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结合古代文学论文

2022-04-19

古代文学教学中，学生常常会遇到一些难解的问题，如果将这些问题还原到历史文化背景中去，或者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还原到历史之中，或者还原作品中的人物的感情，学生就会深刻理解这些问题，古代文学修养水平就会显著地提高。一教师讲述《世说新语》时，往往会遇到这样一个难题，就是怎么才能让学生理解“魏晋风度”。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文史结合古代文学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文史结合古代文学论文篇1：

古代文学教学中的文史结合方法研究

摘要：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特别是古代文学，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古代文学中有中华民族的民族传统，有着很深的历史文化底蕴，可以说古代文学是古代文化的结晶，是中华文化最有底蕴的一部分。但是，目前的教学存在许多问题和弊端，我们要重视这些问题，并对其进行探讨。下面笔者就文史结合这一教学方法进行研究。

关键词：古代文学；研究文史结合；教学方法

古代文学在目前的高校课程设置中占有很大的分量，受到广大学生和教师的重视。古代文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作为一门学科也因此获得了很长时间的发展，因此前人的研究成果颇多，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经验。改革开放以来，古代文学也在教学方法以及教学观念上进行了一些创新和改革，也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果。之所以有这些成果，除了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宝贵经验外，还有自己的创新和发展。

一、文史结合教学方法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史结合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目前许多教师对此不重视，因此我们要端正对文史结合教学方法的认识。

社会在不断发展和进步，学科分类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越来越细，这是一种趋势。学科分类的精细有利于科学的研究。但是，对教学来说，其重点是打下坚实的基础，核心是掌握和了解基本的知识。在掌握基础知识时，要尽量广泛些，没有必要拘泥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素质教育跨学科的学习。跨学科的学习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可以让学生的知识范围更广阔，视野更开阔，对学生今后的实际工作也是很有帮助的，也会给科学研究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采用文史结合的方法很有必要。

古代和近代的学者在文学、历史的学习和研究中，也十分重视文史结合的方法。学文学的重视历史的研究，研究历史的也重视文学的学习，这样就将文学和历史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文史不分家”。许多研究学者正是因为在文学和历史方面同时下功夫，因此才颇有建树。现代文史领域就涌现出来一大批的优秀人才，如王国维、陈寅恪、闻一多、程千帆等学者。这些学者在进行研究和教学时，往往离不开文史结合这一方法，让文史获得平衡，相得益彰，对任何一方都不偏废。上一辈的学者为我们积累了经验，但是如今的学者有许多人并没有将这些优秀的传统继承下来，文史结合的方法被忽视、被遗忘，有的人甚至认为这种方法很落后而轻视它。目前，许多古代文学教师在教学时也不注重这一方法，只是从作品的文学价值出发，忽视其历史价值，因此也就不研究作品的产生时间、背景以及当时发生的历史情况。纯文学研究目前大行其道，但是这种方法是很难推动教学以及文学研究的发展的。我们应该将文学和历史结合起来，在学习历史时注重文学的研究，研究文学时也重视历史的学习。

二、文史结合教学方法的优点

1.文史结合的教学方法能打破学科之间的限制，让学生的学习范围扩大

时代在飞速发展，知识也在不断的扩展延伸，文史结合的方法正是适应了这一需求，让学生的学习范围得到了扩大，知识面得以延伸。此外，还可以为学生打下坚实的人文科学基础，这也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和精神，可以大大提升古代文学的教学质量。

2.文史结合的教学方法符合实事求是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

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在学习、工作以及研究中必须遵循的哲学观。同样，研究古代文学同样需要使用这种方法。古代文学包含了一定的历史、时代的背景以及作家的经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其就是历史。因此，教学研究人员必须从这一实际出发，在教学研究中不能忽视作品的时代背景、作者生平等的研究。如果离开这些因素来进行研究，就是背离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因此，教师要将文学作品置于时代的大背景下，从作家的生平出发，进行分析研究，将文学和历史有机结合起来，实事求是，合理阐释。只有这样，才能对文学作品有一个准确、全面以及科学的理解和解读。

