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立法思考论文

摘要：针对生命教育对“大学生英雄现象”的质疑，分析了“大学生英雄现象”与生命教育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和精神上的超越性，从而对高校开展生命教育提出了几点思考。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见义勇为立法思考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见义勇为立法思考论文 篇1：

关于见义勇为是否应当立法的思考

摘要：见义勇为行为无论是对弘扬道德文化和社会进步，还是教育后人和保障合法权益，都有着积极意义，从法律层面进行界定和完善是有长远意义的。所以，处理好见义勇为所带来的后续问题并为其提供法律救济是很具有必要性。文章从山东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山东省见义勇为奖励和保护条例》入手，从社会现状、行为人的心理分析角度说明见义勇为应当纳入国家立法。

关键词：见义勇为；权益保障；趋利避害；立法；无因管理

12年，山东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山东省见义勇为奖励和保护条例》，12月1日起正式实施。《条例》中明确规定，见义勇为的受益人应当对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庭成员表达谢意、予以慰藉。同时，各级政府及部门应对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庭、子女在基本生活、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方面给予优先照顾[1]。无论是见义勇为还是知恩图报，都属于道德范畴，但在社会道德疲软乏力、有些人在受助之后反对恩人避之不及的情况下，需要由法规跟进来保障正气，需要用法律的强力防止进一步的道德滑坡。

一、 见义勇为和见义不为抉择时的心理分析

按照中国传统观念，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学习雷锋做好事不留名的教育从小就灌输给我们，要求见义勇为受益人答谢恩人，也被部分人视为“裹挟”道德，但自古至今，也出现许多见义不为行为，当出现需要救助事件，为何会出现行为人的多种选择，背后的心理基础下文将阐述。

1、“见义勇为”这个词最早见于《论语·为政》中：“见义不为，无勇也。”其源自道德， 现行法律对见义勇为并无明确的定义， 而且其作为一个专门的法律概念， 理论上的研究并不多见，“勇为”指面对正在发生的客观上存在的一定危险性的情形，能够不怕流血牺牲，不顾个人安危，勇敢地去做[2]。见义勇为是一种正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是一种敢于担当道义、一往无前、无所畏惧的高贵品德，也是我国当前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所应当大力提倡和弘扬的一种社会道德。

2、人是社会动物，行为互相影响。趋利避害是一切生物的本能，面对他人的危难状况，个人面临着要么见义勇为、要么见死不救两种选择，我们所做的每个决定都是针对相关反应的“最佳决策”，这个决策过程被称之为博弈。出手相救与己无损，与他人和社会有益；不相救，与己虽也无损，但与他人和社会有损[3]。在没有关于见死不救的立法的情况下，选择前者的行为人可能因此而赢得社会赞誉，但是也可能因为自己的见义勇为行为给自己造成损害、给他人造成损害或者给受助者造成损害，最终转化为自己的经济损失；选择后者的行为人要面临道德的谴责，但经济上则不会遭受任何的损失。为了使帮助他人的美德和行为能够得到保护，做了好事，不至于招惹出麻烦或者被告上法庭，美国有一条法律是专门用来保护这些好心人的，这条法律叫做《好撒玛利亚人法》[4]。所以，在趋利避害的本能反应驱使下，若没有法律的相关规定限制，行为人会选择前者是显而易见的。

二、见义勇为立法的现实性与必要性

（一）见义勇为的社会现状

1、从实践中看，见义勇为受益人在得到帮助后就冷漠离去的情形，已屡有所见。2011 年10 月，广东佛山市小悦悦事件发生，见义勇为再次引发社会热议。袖手围观落水者、视而不见打劫行凶者、置若罔闻侮辱妇女儿童者，这些看客的麻木不仁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路见不平，挺身而出，为救他人身负重伤，结果是债台高筑，被人遗忘。最后，见义勇为内在高尚无私的美德和良俗属性，在“利益回报”的诉求中消逝得荡然无存。

