度所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因此，学界有必要从理论上深入探索建立和完善科学规范的媒体舆论监督机制的有效路径。

作者：胡曾胜

权力监督与司法公正论文篇2：

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研究

[摘要]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作为国家法律监督主体的检察机关，必须完善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的检察监督制度。在所有行政行为中，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具有行政机关实施的主动性、调整范围的广泛性、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密切相关性，倘若不加以有效监督和制约，将极易被滥用去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因而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具有重要意义。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有效检察监督，检察识别是前提，检察建议、支持诉讼、提出抗诉是具有操作性的监督方式，尊重行政权的自主性、坚持检察权的谦抑性是检察监督中检察监督权的正确定位。

[关键词]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检察识别；监督方式；权力定位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一条文明确了检察机关国家法律监督者的地位。法律监督的本质是防范、控制和矫正权力的扩张和滥用，保证国家意志的统一和实现。具体来说，检察机关的根本任务就是对行政权和审判权进行监督和制约。然而，与检察机关积极行使监督权，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进行审判监督相比，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的监督却一直囿于行政权的强势地位，没能有效实施，所以作为制约权力的法律监督者，检察机关应该充分发挥监督作用促使行政权在规范和制度中运行。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做出的能够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为，直接体现行政权的主动性、直接性和强制性，所以检察机关监督和制约行政权的有效方式就是对行政行为实施检察监督。在所有行政行为中，行政强制措施调整范围广泛，直接针对公民人身、财产权益，具有更明显的直接性和强制性，而且强制方式属于物理性强制，更应被有效监督，因而检察机关应重点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

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对合理配置权力、推进检察改革做出了重要部署。《决定》要求“完善对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实行司法监督制度。”阐明了“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一种重要形态——对行政强制措施进行检察监督。这将构成“强化对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司法监督”的重要内容。《决定》明确提出对行政强制措施进行检察监督，体现了监督和制约行政权的决心，也反映了目前违法滥用行政强制措施，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危害国家法治建设的现状。中央领导指出：“如果对这类违法行为置之不理、任其发展，一方面不可能根本扭转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的行政乱象，另一方面可能使一些苗头性问题演变为刑事犯罪。”显然，强化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的监督，有利于规范行政权的运行，从而积极助推全面依法治国。

一、行政强制措施的检察识别

行政强制措施的检察识别，通俗地讲，就是对被检察监督的行政行为是否属于行政强制措施作出判定。检察识别是检察监督的第一步，是正确监督和处理案件的前提。如果识别出现偏差，就会影响事实的认定和程序的适用。而且，“识别”是一项智识性活动，检察机关不能简单沿用行政机关的判断，应该作出检察认定。

（一）识别标准

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所谓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行政强制法》第九条规定了4种类型的行政强制措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扣押财物，冻结存款、汇款，并作了“其他行政强制措施”的兜底规定。可见，行政强制措施可分为对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和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产的行政强制措施。

在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过程中，识别哪些行为属于行政强制措施，需要结合行政强制措施的特点把握以下标准：

第一，暂时性标准。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维护和实施行政管理秩序而采取的暂时性手段，本身不是其管理的最终目标。如果某一行为对权益的处分具有最终性，则不属于行政强制措施；

第二，控制性标准。行政强制措施是为了“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而采取的措施。如果某一行为具有制裁性、惩戒性，则不属于行政强制措施；

第三，从属性标准。行政强制措施是一种辅助性行政行为，它为另一种行政行为服务，具有预防和保障的作用。如对醉酒、精神病发作等状态下的人员限制人身自由，是为了防止该人危害社会；对财产的查封是为了防止该财产的转移，从而保障事后的行政裁判能够得到执行。

（二）识别范围

《决定》立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需要，让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实行司法监督”，且将其对象限缩为“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因而检察识别的范围是“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事实上，《行政强制法》所规定的各种行政强制措施，包括“其他行政强制措施”，都可归入“涉及公民人身”或者“涉及财产权益”。也就是说，只要确认了其为行政强制措施，就可以将其归入检察监督的对象之内。将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的范围界定为“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可以避免超出检察机关能力范围的全面监督，既约束部分行政权力的行使，又最大限度地尊重行政权力的运行的自身规律性。

二、检察监督的方式

检察机关对识别出的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应当采取合理有效、具有操作性的监督方式。构建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方式体系，是加强对行政权力运行监督的有力武器。