3.文史结合的教学方法能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作家的人生遭遇

作家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在时代的洪流中，因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有所感触，其将这些体验和感触诉诸文学作品中。因此，文学作品不仅有文学的底蕴，更有历史的深度。我们可以从这些作品中窥探到历史事件以及时代的大叙事和背景。文学作品的解读离不开背景事件，如果在解读时忽视了这些就流于片面化。

总之，文史结合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提高古代文学教学质量的方法，同时会有力地促进科研，因此广大教师要充分重视并运用，这样才会完成对作品全面、科学的解读。

参考文献：

[1]吴艳红.以兴趣为导向，提高历史教学的艺术性[J].教育界，2011，（09）.

[2]张雅真.调整身份转变方式——略谈历史教师如何应对新课程标准的挑战[J].科教导刊，2011，（12）.

[3]李俊宝.浅谈高中历史教科书的内容选择[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04）.

作者：马国超

文史结合古代文学论文篇2：

古代文学教学中的三个“还原”

古代文学教学中，学生常常会遇到一些难解的问题，如果将这些问题还原到历史文化背景中去，或者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还原到历史之中，或者还原作品中的人物的感情，学生就会深刻理解这些问题，古代文学修养水平就会显著地提高。

一

教师讲述《世说新语》时，往往会遇到这样一个难题，就是怎么才能让学生理解“魏晋风度”。方法就是将小说中所谓“魏晋风度”还原到历史文化之中去。魏晋文人的所谓“风流”是对汉儒那种高度理性化的思想行为准则的一种极端否定，是对人的个性的一种空前张扬，是个人本性的自然流露。魏晋时期，玄学流行，士人谈玄论道。玄学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士大夫，儒家思想再也不是处于独尊地位。阮籍、稽康、王羲之、陶渊明等人都是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他们那种对个性的向往，那种对个人白由和人格尊严的要求，表现了人的觉醒，都有其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意义。当时司马氏统治，杀戮名士。阮籍、嵇康等不愿意与统治者合作，因此有的醉酒，如阮籍，常常酩酊大醉，回避司马氏的姻亲关系。有的逃到山林打铁，如嵇康，以逃避朝廷的征召。他们的风流行为，是对当朝统治者的一种反抗。但是也应该让学生看到，魏晋风流有其病态和畸形的一面，魏晋风流实际上是对社会政治的一种极端的、扭曲的、甚至是病态的反抗。其反抗流俗的精神值得肯定，但其具体行为并不值得模仿。如刘玲醉酒之后，赤身裸体待在自己房间迎接客人，更不应盲目推崇。应该理性地分析魏晋风流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再如，中唐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歌要起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或“泄导人情”、“补察时政”的作用。学生无法理解写了《长恨歌》和《琵琶行》的白居易，为什么要持有这样的政治功利的文学观。这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甚至有更具体的问题针对性。其实白居易的文学思想很复杂，正如他的诗歌有讽喻诗、感伤诗、闲适诗一样，其文学思想既有强调干预现实，“为民请命”的一面；也有提倡修身养性、抒写闲情逸趣的一面。这是与他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哲学相一致的。当他身为朝廷的监察官时，就不再主张文学的风情作用，更不会写《长恨歌》那样风情诗歌了。主张诗歌要反应现实政治，他的大量的讽喻诗实践了他的这种文学观。这种主张自然有其合理性，有其进步价值，尤其可以救治文学创作中那种脱离生活、局限于个人生活小圈子的无病呻吟等毛病，但也不见得要无条件全部接受。从理论上讲，文学的功能应当有更宽泛的规定，白居易主要是针对他所关心的现实问题有的放矢、有感而发，在这个范围内他的观点值得肯定。但是，白居易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认识，与儒家传统文学思想一样，存在极为简单化和片面化的倾向，他把文学的社会功能局限于直接干预政治的狭小范围内，而忽略了文学功能的广阔性、多面性，同时他还忽略了文学的教育作用要通过审美作用来实现这一层面。

