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税制立法改革论文

税收制度（简称税制）一般是指国家对税收这种无偿性、强制性和规范性的分配活动以法律或法规形式制定和颁发的一整套具体课税办法的总称，是规范国家征税和纳税人纳税的法律规范。在我国农村和城镇实行的是两套税制，在城镇中主要是实施的工商业税制，而在农村则又有———独立的税制即农业税制。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我国农业税制立法改革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国农业税制立法改革论文 篇1：

暂缓统一城乡税制之我见

摘要：在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很大，农民收入很低且生活缺乏保障，农村公共品十分紧缺而大量富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就业，尤其是农村传统产业与城市现代工商业、农业自然经济与城市现代商品经济的二元经济特征依然比较突出的情形下，我国农业并不具备引入城市“以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为基础的”现代工商税收体系的条件。因此，为了促进我国农业长远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现阶段应对农业实行休养生息，暂不征税，暂缓统一城乡税制。

关 键 词：二元结构；统一税制；农业税收；工商税收

暂缓统一城乡税制，不是指继续维持我国业已存在五十余年的城乡二元税制结构，而是指给农业以休养生息的机会，暂不对农业征税。尽管不少学者因为受到农业税在全国范围内取消的鼓舞，认为“这是统一城乡税制的开端”，统一城乡税制是让“农民在税收负担方面取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实行城乡统一的税收制度，是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由之路”，等等。但笔者认为，问题并不这样简单。现阶段我国尚不具备把城市现代工商税收体系引入农业领域的条件。如果在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很大、农民收入很低且生活缺乏保障，农村公共品十分紧缺而大量富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就业，尤其是农村传统产业与城市现代工商业、农业自然经济与城市现代商品经济的二元经济特征依然比较突出的情形下，单兵独进统一城乡税制只是表面上做到了公平，即城乡税收待遇相同，而实际上则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不公正，必将进一步阻碍“三农”问题解决，阻碍城乡统筹发展。

一、农民的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仍然过低

尽管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2004年的2936元，年均增长12.6%，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期由343元提高到9422元，年均增长13.6%(《2005中国统计年鉴》)，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2.56：1扩大到2004年的3.21：1。如果把城镇居民享有的住房、医疗、教育等各种类型的补助包括进来，而把生产支出等各种额外的责任和负担从农民收入中扣除，这一差距会进一步扩大到5：1~6：1(陈永志，钟春洋，2006)[1]，大大超过人均GDP达到800~1000美元时国际上通常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即1.5：1~2：1。我国如此显著的城乡收入差距使得农村人均消费水平仅是城镇的1/5(王振宇，2006)，[2]农民的消费水平落后城市达10年之久且仍呈扩大趋势(叶祥松、罗海平，2006)。[3]

另外，据国务院扶贫办公室的数据，到2005年底，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有2365万人，他们的收入仅是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20%；低收入贫困人口有4067万人，他们的收入仅是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29%(周立群，2006)。[4]

在我国，农民现阶段的收入水平还远远达不到增值税的起征点和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的情况下，统一城乡税制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更何况农民收入之低主要是基于经济机会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等一系列城市优先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安排。在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如此之大且广大农民的实际收入还在温饱线上徘徊时，将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置于统一的税制体系中是不现实的。

二、农民生活仍然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障

尽管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每个公民依法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但是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点放在城镇，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偏窄，保障标准偏低。从全国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情况看，占总人口80%的农民只享有10%左右的支出，而占总人口20%的城市居民却占支出的90%；从人均社会保障费用看，城市居民是农民的20倍以上(孙光德、董克用，2002)。[5]医疗保障在大部分地区是空白，农民多数处于“小病不看、大病没钱看”的状态。作为社会保障制度最后一道“安全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农村也几乎没有保障功能。如2002年，全国农村需要给予五保供养的总人数为570.4万人，实际享受供养的人数仅占48%；人均供养标准为1028元，占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1.5%，占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56%，低于国务院《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要求：不应低于当地村民的一般生活水平(朱钢、贾康，2006)。[6]

在城镇居民逐步得到养老、医疗、工伤、失业以及最低生活保障等待遇的同时，农村仍旧是以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为主导模式。问题是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农村土地与家庭已不再能满足农民养老、医疗的需要，已不再具有社会保障功能了。农民的社会保障需求正日益显性化。因此，在农民的生存质量、生活水平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时，是没有理由要求他们和城市居民面对统一的税制的。

