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古代文学论文

【摘要】新余历史悠久，自三国行政建制以来，孕育了大批的名人志士，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在古代文学史上多次被提及。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应该要积极宣传新余历史，文化名人，作家作品以及与之相关的著作。同时要积极考察发掘新余地方文化，使之服务于古代文学教学，促进地方文化发展。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地理学古代文学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地理学古代文学论文 篇1：

新文科背景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

内容摘要：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需在教学理念方面重视产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在教学内容及方法方面，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体现新文科的融合性;在教学考核方面，引入过程性评价考核机制考量学生综合能力。通过多方面的教学改革，实现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在知识传授、能力提升、人文素质培养等方面的功能。

关键词：新文科 中国古代文学 教学改革

中国古代文学是高校汉语言文学、秘书学等专业的学科基础课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蕴含着深刻的社会、人生内涵，具备丰富的人文精神与人文价值。然而，这门基础学科的基础课程长期以来存在着教学观念落后、以教师讲授为主、教学方法单调等问题。新文科建设背景下，针对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现状中存在的弊病，探究如何在这门课程的教学中更好地实现知识传授、能力提升、价值引领等方面的作用，既具有重要的教育改革意义，同时又具有突出的现实应用价值。本文试图探讨“新文科”背景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实践。以新理念、新形态、新方法引领带动新文科建设，基于产出导向优化人才培养目标，构建符合“新文科”建设要求的理论教学体系，培养具备“多学科、跨专业”知识技能的人才，以适应教学改革的大趋势。

一.教学理念上，重视产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

中国古代文学的课程教学迫切需要吸收“结果导向”，有计划地围绕预期学习目标，以学习结果为导向，以细致化的反向设计、以可考核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指标体系为基准。科学、合理、具体地设计教学环节。根据汉语言文学、秘书学专业本科生毕业后从事的工作岗位，有针对性地在教学环节上注重学生相关能力的培养。

首先，因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生在毕业后多从事中小学教师工作，在古代文学教学环节的设置上，一方面注重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讲授，讲清讲透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思想意涵及艺术表现手法。这方面内容的讲授有益于学生将来从事中小学教师工作。另一方面，增加实践教学环节，突出能力培养，为学生提供登台讲课的机会，锻炼他们的综合能力。笔者在这方面作了初步的尝试，学生从中获益颇多。具体操作方法如下：将学生每10人一组分成10组，小组成员内部分工合作，分别负责讲授内容的资料搜集、教案撰写、课件制作、登台讲课、板书设计等环节的准备。分组有利于将每一位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师生间互换角色，是对翻转课堂的很好实践。学生在教学实践活动中，既锻炼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又提高了团队协作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在学生登台讲课之后，教师针对讲课中存在的问题，逐一给予指导。诸如讲课环节需要有导入的设置、讲授内容的条理性、板书设计上的主副板书之分、教学课件的简明扼要等注意事项。“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学生通过亲自讲课的实践活动，收获了诸多方面关于教学的体验及经验，这些都为他们以后步入教师这一工作岗位提供有力帮助。

其次，部分汉语言文学本科生有志于继续深造，考取硕士研究生（或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或其他专业研究生但考试科目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基于学生的这一需要，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安排上，教师应有针对性地深入课程讲授内容，为学生考研保驾护航。

二.教学内容及方法上，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体现新文科的融合性

教师在讲授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时，应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多思考，教学方式上，提倡问题导向式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教学内容上，引导学生进行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达到知识扩展和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

其一，教学方式上，问题导向式教学是一种以问题为基础的重要教学方法。问题导向式教学方法是以问题为驱动、以培养学生问题意识及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为主要导向的教学方法。将问题导向式教学模式与当前高校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实践相融合，在教学设计、教学过程中按照“呈现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问题再生”的教学思路展开教学将更具可行性。注重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问题导向式教学模式构建与实践意义非凡。突破了古代文学课堂以往教学模式的局限。要求在教学过程中转换教师角色，教师由讲授者变为引导者和组织者;课堂中以问题为中心，多种交流方式并存。课堂教学中提出或发现问题，进而合作探究、解决问题、反思、总结、形成知识的整体节奏，是促进创新型人才、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有效措施。

