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民法理论法律论文

摘要：市民社会是民法发展和民法精神孕育的基础。民法典的制定对一个国家来说在形式上意味着私法意识的建立，在实践上意味着自由与平等真正的纳入这个国家的民众生活和公共社会秩序中；而对整个世界来讲，是民法法系发展的一次重大进步。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市民社会民法理论法律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市民社会民法理论法律论文 篇1：

浅析民法与市民社会下的私法自治

摘要：民法与市民社会从开始就注定了两者间辩证互动、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根本上讲民法就是市民社会下的私法自治。文章以市民社会为切入点，来分析民法与市民社会特别是市民社会下的私法自治间的内在关联，以期分析我国民法发展与市民社会环境培育的可能性。

关键词：民法；市民社会；私法自治

一、民法的概念梳理

“民法”一词来源于古罗马的市民法，并且是随着欧洲中世纪自治城市的增多和市民阶层的壮大而形成的。日本于明治维新时期用汉字第一次将市民法定名为“民法”；我国法律中采用民法一词，是在清朝末年的《大清民律草案》中，其本义是等同于德国、法国等民法典中的“市民法”的。建国后，私法精神及文化由于当时的经济政治体制而基本缺失，民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及私法精神的价值被否定。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私法理念被逐渐提出，我国民事立法才开始大大加强。

我国《民法通则》第2条第二款对民法的概括定义是：“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间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得法律规范的总和。”从这一概念中，我们可以归结出民法的两个最本质的特征：权利本位性和私法性。相对于义务本位而言，权利本位性更加重视对私权利的确认和保护。而私法性则重视的是实然状态下的私主体利益的得失，因而民法本质特征就是私法。

二、市民社会的理论沿革及其内涵探究

（一）市民社會的理论沿革

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首先提出了“Politike Koinonia”的概念，意指一种“政治共同体或城邦国家”，主要描述了古希腊城市或城邦的生活状况。而之后的古罗马政治理论家西塞罗则将市民社会的内涵定义为一种“城市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此种定义同政治社会、公民社会、文明社会的内涵一致，都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古典市民社会理论。随着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发展以及西方诸多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市民社会开始出现了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现实状态。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一书中第一次明确地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作了二元化区分，这也是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理论的由来。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根本上是一个私人生活的领域，事实上是同政治国家相分离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活领域。”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理论作出了一定的发展与完善，突出于他强调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即市场经济对市民社会的支配性作用。可以明确地是，市民社会理论不断发展与成熟，催生了民法的发展与成熟。

（二）市民社会的内涵探析

市民社会理论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与演变，但其内涵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黑格尔从其国家主义理论出发，认为市民社会是出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中间领域的论说有着维护国家权力的嫌疑。他将市民社会作为一种政治国家的附庸，颠倒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使得市民社会理论失去了最本质上的架构支撑。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将经济元素即物质生活关系作为市民社会领域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认为市民社会是一个私利益的体系，是对私活动领域的一种高度抽象，从而揭示了市民社会的私法自治的本质。我国学者邓正来先生则认为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原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的“私域以及参政议政的非官方领域”。邓正来先生对市民社会的表述更能体现市民社会的私法自治性，并认为市民社会就是指个体在一定的经济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中，平等独立自主地进行经济活动或其他活动，以追求个体所期望之利益的最大化，并以此期望之利益为内在要素的一种存在于政治国家形态之外的、具有权利本位价值取向的私法自治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最重要的条件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最关键的要素就是私法自治。因此可以说市民社会是一个具有民法价值取向的私法自治的价值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私法自治是其最本质的体现。因为市民社会归根结底是一个“私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市民”所最企盼的就是个体利益的最大化的实现以及国家公权力的最低限度的介入。这种“企盼”在日常的市民生活中被逐渐表征和日益体系化，就形成了一系列市民社会内部的“私法自治”的规则和精神。市民社会正是通过私法自治，限制了国家公权力对自身领域的介入。在这里，民法作为典型的私法，便成为了调和国家公权力的强力干预与市民社会自身的反过分干预的矛盾的最合适的“中间人”和“调和人”。因而我们说民法是最为基本的市民社会的私法，本质是市民社会下的私法自治的体现。同时，契约关系在市民社会中具有一种组织地位。在契约的自由组织下，国家权力才能最低限度地介入到市民社会的“私领域”中来。梅因甚至直接称市民社会为“契约社会”，足见契约关系在市民社会领域中的重要性。另外，主体资格之平等是私法自治的前提以及其得以生成并运转的最重要条件。而追求个体所期望之利益是市民社会的内在价值推动和最终目标。

