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立法探究论文

【内容摘要】《刑法修正案（九）》当中针对暴力袭警的法律条令是保障我国警察权益的具体展现，同时是我国刑法在立法上的必然要求。在基础性的认识和理解之上应用此条令，是对检察者的关键要求，是有效确保警察的人身安全以及合法权利的重要通道。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我国刑法立法探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我国刑法立法探究论文 篇1：

基于立法规范视角下的转化犯问题研究

摘 要：刑法的罪数形态问题一直是各国法学界矢志不渝的研究论题。转化犯作为我国刑法所独创的罪数形态，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适用。但法学界对此问题有着颇多争论，其立法规范研究进程缓慢。如何从立法规范角度夯实转化犯的理论根基，是我国法学界和立法机关面临的重要课题。鉴于此，本文将从阐释转化犯的立法价值定位入手，结合法律条文剖析转化犯的相关争议问题，探寻转化犯的立法完善策略，旨在为健全我国刑法的罪数形态理论体系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立法完善；转化犯；问题研究；价值探讨

作者简介：孙远（1992-），女，汉族，四川绵阳人，西南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

一、引言

转化犯，学界普遍认同的定义是“行为人在着手实施某罪时，因特定事由而符合另一种犯罪的构成要件，从而转化为另一种犯罪，并按另一种犯罪定罪量刑”。基于这一概念，转化犯的法定性、转化性、唯一性及趋重性等四大特质成为该问题的研究基础，是完善转化犯立法的重要理论驱动力。以立法规范的视角审视转化犯问题，有助于贯彻落实转化犯的法律适用、帮助刑事审判准确地定罪量刑、完善我国刑法的罪数形态理论，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转化犯的立法价值定位

从立法实践来看，转化犯作为一种独立的犯罪形态，其在立法技术、立法体例上仍有明显欠缺。但不可否认作为实质一罪重要法定情形之一的转化犯，在刑法中具有其独特的立法价值。

（一）符合刑法谦抑原则

所谓谦抑性原则，是指立法机关争取以最小的立法成本获得最高的立法价值，即通过限制以有效避免立法的繁冗与苛刻。转化犯作为刑法立法秉持谦抑性原则的典例，其具有唯一性，要求在刑种设置、量刑情节以及追诉时效等方面必须依照转化罪的规定，而与本罪行为无关。由此可见，我国立法是以谦逊抑制的态度规制转化罪，争取以最少量的刑罚获得最大刑罚教育效果。

（二）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法定性是转化犯的首要鲜明特征，也是其与吸收犯、牵连犯等其他罪数形态的关键区别点。刑法将转化罪在转化前、转化后的犯罪行为及转化条件等都明确规定于法律条文之中，也就是说法律无明文规定的就不是转化犯。因此，转化犯的立法设置与我国刑法“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①的罪刑法定原则完美契合。

（三）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转化犯的趋重性要求由于转化犯的转化后行为重于本罪行为，因而对其定罪量刑亦应严厉。此性质高度符合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例如，“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②盗窃、诈骗、抢夺之后的暴力行为已然超过其本罪的构成要件范围，社会危害性增大。如果仍按本罪定罪量刑，则会因量刑过轻导致放纵犯罪。而将其转化为抢劫罪定罪处罚，能够在顾及犯罪性质的基础上，真正做到“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③。

三、转化犯的相关问题剖析

（一）是否包括非罪与罪的转化

转化犯的转化基础是学界一直争论不止的问题之一。一种观点认为转化基础涵盖非罪行为，主要是由于如果排斥转化犯的非罪基础行为，可能会导致危害大的违法案件不能得到合理惩治。但笔者则认为不应将转化犯包容非罪向罪的转化，原因在于，首先，转化犯是罪数形态的类型之一，罪数形态的转化理应是罪与罪之间的转化，因而转化犯的转化基础必须是犯罪行为；其次，如果将非罪行为纳入到转化犯的转化基础体系中，则会导致刑事类推，从而违背转化犯的立法价值根基——罪刑法定原则；再次，涵盖非罪行为的转化犯将会给司法审判者更宽泛的裁量范围，导致其面临巨大审判压力；最后，从国际范围内来看，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已明确规定转化犯的基础须以构成犯罪为条件，故此为我国转化犯的立法研究提供了良好范例。

