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养立法思考论文

摘要：劳动教养是一项中国独有的法律制度，已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为维护国家政治稳定，预防违法犯罪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这项制度存在一些缺点，但我们应该用实施这项制度所带来的实际社会效果来检验其存在的合理性。解决劳动教养存在的问题不该是把此制度彻底废除，而是我们该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去对这项制度进行改革创新。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劳动教养立法思考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劳动教养立法思考论文 篇1：

劳动教养，何来何去

徐静村，四川江安人，1963年从西南政法学院毕业后任职于四川省公安厅，1979年返回母校任教至今，曾任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现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高等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等职务。

1987年我国律师学科的开山之作《律师学》一书问世；1990年我国第一部《侦查辩证法》专著出版；1991年我国第一本研究法律情报学的专著《法律情报学概论》付梓。这些著作标志着相应学科在我国正式建立。

1980年他执笔编写了《刑事诉讼法讲义》和《民事诉讼法概论》两本教材，是当时全国仅有的诉讼法学教科书，为相继恢复法律院系的许多大学所采用，产生过重大影响。1997年主编的《刑事诉讼法学》新教材则被誉为“新中国第三代教材的首创之作”。

40多年来，徐教授已出版法学专著3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著述总字数约1000万字。

2003年岁末的一个午后，突然接到了在北京工作的一个学生的电话：“徐老师，您看看刚出来的《检察风云》……”电话是急促和短暂的，那边正在进行激烈的讨论。我有种预感：这期的《检察风云》肯定又披露了什么惊人内幕！作为一名六十年代初期就进入政法战线后又进入高校教学的法律工作者来说，见过形形色色的事太多，但当翻开杂志，看到阎胜红为母申冤受尽常人难以想像的折磨时（见2003年第23期），我还是震惊不已。阎胜红所发出“为什么要送我去劳教”的哀鸣，时刻撞击着我的心口，因为那不仅是对劳动教养制度的质疑，也是对刑事诉讼法学学者良知的拷问。因此，我决意针对劳动教养制度说点什么。

建国伊始 安邦定国非常之策急出台

1955年，国家机关内部大规模地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拉开了序幕。时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了第一个关于劳动教养的指示——《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该指示指出：“对这次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和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立功而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用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为了尽快使该指示得到落实，1956年1月，党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紧接着，全国各地陆续建立了劳动教养机构并开始运行。1957年8月，经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这是我国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正式确立了劳动教养制度。

当时出台劳动教养这项制度，是为了处置“肃反”中清查出来但不够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以及反右派运动中划出的部分“右派分子”而设立的。设立的理由是：对于“这些人”需要一个既能够改造他们，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的妥善方法；把他们收容起来，实行劳动教养，通过他们自己的劳动来养活他们自己，同时也通过劳动来改造他们自己，这就是最好的办法。可见这项制度在初创时是一种由政府施行的政治处置手段，带有惩罚性。但就在该法规通过不久，由于“左”的错误思潮的影响，劳动教养工作在实际操作时却远远脱离了最初的指导思想，很快就突破了法规所规定的收容范围和对象，其审批权限和程序也没有得到很好地遵守，把劳动教养人员错误地当作专政对象来对待。

依法治国 民主高扬不合潮流显弊端

如果说劳动教养制度产生的那个年代法制尚不健全、刑事制裁与行政处罚的界限还十分模糊，加上政局尚未完全巩固，其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用来处理反革命分子有一定必然性的话，那么，在依法治国的今天，一个可以剥夺公民人身自由长达一至四年的劳动教养制度，在与现行法制严重对抗的情况下仍然顽强地存在，不能不说是中国法治的一个“奇迹”。

这一制度的最初设计及后来的变化表明它具有很强的功利色彩。多年来在有关劳动教养存废的争论中，多数学者以劳动教养有违法治原则而呼吁废除，而实务工作者尤其是警务工作者则要求保留这一制度作为控制社会治安的有效手段。特别是今天，有些地方还将劳动教养作为控制上访活动的有效工具来使用。阎胜红上访被送劳教的遭遇便是明证。然而，劳动教养制度作为控制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的负面效果是使宪法赋予公民的民主权利被公然践踏。在实施过程中对法治原则和正义理念的不良影响，早已超出了它对于维护社会治安所能够发挥的积极作用。因此，可以说现今劳动教养所取得的功利效果是在不合法的基础上以牺牲公民权利为代价的。

劳动教养制度不仅没有宪法依据，而且与《立法法》、《刑事诉讼法》、《行政处罚法》明显冲突，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已完全消失。