（一）检察建议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第一条：“检察建议是人民检察院为促进法律正确实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结合执法办案，建议有关单位完善制度，加强内部制约、监督，正确实施法律法规，完善社会管理、服务，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一种重要方式。”因而，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滥用行政强制措施，完全可以以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其纠正。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结合实际情况，可以向有关单位发出纠正、改正违法行为或移送案件的建议，包括纠错建议、改正建议、处置建议和移送犯罪案件建议等。但检察建议系柔性的法律监督方式，它通过被建议单位的自觉接受、主动采取行动而发挥作用。这也是当前学界及司法界普遍认为检察建议适用效果不尽如人意的根本性原因，为了更好地实施检察监督，必须切实提升检察建议的法律效力和实施效果。可以从以下方面完善：

一是法律应当明确规定检察建议接收者的义务。法律（至少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应当明确规定检察建议接收者（有关单位和人员）的义务。对于检察机关发出的检察建议，接收者必须按照检察建议书中的要求，限期审查自己的有关行为，承认确有违法情况和漏洞的，要及时纠正或采取有效措施，并将纠正或改进情况通报发出检察建议的检察机关；认为没有违法情况的，应当及时回复察机关。检察机关在必要时，可以向其上级主管部门反映情况，上级主管部门接到检察机关反映的违法情况，应当及时审查了解，并回复检察机关。

二是赋予检察机关提请惩戒权。对于违法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人员和单位，在收到检察建议后，没有正当理由仍然不予纠正或者改进的，或者发现有违法违规行为的，检察机关有权向其所在单位、有关主管部门、纪检监察机关、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对其进行违法、违纪审查的建议，并且根据审查结果决定是否提请惩戒处分。

三是建立检察建议约谈制度。即指检察机关在发送检察建议的同时，与被建议单位相约座谈，阐释检察建议内容，共同研究整改措施，帮助行政机关预防和减少违法滥用行政强制措施，并将约谈与跟踪回访紧密结合起来的一项创新性工作机制。检察机关可以事先约谈相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沟通，了解案情、释法说理，这样既保证检察建议有的放矢、言之成理又可以提高被建议单位履行检察建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与跟踪回访制度相结合，有利于实现监督督促效应，确保检察建议的实效性与时效性。

（二）支持诉讼

《行政诉讼法》已经明确将对行政强制措施的不服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检察机关可以支持公民、组织诉讼，有效缓解弱势群体不敢起诉、起诉难的问题。虽然行政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支持行政相对人诉讼，但《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可以看作是支持起诉的原则性规定，而民事诉讼法作为行政诉讼法的法律渊源之一，对于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与行政诉讼性质不冲突的民事诉讼规则。还有《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四条的规定，则可以认为是法律对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一种概括性授权。同时，现实生活中，社会转型所产生的弱势群体，他们缺乏必要知识、资源、甚至勇气，当面对过于强大的力量侵害时，不敢起诉，不知起诉或者无能力起诉。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通过辅助权利人诉讼，保障当事人平等地享有参与行政诉讼的机会，符合支持诉讼的立法精神。

相对民事起诉而言，行政相对人起诉压力更大、起诉更难，实践中行政诉讼高撤诉率就是实证。基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从有效监督行政权，解决行政相对人在受侵害后无力、不敢或不能进行诉讼的实际情况来看，支持诉讼应该作为一种监督措施。特别是针对实践中，符合起诉条件的行政相对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拒绝接收起诉材料、或者在收到起诉材料后不出具收据、不予答复的现象，检察机关以支持诉讼的方式进行监督将会很有实际效果。

2D00年以来，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的支持诉讼模式。其中适合支持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的模式有两种：其一，向法院递交《支持起诉意见书》的事前监督模式，支持当事人参加诉讼，但不介入随后的诉讼活动；其二，向法院递交《支持起诉意见书》并出庭支持诉讼，对庭审活动进行监督。

（三）提出抗诉

《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通过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检察机关通过对错误的行政裁判结果提出抗诉，间接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特别是针对法院作出的涉及行政机关对公民人身、财产权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裁判。行政抗诉是检察机关监督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定手段，从现行法律来看，将抗诉机制严格落实将会比各种创新的监督形式更有效果。