2、正如上文所述，将见义勇为纳入法律的轨道成为必要。只有法律才能让见义勇为有合法依据，进而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以地方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见义勇为受益人应当对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庭成员表达谢意、予以慰藉，山东颁布条例的行为为此开了先河，之后又有其他先后纳入立案或试行，目前，全国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了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权益的相关法规、条例。2012 年3 月，据《法制日报》报道，上海拟立法保障“好心人”权益。《上海市见义勇为行为保护和奖励条例（暂定名）》已纳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2012年度立法预备项目[5]。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河南省高院亦即将出台《审理公民救助行为引发纠纷的若干意见（试行）》，保障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诬陷“好人”情节严重者将担刑责[6]。然而，在各地法规建立健全的情况下，全国性的法律、法规仍没有出台。社会的冷漠见义勇为行为上，政府都不作为，那么依靠社会自己承担责任，从根本上来说，肯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二）见义勇为基本上是一个道德范畴，但法律强制并不必然包含道德强制。

1、见义勇为基本上是一个道德概念，法律上几乎不存在这一概念。法律强制与道德约束的关系是，法律和道德都作为一种规范体系， 对人们的行为具有规范性。法律与道德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其相互渗透， 互相制约，互相保障，在同一社会之中的道德和法律，都由共同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因而它们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必然是一致的，这就为道德法律化提供了可能性。两者都为实现一定阶级的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服务，因此当道德无力于解决自身的衰退的时候，法律的强制性保障就显得尤为必要，这就为道德法律化提供了必要性及可行性。

2、社会在发展，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在发展，价值观有所改变，但法律却没跟上步伐，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表现为利益关系， 市场经济是以效益为首要价值的经济体制。在这种情况下， 法律的硬性规定、引导、约束公民按照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善恶是非标准行动[8]比思想、道德教育的效果来得要快的多。

三、国外立法的相关规定与我国有关见义勇为的立法缺失

法制不健全，体系不完善。我国已有的立法无论是民法还是刑法， 都难以切实保障对见义勇为者的保护和奖励，以致出现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悲剧。

（一） 国外有关见义勇为的立法规定

国外相关的立法例可以对我国相关法律的改进作为一种参照，了解其相关规定，可以对我国法律的缺陷作出改进。

1、 法国1994年修订的《法国刑法典》新增“怠于给予救助罪”。

2、 在欧洲的其他国家，如德国、挪威、瑞典、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法律也规定，任何有责任能力的成年人具有营救危难的法律义务。

3、 美国：见危不救有罪但有前提，美国的《救援责任法》、《善行法案》、《好撒玛利亚人法》鼓励人们助人为乐。（1）《救援责任法》规定了特殊关系人之间的责任。（2）《善行法案》保护的是施救人员，（3）《好撒玛利亚人法》中规定，陌生人对受伤者进行紧急医疗抢救中出现的失误，给予法律责任上的赦免。这种情形必须是在紧急事件发生现场，而且这种救助是无偿的。

4、国外众多国家，对于见义勇为行为无疑是鼓励的，但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保护见义勇为者自身安全和量力而行的情况下，在此情形下也规定了有限豁免权。

（二）我国有关见义勇为相关立法的缺失

1、民法中规定见义勇为的相类似规定是无因管理，见义勇为与受益的民事关系与民法中的无因管理有着较大的联系。但两者在主观、客观方面也有较大区别，比一般无因管理行为具有更为高尚的道德标准，更崇高的思想境界， 见义勇为者本身也面临更大的危险[9]。

2、虽然刑法中也规定见义勇为的类似规定如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但见义勇为也不同于刑法中的紧急避险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与正当防卫的外延要大于见义勇为，三者之间也存在交叉关系.