三、农村公共品依然十分紧缺

建国以来，政府为了实现经济赶超战略，一方面，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价格暗税)和独立的农业税收制度(明税)这种“暗税”为主、“明税”为辅的特殊农业税制，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的土地征用，最大限度地汲取了农业剩余。据统计，我国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在1952-1998年共取得27000多亿元收入(高冠，2006)；[7]1950-2004年通过农业各税取得了7737.19亿元财政收入(据《中国财政年鉴2005》计算)；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通过对农民土地征用的补偿价格与出让价格之差又获得20000亿元收入(陈永志、钟春洋，2006)。[1]另一方面，在公共品的供给上又采取了只保障城镇公共品的需要、农村公共品主要由农民自己解决的城乡分治式的二元供给体制。据推算，仅1978-2000年，国家财政累计少向农业投入16458亿元，年均少投资748亿元，相当于同期国家财政支农支出的1.73倍(刘润秋、宋艳艳，2006)。[8]不仅如此，国家财政投入不足、农村基础设施等公共品严重匮乏，还会大大降低农业生产力水平和私人资本收益，而这又会使农村资金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进一步向城市转移。据统计，1979-2000年，仅通过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机构两大渠道，我国农村资金净流出量就高达1.03万亿元(王振宇，2006)。[2]

正是政府在“多取”的同时还“少予”，使得农民在负担税收义务与享有公共品权利之间极端不对称、不公平，农民不仅没有得到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必要的生产、生活外部条件，就连自身原有的微薄的自我积累能力也丧失殆尽。以至于到2005年，全国有50%的行政村没通自来水，60%的农民无合格、卫生的厕所，7000万户农民住房需要改善，1.5亿农户需要解决燃料问题，6%的行政村未通公路，2%的村未通电，6%的村未通电话，1%的乡镇没有卫生院，60%以上的县没有标准的污水处理场等(叶祥松、罗海平，2006)。[3]

即便是具有纯公共品性质的义务教育，在农村的投入也非常有限。以2000年为例，农村初中和小学的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相当于城镇水平的32.66%和38.99%，农村初中和小学的平均预算内基建支出相当于城镇水平的18.81%和29.35%(朱钢、贾康，2006)。[6]结果我国农村中、小学大量校舍年久失修，危房普遍，债务累累，教师队伍数量不足、素质低下。在一些贫困地区甚至出现“初中生教初中生、小学生教小学生”的现象。因此，在农村公共品还如此紧缺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无视城乡享有公共品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而去孤立地谈论城乡纳税义务的统一?!

四、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未能转移就业

目前，我国约5.4亿农村劳动力中至少有2亿剩余劳动力滞留农村，难以转移就业(王恩奉，2005)。[9]这既与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缓慢、吸纳劳动力能力有限及农村劳动力自身素质低下有关，也与我国城乡分割的就业体制相联。我国在建国之初就构筑了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严格限制劳动力流动及城市就业保护的政策和制度。虽然20世纪90年代初有所放松，但是后期由于城市自身就业形势的严峻，城市又加强了对于外来劳动力的就业限制和阻挡，如对进城务工农民采取限制工种、同工不同酬等歧视性政策，另外，对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收取高额赞助费，则进一步增加了农民的流动成本。

大量富余劳动力滞留农村，直接导致农民收入水平的低下，并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 而“只有当农村和城镇地区之间劳动力(和资本)的转移相对自由且成本较低时，农村人口才会充分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D·盖尔·约翰逊，2004)。[10]因此，只有在城乡劳动者能真正平等地参与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前提下，在农村富余劳动力真正拥有非农就业的权利和出路的前提下，才能实施城乡统一的税制。

五、农业尚未摆脱原始的生产工具以及传统的小农经营模式

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而我国农民的劳动工具自秦汉以来就没有重大改进，目前还在用肩挑背扛锄头挖这种原始的生产工具进行生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国农村实行土地分户承包经营、少量剩余产品分户出售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与消费简单平衡的小农经营模式。小农经营模式不利于现代农业发展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如小生产的封闭性特征阻碍了农村市场开发，高度分散的经营体制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还不利于现代科技对农业生产的普及，与现代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要求、对农业生产集约化、规模化和农业产品标准化、品牌化的要求都不相适应。

但这种传统的小农经营模式显然与我国农业落后的生产力是相互适应、相互强化的，他们共同阻碍了我国农业经济市场化进程，使得我国农业自然经济特征仍然突出，农业产业长期停滞不前。我国农村传统农业的脆弱不堪与城市现代工商业的蓬勃向上所构成的差距正是我国现行城乡诸多差距中最为根本的差距所在。

因此，当我国城市工商业正在现代化、市场化进程中阔步前进时，我们怎么能对以原始生产工具为生产力水平标志、自然经济特征仍然突出的农业，在税收立法精神上作同等要求呢?!