（二）是否包括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的转化

目前，刑法学界存在“犯罪可以在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之间双向转化”的观点，其判断依据在于行为人的犯罪动机变化。对此，笔者持不同观点，认为我国刑法所规定的转化犯，均是在故意犯罪之间发生转化，也不存在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之间互相转化的立法例。一方面，转化犯作为罪数形态有其特定的法律内涵，任何对其扩大或缩小的外延解释都不具备法律根基；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之间的“转化”状态，均依据牵连犯从重处罚或者数罪并罚进行量刑裁判，与转化犯不具有实际关联。

（三）是否以既未遂为必要转化条件

转化犯前罪的犯罪状态是构成转化的条件之一，换言之，处于既遂、未遂或预备状态是否都能成立转化犯正是学界当前争议焦点。持肯定说法的观点认为，本罪的犯罪预备状态也能构成转化犯，其理论依据是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的区分点——是否着手实施犯罪行为较难界定，因而就一言以概之。而笔者认为本罪行为只有在既遂或未遂状态下，才能够成立转化犯。这是因为犯罪未遂与犯罪预备存在动机和危害上的本质区别，如果犯罪预备状态也可成立转化犯，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例如，行为人存在盗窃的故意犯罪动机，但着手实施前改变犯罪意图，临时起意抢夺财物，已然符合抢夺罪的构成要件，故不能以其转化为抢劫罪论处。

四、转化犯的立法规范完善

随着社会经济和法治建设的深入发展，我国立法机关和学者应当致力于完善转化犯的相关立法规范，有针对性地弥补现行法律在该问题上的缺陷，为深化其司法实践适用奠定法律根基。

（一）完善立法内容，明确转化界限

转化犯的转化性决定其内容是轻罪转化为重罪，而划定轻罪与重罪则需要明确的法律界限。例如，在刑法第247条规定的以刑讯逼供罪和暴力取证罪为基础，第248条规定的以虐待被监管人罪为基础，第292条规定的以聚众斗殴罪为基础，并共以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为转化罪的法条中，均以“致人伤残、死亡”为其界限依据。但其中，“伤残”程度是很难明确划定的问题，法条没有明确说明是轻伤、重伤还是残疾，但司法解释则对伤残评级有十分细致的规定，这就可能造成立法与司法之间的脱轨，从而丧失立法意义。因此，在完善立法内容的基础上明确转化界限，是规范转化犯立法的首要举措。

（二）更新立法模式，丰富立法层次

从世界范围来看，转化犯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以专门法条设立转化罪，二是在本罪中规定转化犯条款，三则是将转化犯涵盖于罪状。我国转化犯的立法模式，除刑法第269条转化型抢劫罪采专门法条形式外，其余均采用在本罪中规定转化条款的形式，因而在立法模式上稍显单薄。转化犯立法规范的完善，从程序上应当综合利用三种立法模式，积极拓充立法手段，以丰富的转化犯立法层次应对愈发复杂的社会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

（三）精确立法语言，强化指导意识

现行刑法对某些转化犯罪的表述存在语言缺陷，如用“致使产生什么后果”来一概衡量转化基础与转化条件，缺乏对具体犯罪的针对性考量，不严谨的法律语言可能误导司法审判者，最终造成司法裁决偏差。此外，目前我国刑法将转化犯全部以具体法条形式规定于刑法分则中，缺乏总体指导原则。因此，完善转化犯的立法规范，应在刑法总论中添加对转化犯问题的整体指导意见，以精确的法律语言、从立法的角度强化对司法实践的指导意义。

五、总结

总而言之，基于立法规范的视角探讨转化犯问题，须以转化犯的法定性、转化性、唯一性和趋重性为研究基点，以谦抑、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等刑法原则为价值基准，以争议问题为探究角度，以完善立法内容、更新立法模式以及精确立法语言为具体策略，切实发挥转化犯的司法实践价值。

[ 注 释 ]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条之规定.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9条之规定.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5条之规定.