3、目前，中国尚无全国性的见义勇为权益保障法，对见义勇为的保护补偿也没有明确的立法规定，法院只能根据公平的原则或者其他法律里相关联的条款来判定见义勇为者应得到的保护和补偿。各省市在制定地方性法规时只是针对各自的管辖区域，且立法名称不统一，在认定见义勇为行为及权益保护方面存在差异，造成了法律适用上的不公平。

四、结合国外相关立法经验及我国存在现状，提出相关措施

1、除了精神层面的张扬和激励，用行政或者法律的力量在实际利益上向见义勇为者倾斜，为见义勇为者解后顾之忧，也是不可或缺的举措。我国有关见义勇为的规定可以借鉴欧美的《好撒玛利亚人准则》和《无偿施救者保护法》等相关规定，给予见义勇为者过失免责“优惠”。在总结地方各地见义勇为立法实践的基础上，适当借鉴国外有关见义勇为的立法经验。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规定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条件和认定程序，并统一将对见义勇为者的表彰、奖励、救助等各项事宜以法律形式制定《见义勇为权益保障法》或者以行政法规形式制定《行政补偿法》的形式确立下来。

2、界定奖励和保护的对象和范围。确认并保障见义勇为人员的申请资助的权利；明确有关部门的职责任务，落实因见义勇为受伤或牺牲人员的救治费和抚恤待遇，改变“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现象；明确见义勇为补偿经费的来源，解决见义勇为经费短缺问题，建立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者的长效机制。应当通过立法的形式将政府承担医疗费用、进行奖励资助等行为作为政府的法定职责固定下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符合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保障条件的城市见义勇为人员家庭，应当优先纳入住房保障体系，优先配租、配售保障性住房或者发放住房租赁补贴；对符合农村危房改造条件的见义勇为人员家庭应当优先给予安排，等等。

3、政府必须严格按照相关法律制度及时对见义勇为者予以认定并按照一定标准给予奖励和救助。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款项作为见义勇为资助资金，用于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当政府不履行其法定职责时要受到法律的责任追究。也可以设立见义勇为基金会，见义勇为基金会依照法律、法规和章程，筹集、使用和管理见义勇为基金。

4、为防止行为人“虚假”见义勇为，也可以建立严格的材料审查机制，禁止弄虚作假，骗取见义勇为称号和相关待遇，等等。

总之，见义勇为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我们期待着立法机关完善对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机制，相对于普通公民而言，见义勇为者面临危险，舍生取义的壮举，使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特殊贡献的人，应当获得优于一般人的保障与奖励。美德的培育和形成，需要良好的生态，更需要良好的制度，一声真诚的“谢谢”，是培育美德的沃土，一个良好的法律制度，也是美德传承的根本保证。山东法定“言谢”，值得称道，值得借鉴，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建立更完善的有关见义勇为的法律制度。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参考文献：

[1]《山东商报》 A27 2012年11月7日.

[2]汪力. 对见义勇为的立法思考[J] .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 （ 06）

[3]郭丰利：见义勇为的法律保护与民事责任豁免[A] 法治视点 2012/10/中 总第381期 第122-123 页.

[4]岳朝阳：论见义勇为与刑罚 [J] 法学之窗 2011年06月 （23）.

[5]刘建：《上海拟立法保障“好心人”权益》，《法制日报》2012 年3 月5 日.

[6]韩景玮：《河南拟出规保护公民救助行为诬陷好人或担刑责》，《大河报》2012 年2 月22 日.

[7]辛均庆徐林：《广东省2012 年立法计划公布见义勇为纳入计划》，《南方日报》2012 年3 月24 日.

[8]张文显. 法理学. （ 第二版） [ M ] . 高等教育出版社.

[9]周辉. 见义勇为行为的民法思考[J]. 人民法院报， 2000 - 05-27

作者：李林 谢金玲

见义勇为立法思考论文 篇2：

对“大学生英雄现象”下高校生命教育的思考

摘 要：针对生命教育对“大学生英雄现象”的质疑，分析了“大学生英雄现象”与生命教育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和精神上的超越性，从而对高校开展生命教育提出了几点思考。