教学时，如果教师能够把文学现象还原到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去，学生就可以深刻理解作家作品，深入全面地理解这些文学现象。

二

讲授唐代文学白居易的诗歌《长恨歌》时教师会遇到一个难题，就是这首诗歌的思想主题，学术界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这首诗歌是歌颂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伟大爱情；第二种，这首诗歌批判唐玄宗荒淫误国；第三种，这首诗歌有双重主题：既歌颂爱情，又批判玄宗荒淫误国。那么怎么样来把握呢？首先看看诗歌文本，诗歌开头这样写道：“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1]白居易在诗中认为杨贵妃在成为唐玄宗的宠妃之前还是少女。可是，笔者还原历史，比照《新唐书》，却发现是这样的：“玄宗贵妃杨氏，……始为寿王妃。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后庭无当帝意者，或言妃资质天挺，遂召内禁中，异之，即为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号‘太真’，更为寿王聘韦昭训女，而太真得幸。”[2]原来，杨贵妃先为玄宗的儿子寿王的妃子，后来被玄宗抢过去做妃子。玄宗抢自己的儿媳妇做妃子，这很荒淫。很显然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对杨贵妃的身世进行了美化，说杨贵妃成为玄宗妃子之前是良家少女——“杨家有女初长成”。美化的目的就是为了歌颂他们的爱情。如果是批判玄宗荒淫误国的的话，就不会美化杨贵妃的身世，只会批判后宫的淫乱。还原历史，就理解了作者的创作目的，也就明白了诗的主题。

和《长恨歌》相反，白居易在他的“讽喻诗”《新乐府》之“胡旋女”中将杨贵妃写成了迷惑君心的妖女：“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3]”，并严肃地批判了唐玄宗不能辨别是非、沉溺于声色享受、不能自拔的生活。

《新乐府》之“李夫人”中将杨贵妃比作惑人的尤物“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杨贵妃死前死后都能够迷惑君王，永世难忘，并告诫君王“人非草木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4]作者给君王提出了很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尽量避免去遇到倾城倾国美人，这是规劝君王要遏制自己的荒淫思想行为的方法。

上面两首讽喻诗中，杨贵妃不是清纯的少女，死后也不是仙女；而是尤物，是妖女，形象和《长恨歌》完全不一样。这种形象符合《新唐书》里面的历史人物形象。为什么符合历史人物形象呢？就是因为白居易在诗中要批判唐玄宗荒淫误国，而不是歌颂其伟大爱情。《新唐书》中的杨贵妃也是一个负面形象，历史人物形象也是要给后来的君王提供治国理政的借鉴。在这一点上，历史和诗歌高度吻合了，史与诗一致。

如果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经常进行这种诗史互证，将人物事件还原到历史之中去，就能够深刻地理解文学作品的主题意蕴。

三

教师在讲授《诗经·东山》时，怎样翻译和理解其中的诗句“熠燿宵行”呢？权威教材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这样翻译：鬼火在夜间流动，其光甚盛。[5]如果教师还原诗中的人物情感，就会发现，这样翻译欠妥。《东山》讲周公东征多年，戍守边疆的士兵还乡途中思念家乡。戍卒久征沙场，突然回家，路上想象家乡是不是荒芜了？亲人是否流散他乡了？他甚是担心。他回忆家乡过去的种种美好事情，包括新婚的幸福，漂亮的新婚妻子。这种回忆是温馨的，也是美好的。但是，如果翻译为鬼火夜间流动，这就给读者一种非常恐怖的感觉，不符合诗的温馨的情感氛围。如果翻译为萤火虫在夜间荒芜的乡村闪烁，那么这样，可以衬托家乡荒凉的境况，也可以带来一种美好的诗意氛围，这种美好的氛围也符合诗歌的体裁特点。鬼火流动，这是民间迷信的说法，《诗经》是儒家经典，儒家经典《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上面的解释不符合儒家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理论，因此不宜这样翻译。