三、民法与市民社会下的私法自治的内在联系及其对我国现今法制建设的意义

市民社会是一个对立于政治国家的“私领域”，以个体私权及私利益为主要的价值追求。而政治国家这个“公共领域”则以“公权”为其主要控制“私领域”的手段。这里就产生了市民社会的“私权利”与政治国家的“公权力”之间的二律背反的矛盾。要调和这种“二律背反”以使市民社会这个私的价值领域得以不受“公权”的肆意干预而存续，就必须找到调和这种“二律背反”的方法。这个方法也就是市民社会下的“私法自治”的体现——民法。作为私法的核心部分民法通过国家的“公权力”来实现对社会个体的“私领域”的个体利益的保护，这种保护一方面维护了政治国家的“公权的权威”，另一方面也满足了市民社会私领域的“个体期望之利益”的实现，从而实现了市民社会的“私权利”与政治国家的“公权力”的“对立统一”，调和了这个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民法作为市民社会下的私法自治的体现便是在这样的“调和”过程中被催生。因此，可以说民法与市民社会下的私法自治是辩证演进的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一范畴。私法自治作为民法的最高指导原则及其体系构建的基础，奠定了民法作为市民社会基本法的基础地位。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浅要分析民法与市民社会的私法自治之间的关系。

首先，市民社会的发展演进所孕育的私法自治的精神推动了民法的产生与发展。市民社会是随着市民阶层的产生、发展而逐步形成发展的。市民是指合理追求自己的利益的经济人。市民的这种“经济利益属性”使得市民在平等、自由状态下的活动过程中，迫切要求限制国家公权力肆意介入到自己的私生活领域。这就促使了市民社会内部一些私法自治精神的自由或契约规则的形成，这些私法自治精神的发展成熟便形成了民法的雏形。由于民法事实上是通过利用国家公权力的权威而实行的本质上反映和保障市民社会内部各私主体利益需求的，因而民法的产生不但限制了国家公权力的干预范围，同时也调和了市民社会的“私权利”与政治国家的“公权力”之间的那种“二律背反”的矛盾。因此可以说，民法本位观的形成与发展与市民社会的不断发展与成熟，特别是市民社会下的私法自治的精神理念是分不开的。

其次，民法是市民社会语境下的“法”，其本质就是市民社会下的私法自治。民法注重和强调的是其私法性、权利本位性、人格平等性。在缺乏市民社会语境的政治独裁国家或政治色彩浓重的国家，由于公权力的泛滥，私法自治的理念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没有生存的空间，因而民法也就不存在其自身生存的空间。而只有在市民社会语境下，私法自治精神高度发达的环境下，民法的私法自治性、权利本位、人格平等等特性才能得以实现。市民为获得“预期之利益”而需要的平等与权利的价值环境也才能得到保障。因此，要准确的理解民法要义，就必须把它放到市民社会的语境下，将其同市民社会下得私法自治统一起来去分析理解，这样，民法才具有了其存在的语境空间。

再次，民法通过满足市民社会私法自治的需求，调和私权利与公权力之间的矛盾而实现自身的价值。在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中，所有权神圣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契约自由原则）、过错原则最能体现民法本位观，其本身所包含的私权性精神是市民社会下的私法自治所必须具备的价值理念。在这里，民法与市民社会都追求通过私法自治的实现来维护私有财产和私体利益在合理范围内的最大化。这种“平等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市民社会下私法自治的本质所在，也是民法所要实现的自身价值所在。民法与市民社会下的私法自治在价值追求上的一致性就体现在民法通过对政治国家公权力与市民社会私权利间的矛盾的调和，一方面利用国家对民法的颁布实施实现了对国家公权权威的维护，同时又限制国家公权力对“私领域”的肆意介入，保障了私主體对其所期望之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通过市民社会下的私法自治，民法的“应然”价值得以实现，民法的“应然”与“实然”的价值冲突得以调和，从而实现了民法本身的价值追求。

