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基本原则理论管理论文

【摘要】意思自治原因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民事活动中。现代民法对意思自治原则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但是民事法律关系中意思自治仍然是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應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民法基本原则理论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民法基本原则理论管理论文 篇1：

对我国诚信原则理论的质疑和建议

摘要： 诚实信用原则是一项重要的民法基本原则，具有调整民事活动各方利益功能。目前，我国的诚实信用原则理论实际上存在着诸多问题，甚至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定义也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文章试图从诚实信用原则的历史沿革，来分析我国诚实信用原则理论存在的不足，以期尝试提出对我国诚实信用理论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 诚实信用原则; 立法实践; 缺陷; 建议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历史沿革和立法实践

诚实信用原则滥觞于古罗马法。在罗马法的经典著作《法学阶梯》、《学说汇纂》曾经有多处出现“bonafides”（诚信、善意）字样。^［1］另外，罗马法在取得时效要件中采取的是客观诚信要件，而买卖行为也有当事人诚信缔约的要求。但是，这些都只是零散的规定，罗马时代的诚实信用并不是一项基本的民法原则。

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通过革命，掌握了政权的商业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将革命成果以成文法的形式确定下来。^［2］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制定了各自的新法典。对于此时的资产阶级来说。“管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法律的作用更多地赋予个人以权利和自由，以及限制公权力对私人领域的干涉。基于这种追求，当时的民法典大多规范详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几乎被完全剥夺，以免侵犯私法域的意思自治空间。由于缺乏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诚实信用（主观诚信）得不到发挥的空间，其作用被大大限制。

20世纪初，为了适应新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形势，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各国纷纷开始采取严格规则和自由裁量相结合的新立法方式。《瑞士民法典》第2条“诚实并信用的行为”第一款“任何人都必须诚实信用地行使其权利并履行其义务”；第二款“明显地滥用权利，不受法律之保护”。此后，其它大陆法系国家纷纷仿效，纷纷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相对于大陆法系国家诚信原则一脉相传的变革历程，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诚实信用原则在英美法系的学术界并不被人关注。直到20世纪最后20年，通过一系列的著名案例，诚实信用原则才在英国得到广泛的承认，成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3］20世纪，美国通过制定法正式确认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合同法基本原则。《美国统一商法典》在其第1-203条规定“本法所涉及的任何合同和义务，在其履行或执行中均负有遵守诚信原则的义务。”该法第2-103条解释诚实信用原则为“对商人而言，诚实是指忠实事实真相，遵守公平交易之商业准则。”

二、目前诚实信用原则的缺陷

我国目前对于诚实信用原则内涵的理解可以大体概括为：（1）要求民事行为当事人言而有信，遵守已经达成的承诺，保护对方的合理期待、信赖利益;（2）尽善意、合理地告知和披露义务；（3）任何一方不得因为行使自己的权力，或者以不合理的方式导致另一方或者社会的不利益；（4）以公平合理的方式调整当事人之间的不合理与不公平的权利义务。^［4］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我国的学术界比较倾向于客观诚信^［5］。但是以上定义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与缺陷，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诚实信用原则内涵、外延模糊

虽然，诚实信用原则从罗马法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直到今天，诚实信用原则仍然缺乏一个公认的权威定义。^［6］按照法理学原理，法律是一种以确定性为其特征的行为规范，这使得人们得以比较准确地预测自己的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从而安心地行动，使得社会秩序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相对于法律规则，法律原则的可预测性程度较低。即使如此，法律原则的内涵也应该能为人所认知掌握，不能盲人摸象，任谁都可以做出完全属于自己的解释。而就合同法这一诚实信用原则应用最多的领域来看，如果按照前面总结的定义来操作，以含糊不清的“善意”“良知”等标准去判断一个合同是否合法、是否对当事人有约束力，相信得出的结论会因法官而异。这样，当事人的合意将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合同也很难达到当事人希望的效果，这在实际上侵害了当事人的合理期待和信赖利益。

