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法的立法原则研究论文

摘要：目前我国环境保护立法依然存在着很多不足，相关立法亟需进一步完善。通过研究边沁的功利主义立法思想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并对其作用于我国的可行性进行分析之后，得出其提出的最大幸福及保护私有财产立法原则对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我国环境法的立法原则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国环境法的立法原则研究论文 篇1：

民间环保组织面临的制度困境和行动策略

[摘 要]当前，民间环保组织面临着法律地位不被承认、日常运作受到束缚、法律救济无力的制度困境，其与政府的关系呈现体制外对抗态势，政府又对其进行体制内消解，二者呈现一种动态平衡。民间环保组织必须在理解政府利益考量的基础上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利用媒体和挂靠单位获取存在感并挤压出政治参与空间，从而达到表达诉求，实现多样化利益的目的。

[关键词]民间环保组织 制度困境 角色 媒体

一、民间环保组织的特殊性和相关研究现状

本文探讨的民间组织与 “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简称NGO）概念大致相近，世界银行组织编写的《非政府组织法的立法原则》中对NGO定义为：“非政府组织”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一部分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且不以营利为目的。即使有赚取利润，也不可以将此利润分配[1]。民间环保组织是民间组织的一种类型，它以环境保护为主旨，不以营利为目的，不具有行政权力，并为社会提供环境公益性服务。

从民间组织的发展过程来看，由于民间组织工作灵活且多元，其发展总是超前于立法规定，这很容易导致理论脱离实际的制度难题。近年来民间组织的合法性基础以及面临的制度困境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林莉红从民间组织的“宗旨合法性、活动合法性、组织合法性”进行“合法性”的概念解读 [2];谢海定梳理了我国规制民间组织的法律规范，从文本中发现民间组织面临的制度困境并提出建设性的立法建议[3]。而民间环保组织由于其管理对象、组织运行、公众参与的特殊性，其面临的制度困境具有自身特点，因而其行动策略和一般的民间组织有很大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民间环保组织管理的对象是环境问题（主要是自然环境问题），而环境问题在正式制度层面是由法律直接管控的，但法律又存在无力的状况，如果把民间环保组织作为补充力量纳入到管控中，其权力边界又不能分明;二是民间环保组织运行没有统一的标准，“人治”色彩较为浓厚，正如学者指出的，民间环保组织“精英化”问题是从创立之初就存在的[4];三是环境事件牵涉到大量的民众，民间环保组织活动的公众参与度远远高于一般的民间组织，既给民间环保组织带来了社会资源优势，又带来了管理难题。

自2011年1月14日国务院发布《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以来，山东省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与之配套实施了卓有成效的经济改革，确立了海洋经济为主体的海陆一体发展战略。但是，在以发展经济为主导的政府思维中，环境问题也逐渐显露。《规划》中阐述的一个重要发展原则“强化生态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往往被忽视，使得“建设全国重要的海洋生态保护示范区”这一战略定位的实现也会大打折扣，在政府环境保护管理有限的力量之外，如何协调民间环保组织在政府触角无法触及的领域发挥作用成为很有价值的课题，在这一领域已经有很多相关的论述。如肖晓春等认识到了民间环保组织在环境法治建设中的作用，认为民间环保组织具有教育引导作用、权力制约作用、促进法律实施作用[5]，但是忽略了发挥作用的制约因素;任军成研究了民间环保组织的法律保障，他认为应该在立法层面承认民间组织的法律地位[6];刘逢等研究了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生存现状，较为全面的地指出了其面临的其他各类困境[7]。面对制度困境，大多数学者开始研究政府和民间环保组织的关系，以期通过政府运作来为民间环保组织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这些研究要么采取“结构论”的视角，要么采取“互动论”的视角，其共同特征都是着重从政府制度设计的角度分析。如安秀伟的“结构论”认为“政府对民间环保组织的管理不够规范，民间环保组织没有充分发挥对政府环保职能的补充作用”[8];马国栋认为，“互动论”可以弥补“结构论”的缺陷[9]，但是他没有提出互动的模型和解决方案。这些研究结论及最后的建议往往成为一种呼吁和修辞，如果政府不采取行动，并不能真正地推动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本文构建了政府和民间环保组织相互制约的动态平衡模型，试图解释政府安于现状的动机，因而寄希望政府立法改变和政策倾斜不具有可行性，应该寻求另一条可行道路。与以往着重从政府的角度分析不同，本文在分析政府“管控”困局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从民间环保组织自身寻求角色定位，利用媒体和挂靠单位获取存在感并挤压出政治参与空间，从而达到表达诉求的目的，并进而影响政策制定的良性循环机制。

二、山东民间环保组织面临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困境

山东省登记注册的环保社会组织共有21个（通过山东社会组织网搜索“海洋”、“环境”、“保护”等关键词进行筛选得到），其中2个已经注销，其业务主管单位主要是山东省环境保护厅、教育委员会、科学技术厅、医药管理局和科学技术协会;未登记的民间环保组织有“山东曲格平环境保护基金会”、“绿行齐鲁”等，数目不可考。登记在册的环保组织多涉及科技和教育研究，囿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法规束缚以及其本身的研究性质，不愿去触碰业务主管单位紧绷的政治神经，很少参与群体性环保事件，这同时成为这类研究对象更容易找到业务主管单位的原因。未登记的民间环保组织参与公众环保事件的积极性较高，但是由于法律法规的制度困境，致使其地位、行动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以及寻求救济的无力性。

（一）法律地位的制度困境

长期以来对于民间环保组织管理的法律法规主要是1998年国务院发布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修订的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这两个条例规定了对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实行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负责的管理体制和分级登记的管理体制，同时明确了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各自的职责[10]。其中《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申请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由发起人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筹备。”山东蓝色经济区规划实施以来，面对经济改革和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民众具有极大的外部动力去为山东半岛建设贡献一份力量（动力源于公民意识的崛起和社会舆论的引导），内部动力在于维护在建设过程中受到损害的自身权益，但是凭一腔热血建立起来的众多民间环保组织本身多为需要保护的群体，不同于领导者身兼多个行政职位的官方血统环保组织，很难获得业务主管单位的同意。其原因有二：一是民间环保组织自身运作不能达到法定要求，如组织章程不合格、人员资质不合格、经费运行无监管、日常管理非常态化等。二是业务主管单位考虑到民间环保组织难以控制和管理，在环保群体性事件中有时候起到助推的作用，与“社会稳定”的终极政治目标相违背，因而人为地设置进入限制。这样一来，很多民间环保组织无法取得法人资格，这就使得这些组织的合法地位没有定论，如同已经诞生的孩子无法登记户口，成为进退两难的“社会活动家”。

