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见义勇为立法问题

浅谈见义勇为立法问题（通用6篇）

篇1：浅谈见义勇为立法问题

浅谈“见义勇为”立法问题

见义勇为历来为中国传统道德所推崇，而见义勇为者更是以其自身的高格调倍受尊崇，这也在无形中影响社会的道德的发展。“向善”，是大多数人普遍的学习方法也是提高自身修养的捷径。所以社会整体风貌的形成离不开社会个体行为的进步。今天，传统道德观念渐渐淡化社会冷漠问题愈演愈烈。前不久的“小悦悦事件”把见义勇为问题带到了风口浪尖，由此引发了对见义勇为行为的立法问题的讨论。

我个人对这个问题也有一定观点。我认为见义勇为本身就是一个道德层次上问题，见义勇为本身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高要求，如果我们再把它法律化势必会引起相反的结果不但没法提高全民的道德素质而且很可能诱发严重的社会不满情绪产生更多的社会矛盾。

首先，“见义勇为”的现代汉语释义为“看到正义的事，就勇敢的去做”从这个释义上看，见义勇为的能动性很强，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见解去衡量什么是“正义”，选择自己认为是正义的事去做，当然如果人们不去做某件事我们也没有权利去指责别人。见义勇为是一个道德上的高标准，与我们普通大众来说这么高的要求不是每个都能够做到。所以，如果将见义勇为这个高标准的行为规定为法律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公民自由权的限制这也是不符合宪法要求的做法那就更谈不上要收获成果的目标了。

其次，见义勇为本身就带有一定的风险性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总是有着这样或那样问题。如果见义勇为是一个法定义务那么当我们看到遇到一件我们可能会受到一定损失的事我们是该冒着自身的危险去见义勇为，还是该维护自身的利益呢？我想多数人会站在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去选自己的行为，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同时又违反了公民的法定义务这样不仅不能改变社会冷漠现状还会加深公民与国家之家的矛盾。所以，见义勇为立法问题我们要多方面去考虑不能一面提倡保护公民的自由权、保护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一面又将这样一种与宪法精神冲突的行为确定为法律义务。

一部分人认为应该把见义勇为规定为法律义务也是有道理的，我们都说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如果我们将见义勇为规定为法律义务可以把见义勇为问题从高高的道德层次是拉下来，会使社会的道德水平得到一定的提高。这种观点有一定的说服性，但是千年以来形成的道德观不是一个简单的立法就能够调整的。思想的改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想改变长期以来小农经济形成的自私、自立的思想观念就得从思想教育的角度出发思想指导实践，只有每个人都能把见义勇为当成是一种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根除社会冷漠加剧的弊病，表面的行动只能是隔靴搔痒。

综上所诉，想要改变当前的社会现状还需要更多人的努力。我们更呼吁有能力见义勇为的人要积极的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见义勇为群体增加了才能更好的引导社会向着温暖社会的方向进步。

篇2：浅谈见义勇为立法问题

来源： 作者： 日期：2011-03-31 我要评论(0条)找刑事辩护律师

弘善抑恶、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曾记载了许许多多有关见义勇为的事迹。这些事迹千百年来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妇孺皆知，成为指导人们日常行为规范的准则。历代统治者从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的立场出发，顺应民意，也先后制定了许多有关见义勇为方面的法令法规，以此来惩恶扬善、弘扬正义，适应社会的发展。但这些法令法规因时代久远和历史的变革，有的早已佚失，有的散见于不同的文献典籍中，十分零乱，迄今尚未见学术界有专文进行研究整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法制史研究中的一件憾事。基于此，笔者试图对这一问题略作探讨，不妥之处祈求教正。中国古代有关见义勇为方面的法律条款很多，概而言之可分为如下三方面的内容。

一、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保护

自公元前21世纪我国第一个奴隶制政权夏朝建立以来，作为国家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制度亦随之产生。在此后近四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逐渐发展和完善，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礼法合一”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翻开中国古代的法律古籍，我们会发现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这与其对法律制度重要性的认识是分不开的。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具有两种职能，一种职能是为了维护其专治统治的需要；另一种则是为了惩恶扬善，以保障社会的安定和发展，这也正如《汉书·刑法志》中所言的“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禁暴卫善正是体现了法律的后一种职能。从这种思想和认识出发，历代统治者大都制定了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法律法规，以保障见义勇为、惩治邪恶势力者的切身利益。在现存的先秦文献中，最早记载有关见义勇为规定的应首推《易经》。《易经·蒙上九》云；“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也就是说，凡攻击愚昧无知之人，是寇贼行为，会受到惩罚；对于抵御或制止寇贼劫掠行为的人，应受到法律的支持或保护。显然，《易经》中的这条爻辞含有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因素。在近年来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中，有《易经·渐·**》爻辞，其文为：“鸿渐于木，或直其寇，毂，无咎。”据从希斌先生研究解释，“直”，《索隐》“古例以直为值，值者当也。”在此引申为“遭遇”之义。“毂”，《说文》：“毂，从上击下也。”这段爻辞的意思是说“与盗寇相遇，击之无咎”。可见当时的法律已有类似后世刑法中正当防卫的含义，即当自身或社会利益受到侵害时，挺身而出，制止不正当侵害是受法律保护和鼓励的。先秦时期有关周代的典制文献《周礼》一书中，也有这方面的法律规定。据《周礼·秋官·朝上》记载：“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盗，指盗取人物，贼，泛指杀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上述两种犯罪行为危及乡邑百姓以及自家人的生命安全时，将其杀死无罪。很明显，这则史料既有正当防卫的含义，也有对见义勇为者法律保护的意思。另据《周礼·地官·调人》记载：“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仇，仇之则死。”我们可以把其看作是国家法律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的保护条款，即凡被路见不平、见义勇为者杀死的犯罪分子不允许其家人寻求复仇，若要复仇则依法对其处死。由此可见，西周时期对见义勇为的法律规定还是十分完备和具体的，对见义勇为者的保护也体现了法律追求公平正义的立法精神。由于封建法典注重保护见义勇为者的权利，所以在现存的秦代法律文献中，我们经常会见到古人见义勇为的事例。据《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所引秦代的爰书“盗马”条记载：“市南街亭求盗才（在）某里曰甲缚诣男子丙，及马一匹，骓牝右剽；缇覆（複）衣，帛里莽缘领褎（袖），及履，告曰：„丙盗此马、衣，今日见亭旁，而捕来诣‟。”

自西汉中期以后，封建正统的法律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德主刑辅、礼律融合的法律体系日趋形成，关于见义勇为方面的规定也更加详细具体。然而，由于这一时期的法律典籍流传下来的极少，已很难窥其全貌。但从这些零星的记载中我们仍可以找出汉魏南北朝时期对见义勇为者法律保护的痕迹。如汉朝时规定：“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犯法者，其时格杀之无罪。”1983年，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的汉简记载：“捕盗贼、罪人，及以告劾逮捕人，所捕格斗而杀伤之，及穷之而自杀也，杀伤者除，其当购赏者，半购赏之。”这句话的意思是，追捕盗贼或罪犯，如果盗贼拒捕，双方发生格斗，因此而杀伤盗贼、罪犯，或盗贼、罪犯自杀，追捕者免除刑事责任。若法律规定对于追捕者给予奖赏，“半购赏之，”即给予一半的奖励。从该法律条文的立法意图来看，显然有利于保护捕获盗贼之人，而不利于犯罪分子。晋朝的法典中有盗伤缚守和斗杀伤傍人的条款，由于《晋律》早已佚失，其内容不得而知，笔者推测，应与汉律的精神大体相同。南朝梁武帝时，下诏禁止挟私复仇。据《梁书·武帝纪》记载：“太清元年八月诏：缘边初附诸州郡内百姓，先有负罪流亡，叛逃入北，一皆旷荡，不问往諐，并不得挟以私仇，而相报复。若有犯者，严加裁问。”梁朝禁止罪犯而逃亡，若因私报复，则治以重罪。这里也有对纠举者保护的意思。北周时期，法律规定，“盗贼群攻乡邑及入人家者，杀之无罪，若报仇者，告于法自杀之，不坐。”从这些法律规范来看，都有对见义勇为者进行法律保护的思想。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法律制度成熟的阶段。隋唐时期的许多法律规定都直接来源于南北朝，对此，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早有高论，此不多赘。现存的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唐律疏议》一书中，对见义勇为的规定更为详细。据《唐律疏议》卷28“被殴击奸盗捕法”条记载：“诸被人殴击折伤以上，若盗及强奸，虽傍人皆得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即奸同籍内，虽和，听从捕格法。”长孙无忌等对此作了疏议：“有人殴击他人折齿、折指以上，若盗及强奸，虽非被伤、被盗、被奸家人及所亲，但是傍人，皆得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持杖拒捍，其捕者得格杀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杀之。其拒捕，不拒捕，并同上条《捕格》之法。”也就是说，唐律中对于实施犯罪行为的不法之徒不允许其反抗和逃跑，必须束手就擒。若其反抗和逃跑，傍人对其格杀勿论。在《唐律疏议》卷28“捕罪人而罪人持杖拒捍”条更是体现了唐律保护见义勇为者的立法意图：“诸捕罪人而罪人持杖拒捍，其捕者格杀之及走逐而杀（走者，持杖、空手等），迫窘而自杀者，皆勿论。”为了避免滥杀无辜，唐律对于失去抵抗能力而杀死罪犯者也给予了惩罚：“已就拘执及不拒捍而杀，或折伤之，各以断杀伤论；用刃者，从故杀伤法。”可见，唐律中对见义勇者给予了更加宽泛的权利，以利于其维护自身及他人的安全。当然，法律也考虑到了为避难滥杀，不利于司法机关审讯，对于不拒捕而杀之者，要追究其刑事责任，维