2.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

诚实信用原则提出的初衷之一是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起平衡作用。只是，诚实信用原则传入中国后，却被冠以“帝王条款”之名。徐国栋先生认为“在西方国家，诚实信用原则几乎是唯一的基本原则”^［7］。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必然可以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当法官内心倾向的审理结果有可能因为本应适用的法律规则或者其它民法原则而无法实现之时，他就可以援引诚信原则这个凌驾于其他规则、原则之上的“帝王条款”来实现其希望得到的判决？

法官造法一向为大陆法系国家所禁止，为了解决法官在裁判时死守法条造成的僵化，为了给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诚信原则应运而生。对于一般授权性规则的选择以及模糊概念的解释可以解释为这是条文本身的明确授权，法官可以自由选择适用、自行解释。那么，又应该以什么标准来判断那些在“没有确切的规则规范审判行为模式，或虽有规则但若加以适用，将明显导致不公正、非正义和不合理”的情况是否存在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们是否真的是凭着自己的良心裁判呢？

另外，自由裁量权中的“自由”并不等于没有根据的“任意”，法律上的自由指的是存在着明确的行为规则，人民知晓并被允许做这些规则不禁止的行为。掌握了帝王条款的法官，起码在审判阶段是某种程度的“帝王”，获得了一种超越规则的“自由”。这种“自由”，绝对是设计这种制度的人们不愿意看到的。^［8］

3.诚信原则适用造成的不公平

在近代民法形成的重要时期，个人主义进一步发展为“经济人”理论，^［9］民法也就刻上了这种理论的深深烙印。在英国学者霍布斯看来，人无疑是自私自利的，只会顾及自己的利益。亚当•斯密基本认同霍布斯的看法,但他认为利己自私的欲望不再表现为如霍布斯所描绘的人的自然状态下人对人是狼群之中无休止的争斗,而是表现出一种有序的互通有无的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倾向。这种利己的虚拟人格就是所谓的“经济人”。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加限制地允许个人追逐利益带来了很多麻烦。如果单纯以“经济人”的标准作为主观诚信的衡量标准，相当一部分今天看来违反道德、甚至是违反人性的行为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都是合理的。为此，法学家在诚实信用原则里面加强了对于当事人“善意”的要求，甚至将“经济人”的行为标准降格，以区别于诚实信用原则。徐国栋教授认为，贯彻经济人假说的民法一般规范是处理普通案件的，而诚信原则是处理疑难案件的，应当适用诚信原则。这种看法，似乎有违反民法另一个基本原则——平等原则之嫌。同样是民事案件，有的适用一般规则，有的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疑难案件和普通案件的当事人有可能会受到区别对待，这何尝不是一种不公平？

4.国内民众对诚实信用原则的理解偏差

中国传统伦理对诚信的探究可以追溯到先秦儒家。《尚书》中已出现“诚”的概念，《尚书•商书•太甲下》中有“神无常享，享于克诚”的记载，此时“诚”主要是笃信鬼神的虔诚。《周易》中“诚”已摆脱纯粹的宗教色彩，具有日常人伦的道德意义。后来，为了满足儒家一统封建文化的需要，“信”逐渐摆脱宗教色彩，成为经世致用的道德规范。“信”就是守信义、讲信用以及由此而建立起来的信誉、信赖、信心和信任，其含义与“诚”大致相通。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偏向于一种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告知对方自己所知的一切以及对于自己做出承诺的严格遵守。而西方法律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最早起源于罗马法中的诚信契约和诚信诉讼。两种“诚信”出现的历史渊源不同，侧重点不同，中国普通老百姓难以理解的诚实信用原则居然可以引申出那么多的内容。

5.打乱民法基本原则之间的逻辑关系

(1)与意思自治原则的冲突

意思自治原则允许民事主体可以凭借自己的意志去设定权利义务，并且这种意志就是权利义务的来源，然而诚实信用原则足以干涉这种自愿。在某些场合，当事人或许出于某些考虑让渡了自己的利益给对方，而愿意承受某些程度的不利益，这的确是其真实意愿的表示。可是，如果出现了纠纷，作出妥协的一方改变主意，声称当初的让步并非自愿，而是受到胁迫作出的，另一方则很有可能因此受到损失。实际上，在商业市场中，很多看似不公平的交易行为都是双方自愿的，法律没有必要对此作出过多的干涉。