三、检察监督中的权力定位

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活动的本质是检察权对行政权的监督，然而每种权力都有自己的特性和作用，既要让行政权发挥作用，又要让监督权得以落实，就必须正确“定位”检察监督权的角色，积极弥补“缺位”，极力避免“越位”。我国行政权和检察权分别为独立的国家权力，行政权是管理的权力，提供秩序；检察权是监督的权力，提供保障。两种权力在我国宪政体制内，相互独立而各居其位、各司其职；相互关联而分工配合、相辅相成。就行政强制措施来说，其本质是行政权在行政管理中的具体表现，是治理国家的具体方式；其具有管理上的即时性、控制性和强制性以及违法行使损害人民切身利益的密切相关性和范围广泛性，这决定了在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时，必须同时做到既尊重了行政权的自主性，又切实履行了检察权的监督职能。

（一）尊重行政权的自主性

行政权是以一种主动、直接、连续、具体的方式对行政事务进行管理，而司法权则被动地解决社会争端。行政强制措施更是为了“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而采取的紧急措施。这要求检察机关必须充分尊重行政权的自主性，尊重行政强制措施临时性、紧急性的特点，在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时不能以监督之名横加干涉，否则会使得行政行为效力的公定性、确定性、执行力丧失意义，进而影响行政权威，影响行政治理活动的进行，甚至导致社会陷入无序状态。

（二）坚持检察监督权的谦抑性

“谦抑”本意是克制、妥协、宽容。检察权谦抑的理论主要应用在刑事司法过程中，也就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检察权要尽可能保持克制、妥协和宽容。克制就是在启动阶段要忍一忍、放一放，妥协就是在过程中能合议就合议，能协商就协商，宽容是在结果上能差不多就算了，放他一马、饶他一把，就是这个意思。当把“谦抑”运用在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中，就有更丰富的含义了。

克制体现在实施检察监督遵循被动监督原则。首先，为维护行政权运行的稳定性和严肃性，检察机关对行政权运行的监督应该以当事人主动为原则，检察院依职权为例外。其次，当事人不服行政强制措施，有多种救济方式，可复议，也可诉讼。如果当事人选择了这些途径来维权，则检察机关不必也不应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所以，一般情况下，应当以当事人申请启动为前提。

妥协体现在实施检察监督遵循合法性监督原则。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进行监督应对行政权行使的合法性进行监督，不包括合理性的监督。检察监督为法律监督，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合法性进行监督是检察监督的应有之义。就行政强制措施合理性而言，既要尊重行政机关依法享有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又要充分考量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客观情境、有关政策、行政习惯等所具有的特殊性，所以对于行政强制措施合理性的监督，更适合采取上级机关监督、社会舆论监督等方式。如果对行政强制措施合理性采取检察监督的方式，既不符合法律监督的属性，也不利于贯彻行政权运行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因此，不宜将行政强制措施的合理性纳入检察监督的内容。

宽容体现在实施检察监督遵循结果监督原则。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进行监督，应当事后结果监督为主，事中监督为辅。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实施的暂时性或控制性的行为，具有预防性、及时性和时限性，如果检察机关过早介入，有可能影响行政强制措施预防性和及时性功效，导致行政强制措施难以发挥其运行的目的，故而进行事后结果监督更为妥当。当然，若重大行政行为违法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检察机关也应对行政主体在特定范围内的重大行政行为进行事中监督。

四、结语

权力并不必然导致腐败，而不受监督的权力则必然导致腐败，因此检察机关要不断提高监督水平，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进一步加强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者，对行政权实施检察监督，就更应当以法律和制度作为支撑。换言之，检察机关对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的行政机关违法滥用行政强制措施行使法律监督权，应当有更加全面和坚实的法律制度支撑；有关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的法律依据和方式方法等，需要法律予以进一步明确规范。

作者：郑全新　梅凯龙

权力监督与司法公正论文篇3：

舆论监督与公安内部执法监督机制关系辨别

摘要：舆论监督与公安内部执法监督在当前执法规范化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但由于各自出发点、立足点、立场、权利保障公开性、执法互动性和权力行使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分离，出现了此消彼长的不平衡现象。正确分析和辨别二者之间在立意价值、执法效能、执法目的、权力配置方面的关系，对于增强公安执法监督的效能和推进公安内部执法监督机制变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舆论监督；公安执法；内部监督；关系