护了法律的严肃性。

宋代法律制度沿续了唐朝对见义勇为的规定。据《宋刑统》卷28记载：“有人殴击他人．折齿、指以上，若盗及强奸，虽非被伤、被盗、被奸家人及所亲，但是旁人，皆得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持杖拒捍，其捕者得格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杀之。其拒捕不拒捕，并同上条捕格之法。”

在我国西北少数民族西夏政权制定的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3“追赶捕举告盗赏门”中，也有两款是对于见义勇为者保护的内容：其一，规定：“诸人已为盗诈时，畜物主人及喊捕者求别人帮助，于盗人逃后追赶，除先追者外，其他人见其盗追赶者，将盗人射、刺、杖、斫，盗人死伤时，追者不治罪。若盗人自还给，请捕，已入手后，贪人畜物，若以错置无理而杀时，使与第七卷上逃人自还来唤处时，喊捕者被他人杀毁罪状相等判断。所杀盗窃犯应得短期徒刑者，当与杀人从犯相同。其中盗人已捕一部分而一部分未入手，被他人自进时，追赶者□失，使强力而杀伤盗人，当比前有罪状上减一等。”其二，“偷盗物入己手，物主追赶，盗人以强力相向，杀伤物主时，以强盗杀伤人法判断。又他人助赶捕盗以及物主家处他人、住客被盗人杀伤时，当与杀伤物主罪相同。” 宋代以后，许多朝代仍沿袭了以前的规定。如明律规定：“若罪人持杖拒捕，其捕者格杀之。”清朝的法律严格保护追捕盗贼者的人身安全，据《大清律例》卷23“强盗”条记载：“若窃盗临时有拒捕及杀伤人者，皆斩。”“其窃盗事主知觉，弃财逃走，事主追逐，因而拒捕者，自依罪人拒捕律科罪。”“赃犯持杖拒捕，为捕者格杀不问，事主邻佑，俱照律勿论。”

需要指出的是，宋代以后一些封建政权在制定保护见义勇为者的法律条款时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即见义勇为者在同不法分子搏斗时被罪犯伤害，国家拿出一定的资金给予抚恤，以保证伤害者个人及其家属正常的生活需求，鼓励更多的人同犯罪行为作斗争。如在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刑部规定：“其犯罪拒捕拿获之人被伤者，另户之人照军伤，头等伤赏银五十两，二等伤四十两，三等伤三十两，四等伤二十两，五等伤十两。”“如营汛防守官兵捕贼受伤者，照绿旗阵伤例分别给赏；若被伤身亡者，亦照绿旗阵亡例分别给与身价银两。”其这些规定，说明清代的法律制度对见义勇为者的保护已从单纯的人身安全保护扩展到对其生活的保障，这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关于见义勇为的法律规定更加趋于完善和合理。

二、对见危不救的惩罚措施

中华民族是一个正直、勇敢的民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以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人道主义精神千百年来已在中华民族心灵深处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然而，也有一些人，从利己主义立场出发．面对邪恶势力及危害社会安全的现象不是挺身而出，而是无动于衷或缩手缩脚。长此下去，势必会导致邪气上升，正气下降，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针对这种情况，许多朝代都专门制定了法律条文，对见危不救、见义不为的行为给予严惩。在我们所见到的材料中，对见危不救者的惩罚最早可上溯到秦朝，或许会更早些时候。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十二座战国未至秦代的墓葬，其中第十一号墓保存子大量的秦代法律竹简。我国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分类整理，出版了《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在这部秦代法律文献中，有—篇《法律答问》，其中就记载了对见义不为的法律惩罚措施，法律规定：“贼入甲室，贼伤甲，甲号寇，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问当论不当?审不存，不当论；典，老虽不存，当论。”这句话的意思是：有贼入甲家，将甲杀伤，甲向四邻呼救。若四邻、里典、伍老皆外出不在家，没有听到叫喊捉贼的声音，若情况属实，四邻可免于处罚；典、伍虽不在家，仍应治罪。若四邻在家而不前去救助，显然要遭到法律的制裁。又据；“有贼杀伤人冲术，皆旁人不援，百步中此■（野），当赀二甲。”这句话的意思是，有人在大道上杀伤人，道旁的人不加以援救，凡距离在百步之内者，应罚二甲。汉魏南北朝时期，有关这一阶段的法律文献早已佚失。但在其他的文献中仍有类似的记载。如汉代的《急就篇》中就有：“变斗杀伤捕伍邻。”意思是说，邻居中有打斗之事而杀伤人命，隔壁的伍邻应前去制止而未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对于伍邻之人应予论罪。晋朝的法典中有“遭劫不赴救”的条款。程树德先生认为“当时以比附定罪。”晋律对于“遭劫不赴救”的处罚十分严厉。南朝刘宋统治时期，依据“遭劫不赴救”条款，竟然对于盗墓掘冢的行为也比照不救助处罚，据《宋书·沈约自序》记载：“孝武于元嘉中，出镇历阳，沈亮行参军征虏将军事。民有盗发冢者，罪所近村人与符伍遭劫不赴救同坐。亮议曰：寻发冢之事，事止窃盗，徒以侵亡犯死，故同之严科。夫穿掘之侣，必衔以晦其迹；强劫之党，必喧呼以威其事。故凶赫者易应，潜密者难知。且山原为无人之乡，邱垅非恒途所践，至于防救，不得比之邻郭。督实劾名，理与劫异，则符伍之坐居宜降矣。又劫罚之科，虽有同符伍之限，而无远近之断，夫冢无村界，当以比近坐之。若不域之以界，则数步之内与十里之外，便应同罹其责。防民之禁，止非之宪，宜当其律。”

及至唐代，对见危不救、见义不为之人的处罚更加详细具体，在《唐律疏议》中有许多这方面的法律条款。如该书卷28中曾规定：“诺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若“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势不得助者，勿论。势不得助者，谓隔险难及驰驿之类”。此外，在唐律中还有对于诸如发生火灾、水灾等重大险情应及时通知官府或他人救助的法规。《唐律疏议》卷21记载：“见火起，烧公私廨宇、舍宅、财物者，并须告见在及邻近之人共救。若不告不救，减失火罪二等”，即合徒一年。唐律中的这些法律规范，体现了封建法律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法律功能日趋成熟。在同时期我国西北少数民族藏族建立的吐蕃政权制定的法典中，对于见危不救行为的处罚则适用耻辱刑，即对于怯懦者给予羞辱的刑罚。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败懦者垂狐尾后首示辱，不得列于人。”在敦煌出土的法律文书P、T、1071号《狩猎伤人赔偿律》中也规定：“因而被牦牛伤害致死，对不救者之惩处为：罚银五百两给死者一方。若因未救而致伤，其惩罚为：罚银二百五十两，交与自牦牛身下幸免者。”从该法律文书我们看到，古代藏族对于见危不救的惩罚措施有二：其一是财产处罚，罚银五百两给死者；其二是耻辱刑，为见危不救者挂狐皮，以示其怯懦之意。宋代法律制度中有关见危不救的法律规范与唐律大体相同。如《宋刑统》卷28“被强盗邻里不救助”条云：“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在“将吏追捕罪人”条中载：“诸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势不利助者勿论。”卷27中有“见火起，应告不告，应救不救”的惩罚措施。我国少数民族西夏政权制定的法典也有对见危不救处罚的条款，其中规定：“家主中持拿盗窃者时，邻近家主当立即协助救护。若协助救护不及，不往报告时，城内城外一律所属大人、承旨、行巡、检视等徒一年，迁溜、检校、边管、盈能、溜首领、行监知觉，有位人等徒六个月，此外家主徒三个月。又已与盗相遇，赶及不往报告时，有官罚马一，庶

