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危不救立法思考

2022-09-12

一、“见危不救”的概念

对见危不救, 目前学界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概念, 历来各位学者都是各抒己见。

西南师范大学汪力教授和邹兵认为:“见危不救, 泛指在他人危难之时, 黯然处之不予救助的态度和行为”。[1]

杭州师范大学范忠信教授对见危不救行为做了具体列举, 他主张:“见危不救, 泛指一切在他人危难时漠然处之, 不予救助的态度或行为。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五类:1、不救助他人危难;2、不报告他人危难;3、不应公务员请求协助救难;4、拒绝协助追捕罪犯;5、不为他人伸冤。”[2]

还有些学者认为, “见危不救是指当他人的人身安全或公共安全遭受正在发生的危险时, 依照当时情况有救助的必要, 能够采取救助措施且对本人或者第三人无显著危险, 故意不予以救助, 情节严重的行为”。[3]

对此, 笔者认为对见危不救的概念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究:

第一, 见危不救的主体只能是那些在法律上没有特定职责或特定义务的一般人。

第二, 施救行为不会对施救者造成重大危险, 并且行为人要有实施救助的能力。

第三, 见危不救的客体只能是人, 不包括物与财产。

第四, 见危不救的外在表现形式应当是行为, 而不能包括态度。

第五, 阻止别人施救也应当包括在见危不救之中, 这是表现形式中最为恶劣的情节, 应当予以重点打击。

综上所述:见危不救是指当他人的生命健康处在重大危险的紧急状态时, 在法律上对被救助者不负有特定职责和特定义务的一般人明知自己有能力实施救助并且救助行为对本人或者第三人无任何危险, 仍不予以救助致使他人生命健康遭受严重损害的行为。

二、增设“见危不救罪”的必要性

(一) 见危不救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刑法是各项法律中最为严厉的法律规范, 它作为保护公民利益的最后一道防线具有强制性和补充性的作用。只有当其他法律不能制裁某个犯罪行为时, 刑法的作用才会充分体现。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以及应受刑罚处罚性是刑事犯罪的本质特征, 判断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首先应判断其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近年来, 见危不救事件屡见不鲜, 常常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当被救助者的生命权受到严重威胁时, 见危不救者明知自己的行为不会给本人或第三人带来危害却抱着事不关己的心态, 对被救助者不予救助, 冷眼目睹被救助者的生命逝去。这不仅只是道德的滑坡, 而且严重违背了我国社会的公序良俗。此外, 见危不救还会助长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使其在“众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镇定自若”地实施犯罪, 这对于我国打击犯罪具有难以想象的负面影响。

见危不救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当道德的力量不足以调整这种行为之时, 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法律的强制来规范这种行为。所以, 将见危不救纳入刑法的管辖范围是十分有必要的。

(二) 法律规制的缺失导致见危不救行为泛滥

目前, 我国现行法律在关于见危不救行为的处罚上还没有相关措施。法官在断案时必须依照罪刑法定原则依法办案, 但由于缺少法律的明确规定, 法官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只能把见危不救行为当作故意杀人处理, 这明显缺乏法律依据, 并且在发生的众多见危不救案件中能被套用故意杀人的案件少之又少, 处理结果对见危不救者也显失公平。

面对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见危不救行为, 民众希望通过法律予以制裁, 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使得见危不救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久而久之, 这就导致了见危不救行为的频繁发生, 容易形成恶性循环。严重破坏了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 不利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 法律强制比道德规范更具优势

目前, 见危不救现象越发频繁, 除了引起人们强烈愤慨的“小悦悦事件”外, 还有“湖南某镇党委副书记路遇车祸见危不救”, “宁夏某市副市长冷眼观看落水女孩溺死”, “群众冷漠围观无一人救助致弃婴冻死”等等现象都表明运用法律手段来规制见危不救实属必要。道德是靠人们内心的信念来支撑的, 是一种内在的、自律性规范, 与法律相比强制力要小的多。不同的人违反道德时所感受的痛苦是不同的, 尤其是对那些无视道德约束者来说, 道德的强制力微乎其微。而法律则是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 是一种外在的、他律性规范。因为具有国家强制力, 人们在他人需要救助时必然会谨慎地采取救助行为。所以, 当见危不救越发频繁时有必要运用法律手段来进行规制。

三、增设“见危不救罪”的可行性

(一) 责任主体有救助能力, 能够予以救助

责任主体有救助能力包括行为人本身具有救助的能力和当时行为人所处的环境存在救助的客观条件。我们不可能强制一个无救助能力的人去实施救助行为, 救助能力既包括自己亲自实施救助行为的能力也包括利用外界环境条件的能力。当行为人不具备亲自施救的能力时, 如果可以采取呼救、打电话等方式也视为行为人具有救助能力。

(二) 见危不救不会对行为人或第三人产生危险

法律不强人所难, 笔者所理解的见危不救不仅要求行为人具有实施救助的行为能力并且要求这种行为不会对本人或第三人产生危险。见危不救本质上就是在保证行为人绝对安全的情况下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增设“见危不救罪”并不会给行为人增加任何额外负担。公民在遇有他人求助时, 应合理分析当时的客观环境。在某些特定场合, 只有某些行为人具有施救能力, 如出租车、封闭的出租屋以及一些四周无人的环境, 此时如果行为人见危不救会引发严重后果, 甚至会给被救助者带来生命危险。

(三) 增设“见危不救罪”并不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刑法的谦抑性, 又称刑法的经济性或节俭性, 是指立法者应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即少用甚至不用刑罚 (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 , 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的预防和抵制犯罪。[4]对于某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 只有在依据民法、行政法等法律手段处罚后仍不能加以规制, 刑法才能作为最后一道防线对此行为通过强制手段加以处罚。刑罚较之其他手段具有暴力性, 费用成本也较高。我国各地虽颁布了关于见义勇为的法规, 但收效甚微。见危不救破坏的是社会公序良俗, 这显然不是民法手段所能调整的, 只有将见危不救纳入刑法, 才能严惩见危不救者并逐渐杜绝这种行为, 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

(四) 见危不救的中外立法为增设“见危不救罪”提供了借鉴

中国古代虽没明确提出见危不救, 但却出现过“不救助”、“不助”等字眼;国外关于“见危不救罪”的法律制度已比较完善。这些都为见危不救入罪提供了借鉴, 为我国设立“见危不救罪”的现实操作提供了可行性。

四、结语

一个新罪名的设立总是要经过沉思熟虑的, 只有经过反复探讨才能使“见危不救罪”更加完善。我们应通过借鉴西方国家在设立“见危不救罪”方面所取得的经验, 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 对见危不救入罪进行细致的探究, 以期达到更好的社会效果。

当然, 刑法作为最后的、强制的、补充性手段, 并不是万能的。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使得社会运行成本增加。我们在增设相关立法的同时, 并不可忽略道德建设的强大作用, 将道德与法律二者结合起来, 在增设“见危不救罪”的同时加强道德教育的宣传, 将“见危不救”这一道德问题融入公民的法律意识之中, 挽回人之本性, 共同创建和谐家园。

摘要：见危不救应否入罪, 是一个典型的道德法律化问题。近年来, 见危不救现象屡见不鲜, 严重破坏了我国道德风尚与社会风气, 不仅关涉到道德危机, 还触及到法律问题, 把见危不救纳入刑法的调整范畴, 是实属必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目前, 我国对于见危不救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更没有涉及见危不救的相关立法, 但国外关于见危不救的立法已基本完善。我国应在借鉴国外立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设立相关法律, 增设“见危不救罪”迫在眉睫。

关键词：见危不救,法律缺失,立法,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