在我国执法主体体系中，公安机关作为一支独特的执法主体呈现在公众面前，因其法律主体地位前置、功能突显、程序先行等原因而在执法工作中尤为明显，为执法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长期以来，公安机关在执法主体、执法方式、执法公正等方面的确存在主体不合法、不作为乱作为、方式粗暴、人情利益执法、事实和程序不公正等问题，严重削弱了人们对公安机关的工作成效的认可度和信任度，公安工作饱受社会质疑、非议、责难和批评，甚至引发一些本不应该发生的群体事件或负面媒体效应。近年来，为整顿公安执法的内部环境，纠正公安执法的不当与误区，惩治公安执法不公现象，破解公安执法规范化运行机制，公安机关及其内部执法监督部门先后开展了“三基工程”、“三项建设”等重大战略性工作，并为之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也取得很大的成效，但由于执法功利性和传统守旧执法理念的扰乱，执法不公开不透明以及执法过程中的人为因素的影响，使得执法规范化建设成效显得非常脆弱，加之公安内部执法监督多重程序审查而轻实体审查，很多执法不公正不公平的问题难以得到及时发现和有效纠正，公安执法内部监督也就被公众质疑为公安机关内部的“保护伞”或“QQ群”，成为不为人知、不为人理解的所谓的“迪士尼”性质的内部摆设。舆论监督往往因作用明显、效果突出、效率快速而削弱或打消了人们对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的期待，也因之成为当前信息化环境下人们维权的一个利器。

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看，舆论监督与公安内部执法监督在理论上同源、在目的上同向、在本质上同根，均是基于对执法运行、执法结果和执法效力的监督和约束，以最大限度彰显法律的公平与正义，追求科学理性执法和为民执法的法律价值，体现依法治国的根本要求。在当前执法规范化建设的背景和执法公开化语境下，正确审视舆论监督与公安内部执法监督机制的冲突，正面回应舆论监督对公安内部执法监督机制的影响与推动作用，对于重构公安执法监督机制不仅是理论上的必要，而且也成为现实意义上的选择。

一、舆论监督与公安执法内部监督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的价值统一

当前，随着信息网络的迅速发展，舆论监督的触角已经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当然也深入到公安执法的深层领域，舆论监督从一个狭窄的角落突围而出，结束了公安执法和执法内部监督“一言堂”的时代，给予大众一个公共领域的监督和评价的平台。舆论监督如同一把“双刃剑”，在推动执法公正的同时，也表达着对公安执法和内部监督的不满情绪和非议责难。每当舆论监督出现之时，被权威部门谓之为舆论炒作，但往往舆论监督变成事实之时，公安内部监督便成为尴尬对象。有人认为，舆论监督会干扰执法和执法监督，甚或侵犯、危害司法权。[1] 诚然，任何事物都有其对立性的辩证关系，但表达自由在价值上并不具有压倒公平审判的重要性，[2]司法独立与舆论自由之间的价值平衡与利益考量都要在司法公正下接受遴选，并以之为最终选择依据。[3]184，149 因此，对同一个执法以及执法监督的“理解”，在舆论和执法监督主体两者中会必然产生两条不同方向上的竞争性陈述（competing versions）。这种陈述都是基于对原发事实的选择、建构，一方面表明了所谓的“客观性”、“中立性”仅为相对标准，另一方面展示了舆论与内部执法监督主体对案件事实不同的叙事方式、角度和原则以及隐藏在不同诠释者之后的“主体偏见”，这种差异并不是所诠释和理解的对象之间的差异，[3]184，149 而是基于不同的认知基础和判断原则的“舆论事件”和“法律事实” [4]的对质。这种对质主要表现为执法者与执法监督者对法律知识与执法规则体系的运用是否规范公正，以及应用结果是否会在法理与伦理道德上得到群体的认同与评价。

沈家本曾经说过：“一代之法，不徒在立法善，而在用法之得其平”。[5] 公安内部执法监督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追求执法规范化和执法公正化，消除执法错位、执法侵权行为和执法功利性，最终实现公平执法、维护正义的良性法治环境。舆论监督本质上也是围绕这一目标并最大可能借助社会情理、道德的标准和公众的力量来唤起执法的公开公正性。在执法规范化和执法公开化的语境下，舆论监督与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的价值是相同的，均是按照法治本身的精神在于强调社会公正价值的真实体现，只是二者在法治公开的环境下所采取的方式、所追求执法效果的社会认可面和表达强度上有所偏差。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表象追求是执法规范和公正办案，是从内部监督的角度进行公正办理的查处和落实，其价值取向在于追求的是法律上的公正，即依照公众认同的法律规范，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力量来解决执法中存在的问题，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依法求得公正。而舆论监督则是从社会认可度和公开性上反映执法公正度，其实质是通过激发公众内心的价值标准对公安执法的一种道德性的情感与评价，借以批评执法侵权行为，以追求道德情理观念上的公正。[6] 正是由于公安执法与舆论统一于公正这一价值目标，因而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与舆论监督二者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的价值观是相通的，只不过在实践、效率和结果处理上二者处于各自的立足点和评价标准上有所分离。