其二，教学内容上，教师要留意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科交叉属性。诸如文学地理学、文学传播学、文学社会学等交叉学科都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有所体现，这样讲授中国古代文学，既有益于学生学术视野的拓展，也与新文科突破传统文科思维模式的局限，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为主要途径，促进多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的教学理念相呼应。比如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学生在学习盛唐诗歌的繁荣这部分内容时，通过“旗亭画壁”的故事让学生感知盛唐诗人王之涣、高适、王昌龄的诗歌受到歌女的传唱，可见当时盛唐诗歌的繁荣程度。此外，还要启发学生思考在印刷术还没有广泛使用的时代，盛唐诗歌是通过什么方式流传后世的。这就与文学传播学这一交叉学科密切相关了。通过分析，得出盛唐诗歌的传播方式有歌女的传唱、题写在画壁之上及诗人之间的相互唱和等渠道。

三.教学考核上，引入过程性评价考核机制考量学生综合能力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应该培养学生文化典籍的阅读与认知能力、以逻辑思维能力为核心的写作能力及查阅专业文献资料能力等专业能力。以唐宋诗词的学习为例，在记忆背诵经典唐宋诗词名篇及掌握基本的知识点之外，学习结果还应当包含对唐宋诗词的文本细读能力、审美鉴赏能力等。然而，中国古代文学以往的考核办法不尽如人意，未能充分考量学生的综合能力。中国古代文学现有的考核是由平时成绩（以平时作业为主）的30%及期末成绩（一纸试卷）的70%组成。这样的考核机制造成学生平时不努力，临时抱佛脚的不良现象。学生往往只是在期末时强化记忆，加班加点努力一下，待課程结束后，学过的内容多半忘记。为改变这一不良倾向，在教学考核上，《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应引入过程性评价考核机制，结合平时测评及阶段性考核全过程考查学生各项预期学习结果的效果。建议在教学改革中，加大平时成绩的权重比例，将原有的30%提高到50%，具体包括读书笔记的撰写，实践环节（登台讲课及参加相关创新创业竞赛）的考查等内容。鼓励学生多参加诗词比赛等活动，参加挑战杯、“互联网+”等创新创业大赛，让学生通过比赛提升自身素质。期末试卷的设计也注重学生能力的考查，适当减少背诵记忆题目的设置，加大对学生的鉴赏、分析、创新能力的考量，突出强化思维、审美、写作、研究等能力素养的培养，不断培养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总之，高校中国古代文学课教学应针对课程特点，在教学理念上重视产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教学内容及方法上，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体现新文科的融合性;教学考核上，引入过程性评价考核机制，多方面考量学生综合能力。通过多方位、多侧面的教学改革，重新焕发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魅力。只有通过引导学生深刻领悟中国古代文学的意蕴和美感，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才能穿越时空的局限，实现它在知识传授、能力提升、人文素质培养等方面的实际功能，发挥其在人才培育、价值引领上的作用，担当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

参考文献

[1]杨庆杰.结果导向与问题意识——关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设计的探索[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8）：89-93，96.

[2]支媛，杨笛.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学生评价体系改革探索与实践[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7（11）：56-58.

[3]操太圣.知识、生活与教育的辩证：关于新文科建设之内在逻辑的思考[J].南京社会科学，2020（2）：130—136.

[4]朱曙辉，朱妍.基于翻转课堂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J].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2019（10）：8-11.

基金项目：内蒙古科技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基于OBE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及实践研究”（JY2020044）.