六、农业风险有增无减

农业是自身经济效益低、社会效益高、利益外溢显著的基础产业，同时还是弱质产业，面临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所以，各国都普遍给予保护、支持。但我国政府的保护与支持甚为有限。如1996-2000年，按WTO农业协议口径计算，我国财政农业支持总量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只有4.9%、5.3%、7.4%、7%和8.8%，而发达国家同期对农业的支持总量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30%~50%，发展中国家约为10%~20%(王朝才、傅志华，2004)。[11]而按照一些历史学家的研究，自中国可考证的历史开始，包括新中国在内，历朝历代的农业投入扣除“皇粮国税”之后实际都是负数(王正谱、虞涛，2005)。[12]

不仅如此，我国农业还面临着劳动力素质过低、水土资源紧缺、生产规模过小、生产工具原始、经营方式落后、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繁、基础设施等公共品匮乏等等一系列比较特殊的不利因素。尤其是我国农业尚未经过长足发展便进入了WTO后过渡期。按照我国政府的入世承诺，农产品市场将全面放开。在这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市场国内化的市场环境中，面对国外发达的现代化农业的激烈竞争，我国农业岌岌可危。因为，自1996年起，我国主要粮食品种如玉米、小麦、大豆便相继失去比较优势，蔬菜、畜产品的竞争力也正在减弱(蒲文彬，2005)。[13]另外，据测算，2010年我国粮食缺口大约在3500万吨~5000万吨，缺口量是全社会消费总量的10%左右，到2020年，这个缺口还将进一步扩大(马晓河，2006)。[14]

因此，我国农业正亟需政府通过不征税来降低过高的生产成本，通过妥善利用WTO允许的各类政策在农业教育(人力资本)、实用技术开发推广、农业服务体系、灾害补贴、环保、基础设施等方面增加投入，对农业实施多方面的有效保护、支持，而不是征收与现代工商业同样的税收。

七、农村现有的税收征管环境尚未达到统一城乡税制的要求

我国农村9.4亿人口，近2.5亿个农户(《2005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并且我国农村实行的是以农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规模超小型，生产太分散。另外，人均2亩左右的耕地所带来的土地收益通常情况下也仅仅是维持温饱，农业剩余极其有限，粮食生产零利润特征比较明显(王恩奉，2005)。[9]这一切都决定了在我国农村执行现代城市税制，其税源将极其分散、零星，征收困难，征收成本高昂。而且我国农村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低，商品化率在35%-40%之间，个别地区只有10%(杨元伟，2005)。这也进一步加大了在农村实施以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为基础的城市现代税收制度的难度。

需要说明的是，不对农民征税，并不是说农民就不承担任何税负了。即便暂不对他们征税，也只是说他们暂不是直接的纳税人，却不能否定至少他们在市场上购进商品与劳务时，仍要以负税人的身份来承担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这些现代间接税税负的。据测算，我国农民目前一年实际负担的间接税接近5000亿元(杨文斌，2005)。

八、结束语

显然，暂缓统一城乡税制、暂不对农业征税，对农业实行休养生息，是直接将农民税负转为农民收入，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并会激励各界资源的农业投入，从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业长足发展。而农民收入的提高又会极大地刺激农村市场需求，刺激城市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进而实现城乡间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

当然，暂不对农业征税也有不利之处。如全国税收收入会因此少了一块。若以农村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农业税收入规模衡量，全国每年将减少600亿元左右的税收(李成威，2005)。当然，这也是税收减少的最高额度。因为即便是对农业实行现代城市税制的改革，根据中性改革原则，也不应使农民在城乡统一税制之下的税负高于二元税制下的税负。因为我国原农业税不论收入多少，皆按总额征税，没有起征点及费用扣除的规定，税负已经很高；另外，暂不对农业征税还会使得以农业为主要税源的县乡财政产生困难，对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行和基层公共物品及服务的有效供给产生影响。