(2)与过错责任原则的冲突

过错责任原则只需要当事人尽到了相应的注意义务即可免除法律否定的可能，这是一种促进交易效率，提高交易稳定性的选择，实质上是将同类行为的注意义务规定在一个中等的水平，避免不同个案中评价标准因为法官的个人意志而不同。诚实信用原则强调“善意”，这种注意义务有时仅仅是“善良人注意”，但是，谁又能排除法官将最高的注意义务“管理人注意”强加给当事人呢？当前的商业交易不像过去那样一成不变，商人不会终生从事少数几种商品的买卖，交易一方不一定对于自己提供的标的有着完全的认识。如果这时要求当事人以专业人士的角度对自己出售的商品负高度注意义务，当事人往往很难抗辩。这就有可能将本来已经被过错责任原则合理降低的注意义务再次升高，降低了交易效率和稳定性。

(3)与公序良俗原则的冲突

公序良俗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不得违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公序良俗原则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第二，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权利。

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实信用本来就是我国普通百姓所认可的。当今社会的诚信缺失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对于公序良俗原则的宣传来解决。如果立法者因为诚实信用可能被淹没于其它善良风俗之中，大可以重点突出诚信的作用，而不必通过增设这一原则来体现。第一，中国老百姓对于诚信的理解和诚实信用原则的本意不同，这样的宣传很可能造成南辕北辙的效果。第二，法律原则虽然不像条文那么严谨，但却更加体现出权威性，绝对不可以因为公共政策的需要而随意增加。

三、对我国诚实信用原则理论的建议

当然，上述分析并不等于说诚实信用原则应该被排除出民法原则之外。只是对于诚实信用原则，如做出下列调整，相信更加有利于其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1.改称“善意原则”

为了能让国人更好地理解这个西方的舶来品，诚实信用原则这个名字应该修改。既然西方诚信原则之中有着和中国诚信文化相同的部分，这方面的平衡功能可以由公序良俗原则来担当。由于我国传统诚信文化中并不突出“善意”，或可以将此原则改名为“善意原则”。正所谓“名不正，言不顺”,这样改动使得普通民众更加容易理解此原则的侧重之处，还可以将其作用限制于一个较为确定的范围之内（要求当事人行为时尽量善意），使得诚信原则和其它民法原则之间的关系得到协调，不至于发生竞合。

2.明确两种诚信的区别

客观诚信和主观诚信的内容比较复杂，大致可以这样归纳：(1)客观诚信是指订立一个客观的标准去衡量当事人的行为是否诚信，这种标准常常是倾向于道德意味的;(2)主观诚信是指在排除了可归责于行为人的故意和过失之外，行为人已经尽到自己的注意义务以确定自己的行为合情合理，这种注意的标准常常是主观的，允许以当事人的主观状态来衡量。我国的诚实信用原则大致可以看做是客观诚信，这是为了在社会文明程度不高的情况下限制不道德行为的选择。实际操作时，这两种诚信的区别常常被忽略，这就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择一而行，或者将两种诚信融合，归纳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诚信原则，将会更加有利于诚信原则在我国的应用。

3.正确评价诚实信用原则

诚信原则应该摘下“帝王条款”的称呼。这一称呼名不副实，至少，在西方大陆法学者的著作之中，似乎并未像我国如此看重诚信原则，就是一个和其它民法原则平起平坐的基本原则而已。甚至，不少学者公开撰文批判诚信原则内涵模糊、涉及面过大，应该予以限制。英美法上也有诚实信用原则，但仅限于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在英美法上从来没有取得过在大陆法系国家这么高的地位，诚实信用原则无论在英国法还是美国法都没有被认为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即使在合同法领域，英国律师也没有明示接受诚信原则为合同法基本原则。这些，并没有降低诚信原则在西方世界的地位，相对而言，西方人似乎比当前的中国人更加讲求诚信。在美国，每个人都有诚信记录，诚信度差的人，在社会上是寸步难行的。

