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税立法问题论文

2022-04-15

我国环境税立法问题论文 篇1:

环境税收立法与环境税收二元功能之平衡

摘要:当前,我国环境税收立法正处于关键阶段。从环境税收立法的背景来看,环境税收立法具有诸多有利因素。环境税收兼具有财政收入和宏观调控的二元功能。环境税收的二元功能分别具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价值。然而,环境税收的这种二元功能并非在任何时候都完全一致,也会存在一定的冲突。这就要求,在环境税收立法中须充分考虑到环境税收的这种二元功能,并在立法中进行平衡。平衡环境税收宏观调控与财政收入二元功能需要在对立统一中进行,需要在理论和现实中寻找相应的平衡点。

关键词:环境税收立法;宏观调控;财政收入;环境税收二元功能

DOI:1013939/jcnkizgsc201548064

2015年6月10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发布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对环境税收的立法目的、纳税主体、计税依据、应纳税额、税收优惠、征收管理等问题做了具体规定,并通过附表的形式对环境保护税税目税额以及应税污染物和当量值等技术性指标进行了明确。这表明,我国环境税收立法已经进入了实质阶段。

环境税收兼具有财政收入和宏观调控的二元功能。环境税收立法需要充分考虑到环境税收的这种二元功能,并在立法中予以具体体现。然而,从《征求意见稿》的具体内容来看,其制度设计并未兼顾和充分考虑到环境税收的这种二元功能,也未能较好处理其二元功能的平衡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对我国当前环境税收立法中的税收二元功能之平衡问题进行专门的探讨,以期对我国当前环境税收立法的完善提供有益的思路。

一、我国环境税收立法现状与背景分析

本部分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我国环境税收立法的主要动因

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突出,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严重影响到国民健康的重要社会问题。环境税收立法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此外,根据庇古的“双重红利”理论,环境税收不仅对环境的优化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整个税制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环境税收的这种“双重红利”功效对政策的制定者具有相当的吸引力,环境税收立法进程也大大加快。

由此可见,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和经济形势的新要求成为我国当前环境税收立法的主要动力。

(二)指导我国环境税收立法纲领性文件

2011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优化能源结构,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资源环境税费制度”,“积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选择防治任务繁重、技术标准成熟的税目开征环境保护税,逐步扩大征收范围”。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指出,“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立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强化生产者环境保护的法律责任,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坚持绿色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这些纲领性文件为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环境税收立法指明了方向。

(三) 环境税收立法的理论研究与试点工作

目前学界对于环境税收立法的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从当前学界理论研究的相关成果来看,有学者对环境税收制度建构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取向进行了研究;有学者从经济分析和制度选择的角度对环境税的开征问题进行了研究;有学者对环境税开征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等基础性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论证;有学者对于环境税收立法的模式选择和时机选择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有学者对环境税收立法基本原则进行了研究;有学者从激励原理的角度对环境税进行了立法设计。

从地方环境税收立法实践的角度来看,江西、湖南、湖北等省也相继开展环境税征收试点工作,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这些理论研究成果和地方实践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前我国环境税收立法工作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相关立法对环境税收立法的促进

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也进一步推动了环境税收立法进程。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修订了《环境保护法》,该法第21条规定:“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价格、政府采购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鼓励和支持环境保护技术装备、资源综合利用和环境服务等环境保护产业的发展。”第22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在污染物排放符合法定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少污染物排放的,人民政府应当依法采取财政、税收、价格、政府采购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予以鼓励和支持。”第43条第2款规定:“依照法律规定征收环境保护税的,不再征收排污费。”

这些相关规定,从环境保护的角度、以法律的形式对环境保护与环境税收之间的相关衔接等问题做出了原则性规定,为环境税收立法预留了空间,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促进我国当前环境税收的立法进程。

(五)财税体制改革与环境税收立法

当前正在进行的财税体制改革也为环境税收立法的推进提供了良好的契机。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方案。该方案明确指出:“深化税收制度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税收功能、稳定宏观税负、推进依法治税,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充分发挥税收筹集财政收入、调节分配、促进结构优化的职能作用。”

这表明,经历了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之后20年,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序幕正在拉开。环境税收体制作为财税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之一,也必将在今后的改革中通过立法的方式予以完善,这为当前的环境税收立法的推进提供了有利的时机。由此可见,随着我国《环境保护法》修改的完成和财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环境税收立法已经进入到实质性构建的关键阶段。

二、环境税收立法与环境税收的二元功能定位本部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环境税收功能定位与环境税收立法

环境税收的目标与功能定位问题是我国当前环境税收立法的重要问题。这是因为,环境税收目标与功能的准确定位不仅直接关系到开征环境税收的依据,同时也将对环境税收的征收环节产生重要的影响。唯有对环境税收立法的功能进行准确定位,才有可能制定出一部科学的法律,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讲,环境税收的功能定位问题是环境税收立法的主线和灵魂,决定着环境税收立法的科学性及其可操作性。由此可见,环境税收的功能定位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还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环境税收立法中应当对环境税收的功能进行准确定位。