尽管如此，但上述这些不利影响是有办法加以化解的，并不严重。因为自2003年以来，我国税收收入一直高速增长，每年增幅超过500亿元，2005年我国税收总规模已达30866亿元(谢旭人，2006)，我国财政已完全有能力承担对农业实行休养生息、暂不征税的政策成本。而且，我们也应该并能够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加强行政体制和预算制度改革、完善财政体制和中央及省的转移支付制度来为县乡财政提供与其事权匹配的资金保障。

总之，暂缓统一税制，暂不对农业征税，实为权衡利弊后的明智之举。正如国家税务总局总会计师宋兰在“2006中国税收高层论坛”上所说：“税收工作的重心不仅是筹措更多的税收收入，更重要的是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对税收政策进行调整，为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实施作出更大贡献。”

————————

参考文献：

[1]陈永志，钟春洋 三大差距与社会和谐[J].当代经济研究，2006，(5).

[2]王振宇. 农民增收制约因素分析及财税政策取向[J].财政研究，2006，(1).

[3][11]叶祥松，罗海平.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新模式初探[J].农村经济，2006，(1).

[4]周立群. 建设新农村需要坚实的产业支撑[J].改革，2006，(7).

[5]孙光德，董克用.社会保障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6]朱钢，贾康.中国农村财政理论与实践[M].山西经济出版社，2006.

[7]高冠. 理顺分配关系促进社会和谐[J].当代经济研究，2006，(5).

[8]刘润秋，宋艳艳.农地抛荒的深层次原因探析[J].农村经济，2006，(1).

[9]王恩奉.“三农”问题与统筹城乡发展[J].经济研究参考，2005，(45).

[10]D·盖尔·约翰逊. 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M].林毅夫译.商务印书馆，2004.

[11]王朝才， 傅志华.“三农”问题：财税政策与国际经验借鉴[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12]王正谱，虞涛.加入WTO后中国农业财政投入的变革[J].农业经济问题，2005，(2).

[13]蒲文彬.WTO框架下的中国国内农业支持政策的调整与选择[J].财贸经济，2005，(12).

[14]马晓河. 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及其政策建议[J].改革，2006，(1).

责任编校：谭安华

作者：许宗凤

我国农业税制立法改革论文 篇2：

实行城乡统一税制的思考

税收制度（简称税制）一般是指国家对税收这种无偿性、强制性和规范性的分配活动以法律或法规形式制定和颁发的一整套具体课税办法的总称，是规范国家征税和纳税人纳税的法律规范。在我国农村和城镇实行的是两套税制，在城镇中主要是实施的工商业税制，而在农村则又有———独立的税制即农业税制。

一、我国农业税费改革

1958年6月，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后来，虽然做出过几次大的调整，但基本上还是以该《条例》为基础的。随着时代和经济的发展变化，农业税征收目的、主体、对象和范围等等与过去相比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的比值逐渐下降，农业税已不是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财源。以2001年为例，农业各税只占2001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5.6%。农业税的征收目的并非仅仅为增加财政收入，其主要功能是集中到公平纳税的宏观上来。然而，这种陈旧的税制除了加重农民负担外，在征收方面也出现了诸多与现实脱节的地方，已不能有效发挥税收的经济调节作用。同时，混淆了农村财政分配关系，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社会秩序，阻碍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成为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障碍。从这一客观现实出发，迫使我国政府在农村展开了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

2000年以安徽为试点进行农村税费改革,主要内容是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同时,取消屠宰税,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使用办法。

2002年扩大改革的试点范围，2003年在全国范围之内推开，到2005年初，江苏、重庆、河南、四川、山西、内蒙古、贵州、安徽、海南、广东、宁夏、福建相继宣布取消农业税。至此，我国已有18个省份全部免征农业税。剩下的12个省区中，湖北等7个粮食主产区降低农业税率3个百分点以上。

这次税费改革从源头上堵住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的口子，使得农民从中受益，人们称之为继土地革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第三次革命，但这次改革与以往不同的是，前两次都是农村生产关系的改革，而这次改革不仅仅是农村生产关系的重大改革，同时也是各个阶层利益的重新分配，涉及面宽而深，触动各方的经济利益，因而实施具有很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农民负担减轻了但是农村的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却无法正常运转。那么我国的税制究竟走向如何？从2000年试点改革开始已成为学术界和理论界讨论的热点。但是，基本的观点是实行城乡统一的税制。

诚然，从长远来看，建立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具有一致性的且与全球税收制度接轨的税费制度，使农村税费制度规范在整个国家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系统之内，成为规范农村利益分配关系的长期稳定的制度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但就目前而言在农村实行城乡统一的税制存在很大的难度。