4.严格其适用原则

诚信原则的大力提倡者梁慧星教授提出了三个具有启发性的原则。第一，具体规定应优先适用：即现行法律有明确具体规定，而适用诚实信用原则与适用该具体规定均能得到同一结果时，应适用具体法律规定而不适用诚信原则。第二，类推适用等漏洞补充方法应优先适用。即对某一具体案件，虽无具体法律规定可供援用，但可依类推适用等补充方法予以补充时，应依类推适用等方法补充法律漏洞，不得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第三，适用诚实信用原则与适用判例的冲突解决。即当适用诚实信用原则与适用判例得出同一结论时，则应适用判例，而不得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如得出相反结论，则适用诚实信用原则。^［10］作为大陆法系国家，中国一直不承认判例的作用，但是高一级法院的案例汇编实际上起到案例法的作用。而要适用这几个原则，案例是必不可少的。

［1］

优士丁尼.法学阶梯［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409.

［2］杜兰.世界文明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560.

［3］齐默曼.欧洲合同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476.

［4］史尚宽.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40.

［5］徐国栋.客观诚信和主观诚信的对立统一问题——以罗马法为中心［J］.中国社会科学，2001（6）：97.

［6］江平.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33.

［7］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28.

［8］孟勤国.质疑“帝王条款”［J］.法学评论，2000（2）：37.

［9］王霄前.略论“经济人”假说是西方经济学的基础——兼论理性主义对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影响［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5(6)：86.

［10］梁慧星.诚实信用原则与漏洞补充［J］.法学研究,1994(2):25,27,28.

The Query and Suggestion Concerning the Credibility Principle in P. R. China

WU Ming-jie

(H. J. M International Lawyers Offic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70, P. R. China）

Key words: the Credibility Principle; legislation practice; deficiency; suggestion

(文字编辑:贾俊兰 责任校对：邹红)

收稿日期：2011-09-20

 作者简介：吴明捷(1985-)，男，汉族，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债法研究。

 引文格式：吴明捷.对我国诚信原则理论的质疑和建议［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1):62—65.

作者：吴明捷

民法基本原则理论管理论文 篇2：

浅析意思自治原则

【摘 要】意思自治原因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民事活动中。现代民法对意思自治原则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但是民事法律关系中意思自治仍然是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應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关键词】意思自治；民法；原则

一、意思自治的发展历史及内涵

意思自治原则肇始于罗马法，在近代民法中意思自治是指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意思自治原则是确定合同准据法的最普遍的原则。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契约自由缺陷也不断暴露出来。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家集团往往利用垄断优势，制定不平等的格式契约，损害普通消费者的权益。普通消费者对格式条款已无“意思自治”，或者接受，或者不接受，别无选择，对工业经济对环境的污染给生活带来的损害，因企业的无过失，也无可奈何。于是，社会中出现了一股反对意思自治的思潮。为了保护弱者的利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制定了一些社会法以期修正意思自治的缺陷。现代民法对绝对的“意思自由”原则进行了限制，但是其出发点仍然是以双方当事人自由协商为基础。

意思自治，又称私法自治，指个人得依其自主的意思，自我负责的形成其私法上的权利义务，旨在保障实践个人的的自主决定及人格尊严。意思自治的真谛是自由的价值观和当事人的自主选择，自主负责。在民法体系中，从民法总则的行为能力制度、意思表示制度，到民法分则的所有权自由、契约自由；从合同法的违约责任，到侵权行为法的侵权责任，意思自治贯穿民法始终。意思自治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以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根本。同时在民法的各具体领域，表现为主体法的结社自由、债权法的合同自由、物权法的所有权自由、亲属法的婚姻自由和家庭自治以及继承法中的遗嘱自由。因此，意思自治是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民法最为重要的理念。

二、“意思自治”原则在我国的发展

清末修律《大清民律草案》开启了我国现代民法的先河，虽然清末修律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通过引进日德先进的民事立法技术，引入大陆法民法的基本概念为我国民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后，国民政府制定《民法典》，其中153条：“当事人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者，无论其为明示或默示，契约即为成立。当事人对于必要之点，意思表示一致，而对于非必要之点，未经意思表示者，推定其契约成立，关于该非必要之点，当事人意思不一致时，法院应依其事件之性质定之”的规定构成了《民国民法典》中的意思自治原则的完整规范。