（二）日常运作的制度困境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二十八条规定，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包括负责社会团体的成立、变更、注销登记或者备案;对社会团体实施年度检查;对社会团体违反本条例的问题进行监督检查，对社会团体违反本条例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协助登记管理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查处社会团体的违法行为;会同有关机关指导社会团体的清算事宜等。《山东省社会团体开展合作活动管理办法》第三、四条规定，社团开展活动要根据章程规定和合作事项的重要程度，分别提交会员大会（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会长办公会等讨论决定，应当履行内部民主议事程序，否则不得以社团名义开展活动。可以看出，几乎环保组织的一切运行都要受到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的约束，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对环保组织享有绝对控制权，这就极大地束缚了环保组织的积极性。山东省环保组织，如山东省能源与环境研究会、山东新成环境法与可持续发展中心都是与研究所和高校对接，专业性极强，政府相关部门通过经费拨付等途径享有对这些组织的绝对控制权，加之其自身的性质，决定了这类组织在日常运作中无法与普通民众建立密切的联系，其研究成果和取得的成绩也较少为社会公众所知晓。另外，根据《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中“无政治过错”的评估办法，在可以预见的各阶段评审到来之前，各组织最好的策略是安分守己，不参与各类环保热点事件以规避风险。这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民间环保组织日常运作中倾向于风险最小的科学研究和纸面教学，而严重脱离社会普通群体，研究成果和组织活动转化为社会影响力和生产力的周期大大增加。

（三）寻求救济的制度困境

《民事诉讼法》第55条“对污染环境……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中国现行法律允许做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只有《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的有海洋环境监管权的行政部门和《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规定的“中华环保联合会”。也就是说，民间环保组织无法作为原告提起诉讼，这使得诉讼这一“最后的救济”彻底无望，更糟糕的是“最后救济”的缺失，使得环保组织放弃了别的救济，原因是环境污染者在知道环保组织无权提起诉讼时会采取“最后救济”，即“不服就去告我”，而民间环保组织又没有资格提起诉讼，在这场博弈中环保组织是可以预见的输家，这使得环保组织会选择放弃几乎所有的制度性救济方法，而只剩下呼吁和抗议。

环保组织之外的个人有精力去提起诉讼吗？环境污染损害会减少所有个体的收益，积极寻求环境污染救济的个体会给所有人带来收益，污染公害发生后每个人都希望别人来完成救济，自己顺便享受战果，最终导致没有人愿意第一个去寻求污染救济，这就出现了曼瑟尔·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所指出的“搭便车”现象[11]，“公地悲剧”也就此形成。因而，组织和个人在此制度下都很难有动力去寻求救济，维护自身权益。山东蓝色经济区依托海洋发展、海域广阔、海岸线长，发现环境问题和监管惩处的难度都十分巨大。而在《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只规定了有海洋环境监管权的行政部门提起诉讼，如上所述，这使得山东海洋环境保护陷入政府“孤军奋战”的局面，不仅增加了发现问题成本高，同时也增加了执法成本，不可不谓恶性循环。

三、民间环保组织与政府的关系

如上述，阻碍民间环保组织健康、有益发展的制度因素确实存在，但是就此呼吁相关立法改变和政策转向就可以了吗？大声疾呼无疑是一种诉求的表达，但是对于现实语境下的民间环保组织来说只是“孱弱的呻吟”，不能改变民间环保组织的现状。

（一）环保组织对政府的体制外对抗

时至今日，民间环保组织已经超越早期发展阶段的环保教育功能，而更多的倾向于维护权益功能[12]。这种内在需求，必然创建了在环境污染或侵权事件中与对立方的对抗情境，对立方不仅仅包括加害方，有时也包括政府相关部门。然而如前文所述，体制内的环保组织多从事研究工作和纸面教学，基本不参与环境污染或侵权事件，而体制外的环保组织由于自身合法地位未得到承认，以及日常运转和寻求救济的制度困境根本无法寻求体制内解决的方案，这样体制外对抗应运而生。少数环保组织仍然建立在朴素的道德情感基础上，成为极端思想和反科学思想滋生的温床，一旦诉求无法得到表达和处理，体制外的对抗呈现爆发性态势，往往酿成群体性事件，比如2007～2013年间，厦门、宁波、昆明反对PX项目建设，爆发了大规模游行。除了游行之外，体制外对抗的表现形式还有对政府机关单位的暴力冲击以及无休止的舆论轰炸，如山东东营PX建设项目网络声讨，四川什邡环保事件等。

（二）政府部门对环保组织的体制内消解

我国的民间组织种类繁多、数目庞大、范围广泛，在近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结构不合理、盲目发展、重复设置、缺乏规范、实力不强等问题，尤其令政府感到忧虑的是少数非法组织，包括近期遭到严厉打击的邪教组织，在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领域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这些组织行动隐秘，煽动性强，破坏力大，而且很多有相当复杂的国际背景，对社会政治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3]。加之政府为了顾全大局和政治考虑，在具体处理环保事件中急需强有力的统一口径和统一权力，对于民间环保组织多样化的自我利益表达只能采取消解的策略。体制内消解包括不承认合法地位，不给予经费、组织管理设槛和组织取缔等。

（三）人为建立的政府-NGO二元对立模式

国内的舆论环境。目前对环境 NGO的普遍观点还停留在一种朴素的道德情感中，NGO 的天然正义、时髦和与国际接轨，好像没有人质疑 [13]。民间环保组织的公益性质决定了其在公众舆论中的有利话语权，有正义必有非正义，与民间环保组织对立的一方天然成为“非正义”，国内舆论往往设置这样的对抗语境来“博眼球”，政府和民间环保组织似乎被人为地设置成“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模式，然而这种模式真的存在吗？尽管存在体制外对抗和体制内消解的对抗元素，但是这只是突出双方的矛盾焦点所在，在复杂的环保事件发生、发酵、解决的过程中，政府和民间环保组织的关系并没有清晰的界限，更多的是对抗下的合作，或者是合作下的对抗，政府基于“和谐社会”和“社会稳定”的政治考虑，不会放松对于民间环保组织的管理和限制，加之众多非官方组织合法地位的认定和进入限制的制度困境，“制度化沟通渠道”的建立也成为一个伪命题，但同时政府又希望环保组织能够表达诉求，政府与民间环保组织之间的张力达到一个平衡，不容易再发生行动改变。