（作者介绍：刘红红，文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作者：刘红红

地理学古代文学论文 篇2：

新余元素与古代文学教学的对接融合

【摘要】新余历史悠久，自三国行政建制以来，孕育了大批的名人志士，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在古代文学史上多次被提及。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应该要积极宣传新余历史，文化名人，作家作品以及与之相关的著作。同时要积极考察发掘新余地方文化，使之服务于古代文学教学，促进地方文化发展。

【关键词】新余元素；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对接融合

一、新余元素在古代文学的概况

新余的行政建制始于三国，吴始设置新渝县，因境内有渝水而得名。新余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孕育了大批的名人志士，如东晋史学家习凿齿，江西科举第一位状元卢肇，元朝四大家范梈，明朝权相严嵩。东晋文学家干宝的《搜神记》记述“毛衣女”的传说也发生于此。

那么，古代文学中有哪些新余元素呢？

1、习凿齿。习凿齿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教程中出现次数很多，我们仅举一二来论证。如中国古代文学教程（于非主编）提到“晋代和南北朝有许多关于三国历史的野史杂记流传，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采用这些材料达二百一十多种，这些材料大大充实了三国故事的内容。”虽然此句没有直接提到习凿齿，但是该句中的“野史杂记”便包括了习凿齿的著作《汉晋春秋》。又如中国古代文学史（郭预衡主编）“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以蜀为正统，则是因为‘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说者也’”，此句则直接提到了习凿齿、著作《汉晋春秋及其思想。

2、《搜神记》。该文在所有版本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都会被重点提及，虽然《毛衣女》三字没有直接出现在中国古代文学教程中，但它是《搜神记》的组成部分，间接隐含在文学史教材中。《搜神记·毛衣女》记载“豫章新喻县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鸟，匍匐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诸鸟。诸鸟各飞去，一鸟独不得去。男子取以为妇，生三女。其母后使女问父，知衣在积稻下，得之，衣而飞去。后复以迎三女，女亦得飞去。”文中“新喻”便是今天的新余。可以说，这个故事是我国历史最原生态的仙女传说。

3、范梈。他是临江府人，晚年隐居新余，属于寓居诗人，在文学史中都有提及。中国古代文学教程（于非主编）写到“元代前期，还有所谓的‘四大家’。四大家’指……范梈（1272-1330）……”“范诗如‘唐临晋帖’”不但提到了范梈的文学地位，还提到了他的代表作。中国古代文学史（郭预衡主编）写到“为虞、杨、范、揭等先路之导”“所谓虞、杨、范、揭”。句中的“范”便是范梈。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对范梈其人其诗则有专门论述，如称他为“馆阁文臣”，说他的诗“以歌行体见长，诗风豪迈而又流畅自如”。

4、严嵩。中国古代学史教材中的明代文学部分，总是绕不开严嵩。或记载严嵩专权的历史事实；或揭示严嵩对文人的迫害；或嘲讽严嵩的文学作品，如小说《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纪实剧《鸣凤记》；民歌：“京师人恶之，为语曰：‘可恨严介溪，作事忒心欺。尝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等。

二、对接融合途径

1、课堂理论教学。古代文学的教学不能忽视对地域文学的解读。在教授古代文学时，对新余的文化名人、寓居诗人以及记载新余的文学作品要重点介绍讲解。例如在讲《搜神记》时可以讲《毛衣女》。讲到唐代科举及文学的时候可以提到卢肇。讲到元代文学时，可以提到“四大家”的范梈。在讲《三国演义》成书和正统论思想时，可以重点提到习凿齿及他的著作《汉晋春秋》以及“越魏继汉”的思想。讲到明代文学，可以提到严嵩以及跟严嵩相关的文学作品。通过课堂讲授新余元素，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的兴趣，另一方面可以提升新余文化的知名度。

2、课外实践教学。地方文化的教学更为倾向实践，这是对课堂教学的弥补。同时，对于学生学以致用的意识和能力的培养也有良好的帮助提升作用。在讲授地域文化时可以结合古代文学教学需要，带领学生走出课堂，赴外考察，再现文学历史情景。如在学讲《搜神记·毛衣女》时，可以组织学生前往仙女湖参观。讲到卢肇时可以到分宜文标乡凭吊。讲到习凿齿及他的《汉晋春秋》时，可以到他的隐居地白梅寻根。讲到元朝“四大家”的范梈时，可以到百丈峰体验。讲到严嵩时，可以到分宜介桥访古。学生见习，调研，要形成见习记录和调研报告，并以地方文化为选题从事毕业论文设计。