关键词：德育目标；实践性；生命信仰

一、问题的提出

继2000年5月北京为见义勇为立法后，大连、江西、湖南、云南、四川等省市相继为见义勇为立法，辽宁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辽宁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修订草案）》中更是删除了“不鼓励未成年人见义勇为”的规定，称这一规定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相符，同时增加“鼓励采取合法、适当、有效的方式进行见义勇为”。由此可见，在立法层面，已经对见义勇为的正当性、合法性以及因见义勇为遭受损失而获得奖励进行了确认，大学生英雄行为因其具有见义勇为的特性，因此也必然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但值得注意的是，对见义勇为事件的质疑声也逐渐出现，舆论越来越多地对民众见义勇为的正当性产生质疑和反思，特别对于以大学生为主体的见义勇为行为，质疑声更是不绝于耳。代表性观点如下：第一，大学生是天之骄子，社会培养一个大学生的成本较高，以牺牲一个或几个大学生的生命去挽救一些培养成本较低的人的生命是否值得？该观点的逻辑基础是每个人的价值是不同的，人的价值取决于其成长所花费的物质成本及可能带来的经济收益，这种观点完全将人予以物化，认为大学生见义勇为是经济上的浪费，不主张大学生见义勇为。第二，大学生英雄行为是否是对自己生命的残忍，见义勇为是否应更加理智。该观点认为珍惜自己的生命具有最高属性，面对突发事件时应更多地采取保全自身生命的做法。此观点并未全盘否定大学生的见义勇为行为，但仍属于对大学生见义勇为行为的不主张。

以上两种代表性观点虽从不同的角度，依据不同的理论基础对大学生见义勇为行为提出了疑问，但究其本质都是在对大学生是否可以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对自我生命做出犧牲的选择，其实质是以生命教育的观点质疑大学生的英雄行为。如何正确看待生命与道德的冲突？生命的价值到底在哪里？见义勇为与以命换命的区别究竟是什么？本文通过对大学生英雄行为与生命教育在性质、价值、态度等内容上的比较，进而对当前高校的生命教育进行若干思考。

二、生命教育视野下的“大学生英雄现象”

“大学生英雄现象”一词最早在官方的使用见于2010年1月15日中国教育网《不同的壮举同样的精神——“大学生英雄现象”解析》一文，随后，陆士桢在中国网聚焦山西上发表《大学生英雄现象解读与启示》，“大学生英雄现象”作为具有特定含义的词语开始被使用。具体而言，是以2009年湖北长江大学15名大学生勇救落水儿童的英雄壮举为标志，到杨济源、徐本禹等大学生无私奉献社会公益，再到2012年雅安地震中的大学生志愿者，大学生群体体现出来的热心公益、无私奉献、舍己为人的精神风貌，并被媒体称为“大学生英雄现象”。“大学生英雄现象”本质是一种道德行为，是大学生对社会、他人的道义奉献，具有利他性、非义务性，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等特点。

关于生命教育，一般认为西方的生命教育发端于1968年美国学者杰·唐纳·华特士出版的《生命教育》一书，至此生命教育从西方国家起步，到20世纪80年代逐渐推广，进入21世纪便已成体系。我国台湾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有系统地在学校开展生命教育。2004年辽宁、上海等地陆续出台学校生命教育的指导性文件，开始在学校推广生命教育。生命教育是立足生命，发展生命，完善生命，提升生命质量与意义，实现生命全面、和谐、自由发展的教育。生命教育将人的生命作为研究核心，其目的就是要提高人们关爱生命的道德水平。

1.“大学生英雄现象”与生命教育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

本质，是事物存在的依据，是一种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最根本的特质。生命教育，作为教育的科目之一，其特质就在于生命教育以人的生命为研究对象，主张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生命价值的体验。生命教育认为每一个生命的出现都是宇宙送给世界的礼物，所有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讲应当具有平等性和不可替代性，主张应当对生命予以敬畏。生命教育的使命在于激活与生成人对生命的热爱与敬畏之情，对人类的热爱与尊重之情，对自身、对他人、对其生命的热爱与尊重之情。在对待死亡问题时，主张人们珍惜、重视生命，不要为所欲为，更不要伤害自己或他人的生命。