四、民间环保组织获取存在感和政治参与空间的路径选择

基于政府自身博弈的内在平衡，政府部门不大可能主动寻求现行状态的改变，强调政府立法和改变现行政策虽然有充足的理由，但是对于急需解决办法的环保组织来说就是一个美好的“泡泡”，可以望见，但不可触及，无法提供实质性指导。所以民间环保组织应当找准角色定位，从自身寻找突破口，从自身组织运作过程中获取存在感，并挤压出政治参与空间。

（一）存在感与媒体

现代人的生活与信息密切不可分，信息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媒体作为当前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在互联网舆情话题传播演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14]。人们可以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迅速扩大影响力，将问题曝光在公众的面前，从而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并最终得到解决，这一套运作模式既成熟又有效。但是在如今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信息充斥在各个角落，民众已经产生信息麻痹并自动忽略信息，民间环保组织如何利用好媒体避免信息沉没，获取存在感并扩大影响力呢？

1.利用新媒体创新环保宣传教育方式。新媒体的兴起给各行各业带来了一场革命，包括网络新闻、评论跟帖、BBS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网络信息资源的共享性、参与运作的匿名性和载体传播的广渗透性，使信息的传播不再受到社会权力结构的制约，实现了超越阶级、阶层的信息分布，在思辨中形成公众舆论[15]。

民间环保组织的出发点或者说最初的任务仍然是它的宣传教育功能，这是民间环保组织在民众中获取公信的基础。利用新媒体创新环保教育宣传方式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新媒体发布相关环境信息应当科学、准确，逐步建立信息权威。如今很多环保组织热衷于参加各种活动，但是却缺乏科学的知识，导致行动与目标南辕北辙。除此之外，一些民间环保组织发布错误信息，短期来看无伤大雅，但是长期来看损害的是整个环保组织的公信基础，害莫大焉，只有增长自身的环保知识，才能在平时建立正确的环境价值观，在突发事件时正确判断情况和形势，评判对错。二是新媒体平台的管理与运作应当专业化。民间环保组织利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进行信息发布和环保教育应当定期、定量，不能虎头蛇尾，这就要求新媒体平台的管理和运作应当专业化，建立新媒体平台管理团队，并聘请专业人士进行日常维护。通过环保组织的号召力，召集有志之人催生环保教育方式的创新，以期用稳定的教育推送，对公众形成“熟人效应”。三是环保知识、环境意识的宣传和教育应当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宣传应当迎合大众的需求。如山东半岛的环境问题，除了传统的土地污染和空气污染，还有海洋污染问题，山东青岛、威海、烟台等沿海旅游城市旅游旺季尤其应当注意近海水域污染等问题。

2.利用新媒体建立环境监测数据差别化发布平台。环境保护知识宣传教育是宏观意义上的，属于价值观内容，其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民间环保组织要想获取存在感，并获得公众信任，还应当提供专门化知识，渗透到民众的生活中。目前，环境监测数据主要由政府掌握，有些数据甚至被列为国家机密，其信息发布宽泛而且不准确，与普通民众的联系不大，不能真正走进大众心里。民间环保组织中不乏一些具有专业技能的成员，对环保事业的热爱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使监测更主动化、持续化，而且非商业性和非政治性的监测不会因为利益的原因而影响数据的客观化[16]，这些优势使得这些组织利用自己的行动自由贴近群众的特点，逐步建立与政府发布系统不同的环境监测数据网络，并进行差别化发布。所谓的差别化发布是指通过新媒体平台只发布民间环保组织影响辐射地区的环境监测数据和具体环境事件，而不再重点发布整体环境数据，如青岛市某区某环保组织用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信息如下：“2014年10月10日，今日某区实时空气质量指数（AQI）66，状况良，等级二级，首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某街道进行工程建设，每小时通过砂石车辆4辆，方圆2公里内空气颗粒物浓度为600微克/每立方米，请各位注意带好口罩。”这种发布模式打破了以往“一锅端”的弊端，实行差别化发布，为民众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为其生活提供了方便，这种方式满足了大众需求，必然会增强民间环保组织的存在感。

3.利用传统媒体创造社会话题。新媒体固然有受众面大，而且传播及时等优点，但是不能就此抛弃传统媒体，传统纸质媒体和电视媒体的受众虽然正在减少，但是却更加正式，影响力更加持久，更容易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民间环保组织应当积极寻求与传统媒体的合作，在利用新媒体进行互动的同时，发现新闻话题并及时联系传统媒体，创造社会讨论话题，通过论辩和交流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民间环保组织与报社、电视台应当建立联动机制，一旦出现相关社会环境热点事件，传统媒体往往率先进入事件报道，民间环保组织应当及时跟进，并持续跟踪报道，不断地为民众出谋划策，增加出镜和上报的机会，从而获得存在感。

（二）政治参与与挂靠单位

关于环境的许多问题最后必须由政府出面或者由人大立法解决，这是由于国家机器掌握着绝对的资源优势和法律权力，通过进入政策制定和实施层面来达到单纯民间环保活动无法企及的环保效果。未获官方认可的民间环保组织只能通过媒体等工具获取存在感和扩大影响力，以期得到政府部门的主动沟通。但是已经获得官方认可的环保组织，却可以通过自身的运作，挤压出政治参与空间。

获得官方认可的环保组织多为高校研究机构和科研院所，山东省已经注册的环保组织大多为这种类型，涉及立法、能源、土地资源、医药、电子等领域，这些组织专业性极强，研究成果丰硕，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其挂靠单位为环境保护厅、教育委员会、科学技术厅、医药管理局等，这些单位每年都有大量的技术、数据和法律需求，他们的这些需求又是为立法和政策制定的提案服务的，高技术的环保组织可以积极地把挂靠单位发展成为他们的客户，通过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或者免费为挂靠单位提供研究报告和技术分析，通过技术输出达到政治意愿输出的目的。

这里所说的环保组织政治参与并非直接参与，而是间接参与。正如通过政府购买环保组织服务，环保组织只是根据研究报告中的科学数据提出自己的意见，政府相关部门仍然有权选择接受和不接受，一旦选择接受，政府部门就不可避免地成为环保组织政治参与的代言人。

五、结语

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面临多方面的问题，其中制度困境包括法律地位不被承认、日常运作受到束缚、法律救济无力等，其与政府的互动呈现一种动态平衡，要想打破这种平衡不能寄希望于政府主动寻求改变，民间环保组织必须在理解政府利益考量的基础上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从民间环保组织自身资源和天然优势出发，充分利用媒体和政治挂靠单位或许能够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这一道路和以往以政府为中心，或者以组织为中心却诉诸于政府的研究方向不同，具有很大的可行性。

基于这样一种新的视角，可以展望民间环保组织发展研究一种可能的方向，即充分探究民间环保组织行为及其意义，并不断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提出更新的行动策略。在这一视角下的做法由于从组织自身出发而不是诉诸于政府，大大降低了民间环保组织与政府的对抗烈度，并有可能形成监督约束和影响政策制定的良性循环机制。这一研究取向的生成，对拓展环保组织的研究是很有启发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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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莉红. 民间组织合法性问题的法律学解析——以民间法律援助组织为视角[J]. 中国法学，2006（1）： 3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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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逢，王锐兰，楚俊. 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生存现状及发展[J]. 云南社会科学，2006（1）：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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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飞.我国环保民间组织的运作与发展趋势[J].学会，2009（6）：14-17.