在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中，公众由于对公安执法监督的作用和具体做法的不了解或者不知情，加之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本身的特点和的确存在的体制机制与职能分工的多头性影响监督效力和实效等问题，也的确在一些公众比较关切或者由于执法监督效差等现象，出现社会的偏见或引发公众不满在所难免。而舆论监督正是由于其本身传播快捷、效率高效、影响面广而引发群体感受或者蝴蝶效应被广泛应用，最终形成所谓的事实倒逼效果，使得公安机关执法的缺陷、执法不公现象被大量揭露和曝光，从而引发公众对执法合理与否的质疑和执法信任危机，而波及到执法内部监督则直接导致监督的社会诚信审查降低或削弱。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执法监督的反思和重视。

二、舆论监督与公安执法内部监督在权利保障与执法互动关系效能上的有限统一

客观的法律事实必须在法治的域境下得以公正的还原和体现。在现行的公安执法环境下，无论是内部执法监督抑或是舆论监督，都是在追求执法事实的合法合理解决上的公正最大化。但坦率地说，内部执法监督由于“闭我西阁窗、对镜贴花黄”的工作方式而呈现出柔性监督多、刚性监督少；事后惩戒监督多、事前事中控防少；抽象行政行为监督多、具体行政行为监督少；形式监督多、事实监督少；被动监督多、主动监督少等“十三多十三少”[7] 的弊端。在执法互动上仅是通过内部职责依职权进行监督，执法的互动层面、互动范围和互动主体的参与度不广，使执法监督的真实性和效率大打折扣，难以消除公正与否的嫌疑。

在执法规范化工作的推动下，公安机关也加强了对内部执法监督机制，实行了法制、督察、信访、政工、纪检监察等多头监督机制，但由于内部各监督主体职责分工不明、轴心不清、执法权力的关注、运作视角不同，以及缺乏相互间的协调配合等因素，使内部执法监督网络未能协调一致、密切配合，形成强大的监督合力，甚至造成执法监督的交叉地带和“真空地带”，出现对监督事项相互推诿、漏监、虚监、难监等现象，耗费了执法监督资源，妨碍了执法监督效能的有效发挥。[8] 同时内部执法监督往往陷于局部利益、职业权威等保护需要，在执法互动和监督互动关系上呈现“一边倒”现象，往往对于公众质疑和个人、群体诉求呈现出的程式化回应与自我性判断，也不时发生越权行事、滥用权力、互相推诿、甚至通过非正常方式或途径追求监督效果的情况，导致一些群众多部门投诉、多渠道上访、常年投诉上访，大大影响了公安执法监督的实效性。[9] 据有关部门统计，在每年进京上访的案件中，其中80%的案件是由于公安机关的执法问题，可见内部执法监督的缺失和存在的问题有多么严重。

在此情况下，舆论监督恰恰立足于执法及执法监督互动关系的基础上，依靠新闻、网络、数字传媒等平台传播的群体聚合效应，从法理、伦理和事实理性推理等多视角、多关联的角度，相对比较性地回应公众的关切和执法事实的看法、判断，使得一些案件和群众关切的问题得到有力解决或者处理，如“孙志刚事件“、“张金柱事件”、“刘涌案”、“躲猫猫”、“喝开水死亡”、“做梦死”等一系列事件最终得到公开性的处理。因此，在执法互动关系上，公安内部执法监督也应该秉持此种互动关系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执法监督的利益最大化和权利保障的有效性，这也是执法为民，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的一大重要任务所在。

三、舆论监督与公安内部执法监督在公正执法目的上同一选择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有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如何被信仰，怎样才能被信仰，列宁说过：“我们应该有一个好的制度。让政府来时时受到本国舆论的监督。”因而要实现法律的公民化和执法为民的真实性，必须发挥公众执法监督的功能，依靠执法监督公开化来解决这一现实命题。