(二)环境税收兼具有财政收入和宏观调控二元功能

从税法理论来看,依据课税目标定位的不同,可以把税收分为财政税和调控税。凡侧重于以取得财政收入为目的而征收的税,为财政税;凡侧重于以实现经济和社会政策、加强宏观调控为目的而征收的税,为调控税。一般认为,税收都是兼具有财政收入和宏观调控的目的,很难把某一税种简单归入到财政税还是宏观税。环境税收作为我国未来税收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当然也不例外,应该兼具有财政收入与宏观调控目标和功能。环境税收的财政收入功能主要体现在通过对环境税收的征收,增加政府相应的财政收入,从而为治理环境污染问题提供相应的资金。环境税收的宏观调控功能体现在,通过环境税收增加相关企业的成本,从而调控企业的行为,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三)理想与现实:环境税收立法中的环境税收二元功能

环境税收兼具有财政收入和宏观调控的二元功能,这一点在学界是没有太多争议的。但是在环境税收立法中,环境税收到底是以宏观调控目标为主,还是以财政收入目标为主,学界则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从理想的角度来看,环境税收似乎应该以宏观调控为主要目标,对污染环境行为及生产使用引起污染产品进行课税,从而达到调控人们行为的目标。但是从中国当前的现实情况来看,尤其是从环境问题的地域性和治理环境问题的复杂性来看,非常有必要考虑到财政收入的目标。因此,环境税收立法在环境税收的具体设计方面应当兼顾财政收入和宏观调控两大目标,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寻找相应的平衡。

为了能够在环境税税收立法的财政收入与宏观调控功能之间寻找到恰当的平衡点,很有必要对环境税收的宏观调控功能与财政收入功能分别进行分析。此亦为下文的主要内容。

三、环境税收的宏观调控功能分析

宏观调控是研究环境税的重要视角。宏观调控目标或功能应当成为我国当前环境税收立法中予以重点明确的目标定位。

(一)环境税收宏观调控功能的国际经验

从国际经验来看,环境税的调控功能受到世界各国普遍重视。一些国家通过征收各种环境税来调控人们对环境的污染行为和对环境污染产品服务的生产与使用行为,起到了较为明显的积极效应。这些国家通过税收方式对环境污染行为进行宏观调控的经验很有必要在我国当前的环境税收立法中予以借鉴。

(二)环境税收宏观调控功能的国内理论

在国内学界,虽然法学界对于环境税收法律制度等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时间不是很长,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已经有一些经济学家从生态经济综合平衡和国民经济政策调节的角度,提出了环境税的调节机理,并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环境税的宏观调节功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这表明,在当前国内理论界,环境税收的宏观调控功能也是普遍受到重视的。因此,在当前的环境税收立法中,不仅不能忽视环境税收的宏观调控功能,还有必要通过相应的具体制度予以体现。

(三)环境法学视角下的环境税收宏观调控功能

从环境法学的角度来看,环境税收制度的首要目的是要通过国家公权的介入,对环境资源这一公共产品进行“国家定价”,将环境的成本纳入市场交换价格。因此,宏观调控应当是环境税的首要目标或者说至少是其重要目标之一,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认同。也正是从这种角度来看,我国当前环境税收立法进程中,有关部门把环境税收命名为“环境保护税”,并以此为依据起草了《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事实上,从《征求意见稿》中的具体条文来看,环境保护这一宏观调控功能也确实得到了重点强调。例如,《征求意见稿》第1条开明宗义指出:“为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社会节能减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定本法。”

(四)环境税收宏观调控功能的双重效应

环境税收的这种宏观调控目标具有经济和社会的双重效应。从经济效应的角度来看,环境税收的这种宏观调控使得资源的配置实现最优化状态;从社会效应的角度来看,环境税收的这种宏观调控还体现在,通过环境税收政策的实施达到减少环境污染、改善社会的环境质量效果。环境税收宏观调控功能的这种经济与社会双重效应,也使得宏观调控功能成为我国当前环境税收立法中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

(五)其他相关问题分析

当然,以上分析是从国外经验和理论探讨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在现实生活中,环境税收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还受到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因而,如何通过科学的环境税收立法促进环境税收的宏观调控目标的充分实现,也是我国当前环境税收立法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这就要求环境税在具体税收要素的设计方面必须遵循税收合法、税收合理和税收绩效三原则。

由此可见,环境税收宏观调控目标或功能的实现需要其他相关税收具体制度予以密切配合。此外,需要注意的是,环境税的宏观调控目标在现实生活中常常被异化成财政收入的手段,也是应当警惕的问题,如何在环境税收的立法中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予以规范,同样也是当前环境税收立法中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四、环境税收的财政收入功能分析

本部分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环境税收立法应当兼顾地方财政收入

在当前的环境税收立法中,财政收入也应当成为环境税收的重要目标之一。尽管长期受到诟病,环境税收实际上还是需要承担一定的财政收入功能。尽管有人认为,环境税不应当以财政收入为其目标,并列举了主要理由,认为将会导致环境税收的资源枯竭,不是增加财政税收的最佳方法,会对环境税收制度的广泛适用带来阻碍效果,而且,环境税收的资金不一定会真正用到环境改善方面,但环境税在事实上具有财政收入的功能。

(二)环境税收财政收入功能的国际经验

从环境税收入在各国总税收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来看,2001年,OECD的20个成员国的环境税收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平均比例达到了约7%,而且这个比例还在逐年上升。由此可见,环境税收在事实上承担相应的财政收入功能,这是世界环境税收实践的普遍经验。考虑到环境税的征收在事实上能够增加我国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该收入在理论上是应当用来改善我国的环境问题,对于环境污染的治理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立法中通过具体制度予以保障也就合情合理了。