对于诗中人物的感情，必须还原其本来情景；对于文赋，也应该还原其本真感情特点，如学习苏轼的文赋《前赤壁赋》时，怎么样理解赋中“客人”的感情呢？

本来泛舟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6]，美好的月夜，激发的应该是愉快的情感，为什么在饮酒乐甚之中突然有了“客人”的悲观情怀。原来赋中的“客人”也就是苏轼自己，其抒发的是自己的悲观情怀。苏轼这篇赋是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于1079年贬至黄州，任团练副使。他渴望建功立业，却遭此贬谪，内心苦闷可知。在赋中抒发其悲观情怀，这符合苏轼本来感情状态。但是苏轼能够用老庄哲学和禅宗思想排遣其悲观情绪，最终达到一种清旷情怀。苏轼在赋中借“客人”之口表达忧伤情怀，借主人苏轼自己来排遣“客人”的忧伤。苏轼巧妙的构思，抒发了两种情怀。读者也全面地完整地体会了赋中的情感。

总之，如果在教学时，将文学现象还原到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去，将人物事件还原到历史本身，将人物感情还原为本来状态，学生就会深刻理解作家作品，文学修养水平就会显著地提高。

四

以上讲的三个“还原”，实际上是关于文史结合的问题，文史结合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具有不可低估的优长之处与作用，教学中注意运用它无可置疑。教学中文史结合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对这一方法的好处必须有充分的认识。一部分青年教师和学生，对文史结合是不够重视，甚至轻视的。因此除了从道理上说服外，有效的办法是注意以文史结合的具体教学实践所取得的良好效果为例来显示其优长，给人以启发，让人们在事实面前提高认识。

其次，教学的主角是教师，教师具有引导、影响学生的作用。因此，要使学生能更好地运用文史结合的方法来学习古代文学，教师是关键。这不仅需要教师重视这一方法的运用，还必须具有运用此方法的必要条件与能力。也就是说教师首先要文史兼通，要认真学习历史，掌握与所要讲授的文学作品有关的历史背景与事件等历史资料，以及典籍中与作品直接相关的本事一类记载，并尽可能详尽占有资料。老师需要长期注重历史知识与文化史的学习，广泛地阅读有关史籍与笔记诗话，甚至包括地方志与轶事小说等典籍，并有意识有目的地摘录相关资料，以备教学之需。这里需要说明，笔者所说的文史结合的“史”是广义的，不仅指正史，也包括稗史杂记以及笔记诗话之类典籍中的某些记载，它们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典籍，但也是一种有用的历史资料，而且其中多有与文学作品直接相关的有价值的记载，对读者解读文学作品往往极有帮助。

再次，教学中是否采用文史结合的方法，主要决定于该作品是否需要采用以及能否采用此种方法。要对历史资料的介绍有所选择。在备课时，当然以详尽占有资料为好，但第一，讲课时间有限，不可罗列历史资料；第二，我们上的是古代文学课而非历史课，不能喧宾夺主。对史的应用结合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说明文学作品，因此这也就决定了在讲课时必须从有关史料中挑选最主要的、最能说明问题的资料。这样既文史结合，又保证教学重点，既使学生对作品有更深刻的理解，又引导学生注重并掌握文史结合的学习方法。

最后，要注意辨别历史资料的真伪，并防止胶柱鼓瑟般看待作品与历史事实的关系。一般地讲，历史记载是可信的，但也不尽然，其中也有非实或道听途说，甚至凭空附会虚构者，这不仅正史中有，尤以稗官野史杂记等为多。因此在文史结合中就得注重史料的甄别，要弃伪存真。此外，从总体上说，文学作品毕竟不等同于历史，两者既常有联系，又有所区别，不能机械地比附等同。因为作品有时虽有事实根据，但它却容许综合夸张，甚至渲染虚构，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因此对这类有事实依据的作品，须视具体情况合理地理解，不能仅据作品断定历史事实为非，或根据历史记载而指责文学作品不符合历史事实。

注释：

[1]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 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9，（第7册435卷）：4826.

[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杨贵妃[M].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11册76卷）：3493.