[13]汤蕴懿.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环保组织——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困境[J].上海经济，2010（12）：22-24.

[14]朱恒民，刘凯，卢子芳.媒体作用下互联网舆情话题传播模型研究[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13（3）：45-50.

[15]周红，赵娜.新媒体环境下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提升策略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12（1）：44-48.

[16]陶圆圆.论政府与民间环保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互动[J].商品与质量，2010（8）：31.

作者：陈大林

我国环境法的立法原则研究论文 篇2：

论边沁的立法思想对我国环境保护立法的意义

摘要：目前我国环境保护立法依然存在着很多不足，相关立法亟需进一步完善。通过研究边沁的功利主义立法思想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并对其作用于我国的可行性进行分析之后，得出其提出的最大幸福及保护私有财产立法原则对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边沁；立法思想；环境保护立法

作者简介：樊珊珊（1992-），女，西南大学法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

边沁是英国功利主义法学的鼻祖，他的立法思想是建立在功利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功利主义思想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存在，边沁在前人的基础上利用特有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发挥。尽管边沁的思想在当时未得到重视，但在他去世后，他的理论促进了英国的法律和司法改革。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国家的法治建设受其思想的影响，可见其巨大的现实影响力。目前我国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大量的环境法律法规依然不能缓解环境问题带来的压力，因此，在追求立法数量的同时还要重视法律的实效性。边沁的立法思想对我国环境保护立法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边沁功利主义立法思想简析

（一）立法原则

第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边沁的法律思想是从功利主义原理出发的。在他看来，人类受快乐和痛苦两种因素的主宰，我们实施的任何行为都由这两个因素来支配，任何人都逃离不了这两者的约束和牵引。功利主义原理就是指这样的原理：它按照看来势必增大或减小利益有关者之幸福的倾向，亦即促进或妨碍此种幸福的倾向，来赞成或非难任何一项行动①。法律应该以社会的实际需要、客观事实为依据，同时也要以此作为判断法律是否能够发生实际效用的标准。政府作为社会公共管理机构，其行为也应遵循该原则。任何行为都应该以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立法活动自然也不例外，同时应以立法在当时及未来产生的实际社会效果来判断其是好是坏，并根据判断结果决定法律法规是否需要修改或废除，以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功利主义原理作为边沁立法理论的核心，贯穿立法的始终。

第二，保护私有财产原则。立法应当保护人们的生存、富裕、平等和安全，其中安全是最主要的，如果一个人的安全得不到保障，也就无需谈论他的生存、富裕等问题。安全是人们进行其他社会行为的前提，而私有财产权得到保障是人们感受到安全的基础。私有财产是公民在社会中生活所必备的物质条件，物质安全得到保障才能使公民在社会中安心地生活和工作。与此同时，对个体的私有财产给予保障也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途径之一。

（二）立法技术

除了立法原则外，边沁对立法还提出技术方面的要求。首先，法律要具有完整性特点。一部法律的内容应该是完整无缺的，不需要其他解释、批注和判例做进一步补充的，只有这样的立法才是完整的。其次，法律应该具有普遍性特点，对大多数人都可以适用，而且是这大多数人都能够做到的，法律不能仅针对少数人，也不能强人所难。再次，法律应该富有逻辑性。一部法律的语言和内容都应该是富有逻辑性的、首尾呼应的，同时还要采用合理的结构。最后，法律应当具有准确性特点。法律是调节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规范，必须要采用规范、确切的语言，不能采用引人误解、矛盾的字句。在边沁看来，只有符合上述特点的立法才是科学、有效、能够实现大多数人幸福的法律。

二、边沁的功利主义立法思想的现实价值

（一）边沁的立法思想对当时英国的现实意义

18世纪中期英国工业革命促进了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与旧贵族的矛盾由此开始尖锐，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但当时英国的法律数量庞杂，内容含混不清，法官有极大的裁量权，司法裁判的权威受到影响，为此边沁提出制定法典及审判公开等制度，同时提出“模范监狱”概念，试图建立一种新型的监狱管理模式，该想法因旧贵族的阻碍而夭折，但后来被其他国家采用，如少年监狱等机构的设立。边沁还提出了普选权的观念，他认为每个人在本质上是平等的，他们的苦乐感受能力也相同，每个人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同样重要，因此，当某些人获取某种利益或权利时，就没有理由不让其他人也得到同样的权利，即普选权是合理的②。为普通大众、工人无产阶级争取选举权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武器。

边沁在世时，他提出的法制改革系统没有实现。但在他死后，英国一系列的改革都受到了他的影响。其中，比较大的改革有1832年英国法律改革草案的实施，及后来的刑法和监狱的改良，济贫法的变更和卫生法的订立③。

（二）英国当时与我国当代社会现实的异同

当时英国与当今中国面临的社会和法治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两者都大力发展工业。科技均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工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引发了很多社会矛盾，亟需相关的法律来解决。其次，现行法律不能满足社会现实的需要。当时英国法律数量庞杂，内容含混不清。我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中指出，我国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④。最后，当时英国司法机关有着极大的裁量权，司法腐败的现象时有发生。而我国的司法也存在着很多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的现象，目前来说，还有一些人民群众对执法和司法中出现的腐败、不公平等问题有着强烈的反应。⑤

（三）援引边沁的立法思想作用于我国的可能性分析

边沁的立法思想促进了很多国家的法律改革，因而将其适用于我国是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的。从理论上来说，我国《立法法》明确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立法是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的，这与边沁的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是不谋而合的，而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权也是人民意志的重要体现，由此可见我国的立法宗旨与边沁的立法思想是有很大相似之处的，可以用边沁的立法思想对我国具体立法进行指导。

