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基本原则的冲突与协调

2022-12-09

一、引言

本文从民法基本原则中的核心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入手, 对民法原则间的冲突表现和原因进行了论述和分析, 从而得出意思自治原则与民法原则中的其他内容间存在着较大的冲突。并在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 民法的价值原则具有多元化的特征, 而这正是与社会主体的多种不同需求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这些基本价值同时存在并相互作用, 同理, 不同社会主体之间也是相互制衡并互为支持。但与此同时, 这些价值原则又时刻有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这也正好体现了民法不同原则间所承载的价值的差异。

二、文献综述

关于民法条例规定间的冲突现象, 法理方面的研究学者很早就注意到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并提出了许多理论。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 这些理论又逐渐走向充实和完善。美国法学家德沃金曾对原则和规则的区别进行过详细的讨论, 并认为在应用方式以及同例外的关系方面, 原则具有分量和重要性的向度, 但规则并不具备。卡尔·拉伦茨则在其著作《法学方法论》中对如何解决原则冲突进行了回答, 并提出了“个案中法益衡量”的解决办法。学者李锡鹤专门对民法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并认为我国现阶段的《民法通则》缺乏一定的针对性, 许多原则内容与民法性质相背离, 应在今后立法中加以修正。舒国滢教授针对我国现存的民法冲突现象, 在其法律著作《法律原则适用中的难题何在》中提出应通过法益衡量的办法来解决。刘克毅则对民法原则的适用窘境提出了一定看法, 认为这不仅是实体法问题, 同时也与诉讼机制, 以及司法程序有着紧密关联。本文在对民法的冲突协调进行研究的过程中, 采用了比较和演绎的方法, 对问题的关键要素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三、民法基本原则间的冲突

(一) 意思自治原则是民法基本原则中最核心的原则

从民法产生的本质来看, 可以将其看做市民群体的基本法。由于市民社会具有一定的“私人自治”特征, 与国家的管理规范相区别。当解决市民社会的私人事务时, 私人自治下的社会主体将不再受制于外部管制, 尤其是公权力的影响, 而是要求自主灵活地处理。因而, 意思自治原则是民法当中最具代表性, 同时也是处于核心地位的原则。将意思自治原则与民法中的其他原则相对比, 可发现意思自治原则要求以平等为法律的最重要前提, 并将公平原则作为适当的补充和完善, 为了对意思自治原则进行必要的限制, 还需引入诚信原则, 公序良俗原则, 从而形成健全的民法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 如果民法明确承认了私法自治原则, 就能切实保障民法的自由价值, 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平等, 公正等其他理念。由此可知, 从民法的产生源头以及对其他原则作用上来看, 意思自治原则无疑是民法中的核心原则。

(二) 意思自治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的冲突

1. 从公序良俗原则的功能看意思自治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的冲突

在公序良俗的作用下, 有时会使私法自治的实行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虽然现代社会中公诉良俗的作用范围有所拓展, 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但其基本功能却延续了下来。作为一项干预私法执行, 影响市民群体有效手段, 无论是在任何时代都有着显著的影响力。作为现代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公序良俗是对市民社会活动范围的表述, 也是国家权力与市民社会自治之间的分界线, 它在私权与公权, 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修筑了一道栅栏, 试图为不同权益间的矛盾冲突找到合理的平衡点, 并以公序良俗的形式出现并发挥作用。从这一角度来看, 公序良俗作用力的增强, 其实质是国家对市民社会干预程度的加强。由此可知, 意思自治原则的意义在于为市民社会主体提供尽可能多的自由权利, 要求减少公权利对其的过度干预;而与之相反的是, 对公序良俗原则的坚持则有利于公权力对市民社会的渗透, 即加强国家的干预程度, 而相对忽视民事主体的自由。因此, 从功能上看, 意思自治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存在着较强的冲突。