[3]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 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9，（第7册426卷）：4705.

[4]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 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9，（第7册427卷）：4717.

[5]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一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8.

[6]（宋）吕祖谦.宋文鉴（第一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张自华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524048）

作者：张自华

文史结合古代文学论文篇3：

从《诗词散论》观缪钺的词学研究方法

摘要：《诗词散论》是缪钺先生早年间一些论文的合集，以诗词为主题，论述由整体到个体，是研究诗词者们不可不读的一本佳作。缪钺先生作为二十世纪的著名学者，一生治学严谨，研究方法亦有着自己的风格。本文以《诗词散论》为本，探究缪钺先生在研究宋词时运用的一些研究方法，进而挖掘其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诗词散论》;缪钺;全局观;文史结合

作者简介：范梦瑶（1997.12-），女，汉族，河南驻马店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一、《诗词散论》与词学研究

《诗词散论》一书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缪钺先生所著，是20世纪不可或缺的一本词学著作。缪钺先生精辟地论述了诗经、六朝五言诗、《文选》、宋诗、词、李贺、李清照、辛弃疾、姜夔、汪中、王国维等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品和作家，其见解之精微、文辞之优美不仅得到了读者的欣赏与推崇，亦赢得了业界的赞赏。诗词名家叶嘉莹先生曾回忆说：“我对缪先生之钦仰，盖始于30余年前初读其著作《诗词散论》之时。我当时所最为赏爱的评赏诗词的著作有两种，一种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另一种即是先生的《诗词散论》。我以为这两本书颇有一些共同的特色，那就是他们均不只是诉之于人头脑，而且也是诉之于人之心灵的作品。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是既充满了熟读深思的体会，也充满了灵心锐感的兴发。”[1]《诗词散论》一书主要是辑录了缪钺先生关于诗词的十一篇论述，从我国第一部诗集《诗经》至近代的王国维研词之思，跨度之广，令人折服。缪钺先生对于诗词的研究，皆是先溯源、梳理其发展脉络，接着以时代分线，撷取具有时代标志性的作品和作家以具体论述。缪钺先生不仅仅是一名文学家，实则也是一位享誉盛名的历史家，因此，在其治学过程中极其注重文史结合之研究方法。史学大家周一良曾为先生撰一联：文史回翔，绛帐春风三千弟子;诗词并美，灵溪妙谛一代宗师。

关于诗词研究的理论著作，历来层出不穷。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给世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唐诗宋词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两座璀璨耀眼的文化之峰，对这些诗词进行研究，不仅仅是为了了解文人士子隐蔽的内心世界，更重要的是以文学作品蕴含的思想来揭示时代的发展流变。从南宋王灼的《碧鸡漫志》和张炎的《词源》到近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对于诗词的研究从未间断，研究方法也在不断更新。对于词学的研究，不仅要着眼于词学研究具体方法的“技艺”层面的探讨，更要关注词学的本质、发展、特征，做出哲学层面的全面反思。曾大兴曾说过：“缪钺治词，主要用力之处不在词籍的辑佚、校勘、笺注或词人年谱的编撰，而在词论的探索、词史的总结、词人的评价和词作的分析鉴赏。”[2]缪钺先生对于词学的研究，重在从整体把握，又善于使用文史结合的方法，透彻地分析了词人词作。