(三)环境税收财政收入功能的现实需求

环境税收能为我国环境治理提供较为稳定的资金来源,所有具有财政收入的功能。从现实的情况来看,虽然在省一级相关部门资金和财力相对雄厚,但在基层部门,环境保护治理资金十分紧张。而环境保护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基层部门的积极作为。因此,环境税的征收,有助于缓解资金紧张状况。从这种意义上看,环境税的财政收入功能不可小觑。当然,环境税的这种财政收入功能和其他税种的财政收入功能有着明显的区别。环境税属于特定目的税,环境税收的资金应当专款专用。

(四)环境税收财政收入的归属问题

与环境税收的财政收入功能紧密相连的环境税收资金的归属问题也应当在当前的环境税收立法中予以明确。既然环境税收具有财政收入的功能,因而在当前的环境税收立法中,对于财政收入资金的归属问题也有必要明确。

总体上看,环境税收财政收入资金归属应定位于中央和地方共享。一方面,环境问题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往往会由地域性问题转化为跨区域性问题,环境税收应当提取一部分归中央统筹治理跨区域环境污染问题。另一方面,大多数环境问题需要由地方政府来解决,而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治理环境财力相对薄弱,有必要赋予地方部分征税自主权和资金使用权,但必须严格管理,明确限定范围以确保资金用到环境治理上。

因此,在资金归属上,环境税应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中央的环境税财政收入集中财力治理跨地区、跨流域的污染,地方的环境税收入可以用于治理区域性的污染。

五、环境税收二元功能在立法中的平衡本部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环境税收二元功能在立法中进行平衡的必要性

前文分别分析了环境税收的宏观调控功能与财政收入功能,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由上述分析可见,环境税收的宏观调控功能和财政收入功能都十分重要。然而,以上环境税收的宏观调控与财政税收功能之间并非完全一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产生一定的冲突。因此,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对环境税收的宏观调控功能和财政收入功能进行协调与平衡就显得尤为必要。

(二)在对立统一中平衡环境税收的二元功能

从总体上来看,宏观调控和财政收入二者之间并不矛盾,环境税收在通过改变生产者和消费者行为达到宏观调控目标的同时,也能够通过取得相应的财政收入来补偿治理环境的支出、为环境保护项目筹集资金、提高环境保护计划实施的可行性。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财政收入的增加也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宏观调控能力。因此,环境税的这种财政收入功能与宏观调控功能二者之间并非绝对对立,而是完全可以协调统一在现有的环境税收立法之中的。

(三)在理论和现实中寻找环境税收二元功能的平衡点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环境税收的目标或功能定位十分重要,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充分权衡。从理论和现实结合的角度来看,环境税收不仅应当具有宏观调控的目标,同时还应当有财政收入方面的考虑。由于环境税收的双重功能与目标存在一定的冲突和张力,这就涉及环境税收双重功能与目标之间的协调问题。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需要在理论和现实中寻找二者之间的契合点。这就要求环境税收立法具有较强的包容性,要在立法中考虑到地区的差异性,以便在具体实践中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寻找恰当的平衡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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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京

我国环境税立法问题论文 篇2:

我国环境税的制度设计及战略实施

内容提要:由于市场机制不能解决负的外部性问题,如生产过程中造成的环境破坏等问题,国家应当通过立法,建立一套完备的环境税体系,确立环境税主体税种,科学设定相应的环境税种、税率、税基,坚持保护环境而又不降低社会经济效益的原则,纠正以往税制中重资源轻环保、重资源开发轻资源利用的偏差,逐步、协调实施环境税,创设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实现在社会、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和共同发展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环境税;外部性;可持续发展

随着我国市场机制的逐步确立,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我国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资源与环境压力,如何处理环境、资源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将决定着我国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从当前看,尽管我们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国务院也提出了节能减排的具体要求,防止环境进一步恶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但是实践中实现这一目标困难重重。美国总统奥巴马本次来访的重要议题之一便是讨论中美两个大国在经济发展中的环保责任。由于市场机制无法对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负外部性——如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微观经济主体的生产成本中没有反映环境和资源的全部价值,使得人们对环境问题的不重视,造成了对环境的破坏和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与利用,因此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必须在此领域发挥作用。根据我国的实际及参考世界各国的经验,设计完备的环境税收体系,是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

一、环境税概述

环境税是指具有调节与环境污染、资源利用行为相关的各种税收的总称。它是税收的一个大类,可以和流转税、所得税等并列,也称为生态税,广义上还可以包括各种相关法定的规费。典型的环境税有二氧化碳税、硫税、噪音税、垃圾税、资源税等。

(一)环境税的内涵

环境税从内涵上看,可分为狭义、广义两种。(1)狭义说认为环境税即环境污染税。即国家向导致环境污染的经济主体征收的特别税种,其目的是限制环境污染的程度、区域、范围。(2)广义说认为,环境税是与环境资源保护、环境资源利用有关的各种税种和税目的总称。并且认为,环境税不但包括自然资源税、环境污染税等,还包括生态税,即为治理环境污染而筹集资金的税收。

(二)环境税的特征

作为一种国家税收,环境税除具有无偿性、强制性、规范性等税收的一般法律特征之外,同时还具有一些其他税种没有的特征。其特征如下:

第一,环境税的征税范围大。理论上讲,环境税的征税范围不仅包括危害环境的行为,还包括对环境资源的利用行为。

第二,环境税属于行为税。该税是政府为实现一定的目的,对某些特定行为所征收的税收,环境税尊重环境资源的价值,目的是促进人类与环境和谐相处。

第三,固定性。环境税的内容明确而稳定。国家通过法律,对征收对象、征收范围、税率等方面都作出了明确具体规定,可操作性强,有比较高的透明度[1]。

第四,科学技术性。环境税的征收必须通过科学技术和先进设备来完成,如污染税的征收必须通过环境监测、根据一定的标准来进行,否则无法依法征收。

第五,税款专用性。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于环境税收的使用通常采取专款专用的原则,法律规定环境税收入只能用于环境、资源和生态的保护方面。

第六,环境税的生态性。环境税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理论基础,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相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性特征。

(三)环境税的分类

依据不同的标准,我们可以将环境税划分为不同的类别:

1根据自然资源环境发挥的作用,可将环境税划分为:环境消费税、污染税和资源税。环境消费税,主要是以损环境质量的产品的消费或服务行为为课税对象的税种。此类税收可以通过对破坏环境的商品或服务行为加重课税,反之则减轻课税的措施来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污染税,是国家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污染者要按其排放的污染物种类、浓度和数量缴纳一定的费用,并且这种收费是强制性的、无偿的、固定的。具有征税成本低、针对性强等优点。资源税,是指对从事环境开发利用行为,就其自然资源开发条件的差异以及资源的可再生性而形成的级差收入所征收的一种税。

2根据纳税义务人与实际担税者是否为同一人为标准,可以将环境税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从保护公民环境权的角度出发,目前应将直接税置于整个环境税体系的中心地位。纳税人作为环境权主体,可以通过自己计算申报缴纳环境税金的方式参与国家的环境管理,并对违法支出的环境税款进行监督,这都是间接税的纳税人所不具有的。

(四)我国环境税现状

基于我国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的现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也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以期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但现有的税制总体上重资源轻环保;重资源开发,轻资源利用。具体表现在:

1缺乏环保主体税种,环保资金难以保证。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税收在环境保护的各项措施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环境税的征收则是筹集环保资金的最有力最有效方法。然而,现行税法中却没有以针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以保护环境为目的课税的专门性税种,环境保护的资金主要通过征收排污费等方式筹集。主体环境税种的缺位弱化了政府对环境污染、破坏行为的调控力度,也无法形成专门用于保护环境和生态的税收收入来源。

2税种繁多,多税并存,导致资源税制不规范,资源税收难以形成规模。资源税收分别规定不同的税种并归属不同的税类,这使我国的税制显得非常复杂。例如对农村耕地的占用征收耕地占用税,对城镇土地资源的使用征收土地使用税。然而,耕地作为自然资源的范畴,是一种特殊的土地,因而无需为它们设定单独的税种,只要把它们列入资源税中的不同的税目并规定不同的税率即可。税种的这种分散调节,也使得资源税的收入难以形成规模。

3征收范围狭窄。现行的《资源税暂行条例》用列举的方式具体地规定了应税税目名称:原油、天然气、煤炭、黑色金属矿原矿、其他非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和盐,而对于其他具有生态环境价值的森林、草原、水、河流、湖泊、草场、滩涂和野生动植物等资源的开采和利用缺乏税收调控,因此造成了对这一类资源的过度开采、消耗和浪费。

4征收目的错位。我国现行资源税的指导思想为调节级差与普遍征收相结合,目的是通过调节资源级差收入为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外部条件以及通过对国有资源的有偿使用达到政府保护自然资源和限制资源任意开采的目的。但在具体实践中,我国的资源税却以调节级差收入为主,国家无法通过征收资源税表达保护资源和限制资源开采的意图。

二、我国环境税收制度的设计

(一)环境税收的理论基础

1外部性理论。环境税收起源于英国福利经济学庇古的外部性理论,他提出一国政府可以通过征税调节污染行为。所谓外部性是经济主体(包括厂商或个人)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根据外部性理论,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由于外部性的存在造成社会脱离最有效的成产状态,市场机制是无能为力的。即市场经济体制不能很好地实现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基本功能[2]。例如污染者的行为破坏了环境,但污染者却并没有为此付出代价,这就是负外部性,即外部不经济。

2公共产品理论。经济学理论把所有的商品和劳务分为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两大类。私人物品是由市场私人部门供给并满足个人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具有消费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公共物品是指具有共同受益或联合消费特征的物品或劳务,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由于这些特征,市场机制无法生产或提供公共物品[3]。显然,改善环境和保护资源具有明显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此政府只有通过环境税的征收来筹集资金,以弥补环境保护、环境改善资金的不足。依据公共产品理论,环境税是对污染环境公共品的经济补偿。

3可持续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作为评估一国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已经受到了世界各个国家的普遍关注。是一种立足于环境和自然资源角度提出的关于人类长期发展的战略和模式,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理应关注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环境税的征收在保护生态、改善环境和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要使环境保护税收制度化,形成一个相对独立体系,必须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现行的环境保护税收措施,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4]。

(二)环境税收制度设计的原则

基于我国缺乏环境税的设计与征管经验以及技术上的原因,环境税收制度的设计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既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又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因此,在环境税的设立上,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1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原则。(1)发展经济不能牺牲环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税的开征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但基于保护环境和生态的理念,尤其是对于那些污染严重超标的行为,更应该课以重税。即在经济发展和环境破坏中,理应优先考虑环境的保护。(2)环境保护中要充分重视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环境税征收不能不考虑企业的成本即税收负担以及由此对社会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这就要求政府及立法者在环境税立法中应采取审慎态度,对环境税的纳税主体、课税客体和税率等科学设置,充分考虑企业的整体税收负担。