3、以研究促教学。借助地方文化研究平台，组织专业研究人员和文史工作者，积极发掘研究地方文化。其成果形式，可以是论文，也可以是专著，甚至于视频图片。不断扩大新余地方文化的影响力，充实中国古代文学的内容，从而提升古代文学的教学水平。例如可以组织团队研究严嵩，包括收集他自己的创作的文学作品，也包括整理为他为素材的相关文学作品。同时还可以对他的文学思想，书法艺术等进行研究，拓展明代学甚至古代文学的教学的渠道和内容。

4、创新创业。创新创业是当前高线转型背景下的重要内容。学生在学习之余，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特点，积极参加到创新创业环节中去。如可以调查本地的文学资源，为旅游开发，对外宣传，科学研究提供依据。同时还可以鼓励部分同学，以地方文化为就业门径，积极从事地方文化的开发，将地方文化做成文化产业，促进就业，拉动地方经济。

三、意义

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编纂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以时间或者作家流派为线索，对于文学的空间即文学地理学的问题则极少考虑。另外，在讲授古代文学的时候，教师要么参照行教材讲授，要么教学仅限于课堂。这样就忽视了地方文化的教学，忽视了古代文学的实践功能。新余文化因素与古代文学教学的对接融合，不仅仅是因为古代文学对新余元素有所涉及，同时新余元素又蕴含着古代文学，更重要的是为了改革中國古代文学甚至是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模式，适应新时期高校转型发展的办学思路。

新余元素既是古代文学教学的重要内容，又是地方文化的重要资源。积极讲授研究新余元素，能让学生对文学和文化有着更直接和全面的了解与认识。有利于传承对本地历史文化，加深对于自己家乡的热爱，从而对家乡做出更多贡献，对当地文化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甚至可以吸收学生就业创业，推动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四、结语

在教学中合理地融入新余元素，宣传地方传统文化、提升本地文化竞争力，是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的教师职责所在，同时教师带领学生积极从事文学实践，从事地方文化研究么，还可以促进教学方法的改革，提高教学效果，甚至于让学生参与到创新创业大潮中去。

【参考文献】

[1] 于 非， 主编. 中国古代文学教程（下册）[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2] 郭预衡， 主编. 中国古代文学史（四）[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3] 郭预衡， 主编. 中国古代文学史（三）[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4]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三）[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作者简介】

邵阳（1982—），男，江西安福人，本科学历，现任职于江西新余学院文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教学。

作者：邵阳

地理学古代文学论文 篇3：

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中知识品格的建立

摘 要： 通过高等学府中的人文教育培育国人一种集体的、核心的文化精神，是一个国家知识品格确立的主要渠道。今天，要逐渐拥有足以和现在的体制相匹配的文化精神，作为教育工作者，必须对中国固有的知识体系做一个梳理选择，从而通过古代文学教育的新内容、新体制以建立国人的知识品格。

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学教育 知识品格 知识选择 认知维度

中国要逐渐拥有足以和现在的体制相匹配的文化精神，其中一个途径就是要从高等教育入手。在这个使命下，高等教育一定要做好文化自觉意识的理念准备和教育体制的稳步推进准备。何谓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言：“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这种文化自觉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古代文学，其中中国古代文学教育需要进行观念的更新。

通过高等学府中的人文教育培育国人一种集体的、核心的文化精神，是一个国家知识品格和观念品格确立的主要渠道。多年来，我们遇到的问题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中泛泛的道德教育，已经向我们展示的是无力和脆弱；纯粹的语言文字教育，展示的则是无法接近知识深度的无奈和尴尬。所以文化教育不仅仅是道德教育和语言文字教育。在当今时代，只有从知识形态本身入手，促进科学与鉴赏的结合才是高等人文教育的实践力量。

目前，文学教育所承担的以语言艺术为核心的教育使命并不能解救文学教育，因为，由智力出发的语言艺术才是真正的文学艺术。中文系学生所应习得的语言能力应建立在对自然和社会知识体系的认知和辨析之上，只有这样的语言才具有真理性并富有生命力。在高等教育阶段，必须处理好文学教育和知识本身的关系。从知识观出发的文学教育，将改变一切文学教育的路径。