1949年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后，废除以《六法全书》为代表的伪法统，在中华民国《民法》中所规定的意思自治原则自然也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又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但是在农村中自然经济体制还是没有改变。在此种经济结构模式下，民法是没有生存的土壤的，以意思自治为代表的民法基本原则和理念，往往为“强制服从”所代替，民法的私法、自由精神无从谈起。

改革开放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间民事活动繁荣，民法有了发展的土壤。1986年《民法通则》的颁布施行标着我国民事法制建设迎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经过不懈努力，意思自治原则意见成为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的原则。”1999年颁布实施的《合同法》第4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意思自治原则在我国民法的中的具体表现为：民事主体根据自己的意愿自主行使民事权利。民事主体之间协商设立、变更或者终止民事关系。当事人的意愿优于任意民事法律规范。

三、意思自治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我们可以看到自由主义在现代收到了相当大的冲击，现代民法理论中对“意思自治”进行了一定的修订，“契约自由”得到了约束，以至于有的学者提出“民法已死”，“社会法横行”的观点。就目前我国是司法实践来看。仍然有必要深入的推广“意思自治”原则。

《合同法》第52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的理解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的争议首先， 如何理解“合法的意思表示”， 私法上的合法界限为法律没有明文禁止、行为没有违反私法基本原则的即为合法。公法上的合法范围由法律明文规定， 超出规定的范围的行为即为违法。国家公权力原则上不能干预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除非涉及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只有在当事人不能协商解决纠纷， 一方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时， 国家才出面进行干预，

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司法裁判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决策，特别是在两者充分协商、意思表达真实的情况下，应当以双方的意思自治为主。基于合法的意思表示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法律约束力。

参考文献

[1]魏振瀛.民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张巧进.论意思自治的价值分析[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1，（01）.

[3]何国萍.论意思自治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冲突[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4]于涓.论意思自治原则在我国合同制度中的运用问题[J].湖北社会科学， 2012 ，（3）.

[5]赵江风.论意思自治[EB/OL].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

default.asp id=38992

作者：刘扬

民法基本原则理论管理论文 篇3：

图书馆运营原则的探讨

摘 要： 民法的基本原则对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基于依法治馆的要求，从民法角度探讨图书馆运营的基本原则问题。

关键词： 民法 图书馆运营 基本原则

图书馆作为委托行使职权的机构，虽然与读者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但是不能否认双方之间存在潜在的地位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民事关系的主体就是图书馆和读者，客体就是图书馆与读者权利义务所指的对象——信息资源，因而双方应遵守相应的权力义务关系。为此，基于依法治馆的要求，民法的基本原则对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对图书馆的立法具有指导、借鉴作用，另一方面对图书馆的运营具有行为准则和审判准则的功能，弥补了图书馆规章制度的缺陷。本文试图从民法的基本原则入手，探讨图书馆运营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问题。

1.平等原则

民法中的平等，是指主体的身份平等。民法通则第3条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地位平等。任何自然人、法人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平等地享有权利，其权利平等地受到保护。基于平等原则，图书馆在这方面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2008年10月中国图书馆学会正式发布《图书馆服务宣言》，逐步确立了对社会普遍开放、平等服务、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目标之一是向读者提供平等服务。各级各类图书馆共同构成图书馆体系，保障全体社会成员普遍均等地享有图书馆服务。但目前，很多图书馆的章程（特别是高校图书馆）都未明确规定读者获取信息的平等权，而且读者的平等权受到诸多限制。图书馆运营中存在不平等现象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1城乡差别

信息时代，信息与知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轴心，是提高自身素质、改变自我、发展自我的关键，乡村广大人民首先应改变其获取知识、信息的环境、现状，使其享有平等的信息权。因此，乡镇图书馆的现实存在意义不言而喻，另一方面乡村的图书馆却面临濒临绝境。城乡信息资源差距较大，且都集中在县、市及以上城市。县（市）图书馆占有全县文献资源的90%，但只服务20%的县城居民。［1］美国学者M.E.索普（M.E.Sopen）所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在用户所引用的参考文献中源于个人收藏的占59%，源于个人居住地附近图书馆的占20%，只有10%来自较远的图书馆。［2］人们对信息资源的获取首要要求的是便利性。文献信息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引发了城乡读者信息获取机会不均等，影响了城乡居民整体素质的提升。