从实践上来说，正如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中所提出的，我国法治建设还存在着许多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问题，很多法律法规过于原则化，可操作性较差，因此直接导致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出现问题。边沁认为立法应当条理分明地组合事实，再进行紧密的分析，为了防止事实被模糊的专有名词搞混淆，边沁非常并且肯定是过分地关注用“双分”或“两分”法来进行分类和分割，以便详尽无遗地概括和分析一个既定的研究领域⑥。因此适用边沁的立法思想可以解决我国目前立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三、边沁的立法思想对我国环境保护立法的意义

（一）边沁的立法思想与我国环境保护立法的契合点

2014年4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环保法修订案，这对于中国环保工作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从理论上来说，修订案加大了处罚力度，弥补了很多空白，提高了公众参与的力度，与边沁的立法思想在理论上有契合之处。环保法第一条规定，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⑦保护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都是环保法的立法宗旨，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在力求实现最大多数公民的最大多数幸福。

从实践上来说，首先，新法体现了边沁立法思想中“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和保护私有财产理论。新法专门规定了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民主性及社会力量的重要性得到了国家的重视。环境问题是关系到生活、生命及健康的重要问题，因此具体的解决过程需要人们的参与和支持。新法出台前，有关机关就在网络上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出台后的新法更是明确了公众参与的权利。此外，新法还明确规定要保护被检查者的商业秘密，商业秘密是被检查者的私有财产，在法律条文中对此明确规定有助于执法工作的顺利开展。其次，边沁的立法思想重视法律的实际功效。新环保法提升了处罚力度，环境监管部门不仅可以直接对企业进行查封、扣押等，还可以对污染企业进行“按日计罚”，废除了罚款数额封顶的规定，藉此提高企业对环保工作的关注力度，从而实现环境治理的目标。新法为实现环境的长久、可持续发展，规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措施，不再过于原则化，它以基础性环境保护法律的姿态赋予了一些机关相应的处罚权，弥补法律空白，消除一些模糊不清的界定，这些完全是从法律的实效性角度来进行考量的。

（二）对我国环境保护立法完善的具体指引

尽管新《环境保护法》有许多突破，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通过对边沁立法思想的借鉴，我国环保法的完整性和可操作性可以得到进一步提高。

首先，从立法体系来说，新《环境保护法》是作为一个基础性的法律出台的，依然存在着很多原则化、抽象化的内容，缺乏明晰性和可操作性，需要结合相关的配套细则来形成一套完整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从而解决其可操作性差的问题。可以根据边沁的系统立法及立法技术等思想，制定出一整套完备详细并具有极强针对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由于各地环境问题的差异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可以根据环境问题的共性制定一个指导性的法律规范，再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依据该行政区域内环境问题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适合本地区的具体的环境保护法律规范，并报全国人大审批，各地级市也可根据当地环境特点制定适合本地方的规章，对如何防治和监管环境做出详细具体的规定，由此就形成了既具有广泛覆盖性又具有实际操作性的自上到下的一套完整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对环境问题的预防和治理有着重要意义。

其次，从立法技术上来说，边沁主张完整性、普遍性、逻辑性、准确性的立法，要求采用科学的法律术语，且不能带有任何主观感情色彩。这对于改善我国环境保护立法的模糊性和含混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立法中应力求采用专业的中性法律语言，避免模棱两可条文的出现，同时法条相互之间要具有一定的逻辑性，且应是大部分公民都可以实现的。立法技术的提升对于既具有法律色彩又具有技术色彩的环境保护法律规范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从立法内容上来说，《环境保护法》是环境保护领域的基础法。它不是基本法，其效力等级并不高于一些专项法，如《水法》、《林业法》等，在一些具体细节方面与专项法冲突时，很容易被架空，得不到实施。因此相关立法机关应明确《环境保护法》在环境法律法规中属于基本法的地位，防止其成为空谈。边沁认为是否符合功利主义原则是判断法律好坏的标准，具体体现为法律的实用性如何，产生的实际效果如何。立法过程中应着重考虑这一标准，避免制定出的法律实用性较差，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注释]

①[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58.

②周敏凯.十九世纪英国功利主义思想比较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81.

③袁刚.边沁与英国政治现代化[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5）.

④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新华网，2015-1-12.

⑤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新华网，2015-1-12.

⑥[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7.

⑦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法[EB/OL].中国人大网，2015-1-12.

作者：樊珊珊

我国环境法的立法原则研究论文 篇3：

安全、公平、发展：环境法的价值谱系

法律价值作为法律目的的内在规定是法律目的探讨的起点和归宿，并深嵌在人们此在居处的安排之中。人的发展和自然循环之间不发生不可逆冲突，维持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是一切生态圈成员的生存基础，而人类的破坏性生产方式和消耗性消费方式正严重威胁着这一基础。环境法只有渗入人的此在居处，促成自然的稳态循环，才能避免生存基础的颠覆。环境安全、环境公平和社会发展作为环境法的价值谱系是构成这种保护的基本内容和价值目标。

[关键词]价值；目的；可持续；环境法

李义松(1963—)，男，博士，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河海大学环境与资源法研究所所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环境资源法、法理学(法哲学)等。张 广(1985—)，男，河海大学学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资源法。(江苏南京 210098)

本文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命法哲学初探”(项目编号：OSSJB720010)和河海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生命法哲学新探”的部分研究成果。

我国《环境保护法》第一条的表达采用了“为……，制定本法”的目的句式，将其理解为《环境保护法》的目的条款是没有问题的。倘若将《环境保护法》定位为环境法或是环境与资源法的基本法而进行修改，则现有目的条款不可避免地要根据这一定位做必要的调整。

目前，关于环境法目的的讨论常与环境法的价值、环境法的功能、环境法的伦理基础相联系，这些讨论不仅呈现了环境法所隐含的价值冲突或目的冲突，也尝试给出了环境法的价值名目。但遗憾的是，讨论常会因理论自身的困惑而陷入概念的自我纠缠而无法触及环境法的内在统一，或是仅仅在抽象的层次做概念的技术操作而使环境法讨论陷入实质的失语状态之中。

一、环境法的价值：环境目的论的起点和归宿

法律的价值和法律的目的虽然并非同一概念，然而它们之间却存在着不能割裂的关联。不管是基于直觉想象还是经验的分析，人们对自我的本质和世界秩序都存在着某些应然的假设，在此假设上人们安排了自己的此在居处并展现的生活能力，价值作为这一安排的内容和目标是这一假设的显现。欲求着生活的人，不仅需要将自己和客观世界作为一个事实接受下来，他也必然向自己和世界主张自己的欲求，并要实现这种欲求。在应然的假设的价值估价里，人们不仅设计了自己的此在居处，也划定了自然的可能状态，进而在生活世界里实验和实现这种设计和划定。于是人的生活也就纳入了规范世界，人也就成了规范的动物，如此一来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也就成了一个目的活动，价值也就因此实现了转化。从这个意义上看，法律的价值规定了法律目的，法律目的反映着法律价值，法律目的自身是不成为目的的，它不过是法律价值的表达。因此，把握环境法的目的也就不得不转向环境法价值的问询。