“大学生英雄现象”本质是一种道德行为，是大学生做出的对社会、他人具有较为重大的符合社会主流价值的道义奉献，大学生英雄行为具有利他性、非义务性，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特点，虽然从某些事件的表现形式上看，“大学生英雄现象”表现出一种对自我生命的忽视或对自身利益的放弃，但其本质上与消极地放弃生命的行为具有天壤之别。

大学生英雄行为的出发点是对社会公益的维护。从长江大学生群体、杨济源、徐本禹等大学生英雄的行为中可以看出，他们普遍具有热爱生命、关爱他人的思想品质。在事件发生时他们通常的心理动机是阻止危害的发生或维护相对人的利益，但由于突发事件本身的特殊性和事件进展的激烈程度，从而发生了大学生牺牲生命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生牺牲生命的做法并不是对自我生命的不敬畏，而是在道德行为实践过程中的自我奉献。如长江大学参与“结梯”救人的李佳隆在接受采访时说：“当时什么都没想，就是想救人，要救出少年。”参与救人的姜梦淋说：“排人梯时，没有人组织，也没有人提议，就自发地手拉手，挽着向深水处走去，想救回少年。”这种瞬间做出的无意识的选择，实际上渗透了大学生们对生命的理解，对他人生命的尊重与热爱。大学生在这种朴素的道德观指引下所做出的行为是对生命的一种敬畏，这种敬畏不仅仅针对自己的生命，而是由自己的生命推及到对其他生命的敬畏，这种敬畏之心正是生命教育本身所倡导和追求的价值实质。

2.“大学生英雄现象”与生命教育具有精神上的超越性

人的生命既有物理上的生命也有精神上的生命，而所谓超越性是指“大学生英雄现象”与生命教育在对待生命问题时，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个体物理生命的敬畏，而在于能够超越物理生命本身，以获得对精神生命价值的体验和弘扬，在面对自我生命与社会道德相冲突时，能够自觉维护社会道德以完成对精神生命的追求。在生命教育看来，人重要的不仅仅是活着，而是活好。生命教育就是要让受教育者从认识人的自然生命入手，进一步认识人的社会生命，通过丰富精神生活、提高文化素养、完善道德品质，去追求高尚的精神生命。对生命教育而言，盲目放弃生命与舍义求生一样都不可取，正确地对待死亡，理性地评价生与死，倡导对精神生命的完善是生命教育的最高追求。

不论是勇救落水儿童的长江大学生群体，勇斗歹徒、英勇牺牲的大学生杨济源，还是无私奉献、义务支教的徐本禹，他们在面对个人发展甚至是生死问题时，都毫不退却地选择了对他人利益、社会公益的保护，在处理自己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时，都以牺牲自我利益甚至是自我生命以实现对社会、对他人的关怀和贡献。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他们的英雄行为已经超越了对自我物理生命本身的珍惜和敬畏，他们的生命虽然从物理的层面上消失了，但他们这种将自身的生命置之度外的英雄行为，体现出了对生命精神的追求和对生命价值的实现，这恰恰是生命教育的最高要求。

三、“大学生英雄现象”对高校生命教育之启示

生命教育也是一种道德教育，其目的就是要提高人们关爱生命的道德水平，引导受教育者认识和了解身体与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与人相处的法则，知道爱惜他人和爱惜自己生命的方法，进而产生对他人和自己生命乃至整个世界的同情、关怀和钟爱。“大学生英雄现象”因其引发的道德与生命之争，为高校开展生命教育提供了新的启示。

1.高校生命教育要坚持德育的目标

道德是一种社会规范，开始于人类社会的出现，道德的目的在于维持人类社会的生存秩序，形成生活习惯和氏族文化，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的文明。现代道德教育是对受教育者有目的地施以道德影响的活动。内容包括提高道德觉悟和认识，陶冶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树立道德信念，培养道德品质，养成道德习惯。生命教育是对生命、生存、生活的价值和意义的思考，以对生命的敬畏作为逻辑的起点，生命教育的内容包括生命安全、生活态度、環境适应、心理调适、生命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审美观等。与现代道德教育有许多一致的地方。