2税收公平与中性原则。税法公平原则是我国税法基本原则之一,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公平,一个方面是水平的公平,即处于同等经济状况的人应纳同等的税收,如当两个人税前有相等的福利水准时,其税后的福利水准亦应相同;另一个方面是垂直的公平,即不同福利水准的个体所承担的税负应该不同[5]。通过对污染环境、破坏环境的经济主体征收环境税,并将这些税款用于污染的治理和环境的改善,可以使经济主体负的外部成本内在化,更好地体现公平原则。税收中强调税收对经济不发生额外的影响,经济体系仅仅承受税收负担,不再给纳税人和社会造成其他额外损失或额外收益。如发达国家主张实现税收绿色化,其意义在于使经济主体现有总体税负基本不变。

3税收效率与弹性原则。就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而言,市场机制难以实现最佳的资源配置,社会经济效益总会或多或少产生损失。因此,开征环境税,一方面要促进环境的改善,以提高生态效率;另一方面应避免对生产、消费产生消极影响,防止经济效率的下降。环境税收弹性要求税收收入应能随着财政支出的需要进行调整,灵活地适时适度地增减税种、税目和调整税率。

(三)环境税的基本制度

税收是政府实施环境保护的必要的经济性措施,鉴于我国目前的环境状况和现行税收制度中有关环境保护税收措施的不完善,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税收制度已刻不容缓。其基本思路应当是:在努力完善现行环境保护税收措施的基础上,加快开征环境税的研究和探讨工作,使其作为环境税收制度的主体税种,以此构建起一套科学而完善、便于操作的环境税收制度体系。

1税种设计。从世界各个国家的实践来看,特别是在实施环境税制度较早的OECD国家,已开征的环境税种类达十几种,包括污染税、水资源税、采矿税、碳税、硫税、汽车燃料税、轻型燃油税、电力税、气候变化税、电力税、煤炭焦炭税等。其中开征污染税最为普遍。由于我国在环境保护税的制度设计和征管方面缺乏经验,因而在环境税开征的初期,可以考虑首先开征水污染税、燃油税、二氧化硫排放税和噪音税等,理由在于我国已经有了实行排污收费制度和资源补偿费的基础。随着环境税征管制度的完善,征管技术水平的提高,可陆续对生活废弃物、农业废弃物、难以再回收利用和降解的塑料等包装物进行征税,把其纳入固体废弃物税的征收范围[6]。

2纳税人范围。根据国际通行的“污染者付费”原则,开征环境税应对污染环境者征收。因此凡是在我国境内有污染行为发生且造成一定程度环境污染的企业和个人,均是环境税的纳税人,都应按规定缴纳相应的环境税收。

3税率的确定。依据税收理论,税率应根据污染的排放程度来确定。提高税率是减少排污和增加治理污染资金的捷径,但税率过高会抑制生产,影响经济发展;而税率过低以至对纳税人来说无关痛痒,也无法达到理想效果。具体讲税率应该使企业的边际控制成本与边际社会外部成本相等,使全部社会成本内在化[7]。我国在具体实践操作过程中还要注意,由于地区的差异,如经济发展水平、气候条件、人口密度以及对环境清洁度的要求不同,同量污染造成的边际危害差别也比较大,因此应该因地制宜,实行差别税率。即对不同的污染源可采取的定额税率、超额累进税率和超额退税等形式。目前来看,我国的环境税税率比较适宜以定额税率为主,从量计征。今后,随着污染防治技术的提高,应该对税率适时调整,力求防治污染的成本最小化。

4税基的选择设计。设计环境税一个最大的难点是税基(污染排放量)的确定。进行税基设计主要因素有:污染的范围、污染物的生命周期、 污染源检监测的成本等等。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应该从四个方面考虑:第一部分是污染排放,环境税税基应该建立在污染排放量的基础上;第二部分是污染产品,对一些有潜在污染的产品,或者一次性消费的资源产品进行征税;第三部分是生态保护税,对一些自然资源产品,如矿产资源开发带来资源破坏,应该征税以作生态补偿;第四部分是碳税,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征税的经验,以为我所用。

5税收优惠措施。税收优惠政策是国家在总的税收政策不变的前提下,为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或适应某些特殊情况的需要,对某些课税对象、纳税人和地区给予照顾或鼓励而采取减轻或免除税收负担的措施。作为一种环境保护手段,税收优惠措施在西方国家中颇受重视。我国除应继续保留原有的税收优惠外,还应针对不同优惠对象的实际情况,将税收优惠的范围扩大,分别采取多种形式的税收优惠。如对环保产业新技术的研制、新产品的开发给予税收优惠;对企业或个人只要在生产中积极改进工艺,运用环保技术生产高产低耗产品的应该给予税收的减免,以最大限度的发挥税收优惠的激励作用。

三、我国环境税的实施

中国的税制“绿色”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尤其是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压力依然存在,环境税的实践经验尚待探索和总结,因此,环境税的开征应注意步骤和策略。