二、《诗词散论》之研究方法

（一）崇系统、忌零碎

文学发展的历史即文学史，是将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变化过程及结果放在历史的长流中，以发展的眼光审视。从宏观出发，对文学发展的脉络进行梳理，如此才能更加准确看到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诗词散论》中，缪钺先生首先以《论词》对词的源流、发展、特征做了整体的梳理，树立起词学研究系统。缪钺先生开篇引张惠言的《词选》序中语“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曰词。”[3]对词的来源首先定义，认为其原出于诗。“词本诗之支与流裔，故一名诗馀，然其后滋生发展，自具体貌，历时愈久，演变愈多，俨然附庸之邦，蔚为大国矣。”[4]词出于诗，又经过发展演变最终成为一代之文学代表。缪钺先生知诗词本同源，而后又言诗词之异，诗之所言，乃是人之情思之精者，然人之情思复杂繁密，且诗原为正统之文学，总有些许情思是无法于诗中言明，乃寄于词。作为诗之变体的词，较诗体更为灵活多变且有弹性，诗中不能言者，词体则能更好地表达。《论词》中，缪钺先生以诗词兼备的温庭筠、韦庄为例，评温词《更漏子》凄迷蕃艳;韦词《荷叶杯》幽婉缠绵，此种情感和境界在二人诗作中绝无表露。也正如缪钺先生所语：“诗显而词隐，诗直而词婉，诗有时质言而词更多化兴，诗尚能敷畅而词尤贵蕴藉。”[5]

梳理完词之来源与发展后，缪钺先生着眼于词体特征，将其归为四点：文小、质轻、径狭、境隐。文小指词中多采取微小之物来畅情，如微雨、飞絮、烟柳、危栏等，以微物表达词人情思，言近而旨远。质轻是指词中所表达情思即使同诗中一样，读来并未有诗之沉重，缪钺先生以杜甫《羌村》同晏几道《鹧鸪天》相比，皆是向女子述重逢之情意，摇曳生姿者，词不如诗。径狭则言明了词只适合言情写景，而不适宜说理叙事。境隐则是指词境的蕴藉隐约、寄兴深微，词之妙处就在于词境的迷离隐约，能够表达词人千回百转的繁复情思，若求浅白直达，则伤词体。而后又以中西诗体出发，论词之特性及其不可忽视亦不可贬低的价值和地位。作为治学大家的缪钺先生，在词学研究方面更是着重整体和系统的建立，在《论词》中，并不仅仅着眼于零碎的一点，而是将词之来源、特性、发展及其地位皆娓娓道来。

（二）文史结合、知人论世

缪钺先生是一位文学家，亦是一位历史家，因此，在其治学中，也着重推崇“文史结合”。文史结合是我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文学与历史学科本来就是息息相关、互相渗透，自古以来的大学者往往两者皆擅长。如西汉的司马迁既是伟大的史学家，又是伟大的文学家，写下了著名的《史记》，被鲁迅先生评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缪钺先生在《治学经验漫谈》一文中说过：“治文学者要知人论世，要研究作家、作品的时代背景，就离不开较广博的历史知识;而历史是人创造的，史书仅仅记载历史人物表面的活动，而人物的内心世界则在文学作品中透露出来，亦即是所谓‘心声’，则解释历史更能深透。”[6]“知人论世”出自《孟子》的《万章集句下》，意为研究一个人必要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后发展为研读文学作品时，不能仅限于文本本身，更要着眼于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关注作者的思想流变等等，如此才能更为透彻地分析文本作品。“知人论世”也成为了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论断，至今亦如此。缪钺先生推崇的文史结合同知人论世有异曲同工之妙。

文史结合是缪钺先生治学的主要方法，《诗词散论》中的<论李义山诗>就以知人论世之法来解读李商隐的诗歌，研诗如此，研词亦如此。研究一个人的作品不能仅着眼于作品本身，更要看到作者所处的时代和他的经历对于作品风格形成的推动作用，缪钺先生深谙此道。在<论李易安词>中，开篇提出“李易安（清照）以超逸绝尘之姿，生国势衰微之际，掩抑自伤，流离暮齿，名满天下，谤亦随之。”[7]指出易安所处时代为国势衰微之际，自然词作也多言愁。“易安父格非，为北宋末名士，隶元佑党籍，母为王状元拱辰之孙女，亦工文章。易安承父母兩系之遗传，灵襟秀气，超越恒流，察物观生，言哀涉乐，常在妍美幽约之境，感于心，出诸口，不加矫饰，自合于词，所谓自然之流露，虽易安亦或不自知其所以然。”[8]点出易安之家庭氛围对其词作风格的影响，承父母皆工文章之遗传，以成其词作自然之流露。