高校开展生命教育应当坚持德育的目标，并将以人为本的德育贯穿到生命教育的始终。首先，高校生命教育要让大学生对生命产生尊重，提高对生命的道德认识，使大学生对生命存有敬畏心、崇拜心，做到不悖逆生命的本质、不破坏生命的自然成长，在对待生命的问题上不为所欲为。其次，要使大学生认识到人的生命是一个从自我生活走向理性生命、伦理生命、社会生命、精神生命，直至走向宇宙生命的漫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要学会与他人沟通，正确处理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要正确对待生命中的各种挫折与挑战，将生命与生活进行和谐的统一。

2.高校生命教育要注重实践性

“道德根本上是实践的”，这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实践活动是个体道德形成、发展的根源与动力，是大学生自我教育的基础，也是其他学科道德教育价值实现的最终目的。实践使大学生把被认识的事物当作另一个“我”去感受、认识时，感受越深刻，道德情感就会越丰富；反之，感受越肤浅，道德情感就会越贫乏。

高校开展生命教育应当注重大学生对生命的感受，使学生参与到对生命的体验中，鼓励他们积极地、创造性地从事自己的活动，把丰富、生动的社会生活纳入大学生的学习视野之中，在实践中体验、表达和理解生命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3.高校生命教育要树立正确的生命信仰

生命教育是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教育。死亡，作为生命终结的现象也是生命教育不可忽视的一部分，科学地对待生与死，树立正确的生死观是生命教育的应有之义。

高校开展生命教育应当全面介绍死亡的知识，让学生了解死亡的生理过程和死亡对自己、他人和社会的影响，革除对死亡的神秘感，引导学生反思生命，从而更加珍惜生命、热爱生命。高校开展生命教育还要注重树立学生的生命信仰，要使学生深刻理解人对生死的选择应当建立在对生命尊重的基础上，如长江大学生英雄群体，在勇救落水儿童时，不是简单地对生死进行的选择，而是出于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出于对自我生命的宝贵，从而推及到他人生命也弥足珍贵。在任何情况下，生命都是最宝贵的，但当灾难降临时，为了某个崇高的事业或更高的价值，人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孟子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当生命与道德不可兼得时，我们可以选择舍弃生命来维护道德，但维护道德的前提不是“不怕死”，而应当“重死”，高校生命教育应当注重对学生生死观的培养，树立起大学生正确的生命信仰。

道德教育要呵护生命，更要激发生命。“大学生英雄现象”的背后不是简单的生命的消失，而是生命价值的高度弘扬，高校在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要重视对大学生进行生命教育，提高学生对生命的敬畏感、热爱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信仰，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李靖茂.现代道德教育应重视生命教育[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6.

[2]冯建军.生命教育在于唤醒人的生命意识[J].河南教育，2006.

[3]张娜.生命教育的三重意蕴[J].当代教育科学，2006.

[4]潘明芸，刘直.从见义勇为谈学生生命道德教育的缺失[J].昌吉学院学报，2009.

[5]郑晓江.通过生命教育构建现代生死观的核心价值[J].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2009.

[6]李靖茂.在德育视域下对生命教育的理性思考[J].文教资料，2007.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大学生英雄现象研究”（项目编号：2011SJB880092）。

编辑 赵飞飞

作者：张啸宇 吴佳男

见义勇为立法思考论文 篇3：

论我国见义勇为立法的不足与完善

摘 要：见义勇为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近年来，见义勇为者好心施救反被诬告，因见义勇为行为而使自身遭受损害后无处求偿的情况时有发生。我国2017年通过并施行的《民法总则》中第183条、第184条在保护见义勇为上做出了跨越性的进步。以民法为视角，从见义勇为的概念界定入手，阐述其特征并对其性质进行探讨分析，进而对见义勇为的相关民事法律关系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关于见义勇为的相关立法情况，同时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经验，提出完善见义勇为立法的建议，以期对营造健康有序的法治社会有所裨益。