[ 参 考 文 献 ]

[1]李海伦，邓小俊.转化犯立法完善刍议[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0（05）.

[2]李亚峰.我国刑法中转化犯规范研究[D].郑州大学，2013.

[3]王珺.转化犯的概念及其立法完善[J].扬州职业大学学报，2008（03）.

[4]陈伟.转化犯的立法价值与立法例的理性反思[J].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8（06）.

[5]侯帅.转化犯立法必要性和合理性的反思——以转化型故意杀人罪为视角[J].公民与法（法学版），2011（12）.

作者：孙远

我国刑法立法探究论文 篇2：

妨害公务罪中暴力袭警的适用性

【内容摘要】《刑法修正案（九）》当中针对暴力袭警的法律条令是保障我国警察权益的具体展现，同时是我国刑法在立法上的必然要求。在基础性的认识和理解之上应用此条令，是对检察者的关键要求，是有效确保警察的人身安全以及合法权利的重要通道。

【关 键 词】妨害公务罪;暴力袭警;适用性

人民警察在执行公务的时候难免会遇到侵害事件，严重影响国家公安部门的工作权威树立，损害了国家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度。在我国的《刑法修正案（九）》当中的关于暴力袭警的条令：“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这就是在我国国家立法之上针对警察的公务权利给出的明确的关注和重视，呈现出国家对于警察特殊公务行为的着重保护[1]。因为此条令是原则性表述，并没有针对暴力袭警的具体行为制定法规，致使相关法规的应用不清和模糊，从而影响和阻碍国家法律司法当中各个工作单位的全面认知和相应操作。从条令法规的践行来分析，国家司法部门有着对于暴力袭警事件的不全面和规范，由此不但影响了相关刑法条令的运用公平，而且阻礙了国家人民群众的对于相关法律条令的认可程度[2]。

一、暴力袭警的具体概念

暴力袭警并不是源于我国刑法的相关内容，也并非我国法律上的专业和规范性用语，而是根据影响警察执行公务的全部内容的抽象性概述。

（一）相关文献整理

根据关键词——暴力袭警，进行相关文献调查和整理，通过中国知网等文献查找窗口，一共检索到一百三十五篇有关暴力袭警的文献，删除重复性的文献内容以及报纸内容，剩下的有效文献一共有七十六篇，文献的发表时间最早在二零零二年，最新的时间为二零一七年，当中文献作者清晰对暴力袭警概念进行表述的共有二十篇文献[3]。

在暴力袭警的概念表述当中，研究人员对其的文字阐述大多一样，但从暴力袭警的含义以及具体行为范围还是能够总结出详细的五种观点和思想。第一、采用暴力方式妨碍和影响警察合法执行公务的所有行为均属于暴力袭警。此说法没有从全面的方位解析暴力袭警的法律条令，存在以偏概全问题。假如暴力的主要因素就是暴力袭警条令的重要因素，亦或是特殊的因素，就和影响和阻碍公务罪的相关因素及要素吻合，那《刑法修正案（九）》对暴力袭警的条令的制定就出现了对相同犯罪行为的重复性判定，明显违反了我国法律制定的严谨性要求，也就失去了增设的作用和意义;第二、暴力或者威胁等等方法严重妨碍警察合法执行公务的具体行为属于暴力袭警，此观点将对警察合法执行公务的威胁言论和行为也视为暴力袭警的方式手段之一;第三、足以在警察合法执行公务时伤及其自身生命安全而构成暴力袭警的所有行为均属于暴力袭警，此观点尽管没有对行为进行明确的说明，不过判定只要此行为对警察造成了人身安全伤害就属于暴力袭警;第四、采用打人、捆绑等等危害到警察人身安全的所有行为均属于暴力袭警，此观点判定暴力袭警的行为是非常强烈的有形力量;第五、采用打、扯、撞、咬，以及采用利器等行为致使警察的身体受到损害的所有行为均属于暴力袭警，此观点是以他们的行为对警察造成了人身伤害来作为判定准则的，这一观点判定出发点是就事件的结果来进行考虑的[4]。