一、“知识社会学”理念在教育体系中的运用

“知识社会学”的概念是马科斯·舍勒在其著作《知识社会学的尝试》中提出的，后经卡尔·曼海姆的发展成为一门引起广泛注意的学术成果。“知识社会学”关注的核心命题是：研究知识、思想的发生与社会的关系。涉及知识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知识在社会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影响。将这一理论从西方带到中国的，是李安宅先生的《孟汉论知识社会学》。他将卡尔·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引论》中的第五编翻译成中文。这篇译文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另印了单行本，名为《知识社会学》。“知识社会学”是一个从哲学本体意义上讨论知识和社会中一切运行体制、社会中一切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

在社会各种组织体系中，教育是保存知识和传承知识的主要载体。当今在教育学领域中越来越注重从“知识”视角来反思大学的身份，如德兰迪《知识社会中的大学》强调在知识传承中的大学身份：“大学是现代社会的知识中心，它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深深地卷入社会发展的格局之中。”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他2001年的就职演说（刊登于2009年3月22日的《纽约时报》）中，反思当今大学教育体制下学生的知识构成：“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至少在一所大学里，很少有人会承认说—几乎没人能骄傲地承认——从未阅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同时他补充说，“但是要说到不认识染色体基因，那再正常不过了。”时至今日，科学的发展日益细致，而中文系的学生并不在这个知识领域中出入。

在当今的人文学术界，同样开始关注知识本身。福柯的《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是人文学界又一杰出的哲学著作。它反思西方的知识和思维方式，来考虑知识和人类理性的关系，“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中主要从认识论的角度对欧洲背景下，古代知识系统得以向近代知识学科体系跃迁的可能性做了深刻的话语内的历史性考察。其考察核心之一便是‘分类’，故而其第五章就叫‘分类’，在福柯看来，‘分类’即对物的‘同一性’的不同思考体现了不同知识体系的差异。而知识体系从一种分类向另一种分类的裂变，体现的是知识体系自身‘认识型’的裂变”①。无论马科斯·舍勒、卡尔·曼海姆还是米歇尔·福柯，他们均从哲学的高度引领世界学人的思考角度，而教育体系作为主要的知识传播途径，需要以“知识社会学”的高度反思自我的现状。

二、课程体系中的知识选择和认知维度的扩展

国家在制定课程政策时，由教材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决定了哪些“知识”可以进入到人文体系的传承中。现代大学课程体系中的知识传承渠道是以“教材”为中心的，课程体系中篇章的选择与删改，是国家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人文教育来说，只有广阔的知识认知才能引导心灵产生整体的、深刻的观念认知。大学古代文学教育应该关注与科学发展相关的社会文化，关注自然知识的社会属性，人文教育必须要借助自然科学知识来扩展人的元认知能力。

目前古代文学教育的教材版本，主要有“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类，在“作品选”的范畴内比较权威的有朱东润先生的《历代文学作品选》等等。之外，比较新的成果是近年来很多高校从文体的角度，重新编选古代文学作品。这类“作品选”着重于对文体意识的培养。在“文学史”的范畴内，其教材版本主要有郭预衡、袁行霈、章培恒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主要是从思想、语言、文学史的角度，提及并分析一些文学作品。这些教材在内容上相互补充，大致构成了今天古代文学教育的主要知识来源和国人基本的公共话语资源。

在现有的人文教育传承体系中，唯一缺乏的是从知识的角度出发去对中国传统的文献进行选编推广。编选这个行为本身，代表着我们对传统知识和文化在当今价值的重估。对于古代文学教育，我们似乎过重于观念和思想的教育，而忽略自然科学知识如何有效地进入到人文体系的教育中。我们今天所提供的人文观念、人文教育分析研究体系，缺乏和传统知识体系（而不是观念体系）相勾连的机制。在文学教育中所做的正是要凭借一种知识反思把握中国的古代文学中的知识体系。