价值作为人们对自我本质和世界秩序的应然假设外在主张，不仅携有人此在的居处安排的信息，也设定了世界的应然秩序。然而不管是对于人的安排，还是对世界的设定，都不是指向客观世界的，它是围绕人构成它的理论中心，它终极要表达的是人应该如何行动和接受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客观世界作为一个事实是价值无涉的，无论是以极端的方式存在还是以有秩序的循环的方式的存在，自然都不会消灭自己。自然只有存在而没有死亡，它是不需要保存条件的，因此客观世界对它自己来说是无谓好与坏的，反倒是有死的人才需要特定的保存条件，冲破自然的稳定循环，人也就失去了自己的存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价值不是一个超越人自身的表述，它深嵌在人们此在居处之中，深嵌在人们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结构之中。

价值背后的隐语表明法律乃是人的一个自爱，是人们对自己和世界的应然追求。因此，法律作为价值实现的现实工具的本质不是一个必须服从的他律，而是一个人们应当自觉服从的自律，是一个选择的结果，毕竟人们愿意如此生活。在终极意义上，法律深嵌在人们对于此在居处的安排和世界应然假设之中，人们也只有通过对自己生活的合理安排和对自然循环的维持，才能让自己的发展和自然的循环保持双重和谐，进而实现自己和世界的统一。在这种意义上，环境法虽然是一个新的法律部门，但是它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它仍然能够归入“人们应该如何生活”这一传统话题。①

二、环境法的伦理基础：人类中心主义抑或非人类中心主义

目前，有关环境法价值基础的讨论常会陷入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纠缠之中。尽管，澄清环境法应该站在何种立场上建构自己不能说是没有必要的，不过这样的争议经常被概念混淆和认识肤浅所湮没，以至实用主义者主张这种争议完全没有必要。实用主义者似乎抓住了一点什么东西，的确，无论是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还是采取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人们都会采取保护自然的行动，因为没有人会期望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对立和危险的环境里。

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人的认识结构和实践结构，不仅是人们认识自身、发现世界的思维基础，也是人们实现自我和把握环境的精神品质，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结构和实践结构是不存在的。被流放到环境之中的生命，它要想认识环境和自身，就不得不将自己与环境相区别，把环境当作一个客观的实在进行认识，甚至人们认识自身也是在这个结构上进行的。我们只能立足于我们的思维基础将环境因素对象化，才能感知环境并依据我们的经验和直觉来假定环境的特征和本质。人们固然可以拟制自然的人格，设定自然有自己的价值体系，认为事物依据自己的目的自我实现。但是，这个论据并不能消除人类的认识结构对认识的内在规定，“君非鱼焉知鱼之乐”，所谓事物的自我目的终不过是人的一个假设。

非人类中心主义者指责人类中心主义者将人设置为自然的唯一的目的，认为人类对自然征服欲和破坏欲的无限膨胀是造成当今的生态失衡和环境破坏的根源。必须承认，这一批判切中了本体论上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硬伤，也揭示了当今环境问题的真实原因。但是，这一批判却忽略了认识论上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客观实在。人类只能凭借自己的思维结构去认识自己和环境，这是不能否认的真实。舍身饲虎、割肉肥鹰是无法想象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某些主张不可避免地暴露了自己法律浪漫主义倾向。

三、环境安全：人的可持续发展与自然的可持续循环

人是生态圈的一员，人依赖环境来提供物质资料和生存空间，人既不得不适应自然，也试图通过生产实践来改造自然，然而这个适应与改造的成功需要达致人与环境的和谐。

一个人与自然的不敌视、不冲突的环境意味着什么呢?不敌视、不冲突并不意味着停止人的一切具有风险的实践活动，要我们回复到结绳记事的原始状态，而是要求人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应遵循自然循环的规律，不打破自然的持续性循环，再从环境之中取得自己所需的物质资料和生存空间。

环境伦理作为人们对于此在居处的反思，它的终极意义是要人们寻求并促成人类发展与自然循环之间保持一定的稳态和大致和谐，至少它应该消除那些招致人与环境之间发生灾难性冲突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自然的存在或许并不需要稳定而持续的循环，因为它不仅可以以稳定循环的方式存在，也可以以极端的方式存在，然而自然所保有的样态却决定了人的生存条件。人是需要一定的保存条件的，不言而喻，自然稳定而持续的循环一旦被打破，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圈成员便会失去自己的生存基础。

环境安全②抑或生态安全是自然保持循环稳态的描述，它蕴含着生态圈成员的生存基础，也隐喻着环境法的底线价值。环境法是不能放弃环境安全的，不仅是因为这一价值目的使环境法得以区别于其它法律而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而且它也贯穿了环境法的全部制度和规范，甚至可以说它是环境法的逻辑起点和归宿。失去这个价值，不但会取消环境法的自在，而且也根本无法实现环境法对人们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制度关注。

现阶段在环境和资源保护法中出现一个突出问题：发展与环境保护总是不能兼顾，目前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无疑对环境是充满敌意和破坏的。伴随我国成为当今世界制造中心和国内建筑业的爆发式发展，我国的产业结构呈现了高能耗和高污染的特点。现代化的高消费也在我国广大城乡逐渐确立，高消费不仅消耗了大量资源而且也为工业污染提供了动力。这些都对我国的环境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作为对人此在居处的反思，环境法必须使人们复归于自然，使人们接受自己只是生态圈的一个普通成员，并且消除因人的生产与消费而制造的人与环境的灾难性冲突。我国环境法的目的条款没有环境安全的直接描述，将来的环境保护法修改并增添这一价值目标是非常有必要的。

四、环境公平：环境资源的分配正义

法律规范不仅形式上为人们提供了行为模式，它实质上也确认了某种社会的利益分配形式。现今隐藏在环境法背后的一个严峻问题就是环境资源分配③的不公正和不合理，未来将环境保护法作为环境法或环境与资源法基本法进行修改这一问题是不能忽略的。期待环境资源的平均分配当然是错误的，分工条件之下的社会必然要求将生产和分配纳入一种宰制，从而也就需要保持资源的相对集中。这样不仅能提高单位资源的效用，减少污染和消耗，并可用效率来填补资源稀缺所制造的巨大需求。然而，资源的这种集中不应剥夺人的生存基础，否则集中所带来的一切收益都会失去它的正当性，并会成为人剥夺人的实证。不幸的是，现今的环境资源分配体制恰恰失去了公平，人类社会的部分代内成员和代际成员以及生态圈的其它成员的生存基础被人类社会的另一部分成员无情地侵蚀着和剥夺着。在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掠夺着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转移着污染、推卸着自己的环境责任，更不要说人们基于自己的短线利益而肆意剥夺生态圈其他成员的生存基础了。