这制度主要的依据有：1957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1982年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国务院《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司法部《劳动教养戒毒工作规定》等。上述法规中，只有《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是经过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并且引用了1954年宪法第100条作为依据。但是，宪法该条内容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显然，将这作为其宪法根据是牵强附会的。另外，有的是经过国务院批准后发布，还有的是根据全国人大关于禁毒决议的规定制定的。但是上述规范都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法律。

实体程序 诸多冲突有损于国际形象

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存在诸多冲突，不能不引起我们认真思考——

与《立法法》相冲突。按该法第9条规定“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只能由全国人大通过立法途径解决，而不能由国务院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来规定。然而，劳动教养制度设立的最高依据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行政法规而已。

与《刑事诉讼法》相冲突。《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10条规定的适用对象之一是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人，可我国刑诉法第12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为有罪”。由此可知，行为人之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必须由法院来认定的，而被劳动教养的人未进入审判程序，公安机关何以能够认定某人有轻微罪行而必须接受劳动教养呢？

与《行政处罚法》相冲突。该法第9条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该法第64条还要求与该法规定相冲突的法规规章，须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然而，目前作为适用劳教的依据仅是国务院及公安部发布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这与《行政处罚法》规定明显冲突。

就实体规范而言，劳动教养的对象和构成要件没有明确的规定，使刑事制裁与行政制裁的界限不清，以致劳动教养的决定机关可以任意处置自认为是违法的行为人。在阎胜红上访案中，阎胜红被送劳动教养及解除劳动教养的全过程，决定机关竟然可以不做任何说明，而对其作出长达三年的劳动教养决定，这与“过罚相当”、“罪刑相应”的惩罚原则是相违背的。

从程序规范来看，劳动教养的实施机关、决定程序均违背了程序正义的基本原则。其审批和决定实际上都是作为行政机关的公安机关，他通过行政审批的方式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使被处劳教的公民不能真正享有公正程序中应有的陈述、参与、申辩和救济等正当权利，这与公正程序和民主法治的要求相去甚远。

我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明确提出：“任何被剥夺人身自由的人，都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来决定这种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是否合法，若为非法应立即予以释放。”然而，剥夺人身自由的劳动教养制度根本不能进入审判程序，法院也无管辖权，这已成为境外反华势力攻击我国人权状况的借口，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

与时俱进 权为民用劳教制度应废除

从1957年的《规定》到1982年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加上各地制定的有关劳动教养的文件，对劳动教养的对象均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在《检察风云》的报道中，阎胜红因为多次上访而被收容遣送，最后又被处劳动教养，其依据就是山东省颁布的《关于在集中整治农村社会治安斗争中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而这个《意见》是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联合制定的。可以想象，在这样的规范之下山东全省的有关民众何以能够在劳动教养争议中获得司法的救济和保护？劳动教养对象的任意扩展，使行政权力越来越深地介入了公民的正常生活，威胁公民享有的民主权利，已成为激化“干群关系”、“官民关系”，恶化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良好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在三个代表高扬，与时俱进、权为民用的观念正深入人心的今天，弊端深重的劳动教养制度该何去何从呢？在我看来，这项制度应当尽快废除。但在废除劳教之前，应将目前受劳动教养处罚的行为加以分解，对于涉嫌犯罪的行为由刑事法律制度调整，其他行为由行政法律制度规定。但凡涉及行政机关限制或者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处罚，均需提请法院审查决定，以此来平衡行政权、公民权和司法权的关系，在制度理念上，也较符合法治、人权和正义的要求。

作者：徐静村

劳动教养立法思考论文 篇2：

浅论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摘要：劳动教养是一项中国独有的法律制度，已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为维护国家政治稳定，预防违法犯罪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这项制度存在一些缺点，但我们应该用实施这项制度所带来的实际社会效果来检验其存在的合理性。解决劳动教养存在的问题不该是把此制度彻底废除，而是我们该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去对这项制度进行改革创新。

关键词：劳动教养；必要性；改革；完善

雖然当前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弊病百出，但是我们不能只着眼于这项制度的缺点。对待劳动教养制度，我们应该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实施这项制度所带来的实际社会效果来检验其存在的合理性。笔者认为，解决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弊端的最优方案不该是把这项制度彻底废除掉，一了百了，而是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去对这项制度进行改革创新，化劣为优。劳动教养制度的发展历程和我国当前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这项制度对中国社会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其在未来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保留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必要性