二、目前我国实行统一税制的障碍

在我国从一个独立的农业税制转变为城乡统一的税制，这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近年税费改革已向实施城乡统一税制迈出了第一步，但我国在税费改革的同时遇到了很多困难，短时间内实行统一的城乡税制恐怕有相当难度。主要原因如下:

（一）税费改革相应的其它配套改革是实行统一税制的前提和基础

税费改革并非一蹴而就，也不仅仅是税费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而是一次农村经济利益的大调整。它涉及到与其它现存制度安排顺理问题。按照均衡制度观理论，各个制度间是相互关联的和相互依赖的。如果一项新制度的安排与现存的制度不相“耦合”或人才积累不足，那么这项制度的结果均可能产生与立法者或政府的初衷不尽相同。

国家出台减免农业税之初，按其方案，在试点地区经初步测算，县乡政府将产生400亿到500亿元财政支出缺口。决策层的意图在于借此逼迫乡镇大刀阔斧进行机构改革，适应新形势的要求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减人、减事、减支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即以改革促改革。但在后来的实践中，瓶颈显现鉴于基层出现财政困难，税费改革失去了推进的动力出在行政体制的链条上，县以下本来就是薄弱环节，拖欠工资、债务沉重、财力虚空屡见不鲜。一旦新的收入缺口增大，问题接踵而来。改革前，乡镇为建设农田水利设施、发展乡镇企业、农业开发以及农村教育等公益事业，早已寅吃卯粮，但尚能通过“三提”“五统”和向农民筹款等形式筹集偿债资金。改革后，收费、集资的口子被政策堵死，债务更难消化。基层财政困难将阻碍农村税费改革的推进。中央决定对各省进行转移支付来促进改革的进行。给钱并不是决策者的最终意图。出现意外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理想计划和发展历史烙印的现存制度环境之间缺乏“耦合”。只有相互一致和支持的制度安排才是富有生命力和可维系的，否则，精心设计的制度很可能是高度不稳定的。

（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决定了目前实行统一税制的不可行性

农村居民收入普遍偏低，没达到城市居民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在1990、1995、2000、2002、2003年我国农村居民纯收入每年分别为686.31元、1577.4元、2253.42元、2475.63元、2622.24元。西部地区的收入更低，以西部开发12省农村居民纯收入来说明，在1990、1995、2000、2002、2003年居民的纯收入分别为552.7、116.78、1661.03、1820.78、1936.01元。我国城市居民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每月800元，从上述得知，2003年我国农村居民的纯收入每月仅为218.5元，西部地区为每月161元，而且农村的纯收入中所包括的农产品销售收入并未扣除农民的劳动投入，可以说与城镇居民相比实际上比这个比例更低。

（三）农村的商品化程度和文化程度是实行统一税制的重要因素

从实践上看，农业税收制度是随着各国经济发展和其他内外部因素变化而变化的。是否进行农业税制改革及其改革的彻底程度如何受制于农业的自给半自给程度或商品货币化程度、农业的经营规模、农民的素质如何以及税收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和征收手段。设计税种和征收方式总是要考虑实施成本、纳税成本和政治成本，并对此进行反复核算的。假如我们在农村也实行个人所得税。但税收、征收方法的选取必须符合目前农村的现实情况。

个人所得税的课征方法有从源征收法和申报清缴两种方法。各国根据不同项目同时采用这两种课征方法。

所谓从源征收法，是指在支付收入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通常的情况是，在支付工资、薪金、利息或股息时，支付单位依据税法负责对所支付之收入项目扣缴税款，然后汇总缴纳。所谓申报清缴法，就是分期预缴和年终汇算相结合，由纳税人在纳税年度申报全年估算的总收入额，并按估算额分期预缴税款。到年度终了时，再按实际收入额提交申报表，依据全年实际人所得税额，对税款多退少补。

目前，各国除对某些收入项目采用从源征收法外，一般都是采用申报清缴法，在美国，除了对工资、薪金收入实际从源课征和清缴相结合的课征法之外，对纳税人工资、薪金收入以外的其他收入，采用按季自报缴纳，年终汇算清缴的办法，来课征个人所得税。日本所得税的课税方法也大体相似，以纳税人自行申报所得额与税款的课征也采用两种税制结合的做法。如果在我国农村实行城乡统一的税制，由于农民收入的多元化和非固定工资，很难实行从源征收法，那么主要的只能采用申报清缴法。这种方法的是在税务管理上，对税务机关和纳税人都方便易行。但我国强制性收税体制下的农民，文化程度低、纳税意识差加之于农民数量众多，商品化程度低，靠农村主动而真实的申报清缴，似乎不太可能。另一方面，由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生产单位规模普遍偏小、分散，征税机关没有条件和手段建立健全的核算体系准确核定农民的收入，税收征管困难，征收成本提高。以前征收的以销售收入为计税依据的农业税在实际操作中演化为按田亩数或人头数征收的定额税就说明了这一事实。