人十三杖。”

宋以后至明清，许多朝代的法典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元代的法典《大元通制条格》卷19记载：“至元十四年七月，钦奉圣旨立按察司条画内一款节该：守土官常切觉察，毋致盗贼生发，或有贼人起于不意，即时申报上司，并行移邻近官司，并力捕捉。如申报稽迟，并有失察觉，致令滋蔓，结成群党者，纠察。”在至元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元世祖下圣旨曰：“贼根底民官、军官一处镇压者，贼生发呵，一处拿者，贼根底拿不获呵，罪过他每根前要者。钦此。”大德四年（1300年）九月中书刑部呈：“大都路申，右卫军营见于永清县所辖地面置立，其本县设尉司弓兵即系职掌捕盗，虽是本卫编立牌甲，自行巡捕，止合拘铃军人，终非有司。拟合令永清县于本卫关厢巡捕。本部拟得：古卫关厢如遇火盗生发，既责有司官兵捕限根缉，合依大都路所拟。”上述三条法律条款就有对见危不救施以惩罚的意思。明代的法典《大明律》中也规定：“凡知同伴人欲行谋害他人，不即阻当、救护，及被害之后，不首告者，杖一百。” 清代法律对于见危不救行为的立法规定的十分琐细，其中规定：“强盗行劫，邻佑知而不协拿者，杖八十。”如果前往救助的哨兵不积极救助，反而哄抢财物者，处罚更为严厉，比照江洋大盗例处罚，据《大清律例》卷24“白昼抢夺”条记载：“凡出哨兵弁，如遇商船在洋遭风尚未覆溺，及著浅不致覆溺，不为救护反抢取财物拆毁船只者，照江洋大盗例，不分首从枭示。如遭风覆溺，人尚未死，不速救护，止顾捞抢财物，以致商民淹毙者，将为首之兵丁，照抢夺杀人律，拟斩立决；为从，照伤人律，拟斩监候。所抢财物照追给主。”如果“见船覆溺阻挠不救，以致淹毙人命者，为首阻救之人，照故杀律，拟斩监候；为从，照知人谋害他人不即救

护律，杖一百。”

总之，自秦代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大都制定了对见义不为者予以严惩的法规。探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见危不救、见义不为的行为不但与封建的伦理道德不相合拍，更不利于弘扬正气、惩治邪恶。长此下去，还会造成邪恶势力抬头，社会道德出现沦丧，民众对社会产生不满情绪，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鉴于此，各朝统治者都制定了相关的法令法规，以防止上述情况的发生。

三、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措施

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勇于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为了能在社会中树立一种弘扬正义、惩治邪恶的社会风气，许多朝代的统治者还颁布了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物质奖励的法令，甚至像秦、汉、唐、宋、元、明、清等朝代还把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措施写入国家的法典之中。秦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较早实施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物质奖励的政权。在新发现的湖北云梦秦简《法律答问》篇中，即有“捕亡，亡人操钱，捕得取钱”的规定。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凡捉获逃亡的盗贼，逃亡者身上携带钱财，钱物归捕者所有，以奖励捕者。秦律又规定：“所捕的人在耐罪以上可以取钱”，对于取钱的范围作了限制。秦律中对于见义勇为者的奖励办法规定的十分细致，具体表现为：其一，假如罪犯随身没有携带钱财，秦律规定则由国家奖赏。据《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甲告乙贼杀人，非伤■（也），家当购，购几可（何）？当购二两。”这句话的意思是：甲控告乙杀伤人，经讯问乙是杀死了人，并非杀伤，甲应受赏，奖赏多少？应奖赏黄金二两。如“捕亡完城旦，购几可（何）？当购二两。”对于捕获逃跑的罪犯，法律规定亦应由官府奖赏黄金二两。其二，秦律规定了私家奴婢盗窃钱财，亦由国家奖励的措施。“或捕告人奴妾盗百一十钱，问主购之且公购？公购之之。”该条秦简的意思是：私家奴婢盗窃一百一十钱，有人捕获告官，问应由主人给予奖赏还是由官府给予奖赏？法律规定由官府给予奖赏。汉朝继承了秦律的立法精神，法律对于见义勇为，能捕获盗贼者也给予了物质奖励。据《张家山汉墓竹简·捕律》规定：“□（捕）亡人、略妻、略卖人、强奸、伪写印者者弃市罪一人，购金十两。刑城旦舂罪，购金四两。完城□二两。”若数人共捕罪人而当购赏，欲相移者，许之。汉朝法律还规定，对地方小吏能捕获盗贼的行为可以给与职务是的迁升。据《张家山汉墓竹简·盗律》规定：“徼外人来入为盗者，要（腰）斩，吏所兴能捕若斩一人，拜爵一级。不欲拜爵及非吏所兴，购入律。” 见义勇为的行为不仅表现在能捕获盗贼上，有时对于那些敢于捕杀危及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猛兽也可视为见义勇为的行为。两汉时期，许多地方因人烟稀少，猛兽经常出没，危害百姓人身及财产安全，为了保护民众的利益，封建政府经常出台一些奖励措施，鼓励勇为者为民除害。据张鹏一《汉律类纂》（1907年仲秋序）中所列举的《捕律》条记载：“捕豺■购钱百（《说文》引律），虎，购钱三百（《尔雅》郭濮注作三千，清段玉裁曰：沿汉律也），其狗半。” 汉律的条款为晋朝所沿袭，据《太平御览》卷892《兽部四》引《晋令》云：“诸有虎处，皆作槛穽，篱栅皆施饵，捕得大

虎，赏绢三匹，虎子半之。”

隋文帝时期，由于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白日里经常发生抢劫盗窃现象，文帝问群臣禁断之法，未等大臣回答，隋文帝便想出了办法，他下令：“有能纠告者，投贼家业产，以赏纠人。”这种办法果然奏效，一月之间，“内外宁息。”

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代政府颁布了对见义勇为、捕获犯罪分子者给予奖励的法令，具体内容如下：“诸纠捉盗贼者，所征倍赃，皆赏纠捉之人。家贫无财可征及依法不合征倍赃者，并计得正赃，准五分与二分，赏纠捉人。若正赃费尽者，官出一分，以赏捉人。即官人非因检校而别纠捉，并共盗及知情主人首告者，亦依赏例”。开元时期的这项法令开创了国家对见为勇为者给予物质奖励的先河。唐代《开元令》中对于为民除害，捕杀猛兽的行为也给予了奖励，据钱易《南部新书》记载：“诸处有猛兽之处，听作槛穽、射窩等，得即送官，每一头赏绢四匹；捕杀豹及狼，每一头赏绢一匹。若在监牧内获者，各加一匹。其牧监内获豹，亦每一头赏得绢一匹，子各半之。”