概而言之，市民社会对“私利益”保障的私法自治的需求不但孕育了民法的产生，而且促使了民法的“应然”与“实然”状态的逐渐调和一致。而民法本质上也是市民社会下“市民”为追求“私主体利益最大化”，排斥国家公权力过度干预而在“自治”过程中所追求并逐渐形成的用于“自治”的私利益保障规则或精神。这种规则反映了市民社会领域下“市民”的利益需求，调整了私主体间的财产利益与人身利益关系，尊重了私主体的意思自由，它利用国家的意志反映出来，便形成了民法的形式。而民法的产生与发展又同时促进了市民社会下私法自治精神理念的发展与成熟。民法对私权的关注以及民法本位观的逐渐形成不但会推动权利意识的普及，更重要的是民法本身所蕴涵的意思：自治原则本质上就是市民社会下的私法自治的精神与理念的直接体现。

在我国，分析和认识民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特别是民法与市民社会下的私法自治间的内在联系，是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的。由于长期的封建正统文化的影响，我国一直存在着“重刑轻民”的思想，“皇权至上”是这一思想的最终体现。在这样一种政治与文化都高度统一的体制下，特别是小农经济为主导的经济模式下，市民社会是很难有所发展的。而市民社会下的私法自治所需求的私法文化精神就更难以被提出和建设，实质意义上的民法也就更无从谈起。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权利、契约等私法文化精神才逐渐被提出和培养，我国的市民社会理论开始被理论学界探讨，私法自治的精神理念被培养，我国的民法制度也才开始有所发展。特别是当今我国《物权法》的出台，使得我国的民事法律私法化进程逐步拉开，市民社会下的私法自治精神与理念也开始出现在我国的经济活动与交往的实践中。这种进程一方面推动了我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以及民法制度的完善，另一方面也要求确立以权利本位范式，为逻辑起点的权利与权力关系体系，正确分析和认识民法与市民社会，特别是与市民社会下的私法自治的内在关联，积极培育中国的私法文化精神，将市民社会作为我国民法进路的根本面向与社会根基，为市民社会的发展与成熟培育良好的私法环境，从而推动和保障我国法治进程以及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领域的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1、江平,张楚.民法的本质特征是私法[J].中国法学,1998(6).

2、何增科.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J].中国社会科学,1994(5).

3、甄自恒.从公权社会到私权社会[M].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

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商务印书馆,1995.

5、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6、吕世伦.理论法学经纬[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

7、马建兴.市民社会概念的意义及其与法治的辩证关系[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3(4).

8、马长山.现代反思境遇下的私法文化精神重建[J].社会科学研究,2005.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法学院）

作者：陈敬涛

市民社会民法理论法律论文 篇2：

市民社会的形成与中国民法典的制定

摘要：市民社会是民法发展和民法精神孕育的基础。民法典的制定对一个国家来说在形式上意味着私法意识的建立，在实践上意味着自由与平等真正的纳入这个国家的民众生活和公共社会秩序中；而对整个世界来讲，是民法法系发展的一次重大进步。

关键词：市民社会；民法精神；私法；民法典

孟德斯鸠曾说过，为某一国人民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该国的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用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当然也脱离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市民社会基础和民法价值理念影响着民法典的形成。

一、市民社会的源流与变迁

市民社会这个概念古老而语义又有颇多的变化和发展。它最早起源于古希腊的城邦共和国，指古希腊的政治共同体或城邦国家。西塞罗进一步发展了市民社会概念，认为市民社会不仅单只整个国家，且指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以霍布斯、洛克、卢梭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认为，市民社会内，人们有充分的自由支配自己意志，做什么或说什么都可以，国家不得干预，前提是不能侵犯他人权利，也不能破坏公共秩序，自由平等精神体现其中。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市民社会是为限制国家干涉范围，在社会生活中划出的一块私域。哈贝马斯把市民社会分成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市民社会是一种独立于国家的“私人自治领域”，包括两个子系统：其中私人领域是指市场规律起主导作用的经济生活领域；而公共领域则是由各种非官方的团体媒介、党派等构成的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为人们提供讨论公共事务的论坛。这个论坛提供公开的讨论的和平等的交往，使得话语成为解决争端和检验民主制度运作合理性之所在。[1] 邓正来认为，市民社会就最低限度含义来说，只要存在不受制于国家权力支配的自由社团，市民社会便存在。就较为严格的含义来说，只有当整个社会能够通过那些不受国家支配的社团来建构自身并协调其行为时，市民社会才存在。作为第二种含义的替代或补充，当这些社团能够相当有效地决定或影响国家政策方向之时，我们便可称之为市民社会。[2] 这是市民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体现，当发展到成熟阶段，仅凭个人力量有时候不能够完全自由支配自己的意志和行动，需借助于团体。