从知识角度出发的选编，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学作品。何谓文学经典？最早的文学经典即是人类文化的起点。早期文学中浑然不分的学术形态，体现的是人们在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礼乐文化的传承中，所获得的感知世界的能力，表现在文学上，则是一种智力的训练和语言表述习惯的逐步形成。早期经典的语言表达方式参与了人类思维的形成和文化的创建，客观的知识通过语言的形式开始取得一种清晰性和审美感知。语言的完善性能够与早期知识形态的完善性相容。因此，就知识与语言的关系看，所谓的文学实际上一种知识和语言对我们的文化所做出的规定。

我们举例来反思一下古代文学作品选编中的盲点。对于《史记》的选编，基本每一个文学史、作品选，都选有本纪、世家，但竟没有一本选书、志。本纪与世家，是以人为主题，以情节为手法表现人文价值理念的文体形态，而书、志则是关于天文、地理、律历等基本自然科学知识的描述。这些知识本是每一个世纪中每一位文学学习者的知识修养，也应是我们这些从传统走过来的国人的基本知识修养，然而我们的文学教育竟从不关注。唐朝曾发起古文运动，提倡文学创作应具备鲜明的知识品格和实践品格。伴随这种理念，唐代的文学界诞生了一种文体“记”，其创作数量惊人。唐代古文运动主张散文应恢复“文以载道”的现实品格，韩柳古文运动所提倡之道者，即为物理、事理也。其中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是古文运动的主要文章形态。关于柳宗元山水散文的选编，对其《永州八记》中稍稍涉及一点地学知识的散文，则宁缺而不选，文学对自然科学的排斥竟达到这种地步！古文运动所提倡的文章应体现鲜明的知识品格，在今天的知识传承中并没有得到弘扬。或者夸张一点说，这种选编是对唐宋古文运动的核心精神的一种背叛。

今天知识的分科，虽然使文学教育有了自己的专属领地，即思考我们传统的人文价值理念和语言艺术。然而没有古代传统的知识体系，就没有古代传统的思想体系和语言体系。这就涉及思想、知识和语言这三者的关系。今天在古代文学学术界，我们有很多研究方法，但没有一种方法体现了从知识出发，从而在知识的有序演进发展中，研究文学和文体的演变发展。如何去建构文学教育中的人文地理、人文历史……即人文自然科学史，或者说，当今的文学教育在教材选编上，选择吸收历史、地理等各种自然科学知识的限度、途径、方法如何？而同时，我们面对着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价值理念的冲击，我们肩负着建构我们今天新的知识、道德理念的任务，如何重新梳理自己的知识体系，并借助人文科学主义的具体变革，以认清本民族的文化建构，是知识传承重要的一环。

三、科学知识的认知思维与语言艺术的关系

对于文学教育的核心——语言艺术教育，也必须从知识的角度进行反思。语言是我们把握这个世界的唯一中介。语言表达的特殊性制约着人们共同的思维规律和形式。从语言艺术的教育方式上看，必须积极提倡小学功夫。小学中的训诂，其主要特征在于对于词语与词语间的辨析，而人文思想和观念正是建立在对事物特征的细微区别上。在中国传统社会，小学功夫是古人的教育方式，这种教育方式使古人和所选知识本身因为语言的深刻理解得到一种固定和强化的作用。

今天的文学教育却不去考虑语言教化对于价值理念的生成作用。我们必须深刻明白，语言本身展示了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在思维中产生的秩序，经过教育而逐渐扩展为了一种世俗智慧，同时语言也赋予这种思维以清晰性。只有思维方式才能使我们成为全部知识体系的一部分，才能使我们与熟知的事物之间保持一种完整、牢固的关系。语言与思维、知识的层级、知识的转化关系，是要好好思考的一个命题。

语言与知识和文明是同步发展、同步呈现的，在语言的肌理里渗透的是科技思维，不苟且运用语言，本身是科学思维的继承。科学人文主义是要将语言、知识、文化看成一个综合体。课程教学活动是完成知识传授和实施的重要过程。教育界的核心是尊重学科知识的形成过程，再现学科知识的形成过程。一部散文作品之所以优秀，在于它细致的展示和描述了事理、物理本身的特征。而学术研究和文学教育的第一步骤，是应展现文学用语言追捕事实的能力。而以语言艺术为核心的文学教育，已经为我们展示了它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在学生的大脑中，词语与事物之间并没有建立直接的联系，而只不过牢记一些短语以备考试时使用，这种倾向使很多人的文学知识充满着大量毫无感情的、自己并不理解的措词。这些语言从根本上不是学生自己的语言，而是一堆零乱的词语碎片。这完全背离了文学的本质。无论中文系学生还是理工科学生，所表现出的语言上的欠缺，实际上是认识能力和相关性的散失。