2. 从公序良俗原则的司法适用看意思自治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的冲突

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事件相比, 成文的法律法规具有静态, 固定的特点, 因此在用法律条文来审视社会实际时, 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 为了弥补法律条文中的不完善之处, 公序良俗往往被视作衡量公平正义的标准, 并在当代司法程序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也就是说, 在司法活动当中, 有时会要求司法人员根据公序良俗来对法律效力进行定夺, 并最终完成对某些行为性质的断定和审判。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公序良俗的具体内容和衡量标准无法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 缺乏官方的解释依据, 因此其界线比较模糊, 只能为人民提供一个大致的方向, 并要求司法人员根据这个方向来进行判断, 但这个方向的极限和适用范围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又只能依靠个人的认知来自行揣摩。首先, 不能将公序良俗与社会一般利益完全对等, 这是一种极不确切的、牵强的划定方式。根据对社会一般利益的认识, 不同的司法人员可能会对其有不同的理解角度, 并出于个人原因而滥用违背公益的罪名。这样一来, 所有的社会契约都可看做不同形式的违背公益行为, 司法活动对公益的解释就会沦为偏向某一方利益的文字游戏;其次, 将公序良俗解释成“社会一般道德”也是不可取的。对于某一社会规范而言, 或是对未经推广、未得到普遍应用的团体价值而言, 只有与当前法律规定不发生冲突的情况下, 才能被法律所认可。而公序良俗正是属于这一类型, 不仅在其概念上不具备严格清楚的界定, 同时也无法提供典型案例来证明哪类行为是对公序良俗的践踏。正是由于公序良俗在界定上的模棱两可, 使其所承载的内容外延具有了一定的开放性和衡量上的灵活性, 这就使司法人员在审判过程中可能根据个人对道德的理解, 甚至根据个人利益或情感来做出判决, 从而发生打着维护社会公益的旗号来公报私仇的现象。

(三) 意思自治原则与民事主体平等原则的冲突

意思自治原则要求民事主体享有平等的地位, 这与其对法律价值自由的保证密切相关, 而民事主体平等原则同样也包含着对平等的追求。平等是自由的前提, 自由是平等的目标。在这一层面上, 二者是保持一致的。但与此同时, 在特定情况或社会发展条件下, 平等与自由这两大社会目标有时也会发生冲突。在民法设立的最初阶段, 平等原则更多体现为一种形式和社会观念, 其核心在于对所有民事主体进行无差别对待, 而不考虑主体的社会地位、文化程度及其他附加因素。同时, 在涉及到利益分配或承担方面, 任何一个参与其中的主体都应获取相同的份额, 体现为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平等。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和追求, 必须最大程度地对社会人群同等看待。在平等原则的要求下, 应严格保障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享有人身自由, 维护精神利益等, 且对这些方面的保护是绝对性的。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社会形态和发展趋势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社会竞争及其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开始被人们高度重视。在这一背景下, 形式上的绝对平等原则越来越暴露出明显的局限性和不足。基于近代社会条件下的基本衡量标准, 即平等性和互换性, 此时已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土壤, 并在此基础上演化成了巨大的两极分化。为了消除绝对平等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就必须对已经流于形式的平等原则进行重新的解读和调整。为此, 在现代民法的设立上, 发展出了实质层面的平等原则, 并赋予其严格的法律效力。在现代法的意义当中, 平等原则被进一步细化, 出现了强势意义的平等与弱势意义的平等两个层面。现代民法在做到强势意义层面的平等之余, 也没有忽视弱势意义层面的平等。这一原则本身是对社会群体按照一定要求加以归类, 因此这里的平等所适用的对象是指归类至同一层面的社会群体而言, 也就是说, 只有当同一层面的主体获得了相同的份额, 才是真正的平等。因此, 现代民法开始向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而努力, 例如, 许多法律法规都包含对劳动者, 消费者等群体的权益保护, 包括强制缔约义务, 格式合同规制, 最低工资等。这些法律的出现, 在颠覆了传统的合同观念的同时, 也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意思自治的相关规定, 对契约自由的广泛应用形成了束缚。由此可知, 意思自治原则与民法平等原则存在一定的冲突。