二、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分析

私法文明是法治文明及至社会文明的核心，真正的私法只能从市民社会中产生。[3] 市民社会这一源于西方文化中的概念，在我国是否有同样的基础，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中国自古以来重农抑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建立在高度重视农业基础上的，并没有商人阶层的兴盛。重视农业发展的结果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兴盛。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基本上采取抑制商业的政策，在一些朝代如宋朝略为发展的规模经济也只是昙花一现。在历史上，一些看起来类似于民法的规则散见于各朝各代。同时王权至上的专政政体，发展起来的经济也是国家垄断，个人没有机会自由的从事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抑制了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阻碍民事法律的发展。[4] 没有商品交易的发展，也不可能出现平等、自由的经济交易活动，市民社会没有产生的基础。

如费孝通所讲，中国浓重的乡土社会气息，人们安土重迁，以乡或村为单位，基本没有陌生人进入。[5] 封闭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强调公权的利益，重视公共利益，以宗族、家庭、村社为本位，重视义务的履行，强调个人为了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即便自己的利益受损也是值得称赞的。人们几乎意识不到自己的权利，因此所有的立法都是倾向于国家，忽略对个人保护。在这样的社会里衍生出来的是“习俗”和“礼治”。团体本位和义务本位，压制了平权型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发展，私法的观念十分淡薄。传统文化是中国民法法典化的社会基础，由此看来，中国古代没有民法。[6]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法经》，包括“盗”、“贼”、“囚”“捕”、“杂”、“具”六篇，基本上都是关于刑罚的规定。从立法上看，中国是一个重刑轻民的社会，民刑不分，所有的纠纷解决都是通过刑罚实现的。人们的意识中没有私权、个人权利、人权的概念。统治者在乎的是政权是否稳定，并不在乎个人的权利保护。

身份社会的烙印在中国非常深刻，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等级观念在人们的脑海固化，使得普通民众对特权阶层存在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存在民法要求的私人平等。[7]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权至上。同时固守封建家长制的家族制度，不承认家族成员的独立人格和平等地位，规定“家政统于家长”，在婚姻关系中，夫对妻享有身份权，否认“妻”的行为能力和宗法礼治传统。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极度缓慢，平等、自由观念没有生存的土壤，造就了中国长期的封闭、守旧，导致了中国人法律知识的残缺和法律意识尤其是民法意识的薄弱。中国市民社会没有真正的形成，民法发展的本土资源极为匮乏，以权利为基础的体系化的民法在中国并不存在。

三、清末修律运动

封建社会延续到清朝国民逐渐接触到西方的自由平等精神，意识到个人可以参与到国家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中国开始制定自己的民法典，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西方民法所宣示的人格平等、私权神圣、契约自由等原则逐渐被接受，保护个人权利和私权精神逐渐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

《大清民律草案》从法律观念、法律概念，法律原则，到法典结构等，均直接吸收西方近代民法的基本框架。财产编的有些规定与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相符，但还是采用西方民法学理与规范对社会中既存或将存的民事事实予以规定，并将其系统化于统一的法典草案中。在身份法上固守封建家长的家族制度，并不承认个人的独立人格，充分体现了古代中国宗族本位、义务本位的意识在立法者的脑海中亘古不化。人格不独立何谈自由从事民事活动？可见当时的经济还发展到足以孕育私权意识的地步，立法先行于社会的发展。这是一部财产法与身份法的精神相矛盾的法律。[8] 《大清民律草案》虽是一部整合西方财产法和固有身份法的法律，也实现了民法发展的跨越。

四、对近现代社会的分析以及对民法典制定的考虑

真正市民社会的形成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从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动荡的时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当时的社会没有经济发展的土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律也被搁置。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经济体制改革前，中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体制的本质要求，中国不可能出现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区分。所有的社会活动都是以国家为中心展开，没有个人意志，只有国家意志和集体意志。人们称为国家意志行使的工具，没有主体资格，也谈不上权利、平等、自由和契约意识。[9]

改革开放后，国家这一唯一主体的境况开始改变。从农村看，随着农村承包经营制的实施，农民有了可以控制的生活来源，不再完全依赖于集体。乡镇企业的兴起，使农民主体结构发生了变化，农民企业家，个体劳动者等成为新的主题。城市里开始出现个体户、工商户、民营企业、三资企业。另外国有企业也大刀阔斧的改革，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同时身份制社会开始分化，这种分化主要来自人们自由活动空间的拓宽，这种拓宽主要表现多种经营自由活动空间的拓宽，经商自由活动空间的拓展，乡镇企业，农民进城的自由活动空间扩大。在城市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国有企业的活动范围和方式大大改变。城乡之间的界限并不那么的严格，职业界限都受到很大的冲击。合同法的颁布，社会逐步的向契约制转变。旧的人情社会正逐步的瓦解，身份的观念越来越淡薄。