1.2高校图书馆读者间获取信息的不平等

2005年7月8日“中国大学图书馆馆长论坛”在武汉大学举行，60多位与会代表签署了《图书馆合作与信息资源共享武汉宣言》，该宣言指出：“图书馆是国家和政府为保障公民自由、平等地获取信息和知识而进行的制度安排。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一位公民（读者）对信息和知识的需求，是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但至目前为止，享用图书馆资源的不公平不言而喻，尤其是高校图书馆，它具有信息资源的绝对优势，但由于财力、物力及人力等原因，以及其服务对象的特殊性，服务对象基本上是校内的师生，社会人员难以从高校获取他们所需要的信息资源，高校图书馆很难实现为全民服务，间接造成了文献资源利用的不平等。

2.自愿原则

自愿原则的实质，就是在民事活动中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具体到图书馆运营中，自愿原则主要体现为知识自由。

知识自由（Intellectual Freedom），即指求知自由。国际图联信息自由获取与表达自由委员会（IFLA/FAIFE）对知识自由的表述为：知识自由是指每个人都享有持有表达意见、寻求与接收信息的权力。知识自由是民主的基础。知识自由是图书馆概念的核心。［3］从法律意义上讲，知识自由的含义是指公民根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获取和表达知识或信息的权力。读者进入图书馆，对获取知识的内容、方式有自主决定权，图书馆工作人员无权干涉，更不允许人为地设置各种障碍进行阻止。

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姚乐野强调图书馆馆员应以“知识自由”为己任，以读者的成功为价值取向的职业道德观。长期以来，图书馆界一直关注知识自由，维护知识自由成为图书馆的目标之一，也是图书馆职业的核心精神。图书馆作为一个服务部门，服务读者是图书馆的宗旨，图书馆应有作为的是提供各种环境和条件为读者提供求知自由的途径。

3.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是指在民事活动中以利益均衡作为价值判断标准，在民事主体之间发生利益关系摩擦时，以权利和义务均衡来平衡双方的利益。因此，公平原则是一条法律适用的原则，即当民法规范缺乏规定时，可以根据公平原则来变动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达到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具体到图书馆，公平原则的实现却困难重重。在我国，农村人口分布广、人数多，与城市一样公平地为国家作出贡献，合法地纳税。但如前所述，县（市）图书馆占有全县文献资源的90%，农民要获取更丰富的信息资源，只能进县（市），这中间有很多的不方便，时间、花销不说，由于图书馆的规章制度规定了借书的数量和期限，农民要看书，就要经常往返于城市和乡村之间。而城市的居民相对来说，获取文献资源相对来说容易多了。同样是公民，同样是纳税人，对图书馆的义务几乎是等值的，但农民的权利却受到诸多的限制，这种权利和义务的不平衡、不统一有违民法的公平原则。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第19条规定：高等学校图书馆应保护读者合法、公平地利用图书馆的权利。但这里的读者只是高校的师生，未涉及社会读者公平使用高校图书馆资源。高校图书馆也未考虑社会读者，这从高校图书馆的规章制度可体现出来，规章制度只规定在学校师生的权利义务，认为图书馆为社会公众读者提供公平服务只是公共图书馆的事情。这种处理方式合法、合理，无懈可击却违背了图书馆精神的精髓——公平原则。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高校图书馆的服务精神和服务观念有了进一步的改观，思维有了新的扩展，强调必须逐步强化高校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就如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信息学系主任、教授范并思先生所指出的：“我们对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其他类型的图书馆可以忽视社会公众的图书馆权利。”［4］目前，部分高校有为小部分的社会读者服务的功能，如福建师范大学、宁德师范学院等，规定有特别需要的社会读者可以来馆借书。虽然这部分社会读者人数相对极少，而且经常有身份的限制。但不管怎样，图书馆的服务在公平上都有了可见性的提高。