关键词：见义勇为;不足;完善

作者简介：周祚鹏，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硕士教育学院，法律硕士（法学）。

近年来，见义勇为者好心救助无意导致被救助者受伤反被诬告、见义勇为者因见义勇为行为受伤却无处索赔这样类型的案件层出不穷。公民遇到需要救助的人时，是否应当实施见义勇为的行为以及见义勇为时如何确保自身权益不受侵犯等一系列问题开始频繁受到社会的关注和热议。因此，不断完善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对这一行为进行规范性管理和保护，是极其必要且刻不容缓的。[1]

一、见义勇为的概述

（一）见义勇为的概念

联系最新实施《民法总则》有关规定立法精神的背景下，見义勇为的概念可以解释为：当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其他人的合法利益被非法侵犯，或者当国家、集体或其他人的合法利益面临事故或自然灾害时，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做出的正义的救援行为。[2]

（二）见义勇为的特征

1.危险性。它与“乐于助人”最大的区别之处就在这里。大部分见义勇为事件是犯罪分子或不法分子引起的，而且很多见义勇为事件表现为自然灾害或突发性意外事故，如在地震、洪水、火灾等自然灾害。

2.具有紧急性和突发性。大部分情况下，见义勇为不是深思熟虑、计划后的产物，而是人们在面对突发性的紧急事件的下意识判断、或短暂思考后的英勇行为。

3.不具有义务性，具有自发性。公民实施的施救行为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

4.不具有目的性。见义勇为的目的是很纯粹的，就是以期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他人、集体或国家的利益损害率降到最低。

5.利他性。见义勇为是为了维护他人、或群体、或国家的利益，避免从个人到公众的权益遭到损害，是一种善意的最大化。

（三）见义勇为的性质

1.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说

见义勇为和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相似。但是，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些差异。第一，在紧急避免或正当防卫中，行为人既可以保护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也可以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见义勇为行为仅限于保护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其他人的合法权益。第二，正当防卫是赋予公民排除人的不法侵害的权利，而见义勇为是排除所有的不法侵害，既包括自然侵害，又包括人的侵害。[3]

2.无因管理说

见义勇为的概念与无因管理的概念有不同之处。首先，在无因管理中，管理人管理他人事务时不会遇到危险，风险性极低。而在见义勇为中，见义勇为者会面临许多危险情况，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其次，无因管理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本人与管理人，见义勇为法律关系的主体至少包括见义勇为者、受助者和不法侵害者。因此，将见义勇为行为看作是一种特别的、更高境界的无因管理行为更为合理。[4]

二、见义勇为的国外立法

（一）普通法系国家见义勇为的立法规定

英美法系国家制定了专门的见义勇为法律，即《好撒玛利亚人法》。该法律规定，救援人员如果只是因为一些轻微的过失造成损害，可以不追究救援人员的民事或者刑事责任。没有特定义务的人不能被他人强制要求提供救助行为的。救援人员不能要求支付报酬。只要实施救助行为的人员开始进行救助行为，除非有专业人士接管，否则不能擅自离开现场。实施救助行为者因救助行为受到损害，被救助人士无力支付时，实施救助行为的人则可以先获得国家赔偿。[5]

（二）罗马法系国家见义勇为的立法规定

在刑法中，对遇到他人危难而没有伸出援助之手的行为规定了罪名。在民法中，见义勇为的民事法律关系通常通过无因管理制度解决。见义勇为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义务，人们违反该义务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见义勇为者如果在救助过程中造成受助者损害不是因为故意或重大过失，则不承担任何责任。

（三）外国见义勇为的立法对我国的借鉴

1.量力而行。见义勇为者应判断自己是否有能力并且能够实施救助行为，一旦无法妥当地救助他人，则应选择其他方式，比如报警。一旦实施救助行为，就不能随意撤离，避免对受助者造成二次损害或者造成情况恶化。