总体上观之，我们现在的市民社会正在构建，并不成熟。从以上简单的分析来看，主体中有些人格并不完全独立，例如土地制度中的集体所有权集体的虚位，出现的新团体如基金会，除了国家指定的挂靠单位，不允许私人设立。就目前来看，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地位仍不平等。

五、中国的市民社会与民法典的制定

中国的市民社会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议政参政活动的非官方公域，是独立自主的个人群体，社会和利益集团构成，其内在联系既不是传统的血缘亲情关系，也不是垂直指令性行政关系，而是产生于市场交易活动的契约性关系，市民社会的内部每一方在为获取他方所有而自己又需要的一部分利益的同时，必须让步出自己的部分利益，这种契约性关系的确立，首先是对市民社会中各个成员的基本人权和产权的肯定，这种契约性规则一旦得以确立，便对市民社会中每个成员的行为选择构成了外在的约束空间，同时在自己的生活范围内充分自主和独立。市民社会是一种不受国家行政手段超常干涉的私域，市场经济领域不仅是市民社会主体活动的重要场所，而且是市民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没有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建立市民社会。

经过分析，构建与中国民法典相适应的社会基础，一是要构建一个较为完整的以平等，自由，权利为基础的私人社会阶层；二是要构建一个国家和私人社会分离互动。双向制衡、民主和做的良性互动关系，营造法治的本土化根基。

民法具有重要的功能，包括：（1）民法可以为现代化市场经济提供一般规则和市场活动的行为规范，（2）民法可以为人权提供保障，（3）民法可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4）民法可以促进民主政治。[10] 民法功能的实现是建立在制定一部好的，优秀的民法典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这部民法典本身代表了市民社会理想模型下的状态，是一部真正的权利法。我国民法典的制定事实上肩负着双手红历史使命：一是推动现实的社会变革；二是建立在未来的理想的目标模式之上即成为21世纪民法典的里程碑。[11] 制定中国民法典任重而道远，是民法研习者孜孜追求的目标。目标明确固然好，更重要的是基础的牢固。构建运行良好的市民社会，培养民法精神才是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 魏治勋：《市民社会情境与民间法对话》，载《民间法》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2] 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3] 赵万一：《法性自然——民法精神散论》，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33页。

[4] 张晋藩：《清代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5] 柴振国：《民法理念与民法典制定的社会基础》，载《河北法学》2005年第8期。

[6] 曹诗权，陈小君，高飞：《传统文化的反思与中国民法法典化》，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

[7] 张晋藩：《清代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8] 辜明安：《中国民法现代化研究导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页。

[9] 柴振国：《民法理念与民法典制定的社会基础》，载《河北法学》2005年第8期。

[10] 王家福：《21 世纪与中国民法的发展》，载《法学家》2003年第四期。

[11 ]易继明：《民法典的不朽——兼论我国民法典制定面临的时代挑战》，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5期。

作者：潘京川

市民社会民法理论法律论文 篇3：

民法与市民社会关系探讨

摘 要：现阶段，我国的立法工作正在不断深入开展，相关的立法模式也不断发展完善，立法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在相关学术研究领域，也掀起研究的热潮，其中，对于市民社会以及法治进程之间的关系研究也越来越密集，市民社会概念逐渐被接受。而民法则是市民社会中的一种法律形式，属于私法范畴，这一法律文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密切，针对两者间的关系研究也比较多，这对于进一步促进民法完善，实现市民社会和民法的适应性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民法;市民社会;关系

民法设立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协调相关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相关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而市民社会强调个人自由，这里的自由包含很多内容，有人身自由、财产自由、思想自由、活动自由等等，研究民法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相关立法体系不断完善。