环境法作为保护生态圈成员生存基础的制度设计，它应该保证由环境安全所衍生的环境利益在实质上能被生态圈全体成员所真正享有，这是环境安全的自然延伸，也是环境安全的当然之意。不过，现实却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番情形：不仅弱势群体和后代子孙的生存基础受到了野蛮开发自然资源的严重侵蚀，而且弱势群体也分享不到局部环境改善所带来的环境利益，他们不仅承担了环境公害的灾难，而且也无法得到环境侵害的适当补偿。倘若默许这种环境资源分配不平衡的状态，环境法保护的只能是发达国家或强势群体的生存基础，弱势群体、后代子孙和其他生态成员本应享有的保护就会被架空。弱势群体和其他生态成员也会因为自己被边缘化而引发对社会和自然的敌意，从而加剧环境灾难的恶性循环。如此建构起来的环境安全，不仅是一个不安全的系统，甚至是一个反安全的系统。

作为生态圈的一种生命，人既然承认自己拥有追求自我延续和自我实现的生命冲动，那么他就不能认为生态圈其它的成员没有这种冲动。完全忽略其他生命在生物圈所享有的环境利益，是同我们的正义观念相抵触的。既然人类过多地从自然环境中攫取了环境资源，破坏了生态圈其它成员的生存基础，人类就当然有避免这种侵扰或将其回复的当然义务。

人类倘若不能否认人类仅仅是生态圈的一员，那么他就没有权力剥夺其他生命自我延续的权利，那么在环境利益的分配中人类也就必须考虑其他的生态圈成员的生存需求，尽管人类似乎已经强大到了让其他生命不得不屈从的地步。在人类内部，这种资源的分配也要努力促成某种公正，环境是属于生物圈全体成员的，任何一个种类或是一个种类的某一集团垄断或是不公正地支配环境资源，不仅会侵犯了其他成员的生存权利，也必然会招致环境灾难的不公平负担。

全球化的推进不但没有带来市场向人们允诺的平等，反而在新一轮的世界分工过程中将不同群体纳入了环境利益分配更为残酷的等级制。在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凭借资本控制，以绝对优势支配着全球的环境资源；而在各国国内，既得利益阶层攫取了和侵蚀着弱势群体的生存基础使得弱势群体人们处在更为不利的生存境遇之下。因此，环境法面对的背景也就超出了一个国家和一个阶级的利益，人们也就不得不在全球背景下和社会整体中考虑自己的环境境遇。

环境保护法作为环境法基本法来修改，第一条作为环境法之目的描述亦不能不瞻顾环境资源的分配，它有必要建构和保障一种环境资源分配公正机制。这种机制不但要在人类内部矫正环境资源分配的极端不平衡状态，保障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基础和生存尊严，也要为其它生命体提供必要的生存基础。只有这样，一切对于环境资源的开发或利用才能说是可以被接受的。

五、社会发展：环境法不能不考虑的价值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个需求大国，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需要维持一个有着一定规模的社会生产。发展作为满足这种需求的可行途径，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不能放松的重心。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在我国的确立不仅增加了社会生产的活力，也催生了新的需求的持续生成，因此，继续扩大生产规模也就成了我国发展的内在逻辑。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也注意到，近三十年的社会发展不仅促成了社会的发展，也带来严重的发展后遗症。人们的心情并非如当初想象的那样愉悦，在物质财富空前丰富的同时，人们的生存压力也空前膨胀了。物质财富的积累似乎并没有充分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人们反而陷入了物质需求不断膨胀的深深奴役。

这一切都迫使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的“发展”所坚持的是怎样的一个逻辑?尽管近来破坏性的单向度发展作为一种人造危险在事实语境逐渐趋淡，但是，“现代性”作为发展的基本目标还是深深嵌入我们的语境的，我们可以预言城市化和工业化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仍然要继续统治国人的思维。“现代性”不仅给我们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假想目标，也给我们预定了一套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虽然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业已显示了这种“发展”的诸多问题，可我们还是没有能够逃离这种“逻辑”的“诅咒”，这种“病症”还会继续随着我们社会发展④不平衡的加大而不时发作。

单向度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问题在于：社会生产的目的(满足人的需求)被异化了。商品经济的思维是简单而明了的，市场的通行话语就是攫取利益，在这种语境下市场的需求也就与人的需求失去了等值关系。夸大和制造市场需求是资本增值的内在规定，资本无节制的膨胀替代了人的真正需求。一方面，市场为人们提供了大量过度复制的、并非人们真正需要的且无力消费的商业产品；另一方面，人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却常常陷于匮乏——市场利用各种手段刺激的消费“欲求”是与其所需推销的产品相“配套”的，而不是考虑人的真正需要。这样，发展所允诺的要充分满足人的需求的诺言也就失效了，市场作为利润角逐的场地将资本的无限增值作为了自己存在和扩张的唯一目的，资本不仅支配了劳力、资源和市场，也全面控制了我们的生活。

这一切都表明当发展仅仅作为产品的无限复制和资源的过度消耗，而不考虑人的真正需求时，这样的发展不仅会耗掉我们有限且不可再生的资源，打破脆弱且难以恢复的生态平衡，最终也会多方面地威胁我们自身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对于这种单向度发展的迷信是不得不剔除的，一切社会运行倘若脱离“为了人”这一内在规定都是灾难的酝酿和危险的累积。对于今天环境问题的凸显，单向度经济发展逻辑负有不能推卸的责任，破坏性的生产方式和消耗性的消费方式隐含了对环境和人的巨大敌意，因此未来的发展将不得不进行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转向”，可持续发展和无危害消费将是未来发展的一个价值目标。尽管“转向”面临着重重阻力，但我们必须“转向”，因为只有考虑了人的真正需求的可持续发展才有可能达致与环境的和解。环境法不能是纯粹关于自然环境的制度设计，它必须渗入人类的社群内部，必须渗入人的生产和消费的全过程。因而，只有放弃对自然的敌意和破坏，我们才有可能期获自然的友好。