二、将暴力袭警视为合法惩罚的合理及科学性

针对严肃的暴力袭警现状，应否设定暴力袭警罪是我国法律规定中争议强烈的问题。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当中针对暴力袭警行为能够起到严格的规制作用，但是为了能够更全民的确保警察自身生命安全权益，以及警察的社会治安管理工作职能的充分实现，显示警察群体工作的特殊性地位，增加对社会中暴力袭警不法分子的强有力镇压，应该在我国目前实行的刑法当中设定具体的犯罪罪名。不过同时也有反对的声音出现，觉得我国目前实行的法律体系能够对暴力袭警不法行为做到充分有力的制约，不需要在浪费国家的刑法条令来对此行为进行专门的罪名制定，并且认为过度的关注暴力袭警事件和行为，会间接地增加和扩大警察的权利，致使一些警察故意使用此罪名，由此危害到其他无辜众人的正当权利。同时还有一种说法，将这两种说法综合起来，想要从中找到折中的说法，在明确暴力袭警事件的严重性时，还关注在警察权利上的控制。在确定妨碍公务罪能够解决袭警事件的基础上，把暴力袭警的行为在判定为此罪行的加重性罪行来进行处理。目前我国的《刑法修正案（九）》当中的有关条令的设定，正好说明了最后这种说法的科学性[5]。

三、暴力袭警在适用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在我国的刑法《刑法修正案（九）》当中明确指出“故意袭击合法履行公务的警察，根据其中相应条令要严重惩罚”。所以，在对于此条令的适用进程上，一定要严密围着暴力袭击这一关键词和合法履行公务的警察这一关键词进行展开。

（一）袭击行为必须属于“暴力袭击”

第一，要合理、科学地清楚暴力为何含义。“暴力”是对公民的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胁和迫害。正是由于暴力的严重危害程度，国家的相关立法人员才把“暴力袭警”归入到妨害公务罪行上最为严重的罪行之一，所以势必要对其进行严厉惩罚。严重的暴力行为最为明显的特点，展现在能够控制他人的任何反抗行为，例如对他人进行殴打等等。“暴力袭警”当中的“暴力”二字，必须从“妨害公务罪”的合法权利出发，由此是要全面考虑犯罪人员的犯罪目的和行为、犯罪使用的工具、对他人造成的伤害，以及犯罪人员年龄和身体综合素质等等来综合全面的进行判定。年纪较大、身体综合素质较差的人员对他人的较轻打击行为，例如拉扯、推拉未对他们身体造成严重伤害的，不应判定其罪行为妨害公务罪当中的暴力事件。第二，把“暴力行为”和“威胁行为”进行区分。在我国刑法《刑法修正案（九）》当中的“暴力袭警”行为从严重惩罚事件罗列出，意思就是“威胁”警察合法执行公务的行为事件按照妨害公务罪中的一般情况处理，所以，一定要把这一行为和“暴力行为”事件的性质划分开。其中“威胁行为”和“暴力行为”在性质上的不一样之处是“威胁”并没有把威胁当中的“暴力行为”转化成实际行为。因为“威胁”是对他们心理以及思想上的强行控制，并没有落实的暴力行为，所以在对此情况进行性质判定时，要求对行为事件的性质及证据进行严格的调查，将那些由于对警察合法执行公务活动的理解不当，在警察执行公务时说了不恰当的言论，不应判定此行为为“威胁行为”。