2.建立政府先行赔偿制度。见义勇为者和受助者的损失无法得到赔偿时，由政府先行赔偿见义勇为者和受助者的损害。[6]

三、我国现行法律中见义勇为立法存在的不足

（一）对见义勇为者补偿标准难操作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对见义勇为者的补偿标准是被救助者的获益。如果发生了自然灾害，见义勇为者为了保护公共财产，造成自身损害，因为没有受益人，所以见义勇为者无法获得补偿。[7]如果在某些情况中，被救助者找不到，见义勇为者无法获得补偿。

（二）国家对见义勇为者承担的补偿义务较少

我国法律目前没有规定国家对见义勇为者承担的补偿义务，只规定了由侵权人或者被救助者来承担赔偿责任，或者补偿责任。但是，侵权人或者被救助者无法赔偿，见义勇为者就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偿。[8]

（三）因见义勇为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适用无条件的责任豁免

《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9]即见义勇为者在见义勇为过程中，无论是因为故意、重大过失或者一般过失造成受助者损害，都不承担责任。该条款过于保护见义勇为人员，从而使受助者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四、完善我国见义勇为立法的建议

（一）明确对见义勇为者补偿的标准

我国应该明确统一见义勇为者的补偿标准，以见义勇为发生地上一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为补偿标准，法院在审判见义勇为案件时，应考虑该地区的经济水平、人均收入、见义勇为者的经济状况、其利益损伤情况等方面，最大程度地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二）扩大国家对见义勇为者承担的补偿义务范围

如果找不到侵权人、被救助者，或者侵权人、被救助者没有经济能力，政府应负主要责任，及时有效的补偿见义勇为者。各级政府应设立见义勇为专项基金，当见义勇为者受到损害无法及时救助时，由政府从专项基金中支付费用，政府支付以后，向真正的责任人追偿。

（三）因见义勇为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适用有条件的责任豁免

我国《民法总则》并未规定见义勇为者责任豁免的构成要件，综合国外立法，见义勇为者的责任豁免要件应该包括：

1.见义勇为主体的特殊性。见义勇为者应当具备见义勇为的能力，谨慎地进行救助行为。当自身能力不足以实施救助行为时，应当及时寻求专业人员的救助，例如警察、医生等。

2.自愿实施见义勇为行为。见义勇为者在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的前提下实施了见义勇为行为，而且在见义勇为时没有向受助者索取报酬。

3.见义勇为开始后履行了继续义务。见义勇为者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不间断地完成见义勇为行为。

4.造成受助者损害并非故意或重大过失。见义勇为者在进行见义勇为行为时，对受助者造成损害可能是由于意外情况或轻微过失等原因，并非由于故意或重大过失。

五、结语

大力弘扬见义勇为行为，提倡见义勇为的精神，营造互帮互助的社会氛围对于我国法治国家的建设十分重要。目前，我国关于见义勇为的相关立法仍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在通过《民法总则》之后，对见义勇为系统研究呈现出空缺状态。只有明确见义勇为的基本法律关系，明确其特征与本质，才能准确地定义见义勇为，从根本上寻求有效的方法来保护见义勇为者和被救助者的合法利益。

[ 参 考 文 献 ]

[1]鲍越.见义勇为的法律问题分析[D].黑龙江大学，2018：3-9.

[2]周辉.见义勇为行为的民法思考[J].人民法院报，2009（5）：27.

[3]杨立新，王毅纯.我国善意救助法的立法与司法——以国外好撒玛利亚人法为考察[J].求是学刊，2013，40（3）：76.

[4]程蕾.见义勇为的损害赔偿问题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14.27.

[5]王雷.见义勇为行为中的民法学问题研究[J].法学家，2012（5）：68-81.

[6]潘天昊.论《民法总则》第184条好人保护条款的应有构造[J].郑州大学，2018：2-7.

[7]呂扬.见义勇为中民事赔偿责任问题分析[D].华东政法大学，2015：3-7.

[8]林晓.见义勇为行为的民法问题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7.8.

[9]王家福.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585-587.

作者：周祚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