(一)循序渐进,分步实施由于环境税技术性强,需要大量的专业数据作为支撑,因此在确定征税对象、税率、计税依据等税收要素时,要根据现有征管能力、专业技术力量和先行试点的经验予以确定,条件成熟再逐步扩大征税范围,尽可能减少环境税的负面效应。此外,环境税在环保方面不是万能的,它必须在一系列环保政策(法规、标准等)的支持下,在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手段的配合下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环保作用。因此,在建立环境税制度的过程中,应与其他有关政策衔接配合,稳步推进。

(二)突出重点,试点示范基于我国目前环境管理问题的现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应根据环境保护政策的总体目标,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运用税收政策,在现行税制的基础上,进行税制改革试点,开展试点研究,及时研究试点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建立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税制。因此,借鉴西方国家有关环境税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加强有关环境税的理论研究和改革试点,是成功实施环境税的条件和保障。

(三)确立环境税立法体例

目前环境税收的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主要集中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备的环境税法体系,一般是采取在其他税种中规定辅助性税收措施的立法体例,即在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产品税等一般性税收立法中增加一些税收调节措施的规定,包括税收支出、税收差别等。确立环境税的立法体例,应该从立法权的纵向和横向分配两方面来研究。

1立法权的纵向分配税法。立法的模式可从纵向上划分为集权模式和分权模式两种。集权模式是指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于中央层面,地方只有很少或没有税收立法权;分权模式是指税收立法权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是可以分享的。根据我国目前的税收管理体制,中央享有所有税种、大部分税收要素及主要税收程序的税收立法权,(省级)地方则只享有部分税收要素的税收立法权。地方税收立法权限过小会直接导致两个不良后果:一是地方政府出于地方利益的考虑,经常性的越权减免税或增加税额;二是地方政府为保证地方财政收入,在无权开征地方税种的限制下,大开“收费”之门,以求税收之实效,而其中的很多收费既不合法又不合理。因此,在全国统一征收环境税的基础上,应赋予地方根据本地区环境保护实际状况开征某类环境税的权力,使其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制定有效的税收政策。

2立法权的横向分配问题。税收立法权的横向划分主要涉及的是同级国家机关之间的税收立法权的分配问题,有独享模式和共享模式两种。如果严格按照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我国的税收立法的主体应当是国家的立法机关,而不是与国家行政机关共享权力。行政机关必须经过国家立法机关的授权才能进行有关的税收立法,且授权立法只能限于具体的、个别的事项。在环境税的立法中,要彻底坚持税收法定原则,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环境税收法律。地方环境税收立法权应赋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使其可以针对本地区迫切需要解决的环境问题制定地方性环境税收法规,但不得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环境税收法律抵触,地方性环境税收法规应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备案,确保法制的统一。

环境税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并不是朝夕能够完成的,它是—个渐进的过程,只有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才能逐步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系统的、全面的环境保护税收制度。

参考文献:

[1] 张兰兰.税收法定主义与清费立税.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J].2000,(04)

[2] 孙敏.我国开征环境税收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性. 税收与企业[J].2001,(04)

[3] 孔淑红.安玉华.公共财政学[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

[4] 杨荣学.可持续发展与税收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5] 刘剑文.税法专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 王景东.许文.吴灼亮. 论我国环境税收制度的构建[J]. 税务与经济,2000,(01)

[7] 许金标.利用生态税收保护环境:生态税收基本理论和若干国家的生态税收实践.世界环境[J].1997,(03)[作者简介]杨思留(1963—),男,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经济法、宪法。

[收稿日期]2010-10-11

责编:林月;校对:启方

作者:杨思留

我国环境税立法问题论文 篇3:

环境税实施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摘要:以经济学理论为依据,采用外部性理论和公共物品理论分析方法,从环境税的优越性,实施环境税的必要性及可行性的角度出发,全面论证了实施环境税在我国解决环境问题的重大作用。同时构建了实施环境税的总体思路框架,指出了我国环境税可分为过渡时期、中长期两个阶段进行。并就构建原则、税费归位、税率、税基、环境税收入的使用等项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

关键词:环境税构建思路设计

一、概述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各国都在积极探索一条协调生存和发展的有效途径。国外的实践表明,环境税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手段。

环境税的起源及实施经验来源于发达国家,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套用,我国只能在遵循借助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解决环境问题。在本文中,笔者从考虑我国的经济承受能力、企业运行机制、地区发展差异的角度出发,探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税。

二、环境税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外部性理论和公共物品理论从微观上阐释了导致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庇古和科斯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解决方法,两种思路的融合为我们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1 外部性理论。征收环境税的理论根源可以从“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pigou)的外部性理论谈起。外部性理论是1910年由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Marshall)提出的,他在揭示了市场经济中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的同时,又提出了解决外部不经济问题的方案。

外部性是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如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汽车的数量不断增多,汽车尾气排放量急剧增加造成大气污染,影响居民的身体健康,增加了他们的医疗支出,但排放者并没有为此付出相应的费用,这种对居民健康所造成的损失就成为负的外部性。

2 公共物品理论。公共物品是相对于私人物品而言。1954年,公共产品理论的奠基人——萨缪尔森给出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经典定义:“公共物品是这样一些物品:它们的利益不可分割地被扩散给全体社会成员,无论个人是否想购买这些公共物品。相反,私人物品是这样一些物品:它们能够可以分割然后分别提供给不同的个人,并且不对其他人产生外在利益或外在成本。”据萨缪尔森的定义,公共产品具有两个本质特征:第一,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第二,消费的非竞争性(nonrivalrousconsumption)。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微观经济主体都是理性人,他们是自私自利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最大的利润。公共物品的属性加之人的因素“公地的悲剧”不可避免。