（四）我国现行的工商税制本身存在很多缺陷

1.我国税收成本的管理过大。我国对于税收成本长期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人员的办公经费快速增长，机构严重膨胀，经常为小额税款征收耗费大量人力成本，各级政府为刺激税务部门增收的积极性，提退和财政安排的手续费增大以及给予各种不规范的奖励等等。由于农村对税费的抵触情绪较城市更大，因此，加大这种税收的成本。

2.现行的工商税制政策稳定性差。除了税收法律、条例、规章，还不断出台数不清的行政解释、补充规定以及过多、过滥的临时性税收优惠政策，造成纳税人不断的增加在应付各种税收的时间精力和财力的投资。

三、对策及建议

（一）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和思想素质

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加速培养农村适用人才。同时也不断提高征税人的专业知识水平和职业道德。

（二）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降低农村地区企业所得税税率

由于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落后、人力资源不足等缺陷，不仅农村外部资本少有投入，就连内部资金也通过金融体系大量外流，因此，需要降低农村企业的公共产品负担成本，全面下调农村企业所得税税率，弥补资本投资于农村的不利条件，一方面吸引资金的回流和进入，使资本投入有利可图；另一方面也为对农村非农劳动力开征社会保险税创造条件。农村地区的企业不论资本来源、不分企业类型应全面低税率企业所得税，以刺激投资，扩大就业。

（三）中央应加大对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由国家提供农村所需要的公共基础设施，变“抽血”为“输血”。必将有效化解城乡之间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并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贫穷落后面貌。

（四）改革土地制度加快土地流转机制，逐步将分散的低水平的小农经营转变成为成片的土地，家庭农场式经营

（五）做好其它的配套改革

精简财政供养人员，缩减财政支出，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转变政府人员的工作作风；要科学划分财权、事权，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建立科学合理的地方税税制结构，做到财权和事权相统一；加速农村社保制度建设，切实提高农村的保障水平。

（六）不断完善工商税制，简化税制，便于征管，易于纳税人了解和遵从税法，降低税收成本

（作者单位：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内蒙古地方税务局中部税务稽查分局）

作者：李秀梅　李瑞清

我国农业税制立法改革论文 篇3：

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的完善与整合

摘要: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要求我国尽快构建财政支农的政策框架｡当前,财政支农政策框架构建的主要任务是现有政策的完善与整合｡现有的财政支农政策包括农业投入政策､农业补贴政策､财政贴息政策､农业税收政策､财政扶贫政策和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在现有政策完善的基础上还应整合这些政策,协调其关系,对其作连续动态安排,发挥其整体功能｡

关键词:财政支农;税收;农村社会保障

公共财政体制下财政支农政策的存在不仅具有必要性更具有重要性,这已被大家所共识｡但是,现行的支农政策以及实施的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存在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现象,没有形成一个全面化､长期化的支农政策体系｡因此,尽快建立完善的财政支农政策体系迫在眉睫｡但是,这一体系的构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现有的政策体系并积极创建新的政策方式｡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整合这些政策,区分其主次和先后顺序,统筹安排这些政策,使之相互配合､相互协调,最终实现政策框架的整体目标｡

一､财政支农政策的完善

(一)稳定农业投入政策,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

1.要确保国家新增财力向农业倾斜

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每年以1 500亿元~2 000亿元的幅度递增,据初步预测,这一增长势头在“十一五”期间仍会保持下去｡建议国家财政每年新增财力分配要切出10%~15%的份额用于农业,这是强化农业投入的一条重要渠道｡

2.财政投入要依法进行

各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必须建立在用法律､法规进行制约的基础上,切实做到依法投资,真正落实｡同时,各级对农业的投资总额､投资方向､资金匹配额都应制定具体标准和办法,以分清责任,强化对农业的投入｡