1.对于民法的理解和认识

在《民法通则》中，针对民法进行了定义，强调这是协调相关社会个人和法人之间全部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综合，这也是民法学习中首先接受的概念。但是在进一步的学习研究中，不难发现，针对民法的概念还可以更深层次的理解。在社会中，公民是宪法学习中的第一个概念，公民是自然然人，在其所在国家中，公民按照相关国家法律法规承担义务并享受权利。就公民的性质来看，其具备自然属性和法律属性，其中自然字数指的是公民是在自然生理规律中出生和发展的生命体，而其法律属性主要是将公民作为国家成员的身份来看待的，指出公民在社会活动中需要承担的义务和可以享受的权利。因此，可以看到，民法中的主体不止是本国公民，也可能影响外国公民，且自然人也要超过公民的范畴。所以在民法概念界定中，指出公民是具有公法色彩的说法欠妥。

民法实际上是起源于古罗马法的，罗马法的是民法中，指出民法是指以规范自由人之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而成为使命的法律规范的综合，针对其中的自由人认识，不能仅仅将其看作是人，也可能包含自然人、法人或是其他组织等，这里强调的重点是自由，指的是有自由身份的人。因为在古罗马中，自由人并不是所有人，享受自由权的人也只是一部分，没有自由权的人被称为奴隶。自由人中也包含市民和外国人。

2.市民社会

这一概念是起源于古希腊的，在当时，这一概念指的是政治共同体。而在古罗马，这一概念有部分的内涵丢失。黑格尔的研究中，認为市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是不同的，将国家和市民社会割裂来看。他认为市民社会指的是所有独立单个人的联合，在这一社会中，相关成员利益的实现、财产和人身的保护、福利保障等等的实现，都依托法律，因此相关的联合是以法律为基础的。在后续的研究中，马克思对其思想进行批判，指出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促进了市民社会的发展完善。他指出，市民社会包含相关个人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中的所有物质交往，这里包含整体社会的商业和工业生活。这强调了市民社会是受生产力以及其交往形式约束的，也就是说，怎样的经济关系成就怎样的政治国家，而市民社会则是国家的基础部分。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指出了市民社会的本质，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进行区分，认为市民社会是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总和。而目前市民社会强调拥有个人自由，认为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

3.民法和市民社会的关系

3.1民法是基于市民社会而生的

可以说，市民社会是民法产生的重要经济基础，而民法则是市民社会发展的上层建筑，市民社会的出现，为民法的建立和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群众基础、经济基础，民法的产生进一步为规范市民社会秩序提供了约束和指导。就市民社会发展来看，市民社会的实质是市民之间的权利关系。而市民社会中出现的这种具有私法性质的民法，就可政治社会中存在的公法之间出现矛盾，因此需要对于这种矛盾采取有效的调节方法，这也是民法存在的最主要意义。就权利视角而言，民法中对于权利和义务关系比较清晰，民法的具体立法也是从市民社会中不断学习和提取的，民法更像是从市民社会土壤中生长出现来的果实。而就私法层面而言，市民社会中原始的契约形态也是民法形成的基本思想气源，强调市民能够在权利和义务关系中进行协调，促进相关纠纷问题得到解决。

3.2民法是市民社会价值理念的重要载体

市民社会属于私领域门这一领域实施的法律法规也被称为私法，民法是私法的核心组成部分。民法是市民社会中的私法形式和内容，也是对于市民社会价值追求的一种内在体现。可以看出，市民社会和民法的价值观念是一致的，在民法中，市民社会的价值观念得以体现，所以说，民法是市民社会价值观念的重要载体。

3.3民法是市民社会发展的基本保障

在市民社会中，民法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民法是市民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民法为市民社会的发展和秩序提供了相应的规范，对于相关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对于促进市民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是由很大促进作用的，民法支撑市民社会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民法的更新和完善。相关市民社会中，社会成员的需要、人身权利和财产保护、福利、纠纷处理等，都离不开民法的保障，这也是维持市民社会基本稳定和发展的前提基础。对于市民社会来说，民法能够有效协调其中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能够有效保障社会稳定和秩序，没有民法保障，市民社会的发展就不能在相应规范体系中有效发展。

总结：民法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市民社会中，民法作为私法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正确认识民法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的处理好市民社会中的一些事物，用有效的法律眼光来看待相关事务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秦燕婷.浅谈实现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从中国民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视角[J].法制与社会，2016（36）：5-6.

[2]胡建.市民社会的理论演变与民法的角色选择——以民法和市民社会辩证关系为视角[J].东方法学，2012（05）：138-151.

[3]赵万一.从民法与宪法关系的视角谈我国民法典制订的基本理念和制度架构[J].中国法学，2006（01）：117-127.

[4]甘国明.民法法典化与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路径[J].兰州学刊，2004（06）：191-192+160.

作者：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