3 税收效率。税收效率是指税收应最大限度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最大限度地减轻税收对经济发展的妨碍。环境税是通过干预市场价格机制改变社会成员经济利益,引导纳税人的决策、倾向及选择,更有利于环境。因为环境资源的使用中存在外部性,正是为了克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正是为了促进企业所有的成本和效益内部化,环境税的征收给市场所带来的价格干扰,可以纠正市场先天无效率而达到后天有效率,促使市场接近假设条件下的最优状态。环境税的征收增强了税收的公平性,促进了税收体系的中性。

三、环境税的优越性

1 静态效率。变比价以保证污染者承担其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达到给定环境目标下的总成本量最小化。当环境税固定在一个适宜的水平上,一些厂商或行业会面临比执行规章制度更高的成本,就会通过安装污染削减设备、提高生产效率或者改变工艺过程以减少对有污染的物质的使用三个途径来降低污染。

2 动态效率。让污染者对排污支付税款,环境税会为降低污染和技术创新提供长久的激励作用,为清洁生产技术的创新提供持续的激励,甚至把污染降到目标水平以下,以减少税款。在竞争性的市场上,特别是对一个快速增长的产业而言,市场力量能够推动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并降低排污以及税收支付。

3 获得财政收入。环境税除了具有更大的潜在费用有效性和更好的环境效果之外,环境税还提供了在环境管制手段下不会筹集到的收入。环境管制的管理成本通常都高于环境税的管理成本,政府必须通过其它税收筹集资金来支付这些成本。而环境税征收取得的财政收入的一部分可能被用来支付该项税收的管理、监测和强制执行成本,同时,政府还可以从税收收入中筹集资金,建立专项基金,用于对削减排污或清洁生产的企业给予相应的补贴或奖励。

四、实施环境税的必要性

1 面临严峻的环境形势。我国环境质量状况不可乐观,世界银行近年估计,在我国的主要城市中,水环境质量在日益恶化,主要湖泊氮、磷污染较重,富营养化问题突出,松花江、辽河、海河、淮河等主要河流被严重污染;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日益增多,全国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产生量逐年增加,但我国固体废弃物的处理能力十分有限;城市噪声污染严重,全国有2/3的城市居民在超标环境下工作和生活;植被破坏严重,植被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生物多样性正在不断减少,越来越多的动植物种类处于濒危或受威胁状态。

2 环境政策手段力度不够。我国现行的环境政策手段主要是直接管制手段,其次为排污收费。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直接管制暴露出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对企业技术革新的刺激度低等问题,需要用经济手段强化管制、治理环境的力度。

3 排污收费“水分”较大。2003年我国对排污收费制度在收费方式、核算方法、收费范围、使用管理等进行了重大改革。但是由于排污的单位和个体的环保意识,市场经济利益的驱动,地区发展差异诸多方面的原因,少交拖交、协议收费、条件收费的状况时常发生。

五、实施环境税的可行性

1 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是环境税能够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环境税可在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的基础上,通过价格机制引导经济个体(生产者和消费者)采取有利于环境的行为。这就要求经济主体有独立的经济利益,拥有为获取自身最大利益进行独立决策的权力,能够对价格信号的变化做出灵敏的反应。我国产品价格的放开、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使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对瞬息万变的市场信息反应越来越敏锐,这为通过税收改变商品价格进而引导企业行为创造了有利条件。

2 经济水平的提高。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水平迅速提高。为治理环境提供了物质基础、技术条件。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环境的要求也不断提高,愿意支付较高的价格以享受较好的环境,为环境税的开征提供了精神条件,环境税的开征已具有充实的基础条件。

3 现行制度与税制的结合。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已取得很好经验,

这可为实施环境税制提供借鉴和完善的经验。环境税收的实施需要税务部门和环境管理部门的协同努力。在过去的20多年中,环境管理部门在制定和执行现有的环境经济政策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环境税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同时,现有税务部门较为完善的机构设置和强大的功能,将保证环境税收的征收能够顺利执行。

六、我国环境税的构建思路

1 构建原则。

(I)发展与控制兼顾原则。发展与控制原则要求环境税在实施过程中兼顾经济发展和控制环境污染两大目标,在实现环境保护的同时促进经济发展。这一原则的实现关键在于环境税税率的确定,过高的税率会导致环境税税额远高于污染治理成本,环境税的刺激作用较强,有利于清洁生产、环保性消费新发展模式的形成。虽然过高的环境税税率有较好的环境效果,但是社会为过于清洁的环境支付了不必要的成本,阻碍经济的发展,造成经济的萎缩,最终环境的保护也因资金的匾乏而成为无源之水。

(2)立法的原则。我国的国情和环境税自身的复杂性决定了环境税在我国的实施将是一个渐进实施、需要根据现实约束条件不断加以改进的过程,但通过立法形式确定下来的环境税,其实施和权威又要求环境税保持相对稳定,不允许其朝令夕改。这就需要一个总的宏观指导原则贯穿环境税的设立、实施及评价全过程来保证环境税的可预见的渐进性,和维护环境税在逐步实施过程中的内在统一性,以维护环境税的权威,保障环境税的实施。