六、环境安全、环境公平、社会发展：环境法的价值谱系

环境安全、环境公平和社会发展⑤作为环境法的价值目标并非并行不悖，现存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它们之间必会存在严重的价值冲突，要解决这种冲突就需要厘清它们之间的等级，确立环境法的价值谱系。

环境安全作为环境法的底线价值，不仅使环境法获得了自己的实在意义而成为了独立的法律部门，也蕴含了环境法的实质内容。环境法作直率的理解就是为了保护生物圈成员的生存基础，消除人为因素制造的环境灾难，这是环境法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目标。要兑现这一允诺必然要求环境法确认环境安全这一价值目标，而且要将其作为首要价值来确认。

环境公平作为环境法的基本价值，不仅使环境法所保护的生存基础被生态圈成员所实质享有，实现环境保护的真正意义，而且必然会通过这种实际意义激起人们的环保意识和激发人们的环保行动。追求公正是法的一般价值，在这一点上，环境法需要同传统法律取得联系，环境法不应该成为一个边缘制度，它应该融入法律的主流。

社会发展的作用在我们国家是不能否认的价值方向，也是环境法不能不兼顾的价值目标。我国的现状决定了我们的社会不能离开发展，发展应该在产业结构调整和生活结构改造上体现自己的环境价值，它不应该成为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的征兆。人们不但需要一定的物质生产，人们更需要一个与环境和人自身不冲突的物质生产。

在环境安全与环境公平的冲突中，自然需要向环境安全倾斜，只有保护住诸生态圈成员的生存基础，才有资源分配的可能，无米之炊是不可想象的。在环境公平和社会发展之间，我们应该突出公平，社会发展使得我们聚积了一定的社会基础，今天公平不是一个什么奢侈的目标，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仅加剧了社会矛盾也影响了发展本身。在环境安全和社会发展之间，我们必须强调环境安全，现存的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要想得到矫正就必须向环境安全倾斜。

环境法的价值谱系，是环境正义、环境公平和社会发展的对立统一，环境安全、环境公平和社会发展构成了环境法的基本价值谱系。这个谱系既抓住了环境法的终极目标和实在意义，也考虑了环境法作为法律的社会结构和现实状况。因此，这一价值谱系对环境法将来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七、第一条修改的可能方案

总之，环境法的价值体系应该是环境安全、环境公平与社会发展的位阶谱系，即确保环境安全、促成环境资源的公正分配和兼顾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对立统一。由此，环境法的目的⑥也就得到了确立，即促成人的可持续发展和自然的可持续循环。

现行的环境法目的条款表述为：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制定本法。首句将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并提似乎是不合适的，因为人类的生活环境也隐蔽在生态环境之中，人作为一个环境动物仍然是生态圈成员；同时忽略自然环境是不当的，自然作为一个远离人类聚居群落的空间今日已经深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将其排除在外是不能完全保护生态圈的生态基础的。因此，建议首句可表述为：为了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维持生态安全……

次句将环境污染归入环境公害，既然如此，简化为防治环境公害也是可以的。第三句仅仅言及保障人体健康似乎是不能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指责，因此将其修改为：保护人类及其它生态成员的生存基础…。尾句作为环境法不得不瞻顾的价值，保留之仍然是可以接受的。

综上所述，建议第一条修改为：为了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维持生态安全，防治公害，保护人类及其它生态成员的生存基础，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制定本法。

注释：

①钱水苗教授站在传统法学的立场上认为环境法仍然处理的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尽管，法律能否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动物能否作为权利主体等问题尚有诸多争议，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环境法许多的规范确实直接指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动物甚至植物事实上享有了法律提供的某些保护，对于这些事实该反思的似乎并不是环境法而应该是传统法学。参见钱水苗著：《环境法调整对象的应然与实然》，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刘建辉博士认同了环境法调整人与自然的功效关系。环境法尽管是指向人类自身的，但是环境法并不否认人与自然的功效关系，而是要通过人的能动矫正这种功效关系的扭曲。参见刘建辉著：《论环境法的价值》，载《河北法学》2003年第2期。

②关于环境安全，人们通常强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可持续发展理念对环境法的发展确实具有诸多启示。尽管，“可持续发展”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但是目前对人与自然这种关系的关注似乎被人类代内和代际之间的资源分配问题所湮没了；而且“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提法似乎是不妥的，因为自然要的不是发展，自然要的是循环，要发展的乃是人。参见高利红著：《环境法学的核心理念——可持续发展》，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1期。

③蔡守秋教授在探讨环境秩序与环境效率价值时，提出了“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的发展机制”，不仅注意了人对自然的功效需求，也兼顾了人对自然的效用，触发了环境资源分配问题解决的可行机制，使得环境资源分配问题获得了环境法视角的整体考量。参见蔡守秋著：《环境资源法学基本理念的含义、来源和发展——一论环境资源法学的基本理念》，载《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蔡守秋著：《环境正义与环境安全——二论环境资源法学的基本理念》，载《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蔡守秋著：《环境公平与环境民主——三论环境资源法学的基本理念》，载《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蔡守秋著：《环境秩序与环境效率——四论环境资源法学的基本理念》，载《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李培超博士和王超硕士的讨论中涉及了环境正义的原始意义，不过这种定义只是限定在环境资源的代内分配问题，与通常讨论代内和代际、人与生态圈其他成员的环境利益分配无涉，显得过于狭窄。因此环境公平的内容似乎是模糊不清的，不过它们都与环境资源分配问题相关联，在这种情形下将环境公平理解为环境资源的分配价值是恰当的。参见李培超、王超著：《环境正义刍论》，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④相关的研究参见孟庆瑜，王丽敏：《面向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资源法与环境保护法的比较研究》，《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高利红：《环境法学的核心理念——可持续发展》，《法商研究》2005年第1期等。

⑤周珂教授和竺效博士在环境法修改的立法原则探讨中论及环境安全、环境公平和社会发展这三个价值，遗憾的是他们忽略了生态圈其它成员的保护，不过，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环境安全、环境公平和社会发展作为环境法的价值谱系贯穿于环境法的整个制度，是得到广泛支持的。参见周珂、竺效著：《环境法的修改与历史转型》，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⑥关于环境保护法的目的条款，竺效博士主张修改为：本法的目的是保障与人类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处于良好的状态，不受不可恢复的污染、破坏，实现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一观点把握住了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只是，“良好的状态”、“不可恢复的”、“和谐”的涵义过于模糊，其它生态成员生存基础的法律保护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考虑。参见竺效著：《<环境保护法>修改中的法律目的条款探究》，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4期。

【责任编辑：莉 茹】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李义松　张　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