3.要积极利用政策作用,引导集体､农民和其他有关渠道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如投资大的项目,采取比例投入､分级负担和银行贷款､财政贴息的办法;对收益高､收效快的项目,采取利用社会资金按股投资､按股分红的办法;对资金回收期长､见效慢且不易管理的项目,采取谁投资谁受益以及拍卖的办法等｡

(二)改革农业补贴政策

1.建立健全农业补贴的政策法规,使财政对农业补贴成为一项长期稳定的制度

根据我国现阶段农业发展和财政收支状况,可先考虑制定农业基本建设补贴条例､农业科学研究与科技推广补贴规定､农业生态保护与环境建设补贴条例等,然后逐步形成规范的《农业补贴法》,算是对《农业法》的补充与细化｡

2.增加补贴额度,改进补贴方式

要改变目前国家对农业补贴绝对额逐年减少､相对数明显下降的状况,逐步增加对农业的补贴额度;在补贴方式上,首先改暗补为明补,减少对间接的､中间环节的补贴,直接补贴农产品保护价及与之相关联的仓储建设保管费用等方面,补贴国家需要支持与发展的农业生产项目｡其次要改补“硬件”为补“软硬件”并重｡即由过去补农药､化肥､农膜等物资为主转向对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等方面的补贴｡

3.突出补贴重点

重点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种植结构和农产品出口的补贴｡同时,还应注意增加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出口补贴,鼓励粮食出口,以减少粮食积压和过剩｡

(三)利用好财政贴息政策

财政贴息作为一种特殊的财政补贴方式,是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相配合的一种形式,它既能弥补财政资金的不足,又能发挥银行信贷资金的优势,它是在市场基础上维持有效率的农业需要｡目前,我国的财政贴息主要用于政策性银行的贷款贴息｡但因为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是有限的,远远不能满足全部政策性贷款的需要,故还有必要对一部分商业银行的农业贷款进行贴息｡财政通过贴息政策引导社会资金更多地投资到农业上,以解决当前农业投资整体资金不够的问题｡但应注意的是,按照WTO规则,财政贴息是属于应予减让的政策,这一数额不宜过大｡

(四)整合农业税收政策

WTO规则下,财政补贴和财政贴息都是受到限制的政策,因此利用税收杠杆发展农业就成为了当务之急｡当前,我国农业税收政策的改革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进一步推进农业税费改革,建立新的农业税制

2000年以来,我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由安徽起步迅速推进到全国｡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称得上是农村地区的一次重大制度创新｡不过到目前为止,这次改革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原来农业税制的内在缺陷,也没触及城乡分治的问题｡今后,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制度再创新,通过引入新的农业税制,将改革推向新阶段｡从长期来看新的农业税制应体现轻税､发展和城乡统一的原则｡其基本方案是:在近期彻底取消农业“两税”,给予农民休养生息的机会;中期基本实行城乡统一税制,直接对农业生产者征收土地资源税和农产品增值税;从长期看,要逐步有选择地对农业征收收益所得税｡

2.做好新农业税制试点的配套改革

一是进一步改革县乡财政体制,实行上下齐动｡“上动”是指中央和省要尽快规范对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下动”是要求县级财政切实进行相关的财政收支管理改革,通过财政改革来促进机构改革｡二是进一步放开搞活农业土地流转｡结合农业土地资源税的开征试点,建议在县乡两级成立由政府进行规范管理的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积极探索各种土地流转模式,一方面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另一方面为无地少地农民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

(五)加强财政扶贫开发的力度

1.突出资金投入的四个重点

第一,以促进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为目标,加强对贫困农民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就业能力｡第二,支持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扶贫移民开发力度｡第三,支持贫困地区农产品加工､运销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壮大｡第四,支持贫困人口教育和医疗卫生｡

2.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区域经济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关系｡就扶贫开发而言,解决当前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应放在第一位,其次才是区域经济的发展｡第二,开发式扶贫与救助式扶贫关系｡当前,扶贫开发要根据贫困的成因､特点,以开发式扶贫为主｡随着扶贫开发工作的不断深入,对贫困人口中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考虑通过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或者通过直接补助资金给予救助｡第三,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当前,财政扶贫要加大对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支持力度｡从长远看,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是要发展农村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同时,要把扶贫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第四,政府扶贫与社会扶贫的关系｡关键是协调好政府扶贫的计划性和社会扶贫的自主性之间的关系｡

(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1.健全立法,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法律保证