（一）具有震慑预防违法犯罪的作用

劳动教养的适用使相对人接受了相应处罚，这种处罚形成个体教训有利于当事人在日后的社会生活中学会敬畏法律，遵守规则，学会谨慎行事，避免类似违法行为的发生，从而减少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二）具有教育改造劳动教养人员的作用

我国的劳动教养工作遵循 “教育、感化、挽救”的指导方针，目的在于经过耐心细致的法制教育、思想道德教育、文化技术培养和实践劳动锻炼，提高劳动教养人员的认知能力，分析判断能力，帮助劳动教养人员树立科学合理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运用所学技能立足社会，服务社会，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

（三）劳动教养制度适应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的需要

首先，当前中国社会仍处于由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重要转型期，新生事物大量涌现，传统的价值观念不断受到冲击，新的价值形态未形成，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趋向。而这一过渡时期的贫富分化，多发的腐败现象，以及普遍的社会缺失公平、合理、正义的内心认知又引发了社会群体性焦虑，人们的思想、社会治安、人民群众生活、生产秩序等呈现新的特点。中国转型社会的特殊状况，决定了社会对着力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劳动教养制度的现实需要。其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产生新的社会矛盾，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迎合了这些改变，增加了一些新的适用对象，如对吸毒人员的强制隔离管理，对 “法轮功”等邪教人员的教育挽救，对青少年的照管养护等。再者，劳动教养制度适用起来灵活，简便易行，较之我国的刑罚处罚的适用节约了宝贵的司法成本。劳动教养制度所发挥的现实作用及广阔的发展空间，体现了这项制度的现实价值及生命力，决定了这项制度只能改革发展而不能废除。

二、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目前，我国总有那么一部分人多次受到治安管理处罚屡教不改，或又是犯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而又达不到刑事处罚程度，他们对社会秩序的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所以，客观上仍然需要类似目前的劳动教养这样的制度来管制这部分重罪不犯，罪错不断，屡教不改，主观恶习较深的违法犯罪分子。但是，鉴于劳动教养制度的弊病百出，为适应当前形式的需要，必须对这项制度进行改革，而如何改革则成为解决一切由劳动教养所产生的问题之关键。笔者认为，劳动教养的改革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准确界定劳动教养制度的性质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从成立时起就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其主要目的，以犯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而又不够刑事处罚的人为其主要对象。由此可见，我们可以将这种制度定性为介于刑事处罚与治安管理处罚之间一种处罚方式，类似于保安处分。保安处分是一种不同于刑罚的司法处罚制度，为世界上多数国家所采用。我国《刑法》关于犯罪的界定，既有定量的规定，也有定性的规定，这种定量规定还成为了刑罚与治安管理处罚的分界线和衔接点。这样的定性以行为人的行为所引起客观危害后果为本位，而保安处分与矫治制度则侧重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着眼于行为人的不良人格或者病理身心。而劳动教养制度以保安处分与矫治制度的性质出现则恰恰迎合了这一定性。然后根据这一定性，立法机关应尽快出台与此相适应的相关法律，完善劳动教养的适用程序和监督机制，让劳动教养制度有法可依。

（二）劳动教养应该目标明确、手段合理、着重于人性化管理

违法行为矫治制度的目的有两点：一是强制矫治被劳动教养者的人身危险性，维护社会治安；二是帮助被劳动教养者重返社会。为达到此目的，劳动教养在手段上必须注意两点，一是加强教育，很多违法行为是由缺乏教育的愚昧引起的，需要通过加强教育，提高受矫治人的素养，帮助其认识到行为的违法性，进而主动杜绝违法行为；二是技能培训，让受矫治人有一技之长，可以重返社会，维持基本生活。

（三）明确该制度的适用对象

从保安处分与矫治制度的性质和目的出发，我们可以把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概况为一下几种：一是多次受到治安管理处罚而屡教不改者以及卖淫嫖娼者；二是犯罪情节轻微可以免予刑事处分，但是具有较大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不宜马上放归社会的；三是按照我国刑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因不满16周岁免于刑事处罚，需要由政府收容教养的；四是按照我国刑法第十八条之规定，需要由政府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另外，可以仿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和《行政处罚法》把适用对象的最低年龄规定为14周岁。

（四）期限问题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得知劳动教养的期限为一至三年，必要时可以延长一年，学界普遍认为这样的期限太长，缩短劳动教养的期限成为共识，但也不宜太短，否则无法达到教育改造劳教人员、消除其社会危险性的目的。那么，劳动教养的期限确定为多长比较适宜呢？笔者认为可以将其限定为3个月以上2年以下，特殊情况依法决定可以延长1至6个月。此外，针对强制治疗性病的卖淫嫖娼者、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以及吸毒成瘾者等的期限，应该视具体情况具体安排，与戒毒、治疗的需要相配合，不可一概而论。（作者单位：周口师范学院政法学院13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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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伟.简论职务犯罪的成因及对策[J].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3）.