知识的认知思维培养，在教育体系中，主要由教师承担。古代文学教师的任务，在于按照古人的知识体系典范，给予学生认识和鉴赏事物的一种指导，教师的角色必须是经典学家和经典的阐释者。所谓经典，即它在内涵上使后人可以按照古人的知识体系给以认识事物上的一种指导，所有今天的文学教育都是我们早期积累的知识的实践。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文学教育所揭示的语言规律使我们成为全部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使我们的语言与事物之间保持一种牢固的联系。文学研究和知识结合，将使文学语言获得本质的秩序和联系。

在今天科技作为知识网络的基础上，从西方到东方，科技作为工具理性的局限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文化的命题。中国古代，社会和自然科学文化本身具备着紧密的联系，合文理而探源流，于中国文学教育和科学教育本是殊途同归。于今天，我们提出通识教育，将其作为一种教育理念，也是文化复兴的前奏。因此，促进科学与鉴赏的结合，是当今文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必然是遵循其内在统一性逐步走向融合而不是分裂。

作为文学教育者，应富有责任感，从知识的角度整理和认知中国的文学，从而达到对人文知识思想的真正整理。文学教育中的知识品格的培养，必需明其知识之构成。目前文学教育体系中自然科学知识的获得的主要途径是古文注释。在注释中会延展到一部分中国传统的认知系统。但是这个认知系统大约只是疏通表面意思，而没有深层的知识构成和知识体系的认知。但是，完全如现在的历史、地理学科，以具体而微的知识去解决自然问题，也不应是人文社会科学应属的领地。建立人文科学的知识平台是需要觉悟后教育界和学术界共同的任务，虽然艰巨，但也有可循序渐进之处。

目前，我们应对策略中可以入手之处，是通过学术研究带动教育界的反思和政策的制定。第一，对遗忘的作家的发掘和文学家谱系的扩充。对于这一类的古代文学家主要研究他们的学者身份和知识修养。通过专门的作家研究，以宋代、明清文人的视野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识体系，比如王应麟、戴震、乾嘉学派，但是这种研究不是当前的梳理脉络式、总结思想式、作家考录式，而是真正关注他们的知识修养。第二，着重一些文体的研究和写作，如赋体、记体。学术界关于这些文体研究的成果，可以很容易地转变为教育体系中对某些作品的强调，并引起大学生写作视点的转化。第三，对于类书的推广学习。学术界和教育界要产生一种对知识本身的兴趣，通过竞赛、奖励等形式，引导全社会对实学文风的追求。古代文学教育者应当是人类拥有最合理知识的群体代表。教育工作的目的是对于这样的知识进行选择。

如果不深刻思考自己的知识体系，我们虽以历史为主要依托，思考价值和思想理念，而最后学生却没有系统的历史知识；我们虽以传统的文化来栽培学生的智力，但学生却没有一点自然科学知识。而当我们出现诸多问题，如道德阙如、理论过度西方化等观念传递障碍时，是否和某种深层的培养学生知识积累、思想习惯的教育方式有关？但这一点，我们缺乏反思。

自然科学知识是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语言与知识和文明是同步发展、同步呈现的，在语言的肌理里渗透的是自然科学思维，不苟且运用语言，本身就是对自然科学知识的继承，是对知识背后的思维的继承。科学人文主义是要将语言、知识、文化看成一个综合体。秉承这种理念，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必将引起课程结构体系、课程计划、课程标准、教学方法的大变革。

注释：

①潘晟.中国地理学的目录学考察（一）.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1.

基金项目：五邑大学教学改革项目“文学”教育体制下的古代文学教学改革。

作者：李翠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