（二）暴力袭警的对象为正在合法执行公务的警察

1.合法履行公务。我国妨害公务罪名的判定应该将警察执行公务的行为合法性作为重要的前提条件，其中包含了主体适用范围、权利以及公务程序合法得当。警察的公务履行行为必定要满足我国法律相关的条令条件、形式以及要求，如果出现不当地方，就失去了妨害公务罪成立的主要基础。

2.符合警察职位的特定性质。规定妨害公务罪的重要主体必须是国家政府机关单位的工作者。根据有关条令，国家政府部门聘请相关警务人员，例如辅警，在他们履行公务时，也拥有相应的主体资格。意思就是辅警等工作人员都是妨害公务罪应保护的人员。需要认真思考的是辅警等执行公务时是否符合暴力袭警情况中的保护人员。经过我国政府对《刑法修正案（九）》当中的明文规定，“对合法执行公务的警察进行严重袭击的行为才符合袭警的判定原则”，所以，对于辅警等不应作为暴力袭警的保护人员，意思就是对于那些采用暴力方式影响辅警等合法工作行为的事件，只可以按照妨害公务罪一般情况判定。

四、结语

我国的《刑法修正案（九）》中对于暴力袭警的相关条令是对我国警察争当权利的有效保障，同时也是我国刑法在立法上的经济性要求，在全面认知和理解此条令的之后应用此条令，使得警察合法权利的途径得到确保。

参考文献：

[1]梁晟源.妨害公务行为定性之探究——兼论《刑法》第277条的立法完善[J].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7（3）：11-14，19.

[2]万泓.浅谈袭警的内涵及我国《刑法》的应有选择——兼论妨害公务罪的完善[J].职工法律天地，2018（8）：214.

[3]万泓.浅谈袭警的内涵及我国《刑法》的应有选择——兼论妨害公务罪的完善[J].职工法律天地：下，2018（004）：214-214.

[4]于安宁.袭警行为入刑的合理性研究——兼议《刑法修正案（九）》对妨害公务罪的修改[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6，35（3）.

[5]于安宁.袭警行为入刑的合理性研究——兼议《刑法修正案（九）》对妨害公务罪的修改[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35（2）：49-52.

作者：邓吉宁

我国刑法立法探究论文 篇3：

论刑法中的法益保护原则

摘要：中国作为一个法治国家，十分重视对于法益的保护，本文拟从在刑法的立法领域研究法益保护原则，了解在刑法治社会中所产生的法益纠纷，有利于完善我国刑法领域的法益保护制度，构建系统化的社会主义基本法制理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通过考察我国刑法上的法益保护原则，从我国立法现状着手，提出完善我国立法、司法两个方面的建议，以此来探讨我国刑法中的法益保护原则。

关键词：法益保护原则；人权保障；罪刑法定原则

作者简介：潘梦瑶（1994-），女，蒙古族，内蒙古人，贵州民族大学，硕士在读。

一、我国刑法中法益保护原则的立法规定

依据我国1997年刑法第三条中规定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其中，这条仅仅在字面上表明了罪刑法定的原则，但在刑法理论上对于刑法法益都予以了认可。不同于德国，我国的刑法法益历经一元论至多元论，演变成了国家的法益、社会的法益以及个人的法益，这三种不同层次法益的叠加。在这样的法益构造里，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国家的法益，再者是社会上的法益，个人的法益是处于最次的位置。因而，我国的刑法便按序对于这几种法益进行集中性的保护。