在同时期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吐蕃政权制定的法律中，对于见义勇为的奖励措施十分独特，如在P、T、1071号《狩猎伤人赔偿律》中规定：“若从牦牛身下救人，被救者则以女儿赏之，无女则给妹，无女无妹则给银二百两。” 宋代沿袭了唐玄宗开元时期的规定。《宋刑统》卷28引宋朝《捕亡令》的条款，因与唐代相同，此不重述。宋真宗景枯二年(1035年)，为了从重打击抢劫盗窃犯罪分子，北宋政府特颁布厂奖赏令。“能告群盗 劫杀人者第赏之，及十人者予钱十万。”号召人们起来揭发盗窃杀人的罪犯。康定元年（1040年），又下诏：诸处强恶贼有未获者，“如能巧设方略，亲行斗杀有劳，当超资酬奖。”自宋仁宗以后，奖励告奸之风更盛，其中规定：“凡劫盗罪当死者，籍其家资以赏告人”，囊橐死罪者，“籍其家资之半为赏”。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枢密院又提出，淮南群盗，凡能“获首领赏钱六百千。”其后赏法愈来愈密，赏格也愈来愈高。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七月下诏：“捕获海洋劫盗，除所属保奏推恩外，……捕获海船贼徒每只十人以上，支钱三百贯，二十人以上支钱四百贯，三十人以上支钱五百贯。”提高了赏赐的额度。在这一时期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金代政权中，也有对见义勇为者赏赐的办法。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更定品官及诸人亲获强盗官赏制。” 说明金代亦曾实行过对见义勇为、捕获强盗的行为给予奖励的办法。二十世纪初，在我国西北地区的黑城发现了古代西夏的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其中对于能缉捕盗贼之人的赏赐更为详细，具体的规定有：其一，捕盗贼见等赏赐法已明，依条下有，当由盗人出，盗人无有，贫穷无力出，由家门出工仍不足，则由知盗分物、买、抵债、使典当、接状中间人等出，其人亦不能，则由畜物主得偿还物中，二十缗中分成二份，一份当给追捕、首告赏。二十缗以上每十缗当抽出二缗给赏。若畜物主所得赔偿甚少，不足按份给偿数，则当由官赐给。其二，举告强盗赏赐之法，依人数及物量分为两种：盗人多，物甚少，则一人二十缗，十人以上一律二百缗。若人数甚少而物很多，则当于全部二十缗中等分，其数以上每十缗中当出二缗，勿超过二百缗。赐举告赏时，将人数、物量自共比较，当得其高者。其中举告群盗赏亦依强盗法判断。其三，举告偷盗之法，当依前述人数甚少物数甚多法赏赐，当勿超过一百五十缗。其四，捕盗及见盗赏法，见盗赏当在举告赏数上算，应得三分之一。捕赏当于见赏数上算，二分中当赐一份。若盗者强横，设置密谋，自行捕捉，则当在见赏上增利一分。捕、见盗者人多，亦当共同等分之。元朝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在元代的法律典籍《元典章》和《大元通制条格》等文献中，曾有多处记载了官民捕获盗贼，政府给予奖励的条款和事例。早在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就颁布过奖赏令：“诸人告或捕获强盗一名赏钞五十贯，窃盗一名二十五贯。应捕人告或捉获强盗赏钞比诸人减半。犯人名下追征，犯人财产不及，官司补支。”以后，元朝许多皇帝都参考了上述规定并付诸实施。如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下令放支捕盗赏钱，“诸人告获强盗，每名官给赏钱至元钞五十贯，窃盗二十五贯，亲获者倍之”。若有获贼起数照勘明白，“无准折争功之人，必合理赏者。令本处就放横取赃罚钱内给付。如不敷，于际留年销支，持钱内补支，相应为此。”元仁宗时，针对地方官府拖欠捕获盗贼赏钱的情况，中书刑部在皇庆元年(1312年)十月下达命令：“捕获强窃盗贼，赃伏已明，许令有司随即赃罚钱内支赏，庶使人肯用

心。”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八月，对有些地方老虎经常伤人，危害地方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情况，元朝中央政府特制定了奖励措施：“议得凡有虎害去处，拟令本处官司严勒官兵及打捕之人多方捕杀，或不系应捕之人自愿设机捕获者，皮肉给付充赏。” 明朝时期，除了对勇于捕获盗贼者给予物质奖励外，还试行了赏官制。在洪武元年(1368年)颁布的《大明令》中规定；“凡常人捕获强盗一名、窃贼二名，各赏银二十两，强盗五名以上，窃盗十名以上，各与一官。名数不及，折算赏银。应捕之人不在此限。”可见，明代对捕获盗贼者的奖赏仅限于常人，也就是说奖励那些勇于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人，鼓励更多的人见义勇为。清代沿袭了前朝的奖赏规定。据《大清律例·刑律贼盗中》记载：“如邻右、或常人，或事主家人拿获强盗一名者，官给赏银二十两，多者照数给赏”。如见义勇为者在与歹徒搏斗时受伤，清朝法律规定：“受伤者，移送兵部验名等第，照另户及家仆军伤例，将无主马匹等物，变价给赏。其在外者，以各州、县审结无主赃物变给。如营汛防守官兵捕贼受伤者，照绿旗阵伤例，分别给赏。若被伤身亡者，亦照绿旗阵亡例，分别给与身价银两。” 对于海上救护商船及其遇难人员，《大清律例》卷24亦规定了奖励办法：“有能救援商船不取财物者，该督抚亦酌量给赏。”

篇3：公司瑕疵立法问题浅谈

再严格的公司设立主义也不可避免公司设立瑕疵, 这不属于法律规范的范畴, 是个事实问题。公司设立人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公司瑕疵设立现象层出不穷, 与此相适应的却是我国公司瑕疵设立立法不完善, 司法实践中对其规范不力。本文从分析我国相关的立法规定入手, 得出公司瑕疵设立法律规制的立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为进一步研究公司瑕疵奠定基础。

二、我国公司瑕疵设立法律规制的立法现状

我国新《公司法》对待瑕疵设立公司问题上明显不足, 公司瑕疵设立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第三十一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九十九条及第二百条。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了公司瑕疵设立的处理原则, 也规定了公司瑕疵设立的类型。第二百条规定了公司瑕疵设立的补正。第二百零九条和第二百一十条规定了公司登记机关的行政责任, 第二百条和第二百零一条规定了股东的行政责任;第二百零八条规定了中介机构的行政责任。只有在第二百一十五条和第二百零八条简单规定了对公司和中介机构的民事责任, 对设立瑕疵情况下股东的民事责任并未作出任何规定。

司法解释方面, 主要有《关于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的规定。2003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 》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规定》) 第九条规定了以诉讼方式进行的瑕疵补正机制。同时该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赋予了相关人通过诉讼否认瑕疵设立法律效力的权利。但是新公司法未采纳《规定》的相关做法, 在旧公司法的基础上未作出实质性修改, 不能实现对实践中层出不穷的公司瑕疵设立现象进行有效规制。由此本文认为, 我国公司瑕疵设立基本制度和基本理念如下:

第一, 我国并未明确公司瑕疵设立的处理原则:有学者根据《公司法》规定推论出我国采取的是公司瑕疵设立有效主义, 如张民安认为, 在我国, 虽然《公司法》没有就公司设立瑕疵的效力问题作出明确说明, 但是, 我国《公司法》实际上已经暗含地认可了两大法系国家法律所实行的原则。我国有其他学者也持同样观点。也有学者根据相关条款中“情节严重的, 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认为我国采取的是公司瑕疵设立无效主义;也有学者认为, 我国对公司瑕疵设立采取的是大陆法系的撤销否认主义制度, 即对存有设立瑕疵的公司不仅原则上不承认其法人资格, 而且只能通过撤销公司设立的方式否定公司人格, 不能宣告公司设立无效, 换句话说, 就是公司设立撤销不需要通过诉讼程序处理, 而由公司登记机关主动依职权为之。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九十四条及第一百九十九条等规定, 我们可以得出:一是公司设立瑕疵可以补正, 经补正后公司合法有效;二是公司登记在虚报情节严重的情况下, 产生被撤销公司登记的后果。但是, 公司法上述规定并不能说明我国公司法己经在公司瑕疵设立无效主义和有效主义之间做出了明确规定, 它们均是个别性的规定而非原则性的规定。

第二, 有限地赋予了瑕疵设立公司补正的权利:我国公司法有限地赋予了瑕疵设立公司补正的权利, 但是并没有对所有应当给予补正机会的公司给予自行补正的机会。至于瑕疵公司原本所拥有的自行更正瑕疵的权力, 既不能为公司登记机关以及司法机关所尊重, 更不为社会普遍法律意识所认知。

第三, 排除了法院的审判权:我国公司法仅规定了公司瑕疵设立的行政撤销模式, 并没有明确相应的瑕疵公司司法救济措施。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关于瑕疵公司的处理, 所采的并非单一的行政否认主义处理模式, 而是行政撤销和无效之诉并存的处理模式。造成法院审判权行使的障碍。将设立撤销规定为公司登记机关的职权, 虽然有利于加强公司管理, 却不利于法院行使审判权。当然, 也有人认为, 公司法第五十九条并未明确规定撤销权的行使机关, 因此法院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均有可能。然而, 依现行立法, 若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发现公司设立存在严重瑕疵, 它无权依司法程序消灭瑕疵公司的法人格, 而只能暂时中止审判, 并以司法建议书的形式要起公司登记机关撤销公司登记。由此可以知道现行立法排除了法院的审判权。