作者：蒋敏

劳动教养立法思考论文 篇3：

保安处分借鉴与中国违法行为矫正制度构建

摘 要：劳动教养制度是指中国对有严重违法行为，但尚未构成刑事处罚标准的严重违法人员采取的一种以限制人身自由为手段的强制性教育改造措施。保安处分是对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特殊违法行为人进行强制性思想矫正的法律制度的总称。中国劳动教养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存在诸多明显缺陷。因此有必要构建中国违法行为矫正制度，在制度设计上可以借鉴西方保安处分的相关制度。

关键词：劳动教养；保安处分；违法行为矫正

劳动教养制度是指中国对有严重违法行为，但尚未构成刑事处罚标准的严重违法人员采取的一种以限制人身自由为手段的强制性教育改造措施。自20世纪50年代中国开始创立劳动教养制度以来，这项制度对挽救严重违法人员，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运行机制越来越不适应当前社会的需要。对中国劳动教养制度进行彻底改革已经成为共识，但对其未来的改革方向和具体制度设计的讨论，则应建立在劳动教养制度功能定位的基础上，我们应当首先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劳动教养，建立劳动教养制度所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在明确了劳动教养制度的功能定位后再进行相关的制度设计。

一、劳动教养制度概述

中国学界对劳动教养制度性质的观点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行政强制说，另一种是行政处罚说。行政强制说认为劳动教养是一种旨在改造人、教育人，从思想上彻底改造违法人员的强制性教育措施，限制自由和集体劳动只是进行教育的手段；行政处罚说认为劳动教养是一种对严重违法但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人员的一种处罚行为，限制人身自由本身即是目的。笔者认为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同时具备了上述两个特点，但这也是造成问题的根源，而行政性强制教育措施才是劳动教养制度的理论定位。

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是在在建国初期特定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是尚不够刑事处分标准的严重违法分子，并且要具有“屡教不改”和“生活无出路”的特点。由此可见，劳动教养制度建立的初衷是对具有严重“社会危险性”的严重违法人员进行强制性教育，使其在思想上受到彻底改造，并且具有自食其力能力的行政性强制教育措施。所谓“社会危险性”是与主体“再度侵害社会的现实可能性”具有相同含义，这一表述与含义相近的“人身危险性”有以下区别：（1）“人身危险性”一般含义是“犯罪主体再度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社会危险性”的一般含义是指“主体再度实施侵害社会行为的现实可能性”；（2）“人身危险性”是中国刑法理论用语，它通常用来表示犯罪主体的人身特征，必须以主体已经实施了犯罪行为为前提；而“社会危险性”是法律规范用语，它通常用来表示侵害社会行为主体的特征，不以主体已经实施犯罪行为为前提；（3）作为评价对象时，“人身危险性”以再次犯罪的“可能性”为成立要件；而“社会危险性”则必须以“再度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现实可能性”，即真正意义上的现实的危险性为成立要件。

但自1982年公安部制定《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后，对于劳动教养的六种适用对象，除对犯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的违法分子有“屡教不改”的要求外，其他五种适用对象均不再将“屡教不改”作为劳动教养的必要条件。这一规定实际上已经动摇了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价值基础。因为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是建立在预防“社会危险性”基础上，即对“再次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现实可能性”的违法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屡教不改”是被教养对象的主要特征，劳动教养制度的期限和措施也是和被教养对象“屡教不改”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的。去除“屡教不改”这一必要条件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只能以相对人实施的违法行为严重程度作为决定对其进行劳动教养的根据，“社会危险性”不再是必要根据。这样本应是针对相对人的“社会危险性”采取的强制性教育改造措施，在实际运行中就不可避免地转变成为一种针对相对人实施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这也导致了相对人严重但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与过长的限制自由期限之间的矛盾。

因此，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应当回归制度建立的初衷，充分发挥作为对具有较大“社会危险性”违法人员的强制性教育改造措施的作用，而不是一种行政处罚措施。只有这样，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才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根基。