三、《诗词散论》对于词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一）树立全局观和历史观

做学术研究必须要在伊始就树立好研究意识，正如缪钺先生在其著作《诗词散论》中体现出来的：全局观和历史观意识的树立，是进行文学研究必须要做的工作。全局观重在梳理学术史，了解研究对象的源头、发展流变，对其整体有充分的认识和把握。只有对整体的发展透彻了解后，才能更好地研究个体。缪钺先生在《诗词散论》中，首先以<论词>言明词之发展流变的过程，继而对个人个案进行研究，如此一来，对于李易安和辛稼轩的词之分析才能更加深入而透彻。全局观意识的梳理目的在于把握大局，同时需要重要看待的还有历史观意识的树立。自古以来，文史不分家成为通用之语，尤其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在研究文学大家与文学作品时，自然明白历史的作用不可小觑。缪钺先生曾在《治学补谈》中提过：“研究文学的人要知人论世，必须熟悉历史;研究历史的人也可以从文学作品中得到启发，能更深透地理解、阐述历史问题。所以，文史互证确是治学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好方法。”[9]树立历史观即运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去进行学术研究，了解一个人所处的时代不就是要了解此人存在的那段历史，如此才能更为全面地进行学术研究。

（二）言简意赅、文辞优美

研究理论固然重要，而把毫无生气地理论研究转换成丰富优美的语言更能见作者的功力，以言简而意丰的优美语言来阐述言论亦是研究者需要从缪钺先生身上学习的。纵观《诗词散论》中的作品，皆是诗性感悟与理性表达凝结而成的词句。<论词>中他言：“余非敢谓天下之美尽在于词，亦非敢强天下人皆读词作词，然词在中国文学中自有其价值。”、“人心不同，各如其面。”[10]以此来言明词之地位。<论李易安词>中他言：“夫怅望千秋，萧条各异，李易安往矣，读其遗作，因迹求心，意其为人，必也灵睿善感，要渺宜修，神情襟韵，常在清都绛阙之间，不与人世花鸟为伍，盖其人即如一首极佳之词，有精美之情思，高超之境界，渌波容与，彩云零乱，使人玩味无穷，百读不，又如姑射仙人，冰雪之姿，苟接其謦欬，挹其清芬，可以濬发聪明，消除鄙吝，实天壤间气之所钟，虽千载遇之，犹旦暮已。”[11]一段话将易安之人与其词皆交代清楚，语言优美，加之比喻等等修辞手法，做到了理性评论与感性抒发双收，不可不叹服缪钺先生之功力。能如此运用语言不仅在于缪钺先生高超的语言艺术，更在于先生卓越的理论水平，能将两者完美融合，把板正的理论以文约意丰且优美的语言转化出来是研究者们需要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四、结语

《诗词散论》作为缪钺先生论文集的小册子，虽小却精，不论是对诗的论述还是对词的研究都浸润着缪跃先生的治学研究能力，透射出先生卓越的学术功底以及严谨的治学精神。先生才思敏捷、字字珠玑，论述凝练简洁，又时常旁征博引，其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更是值得研究者们借鉴学习。正如刘琳在《缪钺先生的治学道路与学术特色》一文中所言：“他研究各时代的诗词，常常从时代背景以探求时代精神及其在诗词中的反映;他评论古代作家及其作品，也必先研究其历史背景与身世。”[12]除树立全局观、注重文史结合之外，能够把理性剖析与诗意表述融为一体，把枯燥的理论研究术语以优美丰富的语言表述出来亦是当代学术研究者需要不断学习的地方。

注释：

[1]徐百柯：《民国那些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208页。

[2]曾大兴：《缪钺对王国维词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3]贝建辉：《文章雅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第113页。

[4]缪钺：《诗词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4页。

[5]同上，第56页。

[6]缪元朗编：《缪钺先生学记》，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4页。

[7]缪钺：《诗词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7页。

[8]同上，第68页。

[9]缪元朗编：《缪钺先生学记》，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0页。

[10]缪钺：《诗词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6页。

[11]同上，第7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