在法治语境下的执法监督公开化的体系中，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是为创造公正、公开、公平的法制环境而对执法权力运行进行法律效果和公正性评断的深层次的执法活动，其实质是维护和支持被监督者的正确执法活动。[10] 但内部监督并非一家之言和自说自话，必须在公平开放的法律域境下，同时满足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需求，接受有关方面、有关人员在执法理念、执法法理、执法事实、执法监督真实性等层面的理性的、坦率的评论，提高公安行政执法监督的“法、情、理合一”的社会效应，并因之成为公安执法及监督工作取信于民、消除不公、增强法律使用效能和公众法治信仰的一把利器。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执法不公正、不文明、不严格、不规范的背后总是可以从执法理念上寻求到深层次原因”，[11] 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和牵绊，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的效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往往无法深入公开，仅限于内部的查错纠偏与内部反察式修正，公安行政执法监督中的“暗箱操作、形式主义、庸俗行政”等监督不公现象层出不穷，公众对执法监督以及执法过程的知情权受到很大的限制，[12] 公安行政执法监督变成公众舆论下的“警中警”标签，难以根除长久以来公众对执法惯性、监督不公、权利屡遭侵害的现实的极度焦虑，因难以起到平息公众评论，难以正确反映公众诉求的功效而失信于民。相比之下，舆论监督是基于公平正义的要求将有关事实付诸于公开，并由不同群体共同建立的评判平台，从各个角度追寻事实真相、进行法理评判、揭露执法不公、监督权利保障的一项公民监督活动。因而它有着公安内部执法监督无可比拟的优点，即监督主体多广（各个阶层），群体认知齐全（各个表达角度），监督范围广泛（执法主体各个评价角度），方式灵活多样（各种方式平台），监督成本低，监督权行使自下而上等，[13] 能够真正体现“法不说不明，理不辩不通”的特质，并在一定程度上以其公开性的立场规避了公安内部执法监督的若干弊病，形成与立法、行政、司法相抗衡的“第四种权力”，并杜绝了监督的“一言堂”、“单权性”等现象，使得监督成为开放性、平等性的监督。在当前执法现实情势下，公安执法监督尚未形成执法过程公开与舆论法治进程的良性互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舆论对司法机关抱以本质上的怀疑而司法机关对舆论抱以消极应付的态度，实践中一味地认定舆论监督为舆论炒作的说法是对执法不公开的再偿性保护和消极辩白，因为只有在执法公开的环境下，内部监督才会取得舆论的理解和认同，即公众情感认同和道德法理回应，并能够消解以“执法保护”和“执法权威”为借口而人为隔离出神秘主义，从而使执法监督取得法治意义上的胜利。

四、舆论监督在重组公安内部执法监督权力上的价值统一

公安内部执法监督是公安机关依法对本机关各项执法行为自我进行规范制约、检查纠正、复审处理的一种对内约束管理机制，[14] 实质是一种“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控权方式。既然是权力行使，“在法律运行的地方，权力自由行使必然会受到了规则的阻碍，这些规则使掌权者必须受到一定行为方式的约束”，[15] 因此监督权的行使必须在有约束的机制下和有责任的主体间才以保证其正确性，“无责任的行政权力势必会出现权力主体滥用职权的情况”。[16] 由于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权是公安行政管理权的一个分置权力，不可能完全独立于公安系统之外，且目前大部分与公安行政管理权相混杂，因此在权力的抗衡中，监督权往往屈从或者受控于行政管理权而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导致出现“软监督”或“弹性监督”的现象，从而削弱了内部监督应有的现实的威慑力。而舆论监督作为“第四种权力”，以其自主性、广源性、独立性的特点，可规避行政管理权的干扰和限制，借助平等对话机制来理性地监督执法过程，形成与执法监督不同的价值评判或者完全对立的监督事实，并在某种程度上推动内部监督的重新审视，并达成社会信赖，从而体现“司法因民众的信赖而生存”[17]的法治本意。因此，对于内部执法监督而言，并不是一个自成封闭的系统，内部执法监督在法的空间里可独立进行，并不排斥舆论监督的介入，吸纳舆论监督的介入，不仅使监督的实体内容得以法律的公正阐释，而且在外观上也是为人所接受。因此，笔者认为，在公安内部执法监督体系中，完全可以设立舆论反偿机制，借助舆论监督的独立性和公开性，消除内部监督的弱势地位和尴尬局面，重建内部监督的价值信仰和法律权威，这不失为当前扭转执法监督困惑的一剂良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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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谢晖，陈金钊.法律：诠释与应用[M].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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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沈家本.法学思想研究[M].北京：法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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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缪文升.正当程序：实现公安执法与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