(3)兼顾公平和效率原则。从总体上讲,现代税收制度奉行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但具体到不同的税种则因其职能不同而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有所侧重。环境税作为产生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专门目的税,它不仅用于筹集资金,而且用于治理环境。环境问题不仅是生态问题、经济问题而且还是生存问题。当税收面对的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且关系到人类存亡时,公平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环境税必须同时兼顾公平和效率。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原则要求我们在设计和实施环境税时不仅要考虑到把污染行为尽可能多地纳入到环境税的征税范围中,而且要考虑到征税成本[(行政效率);不仅要考虑环境税对生产、消费进行有效的引导,还要考虑到不要让经济主体背负太多的负担(经济效率)。公平与效率二者必须兼顾,在处理二者关系时,应该在公平里注入一些理性,在效率中添加一些人性。简言之,或以最小的不公平换取最大的效率,或以最小的效率损失换取最大的公平。

(4)循序渐进原则。环境税能否成功实施不仅取决于全社会积极因素的作用,还取决于引进环境税的方法以及在时间上所采取的策略。国外环境税的实施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及对外开放的成功告诉我们一条非常宝贵的经验:循序渐进的战略。循序渐进地实施环境税,首先要求政府从宏观层面制定一个时间表并予以公布,确定环境税的实施阶段,每个阶段所要实现的目标,每个目标的具体实施步骤,并提前公布相关信息。这种长期的可预见的实施计划,可以使人们渐进地、自愿地转变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接受一种新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并保证企业行为、个人行为连续调整的积极性。这种由松到紧、由宽到严、由低标准到高标准的渐进的方法降低了我国环境实施迈出第一步的门槛,是一种既能增进经济竞争力,又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双赢策略。

2 构建设计。依据环境税的结构设计、环境税的实施条件,以及我国环境保护现状、未来的发展,我国环境税可大体分为过渡时期、中长期两个阶段进行。过渡时期是我国环境税实施的初级阶段,主要任务在于让公众对环境税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接受环境税,并针对国情以最小的成本初步展开环境税的实施。中长期是我国环境税发展的高级阶段,在该阶段应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提高环境税的实施标准,通过环境税改革达到优化税制,促进经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目的。

(1)过渡时期。一是税费归位。划清环境税和环境收费的范围,把应该由环境税解决的环境问题从环境收费中分离出去。包括:费改税后能简化现行的收费标准。该税收与现行税制有较好的相容性,收费制度中解决环境问题不利的问题。二是税率。根据一阶段的环境目标,确定该阶段的税率,这样可以把确定税率所需信息降到最低,从而大大降低环境税的实施成本。该阶段环境目标的实现与否,直接成为下一阶段环境税税率制定的重要参考指标。采取通过确定环境目标得出需要削减的污染量,进而得出污染治理的费用,并最终得出比较恰当的环境税税率。三是税基。环境税最理想的税基应该是建立在污染排放量基础上的,所有污染排放都应该包括在税基之内,并对污染排放进行精确的度量。这种最优的税基因为监测技术、监测成本束缚了其实际操作的可行性。以污染企业的产量、企业生产要素或消费品中包含的污染物数量、资源开采所产生的环境问题为税基。四是环境税收入的使用。环境税在改善环境的同时还能带来一笔额外的财政收入,如何使用该税收收入才能使环境税实现它的最大效益,使税收改革产生最大社会福利。使用的目标是:减少财政赤字;保持整体税负不变,对受环境影响最大的群体进行补偿;用于削减其他税;用于特定的环境保护目的;用于环保科学技术的研究:用于污染集中处理设施的建设和经营;对进行污染物处理的企业进行部分或全部税收返还。

(2)中长时期。一是确定环境税目标。为提高、完善环境税,要以国家中长期环境保护目标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作为评定标准,制定出下阶段的预期实现目标。目标的确立应考虑引进应有利于优化整体税制,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资源“双重红利”效应。二是环境收税与环境收费的关系。逐步理清环境税和环境费的关系。国际上通行的对税收与政府收费的区分标准为:收费是一种付费者以效益的形式得到回报的支出,并且其回报与付费成正比例;而税收则是没有直接回报的支出,即付费者不能得到直接的和完全相等的效益回报。三是环境税、费的归位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项目应该对其进行征税。收费项目跨省并有较多的缴纳者时,该项收费应改为收税。对于某些零星的、分散的、潜在的收入源难以用税收集中起来,则建议收取环境费。当一项收费规则已经成熟,转化为税收后能更有效地解决解决某一环境问题时,则应将该收费改为征税。四是税收要素。环境税的税率应逐步提高,最终实现外部成本的全部内化。预期的环境目标、经济发展水平、国际合作的程度都是确定环境税税率时需要加以考虑的。

七、结论

经济学理论根源——外部性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和法学理论根源——公平、效率的缺位理论是建立、实施、运作环境税的理论基础。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经济水平的提高是环境税能够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现行的税收制度保证环境税收的征收能够顺利执行。面临我国环境治理中的特殊问题,环境税的实施将有力推动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

我国环境保护现状和未来的经济发展,依据环境税的结构设计、环境税的实施条件,我国环境税分为过渡时期、中长期两个阶段进行。过渡时期是我国环境税实施的初级阶段,中长期是我国环境税发展的高级阶段,按照社会承受能力的由宽到严、由低到高的设计方案,为我国环境税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提供一种可行性较强的选择。

(责编:若 佳)

作者:刘妍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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