四、民法基本原则间冲突的协调

(一) 通过立法程序对民法基本原则冲突的协调

1. 民法的基本原则的立法选择

为有效化解我国民法基本原则间的冲突, 应首先从其源头, 即立法阶段进行协调。在协调过程中, 应对民法基本原则的划分标准有着明确深刻的认识, 从而将各项原则中划分出处于核心地位的基本原则, 并在此基础上与其他原则形成有效运行的民法体系。一些法学专家认为, 我国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应充分理解民法的独有特征, 并根据这些特征以制度的形式确定出基本原则。民法在其本质上是市民法, 其作用在于平衡社会主体间的利益关系, 包括人身关系, 财产关系等, 因而上升到法律层面时也必须尊重民法的特殊性。同时, 法学专家也看到目前我国通行的民法典并未体现出民法应有的特点。例如, 在《民法通则》中, 等价有偿原则被定义成民法的基本原则。专家认为, 等价有偿原则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只适用于对有偿财产关系进行平衡, 而无法应用于其他类型的财产关系中, 因此将其作为基本原则作用于整个民法体系有着明显不足。再如, 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目前也被规定为基本原则之一。但专家提出对权力滥用的监督可通过公序良俗原则来实现, 因而这一原则的设定就显得多此一举。

2. 民法基本原则的立法规范化

在我国的民法立法程序中, 对意思自治原则, 公平原则, 等价有偿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 以及公序良俗原则都分别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但在对规定进行具体表述时, 许多原则的用语不够严密和规范, 表达不够确切, 同时也不具备与之相对应的法律制度条例。这样一来, 就给司法活动的顺利进行带来了一定困扰, 更容易引起民法基本原则间的冲突, 且增加了化解冲突的难度。例如, 《民法通则》中的第七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 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破坏国家经济计划, 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这项条例通常被默认为公序良俗原则在法律中的明文规定。同时, 又试图通过对外国法律中的相关概念加以套用来解读其中的内容, 如“公用利益”和“经济秩序”就常常被认为与外国的“公共秩序”完全等同, 而“社会公德”则成为了外国法律中的善良风俗, 但当我们对上述法律规定进行重新审视后, 则能够明显发现, 虽然这条法律规定中包含了公序良俗的相关内容, 但在对公序良俗的认识上, 却不能将其与公共利益, 或公共道德看做相同的内容。公序良俗概念所囊括的内容要比另外两项广泛得多, 其价值功能也具备更深远的意义。简单地说, 秩序及风俗具备更加持续, 稳定, 以及客观的特性, 更多体现为对已发生事实的确认。而无论是公共利益, 还是公共道德, 这两个概念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而《民法通则》制定于我国的计划经济时期, 在这段历史时期中, 个人利益需让步于集体利益, 居于从属地位。因而, 对公共利益, 及公共道德的解读会明显倾向于国家政权的角度, 这可能带来两个严重的问题, 第一, 法律中规定的利益和道德无法起到沿承我国传统社会秩序的作用;第二, 社会主体很难自觉对法律规定中的利益进行维护, 无法引起社会主体的共鸣和认可。因此, 在今后的立法过程当中, 应以公序良俗这一概念取代以往政治色彩浓厚的表述, 维护我国社会的既有秩序, 确立更为规范的私法观念。

(二) 司法实践中民法基本原则冲突的协调

1. 民法基本原则优先

对这一协调方法进行运用的最典型案例就是“泸州遗赠案”。其中, 有人支持法院的最终判决, 认为司法活动应将民法基本原则作为衡量的重要标准, 如果民法基本原则与其他相关规定发生冲突, 应优先遵守民法基本原则。但本文在此认为, 任何情况和条件下都以民法基本原则为优先并不是解决冲突的有效途径, 甚至会带来严重的危害。最明显的体现就是行为后果的不可预知性, 同时还会对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造成巨大的打击。

2. 还原法律规则为法律原则进行衡量方案

学者王夏昊认为, 在特定案件当中, 如果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发生冲突, 应将与法律原则不相符的规则进行重新调整, 使其转而与法律原则相符, 然后在找到与法律规则相符合的效力形式原则, 并将其与调整之后的实质原则进行对比和衡量, 并通过衡量结果确定出对该案件的最佳法律裁决。

五、结论

综上所述, 本文通过对民法基本原则的冲突与协调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指出民法基本原则间的冲突类型进行总结和归纳, 强调了意思自治原则的核心地位和作用, 对意思自治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的冲突和意思自治原则与民事主体平等原则的冲突这两方面进行了分别研究;同时, 针对和谐民法冲突, 本文又对民法基本原则间冲突的协调进行了论述, 包括通过立法程序对民法基本原则冲突的协调及司法实践中民法基本原则冲突的协调这两个方面。

摘要：本文对民法的本源和性质进行了论述, 对民法基本原则间的冲突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冲突加以协调的方法。

关键词：民法原则,法律冲突,法律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