三、我国公司瑕疵设立法律规制的缺陷

第一, 公司瑕疵设立的类型的规定上, 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九条仅规定了虚报注册资本、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这几种情形, 说明我国现行法条都将瑕疵设立的关注点集中于出资瑕疵上。无庸置疑, 出资瑕疵是最为常见最要害的瑕疵类型, 但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类型的设立瑕疵。不明确瑕疵类型相应地对其救济就无从谈起。因此, 应当明确公司瑕疵设立的类型, 这是对公司瑕疵设立进行法律规制的前提。

第二, 公司瑕疵设立的处理原则上, 如上所述, 我国未明确规定公司瑕疵设立的立法原则, 导致实践中无法可依。因此, 《公司法》对公司瑕疵设立的立法原则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明晰。

第三, 公司瑕疵设立的救济程序上, 首先, 当公司存在出资瑕疵或其他瑕疵情形时, 公司登记机关可以限定一个补正期限要求公司补正瑕疵, 并要求公司在补正后将材料递交登记机关进行审核, 检查补正后的材料是否齐全合法。我国《公司法》规定了公司瑕疵设立的补正程序, 第一, 瑕疵补正范围狭窄。《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应当由交付该出资的股东补足其差额”, 第二百条的规定“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 由此可知, 公司瑕疵设立补正的内容仅限于当公司存有资本、股东或其它各类瑕疵时, 应当首先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第二, 公司法虽然规定对出资瑕疵由公司登记机关要求其补正, 但没有进一步规定补正期限和补正后的审查措施。

第四, 忽略了相关当事人的民事责任, 混淆了行为主体和责任主体。如上所述, 现行法对公司瑕疵设立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作了详实的规定, 而对民事责任的规定很少, 仅在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公司违反本法规定, 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的, 其财产不足以支付时, 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但这显然是不够的。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的民事责任主体只是公司, 至于公司设立过程中出现了瑕疵, 发起人、股东及其他责任人是否要承担民事责任则无从知道。法律规定了公司设立被撤销时, 公司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却未规定对公司瑕疵设立负有直接责任的发起人、股东或其他公司成员的责任。现行法律规定其实也陷入了一个悖论:既要否认瑕疵设立公司的法人格, 又要规定由将被撤销法人格的公司承担法律责任, 等于让一个不为法律所承认的主体承担责任。

摘要：公司法虽然为公司设立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程序, 然而公司瑕疵设立却具有现实性和不可避免性, 本文将重点探讨我国公司瑕疵设立法律规制的立法现状以及我国公司瑕疵设立法律规制的缺陷。

关键词：公司瑕疵,立法

参考文献

篇4：见义勇为的立法保障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见义勇为 无因管理 侵权责任

一、见义勇为的相关概念

见义勇为，是从古代一直延传到今天的一种道德义举，可以说它是正义的人性使然。《论语·为政》早就做出了“见义不为，无勇也”的道德评价，可见见义勇为的定义由来已久。《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中如是规定见义勇为：“看到正义的事情奋勇地 去做。”这些都是从道德意义上对见义勇为给予的定义。

二、中国古代见义勇为立法保障机制

见义勇为的立法保障，虽然在法律上还没有明确，但却是势在必行的，因为早在古代，我国就有对见义勇为的立法机制，立法渊源最早可追溯到秦朝，历经了唐、宋、 明、清的发展。首先是历朝法律规定了对见义不为的惩罚措施。其次，我国许多朝代都制定了对见义勇为给予奖励的法规。历代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对见义勇为进行立法，并且基本上是以国家法令法规的形式出现。但纵观这些法令法规也始终未从内涵上对见义勇为进行法律界定，而是通过列举哪些行为是见危不救、见义不为应受处罚，哪些行为是见义勇为应该奖励和褒扬，从而对见义勇为做出简单的外延性界定。从内容上看，历代法律在对见义勇为界定时，其中的“义”也就是指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确保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以及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和公、私财物的事，所以在这些法律法规中规定的见义勇为就表现在捕获罪犯方面以及在火灾、水灾时或遇盗遇抢时实施的救助。

比如，秦朝的《法律问答》中这么记载见危不救：“贼入甲室，贼伤甲，甲号寇，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问当论不当？审不存，不当论典、虽不存，当论。”唐代的《唐律疏议》对见义勇为规定的更多而细，如该书卷二八规定：“诸邻里被强盗而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稿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以上是举例对见危不救者的惩罚，古代还有很多关于鼓励奖赏见义勇为的规定。《宋刑统》卷二八有明确规定，《元曲章》卷五一规定：“诸人告或捕获强盗一名赏钞五十贯，盗窃一名二十五贯。应捕人告或捕获强 盗比诸人减半犯人名下追征，犯人财产不及，官司补支。”8还有很多律令对见义勇 为规定详尽。这些规定为我们今天对见义勇为进行国家立法，对见义勇为做出科学的法律界定提供了借鉴和参考。虽然它以道德为基准，但是我们可以参考其奖惩原则。

（二）中国现代见义勇为立法保障机制

我国现在没有规定统一保障见义勇为的法律，很多地方自行制定了相关法规来保护见义勇为。从法律上看，见义勇为的性质相近于无因管理，那么无因管理的法律应该能适用于见义勇为，但是很多时候相关法律在见义勇为中却无法明确使用，因此造成见义勇为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社会现实。我国最新侵权责任法 23 条规定：“因防止、制止他人民事权益被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損害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侵权人逃逸 或者无力承担责任，被侵权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其实该规定可以用到见义勇为上，并且这就是可以用到的最新的对于见义勇为者权利保护的法条，其中也明确了其侵权责任的承担者，但是承担范围等没有具体规定，因此和几则民法 通则一样存在几个保护不力的弊端：

1.《民法通则》第 93 条所确定的受益人偿付原则。这里的受益人包括哪些人，此问题无法律之规定。而在见义勇为法律关系中，受益人既可能是直接受益人，也可能是作为间接受益人的国家；既可能是不特定的多数人，也可能是某一组织，有时候甚 至受益人是模糊的，不能确定的，那么在此情况下见义勇为者的权益如何能够得到保护呢？法律中也没有明确偿付的额限，偿付的标准等等，因此见义勇为者在索偿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很多问题，从而得不到权益的保障。

2.《民法通则》第 109 条规定了由侵害人进行赔偿，而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的原则。笔者认为此条的规定是对见义勇为所涉法律关系未弄清而致。侵害人与行为 人之间形成侵权关系，其理应进行赔偿；而对于受益人与行为人之间形成了另一个法律关系——特殊的无因管理关系（即见义勇为），在二者之间变形成了无因管理之债，为什么受益人却只是进行选择性的适当的补偿呢？如果想补偿鼓励见义勇为，法律就 应当明确规定受益人补偿的原则。还有，“补偿”是补偿部分还是全部？那达不到见义 勇为者的救助条件要由谁来补偿呢？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规定：“为维护国家、集体或他人合法权益而使自己受到人身损害，因没有侵权人、不能确定侵权人或者侵权人没有赔偿能力，赔偿权利人请求受益人在受益范围内予以 适当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的救济只是“受益人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 补偿”，那么受益人的受益范围很小但行为人的损失却很严重时，对见义勇为者的补 偿又能起到什么作用？ 再者，受益人无补偿能力时该怎样去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 益呢？况且补偿仅仅是适当的、有限的。该条与《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 142 条基本一致。

见义勇为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法律问题，由于它从道德上升到法律，因此标志着道德法律化的又一层递进，但是其中由于道德和法律的界限，对见义勇为的规定很难一概而论，因此就需要一套详尽的法律予以特殊规定。从道德到法律化的过程是一个逐渐融合逐渐拾漏补缺的过程。因此，以现代法制手段创建一套适合见义勇为的 法律更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史发中.见义勇为：亟待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J].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2（3）：23-26.

[2]张新根.见义勇为的法律分析[J].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6，20（66）.

[3]于洁兰，李春斌.保障见义勇为行为的另一种思路[J].乐山师范学院报，2005，20（9）.

