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法律建设使命的思考——读《立法与法学当代使命》有感

2022-09-10

一、萨维尼“民族精神说”的核心内容

萨维尼强调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法律的发展, 认为民族精神对国家立法有重要的影响。从起源上看, 法律的产生有民族精神的烙印。基于此, 萨维尼主张立法活动应当在完成了对“民族精神”和“民族共识”的提炼与理解的基础上展开, 而非在不恰当的时机听任法律制定者的专断意志。

虽然历史法学派的观点有推崇“消极立法论”之嫌, 但笔者认为将法律的制定置于民族精神的考量之上仍有其合理性。首先, 仅社会历史发展的常识的角度看, 以史为鉴, 方可知其兴替。无论从事实的实然层面还是立法指导思想的应然层面来看, 延续性和稳定性都是一部良法的重要品质, 而保证法律延续和稳定的前提, 便是要求对国家、民族的历史传统与民族精神有宏观的把握与体认。其次, 这样的考量有利于形成、保留各国不同的法律风格和特色, 展现世界法律体系的多样性, 这种多样性不仅可以在一国的法律实践中检验“因地制宜”的科学内涵, 也是法律这门科学的魅力所在。最后, 从法律实施和法律信仰的角度看, 一套考量民族精神和传统的法律体系能减少司法实践中的障碍。法律的顺利实施一方面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 另一方面依赖人们对它的尊敬和信仰。倘若立法抛弃了历史传统和民族精神而任凭统治者的专断意志, 那么法律便沦为一纸空文、“金钱的陷阱” (1) 。

二、基于萨维尼的“民族精神说”对我国法制现状的反思

十年以前, 学者苏力在其专著中明晰地指出中国法制与惯例背离、实施收效甚弱的尴尬, 而在法制继续向前发展的十年之后, 贺卫方教授再一次对这早已发现的问题与困境表示出强烈的担忧, “回顾100年来的中国法律史, 中国在法治建设方面, 总是走不上轨道, 特别艰难, 这是否跟我们特定的社会结构、特定的文化传统有某种特别深切的关联?要建设一个法治社会, 我们不仅仅说要天天盯着法院、法律职业, 我们还需要想方设法地改造我们的社会?” (2) 这说明过去十年间中国法制从其整体的成长情况上看, 进步仍是有限的。法治建设和社会观念、文化应是良性互动而非决然分裂的关系, 即使在一些有习惯法传统的国家, 也十分重视代表着国家理想、正义目标的法律和根植于普遍平民心中的观念、习俗这二者之间的交流对话。由于特殊国情, 自清末以来, 中国对外来法律体系移植的重视超过了对法律理念吸收、传播的重视, 这直接导致法律在社会产生不适应症。

改革开放逐步踏入沉稳的发展期, 然而仅据此作出“经济体制的变革已摧毁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的判断未免过于鲁莽, 当前中国的社会仍然是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社会”, 一方面, 在广袤的农村地区, 乡土习性仍未被破除;另一方面, 即使有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 但在这一部分人身上沿袭的乡土社会色彩也难以在短时间内退却。“乡土”社会是依照礼俗和习惯进行治理的社会, 遵守“礼治秩序”、固有“无讼”等传统。现代法治理念与乡土社会传统文化的冲突、立法者对法律与民族精神二者关联的漠视是良好法治秩序建立的无形障碍。因此, 如何使当前的法律与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及价值理论想联系、融合, 如何使未来的法律更善于立足民族土壤, 都是立法者应当关注的问题, 而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将直接关乎法治社会理想目标的实现。

三、中国立法与法学发展道路的选择与启示

(一) 立法与法学发展的思想建设

萨维尼把法律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原始体现民族共同意识的习惯法, 第二阶段是法律借法学家之手形成学术法, 最后一个阶段则是法典的编纂。从萨维尼所在国家的立法语境中看, 要保持立法和民族观念、精神紧密联系, 只需将集中体现民族习性的习惯法顺其自然地过度到其他形式的法律。而在缺少习惯法传统、崇尚礼制的中国, 对萨维尼的主张自然应有不一样的理解。

笔者认为, 萨维尼关于立法应注重民族观念的思想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启示:第一, 中国法治建设应当研究并尊重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 充分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例如, 中国自古以来有“畏讼”、“无讼”的传统, 从现代法律意义层面上看, 这种传统背后所隐含的是一种解决纠纷的形式和原则———调解, 立法可以以此获得观念支撑, 进而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调解制度。第二, 即便缺少直接的历史渊源, 也应当在法律制定和推行之前, 首先进行社会观念上的更新与跟进。民族文化心理存在一个演变和发展的过程, 它不是只成型于过去, 它也根植于当前人民群众每分每秒的实践。因此, 在立法之前知悉进而引导中国人行为模式和观念的转变, 能为法律发挥出更优越的效力形成良好的铺垫。

(二) 立法与法学发展的物质保障

立法技术首先是语言表达的技术, “法学不过是一门法律语言学”, (3) 这种说法虽然片面, 却足可显示立法中语言表达的重要。要关注法律条文组合成一个整体时的逻辑因果以及篇章体例上的布置。而司法方式中最值得思考的是判决的形成和呈现方式, 亦即法律推理和说理式判决的改革。法律推理是利用法律理由权威性地推倒和论证司法判决的证成过程和证成手段。通过法律推理, 把法律判决中所依据的法律理由列出, 不仅有利于审判的公开, 也有利于法律审判者增强判决的合理性。在中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 存在不少类似“倒置的法律推理”、“省略的法理推理”的畸形模式, 法律推理的种类少, 大部分是以制定法为前提的三段论式的演绎推理, 加之判决书篇幅有限, 法律推理的风气的制度还未被良好的建立起来。因此, 今后应在增强法律推理的实用价值方面着手改善。

此外, 法律是否得以完美的表达和准确的运用, 与法律人的素养密切相关。“法律人思维应包括五个特征:其一, 使用术语进行观察、思考和判断。其二, 通过程序进行思考, 遵循像过去看的习惯。其三, 注重缜密的逻辑, 谨慎地对待情感因素。其四, 只求程序中的真, 不同于科学中的真。其五, 判断结论总是非此即彼, 不同于政治思维的‘权衡’。” (4) 这可以归纳为对法律人职业技能上的总体要求, 然而, 法学修养固然重要, 品格修养亦不可缺少, 那便是“珍惜声誉、恪守良知、追求公义”, 这对解决中国法律人的现实问题具有强烈的针对性。

四、结语

萨维尼怀着深沉的爱国热情写成《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 时隔几个世纪, 跨越地球经纬, 书中的思想对今天中国的法治建设仍有重要的启示。法治建设要研究并尊重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 在法律制定和推行之前要进行社会观念上的更新与跟进, 这是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 因为法治, 从来不是一个宏观的抽象的概念, 而是刻于人民心田的纯净信仰, 唯如此, 当我们谈及法治时, 才不会迷茫。

摘要：作为历史法学派的杰出代表, 萨维尼主张立法要体现民族精神, 法律的完善应当在完成了对“民族精神”和“民族共识”的提炼与理解的基础上展开, 即普遍要求法律的发展与社会的观念发展紧密衔接而非间隔分离。萨维尼的思想对具有乡土性的中国社会当前的法治现状有重要的启示:一方面, 法治建设应当尊重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 充分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另一方面, 在法律制定和推行之前, 要注重进行社会观念上的更新与跟进。

关键词：民族精神,文化观念,法律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