二、我国刑法中法益保护原则存在的问题

对于我国的法益发展史以及现状的考究，立法者们对于法益的关心程度不一，最为重视的是国家法益，其次是社会法益，个人法益位于最后。这种层次划分使得我国的刑法法益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我国现今的法益保护原则与当代社会的法益论不同步。当今社会的法益结构正为以前的国家、社会、个人三元层次渐渐蜕化成国家、个人、社会、生态这种四元层次的法益。因此，刑法作为保护法益的重要手段之一，无疑也应该做出适应这种法益结构的调整。我国现行刑法是按国家的法益、社会的法益及个人的法益这三种法益所制定的，与当代四元法益论并不相同步。

其次，我国刑法中的法益保障作用未能切实到位。我国的刑法属于公法，能夠为其他的部门法的正确施行提供保障。由于时代的进步，法律法规也随之不断的革新，法益层次和构造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刑法的法益保障作用日益扩张，变为了对公法与私法以及社会的保障。

再次，我国刑法中的法益保护与法治建设的要求不契合。当今社会的法律法规即为维护公民的基本权益的一种强制性措施，由此可以体现出律法的精神，更加为现代法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难看出，不论是从整个法治社会的角度来看，抑或是刑事法治这方面来说，对于个人法益的保护始终是最为紧要的任务。但是细看我国刑法中的相关规定，个人法益的地位相较国家法益与社会法益而言相距甚远。

三、我国刑法中法益保护原则完善建议

我国的刑法法益构造存有一些弊端，从而使我国刑法法益效用发挥不够全面，其价值也未能予以完全体现。由此，从立法与司法的角度对于我国的刑法法益构造提出一些完善建议。

（一）对于我国刑法中法益保护原则的立法完善建议

第一点，首要应该完善刑法法益系统中的基本因素。我国刑法法益理论如今仍是三元法益论，所以建议在我国刑法对于法益保护的力度保持上升趋势的基础上，把对生态法益产生危害的犯罪行为中划分成单独的部分，一并把这样的行为进行犯罪化处理。

第二点，则是将刑法法益系统中各种基本因素的顺序进行排列。把个人法益放在刑法法益结构中的首要地位，其次是社会的法益，再是生态上的法益与国家的法益。一个国家的主权在国际社会中是十分重要的，当代社会的刑法立法必然是以国家的主权为前提而存在的。

（二）对于我国刑法中法益保护原则的司法完善建议

刑法法治主要体现在了罪刑法定原则之上，但也与法益保护原则的运用有着息息相关的作用。法益保护原则的树立，并不代表可以随意的入罪出罪，它自身的规范性需要它能够依法合规进行。

依据我国刑法的现状，法益保护这一基本原则还仅仅是在立法上得以表明，在司法上仍留有缺憾，需要进一步落实贯彻到司法之上，予以司法化。如今我国的刑法在一方面上，未曾对法益保护原则的探究加以重视，从而导致法益保护缺乏切实可行的理论进行引导；在另一方面，有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探讨亦是对法益保护原则的一种发展形式。因此不难得出，罪刑法定原则和法益保护原则应该同步发展，对于罪刑法定原则和法益保护原则它们之间的关系更应当小心处理。

四、结论

刑法中的法益保护原则在现代社会的发展的大环境中，滋生了新的观点和矛盾，其主要表现在与社会法治需求不同步、与当代刑法理念不配套等之上，法益保护原则有其自身的特性，在我国立法与司法领域存在其独特的价值。

我国的刑法学者们更应当直面刑法中各种棘手的问题，多多重视刑事司法实践活动，司法实践中的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探讨。将法益保护原则贯穿在刑法推行的全过程之中，进一步在实践中获得真知，再以经验教训指引未来的法益发展方向。我们应从意识形态领域着手，加强立法、司法能力，从而提高保护刑法法益的能力，使法律法规更加适应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苏永生.论我国刑法中的法益保护原则——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条新解[J].法商研究，2014.

[2]克劳斯·罗克辛.对批判立法之法益概念的检视[J].法学评论，2015.

[3]李淑亚.刑事和解中的法益保护研究[D].郑州大学，2010.

作者：潘梦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