篇5：浅谈见义勇为立法问题

摘要：对见义勇为仅作道德评价是不够的，应强化对见义勇为的法律评价。然而，尽管我国目前的法律对见义勇为作出了积极、肯定的评价，但仍存在着不足。本文通过对见义勇为受损者私法救济之不足，提出公法救济之构想，以期完善对见义勇为受损者的法律救济。

关键词：见义勇为受损者 私法救济 国家赔偿

2009年长江大学大学生救人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人们给予了陈及时、方招、何东旭等十几名大学生以极高的赞誉。其中，遇难的三名大学生还被批准为革命烈士。长江大学为此给三名遇难大学生家庭各50万元的奖励。我想人们或许会为此感到欣慰，这也算是一起让英雄“流血不流泪”的事迹，毫无疑问，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一个高素质的国民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是值得我们大力弘扬，大力保护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不可能企盼所有见义勇为者都成为新闻媒介的关注焦点，进而使一切问题迎刃而解。经济学告诉我们纯粹的伦理说教将成为历史，市场伦理秩序的建立不能没有制度和规则，法律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将上升为更重要的道德推动力量!而国家公法的介入无疑是对见义勇为行为的最高赞誉！我们极力推崇道德，把它视为法的精神支柱，我们努力追求道德的发扬光大，为此，我们必须为道德提供法律保障，我国目前就见义勇为受损者的法律救济问题。私法对此已作出相应调整但存有诸多弊端，且无法超越其自身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公法的介入无疑成为一剂良药！

一、见义勇为行为法律之界定

（一）见义勇为行为的含义

见义勇为行为是指公民为保护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或抢险、救灾、救人的行为。其含义从民法角度上可以这样界定：“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在紧急情况下，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或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侵害或危险而作出了不顾个人安危，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合乎社会正义的危难救助行为。”①

（二）见义勇为行为有以下四个特征

第一，高度的人身危险性。见义勇为者救人于危难之时，常常要冒着生命危险。实践中，见义勇为者受伤致残的为数不少，有的甚至献出了宝

贵的生命。

第二，紧急性。见义勇为行为常常是在非常危急的时刻，未能及时获得国家力量的有效介入的情况下作出的。若当事人不能获得及时援助，就有财产人身受到侵害的危险。

第三，利他性。见义勇为者实施其见义勇为行为纯粹是一种利他行为，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维护公共秩序与安全。

第四，结果的双重性。见义勇为者通过其行为，一方面维护了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又给其他人带来了公共安全感，维护了公共秩序和安全，所以，见义勇为行为也是对公共利益的维护。

（三）见义勇为行为的构成要件

（一）行为人实施了危难救助行为，是在危急的情况下作出的，并且因此而承受到一定程度的人身危险。见义勇为行为是不负特定职责或义务的公民不顾人人安危而实施的危救助行为，从社会本质来看，具有“义”和“勇”的双重特征。“义”是指社会正义，“勇”是指不怕流血牺牲，敢于在重大的危险甚至生与死的考验面前作出某种正义之举。因此，见义勇为行为必须是在危难情势下作出，行为人并为此构成的首要条件。构成见义勇为，还必须是行为人因实施该行为而使自身承受一定的人身危险。见义勇为与一般的助人为乐行为相比较，体现出来一种更为高尚的思想境界，立法上应予以正确区别和界定。

（二）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救助义务。法定的义务有三种：其一，法律明文规定的特定义务。其二，职务上或业务上要求履行的义务。其三，由行为人某种先前行为所引发的义务。约定的义务主要是指救助者与被救助者根据合同约定而产生的某种具体义务。只有行为人无上述法定或约定的义务而实施的救助者行为，才可以构成见义勇为行为。否则，负有某种特定义务的人，即使实施了某种危难救助行为，也称不上是见义勇为行为。

（三）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使公、私利益免受或少受损害的目的。这一主观要件就决定了并非一切客观上实施了危难救助行为均能称为见义勇为行为。如误将他人事务当作自己事务而作的防卫行为，为了获得报酬而实施的危难救助行为，为自身利益而实施的具有一定人身危险性的行为，均缺乏为他人谋利益的主观要件，不应列入见义勇为行为之列。

（四）行为主体是具有一定意思能力的不特定多数人。见义勇为行为 的主体是不特定的多数人，除依照法律规定或者约定实施特定的救助行为以外，凡具有一定意思能力的公民都可成为见义勇为者应当具备行为能力。即对于社会正义应有较为明确的判断，对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以及可能产生或已经产生的法律后果，有一定的预见和判断的能力。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性质是一种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为。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其要件，其意思中必须包含有效意思，行为人还必须将自己的意思表示于外部而为他人所知。因此，实施法律行为的主体应有相应的行为能力。而见义勇为则不同，法律虽然也要去行为人必须具有维护他人利益的意思，但这并非发生某种法律效果的意思。见义勇为的内容及效力完全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不问行为人是否具有此种效果意思。此外，行为人的意思表示也无需表示于外部。②

二、我国关于见义勇为受损者救济的立法现状和私法救济的缺陷分析

（一）我国关于见义勇为受损者救济的立法现状

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总结的那样：“些实施见义勇为的行为人死亡后，其家属向受益人或者有关利害关系人提出索赔请求。受理案件的法院有不少是适用《民法通则》第109条规定所采用的公平原则进行处理，有的是按照《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的无因管理的原则和精神作出判决，确定受益人的相应补偿或者赔偿责任的。”③在我国理论界，对见义勇为行为实行法律救济，在适用法律上有不同的主张。

第一种主张认为，其最早源于《民法通则》第109条规定：“因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的财产、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受益人也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偿”。根据学者的解释，第109条是倡导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和追究民事责任相结合的条文。本条文的基本精神是提倡和鼓励公民采取积极的措施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他人的财产、人身遭受损害。因为上述行为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受益人也可以给与适当的补偿。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简称《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142条规定，被理解为是对《民法通则》第109条规定的进一步解释：“为维护国家、集体或他人合法权益而使自己受到损害，在侵害人无力赔偿或者没有侵害人的情况下，如果受害人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受益人收益的多少及其经济状况，责令受益人给予适当的补偿。”根据这两条规定，见义勇为者仅仅只能在侵害人无力赔偿或者

没有侵害人的情况下，请求受益人给予适当的补偿。也就是说受益人并非侵权人，其承担补偿责任并不是因为其有过错，而是基于对损害的分担。从侵权损害赔偿的角度看，因见义勇为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与受益人应当是利益共同体。对受害人的救助，从长远来看应当是社会的责任。但在缺乏响应机制的条件下，作为利益共同体的受益人，适当分担损害，给受害人以补偿，是符合公平原则的。

第二种主张认为，见义勇为行为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关于无因管理的第93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出的必要费用”。对此，《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132条又明确解释：“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的管理人或者服务人可以要求受益人偿付的必要费用，包括在管理或者服务活动中直接支出的费用，以及在该活动中受到的实际损失”。根据这两条的规定可以得出结论：在无因管理过程中，管理人受到人身损害的，可以向本人请求赔偿。无因管理在外延上包含见义勇为行为。见义勇为通常是在危难情况下作出的，且行为者一般要冒着一定的危险，见义勇为行为属于一种更高层次上的无因管理行为。所以，见义勇为者受到人身损害的，他作为管理人可以向本人提出请求赔偿。对于在无因管理过程中管理人遭受人身损害的法律救济，大陆法系国家一般由无因管理(适合无因管理、不合意而有利之管理及不合意而不利之管理)、不真正连带（第三人应当对管理人承担法定的赔偿责任的同时，本人也应当依法向管理人承担法定的赔偿责任，此二债务并非具有主观的共同的目的，只是客观上的目的同一，因此称之为不真正连带债务）和让与请求权制度（在无因管理的情况下，管理人若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人身伤害的，而本人先行赔偿后，本人应当先向管理人请求让与其对于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再向第三人求偿）等相互配合来予以实现。

第三种主张认为，因见义勇为而遭受损害的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人身损害赔偿的若干解释》）第15条予以一个说法：“为维护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而使自己受到人身损害，因没有侵权人，不能确定侵权人或者侵权人没有赔偿能力，赔偿权利人请求受益人在收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此，有学者提出，本司法解释第15条实际上是对《民法通则》第109条和《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142条的继承和完善，但并没有根本改变原来法律规定⑤

（二）我国关于见义勇为受损者司法救济的缺陷分析

对见义勇为损失者的私法救济主要是指民法救济，民法在见义勇为行为的适用上，存在下列弊端。

1、侵害人赔偿的弊端分析

侵权责任是民事责任的重要类别，侵权必担责，也是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我国《民法通则》及相关的法律对此有明确规定。国家在对见义勇为行为人补偿时，要对侵权责任人进行追偿，同时在处理见义勇为事件时也要求侵权行为人对见义勇为行为人及时而有效的赔偿。但事实却往往是对见义勇为行为人不利，因为侵权人有赔偿能力的，也不会主动赔偿，需要通过司法途径，由见义勇为者用法律手段去求偿，很费时间、精力，成本很高；侵权人无赔偿能力或赔付困难的，见义勇为受损者将立即陷入困境，利益受到损害，同时也会影响到人们对见义勇为的看法和评价，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将见义不为，世风日下。这是私法救济不力产生的不良后果，将由整个社会付出代价；况且对于没有侵害人、受益人又不具体或不确定的见义勇为行为，见义勇为受损者的损失将由谁来赔偿或补偿，这是私法救济的盲区，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2、受益人补偿的弊端分析