目前应主要抓好两项工作:一是抓好单项法规的建设,如农民养老社会保险法､农民医疗社会保险法､农村工伤社会保险法､农村扶贫与灾害救济社会保险法,等等｡二是抓好地方性的法规建设｡政府除了建立一套立法体系外,还应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加强对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监督｡

2.加强政府投入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需要政府适当的财政支持,尤其是一些基本性保障项目,如社会救助､养老､医疗等项目｡政府财政支持农村社会保障事业,一方面体现政府对农村居民保障的责任;另一方面体现了政府的公平｡同时,还应积极引导社会各方力量投入农村社会保障,构筑完整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二､财政支农政策的整合

以上财政支农政策的实施并不是孤立的,彼此毫无关系的,而是相互协调､相互影响的｡这些政策之间有先后之分,主次之分,层次之分｡构建新的支农政策框架要求我们整合这些政策,协调其关系,对其作连续动态安排,发挥其整体功能｡

(一)协调政策间的关系

第一,就财政贴息政策而言,其内容可以归入到补贴政策中｡因为,财政贴息是指政府代企业支付全部或部分银行贷款利息,是财政对企业生产成本的补偿｡因此,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间接的补贴政策｡另一方面,从财政资金的作用机制来看,财政农业补贴是通过直接的财政投资,吸引社会资金的大量投入,而财政贴息更侧重发挥金融信贷资金的优势｡因此,无论从本质上还是资金的作用机制来看,两者都是一种包含的关系｡

第二,农业投入政策与农业补贴政策是并列的关系,两者可统一内涵于农业投资政策中,在很多情况下两者的内容也是相通的｡但是,两者的作用目标和原理又有些区别｡农业投入政策侧重于农业综合生产力的提高,而农业补贴政策更侧重于直接提高农民的收益水平｡在当前我国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农业投入和补贴都应尽快向WTO规则所允许的“绿箱支持”转移,并有效发挥其“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带动社会资金投入｡

第三,农业投资政策与农村税收政策两者无论是对农业还是农民都是一种“取”与“予”的关系,两者必须协调好,否则就会事半功倍｡比如,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农业投入和农民收入问题,但与此同时我国农村的税费负担也居高不下,结果国家财政支出不少,农民的收益却不见提高,不仅浪费了资源还加剧了矛盾｡因此,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首先要处理好“取”和“予”的关系｡国外的经验表明,要保护农业,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协调发展,就必须对农业实行多予少取或不取的政策,我国亦应如此｡

第四,财政扶贫政策和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的建立主要是针对农民增收和稳定农村经济而言的｡这两个政策的实施对于统筹城乡发展､缩小收入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财政扶贫工作要求尽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之相配套｡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包括建立低保制度､开展农村医疗保障和开办农村养老保险等业务,又可以切断农民致贫和返贫的根源,有助于发展和巩固扶贫成果｡从某一角度而言,建立扶贫开发新机制也是完善社会保障的一项内容｡因此,这两个政策间应相互搭配,有机结合起来｡

第五,农业投资政策､税收政策等各项宏观经济政策要适当偏向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包括增加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增加信贷资金的规模和通过优惠财税政策引导各种经济成分到贫困地区开发等措施｡

(二)安排政策实施的次序

以上财政支农政策间的关系要求我们在处理好国家与农民取与予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好财政投资政策的作用,并使财政投资的重点向农村扶贫救济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倾斜｡具体而言,财政支农的优先次序应是:农村扶贫救济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农业生态建设的投入,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和农村产业发展的扶持资金｡在需要体现社会公平的事务上,财政无偿投入;在体现经济效率方面(如产业建设),财政侧重是通过间接支持培育和创造环境,减少直接的投入｡财政投入要在解决眼前困难的同时,尽可能建立起一种长效机制,最终实现内在造血功能和形成自主发展机制｡

参考文献:

[1] 王朝才,傅志华.三农问题:财税政策与国际经验借鉴[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 苏明.中国农村发展与财政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3] 杨周,张冬平.WTO框架下农业财政支出政策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4] 侯石安.财政农业投入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5] 孙茂万,李自俊,徐艳芳.对现行农业税制改革的设想[J].财政与税务,2003(1).

[6] 郭琳.公共财政模式下财政支农的理论依据与政策建议[J].四川财政,2002(6).

[7] 李放,张兰.论财政分配政策与“三农”问题[J].财政与税务,2004(5).

[8] 陈华宁,谷雨.欧盟财政支农政策的演变和启示[J].中国农业会计,2003(8).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赵瑞芬　王俊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