4.诚实信用原则

所谓诚实信用，其本意是要求按照市场制度的互惠性行事。在缔约时，诚实并不欺不诈；在缔约后，守信用并自觉履行。图书馆作为社会的文化教育机构、信息服务机构，也存在诚实信用问题。涉及道德、法律、管理、服务等几个层面，由图书馆制度信用、管理信用、服务信用和用户信用构成的，必须以国家的相关法律为依据，纳入全社会的信用体系，与社会信用保持同步发展。［5］如：制度信用要求图书馆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以维护读者利益，保障读者的信息公平，尊重知识产权，在与供应商签订协议、合同时不欺诈等；管理信用强调的是在图书馆的工作中避免重人情，按照法律、法规、学校规章制度、图书馆的各项规章制度办事，不偏不倚。

5.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在进行民事活动中必须正确行使民事权利，如果行使权利损害同样受到保护的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即构成权利滥用。具体到图书馆的运营中，主要体现在图书馆规章制度的制定和使用上。

当前，图书馆还未出台图书馆法，图书馆的规章制度的制定不乏出现自由化，各个图书馆的制度各不相同，比如，办证要交办证费和押金，馆与馆之间都存在差别，办证费有几元到几十元的，押金有几十元到几百元的，超期罚款有的规定一天5分钱，有的规定一天2毛钱，等等。条款诸多不同，但读者却只能无条件地接受，很少图书馆在制定规章制度时举行听证会，征求读者的意见，读者无权知道图书馆规章制度的制定初衷、过程及内容等。图书馆行使了自己的权利，却损害了读者的权利。

在规章制度的使用上出现权利滥用的现象。如某些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法律意识淡薄，不以服务者而以读者的掌控者自居，对读者不规范的借阅行为采用呵斥的手段，甚至对读者进行非法搜身，侵犯读者的隐私权，等等。这些种种违反了图书馆的服务宗旨，侵犯了读者的人格尊严权。

6.守法原则

我国《民法通则》第6条将守法原则表述为：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具体到图书馆运营中，守法原则就要求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在日常的工作中要遵守宪法、国家规定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图书馆制定的规章制度。如：在流通部，图书馆工作人员和读者都要严格遵守图书馆借阅管理制度，不能因人而异；在文献信息资料采购过程中，信息工作人员要加强法律意识，自觉地选择正版产品，维护知识产权所有者的正当权益；在数字图书馆建设过程中，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要遵守《世界版权公约》、《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国际法和国内法，以免造成侵权、违约等法律事件；在读者咨询服务方面：要保护服务对象的个人信息，如服务对象的电话号码、家庭住址、职业情况、借阅记录、咨询内容、咨询用途等。

7.公序良俗原则

民事主体的行为应当遵守公共秩序，符合善良风俗，不得违反国家的公共秩序和社会的一般道德。公序良俗是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的简称。《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公共秩序，是指国家社会的存在及其发展所必须的一般秩序。善良风俗，是指国家社会的存在及其发展所必须的一般道德。图书馆是一个服务部门，公序良俗原则就显得特别重要，系法律的最高指标，图书馆行政以法律结合道德之“公序良俗原则”积极从事柔性管理，堪称图书馆营运成功的利器。［6］如：图书馆办理图书采访、编目、典藏、阅览、参考咨询、文献传递、馆际合作等要以不违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为限；图书馆禁止收藏猥亵之文本、图画、声音、图像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陈列；图书馆工作人员穿戴整齐，微笑服务；读者入馆不能酗酒滋事、漫骂喧闹，否则禁止入馆，等等。

参考文献：

［1］张津.信息环境下城乡图书馆的协调发展.教学交流·理论版，2008，（8）.

［2］吴骏.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社会化新探.图书馆学刊，2003，（4）:34.

［3］知识自由与图书馆研究，http://www.docin.com/p-48068913.html.

［4］王梅.图书馆精神：“公共”的还是“公共的”.新华书目报·科技，2008.1.

［5］杨慧丽.信用社会与图书馆诚信服务机制的构建.情报资料工作，2004，（1）.

［6］廖又生.行政程序法之公序良俗原则与图书馆经营.书苑，2010-01-21.

作者：江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