受益人补偿时对见义勇为行为基于无因管理性质和公平责任原则的精神而产生的。受益人因见义勇为者的行为而受益，理应对因此遭受损失的见义勇为者加以补偿，其目的就是要使见义勇为者及时而有效的得到救济。但是受益人补偿有几点弊端：首先，它作为私法救济的手段削弱了见义勇为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效应，把见义勇为行为等同于一般的无因管理行为，而忽视了它弘扬社会正气，有利于社会健康、和谐的意义；其次，受益人的补偿只是部分补偿，而不是全部补偿，那么，见义勇为受损者的损失还有相当一部分需要自己承担，这是不公平的；再次，受益人若无补偿能力，受损者又从何处得到补偿？而受益人在无过错的情况下还要承受官司之苦，对受益人也是不公平的。救人者与被救者对簿公堂、反目成仇，也是悖于见义勇为本身的初衷和目的。因此，对见义勇为受损者的法律救济主要通过私法救济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也不能体现出见义勇为行为应有的社会价值。⑥

三、见义勇为受损者国家赔偿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一）必要性分析

1、从主体角度来说，由于国家赔偿是国家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活动中的侵权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因而，公务行为的范围将直接影响到国家赔偿范围。在以往，公务行为仅限于公务员执行公务的行为，公务员身份，国家才会赔偿。现在一些国家，公务行为不再限于公务员的行为，加害人是否具备公务员身份并不是判断责任归属的关键，主要的是看其行为是否属于公务行为。从广义角度解释公务行为，也就会使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被授权从事公务的组织的成员、各公共团体的职员乃至于自愿协助公务的人员等，都纳入到“公务员”范畴中，从而相对扩大了国家赔偿范围③

2、从归责原则角度来看，我国国家赔偿法在归责原则问题上选择了“违法原则”，即构成国家侵权行为的要件之一就是该行为“违法”。近几十年来，在国家赔偿实践中，不少国家尝试采用危险责任、公平责任、结果责任等无过错责任原则，逐步形成了以一种归责原则为主，以其他责任原则为补充的国家赔偿归责原则体系。这样，无论就其立法宗旨还是实践效果来说，都大大拓展了国家赔偿范围。见义勇为者的损害赔偿如果按归责原则的话，似乎也应该属于无过错原则，因为受益人和见义勇为者本身都无过错，也都无违法行为，但见义勇为的风险是存在的，为了提倡这种高尚的行为，国家应将其列入国家赔偿范围，按无过错责任原则，由国家与受益人承担连带责任，从而保障见义勇为者的权益。

3、从对“职务行为”的理解角度来看，我国国家赔偿法明确规定了职务侵权行为的赔偿责任，而对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不作为、委托行为、假冒行为等引起的损害是否承担赔偿责任未作规定，这一问题有待于国家立法或司法机关作出明确解释。从法理上分析，见义勇为行为是行政协助行为。因为，见义勇为者在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正在遭受不法侵害和自然灾害的损害时，没有对其进行维护的义务，而国家有义务保护这些合法权益免受侵害。④而见义勇为者通过自己的行为，帮助政府履行法定职责所以它是一种行政协助行为，既然见义勇为行为是行政协助行为，是帮助政府履行法定职责且具有公益性的行为，那么由此产生的后果应由政府承担，而不是当事人承担，见义勇为者在实施该行为时所受到的损失理应由国家财政负担。

4、从国家追偿权角度看，国家追偿权，也是国家赔偿法的重要内容

之一，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或者在无法定情形下，损害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国家对赔偿请求人承担了赔偿责任后，可以要求有过错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的法律制度。对于见义勇为者的损害赔偿适用国家赔偿，也可以通过国家追偿追究侵权人（如果有侵权人）和受益人的责任，根据过错原则或根据无过错原则进行追偿，从而减轻国家负担。

（二）可行性分析

当为之事也未必一定是必为之事。制约见义勇为立法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成本费用的问题。虽然为见义勇为立法对社会风尚之形成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但需要投入的成本是不能避而不见的，如果这些成本过高，相对来说受益太小，这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功利性要求，所以为见义勇为立法的法律成本就很值得斟酌。

首先，来看支出。一是体制上的支出。要为见义勇为立法，必然要设立相关的部门，这部分投入只需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负责或在综治办中单辟一个见义勇为小组，并不像我们之前想象得那么规模浩大，成本应在可接受范围之内。二是对见义勇为受损者的损害赔偿投入，对此我们主张由国家承担先行赔偿责任，事后国家有关部门可代见义勇为受损者向侵害人追偿或者要求有经济能力的受益人补偿；对于没有侵害人，受益人或侵害人，受益人无力承担的，按照下列办法解决：

（一）参加社会保险的，由保险机构按规定支付，不足部分，所在单位为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由所在单位支付，其他人员由行为发生地县级人民政府负责解决。

（二）未参加社会保险的，所在单位为国家机关、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含社会团体）的，其费用由所在单位支付；其他单位或者无工作单位的，由行为发生地县级人民政府负责解决。

其次，来看一下用于平衡支出的部分，一是资金的来源。见义勇为基金的来源主要有：

（一）政府专项拨款；

（二）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个人和社会捐赠；

（三）向社会募捐；

（四）其他合法途径。可见，资金来源是比较丰富的，而且，由于对见义勇为者捐助的良好社会影响，使其具有一定程度上广告宣传的效应，许多企业单位为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提高知名度，往往会不吝解囊。所以，在资金来源上不会侵占政府太多的财力。二是社会治理上的收益。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使投入再多，只要物有所值还是应该支持的。首先，这有利于社会正义风尚的形成，这无

疑是一种高级收益。其次，它可以鼓励人们实施见义勇为的行动，使“全民皆兵”，与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减轻了国家的治安管理投入，增加了违法犯罪者的心理恐惧感，从而减少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这无疑会使国家社会受益良多。

三、见义勇为受损者国家赔偿的立法措施

（一）补偿程序的启动

按照程序的启动主体来分，国家补偿程序主要分为主动补偿程序和应申请补偿程序，笔者认为见义勇为者损害具有个别性，因此补偿程序应以应申请补偿程序为主。

首先，申请。通常由受到损害或损失的相对人向补偿义务机关提出补偿请求，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其次，审查和调查。补偿义务机关必须对申请人提出的补偿申请和相关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和调查，从而验证申请人提出的证据、材料是否真实、是否符合补偿条件。再次，听取意见。补偿义务机关通知申请人审查结果，并将拟作出的补偿义务机关就补偿方式、标准等进行协商，尽量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补偿协议。最后，裁决。若达不成补偿协议，则由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裁决。裁决中应写明补偿的原因和理由、补偿的方式、补偿标准以及补偿的期限，并告知申请人享有行政复议权和行政诉讼权及其时效。相对人如果对行政机关的补偿数额有异议，或者行政机关逾期不作补偿决定的，均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途径寻求解决。

必要时，国家可以采取主动补偿程序，主动发出补偿通知，后续程序参照依申请补偿程序。⑨

（二）见义勇为行为的确认

1、确认机关

现有见义勇为者保障和奖励的地方政府规章对见义勇为行为确认机关的规定不一，主要有民政部门、行为发生地的县级公安机关、市和区、县综治委设立见义勇为评审委员会等。笔者倾向于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来担任确认机关。

2、确认依据及举证责任承担

从法理上看，谁主张谁举证，见义勇为者要求确认机关认定其行为是见义勇为，必须承担其行为符合法定的见义勇为构成要件的举证责任。但实际中，见义勇为者往往由于身份所限，取证能力有限。笔者认为，此

种情况下，确认机关拥有一定的行政权力，可以主动调查，或者依申请人申请帮助收集证据，以减轻见义勇为行为确认申请人的举证责任。

如果认定单位、受益人及见义勇为者发生争议，可以提请法院裁决。

（三）补偿原则及方式

1、补偿原则

根据行政法学对补偿概念的认定，国家补偿可以分为传统意义的国家补偿和较新型的社会补偿。⑩见义勇为者损失的补偿则属于传统国家补偿的范围，笔者认为应以“完全补偿”为原则。当见义勇为者因义举而遭到损失、损害后，国家补偿要做的就是全面填补其所受的全面损害，使其能够因国家补偿恢复到如同损害发生前的、未受到损害时的应有状况，而且基于对其精神的鼓励，予以适当的物质和精神奖励