二、西方保安处分制度概述

保安处分是指以特殊预防为目的，以违法行为人的社会危险性为适用基础，通过实施强制性矫正、教育、感化、医疗等手段，对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特殊违法行为人进行强制性思想矫正的法律制度的总称。保安处分制度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克服传统报应主义刑法理论的缺陷。报应主义理论是基于道义责任论，对犯罪人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客观犯罪行为，进行罪责刑相适应的刑事处罚的一种刑法理论。由于其注重行为人客观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轻视行为人主观的社会危险性，因此对于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社会危险性较大但不够刑事处罚标准的累犯、惯犯，以及客观行为严重但主观恶性较低的未成年犯，只科处与行为人外在行为而不是与其主观恶性相适应的道义责任，已经无法对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大量新型社会问题引起的违法犯罪活动起到防卫社会、预防犯罪的目的。

在此基础上，西方国家提出建立保安处分制度，通过对违法犯罪行为人的主观社会危险性进行矫正，以达到防卫社会、预防犯罪的目的。保安处分的适用对象包括少年人、精神病人、吸毒者、酗酒者、常业和常习惯犯和累犯等，主要方式包括对于常业和常习惯犯进行预防性监禁；对于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吸毒者、酗酒者等进行强制性隔离治疗；对于未成年人的感化教育；对于厌恶劳动的职业乞丐、常习性流浪者处以强制劳动；以及保护观察等对危害较小的犯罪人所采取的监督与改造的措施等各种社会性矫正措施。

三、构建中国违法行为矫正制度

通过两者比较可知，西方保安处分制度和中国劳动教养制度在改造行为人主观社会危险性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在运行中中国劳动教养制度存在诸多缺陷。由于改造行为人主观社会危险性的需要，因此有必要构建违法行为矫正制度，并可借鉴西方保安处分的相关制度。立法上，中国应制定一部《违法行为矫治法》，建立完备的违法行为矫治制度，取代现行法律依据杂乱且有违反人权保障之嫌的劳动教养制度，并在适用机关、对象、原则和执行方式等方面作出规定。

首先，在适用机关上，应由行政机关来决定适用，这是基于行为人的各种违法行为是属于不应受刑罚处罚的一般违法行为，可以由行政机关决定适用《违法行为矫治法》的相关条文，但为了保护行为人的合法权益，应当赋予其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和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具体可由地市级违法行为矫治委员会来决定适用，组成人员可包括民政、司法、公安人员等；在适用对象上，未来的违法行为矫治的适用对象应当包括实施严重违法行为但尚不够刑事处罚标准的违法行为人、屡教不改但尚不够刑事处罚标准的常习犯、多次卖淫嫖娼者、作为强制医疗对象的患有性病的卖淫嫖娼者、吸毒者、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精神病人、以及作为强制教育对象的未成年违法犯罪人等；在适用原则和条件上，应当将行为人的主观社会危险性作为判断的主要标准，行为人的客观违法行为可以作为程序适用启动条件但不作为主要判断标准，综合考虑违法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再犯可能性。

在执行期限、方式和机关上，应当基于行为人的主观社会危险性程度，决定对违法行为人实施强制矫治的期限和不同方式。在期限上，不应设置一个绝对期限，而应当根据违法行为人的主观矫治进程而适用不同期限；在方式上，除强制医疗和未成年人强制教育外，对于严重违法但不构成刑事处罚标准的违法行为人、屡教不改的实施违法的常习犯，可以采取多种思想矫治措施。如可以由慈善机构、社会团体等承担监护责任，通过社会力量对观察对象进行监督改造，通过采取比较和缓的方法，对受处分者不予拘禁，依靠社会力量对受处分者进行教育，以改善其生活环境，排除自新障碍，促使其健康地重返正常的社会生活。在保护观察期间，如其无悔改表现，可延长期间或改处其他更合适的矫正措施；在执行机关上，可由各违法行为矫治机构实施（由原劳动教养执行机构转化而来），根据不同执行方式选择不同执行机构，如需要监禁性处分的可在封闭式场所实施；需要强制医疗和教育的可在专门性场所进行，如在戒毒所、精神病院和少年学校等；需要社会矫治的可以在敬老院、孤儿院、社区医院等公益性机构进行。

中国劳动教养制度在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取得了公认的成就，也造成了侵犯人权等恶果，改革已经是大势所趋。西方保安处分基于其与中国劳动教养制度具有相类似的目的和制度上的合理性，可以作为构建违法行为矫正制度的借鉴对象，但必须考虑中国自身国情，切忌盲目照搬，以最终实现中国维护社会安全和人权保障的双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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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