2、补偿方式

见义勇为者的损失在大多情况下是非财产性损失，而非财产性损失本身有难以估算性、长期性、持续性的特征，所以，对见义勇为者的损失补偿除了金钱补偿外，更应重视政策性补偿，或者说是间接性补偿。

首先是给予医疗、抚恤。我国法律已明确规定，对于公民非因履行职务而为保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在灾害事故中勇于救助，因此受伤、致残或死亡的，国家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医疗或抚恤。

其次是优先安排就业。实践中，许多见义勇为者由于见义勇为而致残，但他们中有些人并非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而是仍然能够胜任一定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从实际出发，尽可能地为他们解决就业问题，这不仅能改善他们的生活，也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这种补偿方式可以说是双赢。

最后是入学、升学照顾。这种补偿方式在有些地方的见义勇为奖励条例中已有规定。

（四）补偿纠纷救济

有权利必有救济，当法律赋予见义勇为者获得国家补偿的权利时，就同时赋予了其在实体权利未实现时寻求相应救济的权利，而司法救济式最终也是最有效的救济途径。从理论上来说，行政相对人针对国家拒绝履行或拖延履行补偿责任，对国家针对补偿纠纷做出的裁决以及针对国家补偿的计算标准不服提起的诉讼，均属于行政补偿纠纷诉讼的范围。但从司

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国家补偿纠纷种类繁多，并非所有的补偿纠纷都适用行政诉讼程序，例如在法国，针对补偿计算的标准不服提起的诉讼则采用民事诉讼程序。事实上德国的规定也大体如此。笔者认为通过民事诉讼解决补偿计算标准纠纷时合适的，而且在我国现有的立法环境下也是必要的，事实上我国也规定了类似的程序，虽然还很不完善。当然是不是必须或者只能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这一纠纷，能不能通过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来解决是值得考虑的另一种方式。

将见义勇为者损失纳入到国家补偿，并不意味着国家成为最终责任承担者，而排除权益侵害人的赔偿责任，事实上国家在承担补偿责任以后也因此而取得向权益侵害人的追偿权。至于国家奖励，笔者认为由于其本身性质及适用与国家补偿无冲突，从某方面来说两者能互补，因此，见义勇为者并不会因为获得国家补偿而丧失要求国家奖励的权利。

注释：

①罗竹风主编 成语大词典[2]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 388 ② 潘锡彬 雷晓亮我国政府保障见义勇为者权益之现状及对策思考 民商法网址2007（2）③黄松有 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精神的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 ④顾昂然 民法通则讲座[M]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⑤王利明 人身损害赔偿疑难问题[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⑥董伟霞 见义勇为的行政法保护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1）⑦刘春华 蔡裕华 见义勇为状告被救助者获赔万元人身损害赔偿金[N]人民法院报 2004-03-16 ⑧傅昌强等 见义勇为的行政法思考[J]行政法学研究 2002（2）⑨苏如飞.见义勇为的法律审视[J].广西政法干部管理学院 ,2006（3）⑩姜明安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法律出版社2006 参考文献：

篇6：浅谈见义勇为立法问题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财政改革的不断深化，1995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在强化我国预算的分配和监督职能、健全预算管理、加强国家宏观调控、保障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后，已日益显露出一些弊端，亟需进一步改革。笔者仅就预算法律制度改革中的立法主体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

「关键词」预算法 立法主体

「正文」

一、预算法改革的必要性

预算是经法定程序批准的国家各级人民政府和实行预算管理的各部门、各单位一定期间的财政或财务收支计划，[1] 是国民经济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管理社会经济事务，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2]

1994年3月22日八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1995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是我国财政管理的一部重要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自1995年1月1日颁布实施以来，有力地促进了各级人大对财政预决算的审查和监督，各级政府、财税部门和各单位依法加强财政预算管理，促进了财政职能转变及我国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建立，对于强化我国预算的分配和监督职能、健全预算管理、加强国家宏观调控、保障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财政改革的不断深化，现行《预算法》已日益显露出一些弊端，同时也出现了新的法律空白。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预算法》的权威性，[3] 作为我国民主政治重要组成部分的预算制度需要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由此可见，预算制度改革是依法治国、建设法制现代化的需要。[4] 因此，在《预算法》及与之配套的法律法规颁布施行以来，广大的专业学者和相关工作人员都积极呼吁现行预算法律制度的改革，在新中国第一部《预算法》实施10周年纪念日上，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对外发布了《预算法》修订工作正式启动的消息。

要对我国现行的预算法律制度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改革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不仅需要深入实际的科学调查，专业系统的理论论证分析，而且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法律制度改造，保证此次改革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本文中，笔者仅就预算法律制度改革中立法主体的确定谈谈自己的看法。

二、我国现行《预算法》的立法主体

(一)法定立法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明确规定：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职能制定法律。也就是说，《预算法》作为财政法律体系中的基本制度，应当以法律的形式存在并发挥相应的作用。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条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因此，《预算法》的法定立法主体应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二)实际立法主体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及中央和地方执行情况的报告;批准中央预算和中央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改变和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预算、决算的不适当决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中央和地方预算的执行;审查和批准中央决算的调整方案;审查和批准中央决算;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关于预算、决算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关于预算、决算的定放行法规和决议。[5]

由此可见，我国《预算法》实际规定是，预算草案由行政部门编制，由人大审批，但对人大是否享有预算草案的修正权，以及政府是否享有对预算审批的制衡权则语焉不详。从预算管理的实践来看，人大实际上只能就预算草案的同意与否行使审批权，不能对预算草案实行科目流用。政府对人大审批通过的预算也必须执行，即使预算被否决或久拖不决也缺乏相应的制衡机制。[6] 换而言之，《预算法》的内容实际上是由行政部门制定的，人大所享有得胜批表决通过权并不能真正实际到法律的内容，因此笔者认为，我国《预算法》的实际立法主体并非国家立法机关，而是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部门。

(三)立法主体不一致所带来的问题

根据我国《预算法》的规定，各级人大都有权批准本级政府制定的预算、决算草案，也就是说，各级政府以及相应的行政部门都拥有实际上的预算立法权。

预算制度直接决定着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制度，直接关系到其经济利益的实现问题，因而各级政府行政部门制定预算法草案时必然会追求实现本部本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可以肯定的说，在一个国家总的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各个部门都想在这有限的财政收入中尽最大可能使得自己拥有的份额达到最大，这就是必导致不同级的部门之间和同一级的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但是每个部门都由实现自己最大利益的“法律依据”，其间的冲突就将难以解决，如此一来，整个国家的财政和预算体系将混乱不堪，必将严重影响我国的经济稳定，破坏我国的经济秩序。

三、《预算法》立法主体的改革

(一)立法权力的归属

根据前文所述，立法权的法定权限的归属毫无疑问应当归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权力归属的关键问题应当是如何解决法定立法主体与实际立法主体不一致的问题，从而避免因为立法主体而导致的一系列问题。

笔者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依法行使立法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亲自完成起草法律草案的工作，而是通过法律赋予其对于行政部门所提交审议的草案可以改变不当内容的权力。

(二)权力冲突的解决

仅仅解决立法权

力的归属是不能完全解决预算立法问题的，还应当避免各因为各级人大自行制定预算法律而导致的不同行政区划之间的财政冲突，笔者认为，可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充分听取各个部门和各级人大对预算分配的意见之后，综合协调各方利益，站在全局性的高度制定一部合理分配财政收入的统筹性预算计划，作为各级人大制定预算法律的基本依据，各级预算制度都不得与这一全国性的预算统筹计划相抵触，否则应当宣布为无效，也就是说各个部门职能再不影响全局利益和其他部门利益的允许范围内通过合理筹划实现自己的部门利益。

(三)立法主体的自身建设

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大多缺乏财政和法律这两方面的专业知识;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虽然具备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但对于财政放明的专业知识却达不到能够制定出科学、完善的预算法律所要求的水平;同样，具备财政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各个部门工作人员的法律素养也达不到相应标准，可见我国非常缺乏同时具备财政和法律这两方面的专业知识技能的人才，者同时也对承担人才培养任务的教育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可见要想实现立法主体自身的建设，就必须从教育入手，培养出更多的符合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并让他们从事相关的工作，制定出全面、系统、科学、完善的法律制度，全面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